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章 炮兵突袭，搜寻顽敌

　　(一)
　　
　　2025年初夏的常德，沅水的水汽裹着老樟树的清香漫在街巷里。我和彭述丹站在长生桥旁的老宅院前，她利落的马尾随着脚步轻轻晃——这是她第四次陪我寻访老兵故事，帆布包里装着她熬夜整理的《常德保卫战炮兵阵地示意图》。
　　“周哥，你看这棵老槐树，”彭述丹指着院门口的树，指尖点在图纸上对应的位置，“史料里说1943年这里是炮兵前哨的观测点，李凤林先生当年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发现日军军官的。”她说话时总带着研究员的细致，连图纸上的铅笔标注都分了红蓝两色，红色是日军动向，蓝色是国军炮位。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李凤林的孙子李建国迎了出来，手里攥着一个铁皮盒子：“小周、小彭，请进来坐。这里面是我爷爷的东西，有日记本，还有当年的炮兵观测尺。”
　　走进堂屋，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李凤林穿着军装，胸前别着勋章，站在一门苏式山炮旁，眼神亮得很。李建国把铁皮盒子放在桌上，打开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里面的旧物瞬间把我们拉回了八十多年前。
　　“我爷爷常跟我说，他1914年生在东北锦州，家里穷，只念了三年私塾，但先生教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他记了一辈子。”李建国拿起一本泛黄的日记本，封面上写着“李凤林”三个字，字迹工整，“后来他参加奉军，‘九一八’事变后，跟着张学良入关，热河保卫战时，天寒地冻，他抱着迫击炮在雪地里趴了三天三夜，脚都冻肿了，也没让鬼子前进一步。”
　　
　　我翻开日记本，1937年7月的一页写着：“今日闻卢沟桥事变，日寇犯我中华，吾辈当持枪卫国，誓不后退。”字里行间的决绝，让我仿佛能看见年轻时的李凤林握着笔，眼里满是怒火。彭述丹凑过来看，指尖轻轻划过纸页：“这字迹和史料里金定洲团长的回忆录里提到的‘李副官好文墨’能对上，看来李凤林先生确实是个心思细腻的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凤林调到74军直属炮兵团，团长是同乡金定洲。“我爷爷说，金团长待他像亲兄弟，知道他念过书，就让他当副官，负责观测和通讯。”李建国拿起一把黄铜观测尺，上面刻着细密的刻度，“这把尺子就是金团长送他的，他用了一辈子，连睡觉都放在枕头边。”
　　1943年5月，炮兵团奉命从湖北移防到沅水中游的翦家溪、柳林汊。李凤林在日记里写：“沅水碧波，两岸青山，若无水火，此乃人间仙境。然日寇虎视眈眈，吾辈需守此山河，护此百姓。”他和战友们把8门苏式山炮擦得锃亮，炮身上的铜件能照见人影，1100发炮弹按口径分类，码在防潮的稻草堆上，每一发都贴着纸条，写着“保家卫国”。
　　11月中旬，常德告急，金定洲带着炮兵一营和直属高射机枪连驰援，李凤林跟着一起驰往常德。“他们走了三天三夜，白天怕被日军飞机发现，就躲在树林里，晚上摸着黑赶路，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李建国的声音低了些，“我爷爷说，快到常德时，能看见城外围着日军的帐篷，夜里还能听见鬼子的狼嚎，他当时就攥紧了观测尺，心里想着一定要守住常德。”
　　炮兵指挥所设在大西门附近的天庙，庙里的观音像被移到了厢房，正殿墙上挂着巨大的常德城防图，图上用红笔圈出了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李凤林和金团长每天都在这里研究战术，夜里就睡在庙门口的草铺上，听着城外的动静。“我爷爷说，炮兵是步兵的灵魂，炮声一响，不仅能杀鬼子，还能给步兵兄弟壮胆。”李建国指着日记本里的一段话，“你看，他写‘每发一炮，便觉离胜利近一分，离家乡近一分’。”
　　11月24日，日军完成对常德的围攻，开始攻城。清晨，日军的炮声率先响起，炮弹落在城墙上火光冲天。李凤林跟着金团长跑到观测点，透过望远镜看见沅水江面上有几艘敌船，正载着鬼子往岸边靠。“金团长当时就下令：‘封锁江面！绝不能让鬼子上岸！’”李凤林迅速调整观测镜，报出数据：“距离八百米，方位角30度，高低角5度！”
　　炮兵们立刻调整炮位，“轰！轰！轰！”8门山炮同时开火，炮弹拖着白烟落在敌船附近，激起几米高的水柱。第一发炮弹偏了，落在船边，第二发直接命中船头，敌船瞬间燃起大火，船上的鬼子尖叫着往水里跳。“那天他们炸沉了两艘敌船，打死了二十多个鬼子，沅水的水都被染红了。”李建国的声音有些激动，“我爷爷说，那天晚上，他梦见了东北老家的松花江，也是这么宽，这么清。”
　　
　　转折发生在11月25日清晨。那天，李凤林起得很早，带着观测员到城北郊的前哨站。刚架好观测镜，他就看见长生桥与沙港之间的空地上，十几匹战马拴在树上，十几个穿着黄军装的鬼子军官围在一起，手里拿着地图，指指点点，像是在开会。“我爷爷当时心里一紧，心想这肯定是鬼子的指挥班子，要是能打掉他们，常德的压力就能小很多。”李建国模仿着爷爷当时的动作，双手比划着，“他赶紧掏出记录本，记下位置和人数，然后往指挥所跑，跑得太快，鞋都跑掉了一只。”
　　冲进指挥所时，金团长正在看地图，李凤林气喘吁吁地说：“团长！长生桥那边有鬼子军官聚会，至少十几个，都是硬茬！集中火力轰，准能端了他们！”金团长接过记录本，凑到油灯下看，然后猛地一拍桌子：“好机会！传我命令，所有山炮对准长生桥目标，三发急促射！谁都不准含糊！”
　　命令传下去，炮兵们立刻忙碌起来，调整炮位、装弹、瞄准，动作一气呵成。“轰！”第一发炮弹射出，落在离鬼子不远的地方，鬼子们吓了一跳，纷纷抬头往天上看。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接踵而至，直接落在人群中，浓烟瞬间笼罩了整个空地。
　　李凤林趴在观测点，紧盯着烟雾，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过了几分钟，烟雾渐渐散了，他看见空地上人仰马翻，战马倒在地上嘶鸣，鬼子军官们横七竖八地躺着，没一个能动的。“前哨的侦察兵跑过去看，回来报告说，里面有日军109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和参谋田原弘夫中尉！”李建国拍了下桌子，“我爷爷说，那天他摸着炮管，感觉炮身都在发烫，那是他这辈子最解气的一天，晚上还多吃了一碗米饭。”
　　
　　可日军的反扑来得更猛。11月26日上午，天刚亮，日军的炮声就响了起来，4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从落路口至三岔路口一线，对着常德大西门城墙猛轰。“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城墙上，砖石飞溅，城墙被轰出了好几个大口子，守城的步兵兄弟伤亡很大。”李建国的声音低沉下来，“我爷爷和金团长趴在观测坑里，子弹在头顶飞，他们却一点都不怕，手里的计算尺转得飞快，就为了测准鬼子的炮位。”
　　李凤林盯着日军炮位的火光，报出一组组数据：“团长，敌炮位在三岔路口东侧三百米，高低角15度，射程一千二百米！”金团长一点头：“打！给我狠狠地打！把他们的炮打哑！”国军的炮火瞬间反击，炮弹精准地落在日军炮位上，日军的大炮顿时没了声息，几个试图调整炮位的鬼子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我爷爷说，那天他看见日军炮位上的旗子倒了，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可没等他们喘口气，通讯兵就跑了过来，脸色发白：“李副官！步兵团宋营长来电，电灯公司阵地快顶不住了！鬼子来了四百多人，从落路口沿河堤冲过来，守阵地的一个排就剩6个人了！”
　　李凤林和金团长立刻往指挥所跑，刚到门口，就听见电话里宋营长的声音，带着哭腔：“金团长！求您了！快派炮兵支援！再晚，阵地就丢了！我们就算拼了命，也守不住了！”金团长握着电话，眉头皱得紧紧的，然后对李凤林说：“快，调整炮位，支援电灯公司！”
　　李凤林赶紧带着观测员跑到炮位旁，可测量员跑过来，声音发颤：“副官，不行啊！电灯公司阵地离我们太近了，炮弹容易落到自己人阵地上，太危险了！”金团长走过来，看着远处的火光，沉默了片刻，然后咬牙说：“把标尺放到零距离！就算有危险，也不能看着步兵兄弟送死！”
　　“零距离发炮”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李凤林心上。他知道，零距离发炮意味着炮弹几乎没有飞行时间，很容易炸膛，而且稍有偏差，就会误伤友军。“我爷爷拉住金团长的胳膊，说‘团长，再想想，万一……’可金团长打断他，说‘没有万一，开炮！’”李建国的眼里泛起了泪光，“我爷爷后来跟我说，他当时闭着眼睛下的命令，心里想，要是真误伤了友军，他就跟他们一起死。”
　　炮弹一颗接一颗射出，李凤林盯着观测镜，手心里全是汗。没过多久，电话里传来宋营长激动的声音：“打得准！太准了！第一波鬼子被打散了！再延伸射击！再打几发！”他们接着发炮，直到最后一颗炮弹打出去，炮膛里只剩下“空当”的响声。
　　宋营长后来亲自跑到指挥所，身上还沾着血和硝烟，他一把抱住金团长，说：“谢谢你们！谢谢炮兵兄弟！鬼子被炸死了近百个，剩下的全跑了！阵地守住了！”可李凤林和金团长却笑不出来——1100发炮弹，全打光了。金团长摸着空炮膛，声音有些沙哑：“咱们的炮，不能开口叫了。”
　　11月29日早晨，日军从北门和东门突入常德城，巷战开始了。金团长下了一个狠心的命令：把8门大炮集中到一个坪里，炸掉，绝不能留给鬼子。“我爷爷带着人搬炸药，老兵们摸着炮身，眼泪直往下掉。”李建国拿起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8门山炮整齐地排列着，“这些炮是他们从关外拖到关内，走了几千里路，平时擦得比自己的枪还亮，有的老兵还在炮身上刻了自己的名字，说要跟炮一起守山河。”
　　一个叫王铁山的老兵，抱着炮身哭着说：“团长，这炮跟了我五年，我舍不得炸啊！要是炸了，我怎么跟牺牲的兄弟交代啊！”金团长红着眼眶，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铁山，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这些炮要是落到鬼子手里，他们会拿炮打我们的同胞，打我们的兄弟，那时候我们更伤心！今天炸了炮，是为了明天能把鬼子赶出中国，能有更多的人活着回家！”
　　李凤林把炸药安好，走到金团长面前，声音哽咽：“团长，准备好了，点火吗？”金团长背过身，朝他挥了挥手，没说话，可李凤林看见他的肩膀在发抖，听见了他压抑的呜咽声。“我爷爷说，他点火的时候，闭着眼睛，听见炮炸的声音，就像听见了兄弟的哭声。”李建国的声音有些颤抖，“有几个老兵没走，他们抱着炮身，跟炮一起炸没了，他们说，要跟炮一起守常德。”
　　
　　后来，李凤林要求上一线打鬼子，金团长请示余程万师长，可师长说炮兵改步兵缺乏实战经验，不能成建制参战，要把他们分到各个连队。李凤林收拾好装备，准备去步兵连报到时，金团长突然抓住他的手，声音发颤：“凤林，你别走，留在我身边。我身边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咱们一起守常德，一起回家。”李凤林看着金团长受伤的胳膊，点了点头：“团长，我不走，我跟你一起。”
　　12月2日深夜，常德城已经快守不住了，余师长决定突围寻找援军，他对金团长说：“定洲，你和凤林都负了伤，先渡江突围，直接回官庄留守处，等援军来了，咱们再打回来！”金团长和李凤林趁着夜色，从沅水突围，一路上躲着日军的巡逻队，好几次差点被发现。“我爷爷说，渡江的时候，他看见水里飘着很多战友的尸体，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发誓，要是能活下来，一定要回来给战友们报仇。”
　　突围后，李凤林才知道，守卫常德的炮兵近千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9个。1944年8月3日，国民政府授予74军司令部、57师和军直属炮兵团各一面“飞虎旗”，炮兵团成了抗战中获得“飞虎旗”的唯一一个团级单位。“我爷爷说，拿到‘飞虎旗’那天，他哭了，他觉得这面旗子是用战友的血换来的，他要替战友们好好保管。”
　　
　　抗战胜利后，李凤林原本想回东北老家，可他走到常德时，却停下了脚步。“他说，这里有他的弟兄们，有他的炮，他走了，没人陪他们了。”李建国拿起一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的李凤林穿着便装，身边的姑娘笑得很温柔，“后来他认识了我奶奶，一个常德姑娘，他们结婚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常德。我奶奶说，爷爷每年都会去沅水边，对着江水敬军礼，说要陪战友们说说话。”
　　2005年，91岁的李凤林拿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把章别在胸前，对着老照片里的战友敬了个军礼，说：“兄弟们，咱们赢了，鬼子被赶出去了，你们可以放心了。”2013年，李凤林99岁，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炮兵合影，嘴角带着笑。
　　听完这些，我和彭述丹都没说话，堂屋里很静，只有窗外的风吹着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彭述丹拿起那把黄铜观测尺，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说：“这些老物件，都是历史的见证，我们应该好好保存，让更多人知道李凤林先生和他战友们的故事。”
　　离开的时候，李建国把李凤林的日记本复印件送给了我，说：“我爷爷说，他的故事要是能让更多人知道，他就没白活。小周，小彭，麻烦你们把我爷爷和抗战老兵们的故事记下来，让后人都记得，他们为了守护家国，拼尽了性命。”
　　
　　(二)
　　
　　2024年5月的郑州，初夏的风裹着梧桐叶的清香掠过街道，我和志愿者小陈站在干休所的红砖楼下。此行的目的地，是99岁抗战老兵葛传海的家——为了写作他的小传，我提前翻遍了关于豫西会战的记载，那些铅字里的“马鞍桥大捷”“豆腐寨围剿”，还缺了点亲历者的温度。
　　“来啦！快进来！”开门的是葛老的孙子葛明，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我爷爷早等着呢，一早就把那两枚纪念章别上了。”顺着他的手势，我看见客厅靠窗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形瘦削却脊背挺直的老人。
　　葛老穿着深蓝色中山装，领口的纽扣系得严严实实，胸前的两枚纪念章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左边是2005年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右边是2015年的70周年纪念章，章面上的五角星被摩挲得发亮。他的左手搭在膝盖上，指节有些变形，却紧紧攥着一个磨破边角的牛皮笔记本，封面上“葛传海”三个钢笔字，笔画遒劲，还能看出年轻时的英气。
　　“葛老，您好，我是周捷，来听您讲当年打鬼子的事。”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把带来的水果篮放在茶几上。葛老缓缓抬眼，浑浊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过了几秒，突然笑了，声音有些沙哑却有力：“是写故事的娃啊？坐，坐。想听哪段？马鞍桥，还是豆腐寨？”
　　我刚要开口，葛明端来几杯热茶，插话道：“我爷爷总跟我们说，他1925年生在原阳县桥北乡，小时候家里穷，可还是咬牙送他去郑州书院街明新中学读书。他至今记得先生教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4岁那年，听说黄埔军校在西安招生，他偷偷揣着家里给的两块银元就跑了。”
　　葛老这时点了点头，手指轻轻敲了敲膝盖：“那时候火车没通到西安，我走了半个多月，脚都磨出了血泡。到了西安，考试要写《论抗倭之必要》，我把心里的话全写上去了——鬼子占了东北，又想占华北，咱们不能当亡国奴！”说到这儿，他的声音提了些，“后来被录取了，编到七分校第十七期独立大队，每天天不亮就出操，练刺杀、学射击，晚上还得背军事理论，累得倒头就睡，可心里踏实，觉得离打鬼子又近了一步。”
　　
　　1942年8月3日，葛老从黄埔毕业，被分配到第3集团军2团7连任少尉排长。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上战场是在1943年，跟着部队在河南境内游击。“那时候没多少重武器，全靠步枪和手榴弹，有次跟鬼子遭遇，我带着兵趴在麦田里，子弹从头顶飞过去，麦芒扎得脸疼，可谁也不敢动。”后来他因作战勇猛，升为26支队机炮连中尉排长，编入第76军43师129团，这支部队，成了他后来浴血奋战的“家”。
　　最让葛老难忘的，是1944年豫中会战时得的那场伤寒。“当时日军进攻中牟县，我们天天行军，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没力气，只能拄着拐棍走，实在撑不住了，就拉着马尾巴跟着队伍。”他比划着拐棍的样子，眼神里满是感慨，“有天晚上宿营在一个破庙里，我烧得神志不清，嘴里一个劲喊‘水、水’，民伕刘大哥急得团团转，最后跑出去端了两碗凉水，我不管不顾一气喝下去，又盖上三条厚被子，蒙头睡了一夜。”说到这儿，葛老笑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浑身是汗，烧居然退了！刘大哥说，这是老天爷留着我打鬼子呢！”
　　
　　1945年元月，20岁的葛传海被调到129团2营4连任上尉连长。他至今记得接到任命那天，团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葛小子，4连是主力连，你得把这支部队带好，别给黄埔丢脸！”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今日任4连连长，定不负所托，率部杀尽倭寇，还我河山。”
　　1945年春天，麦子刚长高吐穗，日军开始进攻豫西，先占据重阳店，两天后就向葛老驻守的马鞍桥阵地扑来。“4月的一个晚上，天特别黑，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正趴在战壕里查岗，突然听见远处有皮鞋踩石子的声音——鬼子来了！”葛老的声音陡然变沉，“我立刻下令‘准备战斗’，等鬼子离阵地只有五十米时，我喊了声‘打’，全连的枪炮一下子就响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声音混在一起，震得耳朵嗡嗡响。”
　　那一战，鬼子死伤数十人，没能前进一步。可第二天一早，日军就调来坦克，沿着公路向阵地冲来。“当时军部刚把新成立的战防枪连配给我们，我早就把战防枪手藏在阵地两侧的岩石后面，交代他们‘等坦克靠近了再打，专打履带’。”葛老的手猛地攥紧，“坦克轰隆隆开过来，离我们只有三十米时，我喊‘开火’，几支战防枪同时射击，‘砰砰’几声，第一辆坦克的履带就断了，像条断了腿的狗，动弹不得。后面的坦克见势不妙，掉头就跑，我们又用机枪扫了一阵，打死了不少跟在坦克后面的鬼子。”
　　日军正面进攻受挫，又想出了迂回战术，增兵后从两侧山地爬上来。“1排排长张金龙派人来报，说大批鬼子正往山上爬，离阵地只有一百米了！”葛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神里满是焦急，“我立刻带着预备队，沿着交通壕往1排阵地跑，交通壕里全是泥水，我摔了好几跤，爬起来接着跑。”
　　赶到1排阵地时，鬼子已经爬到半山腰，张金龙正举着刺刀喊：“兄弟们，跟鬼子拼了！”葛老二话不说，拔出腰间的手枪，大喊一声：“冲啊！”就带着预备队跳出战壕，和1排的战士一起向鬼子冲去。“我扔了一颗手榴弹，正好落在鬼子堆里，‘轰隆’一声，炸倒了四五个鬼子。张金龙冲在最前面，刺刀捅倒了一个鬼子，可刚转身，又有一个鬼子扑了上来，他侧身躲开，反手一刀，又解决了一个。”葛老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一战，我们扔了几十颗手榴弹，炸倒四十多个鬼子，剩下的十几个，全被我们用刺刀和子弹解决了。鬼子被打怕了，丢下几百具尸体，退回了重阳店。”
　　
　　马鞍桥一战成了豫西会战的转折点，后方各大报纸都以“马鞍桥大捷”为题出了号外。葛老说，战斗结束后，他回到临时指挥所，换了身干净衣服，往草堆上一躺，一口气睡了两天两夜，“醒来后，炊事班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我一口气喝了三碗，才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可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悲痛就来了。1945年6月的一天上午，营长命令葛老派一个排归5连指挥，驻守蒲塘北面的山头。“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叫张金龙去了——他是全排最勇敢善战的，黄埔十八期毕业，河北人，跟我睡一个战壕，一起吃了不少苦，比亲兄弟还亲。”葛老的声音低了下去，“可没过两个小时，传令兵就跑回来，哭着说‘连长，张排长被鬼子冷枪打中头部，当场就牺牲了’。”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葛老坐在战壕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手里攥着张金龙昨天刚给我的半包烟，还没拆，可他却不在了。”他抹了抹眼睛，“我跟营长请了命，亲自带队去接替张金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守住阵地，给张金龙报仇。”
　　蒲塘村前有条小河，河道中间是一片开阔地，两侧是陡峭的山壁。葛老沿着河道布置了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配了机枪手，还在开阔地里埋了不少地雷。“入夜后，天有点蒙蒙亮，我正趴在第一道防线的战壕里观察，突然听见‘咔嗒、咔嗒’的声音——鬼子的皮鞋声！”他压低声音，仿佛怕惊动了当年的敌人，“我立刻带着指挥班跑到第一线，命令‘机枪手准备，等鬼子进入射程再打’。”
　　鬼子全副武装，排成一字长队，端着枪向阵地冲来。“离我们只有三十米时，我喊‘开火’，全连9挺机枪同时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鬼子堆里，惨叫声、枪声混在一起，夜里都能看见子弹划过夜空的红光。”葛老的手在胸前比划着，“机枪一直打了一个多小时，7挺机枪都打坏了，枪管烫得能煎鸡蛋，手榴弹也扔光了。鬼子还在往上冲，我拔出刺刀，喊‘跟鬼子拼了’，战士们也都跳出战壕，跟鬼子展开了白刃战。”
　　那一战打得异常惨烈，4连原本140名战士，下阵地时只剩下19人。“我背着一个受伤的小兵往回撤，他才16岁，腿被鬼子的刺刀捅伤了，还一个劲地喊‘连长，我还能打’。”葛老的声音有些颤抖，“传令兵跑过来告诉我，阻击任务完成了，让我们赶紧撤退，我回头看了一眼阵地，到处都是尸体，有我们的兵，也有鬼子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好在，他们的阻击为大部队包围日军争取了时间。鬼子被围困在一个叫豆腐寨的小村里，这里左右环山，新沟底有条小河，像个天然的口袋。“我们10个团把豆腐寨围得水泄不通，飞机、大炮、重机枪不停地对着村里狂轰滥炸，鬼子几次想突围，都被我们打了回去，村前村后的路上，全是鬼子的尸体。”葛老的眼神亮了起来，“轰了两天后，我用望远镜往村里看，已经见不到一个活人影了。我跟剩下的19个兵说‘走，咱们冲进去，看看还有没有漏网的’。”
　　冲进豆腐寨时，村里到处是断墙残垣，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里搜索，突然听见断墙后面有动静，我喊了一声‘出来’，里面没反应，反而传来了枪响。”葛老攥紧了拳头，“我立刻端起身边的机关枪，对准断墙后面，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断墙上，溅起一片尘土，里面的鬼子尖叫着，没一会儿就没了动静。我们过去一看，藏在里面的十几个鬼子全被打死了——他们是顽敌，就算只剩一个，也想跟我们拼命。”
　　
　　1945年8月初，葛老所在的76军奉命换防到西安后方休整。“我们走在公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喊‘鬼子投降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葛老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当时我还不信，以为是谣言，直到看见沿途的老百姓放鞭炮、敲锣打鼓，有的还往我们车上扔鸡蛋、递馒头，我才反应过来——真的赢了！我们把鬼子赶出去了！”
　　后来的故事，史料里都有清晰的记载：1949年12月，葛传海随7兵团在成都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他随志愿军60军参加抗美援朝，历经三次战役，在朝鲜战场上又立了功；1954年7月，他转业回到郑州，先后在工厂、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不是后来的荣誉，而是1945年那个夏天，和19个兄弟一起冲进豆腐寨的那一刻。”葛老拿起胸前的纪念章，轻轻摩挲着，“我们没辜负那些牺牲的战友，没辜负国家，没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临走时，葛老紧握我的手说:“娃，帮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全，”他握手的力道很大，仿佛用尽了力气，他喘口气说，“别让后人忘了，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为了守家卫国，把命留在了战场上；别让他们的名字，随着时间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