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八章 胖子班长，高邮湖里

　　(一)
　　
　　2025年初春的长沙，雨丝像扯不断的银线，斜斜地织在天空中。我带着外公留下的笔记本，站在湖南抗战老兵研究中心的门口。这是我来长沙后，继采写夏峰璧小传后，向彭述丹了解的第二位抗战老兵——周敏文，一个在淞沪战场上被战友喊作“胖子班长”的湖南汉子。
　　“是周捷哥吧？”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声。我回头看见个穿米白色风衣的姑娘，扎着利落的马尾，怀里抱着一摞用蓝布包着的档案，鬓角还沾着点雨星，“我之前跟你约好聊周敏文老兵的事。”她把档案往怀里紧了紧，眼睛亮得像浸了雨的星星，“快进来，我刚整理出他晚年跟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访谈录音，有好多没存档的细节。”
　　资料馆的阅览室里飘着旧纸张特有的油墨香，彭述丹把档案摊在靠窗的木桌上，第一页就是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青年穿着灰布军装，脸颊圆乎乎的，笑容却透着股憨劲，胸前的班长肩章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白。“你看，这是1936年他在19师55旅111团当班长时拍的，当时他才16岁，因为比同批兵壮实点，战友就开始叫他‘胖子’。”彭述丹用指尖轻轻点了点照片边缘，“他跟志愿者说，这张照片是他偷偷攒了半个月的津贴，在驻地附近的小相馆拍的，本来想寄回家，结果还没寄出去，部队就接到了支援上海的命令。”
　　我凑近照片，忽然注意到青年军装的袖口有块明显的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这补丁是他自己缝的？”彭述丹立刻点头，从档案里抽出一份打印好的访谈稿：“对，他说当时部队缺军需，衣服破了只能自己补。他手笨，第一次缝补丁把袖子缝成了‘灯笼袖’，全连的人都笑他；后来还是炊事班的老班长教他，才慢慢缝得像样点。”她顿了顿，声音放轻了些，“就是这个老班长，后来在淞沪会战的菜地里，跟他一起冲的锋，没回来。”
　　
　　话题一转到1937年的淞沪战场，阅览室里的光线仿佛都暗了几分。彭述丹打开笔记本电脑，点开一段带着杂音的录音，里面传来个沙哑却有力的老人声音：“从青田往宁波走，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敢歇脚。草鞋磨破了，就把破布裹在脚上，走一步疼一下，晚上脱下来，血都跟布粘在一起……”她一边听一边补充：“我查过当时的行军路线，他们走的是山路，好多地方连路都没有，全靠战士们用砍刀劈出小道。周敏文老兵说，有天晚上下雨，他脚滑摔下山坡，背上的汉阳造差点压得他起不来，是旁边的战友拽着他的胳膊，把他从泥里拖上来的——那个战友，后来在火车上帮他盖树丫子，也没活过那场仗。”
　　说到坐火车去上海，彭述丹从档案里翻出一张手绘的车厢示意图，上面用红笔标着“树丫子覆盖区”“战士座位区”：“他们一个连挤在一节货运车厢里，白天怕日机发现，就把从山上砍的树丫子铺在车顶，远远看过去像堆柴火。刚开始日机还真没察觉，直到第三天中午，有架日机低空侦查，发现车厢在动，立马就开始炸。”她指着示意图上的一个红点，“当时周敏文就坐在靠近车门的地方，一颗炸弹落在离车厢不到十米的地方，他说整个人像被人狠狠推了一把，头撞在车厢板上，晕了好一会儿才醒，醒来第一眼就看见旁边的兵抱着枪，额头上全是血，已经没气了。”
　　火车到上海那天，天刚蒙蒙亮。彭述丹的声音带着点颤抖：“他们下了火车，连口气都没喘，就被命令去挖工事。上海的土全是沙土，一铲子下去就垮，挖半米深的坑，得用草袋子把两边挡住才行。做饭更难，生火的烟一冒起来，远处的日军就打炮弹，有次炊事班刚把粥煮好，一颗炮弹过来，锅炸了，三个炊事兵全没了。”她停下来，喝了口热水，“周敏文当时急了，他看着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门板、楼板，突然想到个办法——挖个半人深的坑，在坑旁边再挖条窄窄的坑道，把灶设在坑里，烟从坑道里排到远处，上面再盖上门板，铺上沙土。这样一来，烟不往上冒，日军就不容易发现了。”
　　
　　我想起之前查到的资料，问她：“是不是因为这个，战友们才说他像炊事班长？”“不止这个。”彭述丹笑着说，“他心细，知道上海的水是咸的，喝着发苦，就趁晚上日军不怎么开枪的时候，带着两个兵去附近的小河里挑淡水，回来分给班里的人。有次他们挑水回来，遇到日军的巡逻队，他把水桶往草丛里一藏，带着兵趴在沟里，等巡逻队走了，才敢出来——那桶水，班里的人舍不得喝，全给了受伤的兵。”
　　可再细心，也抵不过武器的差距。彭述丹拿起桌上的一张武器对比表，指尖在“汉阳造”三个字上划过：“他跟志愿者说，日军的38枪，扣一下扳机能‘噗噗噗’打三发，他们的汉阳造，扣一下打一发，还得手动上膛，有时候打急了，子弹还会卡壳。有次他跟日军对峙，他打了三枪，日军已经打了十几枪，旁边的兵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日军的子弹打中了。”她顿了顿，“干粮也差远了，日军吃的是牛肉罐头、压缩饼干，他们吃的是炒米，咽一口得喝三口水。可上海缺淡水，好多兵宁愿饿着，也舍不得喝水，就怕渴的时候没水喝。”
　　1937年10月的那天，成了周敏文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彭述丹关掉录音，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那天早上，他们接到命令，去解围被日军包围在大场的88师一个团。从南翔车站到大场，全是开阔地，日军占了个不到两米高的小土坡，上面全是水泥工事，机枪‘嘎嘎’地响，像在割麦子一样，冲上去的兵没走几步就倒下了。”她拿起一支仿制的汉阳造模型，比划着当时的动作，“周敏文带着全班从旁边的菜地里冲，脚下的烂泥陷到脚踝，他猫着腰跑，突然觉得大腿一热，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他以为是被树枝刮到了，没在意，接着往前跑。”
　　“‘胖子班长，你怎么流血了？’”彭述丹突然提高了声音，又很快放低，“后面的兵喊他，他才停下来，低头一看，裤子已经被血浸透了，顺着裤脚往下滴。他刚想说话，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剧痛，像被重锤砸了一下，整个人直直地倒在泥里。倒下的时候，他听见日军的机枪还在‘嘎嘎’响，还看见喊他的那个兵，刚要伸手拉他，就被一梭子子弹打中，身体晃了晃，倒在他旁边，血很快就把身边的泥染红了。”
　　彭述丹从蓝布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盒，打开后里面放着一块泛黄的纱布，边缘还留着褐色的血迹：“这是红十字会上海服务团的志愿者当年救他时用的纱布，他一直留着。他说当时他昏昏沉沉的，感觉有人把他扛在肩上，跑过满是尸体的战场，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有次扛他的志愿者被流弹擦伤了胳膊，血滴在他脸上，他才勉强睁开眼，看见志愿者的脸全是汗和灰，却还在拼命跑。”
　　被送到九江医院后，周敏文昏睡了三天三夜。“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在这里？我的兵呢？’”彭述丹说，“医生告诉他，他捡回一条命，可班里的兵，除了两个受伤的，其余的都没了。他听完就哭了，像个孩子一样，抓着医生的手问‘为什么我活着，他们却死了？’”她顿了顿，“护士后来跟他说，他被送过来的时候，伤口的血已经结成了硬壳，医生用热水泡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衣服剪开，上药的时候，他疼得浑身发抖，却没喊一声，只是咬着牙，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本以为在九江能安心养伤，可没过多久，日军的飞机就开始天天来轰炸。“医院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病房里的床晃得像要翻过来。”彭述丹翻到档案里的一张医院旧址照片，“国民党怕把伤病员都炸死，就决定把他们转运到湖南湘乡的定点医院。转运的时候，他们坐在敞篷卡车里，一路颠颠簸簸，周敏文的伤口裂开了，血把绷带都渗红了，他却一直忍着，还帮旁边的重伤员盖毯子。”
　　
　　1938年春节，周敏文的父亲从湘源步行去湘乡看他。“他父亲是个木匠，手里提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年糕和汤圆，走了两天两夜，90里路，鞋底都磨穿了。”彭述丹的声音软了下来，“父子俩见面的时候，他父亲摸着他胸口的伤疤，手一直在抖，却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是把热好的汤圆喂到他嘴里。那十天里，他父亲每天帮他擦身、洗衣服，走的时候，偷偷在他枕头底下塞了五块钱，说‘要是想家了，就回来看一眼’。”
　　可命运好像总爱跟这个苦命的老兵开玩笑。“有次护士给他换药，把四块纱布落在了他的伤口里。”彭述丹指着病历上的记录，“后来伤口越来越肿，还开始流脓，疼得他整晚睡不着。会诊的时候，医生按压他的伤口，感觉里面软软的，就怀疑有异物，立马安排手术。开刀的时候，脓一下子喷了医生一脸，医生往里一看，才发现里面有四块纱布，已经跟肉长在一起了。”她叹了口气，“他说当时疼得差点昏过去，可一想到还没打跑鬼子，就咬着牙挺过来了，还跟医生开玩笑说‘这下好了，以后跟鬼子打仗，伤口里再也不会藏东西了’。”
　　1939年春天，54军派军官到医院收伤愈的老兵，周敏文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时他的伤口还没完全好，医生劝他再养养，他却说‘部队需要人，我能扛枪，就能打仗’。”彭述丹说，“他被分到了工兵营当军需上士，负责给前线的兵送弹药和粮食。有次送弹药的时候，遇到日军的炮火袭击，他把弹药箱抱在怀里，趴在弹坑里，等炮火停了，才发现箱子上全是弹孔，幸好弹药没炸。”
　　后来，通过表哥吴子鹤的介绍，周敏文考上了黄埔军校成都六分校，成了17期步兵科学员。“他跟同学说，他要学好本事，以后再跟鬼子打仗，再也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彭述丹翻出一本黄埔军校的学员手册，“他在手册上记满了笔记，从战术训练到武器使用，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画了示意图。有次训练的时候，他因为伤口疼，差点摔倒，却还是咬着牙完成了匍匐前进，教员都夸他‘有股不服输的劲’。”
　　毕业后，周敏文被分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做中尉地勤，负责照顾打鬼子的飞行员。“每次飞行员要上天，他都要去机场送，帮他们检查装备，递上一壶热水。”彭述丹的声音带着点哽咽，“他说那些飞行员都很年轻，有的才二十岁，跟他当年差不多大。每次等不到飞行员回来，他就躲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哭，然后把飞行员的东西收拾好，擦得干干净净，等着他们的家人来取。有次一个飞行员的母亲来领东西，抱着飞行员的照片哭，他也跟着哭，还跟老人家说‘您儿子是英雄，他没给中国人丢脸’。”
　　
　　抗战胜利那天，周敏文正在成都的机场值班。“他听见外面有人喊‘鬼子投降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跑出去一看，大家都在欢呼，有的兵把帽子扔到天上，有的抱着哭。”彭述丹笑着说，“他也哭了，哭着跑回休息室，拿出珍藏的半块炒米，说‘兄弟们，我们赢了，你们能瞑目了’。”
　　1949年12月，周敏文随所在部队在西康起义，后来因为懂测绘，被招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工作。1960年，他调回长沙电力学院，教学生们测绘知识，一直工作到退休。“他退休后，还经常去学校给学生们讲抗战的故事，说‘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人’。”彭述丹合上档案，窗外的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桌上，把档案上的字照得格外清晰，“2013年，长沙市红十字会把孤身一人的他送到安华山庄，护工说，他每天早上都会对着窗外敬礼，像是在跟老战友打招呼。2015年12月，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1936年的照片，照片上的‘胖子班长’，笑得依旧憨实。”
　　我把笔记本翻开，在“周敏文”三个字下面，郑重地写下“淞沪会战英雄，1920-2015”。彭述丹看着我，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递给我：“周捷哥，这是我整理的《淞沪会战老兵故事集》，里面有周敏文老兵的更多细节，供你参考。”
　　我谢过述丹，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以吾辈之笔，续英雄之魂”，字迹娟秀却有力。走出资料馆的时候，阳光正好，我抬头看着长沙的天空，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记忆好好珍藏，好好传递，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国的长城。
　　
　　(二)
　　
　　2024年4月的江苏仪征，刚过清明，风里还裹着淮河下游特有的湿冷，吹得市史馆门前那棵百年老槐树的新叶簌簌作响。姚一汉抗战老兵——今天要为我揭开他故事的，是仪征文史馆深耕地方抗战史三十年的研究员吕安邦。
　　吕老师今年六十出头，穿着件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系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个边角磨损的黑色公文包，一见面就拉着我的胳膊往馆内的史料室走：“周捷啊，你可算来了！我前几天整理旧档案，翻出了姚一汉老人生前的口述录音带，还有1941年高邮湖突围时的手绘地形草图，好多细节之前没对外公开过。”
　　史料室里飘着旧纸张特有的油墨香，吕老师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叠泛黄的纸页。最上面那张手绘草图用蓝色墨水勾勒出高邮湖的轮廓，湖中心用红笔圈出一个小圆圈，旁边标注着“湖心汊，1941.12，木船12艘，战士43人”。“你看这里，”吕老师用指尖点着圆圈，“这就是他们被围的‘湖心汊’，三面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荡，只有一条宽不到两米的水道能通出去，正好被日伪军的三艘汽艇堵得严严实实。姚老说，当时汽艇上的探照灯整夜扫着芦苇荡，光柱子像刀子一样，他们连咳嗽都得捂着嘴。”
　　我凑近草图，看见纸页边缘有几处褐色的水渍，像是当年绘图人留下的汗痕。吕老师按下录音笔的播放键，里面立刻传来一个沙哑却中气十足的老人声音，带着浓郁的仪征口音：“那时候天寒得邪乎，湖水都结了层薄冰，我们的小木船连个棚子都没有，晚上战士们就挤在船板上，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取暖。脚冻得跟红萝卜似的，一按一个坑，疼得钻心，可谁也没哼一声。日伪军的汽艇在远处绕圈，马达声‘突突突’的，听得人心里发慌，我们就盯着那声音，盼着它能离远点。”
　　“他们就没试着突围吗？”我忍不住问。吕老师叹了口气，从档案袋里抽出一本线装的战士回忆录，翻开其中一页：“怎么没试？姚老说，第一天晚上，他们选了三艘最轻便的小船，让水性好的战士划着，想从芦苇荡的缝隙里钻出去。结果刚划出去不到一百米，就被汽艇上的机枪扫回来了。有个叫陈小虎的战士，才十八岁，胳膊被子弹打穿了，鲜血顺着船桨往下滴，他还咬着牙把船划回芦苇荡，说‘船不能丢，战友还等着呢’。”
　　后来干粮吃完了，战士们就忍着刺骨的湖水，捞湖里的芦苇根煮着吃。“水是浑的，煮出来的芦苇根带着股土腥味，还有点涩。”录音里的老人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味道，“有个老战士叫王德胜，之前是伙夫，他就把仅有的一点盐撒在芦苇根上，分给大家，自己一口没吃。我们都劝他，他说‘我年纪大了，扛饿，你们年轻人得有力气打仗’。”
　　吕老师补充道：“姚老说，到了第四天，大家实在熬不住了，有个小战士对着天喊‘老天爷，我们是东南支队打鬼子的好干部，您就开开眼，帮帮我们吧’。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湖面结的冰厚得能走人。姚老当时踩着冰试了试，冰面‘咯吱’响，却没裂，他立马跟大家说‘趁半夜鬼子换岗，我们分开走，每组间隔二十步，别扎堆，走慢些，别惊动他们’。”
　　录音里的声音突然哽咽：“我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根木棍，一边探路一边走。冰面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跟敲鼓似的，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怕冰裂了，把兄弟们掉进湖里。有个战士叫李根生，不小心摔了一跤，枪掉在冰窟窿里，他想都没想就伸手去捞，幸好旁边的人一把拉住了他——那时候枪比命还重要啊，没枪怎么打鬼子？”
　　
　　说起姚一汉的早年经历，吕老师从档案柜里搬出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泛黄的私塾作业本。“你看，这是姚老十一岁时的作业本，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字迹还很稚嫩，旁边有先生画的红圈。”吕老师指着作业本上的名字，“他是谢集人，10岁没了娘，14岁爹也走了，全靠奶奶白天纺线、晚上做针线活供他读私塾。这本作业本是他先生的后人捐的，上面还记着‘姚一汉，学费欠三百文，以柴薪抵’，可见那时候日子多苦。”
　　姚一汉和魏家齐就是在私塾认识的。“他们俩是同桌，一起背书、一起爬树掏鸟窝，魏家齐家里条件好点，经常带两个馒头，分一个给姚一汉。”吕老师笑着说，“1937年冬天，鬼子占了仪征，他们俩拉着同村的洪碧如，凑了十几个人组织义勇军，拿着大刀、长矛，还有几支老掉牙的鸟铳，就敢在谢集附近偷袭鬼子的巡逻队。姚老说，第一次偷袭，他们打死了一个鬼子，缴了一把三八大盖，大家高兴得一宿没睡。”
　　1942年的金牛山战斗，是姚一汉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吕老师翻到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群穿着灰布军装的战士，举着大刀站在山头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硝烟的痕迹。“那年4月，新四军二师12团在金牛山休整，被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多人偷袭。姚老跟着仪征模范营从大营李的方向去增援，在天河坝遇上了鬼子。”吕老师指着照片里一个举刀的身影，“这就是姚老，当时子弹打光了，他就抽出大刀，朝着鬼子砍过去。他说，第一个鬼子扑过来的时候，他侧身一躲，大刀顺着鬼子的肩膀砍下去，血溅了他一身。他一连砍倒三个鬼子，自己的胳膊也被鬼子的刺刀划了个大口子，血流得把刀柄都染红了，他都没感觉疼。”
　　录音里的老人声音变得沉重：“我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像被火烧一样。有个叫王二柱的小战士，才16岁，脸上还带着稚气，被鬼子捅了一刀，还拽着我的衣角说‘姚大哥，别让鬼子跑了’。战后我们埋了56个兄弟，魏家齐站在墓前哭，说‘以后再也不让兄弟们白死’。”吕老师补充道：“后来12团和仪征县委在金牛山修了墓地，立了块石碑，上面写着‘抗日英雄永垂不朽’。每年清明，姚老都去祭拜，直到他九十多岁走不动路，还让后人把他背过去，在墓前敬个礼，跟老战友说说话。”
　　
　　1943年的谢集侦察任务，最能体现姚一汉的机智。吕老师拿出一份泛黄的情报档案，上面贴着张纸条，写着“日军6月19日调往仪征县城”，字迹工整有力。“当时姚老奉命进入日军驻守的谢集侦察，他通过交通员找到了一个跟伪军大队长相熟的粮行老板。”吕老师说，“姚老每天去粮行喝茶，跟老板拉家常，有时候还帮老板算账，慢慢取得了老板的信任。老板知道姚老是打鬼子的，也愿意帮他，就把伪军大队长的行踪、谢集的工事情况都告诉了姚老。”
　　姚一汉把情报记在心里，晚上回到根据地，凭着记忆画出谢集的工事图。“你看这张图，”吕老师展开一张手绘的工事图，“炮楼的位置、火力点的分布、日军和伪军的人数，都标得清清楚楚。当时魏家齐一看情报，就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马上报路东军分区，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和支持。”
　　1943年6月19日夜，东南支队在魏家齐和王义勋的带领下，对谢集据点发起进攻。“姚老带着战士们从炮楼侧面冲进去，用炸药包炸塌了伪军的工事。”吕老师的声音有些激动，“战斗打得很激烈，他们共击毙和俘虏伪军160多人，只有冬兴才等几个伪军头目逃脱。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东南支队伤亡了近百人，六连指导员唐述棣负伤，八连副连长曾华庭为了掩护战友，抱着炸药包跟鬼子同归于尽，排长张有喜、黄志信、王良堂等40余人牺牲。姚老说，曾华庭牺牲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炸药包的引线，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还在盯着鬼子。”
　　1945年的警卫三师起义误伤事件，充满了戏剧性。吕老师拿出一份起义档案，上面记录着当时的经过：“当时警卫三师起义是机密，事发突然，姚老和六合支队的战士们以为是伪军来扫荡，就开了枪。后来华中局敌工部的徐楚光同志赶来解释，大家才知道是自己人。姚老说，他们赶紧撤了岗，给起义部队送水送粮，钟健魂师长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们’，他脸都红了，赶紧说‘是我们误会了，对不住’。”
　　后来在六合钟家集，钟健魂正式宣布起义，投靠共产党。“姚老说，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放了鞭炮，还杀了两头猪，招待起义部队。”吕老师笑着说，“在大营李开欢迎大会的时候，姚老代表支队献了一面旗，上面写着‘抗日一家亲’，钟健魂师长接过旗，激动得说不出话。”
　　
　　抗战胜利后，姚一汉跟着东南支队编入华中军区警卫2团，去山东打仗，8个月后才回到淮南地区。1949年4月7日，三野26军解放了仪征县城，姚一汉随军回到了家乡。“他说，看着家乡解放，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他哭了，觉得这么多年的仗没白打，兄弟们的血没白流。”吕老师拿出一张老照片，上面是姚一汉穿着军装，站在仪征县城门口，脸上带着笑容。
　　新中国成立后，姚一汉担任了仪征县首任人武部部长和县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他拿到勋章那天，把勋章别在胸前，对着老战友的照片敬了个礼，说‘兄弟们，我们胜利了，你们看到了吗’。”吕老师说。
　　最让我感动的，是姚老晚年的样子。吕老师拿出一张晚年照片，照片里的姚一汉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跟一个年轻人扳手腕，笑得满脸皱纹。“他说年轻时在新四军里练的臂力，到老都没丢。有次跟小伙子扳手腕，赢了还说‘当年跟鬼子拼刺刀，没力气可不行，我这胳膊，当年可是砍过三个鬼子的’。”吕老师笑着说，“姚老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说‘今天的好日子，是兄弟们用命换来的，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国家，别让鬼子再欺负我们’。”
　　2018年，姚一汉老人在江苏仪征市去世，享年102岁。我在外公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姚一汉，1916-2018，抗日英雄，仪征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