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 暗哨杀敌，抗日特战

　　(一)
　　
　　2024年4月的无锡，春风裹着太湖的湿气，吹得抗战研究院三楼办公室的玻璃窗蒙了层薄雾。我坐在研究员顾新岚对面的木椅上，指尖轻轻摩挲着她递来的泛黄档案夹——封皮上“唐泽其”三个字是用蓝黑墨水写的，笔画里还带着些颤抖，旁边一行娟秀的批注格外醒目：“野人山爬出来的炮手，暗哨岗上的孤胆兵”。顾新岚给我泡了杯碧螺春，热水冲开茶叶的瞬间，清香混着水汽漫上来，她捧着杯子轻轻叹口气：“唐老的故事，得从1938年那个割稻子的秋天说起。”
　　
　　那时候唐泽其还是贵州凯里炉山镇洛棉村的半大后生，十七八岁的年纪，肩膀已经能扛起半袋稻谷。1938年9月，稻穗刚黄透，沉甸甸地压着秸秆，他天不亮就扛着镰刀下了田，露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却不觉得冷——想着秋收后能给娘扯块布做件新棉袄，心里满是劲。可没割几垄，保长就带着两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进了村，铜锣一敲，全村人都围了过去。当“唐泽其”三个字从保长嘴里念出来时，他攥着镰刀的手突然就僵了，指节捏得发白。他知道“抽壮丁”意味着什么，家里就他一个劳力，娘要是知道了，指不定要哭到晕过去。
　　那天夜里，唐泽其在灶房里摸黑收拾东西，就拿了件打补丁的单衣、一双旧布鞋，还有娘前几天刚烙的两块玉米饼。他悄悄站在娘的房门外，听见里面传来纺车“嗡嗡”的声音，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直到鸡叫头遍，他才咬咬牙转身走，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惊动了屋里的人。走出村口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月光下的村子静悄悄的，只有自家窗户还亮着一点微弱的光，那光在他心里晃了很多年。
　　上路没几天，疟疾就找上了他。先是浑身发冷，冷得像揣了块冰在怀里，牙齿咬得咯咯响，裹着两件单衣还是打哆嗦；没过多久又开始发高烧，烧得糊涂，眼前总晃着娘的影子，连路都走不动。同村的老乡王德超比他大五岁，见状没多说一句话，先是扶着他走，后来看他实在撑不住，干脆蹲下身把他背了起来。那四天，王德超背着他走在山路上，脚下的石子硌得脚生疼，汗把衣服都浸透了，却没喊过一声累。唐泽其趴在他背上，闻着他身上的汗味，心里暗暗记着这份情——后来在野人山，就是这份情谊，让他们互相拖着走出了绝境。
　　等唐泽其在贵阳病好，直接被编进了担架队。第一次抬伤员的时候，他手都在抖——那个兵的腿被炮弹炸断了，伤口里还嵌着碎弹片，血顺着担架杆往下滴，染红了一路的泥土。伤员疼得脸色惨白，却没哼一声，只是紧紧攥着他的胳膊说：“小兄弟，别害怕，打跑鬼子就能回家了。”那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扛的不只是一个伤员，还有更多人的回家路。
　　
　　1942年年初，唐泽其和王德超被归入远征军序列，3月16日踏进缅甸腊戍的时候，空气里都飘着硝烟味。远处的炮弹声时不时传来，震得地面微微发颤，路边随处可见被炸毁的汽车，还有些穿着军装的人躺在地上，再也醒不过来。他们的任务是转运伤员，前线下来的伤兵一批接一批，有的断了胳膊，有的肚子上缠着渗血的绷带，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在丁加沙那回，伤员多到整列火车都挤不下，唐泽其和收容所的12个战友没上去。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见车窗里有人朝他们挥手，还有个小战士举着个破了口的搪瓷缸，喊着“再见”。谁能想到，那列火车开到密支那，就被日军的炸弹盯上了，整车人没一个活下来。后来他跟顾新岚说，那天他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冒着黑烟越来越远，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要是当时再挤一挤，可能就没后来的事了，可偏偏，他活了下来。
　　同年6月，腊戍和密支那先后被日军占领，他们被迫往孟关的野人山走。那地方根本算不上路，都是没膝的草丛和湿滑的泥地，树枝上挂着的藤蔓像鞭子似的，走过去就会在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最吓人的是蚂蟥，树叶上、草丛里到处都是，一不留神就掉进脖子里，凉飕飕的，等发觉的时候，已经吸得圆滚滚，一扯下来就是一道血口子；走草丛湿地时，蚂蟥还会从裤筒爬上来，钻进衣服里，打掉一个，又来一个，防不胜防。唐泽其和王德超互相照应着，爬山的时候，王德超会先踩稳了再拉他一把；过河的时候，唐泽其会扶着王德超的胳膊，生怕他滑倒。每天都能看见倒在路边的战友，有的睁着眼睛，手里还攥着枪，像是还在盯着前方的敌人；有的已经没了气息，身上盖着厚厚的落叶，只露出一只破旧的鞋。他们不敢多说话，只能闷着头走，心里又沉又酸——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这座山，也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自己。
　　直到9月，他们才终于抵达印度新维接待站。那时候每个人都瘦得只剩骨头，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衣服破得遮不住身子，上面还沾着泥和血。接待站的人给他们递来馒头，唐泽其拿在手里，咬了一口就哭了——太久没吃过这么实在的东西了。
　　到了兰姆伽训练营，唐泽其被编入新编第38师独立炮兵团第3营第1连第1排，成了一名炮手。他记得很清楚，营长叫曹世理，说话嗓门很大，训练的时候很严格，可私下里会把自己的压缩饼干分给战士们；副营长叫李汉庭，脾气温和，总爱跟他们聊老家的事；连长是冯浩，三十多岁，脸上有一道刀疤，据说是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半年后，李汉庭看他机灵，学东西快，就调他去学开车。“好好学，以后能多条活路。”李汉庭拍着他的肩膀说。后来唐泽其真的成了营部的驾驶员，每次摸着方向盘，他都想起这句话——那时候他觉得，日子好像稍微稳了点。
　　
　　1943年年底，部队要经野人山反攻缅甸。走野人山的时候，唐泽其又想起了之前的日子，只是这次不一样，他们手里有枪，心里有底气，是来打鬼子的。有天中午，部队在一片树林里休整，长官们在帐篷里讨论进攻方案，让战士们用汽化炉烧饭。米饭的香味飘出来，唐泽其刚盛了一碗，就看见李汉庭走过来，赶紧让出自己的位置：“副营长，您坐这儿吃。”李汉庭笑着接过碗，说了声“谢了”。唐泽其想着去旁边的吊床上歇会儿，刚躺下，老兵赵健就走过来，喘着气说：“泽其，让我躺一会儿，这一路走得太累了。”他没多想，立马爬起来，把吊床让给了赵健，自己走到不远处的树下，和战友李思刚坐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老家的事——李思刚是四川人，说等抗战胜利了，要回家娶媳妇，还邀请唐泽其去喝喜酒。
　　没聊两句，“轰隆”一声巨响，日本人的炮弹突然就落了下来，正好打在李汉庭和赵健中间。唐泽其脑子一懵，耳朵里嗡嗡作响，等他反应过来，赶紧往那边跑。赵健已经没了气，眼睛睁得大大的，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李汉庭躺在地上，腿上全是血，裤子都被染红了，他咬着牙，想撑着坐起来，却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冯浩连长开着吉普车冲过来，跳下车就把李汉庭抱上车：“快，去后方医院！”他一边喊，一边发动汽车。唐泽其又转身去扶李思刚，李思刚的胳膊被弹片划伤了，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扶着李思刚往车上走，刚把人扶到座位上，一个医务官就跳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赶紧走！”医务官喊道。
　　可刚要开车，又一颗炮弹落在汽车旁边，震得车子都晃了晃。唐泽其回头一看，医务官的头靠在他肩膀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伸手碰了碰，医务官的身体已经凉了；再看李思刚，他趴在座位上，后背满是血，也没了呼吸。后来他才知道，李汉庭送到医院后，因为伤势太重，还是没能救回来。唐泽其回到班里，重新拿起了炮手的工具，只是那几天，他总想起李汉庭让他学开车时的样子，想起李思刚说要娶媳妇的话，心里空落落的——又有几个战友，没能等到胜利的那天。
　　也就是这年12月，唐泽其轮到值班当暗哨。当时部队在缅甸一处山坳里驻扎，总共设了四个暗哨，他是第三哨，位置在一片矮树丛后面，前面就是开阔地，只要有动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夜里的风特别冷，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他裹紧了破军装，把领子立起来，还是觉得冷。手里的卡宾枪被他焐得有点温度，他盯着前方，耳朵竖得老高，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半夜一两点钟，远处突然传来第二哨的一声“口令”，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枪声，“砰砰砰”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然后是冯浩连长的大喊：“不准乱动，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喊声响过之后，周围又突然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敲鼓似的。唐泽其趴在原地没动，手指紧紧扣在卡宾枪的扳机上，手心全是汗——他知道，日本人要摸营了，前面的哨位，可能已经出事了。
　　没过多久，他看见远处有六七个黑影，猫着腰，脚步放得极轻，几乎听不见声音，正悄悄往自己这边摸过来。那些黑影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观察，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鬼子。唐泽其屏住呼吸，把枪口对准黑影，心里数着距离——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等那些黑影离得只有二十米远时，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扣动扳机。“哒哒哒”，卡宾枪的声音在夜里炸开，子弹扫过去，前面四个鬼子应声倒地，剩下的几个吓得赶紧往回跑，连滚带爬的，很快就没了踪影。他没追，冯浩连长的命令还在耳边——不准乱动。他继续趴在树丛后面，盯着前方，生怕还有鬼子过来。那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紧张，还有点激动——他打倒了鬼子，守住了哨位。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东方泛起一点鱼肚白，他才敢稍微动一下。站起身的时候，腿都麻了，他揉了揉腿，走到刚才黑影倒下的地方，发现两具日本兵的尸体，身上还穿着军装，手里攥着枪。可他明明记得昨晚打倒了四个，怎么就剩两具了？他赶紧跑去跟冯浩连长汇报。冯浩带着几个战友在阵地附近搜，最后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又找出两具尸体，身上都有枪伤，地上还留着血迹，估计是夜里受伤后没跑远，流血过多死了。
　　冯浩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泽其，你做得很好，我给你申请记功！”然后他才告诉唐泽其，昨晚前面两个暗哨都牺牲了，要是他没守住第三哨，日本人就摸到炮位了，到时候损失就大了。“以后碰上夜间偷袭，还是不能乱动，”冯浩指着不远处的炮位说，“敌人的目标是炸大炮，咱们一动，就中了调虎离山的计，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唐泽其点点头，看着冯浩脸上的刀疤，突然觉得，连长说的对，守住哨位，就是守住了战友，守住了胜利的希望。
　　后来，唐泽其跟着新编第38师打于邦、攻孟关。守卫孟关的是日军第18师团，那是个硬茬，之前跟他们交过几次手，都没占到便宜。这次进攻，部队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战车营悄悄绕到日军司令部后面，发动突然袭击。唐泽其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战车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颤，他们在前面牵制敌人，战车营从后面冲进去，鬼子一下就乱了阵脚，有的往山里跑，有的躲在工事里负隅顽抗，可最终还是溃不成军。战斗结束后，他们在日军司令部里缴获了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那印是铜做的，沉甸甸的，上面刻着日文。全营的人都围过来看，有人欢呼，有人鼓掌，唐泽其也跟着喊，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么久的仗，终于打了个大胜仗。
　　
　　1945年初，部队回到云南昆明集训。那时候，他已经能从广播里听到好消息，知道鬼子快不行了。8月15日那天，广播里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集训营都沸腾了，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哭，有的笑，还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唐泽其坐在地上，看着天上的太阳，觉得特别亮——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也能瞑目了。
　　抗战胜利后，唐泽其离开了新编第38师，进了陆军总司令部汽车队。1946年，他跟着车队到了南京，负责军邮运送工作。那时候他听说王德超跟着新编38师乘轮船去了东北，他赶紧跑到码头，可轮船已经开了。他站在码头上，看着轮船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心里一阵难受——当年背着他走了四天的老乡，没能见上一面，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联系上。
　　1947年，战犯谷寿夫在南京公审。唐泽其被安排驾驶一辆无遮篷大卡车，拉着谷寿夫游街。那天早上，他特意把卡车擦得干干净净，握着方向盘的手很稳。卡车从黄埔路出发，一路上围满了老百姓，有的人举着“血债血偿”的牌子，有的人扔石头、扔烂菜叶，还有的老人坐在路边哭，嘴里念叨着亲人的名字。
　　谷寿夫被绑在卡车中间，低着头，脸色惨白。唐泽其看着他，想起了野人山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密支那火车上的伤兵，想起了南京城里被鬼子杀害的老百姓——这些账，今天终于要算了。卡车一路绕到雨花台东炮台，这里曾是鬼子屠杀老百姓的地方，现在成了谷寿夫的葬身之地。两个宪兵把谷寿夫拖下车，让他脸朝北边山坡跪下，面朝南京城区——那里有他犯下的滔天罪行。“砰”的一声枪响，谷寿夫倒在地上，宪兵又补了两枪。唐泽其站在旁边，看着那具尸体，心里只觉得解气，却也有些沉重——再多的惩罚，也换不回那些逝去的生命。
　　1949年南京解放后，唐泽其进了华东邮电学院学习。他像个学生似的，每天背着书包去上课，学文化、学技术，虽然累，却觉得很充实。一年后，他从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无锡邮电局做分拣员。这时候，他才敢请假回家——离开贵州已经10多年了，不知道娘还在不在，家里怎么样了。他坐着火车、汽车，又走了一段山路，终于踏进了洛棉村。
　　村子还是老样子，只是路边的树长得更高了。他走到自家门口，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口纳鞋底，那正是他的娘。娘抬起头，看见他，手里的针线“啪”地掉在地上，愣了半天，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过来抓住他的胳膊：“泽其？是你吗？”唐泽其点点头，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娘，是我，我回来了。”娘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以为你早就不在了……”他也跟着哭，这么多年的苦、这么多年的思念，在见到娘的那一刻，都化成了眼泪。
　　在家待了几天，他特意去了王德超家。王德超的娘还在，只是身体不太好。她拉着唐泽其的手，问他有没有王德超的消息。唐泽其摇摇头，心里一阵难受——他只能告诉老人，王德超在部队里很勇敢，只是后来分开了，没了联系。老人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是王德超参军前拍的，照片里的小伙子穿着粗布衣服，笑得很灿烂。唐泽其把照片揣在怀里，说以后有消息了一定来告诉她，可他知道，这可能只是个安慰——王德超，或许早就不在了。
　　
　　1984年，唐泽其从无锡邮电局退休，在无锡定居下来。退休后的日子很平静，他每天早上会去公园散步，跟老人们下棋，下午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偶尔会翻出当年在部队里用过的旧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缸，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他和战友们在兰姆伽训练营的合影，只是照片上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他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抗战经历，就连邻居问起，他也只是笑着摆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
　　2015年，社区工作人员敲开他家门，递给他一个红色的盒子，里面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蓝色中山装，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社区的人要给他拍照，他挺直了腰板，像当年在部队里站岗一样，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后来顾新岚去采访他，他摸着纪念章说：“这不是给我的，是给那些牺牲的战友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埋在异国他乡的英烈们，别让他们白死。”顾新岚说，那天唐老说了很多，从野人山的蚂蟥，到暗哨岗上的枪声，说到动情处，老人的眼睛里满是泪光。
　　晚年的唐泽其坚持每天看报纸，关注国家大事。有时候电视里播放抗战题材的纪录片，他会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看完。家人想让他多休息，他却说：“看看这些，心里踏实。”2021年11月，唐泽其老人在无锡的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9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别忘了……那些战友……还有王德超……”
　　顾新岚说到这里，拿起桌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唐泽其老人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纪念章，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温暖而平和。我接过照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是一位老兵的一生，有离别，有苦难，有牺牲，却始终带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战友的牵挂。他像一颗沉默的石子，在历史的长河里，却折射出最耀眼的光芒。
　　
　　(二)
　　
　　2024年10月的浙江瑞安，秋阳把马屿镇上京村的稻田染成了金褐色，风一吹，稻浪翻滚着裹来谷物的清香，连空气里都带着丰收的暖意。我和志愿者踩着田埂往金福元老人家里走，泥土沾在鞋底，软乎乎的——来之前就听说，99岁的老人每天还会来地里转一圈，这片田，是他战后守了一辈子的念想。
　　走到院门口时，果然看见老人坐在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蓝布面小本子。我们送上一些礼物，老兵紧紧握我的手说：“你是周捷吧，你姥爷也是抗战老人了，坐，我给你讲1944年那盒‘牙膏’的事——那回啊，差点就没从鬼子司令部走出来。”
　　
　　金福元老人的故事，要从1941年4月19日那天讲起。当时16岁的金福元还在东山毓蒙中学读初二，早读课刚结束，他正趴在课桌上抄生字，突然听见远处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窗户玻璃都震得嗡嗡响。他和同学跑到教室外的走廊上，往飞云江方向一看，心瞬间揪紧了——几艘灰黑色的日本军舰正停在东山口江面，炮口对准岸上，每一次轰鸣，都有炮弹落在远处的房子上，瞬间就塌了半边，冒起滚滚黑烟。
　　没过多久，日军战斗机又呼啸着掠过瑞安上空，机翼下的机关枪“哒哒哒”地扫过城区，子弹打在石板路上溅起火星。有同学尖叫着往教室里躲，金福元却僵在原地，看着一颗炸弹落在不远处的巷子里，火光冲天，紧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后来才知道，那天日军的轰炸和扫射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城里的商铺、民房倒了一大片，不少乡亲没来得及躲，就没了性命。
　　当天下午，2000多日军分乘数十艘汽艇、炮艇沿飞云江驶入县城南门江面，和国军在两岸展开激战。枪声、炮声一直响到黄昏，金福元和老师、同学躲在学校的地窖里，地窖又潮又暗，大家挤在一起，谁都不敢说话，只能听着外面的声响越来越稀疏。直到天黑透了，校长才悄悄探出头，回来时脸色苍白：“国军撤了，县城被鬼子占了。”
　　4月20日凌晨3点，金福元趁着夜色，跟着几个同学从学校后墙翻了出去。一路上，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田埂、绕着树林往马屿方向跑。路过城郊时，他看见不少被烧毁的房子，有的还在冒烟，倒在路边的老百姓身上盖着草席，有的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收好的农具。回到家时，母亲抱着他哭了好久，街坊邻居也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日军进城后的惨状——抢粮抢钱，还把反抗的乡亲绑在柱子上打，有个姓王的大叔因为不肯交出家里的存粮，就被鬼子用刺刀挑伤了腿。金福元攥着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心里像烧着一团火：“从那天起，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些鬼子赶出去，不能让他们再祸害家乡。”
　　后来，金福元偷偷加入了家乡的地下抗日活动。一开始，他只是帮着传递消息——把写着日军动向的小纸条藏在柴火里，或者夹在书页中，送到联络员手里；有时候还会装作放牛娃，在日军据点附近转悠，把看到的岗哨数量、换岗时间记下来。1943年5月，听说设在浙江文成县的玉壶特种技术训练班在招人，专门培养打鬼子的特战人员，他没跟家里人商量，揣着母亲连夜烙的几个麦饼，就沿着山路往玉壶走。走了两天两夜，脚都磨起了泡，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找到了特训班的联络点。
　　
　　玉壶的特训班藏在深山里，总部设在镇长家的三层洋房里，红砖墙、木楼梯，在当时算是少见的好房子。整个特训班有5000多学员、教官和学兵，分散在周边的几个村子里。当地老百姓知道他们是来打鬼子的，都特别热情——镇上把最好的几间瓦房腾给教官住，村里的老人还会煮了鸡蛋送到宿舍；有户人家的老宅二楼空着，主动收拾出来给学员当宿舍，连床板都擦得干干净净。
　　不过，特训班的纪律特别严。进出训练区域要经过三道审查，第一道看联络暗号，第二道查身份证明，第三道还要搜身，生怕有汉奸混进来；教室和宿舍外24小时有哨兵看守，晚上就算上厕所，也要跟哨兵报备，记下班号和姓名。金福元说，那时候他们连写信都要经过检查，想家了，就只能在夜里躺在硬板床上，偷偷想母亲做的麦饼。
　　训练的日子又苦又累。每天天不亮，哨声就响了，他们要爬起来练队列、跑山路，有时候还要负重行军——背着几十斤的沙袋，在山里跑五公里，不少学员跑到一半就累得吐了，可没人敢停下，因为教官说“现在多流点汗，战场上就能少流血”。上午的课是军事学和情报学，教官拿着地图，教他们看地形、分析敌情，还会讲怎么在敌后隐藏自己；下午是实操训练，练射击、学爆破，晚上还要背密码本、练通信联络，经常忙到后半夜才能睡觉。
　　训练用的武器都是游击作战里实用的轻武器——卡宾枪轻便，枪身短，适合在山里、巷子里机动；汤姆森冲锋枪火力猛，一次能装20发子弹，近战的时候特别管用；左轮手枪小巧，能藏在怀里或者袖口里，执行秘密任务时不容易被发现。教官都是打过仗的老兵，有个姓张的教官，胳膊上留着鬼子刺刀划的疤，教射击时会手把手地纠正姿势：“瞄准要三点一线，眼睛看目标，准星对缺口，呼吸要稳，扣扳机不能急，要轻轻按。”
　　金福元一开始射击总脱靶，心里特别着急。张教官就单独给他补课，让他对着树上的叶子练瞄准，还教他怎么调整呼吸。练了三个月，他的射击水平突飞猛进，200米外天上飞的麻雀，他端起卡宾枪，“砰”的一声就能打下来。有次考核，他十发子弹中了九发，张教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以后准能成为神枪手。”
　　最让金福元感兴趣的，是情报传递的技巧。有门课专门教怎么隐藏情报——把纸条卷成细条，塞进钢笔杆里；或者把情报写在布上，缝进衣服的夹层里。不过，他最觉得神奇的，是用五倍子和米汤做“隐形墨水”。教官带着他们在山里采五倍子，晒干后磨成粉，再和米汤按比例混合，放在锅里慢慢熬，熬成褐色的水。用毛笔蘸着这水在纸上写情报，水一干，纸上什么痕迹都没有，就算被鬼子搜走了，也发现不了秘密。需要看情报时，用碘酒刷一遍，再把纸放在灯前一照，蓝色的字迹就会清清楚楚地显出来。金福元当时特意找了张草纸试了试，看着原本空白的纸上突然出现“日军明日换岗”几个字，兴奋得半夜没睡着：“这本事，后来执行任务时真派上了大用场。”
　　除了情报，他还学了制作炸药。教官会带着他们在山里找硝石、硫磺，教他们按比例混合——硝石多一点，炸药威力就大，适合炸炮台、炸汽车；硫磺多一点，燃烧效果好，适合制造烟雾，掩护撤退。第一次成功做出能炸碎石头的炸药时，金福元特别激动，拿着炸药包跑到山里试爆，听见“轰隆”一声，石头碎了一地，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以后再看见鬼子的炮楼，我就能把它炸了！”
　　1943年12月，经过6个月的训练，金福元已经能熟练掌握侦察、爆破、擒拿、情报、通信等技能——他能在黑夜里悄无声息地摸到敌人据点附近，能根据脚印判断鬼子的人数和去向，还能徒手制服两个壮汉。毕业后，他被编入台州海门的第九教导营特务连，授予少尉军衔，担任组长，任务是在日军后方搞爆炸、暗杀，破坏鬼子的补给线，还要收集情报，准备接应盟军在温台沿海登陆。
　　
　　1944年7月，金福元接到了第一个重要任务——炸掉日军海门联防队司令部。那处司令部设在海门的一个老四合院里，院墙高，门口有哨兵，还有狼狗，想直接冲进去根本不可能。上级跟他说：“只能伪装渗透，把炸弹送进去。”为了接近目标，金福元开始伪装成商人——他穿上绸缎褂子，戴上瓜皮帽，还特意留了点胡子，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每天提着烟酒去汉奸李某家里，装作想跟日军做布匹生意的样子，还故意在日军巡逻队面前“露富”，把银元拿出来显摆，说“想跟太君合作，赚点小钱”。
　　一开始，汉奸李某还不太信任他，每次见面都旁敲侧击地问东问西。金福元就故意说些无关紧要的生意经，还送了李某一块怀表，慢慢取得了他的信任。三个月后，李某终于松口：“我可以帮你引见，不过太君警惕性高，你们只能带礼物进去，不能带别的。”金福元心里一喜，赶紧跟另外两名组员商量——把定时炸弹装在牙膏盒子里，伪装成进口礼物送进去。
　　他们找了三个崭新的牙膏盒，把里面的牙膏清空，然后把定时炸弹拆成零件，小心翼翼地装进去，再用包装纸包好，系上红丝带，看起来就像精致的礼品。定时炸弹的时间定在20分钟后——足够他们离开司令部，也能保证炸弹在鬼子办公时爆炸，造成最大的破坏。
　　10月的那天早上，天刚亮，金福元就起床收拾——绸缎褂子熨得平平整整，怀表揣在怀里，手里提着装着“牙膏”的礼盒，另外两名组员也打扮成伙计的样子，跟在他身后。9时45分，他们在李某的带领下，走到了日军联防队司令部门口。门口的两个哨兵穿着黄军装，手里端着步枪，腰上还挂着刺刀，旁边的狼狗对着他们“汪汪”叫。
　　李某赶紧上前，用日语跟哨兵说了几句，又指了指金福元手里的礼盒。哨兵走过来，翻遍了他们的衣服，又打开礼盒看了看——看到是“牙膏”，还拿起一支闻了闻，笑着用生硬的中文说：“大大的好，礼物。”金福元心里捏着把汗，脸上却装作镇定，还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哨兵：“一点小意思，太君辛苦了。”哨兵收了银元，挥挥手让他们进去。
　　走进司令部的院子，金福元趁机观察地形——院子里有四个哨兵，分别站在四角；正房是办公室，里面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李某把他们带到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走出一个穿军官服的鬼子，李某赶紧鞠躬：“太君，这是来谈生意的金老板，给您送礼物来了。”金福元也跟着鞠躬，把礼盒递过去：“一点薄礼，希望太君喜欢。”鬼子接过礼盒，随手放在桌子上，挥挥手让他们离开。
　　10时15分，金福元和组员们走出司令部大门，脚步尽量放得平稳，心里却在倒计时。走到不远处的汽车旁，他们一上车就催促司机：“快开，往城外走！”司机也知道任务重要，一脚油门踩到底，汽车沿着马路飞快地跑。开出大概两公里后，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轰隆”一声巨响，他们回头一看，日军联防队司令部的屋顶已经塌了，黑烟滚滚地往上冒，还能看见有鬼子从里面跑出来，有的衣服着了火，有的在喊救命。
　　后来他们从情报里得知，这次爆炸炸死了两个日军司令部人员——一个是情报官，一个是副官，整个司令部的屋顶和墙壁都被炸毁了，文件也烧了不少。只有鬼子司令因为要去码头检查补给，提前离开了，才捡回了一条命。上级知道后，专门给金福元发了嘉奖令，还把他晋升成了中尉：“任务完成得漂亮，给鬼子来了个措手不及！”
　　可金福元说，特工的工作一点都不风光，反而处处是危险。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待上一星期，每次住店都要用假名字，有时候刚住下，听见外面有日军巡逻的脚步声，就要赶紧从后窗逃跑；执行任务前，他们还要想好“后事”——万一牺牲了，怎么把情报传出去，怎么让战友知道鬼子的动向。有一次，他们在海门执行暗杀汉奸的任务，刚得手，就被日军的巡逻队发现了，金福元和组员们只能往山里跑，鬼子在后面追，还放枪，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回要是慢一步，就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
　　
　　1945年2月，金福元又接到了炸海门炮台的任务。那处炮台建在海边的高地上，有两门大口径火炮，能控制附近的海面，鬼子靠它封锁海岸线，阻止盟军登陆。炮台的防守特别严——有四个哨兵24小时值守，每小时换一次岗；附近还有半个班的日军驻扎，配有机枪和迫击炮，想靠近特别难。
　　金福元和组员们先在海边的草丛里躲了两天，观察哨兵的换岗时间和路线。他们发现，每天凌晨3点，哨兵会换岗，这时候有两分钟的间隙，是防守最松的时候。于是，他们决定在那天夜里行动。半夜12点，他们背着炸药包，从海边的礁石后面摸过去，海水打湿了衣服，冷得刺骨，可没人敢出声。
　　等到凌晨3点，换岗的哨声一响，他们赶紧趁着间隙，猫着腰往炮台爬。金福元负责引爆炸药，他趴在地上，慢慢爬到炮台的底部，把炸药包固定在炮架上，刚拉燃导火索，就听见一个鬼子喊：“什么人？”他心里一惊，赶紧往回跑。刚跑出没几步，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掀倒在地，左腿被弹片划伤，流了好多血，疼得他差点晕过去。
　　战友们赶紧冲过来，一个人背着他，另外两个人在后面掩护，往山里跑。鬼子在后面开枪，还放照明弹，整个海面都被照得亮堂堂的。他们跑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才甩掉了日军的追兵，躲进了山里的一个山洞。洞里特别冷，战友们撕下衣服给他包扎伤口，还把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了他。金福元看着自己流血的腿，却笑了：“炮台被炸了，鬼子的火炮没用了，值了！”
　　
　　抗战胜利那天，金福元正在海门执行任务，听见街上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还以为是假的，直到看见老百姓举着国旗，敲锣打鼓地庆祝，才相信这是真的。他和战友们抱在一起哭，这么多年的苦，这么多牺牲的战友，终于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后来，金福元跟着部队驻防上海，部队改编成交通警察部队第18纵队，他成了上尉巡察员，负责维持治安。可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打仗了，心里只想回家，种几亩田，陪在母亲身边。1948年，他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回了马屿，再也没回部队。
　　回到家乡后，金福元先是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他总跟学生说：“要好好读书，长大了保卫国家，别让外国人再欺负我们。”后来，因为当地粮库缺会计，他又去了粮库，每天算账、记账，做得特别认真。再后来，粮库裁员，他就回家种起了田，在村里建了两间木屋，娶了媳妇。虽然没有子女，可夫妻俩勤劳肯干，日子过得很踏实——春天种水稻，秋天收麦子，闲的时候就去山上采点茶，日子平淡却安稳。
　　2015年，抗战老兵志愿者找到他，帮他申请了关爱老兵基金，每个月能拿到补助。金福元特意找了个蓝布面的小本子，把所有关心他的爱心人士的名字都记了下来，有的还画了小圆圈，说是“要记住人家的好”。他每天都会翻一翻这个本子，有时候还会跟媳妇念叨：“这些人没忘了我们这些老骨头，没忘了当年的事。”
　　
　　现在99岁的金福元，耳朵有点背，眼睛也花了，可每天还是会拄着拐杖，去地里转一圈。他看着稻子从发芽到长叶，从开花到结出沉甸甸的穗子，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脸上会露出笑容：“土地是我的朋友，它不会骗我，你对它好，它就会给你回报。就像当年打鬼子，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终于把他们赶跑了。”
　　临走时，金福元老人把那个小本子递给我看，上面的名字密密麻麻，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可他还是能清楚地说出每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这个是上海来的小姑娘，给我送过棉袄”“这个是杭州来的小伙子，帮我修过屋顶”。他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打了几年鬼子，守了一辈子田。可我没后悔过——当年拿起枪，是为了不让鬼子毁了家乡；现在守着田，是为了对得起那些没等到胜利的战友。”老人的手指在本子上轻轻划过，像是在触摸一段遥远却滚烫的岁月。
　　我看着老人满是皱纹的脸，突然注意到他左手食指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笑了笑：“这是当年装炸药时被铁片划的，那时候没条件处理，差点发炎。”他说，当年一起训练的战友里，有好几个都没能回来——有的在执行暗杀任务时被鬼子发现，牺牲了；有的在炸炮楼时没来得及撤离，被埋在了废墟里。“我能活着，能看着现在的好日子，已经很幸运了。”
　　临走前，金福元老人和他的陪护人坚持要送我们到田埂上。秋阳下，他站在金黄的稻田边，拄着拐杖，身影被拉得很长。他指着远处的飞云江说：“当年鬼子就是从那边来的，现在你看，江面上都是渔船，多太平。”风拂过稻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老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