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四章 血战桂林，重返战场

　　(一)
　　
　　2024年深秋的广西荔浦，街面上飘着沙田柚熟成的甜香，混着桂树落蕊的清苦，像极了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苦里裹着甜，甜里又渗着涩。我坐在韦重光老兵的小女儿韦阿姨家中，她端来的茉莉花茶还冒着热气，玻璃杯壁上凝着水珠，就像她说起父亲时，眼角忍不住泛起的湿意。作为抗战志愿者，也是老战士李明的外孙，我摊开笔记本的手始终带着一丝轻颤——我知道，接下来听到的每一个字，都是韦重光用命焐热的历史，我必须把它们妥帖接住。
　　“我爹年轻时候，可是我们马岭镇出了名的‘文武生’。”韦阿姨指尖摩挲着相框里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学生装，眉眼清亮，嘴角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韦重光是荔浦马岭镇人，中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桂林招训青年军，他背着布包就去了，队列里站得笔直，打靶、刺杀样样拔尖。后来又去南宁读致邕高中，课本上的字记得牢，球场上的球也抢得凶。再后来柳州的广西航校招生，他瞒着家里报了名，放榜那天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去看，见自己名字排在第一，当场就蹦了起来——那时候他满脑子都是驾着飞机上天，把鬼子的战机打下来。和他一起考进第三期飞行班的，还有韦现科、巫友淦、李世康几个荔浦同乡，几个人约定好，将来要一起守卫家乡的天空。
　　可命运偏改了方向，1938年1月，广西绥靖主任公署一纸调令，把他选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炮兵科。从飞行员到炮兵，韦重光没抱怨过一句，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句“只要能打鬼子，扛炮也一样”。1941年3月，他被派到陆军第一七五师五二三团迫击炮连当中尉排长，三年后升为连长。谁都没料到，1944年的桂林，会成他和全连弟兄的生死战场。
　　“衡阳那仗，我爹一辈子都忘不了。”韦阿姨的声音沉了下来，茶气氤氲里，我仿佛能看见1944年夏天的衡阳外围——太阳毒得能晒脱皮，韦重光带着全连弟兄背着迫击炮，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每个人的军装上都结着白花花的盐霜。
　　那时候衡阳城已经被鬼子围得水泄不通，第十军在城里苦撑，子弹快打光了，粮食也所剩无几，外围的援军却迟迟不到。韦叔公他们赶到时，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就接到了进攻命令。天刚蒙蒙亮，迫击炮的炮声就炸响了，韦叔公亲自校准炮位，第一发炮弹就落在鬼子的机枪阵地旁，浓烟裹着碎石子冲天而起。弟兄们喊着“冲啊”，步枪子弹像雨点似的往鬼子阵地上扫，有个叫阿贵的小兵，腿被流弹打穿了，还趴在地上往炮膛里装炮弹，嘴里喊着“连长，再打一发，再打一发”。
　　那场仗打得昏天黑地，全连硬是杀伤了几十个鬼子，可鬼子的援兵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哪怕阵地上只剩一个人，也抱着机枪不肯退。好不容易把阵地拿下来，第二天凌晨，鬼子又带着坦克反扑，炮弹把阵地炸得坑坑洼洼，阿贵再也没起来，韦重光把他的尸体抱到战壕里时，发现他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衡阳解围最终失败，全连150多人，活着撤下来的还不到70个，每个人的脸上都沾着血和土，有的哭，有的沉默，韦重光站在队伍前面，望着衡阳城的方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却没哭出一声。
　　
　　从衡阳撤到柳州，弟兄们才算喘了口气，可没歇上五天，紧急命令就到了：鬼子要攻桂林，让他们立刻开赴桂林守城。韦阿姨说，父亲总说那时候的桂林，空气里都飘着紧张的味道，街上的百姓有的往乡下逃，有的却扛着锄头来帮着修工事，有个老大娘还提着一篮煮鸡蛋，挨个往战士手里塞，说“娃子们，多吃点，好打鬼子”。
　　韦叔公的迫击炮连和一七五师另外三个连，加上桂林本地的守城部队，组了个桂林联合防御总队，他被分到北门防线，和桂林警卫连一起守阵地。北门的防御工事是用青石和钢筋砌的，机枪堡藏在厚厚的土墙后面，战壕挖得又深又宽，战士们还在阵地前埋了地雷，拉上了铁丝网。
　　鬼子第一次攻北门是在10月底，几十个人端着刺刀往阵地上冲，韦重光指挥迫击炮往鬼子队伍中间打，地雷也炸响了，鬼子的尸体堆在阵地前，没攻上来就退了。后来鬼子又攻了三次，每次都被打回去，有一次鬼子的坦克冲到了阵地前，韦重光让弟兄们把迫击炮的仰角调低，直接往坦克履带底下打，硬是把坦克炸得停了下来。
　　可鬼子很快就改了战术，不再死磕北门，转头去攻东面的七星岩一带。那地方全是零星的小山包，树木茂密，本是第一三一师的防守范围，却因为兵力不足，被鬼子找到了个缺口。韦阿姨说，父亲韦重光总说那天的枪声特别密，像炒豆子似的，从东面传来，越来越近。他让人去打听情况，回来的通讯员说，鬼子从七星岩后面绕了过来，撕开了一道口子，已经往城里冲了。
　　韦重光赶紧带着几个战士往东面赶，刚跑到文昌桥，就看见鬼子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几个守城的战士正拿着大刀和鬼子拼。有个战士被鬼子刺中了肚子，还抱着鬼子的腿不放，喊着“杀了我也别让你过去”。韦重光指挥迫击炮往鬼子堆里打，可鬼子的人太多了，打退一波又来一波，守城的部队渐渐撑不住了。更让人绝望的是，外围的援兵始终没来，而鬼子的援兵却源源不断地往城里涌。后来韦叔公才知道，城防司令韦云淞早就打定了撤退的主意，只是没通知所有阵地——象鼻山、将军山和河东岸的据点没收到撤退令，还在苦苦坚守，而他们这些在城区的部队，只留少数人牵制鬼子，大部队要在11月10日黄昏后往西边突围。
　　
　　11月10日那天，桂林城已经破了大半，韦重光的阵地被鬼子围了三次，弟兄们打光了最后一批迫击炮弹，只能用步枪和鬼子拼。中午的时候，他派去司令部送信的通讯兵跑了回来，说司令部里空无一人，长官们都骑着马往城外跑了——通讯兵说，他看见韦云淞司令的马，那匹马是白色的，平时总拴在司令部门口，他不会认错。韦重光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大部队已经撤了，他们被落在了城里。这时候的桂林城，到处都是鬼子的枪声和喊叫声，探照灯的光柱在天上扫来扫去，照到哪里，哪里就有枪声。韦叔公带着剩下的30多个弟兄，躲在一家烧了一半的商铺里，外面的鬼子在搜街，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个年轻的战士吓得哭了，说：“连长，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韦叔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有我在，咱们一定能出去。”可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四周都是鬼子，没粮没弹，怎么突围？
　　躲到天黑，外面的枪声才稍微歇了点。韦重光扒着商铺的破窗户往外看，远处的老城墙黑乎乎的，像一条卧着的龙。他突然想起，老城墙外面就是山，要是能从城墙上跳下去，再借着山里的杂树和山石掩护，说不定能逃出去。可等他带着弟兄们摸到城墙下，心又凉了半截——城防司令部为了防鬼子从城墙根偷袭，早就在墙下插满了铁钉和竹签。那些竹签是用坚硬的竹子削的，尖头朝上，闪着寒光，铁钉也钉得密密麻麻，就这么跳下去，就算不摔死，也得被扎成筛子。
　　弟兄们都看着韦重光，眼神里又怕又期待，有个老兵说：“连长，要不咱们拼了吧，和鬼子干到底。”韦叔公却摇了摇头，说：“不行，能活着出去，才能给牺牲的弟兄们报仇。”他盯着那些铁钉和竹签看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喊了声，“所有人，把衣服脱下来，卷成包裹！”
　　战士们虽然纳闷，却还是照做了——有的脱了军装，有的连里面的单衣都脱了，只剩下一条短裤，把衣服叠整齐，卷成紧实的包裹。韦重光把所有包裹收集起来，足足有30多个。他先抱起5个，走到城墙边，用力往墙下的铁钉堆里扔，包裹落在上面，刚好把尖头盖住，垫出了一块小小的缓冲区。“我先跳，你们跟着我，一个个来，别慌！”他喊完，双手撑着城墙的砖缝，双脚蹬着墙面，慢慢往下滑，快到地面时，纵身一跃，落在了包裹上。虽然还是被硌得腿生疼，膝盖也擦破了皮，可确实没被铁钉扎到。他赶紧朝上面喊：“安全，快跳！”上面的弟兄们见状，也一个个往下跳，有个战士没踩稳，摔在了包裹旁边，韦叔公赶紧爬过去扶，发现他只是脚踝崴了，没大碍。30多个人，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全部跳下来，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却没人抱怨一句。
　　刚把衣服穿好，远处就传来了鬼子的脚步声，韦重光赶紧带着弟兄们往西面的甲山方向跑。没跑多远，就听见前面传来“哗啦”的枪栓声——是一队鬼子，大概有20多个人，正举着枪朝他们这边走。
　　“卧倒！”韦重光喊了一声，自己先趴在了草丛里，战士们也赶紧趴下。鬼子越来越近，能清楚地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韦重光悄悄从腰间摸出手枪，瞄准了走在最前面的鬼子，等鬼子走到离他们只有10米远时，他扣动了扳机，那个鬼子应声倒地。弟兄们也立刻开枪，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几个当场被打死，剩下的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朝他们这边开枪。
　　黑灯瞎火的，韦重光也不知道自己打没打中，只听见身边的战士不断有人喊“连长，我打中了”。可他知道不能恋战，鬼子的援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他喊着：“撤！边打边撤！”带着弟兄们往山里跑，跑了大概有两里地，才敢停下来喘口气，清点人数，又少了3个弟兄。
　　
　　往甲山走，必须过桃花江。韦重光带着弟兄们赶到江边时，才发现原来搭在江上的浮桥早就被鬼子炸散了，只剩下几根断木头在江面上漂着。
　　“只能游过去了！”韦重光脱了军装，率先跳进江里，11月的江水冷得刺骨，刚下去就打了个寒颤。弟兄们也跟着跳下去，有的会水，有的不会，会水的就帮着不会水的，拉着他们往对岸游。刚游到江中间，身后就传来了枪声——鬼子追上来了，在江边朝他们开枪，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有的打在水里，溅起一朵朵水花。“快游！别回头！”韦叔公喊着，加快了速度。可还是有10多个弟兄被打中了，有的身体一沉就没了踪影，有的挣扎了几下，也慢慢往下沉。韦重光想回头救，却被身边的战士拉住了，说：“连长，救不过来的，再不走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他看着那些慢慢消失在江水里的弟兄，眼泪混着江水往嘴里流，又咸又苦。
　　好不容易游到对岸，弟兄们冻得嘴唇发紫，牙齿不停地打颤，却连口气都不敢喘，拔腿就往前面的机场路跑。可刚跑到机场路附近，就听见了鬼子的脚步声——又是一队鬼子，大概有40多个人，正沿着机场路往这边走。韦重光赶紧示意大家往旁边的山上爬，山上的树又密又高，刚好能躲人。他们趴在树丛里，大气都不敢出，看着鬼子的队伍从山下走过，有个鬼子还朝山上开了两枪，子弹打在树干上，溅起木屑。等鬼子走远了，他们才敢从山上下来，继续往西面走。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像惊弓之鸟，白天躲在山里，晚上才敢赶路，饿了就挖点野菜，渴了就喝山泉水，有个战士脚上起了大泡，走不了路，韦重光就背着他走。一直走到广西融安，才在三皇镇找到了撤退到那里的桂林城防总队。清点人数时，韦重光带来的30多个人，只剩下11个，每个人都衣衫褴褛，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又是血又是泥，有的还受了伤。
　　当总队司令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韦重光报出“一七五师五二三团迫击炮连”时，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是他第一次在弟兄们面前哭，哭得像个孩子。后来我在史料里看到，桂林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约9000人，日军也伤亡了6000余人，连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下河边宪二，在战后的战报里都不得不承认：“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韦叔公总说，那些牺牲的弟兄，才是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韦重光回到了荔浦马岭镇，没提过自己当年打鬼子的事，而是去了马岭镇中心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他教的学生里，有不少是烈士的后代，他总对孩子们说“要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国家，这样才对得起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
　　1988年，韦重光年纪大了，就跟着小女儿韦阿姨一家搬到了荔浦县城，孩子们都孝顺，每天给他端茶倒水，陪他聊天。韦阿姨说，父亲晚年最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一张当年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了，他却每天都要拿出来看几遍，有时候还会对着照片说话，像在和老战友们聊天。
　　2016年3月，99岁的韦重光在睡梦中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
　　
　　(二)
　　
　　2024年春末，广西全州政协文史办的，我跟着讲解员戴小蛮女士走到抗战图片展的第三展区，玻璃展柜里一枚泛着浅绿铜锈的纪念章，在灯光下格外醒目——那是蒋义清老兵2015年获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旁边压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扛着步枪，眼神里藏着广西汉子特有的倔强。我摊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等着戴小蛮女士把老兵的故事，一点点讲进这春日的时光里。
　　
　　“蒋义清爷爷是全州石塘镇青山口村人，家里世代务农，1938年10月‘三丁抽一’时，他是家里唯一的壮丁，揣着娘煮的两个红薯就走了。”
　　戴小蛮的声音很轻很好听，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她指着展板上一张标注着“1938年桂林征兵点”的老照片，说蒋义清生前总跟人讲，那天在桂林训练时，班长教他们卧倒、瞄准，他学得最认真，因为他知道，学好这些，才能活着打鬼子，才能回家见娘。三个月后，部队从桂林出发，徒步往安徽金寨县走，几千里路，他们穿坏了三双草鞋，脚底的血泡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有的人走不动了，就拉着前面人的背包走，没人喊过退。1939年3月终于到了金寨县，蒋老兵领到一支旧步枪和一顶掉了漆的钢盔，他把钢盔擦了又擦，晚上睡觉都抱在怀里，以为这样就能挡住所有危险。
　　可危险来得比谁都快。训练只进行了两天，全连刚拉到附近的山上熟悉地形，就听见远处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有个和蒋义清同村的小伙子，叫蒋阿福，比他小两岁，仗着自己在山里长大跑得快，站在高岗上东张西望，还跟身边人笑“鬼子要是来了，我先跑回去报信”。话音还没落地，一颗子弹就从几百米外飞来，正打在他的胸口。蒋阿福闷哼一声，手里的枪掉在地上，人直直地倒了下去，鲜血顺着草缝往下流，很快就染红了身边的石头。连长跑过来，蹲在尸体旁，手指捏着拳头，声音都在抖：“都给我趴好！鬼子在三四百米外都能打这么准，谁再敢露头，就是这个下场！”蒋义清趴在草丛里，看着蒋阿福睁得圆圆的眼睛，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身边的人死去，也是第一次明白，战场上的每一秒，都可能是最后一秒。
　　
　　在安徽的日子，是蒋义清最苦也最难忘的时光。戴小蛮说，蒋爷爷晚年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天天在山里跑，脚底板就没好过”。那时候部队几乎天天都要行军，有时候一天要走二三百里路，天不亮就出发，走到半夜才能在山坳里歇脚。没有帐篷，就找块避风的石头靠一靠；没有干粮，就挖山里的野菜，有时候运气好，能摸到几个野果子，大家分着吃。
　　有一回追击一小队鬼子，蒋老兵和战友们跑得比兔子还快，山里的路又陡又滑，他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擦破了皮，渗着血，可他顾不上疼，爬起来接着跑。等冲到鬼子跟前时，敌人还在收拾东西，全连的枪一起开火，“砰砰砰”的枪声在山谷里响个不停，鬼子吓得丢下几具尸体，抱着枪往山里逃。蒋老兵追上去，看见一个鬼子掉在地上的水壶，他捡起来，想留给口渴的战友，可刚拿到手里，就被连长喝止了：“别碰鬼子的东西，小心有诈！”他赶紧把水壶扔了，后来才知道，有的鬼子会在水壶里下毒。
　　可更多时候，他们是被动挨打。有一次行军，部队刚走到一个山谷，就听见山坡上响起了机枪声——鬼子早就埋伏好了，枪口对着山下的队伍，子弹像下雨似的打下来。蒋义清反应快，一听见枪声就往地上趴，背上的行李包刚好挡住了一颗子弹，子弹打在行李里的衣服上，留下一个洞。他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只能听见身边的战友们“啊”的惨叫声，有的被打中胸口，有的被打穿腿，鲜血顺着山坡往下流，把石头都染红了。
　　那场伏击下来，全连原本三百多人，最后只剩下不到五十个，满山都是牺牲的战友，蒋义清和剩下的人清理战场时，把战友们的尸体抬到一起，用石头垒了个简单的坟，没有墓碑，只能在心里记住他们的名字。他说：“那时候就想，一定要多杀几个鬼子，给弟兄们报仇。”
　　
　　1944年5月的那场战斗，蒋义清总说“是工事救了我的命”。那天战前，连长让大家挖战壕，他把掩体坑挖得又深又宽，还特意从旁边搬来两块大石头，挡在坑前面，中间留了个刚好能架枪的口子。他说：“子弹是长眼睛的，你挖得浅了，藏不住身子，它就找你。”有个年轻的战士，叫王小二，嫌挖战壕麻烦，只挖了个浅坑，还跟蒋义清说“鬼子哪有那么快冲过来”。蒋老兵劝他：“多挖几锄头，说不定就能多活一天。”可王小二没听，还坐在旁边抽烟。结果战斗打响没多久，一颗流弹就打中了他的肩膀，他疼得喊出声，想爬进战壕，可刚一动，又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胸口，当场就没气了。
　　那天的鬼子，像疯了似的往前冲，没一会儿就到了离蒋义清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他透过石头的口子瞄准，手指扣着扳机，连开几枪，打倒了两个鬼子。可第三个鬼子已经冲到了战壕边，眼看就要踩到他的头顶，蒋老兵赶紧爬出掩体。鬼子端着刺刀，就往他胸口刺过来，他猛地往旁边一歪身，用枪杆挑开刺刀，两个人就在战壕边拼起了刺刀。蒋义清的力气不如鬼子，渐渐有些招架不住，鬼子的刺刀好几次都擦着他的胳膊过去，留下一道道血痕。他只能左右跳跃，尽量避开鬼子的刀锋，心里想着“不能死，还要给弟兄们报仇”。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枪响，鬼子突然倒了下去，蒋义清趁机冲上去，一刺刀扎进鬼子的胸膛，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他回头一看，是旁边战壕的战友李大山，正举着枪朝他喊：“义清，没事吧？”蒋老兵摇了摇头，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往下流——那时候他才知道，战场上的兄弟，就是能在生死关头拉你一把的人。
　　
　　在部队里，除了打仗，最难受的就是饿肚子。戴小蛮给我看了一张蒋老兵生前画的草图，上面画着一个又厚又重的大铁锅，旁边写着“夹生饭”三个字。她说，蒋爷爷总说，那时候部队要自己种粮食，收了麦子，要自己磨成粉，磨得粗了，里面全是麦麸，煮成的饭嚼得腮帮子疼。开饭要等长官吹哨，哨声一响，战士们就跟抢似的往碗里盛饭，动作慢一点，就只能饿着。蒋老兵有次慢了一步，等他走到铁锅边时，饭已经没了，他饿了整整一天，晚上躺在石头上，肚子“咕咕”叫，只能喝山里的泉水填肚子。
　　打仗的时候，煮饭用的是大铁锅，又厚又重，火小了半天煮不熟，经常吃夹生饭。有一回，蒋老兵看饭没熟，想再烧一把火，可长官不让，说“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烧火会暴露目标”。大家只能硬着头皮吃，胃里胀得难受，有的战士吃了，晚上吐得厉害。可长官和管伙食的“火头军”却不一样，他们总能吃到熟饭，有时候还有肉。蒋老兵说，有一次他路过伙房，看见“火头军”偷偷煮了一锅腊肉，还拿着烟抽——后来才知道，“火头军”把买菜的钱省下来，要么买烟抽，要么偷偷买好吃的，战士们吃夹生饭，他们却在后面开小灶。
　　在安徽的时候，部队缺粮缺得厉害，连夹生饭都吃不饱。蒋义清和战友们没钱买大米，好不容易从老百姓手里买到点麦子，里面还掺着细沙子。他们吃了一个月的麦渣饭，嘴巴里天天都是苦的，每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脸黑得像炭。蒋义清饿极了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望着家乡的方向想：“娘，要是你在，肯定会给我煮碗米汤喝吧？”
　　有一回，他在行军路上看见地里有红薯，叶子绿油油的，他想挖两个充饥，可刚蹲下，就被长官看见了。长官走过来，把他拉起来，说：“义清，老百姓的东西不能动，我们是打鬼子的，不是抢老百姓的，要是连老百姓的东西都抢，跟鬼子有什么区别？”蒋义清低着头，把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后来才知道，那片红薯地的主人，儿子也在打鬼子，牺牲了。从那以后，就算再饿，他也没动过老百姓的东西。
　　除了饥饿，逃兵也是部队里常见的事。戴小蛮说，蒋义清见过不少想偷偷跑回家的士兵。前几年，逃兵被抓到了，就当场枪毙，杀鸡儆猴；可后来死伤太多，兵员不够，抓到逃兵就直接补充进其他部队，让他们接着打仗。有一次，蒋义清所在的连抓到了三个逃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哭得鼻涕眼泪一起流，说“想回家见爹娘”。长官没枪毙他们，只是让他们跟着队伍行军，还给他们分了干粮。其中一个逃兵，叫赵小嘎，后来在战斗中很勇敢，还救了两个战友。蒋义清说：“其实大家都是想活着，可国没了，家也没了，活着又有什么用？”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动过逃跑的念头，就算再苦再难，也跟着部队走。
　　
　　1945年1月，在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龙王庙阵地，蒋义清受了重伤。那天，他正伸着脑袋，从战壕里往外看，想观察鬼子的阵地，突然听见“呜”的一声——一颗炸弹在离他四米远的地方爆炸了。他只觉得额头一疼，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疼得他直喊“娘”。战友们赶紧跑过来，用布条给他包扎，布条很快就被血浸透了。担架班的人把他从山上抬到山下，一路上，他疼得昏昏沉沉，只听见身边的人喊“快一点，再快一点”。后来用车子把他和其他伤员送到湖南长沙的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才知道自己伤得多重——一块弹片从钢盔边沿擦过，打中了左边额头，嵌在了骨头里。
　　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摇着头说：“脑壳这地方是硬骨头，弹片撬不出来，弄不好会伤到脑髓。幸亏脑髓外面的膜没破，要是破了，就没救了。”蒋义清老兵躺在病床上，摸着额头上的纱布，心里想“要是真死了，也值了，为国家牺牲，不丢人”。医院里的护士很照顾他，每天给他换药，还给他端来熬好的米汤。有一次，护士给他换药时，看见他胳膊上的伤疤，问他：“疼吗？”他笑着说：“不疼，打鬼子的时候，就忘了疼了。”护士听了，眼泪就流了下来，说：“你们都是英雄。”蒋老兵说，那是他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他是英雄，心里暖烘烘的。
　　伤好以后，蒋义清又回到了部队。他说“弟兄们还在打仗，我不能留在后方”。这些年打仗，小伤小痛早就不计其数，胳膊上、腿上，全是伤疤，可每次伤好，他都要重返战场。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蒋义清老兵正在湖北的阵地上，他和战友们抱在一起哭，把帽子扔到天上，喊着：“鬼子投降了！我们赢了！”那天，他们煮了一锅熟饭，还买了点酒，大家分着喝，庆祝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义清跟着部队去六安遣送日本人。他说，看着鬼子低着头，背着行李往码头走，心里特别解气。他们把鬼子押送到九江码头，看着鬼子登上船，才返回驻地休整。1946年，他被编入四川部队第七十二师，还是个一等兵。1949年，他解甲归田，回到了全州石塘镇的老家。家里的房子早就塌了，他就自己动手，盖了间小土房，一个人守着老房子过了一辈子，终身未娶。戴小蛮说，蒋爷爷晚年的时候，经常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望着远处的山，手里拿着那张和战友们的合影。有志愿者来看他，他就说“我为国家打过鬼子，负过伤，国家不会忘记我的，现在国家穷，等富裕了，就会来看我了”。
　　2015年9月1日，全州县的工作人员来到蒋义清老兵家里，给他送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接过纪念章，用手摸了又摸，眼泪流了下来，说：“国家还记得我，还记得我这个老兵。”第二天，蒋义清老兵就在家里安详地去世了，享年100岁。工作人员说，他去世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枚纪念章。
　　
　　戴小蛮的讲述精彩动人，我为有这么一样美丽的同行而高兴。站在展柜前，看着那枚纪念章，心里沉甸甸的。蒋义清老兵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个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挣扎与坚守——他怕过、饿过、疼过，可从未放弃过。作为抗战志愿者，我会把这些细节一一写进他的小传里，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广西汉子，为了国家，在战场上拼过命，挨过饿，流过血，他的名字叫蒋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