第一百四十七章 擅长投弹，英烈手足

　　(一)
　　
　　2025年刚过惊蛰的南宁，满城的紫荆花缀着晨露，空气里满是岭南初春特有的湿润暖意。我踩着青石板路走进文史馆的老楼，木质楼梯吱呀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韦韩云老师早已在办公室等候，桌上泡好的六堡茶冒着袅袅茶烟，茶汤红浓透亮，氤氲出一股陈香。她见我进来，笑着起身：“周先生，盼你好久了。”说着，她从铁皮柜里取出一叠史料册，指尖轻轻拂过封面，落在“王玉福”三个字上，“这位桂军连长的故事，藏着太多铁血与遗憾，今天好好讲给你听。”
　　作为李明先生的外孙，继承老兵志向续写抗战小传的这些年，我走过大半个中国，听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但此刻，看着史料上的字迹和一张翻拍的黑白老照片，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照片上的青年身着桂军军装，眼神锐利如鹰，嘴角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那便是年轻时的王玉福。
　　韦老师缓缓翻开史料：“王玉福1912年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县的一个小山村，村里靠山靠水，他打小跟着父辈上山打猎、下河摸鱼，扔石头百发百中，十几岁就能把石头扔出几十丈远，练就了一身惊人的臂力。”我仿佛能想象出那样的场景：少年王玉福在山间奔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瞄准远处的野兔，手腕一甩，石头便精准命中目标。韦老师继续说道：“1936年，24岁的他听说桂军招兵，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临走时，母亲连夜为他缝了一件粗布军装，塞给他的粗布包里，还裹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柴刀和一小袋家乡的米，反复叮嘱他‘活着回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玉福随部队驻守桂林，凭借着精准的投弹技巧，很快在部队里崭露头角。“那时候部队缺枪少炮，手榴弹成了攻坚的重要武器，王玉福的投弹本事可派上了大用场。”韦老师的声音带着敬佩，“他不仅能把手榴弹扔得远，还能精准控制落点，无论是敌人的碉堡射击口，还是战壕里的集群目标，他都能一击即中。战友们都叫他‘扔弹王’，后来部队专门让他担任手榴弹教官，手把手教新兵投弹技巧。”
　　我能想象出训练场上的场景：王玉福站在土坡上，手里攥着一颗木柄手榴弹，示范着投弹的姿势：“胳膊要抡圆，腰腹使劲，瞄准了再扔，每一颗手榴弹都要发挥最大用处！”新兵们跟着他一遍遍练习，胳膊甩酸了、虎口磨破了也不叫苦，而王玉福总是耐心指导，把自己的诀窍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后来，他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46军新编第19师的连长，手下的兵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广西汉子，个个血性十足。
　　1944年6月，长沙失守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所有人心头，衡阳告急，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王玉福随部队在桂林加急修筑防御工事，白天顶着烈日挖战壕、修碉堡，晚上就和战友们轮流站岗。“他性子刚烈，最见不得仗势欺人。”韦老师的语气沉了下来，“有一天，中央军风纪视察团的宪兵来阵地检查，见一个新兵年纪小、动作慢，就抬手打了他一巴掌，还出言羞辱。王玉福刚好路过，见状立刻冲了上去，和宪兵争执起来。那宪兵仗着是中央军的人，态度嚣张，率先动手推搡，王玉福忍无可忍，和他们打了起来。”
　　这事很快传到了视察团团长石敬亭上将耳中，这位以铁腕著称的上将当即打电话给白崇禧，怒斥王玉福“目无军纪”，要求以军法论处，定了他死罪。“那几天，王玉福被关在临时牢房里，牢房阴暗潮湿，只有一个小窗户透进一点光。”韦老师顿了顿，“他手里紧紧攥着未婚妻林秀莲的照片——那是出发前秀莲踮着脚塞给他的，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粗布衣裳，笑眼弯弯，眼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他心里暗骂自己冲动，更不甘心就这么死在牢里，连鬼子都没杀够，连给秀莲报平安的机会都没有。”
　　转机来得突然。国民政府命令桂军驰援衡阳，前线战事吃紧，急需有经验的将士。石敬亭再次致电白崇禧，沉吟道：“临阵不杀勇士，让王玉福戴罪立功，奔赴衡阳战场，若能立功，便免其死罪；若败，军法从事。”接到命令的那一刻，王玉福被带出牢房，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打鬼子，赎死罪，活着回去见秀莲。
　　
　　7月15日上午，载着王玉福和战友们的军列一路向北，铁轨旁的野草被烈日晒得枯黄，远处隐约传来枪炮声，像闷雷滚过天际。军列停靠在离衡阳30里外的三塘车站时，已是中午，战士们下车休整，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王玉福望着衡阳的方向，眉头紧锁，他知道，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第二天拂晓，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鱼肚白，王玉福就被带到前沿阵地。师长拍着他的肩头，声音沉得像铁块：“王玉福连长，这回就看你的了。雨母山是衡阳外围的制高点，拿下它，就能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限你在黄昏之前攻下雨母山，我们全体将士祝你成功！”师长的眼神里满是信任，也带着一丝沉重——谁都知道，这场仗不好打。
　　王玉福转过身，望着身后整装待发的弟兄们。这些大多是广西籍的汉子，有的才十七八岁，脸上还带着青涩，眼神却透着决绝。他扯开嗓子喊道：“弟兄们，我王玉福是来将功折罪的，但我绝不是为了免去一死才上战场！国难当头，鬼子侵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今日一战，我上你们上，都不准后退半步，让鬼子看看我们桂军的厉害！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好惹！”
　　话音刚落，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尉排长、南宁人钟勇坚往前一步，“啪”地敬了个军礼，声音洪亮：“请连长放心，我们誓死攻下雨母山，绝不贪生怕死！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鬼子赶下山去！”钟勇坚年轻有为，作战勇猛，平时和王玉福配合默契，两人既是上下级，也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出发前，王玉福特意挑选了三个身强力壮的新兵——小李、小杨和阿贵，专门为他背手榴弹。每个新兵的背包里都塞得满满当当，足足有二十颗手榴弹，加起来足有五六十颗。“连长，这么多手榴弹，您能扔得完吗？”小李一边系背包带，一边问道。王玉福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战场上，手榴弹就是我们的底气，多带一颗，就多一分胜算，多杀一个鬼子。”
　　他走到一棵老槐树下，趁着短暂的安静，掏出秀莲的照片，指尖轻轻摩挲着姑娘的笑脸，嘴里默默念叨：“秀莲，现在还来得及看你一眼，等我上去后恐怕就难见你了。你等着，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娶你，给你盖一间大瓦房，让你过上好日子。”风一吹，照片边角微微颤动，像是姑娘在点头回应。他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口袋，又用手按了按，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秀莲的温度。
　　
　　上午九点，总攻信号打响，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天空。地面炮火开始猛烈射击，炮弹呼啸着飞向日军阵地，炸开的烟尘冲天而起，遮天蔽日。敌人的阵地瞬间被火光和浓烟笼罩，一时乱了阵脚。“冲啊！”王玉福大喊一声，率先跃进战壕，身后的战士们紧随其后，像猛虎下山般冲向雨母山。
　　日军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嗖嗖”地擦着耳边飞过，打在泥土里溅起一串串泥花，打在石头上迸出火花。王玉福带领战士们利用地形掩护，交替前进，一步步逼近山顶。突然，一排机枪子弹横扫过来，一直紧跟在王玉福身旁的钟勇坚闷哼一声，胸口飙出鲜血，直直倒了下去。“勇坚！”王玉福嘶吼着想去拉他，却被身边的战士死死按住。
　　钟勇坚的眼睛还圆睁着，望向山顶的方向，嘴角挂着未干的血迹，手里还紧紧攥着上了膛的步枪。王玉福看着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如刀绞，泪水混合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枪炮声骤密，喊杀声震天，他强忍悲痛，抹了把眼角的泪水，咬着牙喊道：“为钟排长报仇！冲啊！”他带头冲出战壕，手里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扔出去。
　　小李、小杨和阿贵轮流给王玉福递手榴弹，他的胳膊抡得飞快，动作娴熟而有力。引线燃烧的“滋滋”声在耳边作响，每一颗手榴弹都被他精准地投向日军的碉堡和战壕。“轰隆！轰隆！”爆炸声此起彼伏，日军的碉堡被炸开一个个缺口，战壕里的鬼子被炸得哭爹喊娘、四处逃窜。
　　汗水浸透了王玉福的军装，顺着脊梁骨往下淌，虎口被手榴弹的木柄磨得通红发烫，甚至渗出了血丝，但他丝毫没有停歇。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扔出去了30多颗手榴弹，两条胳膊酸痛得像要断了似的，抬起来都费劲。但看着敌人不断倒下，看着战友们一步步逼近山顶，他只觉得解气——这是此时此地最好的杀敌手段，多扔一颗，战友们就少一分危险，胜利就多一分希望。身边的战友们也纷纷甩出几百颗手榴弹，日军的阵地彻底被浓烟和火光笼罩，大部毙命。
　　攻下阵地后，战士们来不及喘息，立刻开始搜查残敌。离远的用轻机枪扫射，近处用手枪、步枪击杀，冲过来的五六个负隅顽抗的鬼子被战士们用刺刀捅死，惨叫声响彻山谷。山顶据点里的100多名鬼子全部被歼，到处都堆满了敌人的尸体，血腥味和硝烟味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
　　
　　王玉福让战士们升起部队的旗帜，鲜红的旗帜在山顶迎风飘扬，格外醒目。他又命令战士们在硝烟弥漫中把白布条摆成“工”字——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示意盟军飞机不要误炸。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九架盟军飞机呼啸而至。它们似乎压根不相信国军能提前攻取这个久攻不下的制高点，二话不说就向山头狂扫滥炸。
　　“是自己人！别炸了！”战士们挥舞着白布条大喊，可飞机飞得太快，根本听不到。没有任何防备的战士们瞬间倒在血泊中，40多人当场牺牲。王玉福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弟兄被自己人的飞机炸死，有的战士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炸弹掀飞，尸骨无存。他气得浑身发抖，肺都要炸了，抓起身边的步枪，对着天空狠狠开枪，嘶吼着：“瞎了眼吗！我们是自己人！你们炸错了！”可飞机早已远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阵地和牺牲战士的遗体。
　　悲痛和愤怒还没消散，日军就很快发现国军遭了误炸，阵地元气大伤。他们立刻组织兵力反攻，想拼死夺回这个控制衡阳外围的制高点。“鬼子上来了！准备战斗！”王玉福大喊一声，忍着悲痛和愤怒，再次投入战斗。他不知道敌人从哪里冒出这么多部队，三面都有敌人向阵地反扑，黑压压的一片，像潮水般涌来。
　　“务必坚守到天黑，人在阵地在！”王玉福当即下令。全连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轮番进攻，战士们的骁勇、战况的惨烈，都是王玉福前所未见的。九挺机枪打到最后只剩下三挺，枪管都打得通红发烫，不得不交替冷却。眼看着五个鬼子尖兵借着烟雾的掩护冲了上来，离阵地只有十几米远，王玉福一把夺过一个班长手中的机枪，对准敌人扣动扳机，子弹呼啸而出，形成一道火舌，将这伙敌人全部射死。
　　激战三个多小时后，天完全黑了下来，夜幕笼罩着雨母山。周围几个小山头全被鬼子占领，敌人从三面向主峰围攻，火力越来越猛。全连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不少战士也已经负伤，阵地渐渐被突破。“连长，撤吧！再守下去我们都要牺牲在这里了！”赵振卿拉着王玉福的胳膊，急切地说道。王玉福还在发疯似的射击，枪口的火光映照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他嘶吼着：“阵地不能丢！这是我们用弟兄们的命换来的！”
　　直到赵振卿和两个勤务兵死拖硬拽，才把他拉下阵地。夜色浓重，山路崎岖，战士们互相搀扶着，摸黑退到山脚。此时天已近半夜，寒冷的露水打湿了军装，大家又累又饿，却连一口水都喝不上。支援部队连踪影都没见到，通讯也中断了，他们像是被抛弃在了深山里。
　　清点队伍时，加上不参战的炊事员和伤病员，只剩下不到20人。看着身边幸存的弟兄，每个人都浑身是伤、满脸疲惫，有的战士还在低声啜泣，思念着牺牲的战友。王玉福再也忍不住，抱着肩膀失声痛哭，泪水打湿了沾满泥土和血迹的军装。这一战，他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却没能守住阵地，那种悲痛和不甘，几乎要将他击垮。
　　直到天亮，王玉福才带着幸存的战士们在附近找到大部队。他红着眼，不顾卫兵的阻拦，冲进团长的指挥部，质问道：“你们当官的是怎么指挥打仗的！我们攻占了山头，飞机不分黑白瞎炸一通；敌人逆袭，你们连一个兵也不增援，打的什么窝囊仗？弟兄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团长叹了口气，满脸无奈，他的眼睛也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未眠：“玉福，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也不好受。我们确实增援了，可鬼子火力太猛，增援部队刚冲到半山腰就被打了回来，牺牲了不少弟兄啊！”
　　后来，王玉福从附近老乡口中得知，雨母山背后有几个大小山洞，林茂荫浓，极易隐蔽。日军早就派了一支精锐部队藏在那里，他们一直按兵不动，就是等着国军攻取阵地后疲惫不堪、防备松懈之际，再趁虚而入。偏偏又赶上盟军误炸，国军元气大伤，他们才得以一举反攻，夺回了阵地。得知真相后，王玉福沉默了很久，他心里清楚，这场失利，有意外，有巧合，但更多的是战争的残酷。
　　
　　雨母山之战后，王玉福随部队在三塘休整。营地里一片肃穆，战士们脸上都带着悲伤。师长在总结会上，看着台下幸存的将士，声音沙哑：“这一仗，2营伤亡很大，4个连打得只剩下不到3个连的兵力。但你们都是好样的，打出了桂军的威风！现将原来4个连整编为3个连，任命王玉福为2营长，攻打茅塘山。”
　　茅塘山靠近衡阳，是附属于雨母山的一个山头阵地，虽然规模不大，但战略位置同样重要，是日军防守衡阳的重要屏障。“请师长放心，我一定拿下茅塘山，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王玉福站起身，敬了个军礼，眼神坚定。他心里暗暗发誓，这一次，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取得胜利。
　　7月19日，王玉福率领2营正面攻击茅塘山。他吸取了雨母山之战的教训，命令各连利用地形，机动跃进，避免密集冲锋，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战斗中，王玉福依旧冲在最前面，他熟悉日军的作战方式，也清楚手榴弹的威力。正准备投掷一颗手榴弹炸毁日军的暗堡时，一颗子弹突然从暗堡里飞来，击中了他的左前额。
　　“营长！”身边的战士大喊一声。王玉福只觉得额头火辣辣地疼，鲜血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遮住了双眼，视线一片模糊。他咬着牙想继续战斗，可头晕目眩，身体摇摇欲坠。赵振卿见状，赶紧冲过来扶住他，大喊：“快，把营长抬到后方医院！”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抬起王玉福，往后方撤去。临走前，他还挣扎着喊道：“一定要拿下暗堡，不要管我！”
　　幸运的是，子弹只是穿过皮肉，并未伤及骨头，经过医生的处理，伤口很快止住了血。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日子里，王玉福心里一直惦记着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向来看望他的战士打听战况。后来战友们告诉他，部队成功攻下了茅塘山，消灭了所有防守的日军，他这才松了口气，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王玉福伤愈后，因为作战经验丰富，又擅长训练新兵，被暂留后方担任教官。他把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教他们如何观察地形、如何精准投弹、如何利用战壕躲避炮火，甚至还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投弹技巧，能应对不同的战场环境。“每一颗手榴弹都要用到刀刃上，每一个弟兄都要活着回家。”这是他常对新兵说的话。他只想让这些年轻人能在战场上多一分生存的希望，少一些牺牲。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王玉福正在训练场上教新兵投弹。当广播里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整个营地都沸腾了，战士们欢呼雀跃，有的扔掉手中的武器相拥而泣，有的朝天鸣枪，枪声和喊叫声震彻云霄。
　　王玉福站在训练场中央，手里还攥着一颗木柄手榴弹，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这场打了八年的仗，终于结束了。他轻放下手榴弹，张开双臂抱住身边的战友，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肆意流淌。这泪水里，有胜利的喜悦，有对牺牲战友的思念，更有对和平的渴望。
　　没过多久，部队开始整编，王玉福拒绝了上级的挽留，执意要解甲归田。他说：“鬼子打跑了，我该回家了，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出发那天，战友们都来送他，赵振卿把一把磨得锃亮的手枪塞到他手里：“营长，带着吧，路上防身。”王玉福摆了摆手，只收下了战友们凑钱买的一块粗布和一袋粮食。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回乡的路。
　　从军营到苍梧县的家乡，路途遥远，他一路步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泉水，累了就躺在田埂上休息。走了半个多月，终于看到了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远远地，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槐树下，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粗布衣裳，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林秀莲。这些年，秀莲一直在等他，不管是谣言说他战死沙场，还是有人劝她改嫁，她都始终坚信，王玉福一定会回来。
　　“秀莲！”王玉福大喊一声，快步跑了过去。林秀莲抬起头，看到朝思暮想的人，眼睛瞬间红了，她快步迎上去，扑进王玉福的怀里，哽咽着说：“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王玉福紧紧抱着她，感受着她的体温，嘴里不停念叨：“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让你久等了。”
　　不久后，两人在村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嫁妆，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有乡亲们的祝福和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婚后，王玉福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种水稻、种玉米，把战场上的拼劲用在了田地里。他和秀莲相濡以沫，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安稳幸福。
　　
　　村里的人都知道王玉福是抗战老兵，常常有人来听他讲战场上的故事。每当这时，他都会点燃一支旱烟，慢悠悠地讲起雨母山的激战，讲起扔出去的30多颗手榴弹，讲起牺牲的钟勇坚和战友们。讲到动情处，他会忍不住抹眼泪，嘴里念叨：“那些弟兄们，要是能看到现在的好日子就好了。”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战功，也从不抱怨生活的清贫，只是常常对着远方发呆，思念着那些长眠在战场上的战友。
　　后来，王玉福和秀莲有了孩子，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他把孩子们拉扯大，教他们做人要正直、要爱国，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孩子们长大后，有的当了农民，有的外出打工，都过着平凡而安稳的日子。王玉福依旧守着家里的几亩田地，守着秀莲，守着这个小小的家。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当年锐利如鹰的眼神也变得温和，但他扔东西的本事却没丢。农闲时，他会在院子里教孙子们扔石头、扔柴禾，还会给他们讲自己当年扔手榴弹打鬼子的故事。孙子们围着他，听得津津有味，常常问：“爷爷，您当年真的能扔30多颗手榴弹吗？”王玉福笑着点点头：“那当然，每一颗都能炸到鬼子的窝里去！”
　　2002年的冬天，苍梧县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王玉福的身体越来越差，躺在床上，意识也渐渐模糊。弥留之际，他紧紧握着秀莲的手，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秀莲，我对不起你，让你等了这么久……还有那些弟兄们，我想他们了……”他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又看到了雨母山的硝烟，看到了战友们冲锋的身影。
　　秀莲握着他的手，泪水不停地流：“你没有对不起我，你是英雄，是我的英雄。”孩子们围在床边，泣不成声。王玉福笑了笑，慢慢闭上了眼睛，享年90岁。
　　
　　韦韩云老师讲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她从史料册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王玉福老人去世前几年拍的，你看。”照片上的老人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神依旧清澈，嘴角带着温和的笑容。我握着照片，指尖传来纸张的粗糙质感，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
　　走出文史馆时，夕阳西下，南宁的天空被染成了温暖的橙红色。紫荆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握着手中的史料册和照片，心里默念：王玉福连长，您的故事，我记住了。您的忠勇，您的坚守，您对家国的热爱，对爱人的深情，都将被永远铭记。我会带着您的故事，继续走下去，续写更多抗战老兵的传奇，让那段峥嵘岁月，永远不会被遗忘。
　　
　　(二)
　　
　　成都春阳正好，锦江边的柳枝抽出嫩黄新芽，微风拂过，带着锦江湿润的水汽与淡淡的芙蓉花香，沁人心脾。2025年3月的一天，我按照约定地址，穿过几条青石板铺就的老巷，走进位于城郊的四川抗战研究院。
　　办公室里，30岁的尹广强研究员早已等候多时。他身着一件熨帖的浅蓝色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清亮而专注，手里捧着一叠厚重的史料，封皮上“川军抗战口述史”几个字格外醒目。见我进来，他立刻热情地起身招呼：“周先生，久仰您继承先辈志向、续写老兵传记的事迹，今天我要讲的，是川军老兵苏国章和他三位英烈兄长的故事——这是一个满门忠烈、以血卫国的传奇。”
　　尹广强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专注于近现代史研究。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缓缓拉开了那段尘封的往事：“苏国章1921年出生在成都市东御街，那时候的东御街是成都有名的商业街，店铺林立，人声鼎沸。他的父亲苏忠山是个手艺精湛的染匠，开了一家字号叫‘苏记染坊’的染纸作坊，专门给周边商户染制彩色纸张、灯笼坯子，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苏家共有兄姊6人，苏国章是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家八口挤在作坊后院的小四合院里，日子清贫却其乐融融。”
　　我仿佛能清晰地想象出当年的场景：染纸作坊里，几口大染缸整齐排列，颜料泛着鲜亮的红、黄、蓝，苏忠山带着几个伙计，正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浸泡在缸里的纸张；院坝里，苏国章背着书包从私塾回来，放下书本就跑到作坊里，要么帮父亲递工具，要么蹲在一旁，看着染好的纸张在阳光下晾晒，像一片片彩色的云。“苏老先生性格温和，原本盘算着，让小儿子继承自己的染纸手艺，或是跟着一位姓陈的本地老医生学针灸——苏国章小时候就对医术感兴趣，常常跟着陈医生上山采药、记药方，针灸手法也练得有模有样。”尹老师补充道，“老先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可谁也没想到，抗战的炮火很快就打碎了这份安宁。”
　　
　　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成都时，苏国章刚满16岁。那天，东御街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抗日标语，报童沿街高喊“华北危急！国家危急！”，整个城市都被一种沉重的氛围笼罩。苏家的饭桌上，一向话多的大哥苏国栋突然放下碗筷，沉声道：“爹，我要去参军，打鬼子！”苏国栋是家里的长子，性情刚烈，从小就有报国之志。苏忠山愣了愣，眼眶瞬间红了，他沉默了许久，最终点了点头：“好，家国难存，何以为家？你去吧，爹支持你。”
　　出发那天，东御街挤满了送行的人，锣鼓声、口号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大哥穿着崭新的灰布军装，背着一把老旧的步枪，腰间系着子弹袋，对父亲深深鞠了一躬：“爹，我去打鬼子了，您多保重身体，照顾好弟弟妹妹。”又转身摸着苏国章的头，笑着说：“小弟，等我打跑了鬼子，回来给你带最好吃的花生糖，还带你去逛武侯祠。”苏国章紧紧拽着大哥的衣角，舍不得放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可这一去，就成了永别。”尹老师念着苏国章的口述史料，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哽咽，“1937年底，淞沪会战打响，大哥所在的川军部队奉命坚守罗店阵地。那里是日军重点进攻的区域，炮火密集得像雨点，阵地反复易手。在一次反击战中，大哥身中数弹，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年仅25岁。部队辗转把消息传回成都时，只带回了一件染血的军装和一把他常用的刺刀。”
　　大哥牺牲的消息传来，苏家瞬间被悲痛笼罩。苏忠山整日沉默不语，只是对着大哥的空床位发呆，手里摩挲着那件染血的军装；苏国章的两个姐姐哭红了眼睛，整日以泪洗面；而二哥苏国梁和三哥苏国柱则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眼里满是复仇的火焰。1938年春，川军再次在成都征兵，二哥和三哥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报了名。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二哥摸着我的头，反复叮嘱‘小弟，你年纪还小，留在家里，把爹照顾好，把作坊看好，我们出川杀鬼子，给大哥报仇’。”尹老师顿了顿，语气里满是惋惜，“三哥也对我说‘小弟，等我们打赢了，就回来陪你学针灸，再也不分开’。可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山东滕县保卫战爆发，二哥所在的部队奉命死守滕县，阻挡日军南下。那是一场惨烈的血战，川军将士用简陋的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最后全员牺牲，二哥在巷战中与鬼子同归于尽，年仅23岁。”
　　
　　短短半年时间，两位兄长相继殉国，苏家的天仿佛塌了下来。苏忠山的染纸作坊生意一落千丈，再也无心经营；他整日以泪洗面，身体日渐消瘦，常常在夜里惊醒，喊着两个儿子的名字。可灾难并未就此止步，1938年4月11日，日本飞机对成都市区进行了疯狂轰炸，史称“四一一成都大轰炸”。
　　“那天中午，苏国章正在院子里晒药材，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紧接着就是飞机的轰鸣声。”尹老师的声音变得沉重，“炸弹呼啸着落下，东御街瞬间变成一片火海。苏家的染纸作坊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染缸被炸得粉碎，颜料混着砖石飞溅，晾晒的纸张化为灰烬，整个作坊变成了一片废墟。邻居家的房子也塌了，到处都是哭声和爆炸声。”
　　家没了，生活彻底没了着落。苏忠山经不起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抑郁成疾，一病不起，躺在床上水米不进，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母亲看着破碎的家园和逝去的丈夫、儿子，精神彻底崩溃，没过几天也跟着父亲去了。一夜之间，家破人亡，17岁的苏国章成了孤家寡人。
　　大姐和二姐早已嫁人，各自家境艰难，自顾不暇；三哥在前线生死不明，连一封家书都没有寄回来过。苏国章站在一片废墟的家门口，脚下是破碎的染缸碎片和烧焦的纸张，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焦糊味，他想起父母的音容笑貌，想起三位兄长的嘱托，想起大哥承诺的花生糖、二哥的叮嘱、三哥的约定，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意如同野草般疯长。“他擦干眼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参军，上战场，保卫国家，为亲人报仇！”尹老师说道。
　　当苏国章跑到征兵师管处报名时，工作人员看着他瘦弱的身材和稚气未脱的脸，又得知他是苏家四个兄弟中唯一幸存的一个，不由得叹了口气，劝他：“孩子，你家里已经牺牲了两个哥哥，你就留在四川吧，给苏家留个根，也给你逝去的父母留个念想。”可苏国章态度坚决，他红着眼眶，声音带着少年人的倔强：“我全家都被鬼子害了，家没了，亲人没了，我留在四川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参军杀鬼子，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和哥哥吗？”他一次次跑到征兵处，软磨硬泡，最终，工作人员被他的决心打动，同意了他的申请。
　　出征那天，数千名川军将士在成都文殊院集结，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脚踩草鞋，背着简陋的武器。长官站在高台上，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大声问道：“叫你们‘去死！’你怕不怕？”苏国章挺直脊梁，胸膛里热血沸腾，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回答：“不怕！”他清楚地感觉到，身边所有的同伴都在齐声呐喊，那声音震耳欲聋，穿透云霄，带着少年人的热血与决绝，带着对家国的热爱与对侵略者的憎恨。
　　长官又问：“为什么不怕？”苏国章和所有年轻人都含着泪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却浇不灭他们心中的怒火与信念，再次齐声大喊：“为保卫我们的国家！”那一刻，苏国章在心里默念：爹，娘，大哥，二哥，我去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把鬼子赶出去！
　　
　　尹老师告诉我，苏国章在部队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基础训练，主要练习射击、刺杀和队列。那时候的川军条件极其艰苦，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很多士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甚至还有人背着农具参军；军装只有一套，洗了只能等着晾干才能穿；粮食也不够吃，常常只能啃干硬的窝头，喝浑浊的河水。“苏国章凭着小时候学针灸练出的专注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射击成绩格外突出，很快就成了班里的骨干，教官常常夸他‘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尹老师翻出一张川军训练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士兵们正趴在地上练习射击，姿势整齐划一。
　　1939年秋，苏国章随部队从重庆坐船出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经万县、松滋县、沅陵、安乡，再到株洲禄口，最后徒步赶到南岳衡山参加集训，被正式编入第九十九军补充团。“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饿了就啃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脚上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全是水泡，有的士兵水泡破了，鲜血浸透了草鞋，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尹老师说道，“苏国章心里一直惦记着三哥，他听说三哥也在第九十九军，可部队里人数众多，编制分散，始终没能联系上。他每天训练结束后，都会四处打听三哥的消息，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1940年，衡阳保卫战打响，日军集结重兵，企图攻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苏国章随所在部队奔赴前线，参加衡阳外围阻击战，任务是突破日军防线，支援守城的第十军。“他后来回忆说，到了前线才知道，敌我力量悬殊到令人绝望。”尹老师的声音变得凝重，“日军有飞机、大炮和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补给，而他们只有少量步枪和手榴弹，很多士兵的枪支还是老旧的汉阳造，子弹更是稀缺，每人只分配到十几发子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更让人无奈的是，部队部署也存在问题，日军早已在衡阳外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还没接近衡阳城，就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
　　每天天刚亮，日本飞机就会成群结队地从头顶飞过，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机翼下的炸弹像雨点般落下，“砰砰嘭嘭”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房屋被炸毁，阵地被夷平，到处都是浓烟和火光。苏国章和战友们躲在简陋的战壕里，战壕又浅又窄，只能勉强遮住身体，他们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同伴一批又一批地冲上去，又一批又一批地倒下，有的士兵刚冲出战壕就被炮弹炸飞，尸骨无存；有的士兵中了枪，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却没人有时间去救援。
　　“到处都是焦黑的尸体和淋漓的鲜血，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让人作呕。”尹老师念着苏国章的口述，“看得多了，他心里的恨意就更强烈了，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杀尽所有鬼子。”在一次近距离接敌时，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冲向身边的战友，苏国章毫不犹豫地举起步枪，瞄准鬼子的胸膛，果断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这是他杀的第一个鬼子，看着鬼子的尸体，他没有丝毫害怕，只有复仇的快感，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苏国章渐渐发现，鬼子格外狡诈且凶残。他们对衡阳外围只是采取防守态势，用密集的火力死死拦住支援部队，不让任何援军靠近衡阳城；而对衡阳城则发动24小时不间断的攻击，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步兵冲锋轮番上阵，摆明了要拖死守城的第十军将士。“外围的将士们急得团团转，一次次发起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防线。”尹老师叹了口气，“第十军的战士们血战死守，弹尽粮绝后就用大刀、石头与鬼子搏斗，可随着补给和增援的断绝，战事越来越惨烈，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有人牺牲。苏国章后来回忆说，他能清晰地听到衡阳城里传来的枪声和喊杀声，那声音像刀子一样割在心上。”
　　
　　为了打破僵局，部队决定发动夜袭。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天空中飘着细雨，苏国章随全团将士悄悄摸向日军阵地，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惊动敌人。“双方很快就展开了白刃战，喊杀声、惨叫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夜的寂静。”尹老师的描述仿佛让我身临其境，“苏国章杀红了眼，他握着步枪，与一个鬼子正面交锋。鬼子的刺刀带着寒光刺来，他猛地侧身躲开，刺刀擦着他的肩膀划过，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他顺势将刺刀刺入鬼子腹部，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他又狠狠补上一刀，结果了敌人的性命。可就在他转身想去支援其他战友时，另一个鬼子从背后偷袭，刺刀狠狠刺中了他的后腰，鲜血瞬间迸流而出，染红了他的军装。”
　　就在苏国章以为自己要死在战场上时，身边的战友反应过来，一枪打死了那个偷袭的鬼子。他回头看了一眼战友，只觉得全身力气都被抽干了，剧痛袭来，眼前一黑，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尹老师说，“那时候的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医院就设在一座废弃的桥下，几张木板拼在一起就是病床，药品奇缺，连酒精都要省着用。医生只能用简单的酒精给刀口消毒，没有麻药，苏国章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始终没吭一声，医生都夸他‘是条硬汉子’。”
　　由于伤势严重，子弹打穿了后腰的皮肉，伤到了筋骨，苏国章无法再留在前线，只能随着其他伤病员一路辗转，被送回了重庆。在重庆的后方医院里，他一边养伤，一边继续打听三哥的消息。有一天，一个从衡阳前线下来的老兵来医院换药，苏国章认出他是三哥所在连队的战友，立刻激动地抓住他的手，问：“我三哥苏国柱呢？他怎么样了？”
　　老兵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惋惜和悲痛，沉默了许久才说：“你三哥……牺牲了。”苏国章如遭雷击，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兵缓缓告诉他，他和三哥竟然在湖南同一片战场上打了一年仗，距离不过几十里，却始终没能见上一面。衡阳会战后期，三哥所在的部队奉命发动冲锋，试图突破日军防线，支援第十军，可在冲锋过程中，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三哥身中数弹，倒在了距离衡阳城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年仅21岁。
　　三位兄长全部殉国，苏国章再也忍不住，在病床上失声痛哭，泪水湿透了枕巾。他恨透了日本鬼子，恨他们毁了自己的家园，害死了自己的亲人；他也万分后悔，没能见到三哥最后一面，没能和三哥一起并肩作战，甚至没能为他收尸。“如果不是日本人，我的家不会没了，父母不会死，哥哥们也不会牺牲，我们一家人还能好好过日子。”这是苏国章后来常常对志愿者说的话，每一次说，都会泪流满面。
　　腰伤久未痊愈，留下了终身残疾，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苏国章伤愈后回到成都，可曾经热闹的东御街早已不复存在，苏家的作坊变成了一片废墟，亲人死的死、散的散，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模样。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过的针灸医术，便背着一个简单的药箱，里面装着几根银针、一些常用药材和大哥留下的刺刀，一边流浪一边行医，靠着给人看病维持生计。
　　“他一路辗转，走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善良的人，给过他一碗热饭、一个落脚的地方；也遇到过艰难困苦，饿过肚子，淋过暴雨，甚至还遇到过土匪，幸好他带着大哥的刺刀，才勉强自保。”尹老师说，“最后，他到了四川凉山雷波县，在当地一家药铺坐堂谋生。他医术精湛，为人善良，遇到家境贫寒的病人，常常分文不取，还会免费送药，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叫他‘苏先生’。”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苏国章正在给一位老人看病。当听到广播里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他手里的银针“当啷”一声掉在青石板上，愣在原地许久，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满泪水。老人见状疑惑地问：“苏先生，怎么了？”他猛地蹲下身，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里藏着八年的隐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复仇后的释然，还有对和平的万般渴望。药铺里的伙计、候诊的病人都围了过来，得知是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整个小镇都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苏国章跟着人群走到街上，看着漫天飞舞的纸片，嘴里反复念叨：“胜利了，鬼子投降了，大哥、二哥、三哥，你们看到了吗？”
　　
　　在雷波县生活的十几年里，苏国章依旧坚守行医的本分。他在小镇上租了一间小铺面，挂上“苏记诊所”的木牌，每日天不亮就开门，直到深夜才打烊。附近山寨的乡亲们生病了，无论路途多远、天气多差，他都会背着药箱上门问诊。有一次，山里的彝族老乡家孩子得了急病，暴雨冲断了山路，苏国章踩着泥泞，拄着木棍，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老乡家时浑身湿透，却顾不上休息，立刻给孩子针灸、配药。孩子痊愈后，老乡提着一篮鸡蛋、一袋玉米来感谢，苏国章推辞不过，只收下了几个鸡蛋，把玉米又送了回去：“你们日子不容易，这些粮食留着自己吃。”
　　尹老师翻出一份当年的地方报纸剪报，上面刊登着对苏国章的专访，标题是《抗战老兵悬壶济世，医者仁心暖凉山》。“苏老的医术不仅好，医德更是让人敬佩。”尹老师指着剪报说，“他从不漫天要价，遇到穷苦百姓干脆分文不取，还常常免费发放药材。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当年我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现在行医是为了救人命，都是该做的事’。”
　　五十多岁时，苏国章离开了雷波县，辗转到了宜宾。在一次为一位老妇人看病时，他认识了老妇人的女儿胡培仕。胡培仕比苏国章小二十多岁，温柔善良，得知苏国章的身世后，既敬佩又心疼。她常常来诊所帮忙，给病人端茶送水，帮苏国章整理药材，两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产生了感情。“苏老那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又带着一身伤病，配不上胡女士，一直不敢表白。”尹老师笑着说，“还是胡女士主动开口，说‘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不是你的年纪’，两人才走到了一起。”
　　1981年，60岁的苏国章与胡培仕结婚，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苏建华出生了。老来得子的苏国章格外珍惜这份迟来的幸福，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儿子。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四处奔波，安心在宜宾经营诊所，空闲时就抱着儿子，给他讲当年出川抗战的故事，讲三位兄长的英勇事迹。“儿子小时候总缠着他问‘爸爸，你当年真的不怕死吗？’苏老就会抱着他，指着窗外说‘怕，但更怕国家没了，家没了’。”尹老师说，“他还会教儿子认地图，告诉儿子哪里是淞沪会战的战场，哪里是滕县，哪里是衡阳，让他永远记住那些牺牲的英烈。”
　　2000年，苏国章带着妻儿回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东御街重新建起了高楼大厦，繁华依旧，可他再也找不到当年苏家染坊的痕迹。他在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平日里种种花、养养鸟，依旧会给邻里街坊看看小病。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过去，他都会拿出珍藏的那张与战友的合影，指着照片上的年轻人，一个个说出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唯独讲到自己时，总是一笔带过。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94岁的苏国章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让儿子给自己换上了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眼眶又红了。志愿者们来探望他，围着他听他讲当年的故事，有人问起出征时的场景，垂暮之年的苏国章突然挺直了佝偻的脊梁，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用尽全力大声回答：“长官问‘叫你们“去死！”你怕不怕？’我答‘不怕！’”他顿了顿，嘴唇颤抖着，带着泪水再次大声喊：“为保卫我们的国家！”那声音虽然沙哑，却带着穿越岁月的力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垂暮之年，苏国章的行动越来越不便，但他依旧坚持每天看新闻，关注国家大事。他常常对儿子说：“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命换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要爱国。”2023年1月18日，成都飘起了小雨，天气格外寒冷，抗战老兵苏国章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享年102岁。
　　尹老师合上史料，眼里满是敬佩与不舍，“苏家四兄弟，三位为国捐躯，一位悬壶济世，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国家和人民，都是真正的英烈。苏老这一辈子，把悲痛藏在心底，把善良留给世人，用一生践行了‘保卫国家’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