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 蛇皮口袋，火焰喷射

　　(一)
　　
　　2024年2月，我独自前往南通拜访抗战老前辈，寒风还带着江面上的湿冷。我提前三天就把赵暄老兵的资料翻了三遍，从1921年他出生在陈桥镇北郊的佃农家庭，到1937年南通沦陷后辍学，再到后来加入武工队，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用红笔圈出来——作为抗战志愿者，也是李明先生的外孙，我总怕漏掉任何一个能还原历史的细节。站在赵暄爷爷家那栋老居民楼前，我又摸了摸背包里的录音笔和笔记本，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门铃。
　　一个中年男子门开的瞬间，就听见洪亮的声音：“是周捷吧？快进来！”103岁的赵爷爷穿着深蓝色的棉袄，头发虽全白了，却梳得整整齐齐，一双眼睛亮得很，手里还握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杯，杯身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虽有些褪色，却透着股沉甸甸的劲儿。“这杯子啊，是1950年我去北京学习时发的，跟了我七十多年了。”他儿子把我往客厅让，藤椅旁的小桌上摆着刚沏好的绿茶，热气袅袅地裹着茶香，“坐，咱们慢慢聊，当年的事儿啊，我闭着眼都能说清楚。”
　　最先聊起的，是1942年那个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清晨。“那天头刚亮，我家老婆子戴尔惠就起来煮玉米糊了，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小儿子才一岁多，坐在竹编的摇篮里咯咯笑。”赵爷爷的手指轻轻敲着藤椅扶手，像是在跟着记忆里的柴火声打节拍，“我刚端起碗，就听见院门外‘咚——咚——’的砸门声，还夹杂着伪军的叫喊：‘开门！开门！搜查！’我心里一下子就沉了——前几天我们刚把十里坊的鬼子哨位端了，准是有人告密了。”他放下碗，顾不上擦嘴，抄起床底那把缴获的驳壳枪就往里屋跑。那枪是他之前用刀捅死一个日军后缴获的，夜里在自家后院捂着厚褥子试射过，退膛、上膛的动作早就练得熟稔，此刻枪里压满了十五六颗子弹，沉甸甸的压在手里。
　　里屋的罗幔帐是戴尔惠嫁过来时带的嫁妆，米白色的纱料上绣着浅粉色的缠枝莲，平时挂在床前挡灰尘，那天却成了他的“救命屏障”。“我把帐子往床架上推了推，留出个能站人的小空间，后背紧贴着帐子的纱料，能清楚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赵爷爷的声音压低了些，像是怕惊扰了当年的紧张，“两个伪军踹开门进来，皮鞋踩在泥地上‘嘎吱’响，其中一个指着戴尔惠问：‘家里有几个人？’我家老婆子抱着孩子，脸都白了却没慌，说：‘就我们娘俩，孩子爹早跑了，怕被鬼子抓壮丁。’”伪军不信，弯腰搜床底，用枪托敲柜子，最后走到罗幔帐前，伸手拽了拽帐角——那一瞬间，赵爷爷的指尖已经扣在了扳机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是被发现，就先打死一个够本。可伪军只是皱了皱眉，听见屋外同伙喊“走了，没找到人”，便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直到院门“哐当”一声关上，赵爷爷才从帐后出来，看见戴尔惠抱着孩子的手还在抖，却没掉一滴眼泪——她是南通县妇女主任，夜里去各村做妇女工作时，曾被鬼子扔过手榴弹，弹片扎进棉袄里，她自己拔出来就接着走，早就把生死看淡了。
　　
　　“要说最解气的，还是用蛇皮口袋套鬼子那回。”聊完惊险的躲藏经历，赵爷爷的语气轻快了些，眼里也泛起了光。那是1941年，他刚加入城闸武工队，队长沈宝华是个三十多岁的硬汉子，政委王文军心思细，全队11个人，都是敢跟鬼子拼命的主儿。“唐家闸十里坊有个鬼子哨位，就一个叫金井梅良的鬼子站岗，高个子，留着小胡子，每次见了老百姓都端着枪，可劲儿地横。”赵爷爷说，他每天假装去镇上买东西，观察了半个月，发现金井梅良虽然警惕，但有个习惯——喜欢搜过路人的包裹，像是觉得能查出“新四军探子”。“我跟沈队长合计，要不做个大口袋，趁他不注意把他套住。”队员们一听都赞成，找了个弹棉花的老乡要了块粗麻布，又找农户要了个装过化肥的蛇皮袋，把粗麻布衬在里面，缝了个比人还高的口袋，袋口缝了根结实的麻绳，试了好几次，确保能一下子套到膝盖。
　　“头三天，我们几个人轮流背着空口袋在哨位附近转。”赵爷爷边说边比划着背包的动作，“第一次我过去，金井梅良上来就把口袋拽下来，翻了个底朝天，见里面啥都没有，还推了我一把，用日语骂‘八嘎’。我忍着气，笑着说：‘没东西，没东西。’第二天换另一个队员去，还是一样被搜，第三天他就懒了，只掀了掀口袋口，没再细看。”沈队长说“时机到了”，选了个傍晚——那会儿天快黑，鬼子容易放松警惕，而且据点里的人忙着做饭，不会轻易出来。
　　“那天我穿了件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故意揣了个窝窝头，走到哨位前就用蹩脚的日语问‘今夕何时’，金井梅良皱着眉看我，手还放在枪套上。”赵爷爷的声音放得更低，像是在还原当时的紧张，“就在他低头看怀表的瞬间，我身后的小张和老李从墙根绕过来，‘哗啦’一下就把口袋套在了他头上！金井梅良吓得‘啊’了一声，刚要伸手拽口袋，小张就把麻绳勒紧了，从脖子到膝盖都捆得严严实实。他在里面‘呜呜’地叫，手脚乱蹬，可口袋衬了粗麻布，他的指甲根本划不破。”赵爷爷当时一把夺过金井梅良的枪，别在腰上，小张扛着口袋的上半部分，刚走两步就喊“沉”——金井梅良个子高，体重不轻，赵爷爷赶紧绕到后面，攥着口袋底部的绳子，帮着抬他的脚，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游击队的秘密据点跑，路上还得躲着巡逻的伪军，跑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地方。后来听说金井梅良被送到后方后，因为没造成大的伤亡，又考虑到交换战俘，就把他放回去了。可从那以后，十里坊的哨位就换了人，再也没人见过金井梅良，有人说他被日军处分了，也有人说他调去了别的战场，总之是从南通彻底消失了。
　　“那时候的日子啊，就是白天当老师，晚上当游击队员。”赵爷爷喝了口茶，语气又温柔下来。朱家店小学是借了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的老房子，教室是用土坯搭的台子，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板，七八十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七八岁，都是附近农户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就偶尔带个红薯、玉米当“学费”，赵爷爷从来都不收。“我教他们数学、自然，还教他们认‘抗日救国’这四个字，讲岳飞抗金的故事，讲鬼子抢我们被子的事——1938年冬天，鬼子来‘扫荡’，挨家挨户抢被子，旧的破的不要，专挑新的、厚的，我家那两条花被子，还是我娘攒了三年布票做的，被鬼子硬生生扛走了，我娘坐在门槛上哭，我攥着拳头，心里就想，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
　　
　　说到战友沈宝华，赵爷爷的声音低了下去，眼里也泛起了红。“有一次我们伏击小股鬼子，打死了3个，可撤退的时候，沈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的骑兵抓住了。”敌人把沈宝华的两条腿用绳子捆在马后面，让马拖着他在地上跑，跑了好几里路，沈队长的衣服都被磨破了，浑身是血，却始终没喊一声“投降”，最后壮烈牺牲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枪，手指都掰不开。”赵爷爷抹了抹眼角，“那天晚上，我们10个队员坐在草屋里，没人说话，就默默擦枪。擦完枪就发誓，一定要替沈队长多杀几个鬼子，把他没完成的事接着做下去。”
　　后来鬼子搞“清乡”，在江边到海门的路上插了七里长的竹篱笆，一人多高，上面还绑了铁丝网，每个路口都设了岗哨，想把新四军困在里面。“我们跟老百姓商量，一起烧篱笆！”赵爷爷说，那天傍晚，各村的老百姓都提着煤油灯、抱着干草，悄悄摸到篱笆边，等武工队放了信号枪，大家一起点火，“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噼里啪啦的，映得半边天都红了，老百姓在旁边喊‘竹篱笆清乡七里长，一把野火烧精光’，声音特别响！”鬼子从据点里出来灭火，赵爷爷和队员们就躲在树林里打冷枪，鬼子怕中埋伏，只能躲在远处骂，眼睁睁看着篱笆烧了一晚上。“第二天鬼子又修，我们就再烧，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鬼子没辙了，只能把篱笆拆了。”
　　抗战胜利那天，赵暄正在给学生上课，听见外面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扔了课本就跑出去，跟老百姓一起敲锣打鼓，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后来他任南通县委组织部部长，在通如大众报社写过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和戴尔惠的五个孩子里，老大老二生在抗战时期，跟着他们在草屋里、山洞里躲鬼子，吃了不少苦，可孩子们都懂事，从不哭闹。新中国成立后，赵爷爷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又到徐州贾汪区煤矿当负责人，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教育，1978年就申请回了南通，进了南通师范学院，当副书记兼副校长，直到1984年离休。“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两件事，一是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没怂过；二是教了那么多学生，看着他们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
　　临走时，赵暄爷爷和叔叔执意要送我到楼下，寒风里，他站在单元门口，挥着手说：“周捷，谢谢你把这些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是怎么跟鬼子拼的！”我点头答应。
　　
　　(二)
　　
　　2025年春末，海风裹着湿润的凉意掠过街角的老榕树，我带着《浙江黄埔人抗战记忆》，站在浙江椒江黄埔同学会门前。作为抗战志愿者，每一次探寻一段尘封的抗战往事，都像在与历史对话——而这一次，25岁的浙大历史系研究员赵倩，要带我走进远征军排长曹立德的生死较量。
　　推开办公室的门，赵倩正对着一叠档案俯身整理，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手边的黑白照片上投下细碎的光影。“周捷哥，你来得正好，我刚找出曹老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复印件。”她抬头时眼里闪着光，转身从档案柜里取出一个蓝色硬壳文件夹，里面整齐码放着手写回忆、作战命令复印件，还有一张边角微微卷起的合影——1943年8月5日，曹立德、朱键、陈立成三人穿着卡其色军装，肩并肩站在黄埔军校校门口，军帽上的帽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曹老是椒江本地人，台州中学高中毕业时，原本考了浙江缉私队，可1937年鬼子占了上海，他连夜写了退学申请，说‘缉私不如打鬼子，保家卫国才是当务之急’。”赵倩的指尖轻轻划过照片上曹立德的脸，“他和朱键、陈立成是黄埔18期独立7大队工兵科的同班同学，毕业那天，三人在操场的老槐树下发誓，将来要一起上战场，要么把鬼子赶出去，要么一起埋在国土上。”
　　1944年春，三人奉命前往云南文山，加入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在参谋处见习的半年里，曹立德在日记里写过：“每日与朱、陈二人沙盘推演，盼早日赴前线，亲手毙敌。”赵倩翻到一份标注着“1944年6月30日”的油印作战命令，上面的字迹虽有些模糊，却仍能看清“卫立煌令第8军接续攻击松山日军”的字样。“当时71军攻了三个多月，伤亡近万人，却连松山主峰都没摸到。”她指着墙上的松山地形图，“日军在滚龙坡、大垭口这些制高点修了明碉暗堡，用钢筋混凝土浇筑，重炮轰上去都只留个白印，重机枪火力网把进攻路线封得像铁桶，咱们的战士冲上去，很多人连碉堡的边都没摸到就倒下了。”7月1日怒江简易桥修复那天，三人接到任命：曹立德、朱键调军属工兵营任排长，陈立成去103师工兵营。“他们在营部的伙房见了最后一面，朱键从口袋里摸出三块烤红薯，说‘等拿下松山，咱们回椒江吃海鲜，把这红薯账补上’，陈立成还笑他‘就知道吃，小心鬼子的子弹先让你吃不了’，可谁都没料到，这竟是三人最后一次完整相聚。”
　　真正的生死考验，在7月下旬如期而至。当时8军军长何绍周召开作战会议，拍着桌子说“不惜一切代价，拔掉碉堡这颗钉子”。赵倩的声音沉了下来，翻到曹立德1985年手写的《松山作战回忆》：“工兵营领到四具火焰喷射器，每具装油15升，能持续喷射12秒，最大射程45米。营长问谁愿带喷火器攻坚，我第一个举手——我是浙江人，松山的每一寸土，都和家乡的地一样金贵，不能让鬼子占着。”7月23日凌晨三点，曹立德带着班长郑家元出发，他扛着20多斤重的火焰喷射器，郑家元背着汤姆森冲锋枪，腰上还别了四颗手榴弹。两人借着松山的岩石和灌木丛匍匐前进，日军的重机枪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过，溅起的碎石子砸在钢盔上“叮叮”响，曹立德后来回忆：“每爬一米，都能听见身边战友的牺牲声，我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退，退了就对不起那些倒下的兄弟。”
　　他们趁着我方150毫米榴弹炮轰击的间隙，一点点挪到碉堡下方的射击死角，趴在滚烫的岩石上时，汗水顺着脸颊流进衣领，把军装浸得能拧出水。“曹老在回忆里写，当时他和郑家元仰着头盯着天空，手指都在发抖——信号弹不亮，就不能动。”赵倩模仿着当时的姿势，语气里满是紧张，“突然，一颗红色信号弹‘嗖’地冲上夜空，曹立德猛地撑起身子，把火焰喷射器的喷嘴对准碉堡的射击孔，拇指狠狠扣下扳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瞬间从喷嘴喷出，像一条愤怒的火蛇，“呼”地钻进碉堡，12秒的喷射时间里，曹立德盯着射击孔，连眼睛都没眨——他能清晰听见碉堡里传来日军的惨叫，还有枪支落地的“哐当”声，紧接着，三个浑身是火的鬼子连滚带爬地逃出来，衣服烧得“滋滋”响，疯了似的往战壕里扑。
　　“副军长李弥在后方望远镜里看得真切，当即下令‘炮兵延伸射击’！”赵倩的声音陡然提高，“几十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日军战壕里，‘轰隆隆’的爆炸声震得山都在抖，不少鬼子刚从火里逃出来，又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可剩下的日军还在顽抗，又钻回碉堡架起机枪。曹立德来不及歇气，换了个喷射器再次对准射击孔，火焰再次喷涌而出时，他听见碉堡里传来“天皇万岁”的喊叫——几个鬼子举着刺刀冲了出来，郑家元立即端起冲锋枪“哒哒哒”扫射，子弹打在岩石上溅起火星，曹立德趁机往后撤，后背刚贴上一块大石头，就听见“嗖”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钢盔飞过。
　　就在这时，冲锋号“嘀嘀嗒嗒”地响了，步兵们像潮水般从掩体后冲出来，踩着日军的尸体往上攻，曹立德和郑家元也跟着往前冲，直到把国旗插在松山制高点的碉堡上，两人才瘫坐在地上，看着彼此满是烟灰的脸，突然放声大哭。“那天晚上，曹老在碉堡里发现了一本日军日记，上面写着‘中国军队的火焰喷射器是魔鬼的武器’。”赵倩笑着说，“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凭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才成了他们眼里的‘魔鬼’。”
　　拿下制高点后，日军残兵退到松山深谷，靠着储存的粮食和弹药继续抵抗。第8军决定采用坑道战术，朱键主动请战：“我是工兵，挖坑道我熟，让我来！”他带着全排战士在山底下日夜挖掘，用了半个多月，终于把两条坑道挖到日军指挥部下方，还把两大卡车炸药搬进了坑道。“引爆那天黎明，天刚蒙蒙亮，朱键按下点火器的瞬间，转身就往山坡下跑。”赵倩的声音低了下去，“山崩地裂的一声响，黑烟像蘑菇云似的冲天而起，日军的指挥部瞬间就被火海吞了——后来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在废墟里找到一块日军大佐的肩章，上面还沾着焦黑的布条。”因为这一战功，曹立德和朱键都获得了“忠勇”勋章，晋升为中尉排长，曹立德在日记里写：“今获勋章，然更念牺牲之战友，此勋章当与朱、陈二人共戴。”
　　
　　可命运的残酷，来得比想象中更快。1944年8月的一个午后，工兵营长常承燧带着曹立德、朱键去残敌阵地侦察。返程时，三人沿着半山小路行走，相隔十来米，曹立德走在最前面，刚转过一个弯，就听见空中传来“嗖嗖”的子弹声——那是日军冷枪的声音！“曹老在回忆里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后背发凉，下意识地抱着头往山坡下滚，石头划破了胳膊也没感觉，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旁边的树干上，木屑溅了一脸。”他滚到坡底后，立即掏出汤姆森冲锋枪，对着山崖顶上的草丛扫射，两个鬼子“啊”的一声掉了下来，摔在岩石上没了动静。“常营长高喊：‘曹排长！朱排长！’我高声应着：‘我在这儿！’可喊了好几声，朱键都没回应。”曹立德和常营长爬回上坡，看见朱键趴在地上，军帽掉在一边，鲜血从他的太阳穴流出来，浸透了身下的泥土——他被冷枪击中了头部，牺牲时才26岁，口袋里还装着一张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江苏徐州朱家庄朱父收”。
　　朱键牺牲的第七天，陈立成又出事了。当时103师阵地落下一枚日军哑弹，弹体半埋在土里，随时可能爆炸。陈立成接到命令后，带着4名士兵扛着排爆工具就去了，曹立德还记得那天早上，陈立成出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学过排爆，很快就回来。”可半个多小时后，一声巨响从阵地那边传来——哑弹突然爆炸了。“曹老说，他疯了似的往那边跑，看见的却是一片狼藉，5个身影都没了，只有散落的工具和染血的军帽。”赵倩的声音有些哽咽，“陈立成是浙江天台人，才23岁，他的家人直到1946年才收到‘烈士’通知书，那年他妹妹才12岁，抱着通知书哭了三天三夜。”那天晚上，曹立德在阵地上坐了一夜，把自己的“忠勇”勋章放在朱键和陈立成的空铺上，泪水滴在勋章上，晕开了细小的痕迹。
　　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收复，曹立德随部队调往后方补训，被提任为副连长。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给战士们讲战术，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手里的粉笔“啪”地掉在地上，愣了几秒后，突然抱着身边的战士大哭：“赢了！我们赢了！”后来8军奉命北上青岛接收，曹立德带着加强排在黔桂交界的八渡河执行任务，白天护送辎重车辆，晚上就坐在河边写日记，日记里多次提到“盼早日还乡，告慰朱、陈二人”。任务结束后，他接到命令“扫尾结束归建，速来穗，随海珠轮北上”。可当他乘汽车赶到广西桂平时，司机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马车，车子翻进了路边的沟里，曹立德的胳膊被划伤，耽误了半天行程——就是这半天，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等他包扎好伤口赶到广州时，海珠轮已经在当天早上起航了。”赵倩翻到一份1945年10月的《申报》复印件，上面的标题格外醒目：“海珠轮触水雷沉没，千余官兵遇难”。“当夜海珠轮在虎门洋面，撞上了日军投降前偷偷布下的水雷，船身瞬间断裂，很多官兵连救生衣都没来得及穿就掉进海里。”只有工兵营的陈运昌营长，因为水性极好，在海里游了三个多小时才上岸，后来留在广州养伤。部队重新编成工兵营时，曹立德被任命为连长，到青岛后又升任少校副营长，可他再也没穿过那枚“忠勇”勋章——他说“勋章上有朱、陈的血，我不配单独佩戴”。
　　
　　1948年，曹立德在烟台认识了姑娘刘世华，结婚那天，他只请了几个战友，席间举杯说：“今日成婚，然念及朱、陈二人未能见此，心有愧疚。”淮海战役后，他脱离部队，辗转到贵州安顺，1956年秋才带着妻女回到椒江，在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每天清晨五点就去进货，晚上帮邻居修自行车，从不提自己的抗战经历。1982年退休后，他主动担任椒江黄埔同学会会长，四处搜集老兵事迹，还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松山战役的故事，每次讲到火焰喷射器，都会说：“不是我厉害，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在保佑我，我活着，就是替他们看这太平盛世。”
　　2016年冬天，95岁的曹立德在睡梦中去世，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浙江黄埔人抗战记忆》，断断续续地说：“别忘了……朱键、陈立成……还有那些……战友……”
　　告别赵倩时，海风再次吹过，我手里的档案袋沉甸甸的。作为抗战志愿者，我知道，把曹立德与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传下去，让更多人记得松山阵地上的那团火焰，记得那些年轻的生命，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