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直面生死，暸望敌情

　　(一)
　　
　　连云港3月的春寒还没完全褪尽，海风吹过警备干休所的梧桐枝，落下几片还带着去年秋意的枯叶。我站在陈永福老人的房门前，指节轻轻叩了三下——每一次拜访老兵，都像在与历史对话，而这一次，93岁的陈永福老人要用记忆，带我回到1944年那个硝烟弥漫的山东德州。
　　门开时，先闻到一股淡淡的茶香，老人穿着深蓝色的旧军棉袄，领口虽有些泛白，却熨得平平整整。他指着藤椅让我坐，自己慢慢走到茶几旁，拿起紫砂壶给我倒茶，手指上的老年斑里，藏着无数个与鬼子拼杀的日夜。“俺这手，当年端枪端得稳，现在倒有些抖了。”他笑着说，指腹摩挲着茶杯边缘，思绪忽然就飘回了79年前。
　　
　　“1944年10月，俺刚小学毕业，书包还没来得及藏好，就揣着娘蒸的两个玉米面窝头跑了。”陈老的声音带着山东口音的顿挫，每个字都像砸在时光的石板上，“那时候鬼子在德州到处‘扫荡’，俺家隔壁的王大叔，就因为给八路送过一次信，被鬼子用刺刀挑了。俺看着王大叔家的孩子哭，心里就憋着一股劲：俺要去当兵，把鬼子赶出去。”他没跟爹娘说，也没告诉当村长的舅舅——舅舅总说他年纪小，可他知道，战场上的兵，从来不分年纪大小。
　　跑到济阳县区中队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队长府杰明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脸上留着一道刀疤，看着他瘦得只剩骨头的模样，皱着眉问：“小子，打仗要死人的，你不怕？”陈永福挺了挺腰，把窝头往兜里塞了塞：“俺怕的是，俺还没杀鬼子，就先被鬼子欺负死。”府队长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让炊事员给了他一碗红薯粥——那是他参军后喝到的第一顿热饭，后来他才知道，那碗粥，是队长省下来的。
　　在区中队，小学毕业的陈永福成了“文化人”。那时候部队里大多是没读过书的农民，他不仅要跟着练刺杀、学打枪，还要帮战友们写家信。“队长总跟班长说，冲锋的时候，别让陈永福跑前面；撤退的时候，先让他走。”陈老说着，眼里泛起了光，“他说俺识文断字，能记地形、能传情报，比扛枪冲上去更重要。可俺那时候年轻，总想着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直到后来才明白，队长是在护着俺。”
　　可战争从不会因为“保护”就温柔几分。区中队打游击，一天只吃两顿饭，还常常因为转移阵地吃不上热的。陈永福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4年11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们在一个老乡家落脚，炊事员煮了一锅绿豆粥，每人能分半碗。他刚端起碗，还没尝出味道，外面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是鬼子的歪把子机枪！“队长喊了一声‘撤’，俺撂下碗就跟着跑，粥洒了一地，俺都没敢回头看。”这一跑就是三天三夜，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摸黑赶路，饿了就嚼几口晒干的红薯干，渴了就喝田埂边结着冰碴的水，“有个战友脚崴了，俺们就轮流背着他跑，谁都没说过一句‘累’——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被鬼子追上，不能让战友落在后面。”
　　
　　真正让陈永福第一次直面生死的，是1944年11月中旬的大邝庄据点战斗。那天清晨，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到区中队，说大邝庄的伪军中队被调去“扫荡”了，据点里只剩几个留守的。可当时区中队的主力去了渤海军区，留在驻地的只有一个班9个人，再加上他和府队长，满打满算才11人。“队长把俺们叫到一起，蹲在地上画地形：‘据点里的伪军没多少枪，咱们打个突袭，说不定能缴获一批武器。’”副班长以前在那个据点当过伪军，对里面的情况熟，他说据点的西墙根有个缺口，能悄悄摸过去。
　　当天夜里，陈永福跟着大家摸黑往大邝庄走，路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冻得他直打哆嗦。到了据点附近，副班长带着他躲在一个草垛后面，对着里面喊：“伪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咱们都是中国人，别跟着鬼子干坏事！”里面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铁丝网的声音。府队长使了个眼色，陈永福和战友们端起枪，“砰、砰、砰”打了一排枪，子弹打在据点的土墙上，溅起一片尘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缴枪还是送死？”副班长又喊，这次里面有了动静，有人小声说：“俺们缴枪，别杀俺们。”
　　伪军把枪和子弹从墙上扔了下来，陈永福和三个战友跑过去捡，月光下，他数着那些枪——有12条，子弹足足200多发。等11个伪军低着头走出来，看到区中队只有这么几个人，都愣住了：“你们……你们就这么点人？”府队长没说话，只是让炊事员给他们端了些热水，后来把他们带回了根据地。“愿意留下的，就跟着俺们打鬼子；不愿意的，给点路费回家。”最后有两个伪军留了下来，一个叫张强，一个叫李柱，后来在打鬼子的战斗里，都成了不怕死的硬汉。
　　
　　可温情在战争里，总是像流星一样短暂。1944年1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站岗的结巴战士突然跑回驻地，脸涨得通红，嘴里“啊、啊、啊”说不出话——他看到三华里外的庄子里，鬼子的队伍像长蛇一样涌了出来，头连着尾，根本数不清有多少人。“队长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唱，讲不出来就唱’！”结巴战士深吸一口气，扯着嗓子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那声音里带着哭腔，却像警钟一样，敲醒了所有人。
　　“俺那时候正提着铁皮壶，准备给队长的茶壶灌开水，壶嘴刚碰到壶口，队长就抓着俺的胳膊说‘快，通知各班撤退’。”陈永福放下壶就往外跑，鞋跟都差点掉了，“驻地的三个班住在一个胡同里，俺一边跑一边喊‘1班、2班、3班，快集合！快撤退！’”喊完这三个班，他想起另一个胡同里还住着一个班，又转身往那边跑——就是这一跑，让他和鬼子来了个“脸对脸”。
　　刚跑到那个胡同口，陈永福就看到远处的土路上，鬼子的钢盔在晨光里闪着冷光，离他只有四五十米远。“俺当时背着一把老步枪，枪膛里压了三发子弹，想都没想就蹲下了。”他眯着眼，瞄准最前面那个鬼子的胸口，“砰”的一声，鬼子倒了下去；第二个鬼子刚要举枪，他又扣动扳机，“砰”——又一个倒下；第三个鬼子吓得往后退，他紧接着开了第三枪，子弹擦着鬼子的胳膊过去，鬼子尖叫着倒在地上。“俺知道，这三枪只能挡一会儿，趁他们乱，俺爬起来就往胡同里跑。”刚拐过胡同口，身后就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歪把子机枪的子弹顺着胡同飞过来，打在墙上，溅起的土块砸在他的背上，生疼。
　　他回头看了一眼，府队长正跟着跑过来，1班和3班的战友也跟在后面，可2班的战友跑得慢，三个战士都中了枪：“有个叫赵二的，腿被子弹打穿了，血顺着裤腿往下流，他咬着牙，让战友们别管他；还有个叫孙亮的，胳膊被打了个洞，他用布条裹着，还端着枪往后打；最惨的是王小五，耳朵被打了个洞，血顺着脖子流到衣领里，他却还喊着‘别回头，快跑’！”陈永福看着战友们互相搀扶着跑，心里像被刀割一样，可他知道，现在只能往前跑，不能停下来。
　　他们顺着田埂边的道沟跑，道沟里的冰水没过了脚踝，冻得他脚都麻了，可他不敢放慢脚步——身后的鬼子还在追，枪声越来越近。跑了五六华里，直到看不到鬼子的影子，他们才敢停下来。陈永福靠在一棵老槐树上，大口喘着气，这才发现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被石头划破了，流着血。“俺远远地看着村子的方向，能看到鬼子的钢盔在村子里晃，数了数，至少有180多个鬼子。”那天，他们在野外躲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敢转移到另一个村子。
　　
　　往后的日子里，这样近距离的战斗成了常态。陈永福说，他和区中队跟鬼子在100米以内正面对打的有六次，每一次都像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有一次，俺的枪没子弹了，鬼子拿着刺刀冲过来，俺抱着枪托就往鬼子头上砸，把鬼子砸倒后，俺捡起他的刺刀，又冲向下一个鬼子。”他的手上有一道长长的疤，就是那时候被鬼子的刺刀划的，“现在看着这疤，就想起那时候的日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最让他痛心的，是1945年3月的老实王村伏击战。那天，他们得到消息，有一小队鬼子和伪军要从老实王村西北经过，区中队在那里设了伏。“鬼子和伪军过来时，队长喊了一声‘打’，俺们就端着枪往下面打。”伪军没什么战斗力，一看到枪声就四处乱跑，可鬼子却举着枪往山上冲。府队长带着战友们往下冲，想把鬼子包围起来，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俺看到队长倒下去，心里一下子就空了，喊着‘队长’就冲过去。”可府队长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看着陈永福，指了指鬼子的方向，头就歪了过去。
　　“俺们都杀红了眼，举着枪喊着‘为队长报仇’，拼了命地追鬼子。”8个鬼子被他们追到一片坟地，子弹打光了，就把刺刀尖朝上埋进土里，围成一个圈，头对着头趴在刺刀上自杀了。“俺们看着那些鬼子，心里没有解气，只有恨——要是队长还在，就能看到鬼子投降的那天了。”陈永福说着，声音低了下去，眼角泛起了泪光，“那天，俺们把队长埋在坟地旁边，给他立了个木牌，上面写着‘府杰明队长之墓’。直到现在，俺都还记得那个木牌的样子。”
　　府队长牺牲后，陈永福转到了济阳县大队。1945年8月20日，鬼子投降的消息传到济阳时，整个县城都沸腾了。“部队和老百姓在打谷场上开了军民联欢大会，老乡们把家里的鸡蛋、馒头、花生都拿出来，往俺们手里塞。”陈永福说，那天他哭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高兴——那些牺牲的战友，终于能瞑目了。“俺们举着枪，对着天开枪，喊着‘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整个打谷场都充满了哭声和笑声。”
　　
　　1947年，陈永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时，他想起了府队长，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俺在心里说，俺一定会好好打仗，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后来，他到临邑县宿安镇当通讯班班长，跟着部队参加了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提了副排长后，又上了淮海战役的战场。“淮海战役时，俺带着通讯班，在炮火里跑，给各个阵地传情报。有一次，炮弹在俺身边爆炸，俺被气浪掀倒了，醒来后，发现通讯包还在身上，俺爬起来，继续往阵地跑。”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福留在山东驻军，后来转到海防巡逻队，每天沿着海边巡逻，守护着祖国的海疆。1982年离休后，他跟着儿子来到连云港，住进了警备干休所。“现在的日子好了，有吃有穿，还能看着孩子们上学、放学，俺就觉得，以前的苦没白吃。”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军功章、老照片，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俺当年记的日记，上面写着俺参加的每一次战斗，记着每一个牺牲的战友的名字。”
　　
　　我翻开笔记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句简短的介绍：“府杰明，队长，1945年3月牺牲；赵二，战友，1946年牺牲；孙亮，战友，1947年牺牲……”看着这些名字，我突然明白写作老兵小传的意义——不是为了记录战争的残酷，而是为了让这些用生命换来和平的人，永远被记住；让他们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二)
　　
　　自连云港南下宁波，春雨刚歇，老城区的青石板路还沾着湿润的青苔，空气里混着樟树的清香与旧时光的厚重。来到宁波抗战研究院，93岁的许中惠(肖林)老人已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等候，他穿着一件熨得没有半分褶皱的深蓝色衬衫，胸前别着枚边缘泛白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银白的发丝上，竟让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岁月，显得格外鲜活。
　　“小伙子，坐。”老人的声音带着方言特有的软糯，却像浸了陈年的酒，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1941年那个硝烟弥漫的夏天。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档案册，目光落在封皮上外公的签名，“你外公李明，当年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吧？俺们这代人，都欠他们一句‘谢谢’。”我点头坐下，按下录音笔，老人端起青瓷茶杯抿了一口，缓缓开口，故事从1941年6月18日那个鸡叫头遍的清晨，正式拉开序幕。
　　“那天俺刚醒，就听见院外传来‘轰隆’一声响，像打雷似的。”许中惠老人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藤椅扶手，仿佛还能摸到当年空气里的硝烟味，“俺爹许深洋是崇寿镇崇胜村的开明绅士，平时总教俺‘家国不分家’，一听这声音，他抄起外套就往院外跑。俺也跟着跑出去，远远看见相公殿西街的方向冒起黑灰色的烟柱，风一吹，连带着焦糊味都飘了过来——那是鬼子的炮弹，他们要来了。”
　　没等全家人慌过神，爹就叫来长工胡金潭。胡金潭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胳膊上能看见常年扛活练出的肌肉，爹把两个姐姐的手交到他手里，声音沉得像铁块：“你把她们送到中舍村的亲戚家，路上千万别走大路，避开鬼子的眼线。”姐姐们抱着娘的衣角哭，俺却拉着爹的裤腿喊：“俺也去！俺能保护姐姐！”爹蹲下来摸了摸俺的头，眼神里有俺当时看不懂的复杂：“中惠是男孩，留着有用。爹要在这等一群‘打鬼子的好汉’，你得帮爹盯着动静。”
　　那天上午，家里的气氛像拉满的弓弦。俺蹲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眼睛盯着相公殿的方向，胡金潭送完姐姐们回来时，身后竟跟着三个穿着粗布便衣的人。领头的人个子很高，肩膀宽宽的，眼神亮得像夜里的星星，一进门就握住爹的手，声音洪亮：“老乡，俺是新四军淞沪游击队四大队的林有璋，想在这打鬼子，得借你家的地方，跟你讨点情报。”爹一听“打鬼子”三个字，当即把八仙桌擦得锃亮，端上刚炒的花生：“同志，要粮俺给粮，要住处俺腾房，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俺许家啥都愿意出！”
　　那天上午，林队长和爹就着一张泛黄的三北地区地图，在八仙桌上画了又画。林队长说，鬼子在相公殿驻了兵，可具体人数、有多少武器，还得靠人去摸。“俺跟胡叔去！”俺突然站起来，把桌上的花生壳都震掉了，“俺常去相公殿的集市买糖，熟得很，鬼子肯定不会怀疑俺！”胡金潭也跟着点头：“老乡长，让俺带着中惠去，俺们小心点，保证把情报带回来。”林队长看着俺，又看了看爹，最后拍了拍俺的肩膀：“好小子，胆子大，那就辛苦你们了。记住，只看只听，别说话，遇到鬼子就往人多的地方钻。”
　　俺跟着胡叔走在田埂上，初夏的风带着麦香，可俺心里一点都不轻松。胡叔把俺护在身后，两人绕着小路往相公殿走，快到西街时，远远就看见几个戴着钢盔的鬼子，正举着枪在路口晃悠。“蹲下，装成拔草的。”胡叔拉着俺躲进路边的麦田，俺们猫着腰，一点点往老庙的方向挪——鬼子的据点，就设在西街的老庙里。
　　老庙的墙头上架着铁丝网，俺们躲在庙后的草垛里，屏住呼吸数着进出的鬼子。“一个、两个……三十六个。”胡叔在俺耳边小声说，“你看那个穿黑褂子的，跟在鬼子后面点头哈腰的，是汉奸翻译。”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果然看见个瘦高的男人，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时不时跟鬼子说几句话，还指了指远处的庄稼地。后来趁鬼子换岗的间隙，俺们又看清了他们的武器：2支短枪别在鬼子军官的腰上，33条长枪靠在庙门的墙边，还有1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被几个鬼子围着擦得发亮。“听说鬼子下午要撤回庵东，咱们得赶紧回去报信。”胡叔拉着俺，顺着麦田往回跑，麦芒扎得俺的胳膊又痒又疼，可俺一点都没觉得，只想着快点把情报告诉林队长。
　　
　　回到家，俺们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五一十地跟林队长说。林队长听完，高兴得把俺抱起来转了个圈：“好小子，眼尖心细，真是个好苗子！”当天中午，林队长就把部队悄悄带到了六塘北侧——那里有一片茂密的玉米地，500米长的伏击线藏在玉米地里，风吹过玉米叶“沙沙”响，刚好能盖住战士们的脚步声。“俺家的屋顶也得用用。”林队长指着俺家的土坯房，对几个战士说，“把机枪架在上面，视野好，能盯着西街的路口。”俺看着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把机枪抬上屋顶，机枪手趴在瓦片上，连呼吸都放得轻轻的，生怕惊动了远处的鬼子。
　　下午3点，太阳正毒，晒得地面发烫。林队长想找个战士换身便装上树瞭望，俺赶紧跑过去：“林叔叔，俺爬树快！俺家院外的大楝树，俺能爬到最顶上，看得清清楚楚！”村队长皱着眉：“中惠，鬼子的枪子不长眼，太危险了。”俺急得直跺脚，拉着林队长的衣角：“俺从小在树上掏鸟窝，鬼子肯定看不见俺！要是俺不去，等鬼子到了跟前，咱们就来不及了！”林队长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蹲下来，盯着俺的眼睛：“好，那你去。记住，看几眼就下来，看到鬼子别用手指，更别喊，悄悄回来报信。要是遇到危险，就往玉米地里钻，知道吗？”俺用力点头，脱下布鞋，光着脚就往院外的大楝树跑。
　　那棵大楝树有两丈多高，枝桠长得又粗又密，俺像猴子似的，手脚并用往上爬。树皮蹭得俺的手心发红，可俺一点都没在意，爬到中间那根最粗的树枝上，趴在上面往相公殿西街的方向看。没过多久，远处就传来“嗒嗒嗒”的脚步声，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响，俺眯着眼睛，看见几十个鬼子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正从西街走出来——前面的鬼子举着枪，后面的扛着掷弹筒，钢盔在太阳下闪着冷光，像一群恶狼。
　　“不好，鬼子来了！”俺心里“咯噔”一下，不敢多等，抱着树枝就往下溜。树枝刮得俺的后背生疼，可俺顾不上揉，光着脚冲进院子，大声喊：“林叔叔！鬼子来了！好多鬼子！”林队长正在给战士们分发子弹，一听这话，当即站直身子，对战士们喊：“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战士们像离弦的箭似的，飞快地钻进玉米地，俺刚想跟着跑，就被林队长按住了。
　　“中惠，你不能去。”林队长把俺拉到院角的洼地里，用柴草把俺盖好，“在这里待着，千万别露头，子弹不长眼，等打完仗，叔叔再带你看缴获的鬼子武器。”俺点点头，可心里像有只小猫在挠，趁林队长转身举枪的间隙，偷偷从柴草缝里往外看——远处的玉米地里，战士们的枪口对准了鬼子的队伍，等最前面的几个鬼子踏进伏击线，林队长喊了一声“打”，排枪“砰砰砰”地响了起来。
　　走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没反应过来，当场就倒在了地上，后面的鬼子慌了神，有的往玉米地里钻，有的举着枪乱射，还有的想往后退，可后面的鬼子还在往前挤，乱成了一锅粥。俺听见鬼子的惨叫声、枪响声混在一起，像鬼哭狼嚎似的。可没一会儿，鬼子就反应过来了，纷纷趴在地上，有人扛起掷弹筒，“咻”的一声，炮弹就朝着俺家的方向飞来。
　　“轰隆！”一声巨响，俺家的茅屋被炮弹炸中了，屋顶的茅草漫天飞，木头柱子“嘎吱”一声就断了。俺看见趴在屋顶上的机枪手从上面掉了下来，一动不动——后来俺才知道，他叫王建国，才19岁，是江苏人。茅屋很快就着起了火，黑烟滚滚，可玉米地里的战士们没一个退缩的，枪声还是“砰砰”地响着，比之前更激烈了。
　　大概过了20多分钟，鬼子的枪声渐渐弱了下去，有的鬼子拖着尸体，有的架着伤员，往西南方向逃。林队长喊了一声“追”，战士们从玉米地里冲出来，可没追多远就停了下来——怕前面有鬼子的埋伏。俺从洼地里爬出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跟着林队长跑到伏击现场。六家甲的田埂上，躺着两具鬼子的尸体，他们的右臂都被割掉了，胡叔跟俺说，那是战士们怕鬼子的徽章暴露部队的身份。“你看，这是鬼子的饭盒，还装着没吃完的饭团。”俺捡起一个掉在地上的钢盔，上面还留着弹孔，军鞋、长枪扔了一地，还有个没炸开的掷弹筒炮弹，被战士们小心地收了起来。
　　
　　第二天，村里的老乡去相公殿赶集，回来跟俺们说，鬼子抬回庵东的14个伤员，又死了6个，大西大佐气得把桌子都掀了。俺听了心里痛快，跑到王建国战士牺牲的地方，给他鞠了三个躬——那时候俺就想，长大了，也要像他一样，当一个能打鬼子的英雄。
　　可鬼子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快。6月25日清晨，村里的老乡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说驻庵东的日军大西大佐带着一个大队的鬼子，正往相公殿来，看样子是来报仇的。林队长赶紧召集战士们，“鬼子吃了亏，肯定会小心，咱们不在原地等，去相公殿东北的直塘设伏。”俺跟着部队往直塘跑，直塘旁边是一片芦苇荡，藏在里面，鬼子根本看不见。
　　没一会儿，远处就传来鬼子的脚步声，俺趴在芦苇丛里，看见鬼子的队伍走得很慢，刚到上次打仗的地方，就“哗啦”一声全卧倒了，几个鬼子举着望远镜四处看，生怕再遭伏击。“放他们的先头部队过来。”林队长小声说，等前面的几个鬼子靠近直塘，战士们突然开枪，几个鬼子当场就倒了下去。
　　可鬼子的反应很快，马上就架起了大炮，“咻咻”的炮弹朝着直塘飞来。有一发炮弹没打准，落在了不远处的罗家——那里住着几百个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炮弹一响，罗家的方向就炸了窝，“忠义救国军”们纷纷从村里跑出来，有的连枪都拿反了，对着相公殿的方向乱开枪。鬼子以为遇到了埋伏，赶紧调转枪口，跟“忠义救国军”打了起来，枪声、惨叫声混在一起，乱成了一团。
　　“撤！”林队长抓住机会，指挥战士们悄悄从芦苇荡里撤退，“鬼子搞不清情况，肯定不敢恋战。”俺跟着部队往回走，远远看见鬼子还在跟“忠义救国军”打，后来果然像林队长说的那样，鬼子怕再中圈套，打了一会儿就撤回庵东了。那天晚上，爹做了红薯粥，战士们围着桌子喝，林队长还跟俺开玩笑：“中惠，今天这仗，还得谢谢你上次的情报，不然咱们还得费不少劲。”俺听了，心里甜滋滋的。
　　
　　1941年11月，天气渐渐冷了，林有璋队长突然跟俺说，他要改名字了。“按照党的‘灰色隐蔽’方针，咱们拿到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番号，俺以后就叫林达，是第三支队的支队长。”俺看着林达队长，觉得他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那个能打鬼子的好汉。那天晚上，俺找到爹，说想跟着林达队长参加抗日队伍，爹没犹豫，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做的棉袄，给俺穿上：“中惠，爹支持你。跟好人出好人，跟着林队长，爹放心。”
　　第二天，俺背着小包袱，跟着林达队长离开家。爹送俺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多杀鬼子，要是想爹了，就给爹捎个信。”俺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俺知道，从今天起，俺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不能哭。
　　林达队长知道俺读过几年书，头脑灵活，把俺安排到了古窑浦联络站。那里是连接上海和三北根据地的重要站点，俺的任务是从上海采购药品、医疗器械和电台电池——这些都是根据地急需的东西。“上海到处是鬼子和汉奸，你得装成商人的孩子，跟在老吴后面，别说话，别乱看。”出发前，联络站的老吴跟俺说。俺穿着一身干净的绸布衣服，跟着老吴混在火车上，把药品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每次遇到鬼子检查，俺都低着头，老吴就说俺是他的侄子，去上海走亲戚。有一次，一个鬼子翻到了俺的书包，里面有本课本，鬼子看了看，又把书包扔给俺，俺才松了口气——那课本里，夹着一张根据地的地图。
　　除了采购物资，俺还负责护送负伤的干部去上海医治。有一次，俺护送一个腿被打穿的干部，路上遇到鬼子的关卡，俺赶紧把干部的伤口包扎好，让他靠在俺身上，装作生病的样子。鬼子问俺他是谁，俺就说：“这是俺爹，得了重病，去上海看医生。”鬼子看了看干部苍白的脸，又踢了踢俺的行李箱，最后挥挥手让俺们过了。到了上海的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腿就保不住了——那一刻，俺觉得自己做的事，特别有意义。有时候，俺还会跑坎墩搜集情报，跟镇上的老乡聊天，听他们说鬼子最近的动向，比如什么时候换岗、来了多少新兵，然后把这些消息整理好，传给林达队长。
　　
　　1943年3月，林达队长把俺调到了三支队，当他的通讯员。“中惠，你不仅要传信，还要学着看地图、写总结。”林达队长把一本笔记本递给俺，“每次开会，你都记下来，不懂的就问俺。”那时候，俺每天跟着林达队长，除了送作战指令，还帮他抄战斗总结、整理会议记录，有时候参谋会议他也让俺参加，教俺分析敌情：“你看，鬼子的弱点在侧翼，咱们可以从这里突破。”在林达队长的培养下，俺慢慢学会了很多东西，也越来越像个合格的战士。
　　那段时间，三支队打了好几个胜仗——虹桥战斗，咱们缴获了鬼子的两挺机枪；马家桥战斗，咱们把鬼子的据点端了；东埠头战斗，咱们还抓了几个俘虏。每次打完仗，林达队长都会拍着俺的肩膀说：“中惠，你是福星，一来就给部队带来了好运气。”俺知道，那是他在鼓励俺，可俺还是偷偷把这些话记在笔记本上，觉得跟着他打仗，特别踏实。
　　1945年7月，浙东纵队恢复第四支队建制，林达任支队长兼政委，俺也调到了四支队队部，当机要通讯员，还是跟在他身边。可没几个月，部队就接到了北撤的命令。那天晚上，林达队长找俺谈心，他坐在煤油灯旁，眼神里满是不舍：“中惠，部队要往北走，你年纪小，留在三北，帮组织照顾留下来的新四军家属。”俺一听就急了：“林叔叔，俺不留下，俺要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打鬼子！”
　　林达队长握住俺的手，声音很沉：“中惠，听话。留下来也是革命工作，家属们需要人照顾，组织信任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他从口袋里拿出几块银元，塞到俺手里，“把军装换成便衣，回家后就说在外读书，千万别暴露身份。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再见面，到时候俺还当你的队长，你还当俺的周捷抗战往事。”俺攥着那几块带着体温的银元，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煤油灯的灯芯上，溅起细小的火星。那晚，俺和林达队长聊到后半夜，他跟俺讲以后的计划，讲革命胜利后的日子，可俺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俺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北撤的前一天清晨，林达队长带着俺挨家挨户看望新四军家属。他给每户都留下了粮食和钱，反复叮嘱：“等我们回来，一定带着大家过好日子。”有位大娘拉着他的手哭，说担心自家男人，林达队长就蹲下来，跟大娘保证：“嫂子，您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他，打完仗就让他回来陪您。”俺跟在后面，帮着记家属的名字和需求，看着林达队长认真的样子，心里更舍不得了。
　　分别那天，天还没亮，部队就在村口集合。俺穿着便衣，站在人群里，看着林达队长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他回头看了俺一眼，用力挥了挥手，俺也跟着挥手，直到部队的影子消失在远处的晨雾里，才慢慢转过身，往家走。那天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割，可俺没敢再哭——林达队长说过，战士要坚强，俺得好好完成他交给的任务。
　　回家后，俺按照林达队长的嘱咐，对外人说自己是在外读书回来的。白天，俺帮着照顾新四军家属，给她们送粮食，听她们讲家里男人的故事；晚上，俺就躲在屋里，翻看林达队长给俺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他教俺的战术，记着咱们打胜仗的日子，每次看，都像他还在俺身边一样。
　　
　　1946年10月，经组织批准，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俺在心里说：“林叔叔，俺入党了，以后俺会更努力，不辜负你对俺的期望。”后来，俺被调到余上县武工队当负责人，带着队员们在敌后活动，搜集情报、打击汉奸，每次行动前，俺都会想起林达队长教俺的话：“遇事要冷静，要保护好自己，更要保护好战友。”
　　1948年底的一天，俺正在整理情报，突然听到队员说，从山东传来消息，林达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俺手里的笔“啪”地掉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等俺缓过神，眼泪止不住地流，俺跑到没人的地方，对着山东的方向，哭着喊：“林叔叔，你怎么不等俺，你怎么不遵守约定……”那天，俺不吃不喝，坐了一夜，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和林达队长的合影——照片上，他还在笑着，可俺再也见不到他了。
　　后来，俺跟党组织申请，改名叫肖林。“肖”是“效仿”的“肖”，俺想永远效仿林达队长，记住他的教诲，记住这份比亲人还亲的战友情。俺想让所有人知道，有个叫林达的队长，为了革命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俺也想让林达队长知道，他带出来的兵，会一直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新中国成立那天，俺站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眼泪又流了下来。俺在心里说：“林叔叔，胜利了，咱们的国家成立了，你可以放心了。”后来，俺先后在宁波市公安局、浙江造船厂、宁波检察院工作，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俺都记得林达队长的话，认真做事，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1985年离休后，俺在宁波定居，每天看看报纸、散散步，有时候会给孩子们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要记住那些牺牲的英雄。
　　
　　老人说到这里，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眼角还带着泪光。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子，打开后，里面放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那张老照片，还有一枚小小的、生锈的弹壳——那是1941年6月18日伏击战时，他从现场捡回来的。“这枚弹壳，俺带了一辈子，它提醒俺，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了那些战友。”
　　我看着木盒子里的东西，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外公常说，每一位抗战老兵的故事，都是一段活的历史，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付出了生命和热血。
　　离开研究院时，春雨又轻轻地下了起来，青石板路上的青苔更绿了。我抱着档案册，脚步很慢，脑子里全是许中惠老人——不，是肖林老人的故事。那些爬树瞭望的紧张、伏击鬼子的热血、与林达队长分别的不舍、得知牺牲消息的悲痛，都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