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佯死狙击，吾友吾弟

　　(一)
　　
　　金华的桂花还留着最后一缕甜香，我第三次推开黄埔同学会那扇朱漆木门。木质楼梯被岁月磨得发亮，每踩一步都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像在重复着九十年前的战场回响。赵倩已经在二楼会议室等我，长桌上摊开的泛黄档案本压着镇纸，旁边是她用不同颜色马克笔标注的淞沪会战示意图——蓝色是我军战壕，红色是日军暗堡，黑色圆点标注的地点正是这次要重点聊的王中领老兵“佯死狙击”的核心战场。
　　“周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上周在省档案馆查到了1938年《申报》对罗店战场的补记，里面提到‘我军一青年战士，潜伏尸堆两日，毙敌狙击手四名’，结合王中领老兵的口述，基本能确定就是他。”赵倩推了推圆框眼镜，指尖落在示意图上那个黑色圆点，“您看，这个位置距离日军暗堡正好48米，是中正步枪的最佳有效射程，既不会因为太远影响精度，也不会因为太近被敌人轻易发现。”
　　我俯身看着图纸，指尖顺着黑色圆点向日军阵地延伸，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1937年8月21日那个闷热的夜晚——20岁的王中领站在战壕里，个子刚过步枪的枪托，却把卡其布军装穿得笔直。他从卫生兵那里要来战友的鲜血，笨拙又坚定地往脸上抹，暗红的血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渗进衣领里，带着铁锈般的腥味。赵倩说，根据老兵1990年给黄埔同学会的信，他当时特意挑了两具体型高大的战友遗体，一具压着左腿，一具挡着右肩，自己趴在中间，只留一双眼睛盯着日军阵地，连军用水壶都藏在尸体身下，怕反光暴露位置。
　　“他那时候刚从勤务兵转成战斗兵没多久吧？心里肯定慌，但又不肯认怂。”我想起外公李明生前总说，那代兵最犟的就是“不服输”，哪怕手里只有一把没开过荤的步枪，也敢跟鬼子的狙击枪叫板。赵倩点点头，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复印件，是王中领1985年接受当地党史办采访的记录：“您看这段，‘团长把我们几个新兵叫到战壕里，说老兵射手牺牲了七个，再没人能治住鬼子的冷枪，我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上——其实腿肚子在打颤，但一想到班里的老张头昨天刚被冷枪打穿了头，就啥也不怕了’。”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复印件，指尖能感受到纸页的粗糙，仿佛能触碰到王中领当年紧绷的神经。赵倩说，王中领从小在江苏睢宁县双沟镇长大，跟着父亲在河边放牛时，就练就了扔石头打鸟的本事——三十米外的麻雀，他抬手就能砸中，村里人称“小神手”。后来到徐州11师当勤务兵，没枪可练，就天天捡石头扔，从十米到二十米，再到三十米，连团长都知道“那个矮个子勤务兵，扔石头比子弹还准”。可真到了战场，面对日军经过专业训练的狙击手，光有准头还不够，得有命熬。
　　“熬”这个字，赵倩用得格外重。1937年的上海盛夏，气温突破四十度，阵地前的尸体堆才三天就开始腐烂，绿头苍蝇嗡嗡地围着转，蛆虫从尸体的伤口里钻出来，爬过王中领的手背、袖口，甚至钻进他的衣领。他后来回忆，那股腐臭味像浓痰一样堵在喉咙里，每一次呼吸都得憋着劲，生怕一张嘴就吐出来。赵倩找出一份淞沪会战时期的军医报告，上面写着“前线士兵因尸体腐烂引发的呕吐、晕厥占非战斗减员的30%”，“王中领能在里面趴两天，光靠意志力根本不够，他还想了办法——把青稞饼掰成碎末，混着水壶里的水调成糊状，趁鬼子换岗的间隙，用舌头一点点舔进嘴里，既不耽误观察，又能补充体力”。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王中领趴在两具尸体中间，眼睛瞪得发酸，却不敢眨一下，死死盯着日军暗堡的射击孔。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枪托被晒得发烫，他的手却始终稳稳地搭在扳机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赵倩说，根据弹道轨迹还原，他第一天傍晚击毙的第一个日军狙击手，其实是个意外——当时炊事班的老张去阵地前的水井打水，刚弯下腰，一颗冷枪就击中了他的肩膀，老张疼得叫出声，王中领顺着枪声方向，正好看到日军暗堡的射击孔里闪过一丝金属反光。
　　“他等了一个小时。”赵倩的指尖在示意图上画了个弧线，“从傍晚六点到七点，天一点点暗下来，日军狙击手以为天快黑了，安全了，刚探出头想观察一下，王中领就扣动了扳机。他后来跟儿子说，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能不能打中，而是‘老张的仇，终于报了’。”我仿佛听到了那声清脆的枪响，中正步枪的子弹划破傍晚的寂静，击中日军狙击手的眉心，那个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仰面栽倒在暗堡里。可这一枪也暴露了位置，日军的重机枪立刻朝着尸体堆疯狂扫射，子弹打在尸体上发出“噗噗”的闷响，土块和碎肉溅了王中领一身，他趴在原地没敢动，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到夜色完全笼罩阵地，才敢悄悄调整姿势，把水壶里的水倒在嘴里润了润干裂的嘴唇。
　　第二天的战斗更惨烈。日军又派了三个狙击手，分别藏在不同的暗堡里，冷枪时不时就响一下，我军又有两个战士被击中。王中领趴在尸体堆里，靠听枪声的方向、看弹孔的位置，一点点锁定目标。上午十点，阳光斜照在暗堡上，一个鬼子的枪托闪了一下，王中领屏住呼吸，“砰”的一声，第二颗子弹又命中了；下午一点，第三个鬼子刚露出枪管，就被他一枪打穿了手掌；傍晚五点，第四个鬼子想绕到尸体堆侧面偷袭，刚迈出一步，就被他击中了胸口。
　　“日军这时候才意识到，威胁来自尸体堆。”赵倩的声音沉了下来，她指着档案里的“日军战地日志”翻译件，“上面写着‘中国军狙击手潜伏于尸体堆中，杀伤我军四人，需以迫击炮清除’。1937年8月23日上午，日军调来迫击炮，对着尸体堆疯狂轰炸，一发炮弹落在王中领身边三米处，弹片划伤了他的左腿和后背，他昏过去前，还把步枪往尸体底下塞，怕被鬼子缴获。”
　　我想起外公说过，战场上的“活下来”从来都不是运气。王中领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不仅有准头，更有常人没有的狠劲——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深夜战友把他从尸体堆里拖出来时，他后背的伤口还在流血，却攥着步枪不肯放，嘴里念叨着“还能打，还能打”。赵倩说，战友们把他抬到战地医院时，他的军装已经和伤口粘在了一起，医生剪开衣服时，发现他的后背还插着一小块弹片，“他后来跟孙子说，那块弹片取出来后，他一直留着，说这是‘鬼子给的勋章’。”
　　“后来他转到79师，在浙江的战斗也很英勇。”赵倩又拿出一张景山战役的阵亡将士纪念碑照片，碑上“156名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样清晰可见，“1940年10月景山阻击战，他代任副排长，大腿被日军刺刀贯穿，还能转身刺死偷袭的鬼子。周兴隆班长救他的时候，他手里的刺刀还插在鬼子左胸，拔都拔不出来。”
　　我凑近照片，指尖轻轻拂过碑上的名字，忽然觉得眼眶发热。这些年我一直在续写老兵小传，总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王中领在黄埔19期训练班时，总把“准头要练，狠劲要藏”挂在嘴边；抗战胜利后落户富阳洋沙村，还会在院子里扔石头打麻雀，教村里的孩子“遇事别慌，看准了再出手”；2005年拿到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时，他特意穿了件新的蓝布衫，把奖章擦得发亮，说“这是给牺牲的战友们戴的”；2014年，97岁的他还能准确说出中正步枪的射程是200米，拼刺刀的三个要领是“稳、准、狠”，甚至能回忆起当年在尸体堆里看到的每一颗星星。
　　
　　临走时，赵倩把整理好的资料递给我，里面还有一段王中领2015年的视频录像——老人躺在床上，说话已经有些含糊，却反复念叨着“罗店、景山、金华……兄弟们，我来了”。2015年7月，王中领老兵辞世，享年98岁，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那些没回来的人。”
　　我抱着资料走在金华的街头，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梧桐落叶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和我一起缅怀那些逝去的老兵。我掏出笔记本，在“王中领小传”的末尾写下：“佯死于尸堆，非怯懦，乃勇谋；狙击于阵前，非好杀，乃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忠魂。老兵虽去，精神如星，永照华夏。”
　　这不仅是对一位老兵的纪念，更是对我外公那代人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写，就会把他们的故事，一字一句，认真地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是他们曾用命拼出来的；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他们曾用鲜血守护的。
　　
　　(二)
　　
　　海风裹着初夏的微凉，掠过青岛干休所门前的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像在轻轻诉说着过往。我和志愿者小林拎着提前准备的薄礼，踩着被阳光晒得温热的石板路，走到三楼最东边的房间。门没关严，透出一道暖黄的光，里面传来老人缓慢的说话声，夹杂着翻找东西的细碎声响。
　　“是周老师和小林吧？快进来。”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是窦炳进老人的孙子窦晓峰。我们推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坐在轮椅上的窦老——100岁的他，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胸前别着三枚勋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阳光落在上面，折射出细碎的光。
　　窦老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虽然有些浑浊，却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锐利，像是能看穿人心。“你们是来问过去的事吧？”他开口说话，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有力，“关于俺弟炳才，还有子强的事，俺都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窦晓峰搬来两把椅子，放在窦老身边，又端来两杯晾好的白开水：“爷爷昨天就念叨，说你们要来，特意让我把他珍藏的老照片找出来了。”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八路军军装，肩膀上扛着一把老套筒步枪，笑容腼腆，眼神却亮得像星星，“这是俺叔爷窦炳才，1943年拍的，那年他刚18岁，刚立了功。”
　　我凑过去看照片，照片边缘已经有些泛黄，却能清晰地看到年轻人胸前的布条，上面用毛笔写着“5旅13团2营”。窦老轻轻抬起手，指向照片里的人，手指因为年纪大而有些颤抖：“俺弟比俺小一岁，13岁跟俺一起参军的时候，个头才到俺胸口，却非要抢着扛枪，说‘哥，俺力气大，能保护你’。”
　　
　　说起1938年参军的场景，窦老的记忆格外清晰。那年春天，日军侵占平度县，烧了他们家的房子，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逃到外婆家。夜里，他们躲在柴房里，听着远处鬼子的枪声，弟弟攥着他的手，指甲都嵌进了他的肉里：“哥，俺要去当兵，杀鬼子，把他们赶出咱中国。”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就瞒着母亲，找到了驻扎在外婆家附近村子的八路军部队。
　　“招兵的同志看俺弟年纪小，不想收，炳才就当场翻了个跟头，还举起一块大石头，说‘俺有力气，能扛枪，能打仗’。”窦老笑了笑，眼里却泛着泪光，“最后还是团长心软，把俺分到1营，把他分到2营，临走的时候，他把从灶台上摸的半块玉米饼塞给俺，说‘哥，你饿了就吃，俺不饿’。后来俺才知道，他那天根本没吃饭。”
　　小林拿出提前打印好的1942年仰望顶战斗地图，铺在桌上：“窦爷爷，您还记得当时阵地的位置吗？”窦老的目光落在地图上，手指慢慢划过标注着“仰望顶”的小山：“就在这，主阵地在山顶，侧翼低一些，鬼子的炮火主要打侧翼，俺们连的同志，大部分都牺牲在侧翼了。”
　　
　　1942年3月的那天，窦老记得格外清楚。部队遭遇日军“扫荡”，团长让2连留下断后，每个人的弹药少得可怜：老兵10发子弹、4颗手榴弹，新兵只有5发子弹，枪大多是老套筒，有的枪栓都拉不动。“俺是新兵，揣着5发子弹，心里直打鼓，邢子强跟俺说‘别怕，新兵蛋子，听俺的，瞄准了再打，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不亏’。”
　　邢子强是窦老的班长，比他大5岁，之前在战斗中腹部受了伤，伤口还没好利索，走路的时候总下意识地捂着肚子，却总把最安全的观察位让给窦老。战斗从早上8点开始，日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溅得到处都是。窦老趴在战壕里，手指扣着扳机，却不敢轻易开枪——他太珍惜那5发子弹了。
　　“第一枪是子强哥教俺打的。”窦老的声音沉了下来，“他指着冲在最前面的鬼子，说‘瞄准胸口，三点一线，深呼吸’，俺照做了，‘砰’的一声，那鬼子就倒了。子强哥拍了拍俺的肩膀，说‘好样的，再来’。”那天，窦老的5发子弹，打倒了3个鬼子；4颗手榴弹扔出去，炸倒了6个鬼子，最后一颗手榴弹，是邢子强帮他拉的弦——当时他的手已经抖得握不住弦了，邢子强捂着流血的腹部，咬着牙帮他拉了弦，还把自己最后一颗子弹塞给了他。
　　下午4点的时候，阵地上只剩下窦老和腹部再次负伤的邢子强。鬼子端着刺刀冲了上来，阳光照在刺刀上，晃得人睁不开眼。“鬼子是两个打俺们两个，他们训练有素，端着刺刀左捅右捅，俺饿了一天，没力气，子强哥捂着肚子，勉强能站起来。”窦老比划着当时的动作，“一个鬼子朝俺胸口刺来，俺往旁边一闪，刺刀擦着俺的胁下过去，俺用胳膊夹住他的枪，使劲一甩，把他甩在地上，然后一脚把他踹下山去——那时候俺啥也没想，就想着不能让他伤害子强哥。”
　　可他自己也摔在了地上，胁下的伤口流着血，染红了军装。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扶邢子强：“子强哥疼得满头大汗，说‘炳进，把俺的腰带解开，俺快忍不住了’，俺知道不能解，解了血就止不住了，只能架着他，一步一步往山下走。”走到山脚下的时候，他们看到山顶上的鬼子在朝他们开枪，子弹打在身边的石头上，溅起火星。
　　“团长之前说过，翻过两个山头就是集合点，子强哥走不动了，俺就背着他。”窦老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趴在俺背上，说‘炳进，俺可能不行了，你要好好活着，替俺杀鬼子，替俺看看太平日子’。”后来，他们遇到了当地的民兵，民兵把邢子强送到了伤员收容所，窦老的胁下只是擦伤，处理完伤口后，他急着去找部队，就跟邢子强告别了。“俺以为他能挺过来的，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
　　
　　说到这里，窦老停了下来，窦晓峰递过一张纸巾，轻声说：“爷爷每次说到邢叔叔，都要难受好一会儿。”窦老擦了擦眼睛，接着说：“后来俺找到部队，才知道子强哥因为伤势太重，没挺过来。俺去他牺牲的地方，捡了一块他用过的弹壳，一直带在身上，现在还在俺的抽屉里。”
　　小林问起窦老和弟弟窦炳才见面的事，窦老的眼神柔和了许多：“俺们兄弟俩在部队里，一共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1943年，俺在后方根据地驻防，他突然来找俺，穿着新军装，胸前还挂着一朵小红花，说自己炸了个碉堡，立了功。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干饼，塞给俺，说‘哥，你吃，俺不饿’，俺知道他是舍不得吃，留给俺的。”
　　第二次见面，是八路军攻打平度城的时候。窦老所在的1营从西面攻，弟弟所在的2营从东面攻，战斗结束后，他们在城里的一条小巷里偶遇了。“炳才比之前高了不少，也壮实了，他拉着俺的手，说‘哥，打仗的时候要机灵点，别往前冲那么猛’，俺还骂他‘你才要小心，别老是逞能’。”窦老笑了笑，眼里却满是怀念，“没想到，那是俺们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
　　
　　1947年，窦老收到了母亲请人代写的信，信里说，弟弟在灵山战役中牺牲了——冲锋的时候，弟弟为了掩护战友，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胸口。“连长把信递给俺的时候，俺脑子一片空白，”窦老的声音有些颤抖，“连长说‘你弟弟是英雄，你回家看看吧’，俺回到家，看到娘坐在门槛上哭，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她说‘俺的小儿子没了，俺的炳才没了’，俺抱着娘，说‘娘，俺还在，俺会好好活着，替炳才孝敬您’。”
　　后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部队转移得太快，窦老找不到自己所在的1营2连，只能回到平度。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青岛橡胶厂工作，结婚生子，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986年退休后，他每年清明都会带着酒，去烈士陵园看邢子强和窦炳才。“给子强哥倒一杯，给俺弟倒一杯，跟他们说说话，说现在日子好了，不用再打仗了，孩子们都能上学了，他们可以放心了。”
　　窦晓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木盒，打开后，里面放着一枚弹壳、一张泛黄的照片、还有一张叠得整齐的纸。“这枚弹壳是邢叔叔的，这张照片是俺叔爷的，这张纸是爷爷自己写的，上面记着邢叔叔和叔爷的名字、出生年份和牺牲年份。”我凑过去看，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却写得很认真：“邢子强，1918年生，1942年牺牲，战友；窦炳才，1925年生，1947年牺牲，弟弟。”
　　“爷爷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却总把这个木盒带在身边，走到哪带到哪。”窦晓峰说，“他常说，他活着，就是替邢叔叔和叔爷看这太平盛世，不能忘了他们。”
　　
　　离开干休所的时候，夕阳已经西斜，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窦老坐在门口的轮椅上，朝我们挥手，胸前的勋章在夕阳下闪闪发亮。我手里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窦老的故事，那些关于兄弟、关于战友的细节，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那段艰苦却充满热血的岁月——17岁的窦炳进在仰望顶的阵地上，用5发子弹、4颗手榴弹守住了防线；13岁的窦炳才自告奋勇送炸药，炸掉了敌人的碉堡；邢子强捂着流血的腹部，还在嘱咐战友“要好好活着”。
　　这些故事，是整个抗战历史中，无数普通战士的缩影。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选择了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守护着兄弟，守护着战友，守护着脚下的土地。
　　我掏出笔，在笔记本的最后写下：“兄弟并肩，赴汤蹈火，为护家国；战友同心，生死与共，为守山河。他们的名字，该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故事，该被一代又一代人流传下去。”这不仅是续写葛传海老兵小传的意义，更是我们这些抗战志愿者，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当年梦寐以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