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短枪补射，敢死战士

　　(一)
　　
　　2024年4月的镇江，晨雾还没散尽，我和志愿者小林、老周就开着车往丹徒县荣烟乡赶。导航在乡道上绕了三个弯，才看见曲阳村的木牌——村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枝桠像撑开的伞，98岁的袁敖耇老人就坐在树下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个竹编的簸箕，里面晒着刚摘的野菊花。
　　“袁老，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我递上提前准备的水果篮，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有了光，他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声音带着些晨起的沙哑：“孩子请坐吧，过去的事，好多细节记不清了，但石仲英那汉奸的模样，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的孙子袁明端来刚泡好的绿茶，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热气氤氲中，老人的思绪飘回了1944年的正月。
　　
　　“1940年我参军时，才到队长胸口高。”袁老伸出手比划着，指节因为常年劳作有些变形，“地主家的牛丢了，把我吊在房梁上打，要不是新四军路过救了我，我早没了。”他说，刚进武工队时，队长嫌他年纪小，让他负责送信，可他总跟着队员们练枪法，夜里就对着树桩瞄准，不到半年，就能用短枪打中三十步外的麻雀——也就是这手准头，让他成了队里的短枪队员，专门负责锄奸。
　　我们问起蒲圩村的事，老人的声音沉了下来：“那天队长把我叫到草屋，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凌县长红着眼说，石仲英带日伪军去蒲圩村搜人，把老百姓的饭锅全砸了。有个老太太护着锅，被他们用枪托砸断了腿，还有三个年轻人，因为说过‘要打鬼子’，就被拉到村口枪毙了。”袁明在一旁补充：“我爷爷说，那天他攥着枪，指节都发白了，发誓一定要除掉石仲英。”
　　正月初三那天，袁敖耇和队友老陈扮成走亲戚的农户，老陈挑着两筐年糕，他跟在后面，棉袄夹层里藏着两把枪——一把是队里发的勃朗宁，另一把是铁匠铺打的短铳，枪身磨得锃亮，枪托上还缠着防滑的布条。走到西旸镇口的岗哨时，两个伪军端着枪拦住他们，其中一个胖伪军伸手就摸年糕筐，袁敖耇故意脚下一滑，摔在地上，把棉袄里的短枪往腰后挪了挪：“老总，俺们是走亲戚的，这年糕是给俺姨夫的。”胖伪军踹了他一脚：“小鬼毛手毛脚的，滚进去！”
　　接下来两天，袁敖耇就蹲在娘娘庙旁的小吃摊前，摊主是个姓王的大爷，知道他是新四军，每次都多给他盛半勺豆腐脑：“石仲英每天晌午都来赌场，身边四个保镖，都挎着盒子炮，你可得小心。”他看着石仲英从据点里出来，穿着绸缎棉袄，手里把玩着玉扳指，走路时肚子一挺一挺的，身后的保镖像跟屁虫似的跟着，“那汉奸走到赌场门口，还踹了个要饭的小孩一脚，我当时就想，这狗东西，死到临头了还这么横。”
　　
　　1月28日下午，赌场里的喧闹声隔着两条街都能听见。袁敖耇戴上提前准备的娃娃帽——那是他从村里小孩那借的，帽檐上绣着朵小红花，戴上后更显孩子气。他躬着腰往人堆里钻，肩膀不时撞到赌徒的胳膊，有人回头骂：“谁家的小崽子，没长眼啊！”他嘿嘿笑着点头，继续往牌桌挤。牌桌是张四方的八仙桌，石仲英坐在最里面的位置，面前的银元堆成了小山头，右手边就放着把乌黑的短枪，枪栓上还挂着个红穗子。
　　袁敖耇绕到石仲英的左后方，这里正好有个柱子挡着，没人注意他。右边有个穿长衫的赌徒嫌挤，推了石仲英一把：“你往那边挪挪，挤着我了！”石仲英刚要发火，看见对方手里的钱，又把话咽了回去，不情愿地往右挪了半尺——就是这半尺的距离，让袁敖耇正好贴到了石仲英的身后。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装作要下注的样子，眼睛却盯着石仲英的后脑勺，手指悄悄摸向棉袄里的勃朗宁。
　　“当时石仲英刚赢了一把，把骰子往碗里一扔，喊了声‘通杀’，保镖和赌徒的眼睛都盯着碗里的骰子转。”袁老的手微微颤抖，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瞬间，“我左手掏出勃朗宁，枪口顶着他的后脑勺，手指一扣扳机——‘嗒’的一声，没响！卡壳了！”他说，那一秒，他的脑子像被雷劈了一样，耳边的喧闹声突然消失了，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但我知道不能慌，右手马上掏出短铳，再扣扳机——‘砰’的一声，石仲英哼都没哼一声，头就耷拉下来了，鲜血顺着他的脖子流到棉袄上，红得刺眼。”
　　石仲英倒下去的时候，右手已经抓住了自己的枪把，可没等他把枪举起来，整个人就摔在地上，银元撒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赌场里瞬间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喊“新四军来了！快跑啊”；有人往门外挤，甚至有人踩着桌子逃跑。石仲英的保镖也跟着人群往外跑，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主子。袁敖耇把两把枪塞回棉袄夹层，一把撸下娃娃帽塞进怀里，跟着人流往外跑，出门时还故意撞了个赌徒，趁乱混进了街上的人群。
　　过了娘娘庙，他看见老陈在远处的土坡上朝他使眼色，老陈手里拿着个草帽，朝东边挥了挥，然后大声喊：“新四军往东边跑了！快追啊！”正在据点里集合的日伪军听见喊声，扛着枪就往东边追去，马蹄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远。袁敖耇趁机拐进旁边的小路，小路两旁是齐腰高的麦苗，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他却不敢停，一口气跑了五六里地，直到看见南刘巷村边的竹林，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我靠在竹子上，才发现棉袄后背全湿了，不是汗，是吓出来的冷汗。”袁老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坐在竹林里打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星星都出来了。我摸出怀里的娃娃帽，上面还沾着点血，就找了块石头埋了。然后摸着黑往沿溪桥走，路上遇见了个赶夜路的老农，他给了我个红薯，我边吃边走，到沿溪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他到了茅东区政府的草屋，队长看见他回来，一把抱住他，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还以为你没了，派了三拨人去找你都没找到。”袁敖耇掏出勃朗宁和短铳，放在桌上，才发现短铳的枪管还发烫，“队长给我倒了碗酒，我喝了一口，才觉得浑身的力气都回来了。”
　　
　　我们又问起除掉王城铁的事，袁老喝了口茶，慢慢说：“王城铁比石仲英还坏，他抓了我们三个队员，把他们绑在据点的柱子上，用鞭子抽，最后还把他们活埋了。队里让我除掉他，我摸了三天的点，才知道他每天黎明都要去据点外的粪坑蹲缸。”那个粪坑在据点的后门，三面有土墙，只留一面朝着小路，“我连续三天早上蹲在附近的草堆里看，发现他总选中间那个最大的粪缸，而且每次都不带保镖，就自己去。”
　　行动那天清晨，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满是泥土的味道。袁敖耇提前半小时到了粪坑旁，假装在隔壁的粪缸解手，手里的短刀藏在袖口，刀柄用布条缠着，防止滑手。没过多久，就听见据点后门“吱呀”一声响，王城铁提着裤子走了出来，嘴里叼着根烟，烟雾在雨里慢慢散开。他看见袁敖耇，只瞥了一眼，以为是村里的小孩，就没在意，径直走到中间的粪缸旁，蹲了下来。
　　“我趁他刚蹲下，没防备，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粪缸里按，右手的短刀顺着他的脖子划过去。”袁老比划着动作，“他‘嗬嗬’地喘着气，想挣扎，可我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手上，他动不了。我一脚把他踹进粪缸，听见‘扑通’一声，他在里面挣扎了几下，就没动静了。”他说，当时外面静得很，只有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我把短刀擦干净，藏回袖口，悄悄溜出了粪坑，据点的岗哨在打盹，根本没发现我。”
　　抗战那几年，袁敖耇凭着这副“娃娃相”和利落的身手，处决了叛徒杜老五、徐肃斌、赵中华等十多个敌人，每次都能全身而退。杜老五是武工队的叛徒，出卖了三个队员，袁敖耇在一个集市上，扮成卖糖葫芦的小贩，趁杜老五买糖葫芦时，用短枪把他打死；徐肃斌是伪保长，经常给日伪军通风报信，袁敖耇在他回家的路上，用石头砸晕他，再用短刀解决了他。“每次行动前，我都要在心里过一遍流程，哪里藏枪，哪里逃跑，都想得清清楚楚，不能出一点错。”
　　
　　抗战胜利后，袁敖耇跟着新四军转战苏北，淮海战役时，他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锋，被子弹打穿了右腿，躺在战壕里，还坚持指挥战士们反击。后来他又在战斗中伤了左手，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永远地弯不了了。1953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给部队添麻烦，就申请从镇江军分区转业，回了曲阳村。
　　回村后，他种了三亩地，养了两头猪，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不跟人提过去的事。村里有人问他腿上的伤怎么来的，他就说“砍柴的时候摔的”；有人问他左手怎么了，他就说“干活的时候被机器夹的”。直到前几年，县民政局来村里登记老兵信息，袁明把爷爷的经历说了出来，村里人才知道，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人，竟然是当年的锄奸英雄。
　　“现在村里的老人看见我，都要拉着我的手说，多亏了你们当年打鬼子，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袁老看着院子里的菜地，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觉得没什么，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袁明说，爷爷现在还坚持每天看新闻，看到国家强大了，就会念叨“要是战友们能看到现在的日子，该多好啊”。
　　
　　临走时，我们给袁老拍了张照片，他坐在长椅上，腰杆挺得笔直，手里拿着当年的军功章——那是他转业时部队给的，一直藏在抽屉里，很少拿出来。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也落在军功章上，亮得晃眼。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很有力，这双手，当年握着枪保护乡亲，后来握着锄头养活家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活，却把功劳藏得严严实实，真正应了那句“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离开曲阳村的时候，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跟我们告别。我回头看了一眼，袁老正朝着我们的方向挥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袁老这样的英雄，我们才能拥有今天的和平生活。他们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国家，却把平凡留给了自己，这样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二)
　　
　　5月的雄安新区，白洋淀的风裹着芦苇的清香，沿着寨南村的水泥路漫过来。我和河北抗战研究院的志愿者小吴、小郑，刚拐过村口的老榆树，就看见树下立着个清瘦的身影——98岁的卢常禄老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胸前那枚小小的党徽被阳光照得发亮，他拄着的枣木拐杖，杖头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老人的孙子卢建军快步迎上来，笑着搓手：“爷爷天不亮就起来收拾，说要跟你们好好讲讲雁翎队的事儿，这些年他总念叨，怕日子久了，那些事儿没人记得了。”
　　老人握住我的手时，我能清晰摸到他掌心深浅不一的老茧——那是当年握枪、划桨、在淀底摸鱼磨出来的。“17岁那年，我哥的遗体从高保路抬回来，裹尸布上全是血，我攥着布角，指甲都掐进肉里了。”老人的声音带着些岁月的沙哑，却字字沉实，“我哥卢小禄比我大5岁，1939年就跟着郑少臣队长入了雁翎队，他总说‘常禄，等把鬼子赶跑了，咱就去淀里种荷花’。1942年高保路伏击战，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抱着炸药包往鬼子的机枪阵地冲，后来听战友说，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截枪托。”说到这儿，老人的喉结动了动，伸手抹了下眼角，“我找到郑队长时，他正在磨枪，我跟他说‘队长，我替我哥当兵，我水性比他好，能在淀里憋三分钟，能扛枪，不怕死’。郑队长比我大13岁，他使劲攥着我的双肩，指节都发白了，看了我半天，说‘好小子，跟我走，咱雁翎队就缺你这样的硬骨头’，我就这么进了步枪班。”
　　跟着老人走进院子，院角的水缸里养着几株芦苇，翠绿的叶子垂在水面上，是他去年秋天从白洋淀移栽的。“那时候在淀里，芦苇就是咱的隐身衣，也是咱的粮食囤。”老人坐在藤椅上，目光望向院外远处的淀面，像是能穿透时光看见当年的苇塘，“白天躲在芦苇荡里，太阳再毒也得憋着，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怕鬼子的汽船突然来搜。淀里潮得很，身上的衣服从来没干透过，没多久就长了疥子，一挠就流血流脓，没药治，就只能用淀水冲冲，疼得钻心也得忍着。有次战友老田的腿被子弹打穿了，没消炎药，伤口里长了蛆，他咬着毛巾，让我用芦苇杆把蛆挑出来，挑完了还笑着说‘这下清爽了’。”卢建军在一旁补充：“爷爷说，那时候天天吃高粱面窝窝头，揣在怀里捂软了再啃，有时候窝窝头硬得能硌掉牙，也得省着吃。实在饿极了，就趁着夜色去淀里摸鱼虾，生着火烤着吃，连盐都没有，却觉得是最好的饭。”
　　
　　说起第一次参加战斗，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手不自觉地比划起当年的动作。“1943年9月14日黎明，天刚蒙蒙亮，淀里还飘着雾，我们把小船沉在水底，只留个透气的木塞，人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枪托架在肩膀上，头顶着大荷叶，身上披着水杂草，连呼吸都得轻着来，生怕惊动了鬼子。”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细节，“太阳刚升得一竿子高，先过了100多只鬼子的货船，那些船装着抢来的粮食和布匹，压得船身都沉下去半截。等货船走远了，三只武装船才慢悠悠跟上来，船头上的鬼子端着枪来回晃，瞭望哨站在桅杆上四处看。郑队长趴在芦苇丛里，举着驳壳枪，‘砰’的一声，瞭望哨就从桅杆上掉下来了。我们一看信号，赶紧把手榴弹往第一只船上甩，‘轰隆隆’几声，船上的鬼子哭爹喊娘。我把子弹打光了，踩着水跳上船，正好有个鬼子顺着舱梯往上爬，脸涨得通红，举着刺刀朝我扑来。我来不及装子弹，举起土枪把，照着他的后脑勺就砸，他‘嗷’的一声，头朝下栽进舱里，一动不动了。”老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郑队长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舱里的伪军全吓傻了，一个个举着手出来，有的还尿了裤子。我们把枪敛到一起，又集中火力打下了后两条船，那天缴了12支步枪、3把手枪，还有两箱子弹，回去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沾着泥，却笑得合不拢嘴。”
　　
　　最让老人难忘的，是1944年6月的那次伏击战。“那时候天热得很，淀里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我们摸准了情报，20多个鬼子、30多个伪军，乘两只汽船从安新去赵北口，下午返回。郑队长把好久没用的大抬杆都搬出来了，那家伙，比人还高，枪管粗得能塞进拳头，装满黄豆大的铁砂，一轰能扫一片，鬼子见了都怕。”老人说，他们把20副大抬杆架在苇塘边的土坡上，每副抬杆旁都蹲着两个战友，一个负责点火，一个负责装砂。步枪班和手枪班分在大抬杆两边，形成夹击之势。“晌午时太阳毒得很，郑队长让每个人采了张最大的荷叶戴在头上，既能遮太阳，又能隐蔽。我们蹲在芦苇丛里，汗顺着脸往下流，滴在水里没声响。等啊等，从晌午等到太阳偏西，腿都蹲麻了，才听见东边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我伏在船头上，从芦苇缝里往外看，只能看见远处的水面泛起波纹，啥也看不见。再看负责大抬杆的战友，手里捏着香火，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连手都不抖一下，生怕香火掉了误了时机。”
　　没过多久，侦察员田振江划着一只小渔船，悄无声息地过来，压低声音对郑队长说：“队长，来了！可惜就一只船，另一只不知道为啥，离得远远的，没跟上来。”郑队长和张希平政委凑在一起，头对着头商量，手里还比划着地形。没一会儿，郑队长一拍大腿，声音坚定：“打！坚决打，就算是虎口拔牙，也得把这颗牙拔下来！”老人的语速快了些，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紧张的时刻：“没过多久，就看见鬼子的汽船呼隆隆地开过来，船头上的鬼子戴着钢盔，手里端着枪，来回走动。汽船越来越近，连鬼子军装的黄颜色、脸上的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郑队长趴在船头上，驳壳枪从芦苇缝里伸出去，枪口紧紧盯着扶舵轮的鬼子——那是汽船的指挥，先打掉他，船就乱了。等汽船离我们只有100多米时，郑队长喊了声‘打’，‘砰’的一声，扶舵轮的鬼子一头栽在舵轮旁，血顺着船板流进淀里。紧接着，20副大抬杆一起开火，‘轰隆隆’的声音震得芦苇都晃，火光冲天，霰弹像雨点一样泻在敌船上，船上的鬼子有的被打穿了胳膊，有的被打烂了腿，哭喊声、惨叫声混在一起。我们步枪班、手枪班再一排射，子弹‘嗖嗖’地飞向敌船，船身被打得跟蜂窝似的，马达‘咔咔’响了几声，就哑了，汽船在水里转起圈来，像个没头的苍蝇。”
　　几个没受伤的鬼子慌了神，“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想游回远处的汽船。郑队长大喊一声“冲啊”，几十只小船从芦苇丛里钻出来，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敌船。“我跳上小船，划着桨往前冲，离敌船还有几米远时，掏出怀里的手榴弹，拉了弦，朝船上扔去。‘轰隆’一声，敌船立刻被烟火淹没，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我正想跳上船，突然看见水里有个鬼子举着枪，朝我们的小船射击，子弹‘嗖嗖’地擦着船边飞过。我当时也顾不上怕，把枪往怀里一塞，一个猛子扎进湖里。淀里的水很凉，我憋着气，潜着游到鬼子身后，他还在盯着小船，没发现我。我猛地从水里冒出来，两手狠命掐住他的脖子，用尽全力把他往水里按。他挣扎着蹬腿，手往水里抓，想把我推开，我就用膝盖顶住他的背，不让他动弹。没一会儿，他的胳膊就软了，头耷拉下来，不再挣扎，慢慢漂在水面上。我抬头一看，田振江正划着船追上另一个鬼子，他举起船篙，篙头上的铁叉闪着寒光，对准鬼子的脑袋狠狠扎下去，直到水里不再冒泡，才把篙拉出来，铁叉上还沾着血。”
　　可没等他们清理完战场，东面突然传来汽船的隆隆声——从王家寨来的敌船发现了这边的动静，正朝他们开火，子弹“嗖嗖”地落在淀里，溅起一朵朵水花。“郑队长一看被我们打中的汽船开始倾斜下沉，再打下去就要吃亏，立刻喊：‘转移！快！’我们赶紧把小船开进苇塘，几个人一起把船蹬翻，压在芦苇丛下，又把大抬杆沉到水底，用泥巴盖住，免得被鬼子发现。每个人顶着荷叶，背着枪，往荷塘深处游。淀里的荷叶又大又密，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鬼子的汽船在外面转了半天，没找到我们，只能胡乱开了几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老人说，那天他们在荷塘里游了快一个小时才上岸，浑身是泥，衣服湿透了，枪也灌了水，却没人喊累。“我们坐在苇塘边，掏出怀里的窝窝头，你一口我一口地啃，虽然窝窝头早就凉了，却觉得比啥都香。郑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常禄，好样的，今天你立了功’，我听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1945年6月30日，卢常禄跟着雁翎队参加了解放安新县城的战斗。“那天我们从淀里出发，趁着夜色摸到县城外，郑队长带着我们从城墙的缺口爬进去，和城里的游击队里应外合。我跟着战友们冲进城隍庙，里面有十几个鬼子负隅顽抗，我们扔了几颗手榴弹，冲进去把他们全消灭了。解放县城那天，老百姓都出来了，给我们送水送吃的，有的还哭着说‘鬼子终于被赶跑了’。”同年8月，在郑少臣队长的推荐下，卢常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对着党旗宣誓，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心里想‘哥，我入党了，我没给你丢脸，没给雁翎队丢脸’。”抗战胜利后，雁翎队编入三八团，开赴天津，跟着华野部队参加战斗。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卢常禄的肩膀和腿被数枪击中，鲜血染红了军装。“当时我躺在战壕里，还问指导员‘我啥时候能好？我还想回前线打仗’，可医生检查后说，我的腿伤得太重，神经被打坏了，只能退伍回家养伤。我听了，哭了一晚上，舍不得离开部队，舍不得离开战友们。”
　　
　　拄着双拐回到家乡后，卢常禄休养了一年多，在乡亲们的照顾下，双腿才慢慢能走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要求担任村大队团宣委员、村委会会计，每天背着黑板，在村里的墙上抄写宣传板报，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从不马虎。“那时候村里没通电，我就点着煤油灯写，有时候写得太晚，煤油灯把眉毛都燎了，也没觉得苦。我就想，虽然不能再打仗了，但能为村里做点事，也挺好。”1999年，郑少臣队长在天津去世，享年86岁。卢常禄闻讯后，坐在屋里哭了一下午，手里攥着当年和郑队长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却被他保存得完好无损。“郑队长是我的恩人，是我的榜样，没有他，就没有我卢常禄。想起当年在淀里，他带着我们躲鬼子、打胜仗，一起啃窝窝头、一起睡苇塘，那些日子，就像昨天一样。”
　　2015年9月3日，卢常禄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那天我穿着新做的中山装，胸前戴着勋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国旗冉冉升起，听着国歌响起来，眼泪又流下来了。我心里想‘战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咱们赢了，鬼子被赶跑了，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咱们当年想守护的日子，终于来了’。”如今，98岁的卢常禄每天还会拄着拐杖，去村口的老榆树下坐着，看着村里的年轻人上班、孩子们上学，脸上总带着笑容。“现在雄安发展得这么好，村里盖了新楼，修了新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我每天都要去淀边走走，看看芦苇，闻闻淀水的味道，就像看到了当年的雁翎队，看到了我的战友们。”
　　
　　(三)
　　
　　2025年3月的河南南阳，柳芽抽出新绿，我揣着外公李明留下的笔记本——那里面记着他听闻的远征军故事，扉页上“张天生”三个字被外公画了圈，旁边写着“唐河勇士，敢死队长”——专程去南阳抗战研究所，找了吕安邦研究员。吕先生的办公室堆着半人高的史料，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中国驻印军缅甸作战地图》，他指着地图上“汀江—密支那”的红色线路，指尖轻轻一顿：“要说这位张天生队长，他的故事，得从1944年那个揣着‘遗书’出发的夜晚讲起。”
　　我坐在吕先生对面，看着他从铁皮柜里取出一份复印件——是1985年张天生口述、当地文史工作者记录的手稿，字迹有些潦草，却透着股战场的凌厉。“张天生是唐河县黑龙镇人，1938年参军时才15岁，个子刚过步枪高，却非要跟着招兵的同志走。”吕先生的声音带着对故人的敬重，“他爹是个老庄稼人，拉着他的手说‘咱庄稼人守着地就行’，可他说‘鬼子都要占咱的地了，守不住家，哪来的地’，最后揣着娘蒸的两斤玉米面馍，跟着部队走了。”后来，张天生编入中央化学兵团学兵总队，在重庆练了两年，从装弹、瞄准到战术配合，每项考核都是优等，不到20岁就当上了班长；1943年7月，他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坐飞机去印度汀江，成了中国驻印军1团3营9连3排排长——那时候驻印军换了美式装备，可缅甸丛林里的仗，比他想象的还难打。
　　
　　吕先生喝了口茶，指尖在手稿上滑动，停在“敢死队”三个字上。1944年初，盟军侦察机在缅甸孟拱河谷的丛林里，发现了一个日军大型弹药库——钢筋水泥浇筑的墙体，周围拉着三层铁丝网，还有12个哨兵轮班，里面不仅存着炮弹、子弹，还有给前线运送的粮食和药品。“部队决定组建敢死队夜袭，要‘端了鬼子的粮弹窝’。”吕先生的语气沉了些，“张天生当时21岁，听说消息后，连饭都没吃完就去找连长报名，‘我是河南人，不怕死，让我去’。1团的战士们也都争着报名，最后从200多人里挑了100个，全是身强力壮、枪法准的，张天生因为战术好、胆量大，被选为队长。”
　　出发前的那个下午，敢死队的战士们在帐篷里做了件“后事”——把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用白布缝在军装内侧的衣襟上。“张天生缝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怕，是想让家里人知道，万一自己没回来，魂能认着路回家。”吕先生说，“每个人的装备都堆得像小山：10公斤的炸药包绑在背上，胸前挎着汤姆逊冲锋枪，腰里别着毛瑟手枪和大刀，裤腿上的绑腿里塞着8颗手榴弹，子弹袋里装了500发子弹，加起来快30斤重。夕阳落的时候，他们乘着夜幕出发，钻进了密不透风的丛林，树叶的沙沙声盖过了脚步声，只有偶尔远处传来的鬼子岗哨咳嗽声，提醒着他们离危险越来越近。”
　　我顺着吕先生的描述，仿佛能看到那片漆黑的丛林：100个身影猫着腰，脚下踩着腐叶，每一步都轻得像猫。“他们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铁丝网前。两个懂电工的战友，掏出钳子悄悄剪断铁丝，铁丝断的时候发出‘咔嗒’一声轻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盯着不远处的哨兵——那哨兵正靠在树干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夜里一闪一闪，还时不时用日语哼两句小调。”吕先生比划着摸哨的动作，“张天生让战友们原地待命，自己猫着腰往前挪，草叶划过他的军装，没发出一点声音。离哨兵还有三步远时，他突然冲上去，左手紧紧捂住鬼子的嘴，右手抽出腰间的大刀，刀刃贴着鬼子的脖子，‘噌’一下就划了过去——鬼子的身体抽搐了两下，就软了下去，连哼都没哼一声。”
　　张天生换上鬼子的黄军装，扣上钢盔，还特意把冲锋枪挎在左边——他之前侦察时注意到，这个岗哨的鬼子习惯左挎枪。“他尽量模仿鬼子的步态，脚往外撇着走，偶尔还咳嗽两声，朝着营地里面挪。”吕先生说，“有个巡逻的鬼子迎面走来，用日语问‘口令’，张天生记着事先摸清的口令，含糊地答了一句。那鬼子没怀疑，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好好站岗’。”等张天生走到营地中心的弹药库门口，他回头朝战友们比了个“冲”的手势，身后的敢死队战士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冲锋枪的“哒哒哒”声在夜里炸开，睡在帐篷里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枪口下。“一下子就打死了20多个鬼子，有个刚穿好衣服的鬼子军官，举着指挥刀想反抗，被张天生一梭子子弹打在胸口，倒在帐篷门口。”
　　可鬼子很快反应过来，从各个帐篷里冲出来还击，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有个战友叫王二柱，河南许昌人，刚满18岁，他抱着炸药包想往弹药库门口冲，被鬼子的机枪打中了腿，他拖着伤腿，硬是爬过去把炸药包贴在墙上，拉了引线才倒下。”吕先生的声音有些哽咽，“张天生抓住一个日军小队长，用手枪顶着他的头，让他下令投降，可那小队长叽里呱啦地喊‘大日本皇军绝不投降’，还想伸手掏腰里的手枪，张天生没犹豫，直接扣动扳机，把他毙了。”敢死队的战士们拼了命地打，手榴弹扔得营地到处是火光，子弹倾泻在敌群里，大部分鬼子被消灭，只剩几个窜进丛林逃了。
　　“他们把所有炸药都贴在弹药库的墙上，拉了引线就往外跑，没跑多远，‘轰隆’一声巨响，弹药库的顶被炸得飞了起来，火光把整片丛林都照亮了，后续的爆炸声断断续续响了三个多小时，连远处的地面都在震，弹药库里的炮弹、子弹被炸得四处飞，像放鞭炮一样。”吕先生叹了口气，“可这仗打得太惨烈了——100人的敢死队，最后集合的时候，只剩18个人，82个战友要么牺牲在营地，要么在撤退时被鬼子的流弹打中，还有几个跑散了，再也没找到。张天生后来回忆说，那天他站在丛林里，看着远处还在冒烟的弹药库，手里攥着战友王二柱留下的半块玉米面馍，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比挨了枪还疼。”
　　驻印军继续向缅甸日军进攻，张天生带着3排在前开路——他们的任务是摸清鬼子的布防，为大部队扫清障碍。“丛林里又热又潮，白天温度能到40度，战士们的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上都长了疮，痒得钻心也只能忍着。”吕先生说，“他们每天只敢走20里路，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听动静，怕掉进鬼子的陷阱——有的鬼子会在草丛里埋地雷，有的会在树上设暗哨，冷不丁就打黑枪。”到了第四天凌晨4点，天还没亮，他们正踩着露水往前走，突然就和一支200多人的鬼子部队撞了个正着——双方几乎同时发现对方，“砰”的第一声枪响后，子弹就在耳边“嗖嗖”地飞。
　　“离得太近了，不到50米，步枪根本施展不开，战士们就把步枪背在背上，掏出冲锋枪扫，用手枪打。”吕先生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模拟着枪声的节奏，“张天生带了将近600发子弹，可没一会儿就打光了，他看见身边的勤务兵周进显——一个16岁的四川娃，刚把子弹装进枪膛，就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胸口，倒在他怀里，嘴里还喊着‘排长，我还没杀够鬼子’。张天生红了眼，捡起地上鬼子的三八大盖，装上刺刀，朝着最近的一个鬼子就冲了上去，刺刀‘噗嗤’一声捅进鬼子的肚子，他使劲一拧，鬼子倒在地上，鲜血溅了他一身。”
　　
　　最让人震撼的是张天生临时指挥的“铁三角”战术。“当时盟军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可敌我混在一起，根本没法轰炸扫射，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张天生突然大喊‘都别乱！三人一组！背靠背！呈三角形！’”吕先生站起来，用手比划着三角队形，“三个人背靠着背，每个人负责一个方向，人与人相隔两米，这样既能互相掩护，又能扩大攻击范围——前面的人用刺刀捅，后面的人能防着鬼子偷袭，左边的人开枪，右边的人能补刀。”战士们听着他的指挥，迅速组起队形，朝着鬼子杀过去，刺刀捅进身体的“噗嗤”声、骨头断裂的“咔嚓”声、鬼子的惨叫声混在一起，丛林里的树叶上都溅满了血。
　　这场仗从凌晨4点打到早晨8点，直到后面的大部队带着重机枪冲上来，才把鬼子打退。“张天生后来回忆，当时他杀红了眼，脸上溅的血干成了硬块，军装里全是汗水和血水，分不清哪是自己的，哪是鬼子的。他看见一个鬼子举着刺刀朝他扑来，他侧身躲开，反手一刺刀捅进鬼子的后背，还没等鬼子倒下，又有一个鬼子冲过来，他拔出战刀，朝着鬼子的脖子就砍，刀光闪过，鬼子的头掉在地上。”吕先生的声音有些沉重，“打扫战场的时候，3排51个人，只剩他和1班班长董真、2班班长潘其云还能站起来——董真的胳膊被刺刀划了个大口子，潘其云的腿被子弹打穿了，8个重伤员躺在地上，哼哼着喊‘排长，别丢下我们’，其余40人全牺牲了。张天生说，那天他数了数自己捅倒的鬼子，最少有30个，可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蹲在地上，抱着战友的尸体，哭了好久。”
　　这一仗后，1团被调到30里外的后方休整，从印度空运来200多个新兵补充。“张天生因为指挥得力、作战勇敢，荣立一等功，师里还给他发了枚银质奖章。”吕先生翻出一张奖章的照片，“连长邓之端被调去2营当营长，接替牺牲的2营营长，张天生就接替邓之端，成了9连连长，董真和潘其云也分别升了1排、2排排长——当年的‘铁三角’，成了9连的核心，新兵们都愿意跟着他们练，说‘跟着张连长，打仗有底气’。”
　　
　　1944年4月，密支那战役打响，鬼子把美军的指挥部和一个营的阵地包围了，美军几次突围都没成功，急得向驻印军求援。“1团奉命去解围，张天生带着9连当先锋。”吕先生说，“当时鬼子的火力很猛，阵地前的开阔地上，躺满了美军士兵的尸体。张天生喊了声‘兄弟们，跟我冲！’，就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往前冲——战士们也都跟着他，有的光膀子，有的把军装撕成布条缠在头上，大刀挥得‘呼呼’响，鬼子被这股气势吓住了，火力一下子弱了不少。”先锋部队伤亡过半，终于把美军救了出来，一个美军少校握着张天生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中国军人，厉害”。之后，张天生带着9连守在一个必经路口，阻击从八莫来的增援鬼子，“他们趴在战壕里，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就用大刀砍，硬是没让一个鬼子越过路口，几十具鬼子的尸体躺在路口两边，血腥味飘了好几里地。”
　　密支那战役结束后，1团又奉命去增援八莫会战。“八莫是鬼子的重要据点，城墙又高又厚，周围还挖了护城河。”吕先生指着地图上的八莫，“指挥部一声令下，攻城部队就往护城河里冲，鬼子在城墙上架着机枪扫，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河里，大批士兵中弹牺牲，尸体漂在河里顺流而下，河水都被染红了，连河面上的浪花都是红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炸弹落在城墙上，炸得砖石乱飞；地面的大炮也不停地往里轰，震得整个八莫都在晃。9连负责把守一个鬼子突围的路口，“他们配了三挺重机枪、九挺轻机枪、三门81迫击炮，组成交叉火力网——重机枪打远处的鬼子，轻机枪打近处的，迫击炮轰鬼子的冲锋队形，只要有鬼子从这里突围，马上就被打成筛子，打死的鬼子堆得像小山，后来清理的时候，光从这个路口运走的鬼子尸体，就有100多具。”
　　八莫战役后，张天生跟着1团一路南下，打下了南坎、南新等县城，追着鬼子到了仰光；后来又随部队攻下腊戍，把鬼子赶到了老挝和泰国，最后把他们赶下了安达曼海。“之后三个月，他们在腊戍周围的森林里清剿鬼子残余——那时候的鬼子成了丧家之犬，没了粮食，就抢当地老百姓的东西，有的甚至吃树皮、草根。”吕先生说，“张天生他们发现鬼子后，只要一喊话，大部分鬼子都会投降，只有少数顽固的还会反抗，被打死在森林里。俘虏集中后，用卡车运到昆明，再转火车送回日本。”1945年5月，张天生随部队从腊戍坐飞机回昆明，“昆明市民早就听说远征军要回来，挤满了街两旁，有的拿着鲜花，有的举着‘欢迎远征军凯旋’的标语，还有的给战士们递水、递水果。张天生坐在飞机上，看着下面欢呼的人群，眼泪又流了下来——他想起了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
　　
　　抗战胜利后，张天生在1947年递交了退伍申请，“他说自己打了9年仗，累了，想回家看看娘。”吕先生的声音软了些，“他离家10年，回到唐河县黑龙镇时，村里的人都来接他，可他找了半天，没看见爹——邻居告诉他，他爹在1943年，因为不肯给鬼子交粮食，被鬼子打死了。他走进家里，看见娘坐在门槛上，头发全白了，娘看见他，愣了半天，才喊出‘天生’，母子俩抱在一起哭，哭了好久都停不下来，连邻居都跟着掉眼泪。”
　　解放后，张天生被选为村里的第一村长，后来又任黑龙镇政治委员，“他从不跟人提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事，有人问他腿上的伤疤怎么来的，他就说‘砍柴的时候摔的’；有人问他怎么会打仗，他就说‘在部队里学的一点皮毛’。”直到1982年，地方史研究人员找他征集抗战史料，他才慢慢说出那些往事，“他说，不是不想说，是怕一说起，就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垂暮之年的张天生，在唐河县过着平静的日子，每天早上会去村头的老槐树下坐着，看着村里的孩子们上学，有时候还会给孩子们讲“打鬼子”的故事，不过每次讲到战友牺牲，他都会停下来，抹掉眼角的泪。
　　临走时，吕先生把张天生的口述手稿复印件递给我，我翻着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字，仿佛看到了那个15岁揣着玉米面馍参军的河南少年，看到了那个21岁在丛林里举着大刀冲锋的敢死队队长，看到了那个晚年坐在老槐树下思念战友的老人。外公当年没写完的故事，今天终于补上了——而像张天生这样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该只留在史料里，更该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