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岳麓山上，阜宁罗桥

　　(一)
　　
　　2025年初夏的长沙，梅雨季刚过，空气里还裹着一股潮湿的草木香。我第三次走进湖南黄埔同学会那栋灰砖小楼时，藤蔓正顺着墙角往上爬，几片新叶沾着水珠，落在门楣上的“浩气长存”木匾上，溅起细碎的声响。推开门，彭述丹正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了——她扎着利落的马尾，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手里的牛皮笔记本上，把泛黄的纸页照得通透，那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全是抗战老兵的细节。
　　“周哥，你上次问何汉忠在岳麓山炮击加藤大队时，炮管发烫的具体情形，我查了四分校的炮兵训练档案，还找了当时同部队老兵的口述记录，能说得更细些。”她抬头朝我笑，指尖在笔记本上轻轻划动，“你看这儿，何老说过，那天早上的雾特别大，从岳麓山顶往下看，长沙城像被裹在棉花里，直到日军的钢盔反光刺破雾层，他们才看清敌人已经快冲到城门口了。”
　　我拉过椅子坐下，把外公李明整理的湖南抗战老兵名录摊在桌上。名录里何汉忠的名字旁，外公画了个小小的炮筒图案，旁边注着“三战长沙，平射歼敌”——这是外公2015年采访何老后留下的标记，也是我执意要把这段往事写完整的缘由。“每次听你讲，都觉得离那些日子更近了。”我指尖抚过那个炮筒图案，“何老瞒着父母参军的事，你上次说他和同乡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广州，能再说说路上的事吗？”
　　
　　彭述丹点点头，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她说:“何汉忠于1916年出生在广东中山县小榄镇，家里是开小杂货店的，父母就他一个儿子。他说当时报纸上天天登前线的消息，镇上的青年都在议论要去打仗，他和七个同乡偷偷凑了钱，趁半夜从后巷溜出去，连件厚衣服都没带。”她的声音放轻，像是在转述一段珍贵的记忆，“他们先坐乌篷船到广州，船在珠江上走了三天，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只能躲进芦苇荡里。有天晚上实在饿，就摸上岸找农户要了点红薯，农户知道他们是去参军的，硬是塞了一布袋炒米，说‘多杀几个鬼子’。”
　　到了广州，何汉忠考进黄埔军校四分校14期炮科，因为身高只有一米六，被分到了轻型平射炮班。“那时候平射炮是新鲜玩意儿，专门打坦克，训练时要扛着三十多斤的炮管跑圈，何老个子矮，扛着炮管走三步就得歇一步，可他从没落下过一次训练。”彭述丹指着档案里的成绩表，“你看，他的实弹射击成绩是全班第一，教官在评语里写‘虽身形矮小，然对炮之悟性，远超常人’。”1938年5月毕业那天，何老抱着自己训练时用的炮管拍了张照，照片里他穿着灰布军装，胸口别着校徽，笑得露出两颗虎牙——这张照片现在存放在湖南档案馆，彭述丹特意给我看过电子版。
　　毕业后，何汉忠被分到“中央”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1939年就跟着部队开赴湘鄂赣战场。“那时候部队调动全靠步行，炮身拆成三段，炮弹装在竹筐里，每个人要扛三十多斤的东西。”彭述丹站起身，模仿着当时扛炮管的姿势，“何老说，从广西桂平到湖南岳阳，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月，路上要过湘江支流，没有桥，就抱着炮管蹚水，水最深的地方到胸口，冻得牙齿打颤，还得提防日军的侦察机。”有次他们在山林里隐蔽，日军飞机低空盘旋，何老和战友们趴在地上，把炮管藏在树叶下，飞机的轰鸣声就在头顶响，他说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炮不能丢，丢了炮，就打不了坦克了。”
　　
　　1939年秋，何汉忠第一次参加实战，配合川军20军在岳阳城外打伏击。“当时日军三辆坦克开路，后面跟着百十来个步兵，何老和战友们把炮架在土坡后面，等坦克开到五十米内，他喊‘放’，第一炮就打中了坦克的履带，坦克立马停住，后面的步兵慌了神，川军的战士趁机冲上去，把敌人全消灭了。”彭述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何老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坦克被打瘫，心里又紧张又解气，战后清理战场，他摸着被打坏的坦克履带，觉得自己没白扛那么久的炮管。”
　　武汉会战后，何汉忠的部队被编进第11军，成了“机动炮兵”。“那时候武汉刚失守，撤退的伤员沿着公路走，有的断了腿，有的胳膊吊在脖子上，何老说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腿上缠着绷带，还拄着枪往前走，嘴里喊着‘我要打鬼子’。”彭述丹的眼眶有些红，“为了不让大炮被日军缴获，他们连夜把炮拆了，埋在山里的竹林里，自己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跟着难民往长沙走。有天晚上没地方住，就睡在破庙里，何老把仅有的一条毯子盖在炮栓零件上，说‘这是咱们的命根子’。”
　　1941年，苏联援助的200门野炮运到中国，何汉忠的部队分到了4门。“这炮威力大，口径有76毫米，可特别笨重，一门炮光炮架就有五百多斤，得四个人抬，炮管还要两个人扛。”彭述丹翻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十几个士兵正抬着炮架往山上走，“何汉忠说，有次他们在衡山脚下遇到暴雨，山路滑得站不住脚，抬炮架的一个战士摔了一跤，差点滚下山，何汉忠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两个人都趴在泥里，炮架却没沾一点水。”因为炮太重，不能经常转移，他们常常要在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天，白天躲在掩体里，晚上就轮流站岗，何汉忠总说：“炮在哪，咱们就在哪。”
　　1941年底，何汉忠升任第4军战车防御营副营长，跟着部队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河东狙击日军，新墙河和汨罗江是两道防线。”彭述丹拿出一张长沙会战的地图，指着上面的标记，“何老的炮连驻扎在汨罗江南岸的土坡上，每个炮位都挖了两米深的掩体，上面盖着树枝。日军的汽艇一靠近江边，他们就开炮，炮弹落在江里，水花能溅起好几米高。”有次日军的炮火反击，一颗炮弹落在离何老不远的地方，把他震得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炮怎么样了”，直到看见炮管完好无损，才松了口气。
　　
　　1942年1月1日那天，天还没亮，何汉忠就和营长董浩爬上山麓山巅的观察哨。“董营长比何老大五岁，是陕西人，脾气直，打仗特别勇猛。”彭述丹说，“那天早上雾散得快，他们用望远镜一看，日军的加藤大队已经突破了长沙城外的东南阵地，钢盔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正往城里冲。董营长当时就急了，拍着何汉忠的肩膀说：‘汉忠，快，拉平炮口，不能让鬼子进城。’”
　　何汉忠立马跑回炮位，指挥战士们调整炮身。“平时炮击要算弹道、测距离，那天根本没时间，就对着鬼子的队伍平射。”彭述丹的手重重拍在桌上，“两门卜福斯山炮先响，炮弹像炮弹像流星似的砸进加藤大队的队列里，日军一下子乱了阵脚，有的往回跑，有的躲在汽车后面。紧接着4门俄造野炮也开了火，炮声震得山都在抖，何老说他盯着望远镜，看见日军的队伍被拦成了两段，入城的部队和后面的人断了联系，东南阵地的烟雾里，鬼子连头都抬不起来。”
　　可打了没一会儿，炮管就开始发烫。“刚开始是温热，后来越来越烫，用手一摸，能烫得立马缩回来。”彭述丹指着笔记本上的记录，“何汉忠一辈子都记得《炮兵操典》里的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那天他让战士们把早就准备好的湿棉絮抱过来，一层层裹在炮身上，棉絮一碰到炮管，就冒起白烟，还发出‘滋滋’的声音。有个山东籍的战士急了，直接解开裤子往炮管上撒尿，说‘俺就不信降不了这温度’，逗得大家都笑了，可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谁都知道，炮管要是炸了，他们可能就活不成了。”
　　可还是出事了。上午十点多，一门俄造野炮的炮管突然“砰”的一声炸了，炮栓零件飞出去好几米远。“何汉忠当时就在旁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他立马往掩体里躲，等烟雾散了，跑过去一看，炮管炸成了两段，好在之前挖了防护沟，战士们都没受伤。”彭述丹的声音有些低沉，“何汉忠抱着炸坏的炮管，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炮管的碎片收起来，装在布袋子里，说‘这是咱们的战友，不能丢’。”
　　那天夜里，山下传来了捷报：预备第10师第28团击毙了加藤素一少佐，突入长沙城的日军全被消灭了。“何汉忠和董营长坐在战壕里，就着雪水喝了口高粱酒，酒是之前缴获的，又涩又烈，可他们喝得特别香。”彭述丹笑着说，何汉忠说，那天晚上的星星特别亮，他看着长沙城的方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他们守住了这座城，守住了城里的老百姓。”
　　
　　抗战时的日子苦到了骨子里。“寒冬腊月，他们睡在战壕里，垫的盖的都是稻草，稻草里全是虱子，咬得人睡不着觉。”彭述丹说，“每天喝的是掺了沙子的包谷稀粥，有的战士喝不惯，天天拉稀、打摆子，走路都晃悠，可一听到集合号，立马就精神了，扛着炮管跑起来比谁都快。”何汉忠总说，那时候支撑他们的，就是“不能当逃兵”的信念——“当兵的跑了，谁来打仗？谁来保护国家？”行军时搭军帐，他从来都是让战士们先住，自己站在帐外站岗，等所有人都安顿好了，才找个角落铺稻草睡，“他说自己是副营长，就得护着底下的兵，要是连营长都先想着自己，那队伍就散了。”
　　1943年12月，何汉忠跟着部队去常德参战。“他们从长沙出发，走了半个月，快到常德时，却接到命令说日军撤退了。”彭述丹说，“何汉忠说那时候心里挺失落的，觉得白跑了一趟，可转念一想，日军撤退了，老百姓就能少受点苦，又觉得高兴。”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因为指挥混乱，打得很狼狈，“部队撤退时没饭没水，何老每天就带3条黄瓜，自己只吃半条，剩下的分给战友。有个小战士饿得走不动，何汉忠把自己的黄瓜给他，说‘你还年轻，得活着回家’。”
　　抗战胜利那天，何汉忠正在南昌休整。“那天早上，营部的通讯员跑过来喊‘胜利了！鬼子投降了！’，大家都愣了，反应过来后，抱着炮管又哭又笑。”彭述丹的声音里满是欣慰，“何汉忠说他那天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梦里都在喊‘我们赢了’。”后来，他的炮团改成了炮兵营，他和董浩营长分了手，“董营长要去东北，何老要回广东，两个人在火车站告别，说好了战后再见面，可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联系上。”
　　
　　经战友介绍，何汉忠认识了长沙姑娘江洁纯。“江洁纯是小学老师，温柔又善良，第一次见面就给何汉忠缝了件新棉衣。”彭述丹说，“1946年，他们在南昌结了婚，婚礼特别简单，就请了几个战友，吃了顿红烧肉。何汉忠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1947年，何汉忠主动申请退伍，“他说打了十年仗，想过安稳日子，也想回家照顾父母。”他带着妻子回了广东老家，在镇上的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认“国家”“民族”“和平”这几个词，“他总跟孩子们说，现在的好日子是用战士的血换来的，不能忘。”
　　1979年，因为岳父母在长沙，何汉忠跟着妻子回了长沙，住在岳麓山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他退休后，每天都去岳麓山散步，走到当年的炮位附近，就会停下来站一会儿，好像在和老战友说话。”彭述丹说，“2015年，我跟着导师去采访他，他虽然已经99岁了，可说起当年的事，思路特别清晰，还能背出《炮兵操典》里的句子。”2016年9月，何老去世，享年100岁，“他去世前，让家人把他的黄埔军校毕业证和那本《炮兵操典》放在身边，说‘要让地下的战友们知道，他们守下来的国家，现在很好’。”
　　述丹送我走出小楼时，夕阳正斜照在岳麓山上，把山巅的树木染成了金色。风从山间吹过来，带着淡淡的桂花香，仿佛是那些逝去的老兵，在轻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二)
　　
　　2024年4月的盐城，春风里满是湿润的泥土气息，田埂上的油菜花谢得差不多了，结出一串串饱满的豆荚，像极了那些抗战老兵们记忆里沉甸甸的往事。我按着导航找到同心村时，太阳刚过正午，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孩子正追着蝴蝶跑，远远望见一位穿藏青色对襟衫的老人坐在青砖院墙下，手里攥着一把竹制的菜耙子，慢悠悠地择着篮子里的青菜——那就是孙良彬老人，今年高龄99岁了。
　　“孙爷爷，我是周捷，之前跟您孙子约好的，来听您讲当年打鬼子的事。”我放轻脚步走过去，把带来的两盒无糖糕点放在石桌上。老人抬起头，眼睛里亮起光，他放下菜耙子，指了指身边的小马扎：“坐，坐。刚煮的大麦茶，晾着呢，你尝尝。”石桌上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茶水里飘着几粒炒焦的大麦，我端起来喝了一口，一股焦香混着暖意滑进喉咙，像是瞬间拉近了和八十年前那段岁月的距离。
　　
　　孙良彬的话匣子，是从一个叫施元丰的名字开始的。“那是1933年，我才八岁，我爹在大丰的油坊做工，收了个徒弟，就是施元丰。”老人的手指轻轻敲着石桌，语速慢慢的，像是在翻一本泛黄的旧相册，“他是海门人，二十岁出头，个子高，肩膀宽，挑着担子能走三里地不歇脚。那时候他总带我去河边摸鱼，还教我编竹筐，说‘良彬啊，等你长大了，咱们一起干大事’。”谁也没想到，“大事”会来得那么沉重——1938年盐城沦陷，日军的飞机把大丰的油坊炸成了废墟，父亲受了惊吓，又染了风寒，没几天就咽了气。那时候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母亲和十四岁的他，靠着给人缝补浆洗、种半亩薄田过活，日子苦得像泡在黄连水里。
　　1939年秋末的一个清晨，村口突然传来马蹄声，孙良彬正帮着母亲晒稻谷，抬头就看见一个穿灰布军装、扎着绑腿的人骑着马过来，马背上还挂着一把步枪。“我当时吓得赶紧躲在娘身后，可那人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施元丰！”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他从马上跳下来，军装的袖口磨破了，裤腿上还沾着泥，看见我爹的灵牌，一下子就红了眼。他拉着我娘的手，半天没说话，最后才说：‘师母，我现在是新四军了，能打鬼子了。良彬这孩子，我带他走，跟着部队，既能报仇，也能有口饭吃。’”
　　母亲当时就哭了，抱着孙良彬不肯撒手：“他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啊，去部队里遭罪怎么办？”施元丰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用红布包着的五角星，小心翼翼地塞到孙良彬手里：“师母，您放心，我把他当亲弟弟待。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亲自把他送回来，还您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孙良彬捏着那颗硬邦邦的五角星，感觉心里有团火在烧——他见过日军在村里抢粮，见过邻居家的叔叔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早就想拿起枪报仇了。他拉着母亲的衣角，小声说：“娘，我去，我跟着施大哥打鬼子，等我回来保护您。”
　　就这样，孙良彬跟着施元丰上了路，成了盐冈部队的一名“小鬼”。“那时候施元丰是连长，可全连就二十多个人，连杆像样的枪都没有。”老人笑着摇了摇头，“有三杆汉阳造，剩下的都是土铳，还有人用的是鸟枪，打一枪要装半天火药。我没枪，也没军装，就穿家里的粗布褂子，跟着炊事员老周烧饭。老周是山东人，总跟我说‘良彬啊，烧饭也是打仗，战友们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打鬼子’。”可他心里总惦记着前线，每次部队要打仗，他就拎着饭桶跟在后面跑，哪怕只能远远听见枪声，也觉得心里踏实。
　　过了半年，盐冈大队改编成新四军警卫连，负责在领导人驻地周边警戒。“那时候我们住在芦苇荡里的棚子里，地上铺着稻草，晚上能听见芦苇沙沙响。”孙良彬记得，首长们每天天不亮就带着警卫员出去，直到天黑透了才回来，身上总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我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心里更急了，总缠着施连长说‘我要去战斗连，我要拿枪’。”施元丰总笑着摸他的头：“再等等，等你长到能扛动枪了，我就带你上战场。”
　　
　　1940年3月，孙良彬终于盼来了机会。“那天施连长把我叫到跟前，量了量我的个子，说‘嗯，长结实了，跟我去执行任务’。”他领到了人生中第一杆枪——一把老套筒，枪身的木质枪托被磨得发亮，枪管上还有几处锈迹，可在孙良彬眼里，比什么宝贝都珍贵，“我晚上睡觉都抱着枪，生怕被人偷走。老周还跟我开玩笑，说：‘良彬啊，你这是要跟枪拜把子啊。’”那次任务，是护送干部陈琳去冈南区找区长倪大成开会，同行的还有二十多个战友，每个人都背着枪，腰里别着匕首。
　　他们沿着冈沟河走，河水清清的，岸边的柳树刚抽新芽。吃过中饭，刚走到三里桥，就听见对岸传来“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施连长立马喊‘卧倒！’，我们都趴在地上，抬头一看，对岸的土坡上，八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后面还跟着六十多个伪军，正朝我们开枪。”孙良彬的声音突然绷紧，手也攥成了拳头，“施连长把我拉到身边，又指了指陈琳同志：‘良彬，你护着陈同志从桥下的石墩子过去，我们在这儿挡着，记住，不管听见什么声音，都别回头！’”
　　他拉着陈琳的手，踩着河里的石墩子往前跑，河水没过脚踝，冰凉刺骨。身后的枪声越来越密，汉阳造的“砰砰”声、土铳的“轰隆”声混在一起，还有鬼子的喊叫声。“我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只知道往前跑，直到跑出去两三里地，躲进一片芦苇荡，才敢回头看。”没过多久，就看见施元丰带着战友们撤了过来，有个战友的胳膊被打穿了，用布条缠着，血还在往外渗，可施元丰手里还拎着缴获的一把日军刺刀，笑着说：“没事，把鬼子打跑了，咱们安全了。”那天晚上，孙良彬摸着自己的老套筒，第一次觉得，枪不仅是武器，更是能护住战友的“命”。
　　
　　1941年夏天，日军开始在大冈一带“扫荡”，十来个鬼子带着两百多个伪军，端着枪闯进村里，抢粮食、烧房子，还把村民们赶到打谷场上训话。“我们接到命令，要趁着夜色偷袭他们的据点。”孙良彬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他们摸着黑往据点走，每个人手里都攥着枪，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施连长走在最前面，他跟我们说‘等会儿听我命令，分三路包抄，别扎堆，让鬼子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
　　战斗一打响，孙良彬就跟着战友们趴在土坡后面，他握着老套筒，枪杆上还别着根洋丝通条——那是用来清理枪管的，也是他唯一的“武器配件”。“我当时太紧张了，听见枪声就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施元丰立马爬过来，按着他的肩膀说：“良彬，别慌！趴下，瞄准了再打！子弹金贵，每一发都要打在鬼子身上！”他按着施元丰教的方法，把枪托抵在肩膀上，瞄准一个正在搬粮食的伪军，又扣了一次扳机，就看见那个伪军晃了晃，倒在地上。“我当时高兴得差点喊出来，施连长拍了拍我的头，说‘好样的，良彬长大了’。”
　　那次战斗，他们打死了两个鬼子、五个伪军，还缴获了两袋粮食。可部队的条件依旧苦得让人揪心。“每个月没有津贴，别说肥皂了，连块胰子都没有。”孙良彬叹了口气，“部队发四两‘烟末子’，就是化工厂剩下的废料，黑糊糊的，搓在身上能祛点味，可洗完了身上总带着股怪味。行军的时候，每个人都背着个粗布袋子，里面装着七斤炒面，饿了就抓一把塞进嘴里，就着河水咽下去。”直到参加了几次战斗后，施元丰才给他们每个战士发了四颗手榴弹，“我把手榴弹挂在腰上，走路都不敢快，生怕磕着碰着。到了年底，连里又给每个老套筒配了五发子弹，我把子弹用油纸包了三层，藏在贴身的口袋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遍，生怕丢了。”
　　1944年6月的那场阜宁罗桥战斗，是孙良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那天中午，他正在帮着炊事员老周烧饭，突然听见村口传来急促的锣声，还夹杂着喊叫声：“鬼子来了！快跑反啊！”施元丰拿着望远镜跑过来，脸色凝重：“命令下来了，鬼子要去罗桥‘扫荡’，咱们去阻击，掩护老百姓撤退！”全连二十多个人，立马扛起枪就往罗桥方向跑，路上遇到逃难的村民，老的扶着小的，手里拎着包袱，施元丰大声喊：“乡亲们，别慌！我们来挡着鬼子，你们往西边跑！”
　　他们把老百姓护送到安全地带后，转身就往回跑，最终选在了罗桥附近的河滩坟茔地作为阵地——那里有土坡，有坟包，能当掩护。“施连长说，要挖个机枪工事，长宽深各一公尺，让鬼子的子弹打不着。”孙良彬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手里没有铁锹，就用刺刀挖，用手刨，泥土里还掺着碎骨头，可谁也没觉得害怕。十五分钟，工事就挖好了，我的手被磨得全是血泡，可一想到能打鬼子，就不觉得疼了。”
　　机枪班的十一个人，是全连的“宝贝疙瘩”。三个人抬着重机枪的三角架子，金属架子压得他们腰都弯了；三个人扛着枪管，枪管上还缠着布条防反光；孙良彬和另外四个战友，每人抬着一个装子弹的木箱，箱子上的铁锁“哐当哐当”响。“机枪手曹方是高邮人，比我大五岁，总跟我说‘良彬，等会儿你负责给我递子弹，千万别慌’。”孙良彬点点头，眼睛紧紧盯着河对岸——鬼子的队伍正慢慢靠近，钢盔在太阳下闪着冷光，还能听见他们“嗷嗷”的叫喊声。
　　“打！”施元丰一声令下，曹方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的枪声瞬间划破了河滩的平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立马倒在地上，后面的伪军吓得转身就跑，嘴里还喊着“快跑啊！新四军有重机枪！”可剩下的鬼子却格外顽固，他们趴在河槽里，架起几挺轻机枪，朝着孙良彬他们的阵地扫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坟包上，溅起一片片泥土。
　　“曹方！小心！”孙良彬突然看见一颗子弹朝着曹方飞去，刚想喊出声，就看见曹方晃了晃，手捂着小肚子倒在工事里，鲜血一下子渗了出来。战友们赶紧把曹方背下去，可没等换第二个射手，鬼子的枪榴弹就炸了过来，又有两个机枪手被炸伤，重机枪一下子就哑了。“鬼子一看我们的机枪停了，就怪叫着冲过来，举着刺刀，脸涨得通红。”孙良彬的声音开始发颤，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就在这时候，施连长突然从战壕里跳出来，一把把住重机枪，他喊着‘跟鬼子拼了！’，手指扣动扳机，子弹像雨点似的打出去，冲在前面的七个鬼子一下子就倒在了河槽里。”
　　孙良彬蹲在旁边，赶紧打开子弹箱，把子弹链往机枪上挂。可没挂几下，他就听见施元丰“哼”了一声，头重重地靠在机枪上。“我抬头一看，他的太阳穴上全是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染红了胸前的军装。”孙良彬伸手去扶他，却发现施元丰的身体已经凉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抱着他的身体喊‘连长！连长！你醒醒啊！’，可他再也没回应我。”
　　
　　鬼子又开始冲锋了，河槽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孙良彬抹了把眼泪，猛地趴在重机枪上，他学着施元丰的样子，把枪托抵在肩膀上，眼睛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手指紧紧扣着扳机。“我当时就想着，要为施连长报仇，要为曹方报仇！”他深吸一口气，扣动了扳机，重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子弹带着怒火射向敌人，冲在前面的鬼子一个个倒下去，剩下的鬼子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不敢再往前冲。“我不知道打了多少发子弹，直到听见战友们喊‘鬼子撤了！鬼子撤了！’，才松开手指，这时候才发现，我的手一直在抖，肩膀也被枪托硌得生疼。”
　　那天晚上，他们背着施元丰的遗体撤到了附近的村子里。村民们拿出最好的木板，给施元丰做了个简易的棺材，几个战友轮流挖坑，孙良彬跪在旁边，把施元丰教他编的竹筐放在棺材里。“我们都没吃饭，躺在草堆上就睡着了，梦里全是施连长的样子，他还笑着跟我说‘良彬，你打得好’。”第二天早上，村里的医生跑过来告诉他们，曹方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挺过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还睁着，我帮他把眼睛合上，心里想着，等胜利了，一定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让后人都记得。”
　　战友们帮孙良彬整理帽子时，突然发现他的帽子上有两个小洞，掀开一看，从脑门往后一绺头发都被烧焦了——是敌人的子弹穿过去了，只是没伤着头皮。“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可能是太紧张了。”老人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着说，“现在想起来，真是捡了一条命，这条命是施连长和曹方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得好好活着，替他们看看现在的好日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部队时，孙良彬正在参加解放盐城的战斗。“那天晚上，我们在战壕里听见广播，说鬼子投降了，所有人都哭了，抱着枪又喊又跳。”后来，他编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第84团，先后参加了涟水保卫战、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每一场仗都打得很苦，可我总想着，多打胜仗，就能让施连长和牺牲的战友们安心。”
　　1950年3月，孙良彬在华东警备旅入了党。也是在那时候，家里传来消息，母亲病重，想再见他一面。“我跟部队申请复员，领导批准的时候，还跟我说‘孙良彬，你是好战士，回到地方也要好好干’。”离开部队那天，他把自己的老套筒擦得干干净净，交给了战友：“这枪跟着我打了不少鬼子，你们接着用，多打胜仗。”回到同心村时，母亲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他跪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说：“娘，我回来了，鬼子被赶跑了，咱们以后能好好过日子了。”
　　后来，孙良彬娶了邻村的程姑娘，生了两儿两女，他靠着种田、编竹筐养活一家人。村里有人问他，当年在部队立过多少功，他总是笑着摇摇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直到2015年，村里普查退役军人信息，他才拿出珍藏多年的复员证，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可“革命军人”四个字依旧清晰。
　　“现在的日子多好啊，有饭吃，有衣穿，孩子们能上学，出门还有汽车坐。”老人望着村口的水泥路，眼里满是欣慰，“我每天都要在村里走一圈，看看田里的庄稼，看看孩子们的笑脸，心里就踏实。”临走时，我问孙爷爷，这辈子最难忘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是施连长跟我说的话，‘手中有枪，鬼不敢来’。现在咱们国家强大了，手里有‘硬家伙’，心里有底气，谁也不敢欺负咱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