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三章 平射轰击，出生入死

　　(一)
　　
　　整理外公李明2019年赴长沙为黄福荫老兵祝寿时的手稿，指尖触到那页记录腾冲巷战的纸页，纸面上“1944年9月”“二十来米”“平射炮”这些字眼，在泛黄的信笺上格外醒目——外公在旁边用红笔批注：“黄福荫说这话时，右手食指还在桌沿比画着开炮的动作，指节上的老茧磨得桌面沙沙响。”
　　如今我接过这份记录，只想把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细节，连同老英雄指尖的温度，一起讲给更多人听。
　　
　　黄福荫是湖南湘乡人，一口湘音里满是故土的韧劲。1930年，18岁的他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蓝布包袱，步行半个月到南京，考进了刚从武汉迁来的黄埔军校第八期。外公在手稿里写，黄老回忆起军校生活时，总说操场边的老槐树最难忘：“每天天不亮就围着槐树跑圈，背上的步枪比家里的柴刀沉三倍，跑不动时就喊校训，喊到嗓子冒烟也不敢停。”1933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24师当排长，领到属于自己的第一支中正步枪那天，他在枪托上刻了个“湘”字——这杆枪，后来跟着他从上海打到武汉，从昆仑关打到高黎贡山。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黄福荫已升任54军第14师79团副营长。那时的54军，装备差得让人心疼：全营一百多号人，只有三挺重机枪，士兵手里的步枪多是清末民初的老套筒，有的枪栓拉三次卡两次，大刀和手榴弹反倒成了“主力武器”。外公记录下黄老的原话：“鬼子的飞机像苍蝇似的满天转，炸弹扔下来，震得地都在晃，江水都炸起几丈高。”打了三个多月，部队减员严重，连排长牺牲了大半，先后四次补充兵员——最后补充的，有十六七岁的学生，有五十多岁的猎户，甚至连营里烧火的炊事员老刘，都把铁锅倒扣在战壕里，握着菜刀冲了上去，后来再也没回来。
　　黄福荫跟着部队冲锋时，阵地上的尸体堆得能挡住半个人高。“挖战壕时，一镐下去碰到硬东西，扒开土一看，是战友的绑腿，”黄老说这话时，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有的尸体都烂了，只能拿手巾裹着，找个土坡埋了，连块木牌子都插不了。”后来营长在一次冲锋中被流弹击中胸口，临终前把配枪塞给黄福荫，只说了一句“守住”。黄福荫握着还带着营长体温的手枪，在阵地上喊：“兄弟们，营长走了，咱们不能让他白死！守住阵地，就是守住老家！”那天，他们硬是把日军的进攻挡了回去，阵地前的鬼子尸体，堆得比战壕还高。
　　这年11月，部队撤退到武汉，很快投入武汉会战。黄福荫带着全营，负责坚守外围阵地富池口和半壁山——这两处是长江航运的咽喉，守住了，就能为后方工厂设备和老百姓撤退到重庆争取时间。1938年9月，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飞机天天来轰炸，炮火把山头炸得光秃秃的，连石头都成了焦黑色。要塞周围的高地接连失守，全师损失过半，师长下令撤退前，把剩余的战士们整编成一个加强营，黄福荫被任命为营长。
　　他带着残部赶到江右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部时，浑身是泥，裤腿被树枝划得全是口子，脚上的草鞋磨破了，脚趾头渗着血。“张司令见了我，没问战况，先让副官端来一碗热粥。”黄老记得清楚，“粥里有块腊肉，是张司令自己的口粮，我三口两口就喝了，烫得舌头直打转，眼泪却跟着下来了。”等他擦了脸、缓过劲，张发奎才拿出地图，指着大冶的位置说，“福荫，给你个硬任务，拼死守住三天，不能让鬼子过了大冶。”黄福荫“啪”地敬了个礼，转身就往阵地跑——他知道，这三天，是拿命换的。
　　他把三个连布置在城外的三个高地上，每个高地派一个班轮流放哨，其余人连夜挖战壕、筑工事。“战士们累得站着都能睡着，有的靠在战壕壁上，手里还握着枪，眼睛闭着，嘴里还在念‘打鬼子’，”黄老说，“我也不敢睡，拿着手电筒在战壕里走，看到谁睡着了，就拍醒他，递块干粮——那干粮是炒米，硬得能硌掉牙，就着雨水咽下去。”三天里，日军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每次都带着坦克和重炮，全营牺牲了数十人，有个叫小柱子的通信兵，才十五岁，送信时被炮弹炸断了腿，还爬着把信送到阵地，最后在黄福荫怀里断了气，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炒米。
　　坚守到第七天，日军的飞机把大冶城炸成了一片废墟，断墙残垣里冒着黑烟，连水井都被炸塌了。更危险的是，鬼子偷偷绕到后方，包抄了他们的退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级的撤退命令终于到了。黄福荫立刻派人通知各连集合，又找了当地一个叫王大爷的老乡当向导——王大爷的儿子也是兵，在上海抗战时牺牲了，他说：“长官，我知道小路，能避开鬼子，我带你们走！”那天晚上，他们沿着山间小路走，月亮被乌云遮住，只能靠手里的火柴辨路，走三步滑两步，不少人摔得满身是泥，却没一个人掉队。天亮时赶到保安县集结，清点人数，全营除了牺牲的，剩下的都到了，建制基本完整——这件事，后来军长专门在全军大会上表扬了他，说他“会打仗，更会带兵”。
　　
　　外公在手稿里特意画了个小圈，标注黄老说的一句话：“打仗不能光靠蛮劲，枪子没长眼，要想让战士们少流血，就得动脑子。”武汉会战后，黄福荫跟着部队转战到粤北韶关，在南华寺附近驻守时，还帮老乡修过水车；后来又到广州附近，防守任务交给地方部队后，他又随军调到广西昆仑关。那场昆仑关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上阵指挥，却被54军的战士们击毙。“我们从山上往下冲，鬼子的尸体铺了一路，”黄老说，“中村正雄的尸体上，还别着一把军刀，上面刻着‘武运长久’，真是笑话。”收复昆仑关那天，战士们把鬼子的军旗烧了，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有人哭，有人笑，更多人在喊“胜利了”。
　　之后，部队奉命调到云南，驻守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1943年，黄福荫随14师加入中国远征军，坐着卡车，沿着滇缅公路开到印度朗姆加。在朗姆加的训练基地，他们第一次见到美式装备：M1步枪、汤姆逊冲锋枪、60毫米迫击炮，还有罐头——牛肉罐头、水果罐头，战士们第一次吃罐头时，有人把罐头盒都舔干净了。“美国人教我们用新武器，有的战士学不会，就拿个小本子记，晚上在煤油灯下背，”黄老笑着说，“我也学，学怎么用迫击炮瞄准，学怎么跟美军顾问沟通，虽然只会说‘yes’‘no’，但比划着也能明白。”
　　1944年，部队补充训练完毕，54军奉命从印度向缅甸进军，目标是攻克日寇盘踞死守的腾冲。此时的黄福荫，已是54军593团副团长兼营长，他接到的命令是：率部包抄到高黎贡山后面，拿下高桥和营盘两个日军据点，切断敌人的后援和退路。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比想象中更危险——树高得能遮住天，藤蔓像绳子似的缠在树上，地上的落叶厚得能没过脚踝，更可怕的是，日军的狙击手藏在高高的树冠里，专门盯着远征军的军官打。
　　“有天早上，我们团的王连长刚举起望远镜，想看看前面的路况，冷不丁就中了一枪，子弹从太阳穴穿过去，连哼都没哼一声，”黄老的声音沉了下来，“还有个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突然从树上掉下来一颗子弹，正好打在马头上，马惊了，把他甩到沟里，他爬起来想跑，又中了一枪。”黄福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天晚上就下了命令：所有军官，都换上普通战士的军装，把领章、肩章全摘了，手枪换成步枪，跟士兵一起行军。他自己也揣着一把M1步枪，跟着搜索部队在前面开路，眼睛时刻盯着头顶的树枝——有一次，他看到一棵大榕树的树冠里有反光，赶紧喊“卧倒”，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就打在他脚边的石头上，溅起火星。后来战士们用机关枪对着那棵树猛扫，一个鬼子狙击手掉了下来，手里还握着带瞄准镜的步枪。
　　等部队把高桥和营盘据点团团围住，黄福荫制定了“前后夹击”的战术：让二连从正面佯攻，吸引鬼子的火力，自己带着一连和三连，绕到据点后面的山坡上，等正面枪声一响，就往下冲。“冲锋时，战士们喊着‘杀鬼子’，声音震得树叶都掉。”黄老说，“鬼子没想到我们会从后面来，慌了神，有的连枪都没来得及开，就被我们缴了械。”两个据点拿下后，战士们在据点里发现了不少日军的补给——有压缩饼干，有罐头，还有一些写着日文的家书，黄福荫让战士们把家书收起来，说“以后要是有机会，还给他们的家人”。
　　
　　1944年9月，腾冲城内的巷战，打得比之前任何一场都惨烈。腾冲是滇西重镇，日军在这里经营了两年多，修了很多暗堡和工事，街道两旁的房子，都被改成了火力点。黄福荫带着部队，一条街一条街地攻，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清。“有的房子里，鬼子躲在天花板上，等我们进去，就往下扔手榴弹。”黄老说，“我们也有办法，先往房子里扔烟雾弹，再冲进去，用刺刀解决。”
　　一天下午，黄福荫正在指挥所里对着地图部署兵力——指挥所是一间被炸塌一半的民房，墙上还挂着老百姓没来得及拿走的年画。一个通讯员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团长，师部来电！”他赶紧放下手里的铅笔，转身往外走——指挥所的电话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是临时拉的线。刚踏出房门，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震得他耳朵嗡嗡响，回头一看，指挥所的屋顶塌了，刚才他站着的地方，被炸出一个大坑，屋里的美军顾问卡普顿，已经没了动静，鲜血顺着断墙流下来，染红了地上的年画。
　　黄福荫走过去，蹲下身，把卡普顿的眼睛合上——这位美国军官，之前还跟他一起吃过罐头，用手比划着教他用迫击炮。“那时候，心里又恨又疼，恨鬼子太狠，疼战友走得太急。”黄老说，“我抹了把脸，发现脸上全是灰，还有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捡起地上的望远镜，对着前方观察，带着战士们继续往前冲。
　　推进到一条小巷时，前面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好几名战士刚冲出去，就倒了下来。黄福荫趴在断墙后，仔细观察——原来巷子尽头的断墙后面，藏着一个暗堡，堡口的机枪正吐着火舌，子弹打在断墙上，溅起碎石子。他估了估距离，最多二十来米——这么近的距离，冲锋就是送死，必须用平射炮。
　　黄福荫猛地直起身，向后大喊：“快上平射炮！”声音因为激动，有些沙哑。不一会儿，两名战士推着两门火箭炮跑了过来——这是美式75毫米火箭炮，是之前缴获的，轻便灵活，平射时威力很大。黄福荫一把推开旁边的战士，亲自调整炮架：他先蹲下来，用眼睛瞄准暗堡的堡口，又调整了一下炮身的角度，然后握住炮栓，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声“放”。
　　“轰！”一声巨响，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精准地砸在暗堡上，砖石碎片和尘土瞬间飞了起来，暗堡里的机枪声戛然而止。另一边的战士也扣动了扳机，第二发炮弹紧接着炸响，整个暗堡都塌了下去，硝烟裹着焦糊味，飘满了整条小巷。等硝烟散去，黄福荫带着战士们冲上去，暗堡里的14名日军，全都被炸死了，有的尸体都辨认不出模样，只有暗堡墙上，还留着日军画的太阳旗，已经被炮火熏成了黑色。
　　腾冲之战打了两个多月，最终收复时，城里到处是断壁残垣，却插满了中国军队的旗帜。黄福荫跟着部队，在腾冲城内的一座寺庙里休整，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梦里梦见了母亲，梦见了营长，梦见了小柱子，梦见了很多牺牲的战友。
　　
　　之后，黄福荫随军开到缅甸畹町，与新一军会师。当两支队伍的战士们握手时，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这条从仰光到密支那、八莫，再到昆明的中缅公路生命线，终于被重新打通，源源不断的物资，开始运往中国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黄福荫正在营地里擦拭那支刻着“湘”字的步枪，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这眼泪，是为牺牲的战友流的，是为受苦的老百姓流的，也是为胜利流的。
　　
　　“抗战能赢，靠的不是哪一个人，是全中国的老百姓一起扛。”黄老对志愿者说，“我记得在云南时，老乡们背着粮食，走几十里山路给我们送；在缅甸时，当地的华侨给我们送药品，送衣服；还有那些护士，冒着炮火救伤员，有的姑娘才十八九岁，手都被绷带磨破了，还在救。”
　　1949年，黄福荫随部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他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给学员们讲战术，讲抗战故事，每次讲到上海、武汉、昆仑关、腾冲，都会拿出那支刻着“湘”字的步枪——枪托已经磨得光滑，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热血。再后来，他转业到湖南省交通厅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黄福荫，生活规律得像时钟：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绕着小区走两圈，然后回家吃早饭；上午看书看报，下午要么写回忆录，要么跟老战友打电话；晚上七点，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看完后就练字，写的最多的是“国泰民安”四个字。他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抗战史料，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抗战史、老兵回忆录，每本书里都夹着书签，有的是老照片，有的是干枯的树叶——那是他当年在高黎贡山捡的。
　　家人都说，黄福荫的性格比钢铁还坚强。儿子第一次去外地读书，他只送到门口，说“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家里”；老伴去世时，他守在灵前，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依旧按时起床，只是吃饭时，会多摆一副碗筷。可每次跟志愿者聊起过去，说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总会红着眼圈。“我想廖团长，想王连长，想小柱子，想很多很多人。”黄老说，“廖团长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我去过两次，给他献花；他的夫人是长沙人，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一起去给廖团长扫墓。”
　　2019年，外公李明去长沙为黄老祝寿时，105岁的黄老精神矍铄，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寿宴上，黄老端着一杯白开水，对在场的人说：“我活了一百多岁，见过打仗，见过挨饿，现在能过上好日子，不容易。你们年轻人，要记住过去，记住那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人，别让他们白死。”外公在手稿里写，那天黄老笑得很开心，眼睛里闪着光，像个孩子。
　　如今，整理完外公的手稿，我看着窗外的阳光，突然明白：这些老兵的故事，不是泛黄的纸页，不是遥远的回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作为抗战志愿者，记住他们，就是记住胜利，记住和平，记住那些用生命换来的“国泰民安”。
　　
　　(二)
　　
　　2025年春的宿迁，我带着外公李明留下的老兵访谈笔记本，走进老干部活动中心时，远远就看见王兆清老人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胸前别着枚磨亮了的“独立自由奖章”，手里正慢慢擦拭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缸身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虽模糊却依旧醒目。听到我是来续写抗战小传的，老人颤巍巍地抓住我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人发疼：“娃，坐，咱从1945年赵集镇那道铁皮墙说起，那仗打得，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王老的家在宿迁高墟镇的一个小村落，打小就跟着爹娘种地里的薄田，十岁起就扛着锄头下地，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挖野菜、摸鱼虾。1942年麦收刚过，新四军3师10旅的征兵队伍到了镇上，村口的老槐树下搭起了台子，干部们拿着铁皮喇叭喊：“乡亲们！鬼子占咱的地、抢咱的粮，要想活下去，就得拿起枪跟他们干！”那天，王老挤在人群最前面，看着台上的战士们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枪，眼睛亮得像燃了火。他才14岁，个子刚到战士的腰际，却拽着征兵干部的衣角不肯放：“我要当兵！我能扛枪，能打鬼子！”
　　干部看着他瘦小的模样，劝了好几次，可他就是不松手，最后还是村里的保长说了情：“这娃子结实，能吃苦，让他去锻炼锻炼吧！”就这样，王兆清成了180名新兵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出发那天，乡亲们把村口的土路堵得水泄不通，娘把连夜缝的蓝布褂子塞给他，里面裹着两斤炒米；爹拍着他的肩膀，只说了句“活着回来”。他挂着大红花，骑着村里借来的小毛驴走在最前面，驴蹄子踏在土路上“哒哒”响，身后是乡亲们的哭声和喊叫声，他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忍不住哭出来。“那时候不懂啥叫牺牲，就觉得能去打鬼子，比在家饿肚子强，”王老笑着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搪瓷缸，仿佛还能摸到当年毛驴背上的温热。
　　
　　到了部队，谭震林同志见他和二十多个娃娃兵年纪小，就把他们留在司令部，安排学吹号、理发、包扎伤口。可王兆清心里总惦记着前线，每天听着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急得直跺脚。他找了首长三次，最后一次甚至在首长门口站了一整夜，终于如愿成了一名联络兵。“那时候没有电话，全靠两条腿跑消息。”王老说，“我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庄，消息全靠脑子记，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一个字，可能就会让战友们送命。”有一次，他揣着紧急情报往部队赶，半道上遇到鬼子的巡逻队，他赶紧钻进路边的芦苇荡，把自己埋在湿泥里，只露个鼻子喘气。鬼子的皮鞋声在芦苇边响了半个多钟头，他眼睁睁看着一只蚂蟥爬到脸上，都没敢动一下。
　　
　　他的军事本事，全是老兵邓光明手把手教的。邓光明是安徽人，比他大8岁，脸上有道刀疤，是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每天晚上，邓光明就把他拉到操场上，用香头当靶子，教他瞄准：“兆清，你眼神好，记住，三点一线，扣扳机时别慌，心要稳。”练扔手榴弹时，邓光明先让他举石头练臂力，每天举到胳膊抬不起来，再教他扔的技巧，“扔的时候要转腰，用上全身的劲，不然扔不远，炸不到鬼子。”邓光明还跟他说，“咱部队子弹金贵，每颗都要花在鬼子身上，别浪费——想多领子弹，就得拿出真本事，要么抓个鬼子，要么打死一个，凭凭证领。”王老第一次领到额外的五发子弹，是因为他和邓光明一起，在玉米地里抓了一个落单的伪军。那天，他拿着子弹，高兴得一夜没睡，把子弹擦了又擦，藏在枕头底下。
　　
　　1942年10月，部队接到命令，攻打一个有百余名鬼子驻守的据点。那据点修在土坡上，四周挖了壕沟，炮楼有三层高，鬼子躲在里面，用机枪对着外面扫射，怎么劝降都不出来。林志高营长围着据点转了两圈，盯着炮楼的通风口，突然拍了下大腿：“有了！用辣椒熏！”王兆清和战友们立刻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找老乡买干红辣椒。有的老乡家里没有，就把准备腌咸菜的辣椒全拿了出来；有的老乡甚至跑了十几里路，从邻村借来辣椒。短短半天，他们就凑了五百多斤干红辣椒。
　　他们在据点周围挖了十几个浅坑，把辣椒堆在里面，浇上煤油点燃，再用木板扇风，让呛人的烟雾顺着通风口往炮楼里灌。“那辣椒烟一冒出来，辣得人眼泪直流，我们站在上风口，都得用袖子捂着脸。”王老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没过多久，炮楼里就传来鬼子的咳嗽声、骂声，有的鬼子还把头伸出来透气，被我们的冷枪打中。最后，鬼子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个从炮楼里冲出来，我们早就在周围埋伏好了，一阵扫射，消灭了70多个鬼子，剩下的20多个也乖乖举手投降了。”那天，他缴获了一把鬼子的刺刀，刀柄上刻着日文，他把刺刀磨得雪亮，挂在腰上，成了最骄傲的战利品。
　　
　　1943年夏天，一场“死狗阵”让王老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当时，离村子不远的敌据点里，鬼子经常出来抢粮，乡亲们种的麦子、玉米，刚成熟就被他们抢光，有的老乡还被鬼子打伤。部队首长看着乡亲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后来发现鬼子特别怕脏怕臭，就想出了个主意：用死狗对付他们。首长号召村民把打死的野狗、病狗集中起来，还组织民兵到周边乡村动员打狗。几天后，桑墟的空地上堆了上百条死狗，烈日一晒，腥臭味飘出好几里地，苍蝇嗡嗡地围着转。
　　王兆清和战士们戴着口罩，有的还在鼻子里塞着棉花，忍着恶心把死狗开膛破肚——有的狗肚子里还藏着没消化的玉米。他们趁着夜色，分成几个小组，把狗肉、内脏一块块扔到敌据点四周的水边、路旁，甚至用铁丝把狗肉挂在据点的铁丝网和墙头上。“那时候天热，最高温度有四十多度，不到三天，死狗就烂了，蛆虫爬得到处都是，臭味能熏晕人。”王老说，“我们在据点的四个出口处都埋伏了机枪手，鬼子一露头想出来清理，就开枪打，他们被困在里面整整29天，断了粮，只能喝雨水。最后，鬼子饿急了强行突围，又被我们打死七八人，剩下的再也不敢轻易出来了。”那段时间，乡亲们再也没被鬼子抢过粮，每次见到他们，都热情地往他们手里塞鸡蛋、送馒头。
　　时间转到1945年5月，攻打赵集镇的战斗，成了王老这辈子最痛的记忆。侦察兵摸了三天三夜，摸清了据点的情况：里面有201个敌人，16个鬼子是骨干，剩下的185个是伪军，鬼子的小队长叫山本，据说特别凶狠，手上沾了不少老百姓的血。部队把赵集镇团团围住，先用迫击炮轰了一阵，可据点的围墙特别厚，只炸出几个小坑。等战士们冲进镇里，才发现一道“拦路虎”——鬼子在壕沟上修了一道铁皮墙，有两人多高，铁皮是从火车上拆下来的，表面滑得像涂了油，还焊了倒刺。架梯子根本爬不上去，扔手榴弹也炸不到墙后面的火力点，战士们只能趴在地上，对着铁皮墙开枪，可子弹打在上面，只发出“叮当”的响声，根本穿不透。
　　王兆清和战友们趴在芦苇沟边，离铁皮墙只有三十多米远，能清楚地听到墙后面鬼子的笑声。“突然，墙后面的机枪响了，子弹像雨点似的打过来，我身边的小李刚喊了声‘冲啊’，就被打中了胸口，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染红了身边的芦苇。”王老的声音沉了下去，眼圈慢慢红了，“还有老张，他想爬过去炸墙，刚站起来，就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腿，他拖着伤腿还想往前爬，最后又中了一枪，再也没动过。短短半个钟头，我们牺牲了十三个战友，我攥着枪，手都在抖，眼睛红得像要冒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炸掉这破墙，为战友报仇！”
　　他和邓光明躲在芦苇丛里商量，邓光明咬着牙说：“用炸药包！咱抱着炸药包，趁着火力掩护，冲过去炸墙！”两人抱着炸药包，猫着腰往前冲，战友们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枪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子弹打在铁皮墙上“叮当”乱响，为他们掩护。他们冲到铁皮墙下，找准位置，把炸药包贴在墙上，拉燃导火索，赶紧往回跑。“轰！”“轰！”两声巨响，铁皮墙被炸开两个大洞，挨着沟的两个炮楼也塌了一半，里面的几个鬼子要么被炸死，要么刚跑出来就被乱枪打死。可还剩最后一个炮楼，修在据点的最里面，位置更隐蔽，火力也更猛，铁皮墙把它护得严严实实，而且炮楼的窗口很小，炸药包根本塞不进去。
　　眼看又有两个战友倒在机枪下，邓光明拉着王兆清就去找营长请战：“营长，让我们游过去！绕到炮楼后面，那里没有铁皮墙，我们可以放火，用炸药炸掉它！”营长看着他们，眉头皱得紧紧的：“水里有鬼子的暗哨，太危险了！”邓光明急得直跺脚：“营长，再等下去，更多战友要牺牲了！我去，我有经验！”王兆清也跟着喊：“营长，让我跟邓哥一起去！”最后，营长咬了咬牙，点头同意：“光明你先上，兆清当后备，注意安全，不行就回来！”
　　战友们的火力更猛了，机枪手老张甚至站起来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邓光明抱着炸药包，把枪别在腰上，一头扎进芦苇沟的水里。水里很冷，还带着芦苇的腥味，他像条鱼似的，快速往前游，头只露出水面一点点。“我在岸边看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王老的声音开始发颤，“眼看他快游到炮楼后面的岸边，突然，炮楼里的机枪响了，邓哥的身子猛地一震，我看见他的胳膊上流出血来，染红了身边的水。可他没停，还是咬牙爬上岸，把炸药包塞进了炮楼的窗口，然后就倒在了地上。”
　　“轰！”一声巨响，最后一个炮楼被炸塌了，里面的8个鬼子全被炸死，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可邓光明也没了动静。王兆清疯了似的跳进水里，拼命往邓光明身边游，水溅起老高。“我抓住他的胳膊，他身上全是血，胸口有个大窟窿，血还在往外流。”王老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石凳上，“我喊他‘邓哥！邓哥’。他睁了睁眼，想说什么，可没等说出来，头就歪了过去。我咬着牙，把他的尸体往岸边拖，游的时候，感觉水里的血都跟着我走，那滋味，比挨打还难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王兆清正在陇海铁路沿线活动。当时，他和战友们负责破坏鬼子的铁路运输线，东至刘山、西至徐州东的80多里铁路两边，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那天，我们正在树林里煮玉米，突然有个老乡跑过来，大喊：‘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看到伪军举着白旗，背着枪过来投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老笑着说，眼睛里闪着光，“晚上，部队专门煮了大米饭，还炖了一锅猪肉，大家围着篝火唱歌、喊口号，有的人笑着笑着就哭了，那是高兴的泪，是苦尽甘来的泪。”那天，他把邓光明留下的那把刺刀拿出来，擦得干干净净，对着篝火看了很久，心里说：“邓哥，胜利了，你可以放心了。”
　　1945年秋，王兆清随部队从沭阳出发，往东北开拔。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脚上磨起了水泡，挑破了继续走。走了35天，终于进入东北境内。
　　1946年，他在四平战役中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炮火声中，对着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宣誓时，他想起了邓光明，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跟着党，继续战斗，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
　　之后，他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在冰天雪地里跟敌人拼杀；1948年11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他随军率先攻破天津城防，踩着城墙的缺口冲进去，跟敌人展开巷战；1949年1月，他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看着解放军开进北平城，老百姓夹道欢迎，他激动得拍手叫好；随后，他又跟着四野挥师南下，在长江北岸的西梁山渡过长江，江水打湿了军装，却浇不灭他们解放全国的热情。
　　解放上海后，王兆清随部队留在上海高桥，负责守卫海边防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他和战友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参加了上海的武装游行。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挥舞着五星红旗，喊着“新中国万岁！”“解放军万岁！”他也跟着喊，嗓子都喊哑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主动报名参战，成为第二批入朝的战士。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他冻得手脚长满冻疮，有的手指冻得发黑，却依旧拿着枪，跟敌人战斗。“比起抗战时的苦，这点冻不算啥。”王老说，“只要能守住新中国，守住老百姓的好日子，再苦再累都值。”
　　
　　1954年，王兆清从部队转业，他写了申请，要求回乡：“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想回家种田，娶个媳妇，过安稳日子。”他的妻子是高墟镇当地的农民，比他小7岁，名叫李秀英，朴实善良，两人婚后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却幸福。回乡后，他担任过村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修水渠、种水稻，让村里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不少；后来又任高墟镇区长，依旧保持着部队里的作风，办事认真，不占老百姓一点便宜。
　　如今，97岁的王老住在宿迁的老房子里，院子里种着青菜和月季花，每天早上，他会绕着院子走两圈，活动活动筋骨；中午，他会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看报纸，有时候还会给邻居家的孩子讲抗战故事；晚上，他守着电视机看新闻，看到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就会忍不住点头。说起12年的军旅生涯，他总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场战斗、每一个牺牲的战友，都刻在他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