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 雁北设伏，野地炮轰

　　(一)
　　
　　2024年9月的吉安，秋老虎还没褪尽余温，阳光穿过文史馆门前两排老香樟的枝叶，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和志愿者小林、老陈带着夏精才老兵相关资料，站在“抗战史研究室”门口时，手心都有些出汗——这是我们第三次来吉安，前两次都没能找到关于夏老亲历雁门关战斗的详细档案，而这次联系上的佟继军研究员，据说手里有120师716团的作战日志。
　　推开门，就看见佟研究员坐在靠窗的书桌前，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指尖正按在一本蓝皮封皮的档案上，封皮上“716团作战记录（1937.10）”的字迹是用蓝黑墨水写的，虽有些褪色，却依旧清晰。“你们要的夏精才，我在日志里翻到了三次记载。”他抬头看见我们，把档案往桌中间推了推，声音里带着几分难得的兴奋，“第一次就是雁门关黑石头沟伏击战，他跟在贺炳炎团长身边，是离战场核心最近的通讯员之一。”
　　他把采访夏精才的录音打开——里面有段模糊的声音，是老人90岁时说的：“14岁跟着红军走，从贵州到陕北，脚底板磨破了三层皮，都没敢说一句疼。”佟研究员手指在档案上划到“夏精才”三个字，“他1921年生在黔西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佃农，38岁就病死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两个妹妹，靠给地主缝补衣服过活。1935年红军到黔西时，他正在地主家放牛，听说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队伍’，揣着地主家给的半块玉米饼就跑了，临走时母亲追着村口喊‘活着回来’，他没敢回头。”
　　
　　这段细节让我鼻子一酸。佟研究员接着说：“他到120师716团当通讯员时，才16岁，个子比步枪高不了多少，可贺团长特别喜欢他，说他‘眼尖、脚快、胆子大’。”说到贺炳炎团长，佟研究员特意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贺团长穿着军装，左臂空荡荡的，眼神却格外锐利。“贺团长锯胳膊的事，夏精才跟战友们讲了一辈子。那是1935年长征过金沙江时，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必须截肢。没有麻药，就找了块门板把他绑住，医生用一把生锈的木工锯，锯了两个小时，贺团长把一条毛巾咬得稀烂，愣是没哼一声。夏精才说，每次看到团长的独臂，就觉得再难的仗都能打赢。”
　　1937年9月，716团奉命从陕北开赴山西，增援第2战区友军。佟研究员的档案里夹着一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当年716团一位参谋写的，里面提到了夏精才：“九月廿三，过晋北某村，见民房尽毁，村口有三具村民尸体，孩童攥着拨浪鼓，手指已僵。通讯员夏精才握拳曰：‘此仇必报’。”我想起夏老说过：“路上看见鬼子烧房子，有个老太太抱着孙子躲在柴房里，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出来，孩子才两岁，哭着喊‘妈妈’，也被鬼子踢到了火堆里。”老人说这话时，眼里的泪光，我到现在都记得。
　　报仇的机会，在10月18日凌晨来了。那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夏精才跟着部队往黑石头沟走，手里攥着一盏马灯，灯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他们走的是牧羊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宽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过，窄的地方得贴着悬崖走，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佟研究员指着地形图上的黑石头沟，“这条沟南低北高，沟底全是山洪冲下来的乱石头，最大的有磨盘那么大，汽车开进来，速度肯定慢。路西边是悬崖，北边是陡坡，鬼子进来了，就是‘瓮中捉鳖’。”
　　夏精才后来跟我们说，当时他趴在团长身边的土坡上，能听见远处汽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太阳刚从东边的山头上冒出来，金光洒在公路上时，他看见一队鬼子汽车拖着滚滚烟尘，像一条黑色的长蛇，从南边往北边爬。“足有百十辆，前面几辆车上，盖着黑布，能看见下面露出的日军钢盔，还有裹着白布的伤兵，哼哼唧唧的声音顺着风飘上来。后面的车都是空的，车厢板上印着‘军用物资’的日文。”佟研究员补充道，“根据日军档案记载，这队车队是从大同往忻口运送伤兵和补给的，没想到会在黑石头沟遇伏。”
　　“打！”贺团长的声音突然响起，像一声惊雷。夏精才几乎是本能地端起步枪，瞄准了车旁一个正抽烟的鬼子。他后来回忆：“当时手一点都不抖，就盯着那鬼子的后背，心里想‘这一枪是为那个抱孩子的老太太’。枪响的时候，那鬼子‘哎哟’一声，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手里的烟卷滚到了车轮子底下。”这是夏精才在抗战中开的第一枪，也是他亲手打死的第一个鬼子。
　　紧接着，全团的火力都开了火。步枪、机枪的声音像炒豆子一样响，迫击炮连的炮弹一颗接一颗砸进鬼子的车厢里，“轰”的一声，车头就冒起了大火，火焰裹着黑烟往上蹿，把天空都染黑了。佟研究员的档案里记载：“首攻毙敌三十余，毁车五辆，敌兵弃车而逃，多匿于石后。”夏精才说，当时他看见一个鬼子想往悬崖下跳，结果被石头绊倒，摔了个满脸是血，刚爬起来就被战友的机枪打中，倒在了乱石头堆里。
　　没等鬼子反应过来，冲锋号就响了。三营营长王祥发举着大刀，带着突击连往山下冲，嘴里喊着“冲啊！杀鬼子”。夏精才本来跟在贺团长和廖汉生政委身边，负责传递命令，可他看见贺团长左手端着驳壳枪，迈开步子就往山下冲，独臂甩在身后，跑得比年轻战士还快。“我当时急了，怕团长有危险，撒开腿就追。”夏精才笑着说，“我从小在山里跑惯了，脚力比别人好，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团长，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好小子，跟紧了’。”
　　冲到沟底时，夏精才看见一个鬼子正举着刺刀往一个战友的胸口扎，那战友已经中了一枪，倒在地上，只能用手挡着。夏精才赶紧蹲下，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刺刀掉在地上，发出“当啷”的响声。他刚要去扶战友，就听见身后有动静，转身一看，又有一个鬼子端着枪冲了过来。夏精才摸了摸弹匣，发现子弹已经打光了，他干脆把刺刀装上，大喝一声，迎着鬼子冲了上去。
　　就在这时，他瞥见贺团长正跟一个鬼子缠斗。团长的驳壳枪没子弹了，手里攥着一把从鬼子手里捡来的三八式步枪，那鬼子长得又高又壮，嚎叫着把刺刀往团长胸口刺去。夏精才心里一紧，顾不上眼前的鬼子，从侧面猛地冲过去，刺刀直接扎进了那个高个鬼子的肋部。鬼子疼得惨叫一声，动作顿了一下，贺团长趁机把三八式步枪往前一送，刺刀从鬼子的左胸穿了过去，鲜血顺着刺刀流下来，滴在地上的石头上。
　　“当时我和团长都喘着粗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救了我一命’。”夏精才说，那是他第一次跟团长并肩杀敌，也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可没等他们喘口气，北边警戒的分队就跑了过来，脸色苍白地喊：“团长！鬼子援军来了！还有飞机！”
　　夏精才抬头一看，远处的公路上又出现了一队汽车，足有100多辆，车上站满了拿着枪的鬼子，还有不少弹药箱堆在车厢里。天上还来了4架敌机，“嗡嗡”地飞着，往下扔炸弹，炸弹落在地上，炸起的石头和土块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佟研究员的档案里记载：“敌援军至，附敌机四架，我军伤亡骤增。警卫员小李为护团长，中敌机机枪弹，牺牲时年仅18岁。贺团长胸前皮袄被流弹贯穿，仍坚持指挥。”
　　夏精才后来跟我们说，当时他看见小李倒在地上，鲜血从胸口流出来，把军装都染红了，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小李跟我一样大，都是16岁，昨天还跟我约着打完仗去吃山西的刀削面。”说到这儿，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可那时候没时间哭，鬼子还在往上冲，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
　　
　　就在这时，有个战友喊了一声“用火攻”。夏精才赶紧把自己的斗笠摘下来，那是母亲给他缝的，蓝色的粗布，边缘已经磨破了。他掏出火柴，划了好几下才划着，点着斗笠的一角，往最近的一辆鬼子汽车上扔去。斗笠烧着了，落在车厢上，很快就燃起了小火；其他战友也跟着学，把斗笠、绑腿都点着了往车上扔，沟里顿时又多了几处火光。
　　贺团长一看时机差不多了，下令“撤”。夏精才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友，往山上退，回头看时，黑石头沟里黑烟滚滚，被击毁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堵在公路上，有的还在燃烧，爆炸声断断续续地响着。后来清点人数时才知道，这一仗击毁了20多辆鬼子汽车，毙伤了200多个鬼子，可716团也牺牲了50人，负伤53人——撤退时太急，牺牲战友的遗体没能抢出来，夏精才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每次想起那些没能带回来的战友，我就睡不着觉。”
　　不过，716团没让鬼子得意多久。两天后，他们又在雁门关西边设伏。这次，夏精才和战友们提前做了准备：“我们白天躲在山里，晚上就出来破坏公路，把路面挖了很多坑，还把桥梁的木板拆了，让汽车开不过来。”佟研究员补充道，“他们还摸到黑石头沟和斗口梁子一带，把七座桥梁都破坏了，电话线也剪了好几千米，让鬼子没办法联系援军。”
　　10月20日上午，鬼子的车队又来了，这次有200多辆，还多了一个营的步兵，走在汽车前面，手里拿着刺刀，边搜边前进，天上还有8架飞机转圈侦察。“飞机飞得很低，翅膀都快擦着树顶了，可就是没发现我们。”夏精才说。他们趴在阵地上，耐着性子等，直到鬼子的先头部队走过，汽车刚进伏击圈，贺团长就下令开火。这次没恋战，打完一轮就撤，把鬼子气得在沟里乱开枪，却连人影都抓不着。
　　撤的时候，夏精才的臀部中了一枪，子弹擦着骨头过去，流了不少血。“当时没觉得疼，就是觉得腿有点沉，后来战友帮我包扎的时候，才发现裤子都被血浸透了。”他笑着说，“医生说我命大，再偏一点就伤到骨头了。”伤愈归队后，夏精才才知道，那次急袭又打死打伤了近百个鬼子，毁了十几辆汽车。而雁门关的这两次伏击，加起来毙伤了300多个鬼子，击毁了30多辆汽车，连国民政府都给716团发了传令嘉奖，称赞他们“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佟研究员说到这儿，从档案里拿出一张复印件，是当年的《新华日报》，上面有篇报道《雁门关大捷：我军伏击日军车队，毙敌三百余》，“这是夏精才所在部队被媒体报道，他晚年看到这张报纸时，激动得手都抖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之前也整理过：抗战胜利后，夏精才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从通讯员升到了炮兵营营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江西吉安结婚，娶了当地一个叫刘桂兰的姑娘，生了三女两子；1960年，贺炳炎团长因病去世，年仅47岁，夏精才哭了好几天，还特意去了武汉的烈士陵园，在团长的墓前鞠了三个躬；几年后，他带着两个儿子回贵州黔西老家，才知道母亲早在1935年就病死了，妹妹们也不知去向，他在母亲的坟前跪了半天，哭得像个孩子。
　　1974年，夏精才从吉安电缆厂离休，可他没闲着，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还把自己的军功章捐给了吉安革命烈士纪念馆。佟研究员说：“去年文史馆整理档案时，我们联系上了夏老的小儿子夏建国，他说父亲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是战友们给的，要替他们好好活着’。”
　　走出文史馆时，夕阳已经西下，把天边染成了红色。我手里的档案和口述记录，好像有了温度——夏精才老兵的故事，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黑石头沟里滚烫的热血、贺团长独臂上的力量、带着母亲体温的斗笠，还有那声穿越了87年的“打”。这些细节，我们一定要好好整理，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有那么多像夏精才一样的年轻人，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家国。
　　
　　(二)
　　
　　
　　2025年夏的昆明，一场骤雨刚过，空气里浮着翠湖荷花的清甜，混着老城区青石板缝隙里渗出的潮气。我站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的石狮子旁，指尖反复摩挲着外公李明留下的那本抗战老兵名录——深褐色的封皮已经磨出毛边，“白太常”三个字是外公用蓝黑钢笔写的，笔画遒劲，尾端带着一点刻意的顿笔，像是当年写下这个名字时，特意加重了力道。
　　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夹杂着纸张的窸窣声。回头时，彭述丹正抱着一摞档案从出租车里下来，浅蓝条纹衬衫的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纤细的手腕，额前碎发沾着雨珠，却把怀里的资料护得严严实实，连边角都没湿。“周哥，等久了吧？”她快步走过来，递上一瓶温矿泉水，“白太常老兵的孙子白耕云老先生，已经在家等我们了。我昨晚又翻了湖南大学馆藏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炮兵作战纪要》，里面明确提到‘野战重炮第一旅七团五连击毁日军城北集结点’，应该就是白老当年指挥的战斗。”
　　这是我和彭述丹第五次一起参与抗战老兵寻访。
　　这次来昆明前，彭述丹熬了两个通宵，把白太常的生平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时间线。我还记得在微信上收到文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文档里不仅标注了“1935年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这样的关键节点，还附上了军校当年的招生简章、炮兵科的课程设置，甚至找到一张1938年武昌结业典礼的老照片，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圈出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根据身高和站位推测，这个可能是白老。”
　　
　　白耕云老先生的家在昆明老街的一条巷子里，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两侧的老房子挂着红灯笼，偶尔有穿堂风掠过，带着隔壁面馆飘来的米线香。推开那扇斑驳的朱漆木门时，一只黄猫从脚边溜过，院子里的老茶树长得枝繁叶茂，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枝叶间挂着三个鸟笼，画眉的叫声清亮婉转，打破了午后的宁静。
　　“你们就是来问我父亲往事的吧？”82岁的白耕云老先生拄着枣木拐杖迎出来，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熨得平整。他手里端着两个搪瓷茶杯，杯沿有细微的磕碰痕迹，却擦得干干净净，“快坐，快坐，我把他的东西都找出来了，就等着你们来呢。”
　　堂屋的八仙桌上铺着一块深蓝色的土布，很快被旧物摆满：一枚黄铜色的黄埔军校校徽，边缘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包浆，背面刻着“12期炮科白太常”；一本1938年版的《炮兵操典》，封面是深绿色的硬壳，扉页上有白太常的签名，字迹瘦硬清挺，带着几分王羲之书法的韵味；还有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弹道测算公式，页脚偶尔夹着干枯的花瓣——后来白老先生说，那是白老当年在岳麓山驻守时，从山上摘的映山红，夹在本子里做书签。
　　最显眼的是一幅装裱完好的书法作品，挂在堂屋正中的墙上，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墨色浓淡相宜，笔锋里透着一股凛然正气，落款是“白太常1931年夏”。“我父亲写了一辈子字，到90岁还天天临摹《兰亭序》。”白老先生轻轻抚摸着画框，指腹划过“还我河山”四个字，“他4岁开蒙时，我太爷爷就用红线把着他的手教写字，每天要写满三张宣纸才准去玩。5岁那年，他就能完整默写《三字经》，字写得比村里的秀才还工整。13岁考昆华中学时，全县几百个考生，他拿了第一名，当时县长还特意给家里送了块‘书香门第’的匾额，挂在大门上，我奶奶每次说起都特别骄傲。”
　　彭述丹翻开带来的档案夹，取出一张复印的昆华中学校刊，指着其中一篇文章：“白老14岁时参加云南省书法比赛，写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当时的评委在评语里说‘笔力沉雄，气韵生动，虽为少年，已有大家之风’，最后把第一名给了他。这篇校刊里还提到，白老当时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书法社，经常带着社员写抗日标语，贴在昆明的大街小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就像变了个人，”白老先生的声音沉了下来，眼神里带着回忆的凝重，“以前他放学回家，总爱躲在书房里练字，事变后天天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举着小旗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有一次在街头演讲，他站在一个高台上，讲着讲着就哭了，说‘我们不能看着国家被欺负’，下面的人都跟着掉眼泪。后来学校要处分他，说他‘煽动学生闹事’，还是几位教国文和历史的老师联名保他，才没被开除。”
　　彭述丹在档案上做了个标记，抬头补充道：“我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史料，1935年白老高中毕业，瞒着家里偷偷去了南京。他出发前只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愿投笔从戎，待驱逐倭寇，再回家尽孝’。当时从昆明到南京要坐十几天的火车，他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路上舍不得买饭，就啃干馒头，到南京时，鞋子都磨破了，脚底板全是水泡。”
　　“我奶奶当年收到信，坐在门槛上哭了好几天。”白老先生叹了口气，眼角泛起皱纹，“她总说‘好好的书不读，偏要去打仗，枪子儿没长眼，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后来父亲从南京寄回一张军校的照片，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军帽，站在军校大门前，腰杆挺得笔直，眼神特别亮。我奶奶把照片揣在怀里，每天都要拿出来看好几遍，跟邻居说‘我儿子在南京读书，以后要当军官，打鬼子’。”
　　说起军校的生活，白老先生的语气轻快了些：“我父亲在炮兵科特别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白天跟着教官学测算、操炮，晚上还在灯下看《孙子兵法》《炮兵战术》。他说炮兵是‘战争之神’，每一发炮弹都关系着战友的生死，不能有半点马虎。有一次考核测算弹道，他算得又快又准，比教官预期的时间还短，教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小子，天生就是当炮兵的料’。”
　　“1937年12月南京快沦陷时，军校紧急西迁庐山，”彭述丹翻开一本泛黄的回忆录，是当年和白老同队的学员写的，“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队伍被打散了，白老带着三个受伤的同学躲在山洞里。他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同学，自己饿了两天，后来找到部队时，人都瘦得脱了形。1938年2月在武昌举行结业典礼，那天大雪纷飞，气温特别低，白老和郝柏村等同学一起站在操场上宣誓，说‘誓与倭寇不共戴天，抗战到底，绝不投降，若有违背，天地不容’。宣誓完，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一碗酒，把碗摔在地上，声音特别响。”
　　白老先生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们穿着军装，站在雪地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坚毅的神情：“这就是当时的结业照，我父亲在第二排左数第五个，你看，他的胸前还别着校徽。后来他跟我说，那天宣誓的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话题转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白老先生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41年8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父亲已经是野战重炮第一旅七团二营五连的连长，带着连队驻守岳麓山。他们装备的是15厘米德国榴弹炮，炮身特别重，要十几个人才能拉得动，最大射程有30公里，威力特别大，一颗炮弹就能炸出一个好几米深的坑。
　　“为了隐蔽炮位，他们在岳麓山脚下挖了很深的工事。”白老先生用手比划着，“先用石头砌墙，有两米多高，然后在上面盖上皮革，再铺一层泥土和茅草，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下面有大炮，只露个炮口在外头，对着长沙城的方向。我父亲说，当时炮弹特别金贵，国民党政府没钱买太多，每一发都要省着用，所以他每天都带着战友们测距离、算弹道，把岳麓山周围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的位置都记在心里，摸得比自家院子还熟。”
　　彭述丹拿出一张标注着“1941年长沙地区炮兵阵地分布图”的复印件，铺在桌上：“这是我从湖南省档案馆找到的，你看，白老的连队驻守在岳麓山的清风峡附近，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能覆盖整个长沙城北和城东的区域。根据作战记录，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白老的连队共发射炮弹127发，击毁日军坦克3辆、汽车11辆，还摧毁了一个日军的弹药库，为前线步兵部队减轻了不少压力。”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鬼子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想一举拿下长沙。”白老先生的声音低沉下来，“当时前线打得特别惨烈，我父亲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前线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心里特别急，就盼着能多打几发炮弹，帮战友们多杀几个鬼子。1942年1月的一天中午，天特别冷，刮着北风，我父亲用望远镜观察长沙城北的情况，突然看见一片黄军装在野地里晃动——仔细一看，是200多个鬼子在集体就餐，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躺在草地上，饭盒摆了一地，还有几个鬼子在打牌，根本没意识到危险。
　　“我父亲当时就跟副连长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白老先生模仿着白老当年的语气，眼神里带着果决，“他立即下令四门大炮全部对准那个野地，设定辐射2000米范围，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能覆盖到鬼子的位置。当时通讯兵还问他‘要不要等上级的命令’，我父亲说‘等命令下来，鬼子早就走了，出了事我负责’。”
　　彭述丹凑到望远镜旁，调整着焦距，轻声补充道：“我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炮兵作战纪要》里写着，白老当时采用的是‘急速射’战术，这种战术要求四门炮同时开火，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射最多的炮弹，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一发炮弹落在鬼子中间时，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有的还在往嘴里扒饭，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接着炸，烟尘一下子就把整个野地都盖了起来，连远处的岳麓山都能看见黑烟。”
　　“后来清理战场时，战友们跟我父亲说，野地里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断腿断手和饭盒、行李、步枪扔了一地，没几个活下来的，”白老先生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解气，“我父亲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特别痛快，觉得是替那些被鬼子杀害的老百姓报了仇。他还特意让炊事班做了一碗红烧肉，说‘这碗肉，敬死去的老乡，也敬咱们的战友’。”
　　
　　除了城北野地的伏击，白老在湘雅医院的战斗也让白老先生印象深刻：“有一次，鬼子的第6师团躲进了湘雅医院，想利用医院的建筑作掩护，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轻易轰炸医院，怕伤到老百姓。我父亲当时就跟战友们说‘不能让鬼子得逞’，他带着几个侦察兵，趁着夜色偷偷摸到医院附近，测算了医院各个出口的距离和角度，尤其是后门，他说那是鬼子唯一的退路，一定要堵死。
　　“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下令用‘交叉射击’的方式，让两门炮分别对准医院后门的两侧，”白老先生比划着交叉的手势，“第一发炮弹落在后门左边的墙上，把墙炸塌了一半，第二发落在右边，后门一下子就被堵死了。接着，他们又往医院周围的空地上打了几发炮弹，逼得鬼子只能从正门出来，一出来就被友军的机枪扫射，死伤惨重。
　　“不过，鬼子也不是好惹的，”白老先生的语气沉重起来，“他们被打急了，派了好几轮飞机来轰炸岳麓山的炮兵阵地，每次都是三五架飞机一组，飞得特别低，几乎要擦着树梢，炸弹扔下来的时候，整个阵地都在晃，工事都被炸塌了好几处。我父亲连队里的三个战友，就是在轰炸中牺牲的，其中有一个才19岁，是四川人，还没来得及跟家里说一声就没了。”
　　白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蓝色的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块锈迹斑斑的弹片，大约有指甲盖那么大：“这是从父亲锁骨里取出来的弹片。那天轰炸时，他正在炮位上检查炮身，一颗炸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弹片溅到了他的锁骨上，当时就流了好多血，他疼得晕了过去。醒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大炮怎么样了？还能不能打？’战友们想把他抬下去治疗，他抓着炮架不肯放，说‘大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我不能丢下它，没打完鬼子，我绝不退’。”
　　
　　彭述丹的眼眶红了，她轻轻擦了擦眼角，声音有些沙哑：“我在白老的个人档案里看到，当时医生说他的锁骨断了，必须静养，可他只在临时救护所待了三天，就拖着伤回到了阵地。他说‘战友们都在打仗，我怎么能在后面躺着’，后来还是上级下了命令，他才勉强去了后方医院治疗。”
　　“当时上级还专门褒奖了我父亲的连队，”白老先生拿出一张泛黄的奖状，上面写着“野战重炮第一旅七团五连，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奋勇杀敌，以有限弹药歼敌无数，堪称炮兵典范，特予嘉奖”，落款是“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司令部1942年2月”，“我父亲把这张奖状裱了起来，挂在宿舍里，每天都要看一眼，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全连战友的’。”
　　彭述丹补充道：“我还查到，当时国军的装备比日军落后很多，炮兵团已经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了，可就算这样，炮弹还是不够用。白老最多的一次，也只连发了23枚炮弹，所以他每次射击前，都会反复测算，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能命中目标，不浪费一颗。他总说，每一颗炮弹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付出。”
　　
　　抗战胜利后，白太常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部队时，白老正在四川剑阁驻防，他带着全营的战士们欢呼雀跃，还特意买了酒，和战友们一起庆祝。“我父亲说，那天他喝多了，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说‘终于把鬼子赶出去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白老先生笑着说，“可他还没来得及回家，就被调往陕西汉中任代理团长，后来又主动申请去了新疆，说‘国家还没完全安定，我还不能歇’。”
　　1949年9月25日，白太常随陶峙岳将军在新疆起义，归向人民。“当时有人劝他‘再等等，看看情况’，可我父亲说‘我当兵是为了国家和老百姓，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党派，现在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我就跟着走’，”白老先生说，“起义后，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他任兵团部办公室秘书，每天都在整理起义部队的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白太常因为在炮兵领域的专业能力，被选中前往学院讲授《炮兵战术》。“我父亲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每天都在备课，把自己在抗战中的作战经验都写进教材里，还经常带着学员们去野外实地演练测算弹道。有一次，一个学员问他“怎么才能把炮弹打得又准又省”，他就把自己在岳麓山守炮时的笔记拿出来，一页页给学员讲：“每座山的坡度、每片风的方向，都会影响炮弹的落点，你们要把这些记在心里，就像记自己家的门牌号一样。”
　　彭述丹这时从档案里取出一本复印件，封面上写着《炮兵战术讲义（初稿）》，作者栏里印着“白太常”三个字：“这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馆藏资料，里面有很多白老的批注，比如在‘山地射击’那一节，他特意画了岳麓山的简易地形图，标注出当年的炮位和日军阵地的位置，还写着‘此处需注意西北风，会使弹道偏右15米’。”
　　
　　1956年，白太常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又担任高级研究员，参与编撰《中国军事史百科全书》。“他写稿子特别认真，每一个数据都要查好几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个战役的具体时间，能在图书馆待一整天，”白老先生说，“有一次，他为了核实‘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特意写信给当年的战友，还去档案馆查日军的作战日志，直到确认数据准确才肯下笔。”
　　1988年，白太常被中央军委授予“胜利功勋荣誉勋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他穿着军装，戴着勋章，站在党旗下宣誓，眼泪都流了下来。”白老先生回忆道，“他后来跟我说，‘我这辈子，从黄埔军人到解放军战士，始终没变的就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初心，现在加入了共产党，终于能更好地为国家做事了’。2005年，他拿到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时，特意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身边，说‘这枚勋章，是无数牺牲的战友用命换来的，我只是替他们收下’。”
　　说到白老和郝柏村先生的重逢，白老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2001年10月，郝柏村先生和夫人郭婉华从台北乘飞机到昆明，两人分别60年，一见面就抱在一起哭，聊了一整夜。他们聊当年在军校的日子，聊抗战时的战斗，聊这些年各自的生活，郝先生还说‘当年你在长沙打得好，我们都知道’。临走时，两人约定以后常联系，可惜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再也没能见面。”
　　垂暮之年，白太常住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他常拉着我的手说‘我是黄埔军人，要把国家、民族永远装在心中，你们也要记住，好好为国家做事，别辜负了这个时代’。”白老先生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床头柜上还放着那本《炮兵操典》和一幅没写完的书法，写的是‘国泰民安’。”
　　
　　离开白老家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余晖透过老茶树的枝叶，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们走在巷子里，晚风拂过，带着荷花的清香和米线的香气。“周捷，”述丹突然停下脚步，我刚发你一张照片，“这是我昨天去翠湖拍的荷花，觉得好看。以后写白老的小传时，或许能用上。”
　　照片上的荷花亭亭玉立，花瓣上还带着水珠，阳光洒在上面，格外好看。我接过照片，指尖碰到她的手。“谢谢你，述丹，”我看着她的眼睛，“如果没有你找的这些史料，白老的故事就不会这么完整。”
　　她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些老兵的故事太珍贵了，不能被忘记。你外公当年也是老兵，你现在续写小传，也是在替他们传承记忆。以后有新的寻访任务，我们还一起去，好不好？”我用力点头：“好。”
　　走在昆明的老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街边吃着米线，孩子们在巷口追逐打闹，笑声清脆。我突然想起白老说的“国泰民安”，原来这四个字，就是他们当年浴血奋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