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 一门三英，农历八月

　　(一)
　　
　　自接过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担子，每一次奔赴各地寻访史料，都像在与一段滚烫的历史对话。2025年暮春，我带着提前整理好的夏峰璧老兵零星资料，走进了湖南黄埔同学会的小楼。推开办公室门时，27岁的彭述丹研究员正对着一叠泛黄的档案俯身记录，她扎着利落的马尾，鼻梁上架着细框眼镜，见我进来，立刻起身笑着迎上来：“周捷哥吧？我是彭述丹，湖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这半年一直在整理夏峰璧老兵的材料，咱们今天好好聊聊他的故事。”
　　她将一杯热茶推到我面前，指尖划过档案封皮上“夏峰璧”三个字，声音渐渐沉了下来：“您知道吗？夏老这辈子的勇气，是从15岁那年被‘逼’出来的。1923年他出生在长沙一个普通农户家，大哥夏正强、二哥夏定安比他年长不少，小时候他总跟着两个哥哥在田埂上跑，大哥教他识农具，二哥带他爬树掏鸟窝，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却满是烟火气。可1937年的夏天，一切都碎了。”
　　
　　述丹翻开第一份档案，里面夹着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三个穿着粗布短褂的青年并排站着，中间的少年眉眼青涩，正是年少的夏峰璧。“1937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打响，大哥夏正强是国军第88师的士兵，他在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打完鬼子就回家帮爹种水稻’。可这封信寄到家里时，大哥已经在坚守四行仓库的战斗中牺牲了。”述丹的声音有些发颤，“夏老后来回忆，那天他娘拿着信坐在门槛上哭，眼泪把信纸泡得发皱，他蹲在旁边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都没知觉。可没等一家人从悲痛里缓过来，11月南京保卫战的消息又传来，二哥夏定安在南京外围阻击日军时，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日军的炮弹击中，连尸骨都没找回来。”
　　我握着茶杯的手不自觉收紧，能想象到当年那个15岁少年的绝望——短短三个月，两个最亲近的哥哥相继殉国，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述丹接着说：“夏峰璧说，二哥牺牲的消息传来那天，他连夜把两个哥哥留下的旧棉袄拆了，把里面的棉絮塞进背包，第二天一早就揣着仅有的两块大洋去了长沙招兵处。招兵的军官见他个子还没步枪高，劝他再等两年，他却把胸脯一挺，指着墙上‘抗日救国’的标语喊：‘我哥都死在鬼子手里了，我多等一天，就多一个中国人遭殃，我要去黄埔军校，学打机枪、学开迫击炮，我要替我哥报仇！’”
　　
　　1938年秋天，夏峰璧终于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第18期重兵器科。述丹从档案里抽出一份当年的学员成绩表，指着“夏峰璧”那一行给我看：“您看，他的轻重机枪操作、迫击炮瞄准都是优等。那时候军校条件苦，冬天宿舍没有炭火，他就裹着单衣在操场上练瞄准，手指冻得肿成胡萝卜，扣扳机时都在发抖，却从没落下一次训练。有次教官问他为啥这么拼，他说‘我多练准一次，下次打鬼子就能少让一个战友牺牲’，这话后来在学员里传了好久，好多人都佩服这个‘为哥报仇’的小老弟。”
　　1941年夏天，夏峰璧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第六战区第18军18师52团任少尉排长。当部队开赴湖北西部驻守时，他第一次见到了鄂西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的山峰像一道天然屏障，山间的小路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军部设在三斗坪的一座破庙里，而他所在的52团，要坚守在最前沿的响铃口阵地。“夏峰璧说，响铃口那地方，名字听着温柔，实际是个‘鬼门关’。”述丹拿起一张手绘的阵地地图，“您看，这里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湍急的河流，阵地就建在半山腰，日军要往西进四川，必须从这里过。1942年底，日军集中坦克和重炮攻过来时，夏老和战友们早就把公路挖成了‘陷阱’——他们用锄头、铁锹挖了4米多宽的深沟，沟里还埋了削尖的木头，日军的坦克一过来，前轮直接陷进沟里，动弹不得。”
　　说到这里，述丹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亲眼见到了那场战斗：“夏峰璧操作迫击炮的本事，在那次战斗里发挥到了极致！他趴在战壕里，盯着陷在沟里的日军坦克，校准、装弹、发射，动作一气呵成。第一发炮弹落在坦克旁边，溅起满地泥土；第二发直接击中坦克履带，‘轰’的一声，坦克冒起黑烟。他跟战友们连续开炮，当场击毁了五辆坦克，战壕里的士兵都喊‘夏排长好样的’！”
　　可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日军就使出了阴招。“日军见坦克攻不上去，竟开始发射毒气弹。”述丹的声音又沉了下来，“夏峰璧说，当时浓烟顺着风往阵地飘，闻着就像腐烂的树叶味，好多战友当场就咳嗽、流泪，有的甚至倒在地上抽搐。他们手里只有爱国华侨陈嘉庚捐献的防毒面具，数量少得可怜，大部分人拿到的只是普通口罩。战场上没有水，夏峰璧急得满头大汗，突然想起老兵说过的土办法——他率先解开腰带，用自己的尿打湿口罩，然后叠成三层戴上，对着战友们喊‘都这么做，能防一点是一点，咱们不能退’！”
　　
　　我听得心头发紧，很难想象当年的士兵们是在怎样的绝境里坚守。述丹继续说道：“日军的炮火像雨点一样砸在阵地上，飞机还在天上盘旋轰炸，夏峰璧正在给迫击炮装弹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被气浪掀翻，整个人埋进了掩体的泥土里。战友们疯了似的用手刨土，把他拉出来时，他的额头流着血，鼻子也被压伤，满脸都是泥土和血污，可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迫击炮没事吧？鬼子退了没？’”
　　后来，经过野战医院医生的简单包扎，夏峰璧只休息了两天，就拖着伤体回到了阵地。最终，18军全线反攻，日军没能突破鄂西防线，西进四川的企图彻底破产，石牌保卫战以国军伤亡15000人、击毙击伤日军25000余人的战绩胜利结束。“夏峰璧说，战斗结束后，他站在响铃口的阵地上，看着满山的弹坑和战友的遗体，突然明白大哥和二哥为啥要去打仗——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能好好活着。”述丹轻轻合上档案，“从那以后，他的枪里装的，就不只是仇恨了。”
　　
　　1943年6月，夏峰璧随部队参加平善坝战役。述丹打开电脑，调出平善坝的卫星地图：“您看，平善坝就在长江边上，背靠悬崖绝壁，阵地是‘之’字形的，战士们躲在石缝里，日军的炮弹很难打到。夏峰璧他们就在这里跟日军周旋，白天躲在掩体里阻击，晚上就摸黑去日军阵地偷袭，有时候一晚上能缴好几支步枪。后来军部迁到三斗坪黄帝庙，日本特务和汉奸就偷偷在镇上放火，引来日军飞机轰炸，夏老他们一边要防着日军进攻，一边还要抓特务，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不过那时候，18军和新四军李先念的游击部队已经开始合作了，新四军熟悉当地地形，经常帮他们传递情报、牵制日军，有时候两支队伍在路上遇见，战士们会互相递烟、分享干粮，那种不分党派、只为抗日的默契，特别让人感动。”
　　1943年底，夏峰璧被调入第五战区59军暂编53师，任重兵器迫击炮连副连长，师长翟紫封是个打硬仗出身的老兵，对他很是器重。部队调防到湖北荆门后，首要任务就是攻打八角庙——那是荆门北面的一个小镇，日军一个联队盘踞在那里，经常下乡烧杀抢掠，当地百姓提起“八角庙的鬼子”，都恨得咬牙切齿。“夏峰璧说，攻打八角庙前，他们去村里侦查，有个老大娘拉着他的手哭，说她儿子被鬼子抓去当苦力，最后被活活打死，尸体扔在河里。那天晚上，全连战士都没睡觉，围着篝火擦枪，没人说话，但每个人眼里都憋着一股劲。”
　　战斗打响后，53师连续组织冲锋，日军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战士们伤亡惨重。夏峰璧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心一横，带着迫击炮班冲到前沿阵地：“他把迫击炮架在离日军工事只有两百米的地方，亲自瞄准，每一炮都精准地落在日军的碉堡里。后来迫击炮炮弹打光了，他捡起一挺轻重两用机枪，喊了声‘跟我上’，就朝着日军阵地冲了过去。”述丹的语速快了起来，仿佛在重现那场激烈的冲锋，“就在他快要冲到碉堡门口时，一颗炮弹在旁边爆炸，弹片划伤了他的大腿胯部和左手腕，鲜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他踉跄着差点摔倒，却咬着牙继续往前冲，直到战友们跟着他一起冲进碉堡，把里面的鬼子全部消灭。”
　　那场战斗，53师打死打伤日军几百人，还俘虏了100多个鬼子——这是53师抗战以来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夏峰璧说，那些俘虏里，有的年纪比他还小，蹲在地上哭着喊‘想回家’；有的却还很顽固，偷偷捡起地上的刺刀要切腹，战友们只好找来绳子，把他们的手脚分别捆住，用长枪穿过绳子，两个战士抬一个，往师部送。有个俘虏路过村里时，看到老大娘在哭，突然跪下来磕头，嘴里说着‘对不起’，夏老说，那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些鬼子里，也有被战争逼疯的可怜人，但他们的可怜，换不回那些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命。”
　　后来夏峰璧总结这场战斗，总说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国共合作能这么默契，新四军在外线牵制日军援兵，还帮着打扫战场，缴获的骡马枪炮分了一半给新四军；没想到日本反战同盟的友人能这么勇敢，他们冒着炮火在前线喊话，用日语劝日军投降，有个叫小林的日本人，喊到嗓子沙哑还不肯停；更没想到能俘虏这么多鬼子，这让全师将士都明白，日军的战斗意志已经在慢慢瓦解，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抗战胜利后，夏峰璧调任军训部荣誉第六团第三营少校营长，部队驻扎在湖南永州蓝山县。1949年，罗广文率部队在四川起义，夏峰璧因为当时在外地执行任务，错过了起义，部队解散后，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长沙。“他没跟人提过自己当过少校，找工作时只说自己‘会算账、能吃苦’，后来进了湖南医学院精神科当助理护士，每天帮病人喂饭、擦身，一点架子都没有。”述丹拿出一份医院的老档案，里面有夏峰璧当年的工作记录，字迹工整清秀，“后来医院合作社缺会计，领导见他算账又快又准，就调他去当助理会计。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局招人，他因为‘统计能力强’被调过去，不管是算粮食产量，还是核对抗销数据，他都做得又快又好，同事们都叫他‘统计大王’。直到1961年调到靖港粮站，他还保持着‘统计零差错’的记录。”
　　1983年，夏峰璧从粮站退休，晚年的他最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给邻居家的孩子讲抗战故事，却很少提自己当年的功绩。2014年秋天，91岁的夏峰璧去世。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说：“把我葬在能看见湘江的地方，我想看看大哥和二哥，想看看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述丹把最后一份档案递给我，里面夹着一张夏峰璧晚年的照片——老人坐在槐树下，手里拿着报道三兄弟抗战往事的报纸。“周捷哥，夏老的故事讲完了，您续写他的小传，就是在给更多人讲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曾经有这么一家人，用三条命守护着咱们的国家。”
　　述丹送我走出黄埔同学会的小楼时，看夕阳洒在湘江上，我心里满是感动——夏峰璧、夏正强、夏定安，这一门三英，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的一页，今天的和平，是多少先辈用命换来的。
　　
　　(二)
　　
　　自接过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使命，每一次与老兵面对面，都像在时光长河里打捞滚烫的记忆碎片。2024年3月，盐城的风还带着几分料峭寒意，我带着提前整理好的刘其友前辈资料，在干休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推开了一扇漆成胡桃木色的房门。
　　屋内飘着淡淡的茉莉花茶香气，97岁的刘其友老人正坐在临窗的藤椅上，膝头铺着一块深蓝色粗布，手里摩挲着一枚纪念章。听到脚步声，他缓缓抬起头，稀疏的银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眼睛亮起一簇温暖的光：“是来听故事的娃娃吧？坐，炕桌儿上有热茶，我给你讲讲1945年那个农历八月，那可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中秋。”
　　老人的孙女刘梅笑着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篮，轻声说：“我爷爷就爱跟人讲抗战的事，有时候讲着讲着就掉眼泪，说怕这些事没人记着了。”刘老摆了摆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八枚纪念章相框，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我是江苏响水人，1927年生在潮河边的小村子里。16岁那年，也就是1942年正月，鬼子的汽艇顺着潮河往村里开，机枪扫得房顶的瓦片哗哗掉，我亲眼看见邻居王大爷为了护着孙子，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肚子。那天晚上，我揣着娘蒸的两个菜团子，跟着同村三个后生找到了新四军潮河大队，连长姚风看我个子矮，笑着说：‘娃娃，扛得动枪吗？’我把胸脯一挺，说：‘能！能打鬼子就行。’”
　　
　　我凑近炕桌，看着老人枯瘦却有力的手，仿佛能看见当年那个倔强的少年。刘老接着说：“那时候我们是地方部队，武器差得很。我刚入伍时，手里只有一把老掉牙的汉阳造，子弹都凑不齐三发，有的战友只能扛着大刀片子，甚至拿削尖的竹竿当武器。可没人抱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刺杀、练瞄准，姚连长总说‘武器差不怕，怕的是没骨气’。1944年打陈家港那次，我才算真正见识了战场的厉害。”
　　老人喝了口热茶，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在回忆硝烟弥漫的场景：“当时我们潮河大队的任务是协助主力部队打外围。我和两个战友趁着夜色，踩着老百姓搭的木梯，悄悄爬上据点附近的瓦房顶。瓦片踩得咯吱响，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生怕被鬼子发现。据点里的鬼子正围着篝火喝酒，有个鬼子军官举着酒瓶喊得震天响，我端起汉阳造，瞄准他的后背，手指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那鬼子应声倒地，旁边的鬼子瞬间乱了套，我又补了一枪，再打死一个。紧接着，主力部队的冲锋号响了，我们从房顶上跳下去，跟着大部队往里冲。打了一天一夜，终于把陈家港拿下来了，可没等我们清理完战场，连云港的鬼子援兵就来了，黑压压的坦克往这边开，我们只能撤。撤的时候我回头看，陈家港的房子还在冒黑烟，地上到处是尸体，心里堵得慌。”
　　说到1945年春天的周庄战斗，刘老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泛白：“那天中午，村里的老百姓听说我们要打鬼子，特意送来白面和白菜，我们破天荒包了一次菜馅饺子。饺子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我拿起一个往嘴里塞，烫得直哈气，还没咬第二口，就听见放哨的战士喊‘鬼子来了！有四百多人’。帮忙的老百姓吓得脸都白了，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家里跑。姚连长喊：‘别管饺子了，抄家伙！’我们顾不上饺子烫嘴，囫囵咽了几个，有的战士甚至把没煮好的饺子揣进怀里，就抄起枪往战壕跑。
　　“那条战壕是村里老百姓以前挖的，又窄又浅，我们跑进去才发现，竟是个死胡同！”刘老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当年的焦急，“姚连长急得直跺脚，大声喊：‘同志们，跟我冲！抢占前面的坟茔地！’我跟着姚连长爬出战壕，往坟茔地冲。中间是片开阔地，连棵遮挡的树都没有，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响个不停，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身边，溅起满地泥土，我看见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有个叫小柱子的战士，跟我同岁，刚跑了没几步，就被子弹击中胸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里说着‘替我多打几个鬼子’，然后就倒下去了。那一次，我们连有十多个战友没能冲过去，我运气好，滚到一个大坟包后面，借着坟包的掩护，才没被鬼子打中。”
　　
　　刘其友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刘梅递过一张纸巾，他擦了擦眼角：“后来姚连长派通信员回去搬救兵，我们在坟茔地里守着，鬼子的子弹时不时打在墓碑上，迸出火星。等到下午三点多，远处传来脚步声——是另外三个连的战友来了！鬼子一看我们人多，赶紧掉头就跑。我从坟茔地里爬起来，身上全是泥土，跟着战友们撵上去，一边跑一边开枪，一直撵到西山口，看着鬼子钻进据点才停。那次战斗，我们打死了十几个敌人，可我们也牺牲了三十多个战友。清理战场的时候，我看见小柱子的尸体还躺在开阔地上，怀里的饺子都被血染红了，我蹲在他身边，哭了好久。”
　　最让刘老难忘的，是1945年农历八月的响水口之战——那是离中秋节只有几天的日子，空气里似乎都飘着月饼的甜香，可战士们却在为最后的胜利冲锋。“那天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见紧急集合号响，我赶紧爬起来，摸黑穿上衣服，心里发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部队在空地上集合，月光照着每个人的脸，都带着疑惑。这时候，独立团团长温逢山站在土坡上，手里举着一把马刀，大声喊：‘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八年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现在，我们要去响水口接收武器，把不肯投降的鬼子和伪军赶出去！’”
　　刘老的眼睛亮了起来，语气里满是当年的激动：“我当时都不敢信自己的耳朵，前几天，响水口的鬼子还在镇上耀武扬威，抢老百姓的东西，怎么突然就投降了？可没等我们高兴多久，就传来消息：响水口的鬼子和伪军根本不认账，还在据点里架起机枪，说要跟我们拼命。我们几个部队在小窑合并，编为盐阜军分区独立第1团，待了三天就往响水口赶。那时候刚下过雨，路上全是积水，有的地方水没到膝盖，有的地方甚至到腰，我们蹚着水走，裤腿和鞋子全湿了，冷得直打哆嗦，可没人喊累，心里就想着早点拿下响水口。
　　“到了响水口外围，我们借着路边的大树、土堆当掩护，慢慢往里面挪。天黑的时候，敌人看不清我们的位置，就朝着黑暗胡乱开枪，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姚连长喊‘挖战壕！’我们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铁锹，在地上挖了起来，泥土里还带着水，挖一会儿就满手是泥。挖着挖着，离伪军的土围子越来越近，最后只剩三四十米了——力气大的战友，把手榴弹扔进去都能炸到敌人的工事。我们趴在战壕里，等着上级的冲锋命令，心里又紧张又期待，想着马上就能解放响水口了。”
　　可就在这时，部队却接到了撤防的命令。刘老叹了口气：“我们是地方部队刚转为主力，作战经验不如老部队，上级让10旅的28团和30团来接收防地，我们撤下来负责外围追歼。当时我心里还挺不服气，想着明明快冲上去了，怎么就撤了？姚连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管在哪里打，都是打鬼子。’我们走到老舍镇的时候，前面传来消息：‘响水口打下来了！’我们赶紧往响水口外围赶，在离潮河二三百米的地方，三挺重机枪架了起来。你猜怎么着？那些不肯投降的鬼子和他们的家属，正慌慌张张往潮河北跑，想坐船逃跑，我们的机枪一响，好多人掉进河里，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淹死。就是那天，1945年8月13日，响水口终于解放了！晚上，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了月饼和红枣，我拿着月饼，咬了一口，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东西。”
　　
　　抗战胜利后，刘其友跟着部队北上山东，迎来了一场硬仗——攻打陇海线瓦窑镇。“我们本来是去打伪军，情报说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到了瓦窑镇附近才发现，据点里还藏着一批鬼子！天皇都宣布投降好几个月了，这些鬼子却冥顽不化，不肯放下武器，还帮着伪军打我们！”刘老的语气里满是愤慨，“夜里，我们要过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河面结了薄冰，踩上去咯吱响。我和8连的战友们排成一队，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走，走着走着，‘咔嚓’一声，冰面突然裂开一个大口子，我和身边的几个战友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河水冷得钻心，瞬间就没过了腰，很快就顶到了脖子，我冻得牙齿打颤，连呼吸都觉得疼。姚连长在岸上喊‘别慌！游过去！’我们咬着牙，往对岸游，有的战友体力不支，差点沉下去，还好身边的人拉了一把。上岸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全冻成了冰壳子，硬邦邦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到达瓦窑西门后，刘其友和战友们趴在一条干涸的水沟里，寒冷很快就吞噬了体温。“沟里的风特别大，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的衣服冻硬了，人也变得麻木，握着枪的手都动不了，眼皮越来越沉，只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姚连长一看不对，赶紧爬下来，拍着我的脸喊：‘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他命令我们下到沟底，用捡来的树枝生火烤，还赶紧请示上级，把我们换下来，安排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取暖。老百姓特别热情，给我们烧了热水，还架起柴火让我们烤衣服。衣服刚烤干，我们就又跑回沟里——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不把这些顽固的鬼子消灭，绝不撤兵！”
　　战斗打到下午，据点里的鬼子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往外突围。刘其友跟着战友们从西门追出去，与鬼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我把枪里的子弹全打光了，就冲上去，捡战场上鬼子尸体旁的步枪和子弹袋，继续打！看着鬼子跑不动了，有的甚至扔掉武器想投降，我心里特别痛快，觉得之前受的苦都值了！我们一直追到运河车站，那里还有几波敌人在负隅顽抗，我们把车站团团包围起来。到了晚上，江南过来的1师、6师也赶来支援，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发起了总攻，很快就把车站打下来了。那次战斗，我们打死鬼子几百人，俘虏日伪军两千多人。可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去，就传来了姚风连长牺牲的消息——他在冲锋的时候，被鬼子的冷枪击中了胸口，没能抢救过来……”
　　刘老的声音再次哽咽，他拿起膝头的纪念章，轻轻贴在脸上：“姚连长是个好领导，跟着他打了那么多仗，他从来都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我们。他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岁啊……后来，我们把他埋在了运河车站附近的山坡上，每年清明节，只要我能去，都会给他献一束花。”
　　
　　新中国成立后，刘其友的军旅生涯仍在继续。1955年，他被授予少尉军衔，后来又因表现突出，晋升为中尉；1963年3月，他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回到了家乡响水，被分配到双港粮管所、南河粮管所工作，从军人变成了粮管员，他依旧兢兢业业，每天天不亮就去仓库检查粮食质量，晚上还在灯下核对账目，直到1987年离休。“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打鬼子，保家卫国；二是管粮食，让老百姓有饭吃。”刘老笑着说，眼神里满是满足。
　　他指着墙上的纪念章相框，一一数给我看：“这枚是抗日战争纪念章，背面还刻着我的名字；这枚是淮海战役纪念章，是我跟着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时得的；还有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奖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一共八枚，每一枚都记着一段日子，记着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不能忘，也不敢忘。”
　　临走时，刘其友前辈紧紧握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周捷，谢谢李明你外公和你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年轻人，当年是怎么打鬼子的。千万不能忘了历史，不能忘了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