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二章 炮轰碉堡，破围而去

　　(一)
　　
　　2024年秋，我从长沙驱车往隆回县赶，导航里的乡道越走越窄，路边的稻田泛着金黄，风里裹着晚稻的清香。按老兵儿子范红光给的地址找到那座青砖瓦房时，院门口的老桂树正落着细碎的花瓣。我坐在堂屋的竹椅上，听范红光慢慢讲，1944年松山的炮火、焦土和战友的脸，就这么顺着他的声音，一点点在我眼前活了过来。
　　范松池老家在隆回县一个叫“范家坳”的村子，1923年出生时，家里还能供他读几年私塾，先生教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到了晚年还能背两句。可1942年秋天，这平静全被打破了——那天他刚在地里割完稻子，甲长带着两个乡丁闯进家门，粗麻绳“哗啦”一下捆住他的胳膊，说“国难当头，男丁都得去当兵”。他挣扎着喊“我爹娘还在”，却被乡丁推着往县城走，一路走一路哭，最后和其他壮丁一起挤上闷罐火车，辗转半个多月，才编入国军远征军第8军103师炮兵团。他常跟儿子说，那时候哪懂什么“远征”，只知道“再不打，家就没了”。
　　
　　1944年9月的松山，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地方。山头上的日军碉堡像毒瘤似的扎在阵地上，范松池和炮兵团的战友们趴在临时挖的掩体里，炮管对着日军的外围工事。他们的任务很明确：把碉堡打哑，让下面埋伏的步兵冲上去。可连续两天，炮声没停过，对面的重机枪却依旧“哒哒哒”地响——那些炮弹要么落在碉堡旁边的石头上，要么炸在空地上，连碉堡的水泥壳都没蹭掉多少。后来步兵指挥官急了，吹起冲锋号，战士们端着枪往河对岸冲，可刚到河中间，日军的机枪就扫了过来，一个个身影倒在水里，鲜血顺着水流往下淌，把原本清透的河水染成了暗红色。范松池趴在炮位上，看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沉下去，手指攥得发白，炮身的冰凉透过手套传到掌心，却压不住心里的火。
　　到了第二天下午，前沿突然传来更密集的枪声——是日军把另一挺重机枪往前挪了，就架在离步兵埋伏点不到两百米的土坡上。“退无可退了！”排长喊了一声，战友们从掩体里跳出来，举着枪往土坡冲，范松池他们则在后面用炮火掩护。他记得那天风很大，把硝烟吹得直往眼睛里钻，他眯着眼调整炮口，看着战友们像潮水似的涌上去，听着“冲啊”的喊声混着枪声，最后终于把那挺机枪夺了下来。可清点人数时，又少了十几个熟悉的声音——那两天，日军这样的反扑来了三次，每一次都带着伤亡，阵地上的临时担架，从来就没空过。
　　范松池的连长胡玉宗是广东梅州人，说话带着浓浓的客家口音，平时总爱拍着他的肩膀说“后生仔有股劲”。到了第三天早上八点，胡连长踩着露水走到他的掩体边，声音比平时沉了些：“范松池！”他立刻从地上爬起来，挺直腰板应道：“有！”“今天要你到第一炮那个阵地去！”第一炮阵地离日军碉堡更近，子弹经常“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他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却没犹豫：“要得，可以！”说完就拎着炮兵工具，跟着连长往那边走，路上还跟战友开玩笑：“等打完了，我请你吃家乡的腊肉。”
　　到了第一炮阵地，他和三个战友趴在地上架炮，泥土里还留着前一天炮弹炸过的焦味。他们连着打了七八发炮弹，每一发都盯着炮口的火光看，可炮弹落下去后，对面的机枪依旧没停——还是没中。正着急时，远处传来扁担“吱呀”的响声，是食堂的炊事员送饭来了，竹筐里的米饭还冒着热气，配着咸菜和几块晒干的萝卜干。胡连长在后面喊：“范松池，饭送来了，先吃饭吧！”他应了声“要得”，和战友们蹲在掩体里，用手抓着米饭往嘴里塞，嘴里满是咸菜的咸涩，可谁也没多说什么——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顿饭了。
　　
　　那时候的炮兵，不像现在有先进的瞄准设备，全靠现场指挥官定参数：光线强的时候该调多少角度，距离多远该装多少药，炮上的方向盘只是辅助，指挥官指哪，他们就得打哪。范松池正扒着饭，参谋郭灿民就走了过来，郭参谋平时话不多，此刻眉头皱着，语气带着点质问：“范松池，你怎么没打中呢？”他放下手里的饭，心里没慌——他知道每个指挥官都有射击记录本，每一发炮弹的参数都记在上面，他抬头看着郭参谋：“没打中？拿记录本来检查，如果错在我，我担责任；如果错不在我，就没责任。”
　　郭参谋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蓝皮笔记本，一页页翻着，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能看到额头上的汗珠。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又绕着炮身检查了好几圈，一会儿摸炮管的角度，一会儿看炮架的位置，最后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那个炮也确实很难操作。”范松池赶紧追问：“郭参谋，是我错了吗？”郭参谋摇摇头，声音轻了些：“错倒没错……”既然参数是指挥官定的，他就没责任，可看着河对岸还在响的机枪，他咽了口饭，突然说：“这样吧，郭参谋，你先不指挥我，我发三炮保证打中。”
　　周围的战友都停了筷子，连炊事员都忘了收拾竹筐，郭参谋愣了愣，盯着他看了几秒，最后点头：“行，我信你一次。”可跟着郭参谋回到炮位时，范松池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刚才话说得太满了，真要自己定角度、算距离，他其实没十足把握。他偷偷往后退了半步，想找个理由圆过去，郭参谋却看出了他的犹豫，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范松池，你不是讲了啊，怎么害怕呢？”他脸一红，心里嘀咕“打炮哪能脱离指挥”，可话已经说出口，只能硬着头皮上，咬着牙说：“怕啥！打了再说！”
　　他趴在地上，眯着眼睛望向前方，远处的山坳里，有棵三四丈高的大树特别显眼——那树像隆回山里常见的棕树，树干粗得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从树根到树顶几乎没什么枝杈，光秃秃的树干杵在那里。之前炮兵打了几十发炮弹，都想把这棵树打倒，可要么打偏，要么只炸掉几块树皮。可范松池凭着这两天的观察，心里有个判断：树下肯定藏着日军的重机枪碉堡。鬼子精得很，知道炮兵会盯着碉堡打，就用大树挡着，让他们找不到目标——子弹打不透树干，炮弹也难炸到树后的工事。
　　他指着那棵树对郭参谋说：“郭参谋，你看，我开炮把那棵树打倒。”郭参谋以为他在说大话，忍不住笑了：“范松池，你不要吹牛皮！这树打了几十发都没倒，你三炮就能行？”他没辩解，只是调整炮口——先把炮管抬高半度，又往炮膛里多装了半份药，瞄准的不是树干，而是树干下方半米处的地面。他深吸一口气，扣下扳机，第一发炮弹“嗖”地飞出去，落在树旁边的地上，炸开一团尘土；紧接着第二发，他稍微调整了点角度，炮弹落在树干左侧；第三发，他盯着炮口的火光，心里数着“一、二、三”，炮弹刚好落在树干下方，“轰隆”一声响，树干晃了晃，几片碎木片飞了起来。
　　旁边拿望远镜的长官们，还有一个跟着美军顾问来的美国人，都忍不住喊“打得好”，那美国人还竖起了大拇指。可范松池心里没底，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打到碉堡，只是看着那棵树依旧立在那里，心里有点发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被一阵安静惊醒——河对岸的重机枪，居然没响。后来炮兵营长跟着步兵去阵地检查，回来时脸上带着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松池，你小子立大功了！那树下面的碉堡被炸塌了，里面死了八个鬼子，机枪也炸烂了！”他这才松了口气，原来那三炮，看似打树，实则是对着碉堡的地基炸，把藏在地下的工事炸塌了。
　　
　　又过了几天，上峰下了新命令：让范松池把两山中间那条沟壑里的树和草全打光。那条沟壑有两百多米长，两边是陡坡，鬼子总在里面藏着打冷枪，步兵一靠近就开火，已经有十几个战友栽在那里了。范松池架起炮，先打了一发试探性的炮弹，可刚打完，对面就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子弹“嗖”地一下打在炮杆上，火星子溅到他手背上，烫得他一缩手。
　　胡连长在后面喊：“范松池，今天这个炮不难测算距离，继续前进！”他心里清楚，“继续前进”就是让他接着打，而且要往沟壑深处打。鬼子的子弹就落在炮前面的地上，土渣子溅到他的裤腿上，差一点就打到他的腿——这算是九死一生了。可他没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死了就死了，为保卫祖国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他转头对旁边的班长说：“帮我找把铲子来，用来铲土。”
　　班长愣了愣，赶紧从工具包里翻出一把小铁铲递给他：“要铲多长？”他指着炮前面的空地，声音很稳：“沟有多长就铲多长。”他趴在地上，觉得脑袋还是暴露在外，就用铲子一点点铲土，堆在自己前面，堆成一道半米高的土坎——这样鬼子从沟壑里望过来，就看不到他的脑袋了。接着他重新架起炮，调整好角度，每打一发炮弹，对面就会射来二十多发子弹，“嗖嗖”地从土坎上方飞过。子弹一过来，他就赶紧趴在地上不动，心里憋着股劲：我不起来，你们就打不到，让你们打！等鬼子的机枪一停，他立马爬起来，战友们就递过炮弹，他麻利地装弹、瞄准、射击，动作一气呵成。
　　阵地上的战友们都看服了，后来别的炮位都停了火，大家全围过来帮他递炮弹、擦炮管，专供他一个人打。有人递炮弹时说：“松池，你可得撑住，我们都看着你呢！”他点点头，没说话——嘴里满是火药的苦味，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可他不敢停。就这么打了半个多小时，对面的机枪终于没了声音——藏在沟壑里的鬼子重机枪，被他打哑了。最后炮兵团把所有大小炮、特级炮全推上来，对着山沟排成一排，有人喊“预备……放！”，十几分钟的炮声震得地都在抖，山沟里的树和杂草全被打得粉碎，藏在里面的日军也全被炸死炸伤，再也没了动静。
　　
　　1944年9月底，在前沿阵地换炮弹时，一枚日军燃烧弹突然落在范松池身边，“轰”的一声炸开，火焰瞬间裹住他的下身。他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眼前发黑，最后是战友们把他从火里拖出来，抬上担架往下送。到野战医院时，他的小肚子以下已经大面积烧伤，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自己的劲了”。可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硬生生挺了过来，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听说部队要开赴广西、广东作战，他偷偷溜出医院，一路打听着追上了部队——他说“战友们还在前面打，我不能留在医院里”。
　　抗战胜利后，范松池解甲归田，回到了隆回县的范家坳。他没跟村里人提过自己在战场上的事，只是默默地种地、养鸡，过着普通的日子。1953年，经人介绍，他和邻村一位叫刘桂英的姑娘成了婚，夫妻俩感情很好，可惜没有子女。晚年时，他偶尔会跟妻子讲起松山的事，讲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每次都要抹眼泪。2022年4月，这位99岁的老兵在睡梦中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块旧测距板——那是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也是他对那段岁月唯一的念想。
　　听范红光的儿子讲完这些时，夕阳已经落到了山后面，堂屋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他把那块测距板递给我，木板上的刻度已经模糊，边缘磨得圆润，似乎能摸到岁月的温度。
　　
　　(二)
　　
　　
　　2025年春分刚过，徐州丰县的田埂上还覆着一层薄霜，我踩着晨雾找到于百英老兵的儿子家时，院门口的老槐树刚冒出新芽。老人的儿子于建国迎出来，手里捧着个褪色的蓝夹，里面装着两样东西：一枚磨得发亮的徽章、还有一张边角卷起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青年穿着灰布宪兵制服，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满是二十岁出头的锐气。“这是俺爹1936年在南京拍的，”于建国的声音带着颤，“他总说，那年冬天的南京，比咱丰县还冷。”
　　
　　于百英是1917年生在丰县宋楼村的，打小跟着私塾先生认字，还跟着村里的猎户学过打鸟，一手枪法练得很准。1935年秋天，18岁的他在县城看到国民党军宪兵教导二团的招募告示，盯着“保卫南京”四个字看了半晌，回家跟爹娘磕了个头，揣着半袋干粮就上了路。一路坐驴车、搭货车，辗转半个月才到南京，刚进宪兵学校的大门，就被教官训得直不起腰：“宪兵是军中之军，站要像旗杆，走要像阵风，往后你们的枪，要能护住老百姓，也能顶住鬼子的刺刀！”
　　在宪兵学校的八个月，是于百英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前四个月练军训，天不亮就爬起来出操，练队列要站到腿发麻，练刺杀要把木枪捅得“呼呼”响，晚上还得抱着枪在操场站岗。有次他站夜班岗，南京下着冻雨，他的棉鞋湿透了，脚冻得像块冰，可想起教官说的“宪兵的脚，要站得稳国土”，硬是没挪过一步。后四个月学文化课，教室里挂着巨大的南京城防图，教员拿着教鞭指着紫金山、雨花台说：“这些地方，将来都是咱们要守的阵地。”他们还学战术、识信号弹，每天都要背宪兵司令谷正伦定的“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十六字箴言，背不下来就罚站军姿。学校里常教大家唱一首《宪兵战歌》，“快起来革命，要在枪林弹雨中，夺回我们的光明，打倒日本！”每次唱到最后一句，全班三十多个人都攥紧拳头，声音震得窗户纸发颤——那时候他们都以为，凭着这身本事，一定能把鬼子挡在南京城外。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学校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偶尔有拉着军火的卡车驶过，车斗里的士兵都绷着脸。没过几天，国民政府开始往重庆迁，日军的飞机也来了。第一次遭遇轰炸时，于百英正跟着宪兵队在中山路巡逻，刺耳的空袭警报刚响，敌机就“嗡嗡”地从云层里钻出来，炸弹像雨点一样往下落。他和战友们赶紧疏散老百姓，有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跑不动，他一把抱起孩子，拽着妇人往防空洞冲，刚进洞就听见身后“轰隆”一声，旁边的房子塌了半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跟着大部队转移，白天监督军纪、疏散群众，晚上就睡在战壕里，枕着枪杆，听着远处的炮声入眠。
　　11月底，于百英和战友们被派去支援守卫雨花台的国民党88师（孙元良部）。走到雨花台附近，他才真正见识到战争的残酷——天空被硝烟染成了黑灰色，太阳像个模糊的光斑，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地上到处是弹坑，断枪、军帽、血迹随处可见，偶尔能看到牺牲的战士还保持着握枪的姿势。光华门、江东门一带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有次他在战壕里给伤员包扎，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气浪把他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响了好几天。他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又疼又恨，只能把子弹压满弹匣，等着跟鬼子拼一场。
　　12月11日清晨，唐生智下令向江北撤退的消息传来，城里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往轮渡码头挤，码头上人山人海，哭喊声、叫骂声混在一起，可江面上的轮渡就那么几艘，根本装不下所有人。于百英跟着人流往城外跑，脚下的路被尸体和瓦砾堵得严严实实，他只能踩着瓦砾往前走，鞋子被划破了，脚底板渗出血，也顾不上疼。有个老太太拉着他的衣角问：“小伙子，南京还能守住吗？”他看着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喉咙发紧，只能说：“大娘，您先过江，咱们一定能打回来！”可他心里清楚，此刻的南京，已经很难守住了。
　　刚跑出南京城，就看见日军的坦克顺着公路开过来，履带碾过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于百英赶紧往路边的树林里躲，看着日军进城的方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那座他守了两年的城市，终究还是被鬼子占了。当天夜里，他和班长张德胜摸黑往江边跑，张德胜是河南人，比他大五岁，平时总护着他，两人在宪兵学校时就睡上下铺。走到下关江边，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江面上漂着一只破烂的木船，船身满是补丁，船桨也断了一根，船上空无一人。“估计船主早就逃难去了，”张德胜抹了把脸上的灰，“咱们就用它过江，总比留在城里强！”
　　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把船划到秦淮河入江口，顺着江水往下漂。船太破了，船底和船帮到处是小洞，江水不停地往里渗。他们只能轮流用头盔舀水，张德胜的头盔上有个弹孔，舀水时总漏水，他就笑着说：“这头盔是鬼子给咱的‘纪念品’，漏点水不算啥！”就这样漂了30多里，快到江北岸时，船身突然“咔嚓”一声裂了个大口子，江水瞬间涌了进来。于百英心里一慌，张德胜赶紧喊：“别慌！抱船板！”两人还有另外三个战友，赶紧每人抱着一块船板，任由江水把他们往北岸冲。冬天的江水刺骨地冷，于百英的牙齿不停地打颤，可他不敢松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过江。
　　好不容易漂到岸边，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实地，全是齐腰深的稀泥滩。逃难的人太多，原本的小路早就被踩成了烂泥，每走一步，脚都会陷进去，泥浆顺着裤腿往上爬，重得像灌了铅。于百英跟着张德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感觉走了几个小时，却还在泥滩里打转。他亲眼看见身边一个年轻姑娘陷进泥里，伸手想拉她，可刚碰到她的手，姑娘就慢慢沉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一只花棉袄的袖子露在外面。他不忍心再看，咬着牙在前面探路，身后突然传来排长李长顺的喊声：“百英！我不行了！脚被泥吃住了！”他赶紧回头，看见李长顺的双腿陷在泥里，怎么拔都拔不出来。“你快拿我的头盔舀点水，往我身上泼，脚上有点水好拔出来！”李长顺的声音带着哭腔。于百英赶紧拿起李长顺的头盔，往江里舀水泼在他腿上，张德胜也过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李长顺的腿拔出来。可刚走没几步，李长顺就倒在泥里，喘着气说：“你们别管我了，快走吧……”于百英还想扶他，张德胜拉了拉他的胳膊，摇了摇头——他们都知道，再不走，所有人都会陷在这里。
　　走了没多远，两人也没力气了，只能趴在泥里喘气。张德胜看着前面的泥滩，突然说：“脱大衣！把大衣垫在泥上滚过去！”于百英一下子反应过来，赶紧和张德胜脱掉棉大衣，把大衣扬开垫在前面的稀泥上，然后像滚雪球一样往前滚。大衣很快就沾满了泥，重得像块铁板，他们的脸和手被泥里的碎石子划破，火辣辣地疼，可谁都没吭声。滚了几遍，大衣烂得不成样子，他们索性把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脱了，只留一条短裤，继续在泥里滚。泥浆钻进伤口里，疼得钻心，可他们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上岸！不知道滚了多久，于百英突然摸到了硬实的土地，他赶紧喊：“班长！上岸了！我们上岸了！”张德胜抬起头，脸上全是泥，只有眼睛亮得像星星，两人抱着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活下来了。
　　两人在附近的村子里找了户人家，用身上仅有的几块大洋买了些旧衣服换上。女主人看着他们满身的伤口，叹了口气，煮了锅红薯粥给他们喝。于百英喝着热粥，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是他从南京突围后，喝到的第一口热饭。吃完饭，他们站在村口往南京的方向望，只见城里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长江江面上，影影绰绰全是遇难同胞的尸体，有的浮在水面上，有的被浪冲到岸边，看得人心里发寒。张德胜攥着拳头说：“百英，咱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将来再打回南京，给这些同胞报仇！”于百英用力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等太阳冒红的时候，他们赶到了浦镇。镇上到处是逃难的人，有的坐在路边哭，有的靠在墙上睡觉。于百英找了个草垛就倒了下去，实在是太困了，闭上眼睛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听见张德胜喊他：“百英！百英！咱们该走了！”可他眼皮重得睁不开，根本没法答应。等他终于醒过来，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草垛旁边空荡荡的，张德胜不见了。他心里一慌，赶紧四处找，可问了好多人，都没人见过张德胜。他坐在草垛旁，心里又怕又急，突然想起张德胜说过要去河南找亲戚，只能安慰自己：班长一定是先去河南了，以后肯定能再见到。可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一辈子——后来他找了张德胜几十年，都没找到任何消息，他心里清楚，班长大概率是不在了。
　　
　　之后的日子里，于百英一路乞讨，辗转到了蚌埠北。在蚌埠火车站，他看到一列往徐州开的火车，赶紧爬了上去。火车上挤满了人，他只能站在车门边，看着窗外的景色往后退，心里满是对家乡的思念。到了徐州，他没下车，一直坐到黄口站——这里离丰县只有几十里路，他认得回家的路。刚走到宋楼村的村口，就看见一群老百姓围了上来，有认识他的喊：“百英回来了！百英从南京回来了！”爹娘跑过来，抱着他哭了好久，村里的人也都围过来，这个递馍，那个送热饭，还有人拿来新鞋子、新袜子。大家围着他问南京的战事，他看着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心里又酸又胀，只能把南京的惨状简单说几句，然后说：“鬼子虽然占了南京，但咱们中国人不会认输，总有一天能把他们赶出去！”在家待了没几天，他就想：不能一直躲在家里，得接着打鬼子！可爹娘舍不得他走，劝他：“你刚从鬼门关回来，就不能在家歇几天吗？”他握着爹娘的手说：“爹，娘，我是宪兵，是军人，守家卫国是我的本分，我不能看着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作恶！”爹娘知道他的脾气，只能含泪答应。
　　
　　1938年5月，日寇先后占领了徐州和丰县县城，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保卫家乡，丰县四区区长彭元仁联合当地的乡绅渠时汉、崔砚山等人，拉起了一支500多人的抗日队伍，取名“丰县四区抗日常备队”。队伍里的人来自各个村子，有农民、有商人、有学生，大家抱着同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丰县！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宋楼村的村民们凑了五支步枪，还有几十发子弹，村长找到于百英说：“百英，你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会打枪，村里想让你去抗日常备队，你愿意吗？”于百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愿意！只要能打鬼子，我干啥都愿意！”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村里的王志敬、郭法龙，王志敬是他的发小，郭法龙当过兵，两人都有一身力气。
　　到了抗日常备队，于百英被分到了五中队，中队长是刘法俭，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打过不少仗。他们驻守在赵庄，这里是丰县到沛县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很重要。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起来练枪、挖工事，于百英把在宪兵学校学的战术教给战友们，教他们怎么瞄准、怎么隐蔽、怎么扔手榴弹。有次练打靶，一个叫小柱子的年轻战士总打不准，于百英就手把手教他：“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眼睛盯着准星，心里别慌，慢慢扣扳机……”小柱子照着他说的做，果然打中了靶心，高兴地说：“于大哥，你真厉害！”于百英笑着说：“等打鬼子的时候，你也得这么厉害，多杀几个鬼子！”
　　1938年5月25日拂晓，天还没亮，于百英就被一阵枪声惊醒。他赶紧爬起来，拿起枪跑到村口一看，只见远处的路上全是日伪军，大概有1000多人，手里拿着步枪、机枪，还有几门大炮架在镇南头的太行堤上，黑洞洞的炮口对着赵庄。“鬼子来了！快进工事！”刘法俭的喊声传来，战士们赶紧钻进之前挖好的工事里，做好了战斗准备。于百英趴在南门的工事里，看着越来越近的日伪军，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他终于可以跟鬼子算账了。
　　清晨5点，日军的大炮响了起来，炮弹“嗖嗖”地飞向赵庄，落在地上炸开，掀起一片片泥土。紧接着，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端着刺刀往桥头阵地冲过来。“打！”彭元仁队长的喊声传来，战士们纷纷开枪，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向敌人。于百英趴在工事里，瞄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鬼子，扣动了扳机，鬼子应声倒地。他赶紧又装子弹，继续瞄准、射击，身边的战友们也都奋力抵抗，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震得耳朵发麻。有个鬼子的机枪手躲在石头后面开枪，压制得他们抬不起头，于百英趁着鬼子换弹匣的间隙，悄悄绕到石头后面，抬手就是两枪，把鬼子打死了。“好样的！”身边的战友们喊了起来，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
　　激战到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阵地上，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有的人口渴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捧起地上的雨水喝。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日军调来坦克了！三辆坦克顺着公路开过来，履带碾过路面，把石头都压碎了。坦克上的机枪“哒哒哒”地扫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桥头阵地和南门两边的工事很快就被摧毁了，不少战友被埋在土里，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了重伤。于百英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他拿起一颗手榴弹，想往坦克下面扔，可刚站起来，就被战友拉了回来：“于大哥，危险！”话音刚落，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气浪把他掀翻在地，脸上被弹片划伤了，流了满脸血。
　　彭元仁队长看着眼前的情况，知道再坚守下去只会有更多人牺牲，他咬着牙下令：“各中队分别从西面、北面突围！能活一个是一个，将来再跟鬼子干！”于百英扶着受伤的小柱子，跟着五中队的战友们往西面冲。刚冲出村口，就遇到两个鬼子拿着刺刀拦路，于百英把小柱子推到一边，端起枪对着鬼子开枪，两个鬼子应声倒地。他们借着路边的庄稼地掩护，一路躲闪，日军的子弹在身边“嗖嗖”地飞过，有个战友被子弹打中了腿，只能一瘸一拐地跑。于百英扶着他，和战友们一起往前冲，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跑到安全地带时，他回头望了一眼赵庄，只见村里火光冲天，心里满是愧疚：他们还是没能守住赵庄。
　　后来他们才知道，从北门突围的战友们大多牺牲了，彭元仁队长也在突围时中弹牺牲，他的尸体被老百姓偷偷埋在了村外的树林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回祖坟。这次战斗，一共有200多名将士永远留在了赵庄，小柱子也因为伤势太重，没撑过几天就牺牲了。于百英抱着小柱子的尸体，哭了好久，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多杀鬼子，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小柱子走的那天，天阴得厉害，于百英和几个幸存的战友在树林里挖了个坑，把他埋在一棵老槐树下。没有墓碑，只能用石头在旁边刻了个“小柱子之墓”，于百英蹲在墓前，摸出小柱子之前总挂在脖子上的半块铜锁——那是小柱子娘给他的念想，他轻轻放在墓前，低声说：“兄弟，你放心，咱们没守住赵庄，但早晚能把鬼子赶出丰县，给你报仇。”
　　
　　之后的日子里，于百英和剩下的战友们躲在乡下的破庙里，白天不敢出来，只能晚上找老百姓要些吃的。有次他们在一户姓王的老乡家借宿，老乡看着他们身上的伤，悄悄拿出藏在床底下的半袋小米，说：“俺儿子也去打鬼子了，到现在没回来，你们多吃点，好有力气打鬼子。”于百英看着那袋小米，心里又暖又酸——正是因为有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才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没过多久，他们听说丰县其他地方还有抗日队伍在活动，就决定去找大部队。一路上，他们避开日伪军的岗哨，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借着月光赶路。有次路过一个镇子，正好遇到日伪军在抓壮丁，于百英和战友们躲在巷子里，看着一个老汉因为反抗被鬼子打倒在地，他攥紧了手里的枪，想冲出去，却被身边的战友拉住：“不能冲动！咱们现在人少，出去就是送死！”他咬着牙，看着鬼子把壮丁们押走，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恨自己没本事，不能保护老百姓。
　　辗转了半个多月，他们终于在沛县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队长听说于百英参加过南京保卫战，还打过赵庄突围战，特别高兴，让他当了小队长，带着十几个战士负责侦查敌情。于百英把在宪兵学校学的侦查技巧教给战友们，教他们怎么看脚印、怎么听动静、怎么避开敌人的巡逻队。有次他们侦查到一批日伪军要往丰县运军火，于百英就带着战友们在必经之路的山路上设埋伏，等军火车开过来时，他们扔出手榴弹，炸毁了领头的汽车，然后趁乱抢走了几箱子弹和手榴弹。虽然没能把所有军火都毁掉，但这次行动让战士们士气大振，大家都说：“跟着于队长，准能打胜仗！”
　　1939年春天，日军对沛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于百英带着战士们在山里和鬼子周旋。有次他们被鬼子围困在一个山洞里，洞口被鬼子用机枪封锁，里面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战士们都快撑不住了。于百英看着大家虚弱的样子，心里很着急，突然想起山洞里可能有其他出口，就带着两个战士在洞里摸索。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狭小的出口，出口外面是悬崖，下面是一条河。于百英先爬出去，用绳子把战友们一个个拉下来，然后带着大家顺着河往下游跑，终于摆脱了鬼子的包围。等他们回到根据地时，每个人都又饿又累，可看着手里没丢的枪，心里都很踏实——只要枪还在，就能接着打鬼子。
　　在游击队的日子里，于百英一直没放弃找张德胜。他问过很多从河南来的战士，可都没人见过张德胜。有次他遇到一个从南京突围出来的老兵，老兵说在浦镇见过一个河南籍的宪兵，好像叫张德胜，后来跟着一支队伍去了安徽，之后就不知道去向了。于百英心里燃起一丝希望，他想着等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去安徽找找，可他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于百英正在和战友们准备攻打丰县县城。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哭了，大家抱在一起，又喊又跳——打了八年，他们终于把鬼子赶出去了！于百英蹲在地上，想起了南京的炮火、赵庄的牺牲、小柱子的铜锁，还有失踪的张德胜，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对着南京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班长，战友们，咱们胜利了，鬼子被赶出去了！”
　　抗战胜利后，于百英申请退伍。他拒绝了部队给的安排，执意要回丰县宋楼村——他想回家看看爹娘，也想给牺牲的战友们扫墓。回到村里，他发现爹娘都老了，头发全白了，看到他回来，爹娘抱着他哭了好久。村里的老百姓也都围过来，拉着他的手说：“百英，你是咱们村的英雄！”于百英笑着说：“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在家待了没多久，于百英就发现村里的孩子都没学上，有的孩子甚至不认识字。他想起自己在宪兵学校读书的日子，心里有了个念头：办一所小学，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村里的人说了，大家都很支持，有的捐钱，有的捐木料，很快就把学校盖了起来。于百英当了校长兼老师，每天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还跟他们讲抗战的故事，教他们要爱祖国、爱家乡。有个孩子问他：“于老师，你打过鬼子吗？鬼子是不是很凶？”于百英摸着孩子的头说：“鬼子是很凶，但咱们中国人不怕他们，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打败任何敌人。”
　　
　　后来，于百英结婚了，妻子是邻村的姑娘，善良又勤劳。他们先后有了三女两儿，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于百英总跟孩子们说：“你们现在能安安稳稳读书，是因为有很多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日子，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孩子们都很听话，长大后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2005年，于百英收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对着镜子看了好久，眼里满是泪光。他想起了南京的战友、赵庄的兄弟、游击队的伙伴，还有失踪的张德胜——这枚纪念章，是属于所有为抗战牺牲的英雄们的。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送到他家时，他已经98岁了，身体不太好，但还是坚持坐起来，亲手接过纪念章，轻轻摩挲着，嘴里念叨着：“胜利了，都胜利了……”
　　2020年冬天，于百英老兵去世，享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