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精疲力尽，奔袭敌伪

　　(一)
　　
　　2024年中秋前，我坐高铁到了金华。出高铁站时，雨刚停，空气里飘着桂花香，打车往黄埔同学会去的路上，司机师傅说“这些年总有人来访老兵，都是像你这样年轻的人”——这话让我攥着笔记本的手紧了紧，外公当年走街串巷找老兵聊天的模样，突然就浮在了眼前。
　　同学会的办公楼在一条老巷子里，红砖墙爬着爬山虎，门口挂着“金华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史料研究中心”的木牌。刚推开门，就看见一个穿浅蓝色衬衫的姑娘快步走了过来，马尾辫随着脚步轻轻晃，胸前工作牌上“赵倩”名字清晰可见。“是周捷老师吧？我提前把洪涛老兵的档案都整理好了，就在里面办公室。”她说话时带着点江浙口音，温和又利落，引着我往里走时，指了指墙上临时挂的老地图，“您看，这是1942年浙赣会战时期的兰溪地图，狗头山就在这儿，洪涛老兵守的高地，现在还能找到战壕遗迹。”
　　办公室不大，靠窗的桌子上摊着一摞档案，最上面那本蓝色封皮的册子，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洪涛，字子澜，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步兵科，籍贯浙江兰溪水平乡”，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显然是被反复翻阅过。赵倩给我倒了杯温热的菊花茶，指尖划过档案封面时，声音放轻了些：“洪涛老兵的资料是我去年整理的，当时还找过他在武义的侄子，拿到了不少一手材料——您要听的1942年兰江突围，是他晚年跟家人念叨最多的事，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连当时水的温度都能说出来。”
　　我翻开笔记本，在“洪涛”这个名字下画了条横线，抬头跟赵倩说：“爷爷当年总跟我说，写老兵故事，得把‘日子里的碎末’捡起来，比如他们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疼的时候喊没喊娘，这样人才活得起。”赵倩听完笑了，点头说：“您爷爷说得对，洪涛老兵的故事里，就有好多这样的‘碎末’。”
　　她拿起档案里的一份手写回忆录复印件，递到我面前——纸已经黄得发脆，字迹却很工整，能看出写字的人很用心。“您看这段，是他写1938年去考黄埔的事。”赵倩的指尖落在“杭州师范”几个字上，“洪涛当时在杭州读师范，‘七七’事变后，学校停了课，他连夜打包行李回兰溪，在水平乡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8年冬天，他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岳飞，讲到‘靖康耻，犹未雪’时，自己先红了眼，晚上回家就跟妻子说要去考黄埔。他妻子后来跟侄子说，那天晚上洪涛把唯一的一块瑞士怀表留给她，表链是铜的，磨得发亮，他说‘等打跑鬼子，我就回来，还教孩子们读新课本，读咱们自己的故事’。”
　　
　　我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1938年冬，杭州师范，怀表，妻子”，赵倩又翻到下一页：“1941年他从黄埔毕业，被分到三战区86军79师当少尉排长，驻守金华火车站。您知道吗？金华火车站现在还有当年的老站台，洪涛老兵2017年还去看过一次，指着站台柱子上的弹痕说，‘当年我们就在这儿站岗，鬼子飞机来炸的时候，我还抱着柱子躲了一回’。”她顿了顿，补充道，“他那时候穿的军装是灰布的，袖口磨破了就自己缝，鞋子是布鞋，下雨天总漏水，他就在鞋底垫一层稻草——这些都是他侄子听他说的，还保留着他当年补衣服的针线包，蓝布面的，上面绣着个‘军’字。”
　　1942年春天，洪涛升了中尉，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率全排50人死守狗头山高地，掩护全师撤退。“狗头山不高，也就两百多米，但位置特别重要，是兰溪到金华的必经之路。”赵倩打开手机里存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片长满杂草的山坡，“这是我去年去拍的，您看，这道沟就是当年的战壕，里面还能找到弹壳。洪涛老兵说，当时战壕里的水没过脚踝，他们白天泡在水里躲炮，晚上就靠在土坡上睡觉，饿了就啃干馒头，馒头硬得能硌掉牙，就就着雪水咽——那年春天冷，还下过几场雪。”
　　
　　战斗打响的那天是3月12号，赵倩特意指了指档案里的日期：“日军先是派飞机炸，三架飞机盘旋着扔炸弹，山头上的石头和土块溅得到处都是，有个刚满18岁的兵，叫陈小虎，是兰溪本地的，抱着枪跟洪涛说‘排长，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娶媳妇呢’，结果下午鬼子冲锋时，一颗子弹打在了他胸口，他临死前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饼上还沾着血。”讲到这里，赵倩的声音低了些，“洪涛老兵说，那天晚上他把陈小虎的玉米饼收起来了，后来一直带在身上，直到抗战胜利才埋在了陈小虎家的祖坟旁边。”
　　打了三天三夜，全排打死了100多个鬼子，50个人却只剩下4个——洪涛、山东籍的上士班长王铁柱，还有两个兵，一个叫李根生，一个叫张卫国。“王班长是机枪手，枪法特别准，他那挺捷克式轻机枪，是全排的宝贝。”赵倩说，“洪涛老兵说，王班长总把机枪擦得锃亮，还跟他说‘排长，这枪能打鬼子，我得好好护着’。那天傍晚，鬼子又发起冲锋，洪涛带着三个人往山下的村子撤，王班长说‘你们先走，我来掩护’，就端着机枪趴在稻田埂上，哒哒哒的枪声压得鬼子抬不起头。”
　　洪涛撤到村口时，回头看见王班长还在扫射，赶紧使劲招手让他快撤。“王班长背着机枪刚跑了两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胸口，他一头栽进了水田里，机枪掉在旁边的泥里，还在冒着热气。”赵倩的指尖在“王铁柱”三个字上停了停，“洪涛老兵说，当时他脑子‘嗡’的一声，就想冲回去救王班长，可李根生和张卫国死死拽着他，说‘排长，不能去，去了也是送死’。”
　　部队里每挺机枪都金贵，洪涛红着眼眶让李根生和张卫国去把机枪捡回来，可刚一抬头，鬼子的子弹就擦着李根生的耳朵飞过去，打在了旁边的柳树上，两个人吓得赶紧缩了回去。“洪涛说，当时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机枪不能留给鬼子，那是王班长用命换的。”赵倩的声音里带着点哽咽，“他突然从土坡后窜出去，猫着腰往水田里跑，泥溅得满身都是，抓住机枪枪管和子弹袋就往回拽。鬼子的枪响了，他只能忽左忽右地扑着跑，像只兔子一样，刚跑回土坡跟前，右腿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说当时就像被人用棍子狠狠砸了一下，腿一下子就没了知觉，一头栽在泥里，机枪也掉在了旁边。”
　　百米外的鬼子嗷嗷叫着冲过来，举着刺刀，想活捉他。“李根生和张卫国急得直哭，连滚带爬扑过去，一个拽着他的胳膊，一个抱着他的腰，把他拖到土坡后面。”赵倩说，“洪涛疼得直冒冷汗，却还想着机枪，让他们把枪拉过来。眼看鬼子就剩二三十米了，他们三个人两挺机枪——还有一挺是之前缴获的鬼子机枪，洪涛忍着疼架起枪，三个人一起扣动扳机，子弹打在鬼子身上，倒下四五个，剩下的才退了回去。”
　　之后的几天，李根生和张卫国轮流背着洪涛，带着两挺机枪和一支步枪往团部赶。“张卫国个子矮，背着洪涛走不了几步就喘气，李根生就换过来，两个人的肩膀都磨破了，渗着血，却没喊过一句累。”赵倩翻到档案里的一份采访记录，“他们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赶路，饿了就挖野菜吃，洪涛的腿不能动，就帮他们擦枪，跟他们说‘等咱们到了团部，我请你们吃兰溪的酥饼’——结果到最后也没吃上。”
　　终于在浦江县找到了团部，团长看到他们时，眼圈都红了——本来以为全排都战死了，还已经给他们报了烈士。“团长握着洪涛的手说‘你们辛苦了’，看到他腿上的伤，赶紧让卫生员来包扎，还让炊事班煮了一锅面条，卧了荷包蛋。”赵倩笑了笑，“洪涛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条，连汤都喝光了。他跟团长申请回兰溪老家养伤，还保证‘伤一好就归队’，团长点头时，他想敬个军礼，可右腿站不稳，只能单腿支撑，姿势特别别扭，团长却对着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1942年8月的一天，洪涛和李根生、张卫国沿着兰江找船，想渡江回兰溪。“洪涛躺在担架上，盖着张卫国的破军装，眼睛一直盯着四周，生怕遇到鬼子。”赵倩说，“那天天气特别热，太阳晒得江面上波光粼粼，洪涛说他当时还想着，要是能快点到家，喝碗妻子煮的绿豆汤就好了。突然，他看见远处树林里有鬼子的钢盔反光，赶紧让他们快跑。”
　　可李根生和张卫国说啥也不扔下他，三个人就赶紧把枪、证件、子弹袋这些军品埋在河边的柳树下，用土和草盖好，还在树上做了个记号，想着以后要是能回来就拿走。“鬼子过来后，有七八个，都端着枪，嘴里喊着‘支那兵’，上来就踹他们。”赵倩的声音沉了下去，“洪涛有条牛皮皮带，是他黄埔毕业时发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鬼子看了喜欢，直接抽走了，他的外裤没了皮带就掉下来，只剩条灰色的短裤，两个人身上带的一点纸币——是之前发的军饷，也被鬼子撕得粉碎，碎片飘在江面上，像雪花一样。”
　　鬼子把他们三个绑到了江边的将军岩庙里，庙不大，里面积满了灰尘，神像都被推倒了。“洪涛透过门缝看见，江面上停着100多艘船，首尾连在一起，用铁链拴着，像是要运军火。”赵倩说，“因为他穿着军官的衬衣——虽然破了，但还是能看出款式，鬼子就把他单独带到一艘大船上，船上有个鬼子军官，留着八字胡，旁边站着个翻译官，戴着眼镜，说话阴阳怪气的。”
　　翻译官问他是哪个部队的，来这儿干什么。洪涛说自己是老百姓，在城里做买卖，腿上的伤是被流弹打的。“鬼子军官不信，用军刀指着他的腿，说‘你撒谎，这是枪伤，不是流弹’，还踹了他一脚，让他说实话。”赵倩翻到下一页，“洪涛说他当时想着，就算死也不能说部队的事，就一直咬定自己是老百姓。鬼子问了半天，没问出啥，就把他绑在船杆上，派了个鬼子兵看守，还跟看守说‘要是他跑了，你就死’。”
　　
　　天黑后下起了大雨，雨点砸在船板上“噼里啪啦”响，看守的鬼子怕淋雨，躲到船舱里避雨，还点了支烟。“洪涛开始偷偷磨手上的绳索——绳子是粗麻绳，之前被鬼子踹的时候，他口袋里的一块铁片没掉，是之前修枪剩下的，正好能用来磨。”赵倩说，“磨了半个多小时，绳子终于松了，他的手都磨破了，渗着血，却一点也不觉得疼。他赶紧叫醒李根生和张卫国，说‘咱们逃吧，趁着雨大’。”
　　可李根生和张卫国摇了摇头，说自己不会游泳，下水也是死，还说“排长，您逃吧，我们在这儿等着，说不定鬼子能放了我们”。“洪涛劝了他们半天，说‘能逃一个是一个，活着才有希望’，可他们还是不愿意。”赵倩的声音有些沙哑，“最后洪涛说‘那我下水的时候，你们别叫啊’，他们点头说‘您放心，我们不吭声’。临走前，洪涛还跟他们说‘希望你们也能逃出去，以后咱们在兰溪见’，他后来才知道，那是跟那两个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
　　下水后，江水特别凉，洪涛的伤腿浸在水里，疼得他直冒冷汗，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四周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岸，只能听见雨声和江水的声音。”赵倩说，“他只能顺着船沿往下漂，河水打在船板上的‘哗哗’声，正好盖住了他划水的声音。漂到一艘船的船头时，他看见有个船夫在抽烟，烟头的火亮在黑夜里特别明显，就悄悄叫他‘老乡，老乡，求你帮帮我’。”
　　船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姓陈，听到声音吓了一跳，赶紧把烟灭了，问他是谁。“洪涛说自己是打鬼子的伤兵，腿受了伤，求他帮忙藏一下。陈师傅一开始不敢，说‘鬼子每天清晨都要检查每艘船，发现了会杀头的，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说着就要把他推下水。”赵倩顿了顿，“可没过多久，另一个船夫从船舱里出来，是陈师傅的儿子，叫陈小宝，才二十岁，听完洪涛的话，跟他爹说‘爹，他是打鬼子的，咱们得帮他，要是鬼子赢了，咱们也没好日子过’，说完就把洪涛拉上船，藏在了装稻草的船舱里，还跟他说‘必须在凌晨前离开，不然天亮了鬼子检查，就来不及了’。”
　　那时候洪涛已经八九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说话都没力气。他问陈师傅能不能给点吃的，陈师傅想了想，从船舱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个玉米饼和一块大火腿肉——“陈师傅说，那是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留着过节的，火腿是去年腌的，特别香。”赵倩说，“洪涛拿起玉米饼就啃，一口饼一口火腿，吃得特别急，差点噎着，陈小宝还给他倒了碗水。吃完一个玉米饼，他还觉得饿，想再吃一个，陈师傅说‘剩下的你带着路上吃，我们也没多少了’，他才作罢，倒在稻草堆里就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连伤口疼都忘了，还打了呼噜。”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陈师傅把他叫醒，说“天快亮了，你快走吧，顺着江往下游漂，就能到兰溪了”，还把剩下的一个玉米饼塞给他。“洪涛想跟他们道谢，可陈师傅已经把他推下了水，还说‘快走吧，别回头’。”赵倩说，“他在水里回头看，能看见陈师傅和陈小宝站在船头，朝他挥手，心里特别暖。”
　　往江对岸游的时候，右腿不能用力，只能靠左腿划水，每动一下，伤口就像被扯着一样疼，血把周围的水都染红了一点。“游了大概半个小时，天开始亮了，东边的天空泛着鱼肚白，江面上的船也开动了，马达声‘突突突’的，特别响。”赵倩的声音有些紧张，“他回头一看，自己才到江中心，胳膊和腿都没力气了，划水的动作越来越慢，身体开始往下沉。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完了，要淹死在江里了’，甚至都开始想，要是能再见妻子一面，跟她说声‘对不起，我没做到’就好了。”
　　可就在他快撑不住，眼睛都快闭上的时候，一艘小木船从身边漂过——那是鬼子丢弃的，船沿几乎和水面齐平，里面还积着半船水，船底有个小洞，正慢慢往里渗水。“洪涛拼尽全力，用手抓住船沿，使劲翻进船里，因为没力气，还差点掉进水里。”赵倩说，“他躺在船里，喘了半天气，才想起用手当桨，划了半天，胳膊都酸了，才发现水变浅了——能看见江底的沙子。他测了一下水深，发现才到膝盖，就下船趟着水往岸边走，水凉得刺骨，可他一点也不觉得，只想着‘快到岸了，快到家了’。”
　　上岸的时候，他的腿一软，就重重摔在了沙滩上，怀里的玉米饼也掉了出来，沾了满沙子。他想爬起来，可胳膊和腿都像灌了铅，怎么也使不上劲，只能趴在原地喘气，看着江面上渐渐远去的船影，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活着，是因为想起了还在等他的妻子，想起了埋在柳树下的枪，想起了还被绑在船上的李根生和张卫国。
　　不知道趴了多久，远处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粗布短褂的老人，牵着一头老黄牛走了过来。老人看见他满身是水、腿上还渗着血，赶紧放下牛绳跑过来，用带着兰溪口音的话问：“后生仔，你咋了？是不是掉江里了？”洪涛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厉害，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打鬼子的……伤兵……要回水平乡”。
　　老人听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赶紧蹲下来扶他：“你别怕，我送你回去！”说着就把他架到牛背上，自己牵着牛绳慢慢走。牛走得稳，洪涛趴在牛背上，闻着牛身上的青草味，终于忍不住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特别沉，连梦里都是妻子煮的绿豆汤，冒着热气，飘着香。
　　
　　等他再醒过来时，已经躺在自家的土炕上了，妻子坐在炕边，眼睛肿得像核桃，看见他睁眼，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伸手摸他的脸，又怕碰疼他，动作轻轻的：“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父亲站在炕边，手里攥着旱烟袋，烟杆都快被捏变形了，只说了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转身就去灶房生火，可洪涛分明看见，父亲的肩膀在发抖。
　　当天下午，父亲就请了村里的老中医来治腿伤。老中医掀开他的裤腿，看见伤口已经化脓，皱着眉说“子弹没取出来，得先把脓清了”，说着就拿出一把磨得发亮的小刀，用酒消了毒，直接往伤口里划。洪涛疼得浑身发抖，咬着牙没喊一声，妻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清完脓，老中医敷上草药，用布条缠好，叮嘱道“这腿不能动，得养着，不然以后就废了”。
　　接下来的日子，妻子每天给他换药、熬粥，父亲就去山上采草药，偶尔还会从镇上买块肉回来，炖成汤给他补身子。可洪涛心里总惦记着李根生和张卫国，每天都问来家里串门的邻居“有没有见过两个穿军装的后生，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可每次都失望——没人见过他们。后来他托村里去兰溪县城赶集的人，去将军岩庙附近打听，过了半个月，那人回来跟他说，鬼子前几天把两个绑在船上的兵拉到江边杀了，埋在乱葬岗里，连名字都不知道。洪涛听完，沉默了半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墙上贴的“抗日救国”四个字，敬了个军礼，敬了很久很久。
　　腿伤养了三个多月，才能慢慢下地走路，虽然还是一瘸一拐，但他没忘跟团长的约定。1942年冬天，他瞒着妻子，偷偷收拾了行李，把黄埔军校的校徽别在胸口，跟父亲说“我得回部队，还有鬼子没打跑，不能在家待着”。父亲没拦他，只是把家里唯一的棉袄塞给他，说“天冷，别冻着，记得给家里捎信”。妻子送他到村口，把那块他当年留下的怀表又塞回他手里，眼泪汪汪地说“我等你，不管等多久，都等你”。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村里的狗叫着，他回头看了一眼村口的老槐树，心里默念“等打跑鬼子，我一定回来”。后来他辗转找到部队，被分到了游击纵队3团2大队当中队长，驻守在安徽宁国县桑元村。桑元村山多，鬼子经常来扫荡，他就带着队员在山里打游击，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就去摸鬼子的岗哨，好几次都差点被鬼子抓住。他总跟队员说“咱们多打一个鬼子，老百姓就能多安全一分”，队员们都佩服他，说“洪队长是真不怕死”。
　　
　　1944年10月，他因为作战勇猛，被调到3战区黄绍竑长官部当上尉参谋。在长官部，他主要负责整理战场情报，每天都要熬夜看地图、写报告，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他把妻子的照片放在抽屉里，累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眼，心里就有了劲——他知道，自己多努力一点，胜利就离得近一点。
　　抗战胜利那天，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外面突然传来鞭炮声和欢呼声，有人跑进来喊“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跑出办公室，跟大家一起欢呼、拥抱，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像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方的妻子。
　　后来他考上了交通班，被分配到江西邮局当三等二级邮务员，每天骑着自行车送信，走街串巷，看着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心里特别踏实。全国解放后，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了兰溪水平乡，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就像他当年承诺的那样，教孩子们读新课本，读抗战的故事，教他们“要爱国家，不能忘了那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人”。
　　2015年，武义县民政局的人来家里，给他送来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上了保存多年的黄埔军校制服，虽然衣服已经有些旧了，但他还是穿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子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眼泪落在纪念章上，亮晶晶的。他跟来看他的侄子说“你看，咱们打赢了，那些牺牲的兄弟，也能瞑目了”。
　　垂暮之年，他还跟家人念叨“当年要是能把李根生和张卫国救出来就好了，要是能再跟陈师傅父子道个谢就好了”。
　　赵倩讲到这里，把档案册轻轻合上，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带着点淡淡的甜。我低头看了看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怀表”“玉米饼”“陈师傅父子”，还有“王铁柱”“李根生”“张卫国”——这些名字和物件，就像一颗颗珍珠，串起了洪涛老兵的一生，串起了那段烽火岁月里最珍贵的东西。
　　
　　
　　(二)
　　
　　2025年4月的豫东平原，路边的泡桐树刚冒出紫白色的花骨朵，我和志愿者在杞县口上村的老巷里绕了三圈——终于在一棵老槐树下，我们找到了张怀忠老人的家。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老人兴奋的声音，正跟晚辈讲话。敲开门的瞬间，一只黄狗摇着尾巴凑过来，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赶紧起身迎接：“是周捷老师吧？我是张怀忠的孙子张建军，他一早上就坐在藤椅上盼着你们呢！”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见99岁的张怀忠老人正坐在院当心的藤椅上。他穿着件深蓝色棉袄，胸前别着两枚亮闪闪的纪念章——左边是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右边是2015年的70周年纪念章，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暖融融的光。老人的头发全白了，却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布满皱纹，可眼神依旧清亮，透着股历经岁月打磨的韧劲。
　　“后生，过来坐。”他冲我们招招手，声音比我想象中有力得多。我在他身边的小马扎上坐下，把笔记本摊开，指着“张怀忠，1926年生，杞县人，11岁投军当通信员，1941年冒死吞信护情报”那行字给老人看。他眯着眼睛，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纸面，突然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我就跟你好好唠唠1941年那夜的事，还有些埋在心里几十年的细节，今天都给你倒出来。”
　　张建军端来两杯热茶，老人喝了一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棉袄袖口的补丁，慢慢开口：“我爹是个老实庄稼人，娘在我3岁时就没了。1937年鬼子占了开封，地里的庄稼全被鬼子的马踩了，我跟爹一路逃荒到北徐州、蚌埠，饿了就啃树皮、挖草根，冷了就缩在破庙里，身上的衣服烂得遮不住肉。”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有天在蚌埠的破庙里，我表舅找来了——他当时在八区抗日区小队当队员，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枪，看着特别精神。他蹲在地上，摸着我的头问‘怀忠，想不想打鬼子？想的话就跟我走，以后能吃饱饭，还能护着乡亲们不受欺负’。”
　　说到这儿，老人的眼睛亮了些：“我当时才11岁，瘦得像根被风吹弯的柴火棍，可一听能打鬼子，立马攥着表舅的手使劲点头，连爹都没顾上跟他商量。爹在旁边抹着眼泪，却没拦我，只说‘跟着你舅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就这样，我跟着表舅回了杞县，成了区小队的通信员。”
　　
　　刚当通信员时，他连枪都拿不稳——区里给的小马枪比他的胳膊还沉，枪托磨得发亮，是之前牺牲的战士留下的。“区长教我怎么藏信，说‘怀忠，这信比命还重要，丢了信就是丢了战友的命’。”老人比划着，“有时候把信折成小方块，塞在裤腰的布条里；有时候缝在棉袄的夹层里，外面再缝上补丁，看着跟普通破棉袄没啥两样。那时候区里缺粮缺得厉害，战士们每天就喝两碗稀粥，饿了就啃干红薯，可就算这样，也没人愿意当逃兵。”
　　最让他揪心的，是区里派便衣催粮的事。“区长一开始派了五六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扮成老百姓去杞县各个乡催粮，结果去一个没一个——全让日伪军抓了，活埋在城外的乱葬岗里，连个记号都没留下。”老人的声音发颤，“不催粮不行啊！区小队几十号人，总不能饿着肚子跟鬼子拼。区长跟表舅在油灯下商量到半夜，最后说‘派个小孩去试试，日伪军看小孩年纪小，警惕性低，说不定能成’。我当时就在旁边磨枪，听见这话立马站起来说‘我去！我从小在这一带跑，路熟，还能跟村里的小孩混在一起，不容易暴露’。”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普通小孩，他每天白天都去县城边的七里岗，跟村里的孩子一起摸鱼、爬树、掏鸟窝，把葛岗、十里铺、城关、城关镇这四个乡的路线摸得门儿清——哪条路有鬼子的岗哨，哪片庄稼地能躲人，哪个村口有狗，他都记在心里。“那时候没有手电筒，晚上送信全靠月亮光。我揣着催粮的字条，把小马枪斜背在身上，贴着墙根走，听见狗叫就赶紧趴在地上装死人，等狗不叫了再接着走。”老人笑了笑，“有一回走夜路，我踩到一只刺猬，疼得差点叫出声，赶紧捂住嘴，怕引来鬼子。”
　　
　　可危险还是来了。有一天晚上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送完信从葛岗往回走，在张北村东边的十字路口，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小马枪“哐当”一声甩了出去，掉进了路边的草丛里。“我赶紧摸黑找枪，手刚伸进草丛，就碰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还沾着黏糊糊、热乎的液体——是血！”老人的身体微微发抖，“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借着微弱的天光一看，是个穿灰布军装的战士，胸口有个大窟窿，眼睛还睁着，手里攥着半张没送出去的字条。他肯定是刚被鬼子打死的，身子还没凉透。”
　　他强忍着恐惧，在草丛里继续摸枪，手指被草叶划得全是口子，终于摸到了冰冷的枪身。“我把枪背在身上，爬起来就往齐寨跑，跑的时候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不敢回头。到了齐寨的联络点，我才发现浑身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连头发丝上都沾着血痂，联络点的阿姨赶紧烧了热水，帮我洗了半天，水都变成了红色。”老人叹了口气，“从那以后，我再去催粮就不带枪了——觉得枪沉，还容易暴露，不如揣把磨得锋利的小刀在身上，遇到危险还能跟鬼子拼一下。”
　　没过多久，他在七里岗被鬼子抓住了。“那天我正往葛岗送字条，刚走到村口，就被两个端着三八大盖的鬼子按住了。他们看我穿着补丁衣服，却不像普通讨饭的小孩——我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给联络点带的盐，鬼子觉得可疑，就把我带到了岗楼里。”老人比划着当时的场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鬼子军官，用军刀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小八路？来这儿干什么？’我咬紧牙说：‘我就是个讨饭的，来村里找我姥姥。’可鬼子不信，说要把我活埋了。”
　　几个伪军把他拖到岗楼后面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推了进去，开始往他身上填土。“土埋到我胸口的时候，我喘不上气，脸都憋紫了，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死，字条还在我身上，死了就没人给联络点送盐了’。”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幸好地下党的同志早就盯着岗楼了，一看我被抓，赶紧去找村里的保长。保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平时看着胆小，那天却硬着头皮跑到岗楼，跟翻译说‘他真是我们村的小孩，他姥姥就住在村西头，天天在村里晃悠，怎么可能是八路？你们要是不信，我把他姥姥叫来’。”
　　鬼子半信半疑，让保长去叫人。“其实我姥姥早就不在了，保长是故意拖延时间。没过多久，村里的几个老人都过来了，围着岗楼求情，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算是八路，也不懂事，放了他吧’。鬼子看这么多人求情，又觉得我年纪小，没什么威胁，才把我从坑里拉出来。”老人说，“乡亲们赶紧把我扶到保长家，保长的老伴给我熬了碗小米粥，我喝了两口就吐了，全是土。从那以后，我更明白了，咱们能跟鬼子坚持这么久，靠的就是乡亲们的帮衬——没有他们，我们这些战士早就活不下去了。”
　　
　　1941年8月的那个夜晚，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当时县长李良要送一批干部到华北，去跟那边的八路军汇合，得先通过口上庄的地下党联系接收的人。区长把送信的任务交给我时，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写着接头暗号，还有接收人的名字。”老人的手指捏了捏，像是还能摸到当年的纸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怀忠，这事儿只有你能办——你在口上庄熟，又跟村里的地下党见过面，不容易出错。记住，这纸条比你的命还重要，要是遇到危险，一定要把它毁掉，不能让鬼子拿到’。我当时就把纸条揣在嘴里，用舌头含着，说‘区长您放心，我就算死，也不会让纸条落到鬼子手里’。”
　　出发前，他特意换了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把小刀藏在鞋缝里，又跟表舅借了顶破草帽。“那天晚上没月亮，天阴得厉害，像是要下雨。我从区里出发，沿着河边往口上庄走，河边的芦苇长得比我还高，正好能掩护我。”老人回忆道，“到了口上庄的南门，我看见两个伪军在岗哨上抽烟，就绕到河边，跳进河里往西边游——河水凉得刺骨，我咬着牙，生怕嘴里的纸条湿了。游到西边寨墙下，我爬上岸，甩了甩身上的水，就往之前勘察好的豁口爬。”
　　那个豁口是寨墙上的一个缺口，是之前鬼子轰炸时留下的，平时很少有人去，只有几个小孩会在那儿玩。“我刚爬到豁口的一半，突然一道强光打在我身上——是敌人岗哨上的探照灯！”老人的声音一下子提了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躲不过去了，赶紧把嘴里的纸条使劲咽下去，又把藏在裤腰里的小马枪解下来，扔到旁边的河里——枪沉，扔下去就没影了。”
　　探照灯的光死死盯着他，几个伪军从南门往西跑，边跑边喊“抓小八路！别让他跑了”。“我想跑，可腿早就软了，没跑两步就被他们按住了。一个伪军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提拉起来，说‘你小子胆子不小，敢来这儿送信’。我低着头，不说话，心里想着‘纸条已经吞了，你们就算打死我，也得不到什么’。”
　　鬼子把他带到街里，绑在张船山门外那棵碗口粗的槐树上——张建军说，那棵槐树现在还在，树干上还能看到当年绑人的痕迹。“七八个日伪军围着我，有拿枪托子的，有拿皮带的，往我身上砸。那个留着八字胡的鬼子军官，用军刀指着我的肋骨，问我‘是不是八路？来这儿跟谁接头？’我咬着牙，死活不吭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心里默念‘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不能说’。”
　　他被打得两回背过气去，伪军就用凉水泼他，把他泼醒了再接着打。“围观的乡亲们都替我着急，有个老奶奶想上前拦着，被伪军推了个趔趄。我爹闻讯从家里跑过来，他不敢靠近，只能在远处看着，眼睛红得像兔子，手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老人说，“我爹知道我肯定是来送信的，他没敢耽搁，赶紧去找村里的张正武维持会长——张正武表面上是维持会长，其实是咱们的地下党，我之前跟他见过面，知道他是自己人。”
　　张正武赶紧联系了村里的伪军队长张孝峰——张孝峰也是地下党，跟张正武是老相识。“他们两个装作吵架的样子，吵吵嚷嚷地过来。张正武指着我，故意大声说‘张孝峰！你看看这是谁？这不是你家邻居家的小傻孩吗？天天在村里疯跑，还偷过你家的鸡，怎么可能是八路？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张孝峰也配合着，假装生气地说‘你们这群饭桶！连个小孩都认不出来，还敢抓八路？快把他放了！’”老人笑了，“鬼子看他们两个都这么说，又怕真抓错了人，影响跟维持会的关系，就把我放了。”
　　被放下来的时候，他全身都瘫软了，像一摊烂泥，张正武赶紧让人把他抬到自己家。“我躺在炕上，感觉两边的肋骨都断了，稍微动一下就疼得钻心，嘴里还往外吐血沫。张正武的老伴给我敷上草药，草药是用酒泡过的，敷在身上火辣辣的，可我却觉得比之前舒服多了。”老人说，“她还煮了碗小米粥，里面放了点红糖，我喝了两口就吐了，吐出来的全是血。张正武坐在旁边，摸着我的头说‘怀忠，你受苦了，不过你放心，那批干部已经安全联系上了，你立了大功’。我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觉得再疼也值了。”
　　他在张正武家养了半个多月，才能勉强坐起来，后来又转到区里的隐蔽点养伤，前前后后养了一年多才好利索。“养伤的时候，表舅来看我，给我带了个白面馒头——那时候白面馒头多金贵啊，我舍不得吃，分了一半给旁边养伤的战士。”老人说，“那个战士后来在跟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我每次想起他，就觉得那个白面馒头的香味还在嘴里。”
　　
　　张建军在旁边补充：“我爷现在还常跟我们说，当年要不是张正武和张孝峰同志，他早就没了。后来他伤好归队，还跟这两位同志一起打过游击，每次打仗，他们都互相掩护，跟亲兄弟似的。”老人点点头，接着说1943年秋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参加了区小队，不再是单纯的通信员了。
　　“有一回，我们得到消息，说有几个伪军在匡营抢粮，就奉命去追击。我们一共八个人，每人带了一把枪，还有两颗手榴弹，追着伪军往匡营跑。”老人说，“可没想到，这是鬼子的圈套——那几个伪军是诱饵，后面跟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伪军。我们刚追到匡营，就听见后面枪声大作，知道上当了，赶紧往后退，跳进了匡营北边的壕沟里。”
　　壕沟有一人多深，里面全是泥水，他们趴在泥水里，不敢出声。“三个鬼子端着刺刀，跳下来想抓我们。战友史银生是个铁匠出身，力气大，拿着刺刀，一下子就挑死了两个鬼子。第三个鬼子扑过来，他又使劲一捅，鬼子倒在泥水里，不动了。”老人比划着刺刀的动作，“我拿着枪，瞄准沟上面的伪军，开了两枪，打倒了两个。趁敌人趴在地上躲枪的时候，我们顺着壕沟赶紧撤了——跑的时候，我的鞋都掉在泥水里了，光着脚跑了好几里地，脚底全是口子。”
　　他说，在敌后打游击，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有时候刚在一个村子站稳脚跟，鬼子的“扫荡”就来了；有时候跟伪军打仗，打着打着，就有伪军偷偷跟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别打了，我们放你们走”。“区小队人少枪少，不能跟鬼子硬拼，只能打游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靠的就是灵活。”老人叹了口气，“主力部队比我们更难，当时地方上都传‘干了三十团，不能活一年’——八路军第三十团是主力团，一个月打了二十多仗，消灭了不少日伪军，可指战员牺牲得也多，有时候一场仗下来，一个连就剩十几个人，连连长都牺牲了。”
　　
　　1944年夏天的那次奔袭，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有十几个伪军在通许朱砂岗的茶馆里喝茶，没带多少武器。区长跟排长商量，说‘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去把他们端了，还能缴获点枪和粮食’。”老人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拍着，像是在回忆当时的节奏，“我们区小队四个班，一共四十多个人，每人揣着两颗手榴弹，扛着机枪就往朱砂岗奔——那时候天热，跑了十几里地，衣服全湿透了，贴在身上难受得很，可没人敢停下来歇口气。”
　　到了朱砂岗附近，排长让大家趴在高粱地里隐蔽，先派两个侦查员去摸清情况。“过了半个多小时，侦查员回来，说茶馆里确实有十几个伪军，正围着桌子喝茶聊天，门口就两个岗哨。”老人笑着说，“排长当即下令，东门一个班、北门一个班、南门一个班，东门人多，负责主攻，等里面打暗号，三个方向一起开枪，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被分到了东门的班，跟在机枪手后面，心里又紧张又兴奋，手都攥出了汗。”
　　可谁也没想到，侦察员漏了最重要的情况——茶馆后面的院子里，还藏着一个大队的伪军，正在吃中午饭。“我们按照计划，悄悄摸到茶馆门口，东门的班长吹了声口哨，三个方向的机枪一下子就响了。”老人的声音提高了些，“茶馆里的伪军懵了，有的连枪都没摸到就被打倒了，可没等我们高兴，茶馆后面突然冲出一群伪军，拿着枪朝我们开火——黑压压的一片，至少有一百多人。”
　　排长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喊“撤！别硬拼”，可大家已经跟伪军交上了火，想撤没那么容易。“我趴在墙根下，举着枪往伪军堆里打，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炸得伪军嗷嗷叫。”老人说，“机枪手老张趴在我旁边，一直没停过火，后来他的机枪卡壳了，刚要修，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胳膊，他咬着牙，用另一只手继续修，愣是把机枪修好了，又接着打。”
　　打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伪军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心里发慌，慢慢开始往后退。“排长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带着我们撤，还不忘把缴获的枪扛上——一共缴获了五支步枪，两箱子弹，我们用太平车把这些东西拉回区里，一路上大家都在喊‘胜利了！胜利了’，高兴得忘了累。”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后来才知道，那些伪军以为我们是主力部队来了，吓得不敢追，要是他们知道我们只有四十多个人，肯定会追上来的。”
　　1945年春天，他从八区调到了五区，担任刘房五区长的通讯员。“刘区长是个老革命，对我特别好，还教我认字、写毛笔字。”老人说，“那时候我已经能写自己的名字了，还能写简单的字条，刘区长总说‘怀忠，你不仅要会送信，还要会认字，以后革命胜利了，还得建设国家呢’。”后来，他又被调入县大队，跟着吕健领大队长打仗——吕队长打仗特别勇猛，每次都冲在最前面，大家都特别佩服他。
　　
　　“日本人投降那天，县大队的院子里炸开了锅。”老人的眼睛里闪着光，“有人敲锣，有人打鼓，还有人把珍藏的酒拿出来喝。吕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怀忠，咱们赢了！鬼子投降了！你从11岁就跟着咱们干，这么多年，受苦了’。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一个劲地流，心里想着‘那些牺牲的战友，终于能瞑目了’。”
　　
　　没过多久，吕队长找他谈话，说“怀忠，你年纪不大，却立了不少功，在县大队太屈才了。我跟吴芝圃政委是同学，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他肯定能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岗位”。老人说，当时他还不想去，觉得在县大队跟战友们在一起挺好，可吕队长劝他“这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做事”，他才拿着信去了开封。
　　吴芝圃政委看了信，又跟他聊了聊当年的经历，把他安排在开封警备司令部警卫团3营11连，任副班长。“警卫团的任务是保卫司令部的安全，责任特别重。我每天都提前上岗，仔细检查每一个进出的人，不敢有半点马虎。”老人说，“那时候条件苦，晚上站岗冷，我们就轮流跺脚取暖，可没人抱怨——能保卫司令部，能为革命做事，我们都觉得特别光荣。”
　　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驻扎开封，颁布了一条纪律：不准军人进戏院看戏，怕影响群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戏院门口站岗，看见两个人穿着战士的衣服，想进戏院。我赶紧拦住他们，说‘同志，按照规定，军人不能进戏院，请你们离开’。可他们不听，还想硬闯，我立马喊来其他战士，说‘把他们绑起来，送到政治部去’。”老人笑着说，“这时候，跟在他们后面的警卫员赶紧跑过来说：‘别绑！这是刘伯承司令员！’我一听，赶紧松开手，心里特别忐忑，怕司令怪罪。”
　　没想到，第二天华野政治部就通报表扬了他，说他“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吴芝圃政委还亲自找他谈话，提拔他当警卫班班长，负责把守省政府和省军区。“我更不敢马虎了，每天都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连门口的石头缝都要看看，怕有坏人放炸弹。”老人说，“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护好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安全，不能让坏人得逞。”
　　
　　新中国成立后，他因为常年打仗，得了肠胃炎和肺结核，身体越来越差。“那时候部队正在搞建设，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体拖后腿，就主动申请从新郑疗养院转业回乡。”老人说，“组织上不同意，说我是功臣，应该留在部队休养，可我坚持要回杞县——我是杞县人，根在这儿，我想回家种地，为家乡做点贡献。”
　　回乡后，他种了几亩地，还当了村里的村干部，带领乡亲们搞生产。“那时候条件差，没有化肥，我们就自己沤肥；没有收割机，我们就用镰刀割麦子，一天能割一亩多地。”老人说，“我每天都第一个下地，最后一个回家，乡亲们都跟我一起干，村里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因为工作认真，他每年都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组织上又抽调他去党校学习三个月，毕业后让他任县组织委员。
　　“我还是想回村，跟乡亲们在一起。”老人说，“组织上拗不过我，最后同意我回杞县高阳乡，任高阳社长。我在社长的岗位上干了十几年，直到退休——这十几年里，我走遍了高阳乡的每一个村，帮乡亲们解决了不少困难，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心里比啥都高兴。”
　　2005年，杞县民政局的人来家里，给他送来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又送来了70周年纪念章。“每次拿到纪念章，我都要把它别在胸前，对着镜子敬个军礼，心里想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你们看，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强了，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为国家打过仗，为乡亲们做过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