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五章 村民打鬼，黎德杀寇

　　(一)
　　
　　2025年2月的江苏东台，晨雾还没散尽，我裹紧羽绒服，手里攥着外祖父李明留下的那本蓝布面抗战老兵名录——封皮上“铭记”两个字被祖父的手指磨得发亮。走进市文史办时，顾英斐先生正站在窗边翻一份泛黄的档案，见我来，他指着桌上摊开的《唐柳人民打鬼子》说：“今天讲的柳根宝，是当年唐柳抗敌里最年轻的后生，抗战名录里，请给他多添几笔细节。”
　　顾先生的指尖落在档案里“1938年4月9日”的墨迹上，我仿佛听见了八十多年前的风声。那天上午9点多，春阳刚把麦田晒得暖融融的，柳家灶的土路上突然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声——是汉奸肖老四，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绸子衫，弓着腰跟在六个日军身后，自行车把上还挂着半袋抢来的花生。“找花姑娘，抓鸡！”肖老四的尖嗓子划破了村子的宁静，村民们躲在门后、窗缝里，看着那些戴着钢盔、背着步枪的鬼子，手心都攥出了汗。
　　走到柳家灶洋河边时，一个瘦高个鬼子自行车筐里的老母鸡突然扑腾起来——那是曹有根家刚抱窝的母鸡，鸡毛都被扯掉了好几根。绳子“嘣”地断了，母鸡扑棱着翅膀钻进路边的麦田，瘦高个鬼子骂了句“八嘎”，抬腿就往麦田里追。谁也没料到，麦田深处藏着柳普祥的闺女柳小梅，她昨天刚从外婆家回来，本想躲到鬼子走了再回家，听见母鸡叫，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就这一眼，正好被瘦高个鬼子撞见。
　　“花姑娘！”鬼子的喊声让柳小梅浑身一僵，她刚想往麦田深处钻，那鬼子已经扑了过来，手里的军刀背“啪”地砸在她背上，柳小梅“哎哟”一声倒在田埂上，麦苗被压得倒了一片。“救命！爹！”柳小梅的哭喊像鞭子一样抽在柳普祥心上——他正猫在麦田另一头的土沟里，看着鬼子欺负闺女，牙齿咬得咯咯响。柳普祥抄起身边那根磨得光滑的桑木长棍，棍子上还带着早上挑水时沾的露水，他猛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喊“打鬼子呀”，声音里满是愤怒，连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瘦高个鬼子转过身，看见冲过来的柳普祥，“呛啷”一声抽出军刀——那刀在太阳下闪着冷光，是刚沾过邻村百姓的血的。柳普祥没怕，举着棍子就往鬼子头上打，鬼子侧身一躲，军刀“唰”地劈过来。柳普祥急忙往后跳，可裤腿还是被刀划开一道口子，鲜血一下子渗出来，染红了土黄色的裤管。“再来！”柳普祥咬着牙还要冲，鬼子第二刀又劈过来，“咔嚓”一声，桑木棍子断成两截，木屑溅到柳普祥脸上。他知道硬拼不行，只能转身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打鬼子！快打鬼子”，声音传遍了整个柳家灶。
　　
　　我家就在柳家灶东头，那天我正帮娘把晒干的玉米往囤里装，听见柳普祥的喊声，心里“咯噔”一下——去年冬天，鬼子烧了西头的张家庄，我亲眼看见张大叔被鬼子用枪托砸得头破血流。“娘，我去看看！”我顾不上娘的阻拦，抄起门后那把铁叉就往外冲——那铁叉是爹生前用来叉麦捆的，叉齿磨得锃亮，握柄处被爹的手焐出了包浆。
　　出门一看，村里已经乱了套，却不是慌逃，是反抗！柳三叔扛着根枣木扁担，扁担头还缠着铁丝；曹大伯攥着钉耙，钉耙齿上沾着泥土；连平时最胆小的高茂义，也挑着粪桶跑过来，手里紧紧攥着扁担，粪水晃得洒了一地。“打鬼子啊！”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紧接着，一百多号人的喊声震得麦田里的麦子都直晃，连河边的芦苇都跟着沙沙响。汉奸肖老四一看这阵仗，吓得脸都白了。他本来就怕村民们记恨他当汉奸，现在见大家都红着眼冲过来，赶紧把绸子衫往怀里一裹，一头扎进麦田里，连滚带爬地往北边跑，麦芒刮得他脖子通红也不敢停。
　　柳普祥拉着柳小梅往家跑，路过我身边时，他的裤腿还在滴着血，却不忘喊：“捷子，回家拿裹脚布！要宽的！”我赶紧点头，可等我拿着裹脚布跑出来，却看见柳普祥已经换了根更粗的槐木棍——那是他平时用来顶门的，碗口那么粗，他正弯腰让老婆子帮他缠伤口。“别去了，腿都流血了！”老婆子哭着拽他的胳膊，柳普祥一把甩开她的手，声音哑着说：“鬼子都欺负到家门口了，我能不去？”说完，他扛起槐木棍，头也不回地往河边跑，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硬挺。
　　肖老四跑了，六个鬼子没了向导，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转。乡亲们追着他们到了柳家灶和尚庙门口，那庙本来有两扇朱红大门，去年被鬼子拆了烧火，只剩下两个石柱子。鬼子一看追的人越来越多，枪托都被吓得掉在了地上，赶紧分两路跑：三个往南，三个往东。往南逃的三个鬼子，跑了没多远就到了洋河边上，抬头一看，木桥早没了——那是前几天村里的老人商量好的，怕鬼子来扫荡，提前把桥板拆了，只留下几根桥墩子在水里泡着。
　　“八嘎！”瘦高个鬼子气得踹了一脚自行车，自行车“哐当”倒在地上。三个鬼子没办法，只能扔了自行车，蹚着水往河中间的沙洲跑。那沙洲不大，也就半亩地，上面长满了芦苇，鬼子以为躲在那里，村民们就不敢过去了——他们哪里知道，这片洋河是乡亲们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哪里深哪里浅，哪里有暗礁，闭着眼都能摸透。高茂义第一个冲到河边，他指着沙洲东南角喊：“从坝嘴绕！那里水浅，刚没过膝盖！”说着，他就脱了鞋，光着脚往水里走，河水溅得他裤腿湿透。其他人跟着他，手里的农具挥得呼呼响，沙洲上的鬼子一看这架势，吓得赶紧往水里退，水花溅得老高。
　　
　　我攥着铁叉，眼睛紧紧盯着跑在最后面的那个矮胖鬼子——他刚才追柳小梅时最凶，现在却吓得腿都软了。他刚爬上岸，裤腿还滴着水，曹有根大伯就从旁边的芦苇丛里冲了出来，他平时在村里最老实，现在却红着眼，举起钉耙就往鬼子头上砸。“噗”的一声，钉耙齿正好钉在鬼子的钢盔上，钢盔“哐当”掉在地上，鬼子疼得“嗷”一声叫，竟还能往前跑二十多步，他伸手把头上的钉耙拔下来，“哐当”扔在旁边的土场上，钉耙齿上沾着血，在太阳下看着格外刺眼。
　　那鬼子跌跌撞撞地跑向柳锦春家的风车垛，那风车本来是用来磨面的，去年被鬼子砸坏了扇叶，只剩下个木头架子立在那里。正好遇上挑粪的高茂义，高茂义放下粪桶，粪水洒了一地，他举起扁担就往鬼子身上打，“啪”的一声，扁担打在鬼子的背上，鬼子疼得直咧嘴。鬼子急了，端起枪用枪刺挡，扁担被枪刺划了个大口子，差点断成两截。这时候，木匠丁昌银也赶过来了，他平时做木工力气大，手里的钉耙是自己打的，钉耙齿又粗又尖。丁昌银绕到鬼子身后，挥起钉耙就往鬼子屁股上钉，“噗”的一声，钉耙齿扎进了肉里，鬼子疼得直蹦，丁昌银一使劲，就把鬼子拉倒在地上，风车垛的木头架子被鬼子撞得“嘎吱”响。
　　我正好追到风车垛边，看见鬼子还在地上挣扎着挥枪刺，枪刺差点划到丁昌银的腿。我心里的火一下子上来了——这就是烧了张家庄、杀了王大爷的鬼子！我握紧铁叉，朝着鬼子的头狠狠叉过去，铁叉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头皮，血顺着铁叉齿往下滴，滴在地上的麦秸上。我拔出来，又叉了一下，鬼子的脸瞬间被血染红，嘴里还在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高锡珍、曹世和他们也围了上来，高锡珍手里拿着根锄柄，曹世和攥着铁锹，两人一起往鬼子头上打，“咚、咚”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紧，没一会儿，那鬼子就不动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还盯着洋河的方向。我低头一看，手里的铁叉竹柄竟被震得全碎了，只剩下握柄处的一小段，我只好提着铁叉齿，转身回家换工具——我知道，还有鬼子没被抓住，不能停。
　　
　　再出来时，往南岸逃的第二个鬼子正往西南跑，他跑得飞快，裤腿上的水甩得老远。23岁的柳兴旺拦住了他，柳兴旺是村里的后生，平时在地里干活力气大，他举起扁担就往鬼子身上打，扁担带着风，“啪”地打在鬼子的胳膊上。鬼子疼得叫了一声，转身就用枪刺划过来，柳兴旺没躲开，太阳穴下方被划开一道口子，血一下子流到了下巴上，染红了他的白粗布褂子。“你还敢还手！”柳兴旺抹了把脸上的血，红着眼又冲了上去。这时候，柳宝余绕到鬼子身后，他手里的钉耙有个弯钩，一下子勾住了鬼子的臀部，使劲一拉，鬼子“扑通”倒在地上，枪刺掉在了旁边的草丛里。乡亲们一拥而上，柳兴旺用扁担打鬼子的背，柳宝余用钉耙压鬼子的腿，没一会儿，那鬼子就不动了，嘴里的血泡冒了出来。柳兴旺抹了把脸上的血，又转身去追第三个鬼子，他的白粗布褂子被血染得通红，像一面小旗子。
　　第三个鬼子没敢上岸，躲在沙洲的芦苇丛里发抖，手里紧紧攥着枪，却不敢开枪——他怕枪声引来更多村民。柳岳珍绕到他身后，柳岳珍平时在村里帮人撑船，力气大，他举起钉耙，用钉耙齿勾住鬼子的肩胛，使劲把他拉上了岸。那鬼子吓坏了，“扑通”跪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又捡起根树枝，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我投降，不要杀我”。乡亲们愣了一下，谁也没见过鬼子求饶的样子，可就在这愣神的工夫，那鬼子突然跳起来，拨开人群就往西南曹八舍村跑，他跑得飞快，连鞋都跑掉了一只。
　　可他哪里知道，曹八舍的乡亲们早就听见了这边的喊声。曹正普、曹正银兄弟俩是养牛户，平时跟牛打交道，力气大得很，他们攥着钉耙站在村口，身后还跟着几个年轻后生，手里拿着锄头、镰刀。那鬼子跑到曹八舍村口时，身上还滴着血水，却挺能打——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是日本的武士，会点武功。他一蹦就是几尺高，手里的枪刺挥得飞快，曹正普的钉耙刚递过去，就被枪刺划了个口子，钉耙齿差点掉下来。“这鬼子会功夫！”曹正银喊了一声，乡亲们都往后退了退，看着鬼子在原地蹦来蹦去，心里都有点急。
　　这时候，曹正普的侄子曹长生喊了一声：“用竹竿！”曹长生平时在村里帮人编竹筐，家里有好多长竹竿。他跑进院里，扛出一根两丈多长的竹竿，竹竿又直又硬，他朝着鬼子的头就捣过去。那鬼子没防备，被竹竿捣中太阳穴，“哎哟”一声倒在地上，枪刺也掉在了地上。曹正普、曹正银赶紧冲上去，钉耙齐下，“噗、噗”几声，鬼子的背上就流出了血。后来，曹正普他们找了根风车篙子，那篙子有胳膊那么粗，是用来推风车的，他们把篙子穿在鬼子束腰的皮带里，两个人抬着，把尸体抬到六堰港的荒田沟里埋了——那沟里长满了野草，平时没人去，他们还在上面压了几块大土坷垃，怕被别的鬼子发现，也怕野狗把尸体扒出来。
　　
　　再说说往东边跑的三个鬼子。他们骑着自行车，刚跑了四百多米，就被曹有根大伯拦住了。曹有根还在气刚才鬼子抢他的母鸡，他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那个老鬼子的腰——那老鬼子年纪大了，却挺胖，曹有根抱得紧紧的，两人一起倒在地上。老鬼子力气大，把曹有根压在身下，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另一只手就去摸腰上的军刀。曹有根喘不过气，脸憋得通红，只能喊“救命！救命！”
　　正好王锦仁大叔扛着大锄路过，王锦仁平时在村里种菜园，锄头像脸盆那么大，他看见这情景，想都没想，举起大锄就往老鬼子头上劈。“咚”的一声，锄刃正好砸在老鬼子的钢盔上，钢盔被砸得凹了进去，老鬼子一下子松了手，头歪在一边。曹有根赶紧爬起来，抢过老鬼子的军刀——那刀还带着鞘，他攥着刀鞘，又去追另外两个鬼子，军刀在他手里晃得叮当响。
　　剩下的两个鬼子吓得魂都没了，骑着自行车沿着原路往东台逃，自行车骑得飞快，差点撞在路边的杨树上。路过唐家灶西边时，后面那个鬼子被路边的柴火垛挡住了视线——那柴火垛是唐家灶的村民用来过冬烧火的，堆得有一人多高。他没看见前面的沟，一下子冲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自行车“哐当”压在他身上，车轮还在转着。柳岳珍、柳兴旺他们正好追过来，一下子围了上去，柳兴旺的太阳穴还在流血，他看着鬼子那副怂样，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扁担就往鬼子腰上扫。“啪”的一声，扁担打在鬼子的腰上，鬼子“嗷”一声倒在沟里，在泥水里打滚，溅得满身是泥。乡亲们也没客气，你一锹、他一棍，曹有根还拿着军刀，用刀鞘往鬼子头上砸，没一会儿，那鬼子就不动了，泥水里渗出血来。
　　最后一个鬼子运气好，他骑的自行车掉了链子，“咔嗒”一声，链子卡在了齿轮里。他干脆扔了车，手舞着枪刺拼命往东台跑，他跑得飞快，像兔子一样，乡亲们追了一段路，可他越跑越远，曹有根举着军刀想扔过去，却怕扔不准伤了自己人。“算了，让他跑吧！”柳普祥喘着气说，他的腿还在流血，已经有点站不稳了。乡亲们看着鬼子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都松了口气，可心里却有点慌——他们知道，这个鬼子跑了，肯定会带更多鬼子来报复。
　　那天晚上，柳家灶和唐家灶静得吓人，连狗叫都没有。乡亲们都在收拾东西，老婆子们把家里的粮食往布袋里装，汉子们背着老人，手里牵着孩子，趁着夜色往外地逃。我和娘也收拾了东西，娘把祖父留下的那把铁叉包在布里，塞在我的背包里，说：“带着，说不定能用上。”我们跟着乡亲们往南边的亲戚家跑，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家灶，村里的灯都灭了，只有洋河的水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两百多鬼子果然来了，他们坐着卡车，带着机枪、大炮，把唐柳两村和附近的村庄围了起来。“砰！砰！”机枪声打破了宁静，鬼子们闯进村里，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没来得及逃走的乡亲，有十多人被鬼子杀害——柳家灶的王大娘，就是因为要拿家里的药罐子，被鬼子用枪托砸死在门槛上；唐家灶的李大叔，想保护村里的祠堂，被鬼子用军刀劈成了两半。大火烧了整整一天，黑烟飘得几十里外都能看见，村里的槐树、杨树都被烧得焦黑，连洋河的水都被熏得发暗。
　　顾先生讲到这里时，声音低了下去，他拿起桌上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片废墟，只有几根烧焦的木头立在那里，旁边站着几个衣衫褴褛的村民。
　　
　　1940年新四军到了东台，柳兴旺他们这些当年打鬼子的农民，纷纷去报名了。柳兴旺找到新四军的队伍时，太阳穴上的疤还没完全消，他攥着当年打鬼子的那根扁担，跟招兵的同志说：“我会打鬼子，让我跟着你们干！”后来他不仅加入了农抗会，还成了村里农抗会的骨干，领着乡亲们给新四军送粮食、递情报，把当年对付鬼子的机灵劲儿全用在了支援前线的事上。曹正普兄弟俩也没落下，他们把家里的牛牵出来帮新四军拉物资，曹长生还跟着队伍学了打枪，后来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专打小股鬼子的运输队。
　　新中国成立后，逃难的乡亲们陆续回了村。我记得柳根宝老人跟我讲过，他回来的时候，柳家灶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他家原来的土坯房早就被烧没了，只剩下院角那棵老槐树——树干被烧得焦黑，却在第二年春天冒出了新芽。乡亲们一起动手，捡砖的捡砖，夯土的夯土，用了大半年时间，才把村子重新建起来。柳普祥老人还领着大家在洋河边上种了一排杨树，说这树长得快，等长大了，就能替他们看着这太平日子。
　　1966年的冬天，最先喊着“打鬼子”的柳普祥老人走了，享年82岁。那天村里的人都去送他，柳兴旺扶着柳普祥老人的棺材，手里还拿着当年柳普祥打鬼子用的那根槐木棍——木棍的一头已经磨得光滑，上面还留着当年被鬼子军刀劈过的痕迹。柳兴旺哽咽着说：“大叔，您放心，咱们村的日子越来越好，鬼子再也不敢来了。”
　　1995年夏天，柳兴旺老人也离开了，享年80岁。那时候我已经记事，跟着父亲去参加他的葬礼。柳兴旺老人的遗像旁边，摆着他当年加入新四军时的胸章，还有那根染过血的扁担。村里的老人们说，柳兴旺老人临走前还在念叨，要记得1938年4月9日那天，记得一起打鬼子的乡亲们，记得不能让鬼子再欺负咱们中国人。
　　2014年秋天，柳根宝老人去世了，享年92岁。我去看他最后一面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却紧紧攥着我的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木盒子。后来我打开盒子，里面装着一把铁叉齿——那是当年他打鬼子时用的，铁叉齿上的血迹早就干了，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锋利。柳根宝老人的儿子告诉我，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16岁那年跟着乡亲们一起打跑了鬼子，他总说，自己没读过书，却知道要护着家、护着国家。
　　也是在2014年12月，地方政府在当年打鬼子的旧址上，建了唐柳人民抗日纪念碑和纪念室。我跟着顾先生去参观那天，纪念碑前摆满了鲜花，碑上刻着柳普祥、柳根宝、柳兴旺等一百多位乡亲的名字，每个名字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纪念室里，陈列着当年乡亲们用的农具——柳普祥的槐木棍、曹有根的钉耙、柳根宝的铁叉齿，还有鬼子留下的军刀和自行车零件。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当年鬼子逃跑的路线、乡亲们围堵的位置，还有洋河沙洲的位置，每一个红点，都记录着那段热血沸腾的往事。
　　
　　顾先生指着纪念室里的一张老照片说：“这是1940年新四军和乡亲们的合影，你看，这个是柳兴旺，这个是曹长生，他们身后就是当年被烧毁的村庄，可你看他们的眼神，全是希望。”我凑过去看照片，照片里的人们穿着粗布衣服，脸上带着风霜，却笑得格外灿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祖父为什么要让我续写老兵小传——这些握着农具打鬼子的农民，不是课本里模糊的“抗日群众”，是有名字、有故事、有热血的普通人。他们当年拿起农具，不是为了当英雄，只是为了护住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
　　离开文史办时，夕阳正好照在唐柳人民抗日纪念碑上，碑上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个字显得格外醒目。
　　
　　(二)
　　
　　2024年桂林的初秋，一场淅淅沥沥的雨刚停，空气里满是桂树的清苦香气。我带着外祖父李明留下的那本蓝布面抗战老兵名录，指尖反复摩挲着“黎德”两个字——这是祖父生前特意用红笔圈出的名字，旁边写着“桂林籍，黄埔十四期，多战负伤”。走进广西桂林市抗战研究院时，接待我的志愿者老陈已在门口等候，他怀里抱着一本泛黄卷边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封面上还留着几处褐色的水渍，“这是黎德老人生前亲自核对过的手稿，有些细节，只有他的口述才说得清。”
　　老陈翻开手稿，第一页就是黎德老人的照片：黑白影像里，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右下颌有一道淡淡的疤痕，眼神却格外清亮。“黎老常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14岁那年偷偷跑出卷烟铺。”老陈的声音带着几分感慨，慢慢讲起了黎德的早年经历。黎德是桂林城郊人，父亲早逝，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勉强糊口。8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母亲含泪把他送到荔浦县屈家卷烟铺当学徒。卷烟铺的老板刻薄，黎德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揉烟叶、卷纸烟，手指被烟叶的粗纤维磨得满是裂口，到了晚上，还要给老板家喂猪、挑水，稍有不慎就会挨巴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荔浦，镇上的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喊着“东北丢了，鬼子杀人放火”。那天晚上，黎德躺在卷烟铺的柴房里，听着隔壁传来的收音机声，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母亲送他来时，塞在他怀里的半块红薯，想起老家被地主强占的田地，突然觉得，要是鬼子打过来，连这柴房都住不成了。第二天一早，他趁老板不注意，偷偷揣了两件破衣裳、几个硬邦邦的玉米饼，顺着官道往柳州跑。走了三天三夜，脚底板磨出了血泡，终于在柳州找到了童子军招募点，报名时，他把年龄报大了两岁，挺直腰杆说：“我要去打鬼子，保家卫国！”
　　没过多久，童子军接到北上集训的命令。那年冬天，桂林的气温降到了零下，黎德和战友们穿着单衣，脚上是自己编的草鞋，背上背着40多斤的装备——棉被、水壶、帆布包，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步兵操典》。队伍从桂林出发，沿着湘桂古道往湖南走，走到新宁县境内时，草鞋被路上的碎石磨破了，稻草从鞋底露出来，扎得脚底生疼。黎德没喊苦，把破草鞋脱下来，塞进怀里，光着脚继续走。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脚底的伤口沾了雪水，疼得钻心，他就抓把路边的野草嚼碎了，敷在伤口上止血。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队伍终于到了南昌，黎德的脚底板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茧，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磨破了多少双草鞋。后来，他又被送到南京步兵学校、杭州中央防空学校，最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十四期步科，“在军校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刺杀、打靶，晚上还在煤油灯下背战术手册，他总说，多学一点本事，上了战场就能多杀一个鬼子。”老陈指着手稿里的一段话，那是黎德老人亲笔写的：“军校的馒头管够，我一顿能吃三个，不是饿，是想着吃饱了有力气打鬼子。”
　　
　　1938年10月，日军4万余人从广州大亚湾强行登陆，惠州、广州相继沦陷，华南局势危急。刚从军校毕业的黎德，被任命为“铁肩队”第1排排长，率领48名战士奔赴淡水前线，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先头部队。“铁肩队”的名字，是黎德给起的，他说：“咱们的肩膀，要能扛起保家卫国的担子。”到了淡水，他们刚挖好战壕，日军的炮火就铺天盖地砸了过来。炮弹落在战壕旁边，泥土和碎石溅得满脸都是，黎德趴在战壕里，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新兵小王才16岁，出发前还跟他说要活着回家见爹娘；班长老李是湖南人，总爱给大家讲家乡的辣椒有多辣。那场仗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清点人数时，48人的队伍只剩下30人，18名战士永远留在了淡水的土地上。
　　安葬战友时，黎德亲手给每个烈士整理遗容，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小本子上。“他说，这些名字，他要记一辈子。”老陈的声音低了些。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部队陷入了严重的缺粮困境，后勤补给线被日军切断，每天只能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里面飘着几根野菜。每到吃饭的时候，黎德总是拿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亲自给每个战士盛饭，他把粥里仅有的野菜均匀地分到每个碗里，自己的碗里却只有清汤。有战士心疼他，想把自己碗里的野菜拨给他，他却摆手拒绝：“我是排长，你们吃饱了才能扛枪打仗。”
　　发军饷的时候，部队偶尔会多发一点补助，黎德总是把多出的钱攒起来，遇到家里有困难的战士，就悄悄塞给他们。有个叫赵刚的战士，母亲得了重病，没钱医治，急得直掉眼泪。黎德知道后，把自己半个月的军饷都给了他，还写了一封信，托人寄到赵刚的老家，让当地的保长帮忙找医生。“他说，战士们跟着他打仗，他不能让人家家里受委屈。”行军路上，只要看到被日军祸害的村庄，黎德都会停下来，帮村民们掩埋死去的亲人，修补被烧毁的房屋。有一次，他们路过一个村子，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坐在废墟里哭，父母都被鬼子杀了，黎德把孩子抱在怀里，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块糖，喂给孩子吃，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对战士们说：“咱们多杀一个鬼子，就少一个孩子像这样无家可归。”
　　
　　1939年，黎德因作战勇猛，升任一五四师四六O团二营少校营长，随六十五军在三水、惠州、梅县一带驻防。这年12月，第一次粤北战役爆发，日军集结重兵，向广州以北的战略要地发起进攻，黎德所在的第83军154师，奉命在牛背脊、增城一带阻击日军。为了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黎德决定率领“铁肩队”第1排，在赤白泥设伏——这里是日军运输队的必经之路，两边是陡峭的山坡，中间只有一条宽不足三米的土路，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正好适合隐蔽。
　　出发前，黎德给每个战士都发了一把炒米，叮嘱大家：“埋伏的时候不许说话，不许抽烟，就算蚊子咬也不能动。”他们从凌晨三点就钻进灌木丛，趴在冰冷的地上，等待日军运输队的到来。太阳慢慢升起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身上，战士们的汗水把军装都浸透了，紧紧贴在背上，蚊子在耳边嗡嗡叫，却没一个人动一下。直到中午时分，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两辆军用卡车慢悠悠地开了过来，车头上插着太阳旗，车厢里挤满了鬼子，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说笑，完全没察觉到隐藏在山坡上的危险。
　　黎德屏住呼吸，举起手里的中正式步枪，瞄准了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员。他的手指慢慢扣动扳机，眼睛紧紧盯着准星，“砰！”一声清脆的枪响，驾驶员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卡车失去控制，“哐当”一声撞在路边的石头上，停了下来。紧接着，战士们的枪一齐响了起来，子弹像冰雹一样射向卡车，车厢里的鬼子惨叫着倒下，有的想跳车逃跑，刚落地就被子弹击中。第二辆卡车的驾驶员见状，想掉头逃跑，黎德眼疾手快，又开了一枪，驾驶员应声倒下，卡车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战士们从山坡上冲下来，开始打扫战场。黎德弯腰检查鬼子的尸体，想看看有没有缴获的文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他只觉得肚子一阵剧痛，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当场倒在地上。“是藏在车底下的鬼子开的枪！”老陈指着手稿里的插图，那是黎德老人后来画的伏击场景，车底下画着一个小小的人影。战友们看到黎德中枪，红着眼冲过去，一把将那个鬼子从车底拽出来，战士小张举起刺刀，狠狠刺进了鬼子的胸膛，为黎德报了仇。
　　黎德躺在地上，感觉鲜血从肚子里流出来，浸湿了军装，他想伸手去摸，却没力气。战友们把他抬到一棵大树下，撕开他的军装，发现子弹从肚脐上方一点的位置射入，从右侧腰部穿出，万幸的是没有伤到内脏。“他说，当时疼得差点昏过去，却死死咬着牙没哼一声，他怕自己一松劲，就再也看不到胜利的那天。”后来清点战果，他们一共消灭了50多个鬼子，缴获了不少物资——有几大箱白砂糖、十几罐酱油膏，还有用来煮饭的白油和柴火。至于那两辆卡车，因为部队没有会开车的人，又怕留下痕迹引来更多鬼子，黎德就让战士们把卡车和鬼子的尸体一起烧了，熊熊大火烧了半个多小时，黑烟滚滚，映红了半边天。
　　
　　伤愈归队后，黎德又参加了多次战斗，直到1945年夏天，他率部在江西小江与日军遭遇。这股鬼子是正在撤退的一个联队，装备精良，人数有两百多人，而黎德的部队只有一百多人，武器也不如日军。黎德没有退缩，他带着战士们在小江边上挖战壕、筑工事，与鬼子展开了对峙。白天，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炮弹把战壕炸得坑坑洼洼；晚上，鬼子偷偷摸过来偷袭，黎德和战士们轮流站岗，眼睛都不敢闭一下。他们的粮食快吃完了，只能靠挖野菜、捉小鱼充饥，有的战士还得了疟疾，浑身发抖，却依然坚守在阵地上。
　　就这样对峙了七天六夜，7月7日那天早上，黎德发现日军的火力突然减弱了，他判断鬼子要撤退，立刻召集战士们：“咱们跟了他们七天，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跑了！”他带头跳出战壕，大喊一声“冲啊！”，战士们跟着他一起冲了上去，与鬼子展开了激烈的对射。就在这时，一颗日军三八步枪的子弹呼啸而来，正好打中了黎德的右下颌，子弹从下巴贯穿而过，他只觉得嘴里一阵剧痛，牙齿大多被崩掉，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染红了胸前的军装。
　　“当时情况特别危急，鬼子还在开枪，黎老倒在地上，满嘴是血，却说不出话。”老陈的声音有些哽咽。5个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冲过去，把黎德背了下来，先送到附近的野战医院急救，后来又转到湖南衡阳的后方医院。一个多月后，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医院，黎德躺在病床上，听着外面传来的欢呼声，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也终于可以瞑目了。
　　之后，部队把黎德送到上海陆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经过检查，他被确定为二等伤残军人。为他做手术的是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少将军医，医生告诉黎德，他的下颌骨被子弹打坏了，需要从肋骨上取下一块骨头来修补。手术做了整整四个小时，医生成功地把肋骨移植到黎德的牙床和下颌，还给他做了植皮手术，改善了面部的疤痕。“黎老说，手术后他第一次能喝上稀粥时，激动得哭了，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只能靠灌米汤活着了。”1947年，黎德从上海出院，又被送到江西上饶休养，可他下巴的伤口一直没好，总是流脓，有时候还会隐隐作痛。有一天晚上，黎德感觉下巴里面有个硬东西，他咬着牙，用手一点点把它挤出来——竟是一段像铁丝一样的碎弹片！他忍着剧痛，把弹片抽了出来，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伤口竟然慢慢愈合了。
　　
　　1949年，黎德想起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自从14岁离开家，他已经18年没见过母亲了，不知道母亲过得怎么样。他向部队申请退役，领导舍不得他走，劝他留在部队，可黎德说：“鬼子打跑了，我想回家陪陪娘，她年纪大了，我怕再不见面就没机会了。”1950年8月20日，黎德终于回到了桂林，当他推开老家那扇破旧的木门时，看到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缝补衣裳，母亲抬头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扔掉手里的针线，冲过来抱住他，哭着说：“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分别19年，母子俩终于团聚，那天晚上，母亲做了黎德最爱吃的桂林米粉，还煮了两个鸡蛋，黎德吃着米粉，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黎德开始靠卖草席维持生计。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城郊的竹林里砍竹子，然后劈成竹篾，编织成草席，再挑到集市上去卖。后来，他又到桂林日杂合作商店工作，负责搬运货物，虽然工作辛苦，却过得很安稳。1952年，黎德结婚了，妻子是一位朴实的桂林姑娘，婚后他们育有4个子女，一家人其乐融融。在漫长的岁月里，黎德因为下颌的伤，只能吃稀饭、稀汤，不能吃硬东西，可他从不抱怨，常跟孩子们说：“我能活着回来，能看到你们长大，已经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
　　这些年，桂林市的政府部门和志愿者们一直很关照黎德的生活，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他，给他送米送油，听他讲过去的抗战故事。2015年，黎德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老陈陪着他去领奖，工作人员把纪念章戴在他胸前时，黎德用不太清晰的声音说：“这枚纪念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牺牲的战友们的，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的太平日子，该多好啊。”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
　　2020年3月，103岁的黎德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嘱咐道：“把那枚纪念章好好保存，告诉孩子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不能忘，也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