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 远勇毙酋，孙彪送信

　　(一)
　　
　　我沿着桂阳泗洲乡的田埂往陈远勇老人家里走，脚下的泥土地还带着晨露的软，偶尔能看见几只白鹭从水田上空掠过。走到一扇挂着旧红灯笼的木门跟前，我轻轻叩了叩——这是提前和老人孙子约好的时间，怕扰了老人午休。
　　门“吱呀”一声开了，先探出一个花白的脑袋，他是陈远勇老人。他穿着藏青色的对襟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手腕上爬着几道浅褐色的疤。“是小周吧？”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有力，伸手把我往屋里让。堂屋中央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罐，里面盛着炒花生，旁边是一枚用红布垫着的纪念章——2015年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阳光下泛着暖光。
　　我坐下，给老人递上我的名片，他接过杯子，他看着“抗战研究院”研究员，开口：“你要听打鬼子的事？那得从1944年说起。”他的眼神飘向窗外的稻田，像是穿透了近八十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那时候我刚满18，在郴州跟着一个木匠学手艺，能打个小板凳、木盆啥的。”老人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有天同乡捎信来，说乡里要抓丁，我大哥刚娶了嫂子，家里要是没了他，嫂子一个人咋过？”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连夜收拾了包袱，揣着娘煮的十个茶叶蛋，走了三十多里路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郴桂师管区的接兵连。”
　　接兵连的车是闷罐火车，里面挤满了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汗味、脚臭味混在一起，闷得人喘不过气。“我缩在角落，抱着包袱，心里也怕，不知道这一去能不能回来。”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到长沙时，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部队，陈远勇去了73军77师230团三营七连，接着又往益阳桥头河去集训。
　　“那会儿我个子矮，才一米六一，站在队列里，旁边的老兵都比我高半个头。”老人伸出手比划着，“练拼刺刀时，教官让我跟一个河南老兵对练，他一刺刀捅过来，我躲都躲不及，被他用枪托撞了胸口，疼得我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老兵们都笑他“豆芽菜”，投弹考核时，别人能扔四十米，他拼尽全力也只扔了二十八米，连长付世豪看着他，叹了口气：“你这身子骨，咋上战场？”
　　陈远勇没辩解，只是在晚上加练时，悄悄把自己的步枪扛到了训练场。他从小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七岁就会用鸟铳打斑鸠，十岁时，父亲带着他去追一头野猪，他在三十米外开枪，子弹正好打在野猪的眼睛上——从那以后，父亲就说他“眼睛里长了准星”。“集训队有规定，晚上不能私自用枪，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山坡，在树上挂个空罐头，摸黑练瞄准。”后来部队练打香火头，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他次次都能把香头打熄。有天夜里，月亮被云遮住了，训练场一片漆黑，教官故意把香火放在五十米外，让新兵们试试。“其他战友都不敢开枪，我端着枪，盯着那点微弱的火星，心里数着‘一、二、三’，手指一扣扳机——‘滋’的一声，香火灭了。”教官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枪法，能当狙击手。”
　　他还摸清了日军三八式步枪的特点：“那枪比咱们的中正式步枪轻，后坐力小，射程能到六百米，最重要的是，开枪时声音很闷，像‘噗’的一声，不像中正式步枪，声音又响又脆。”有次演习，他用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打靶，打完后，旁边的战友都没发现是他开的枪——“这枪好，打完能藏，适合埋伏。”
　　
　　1945年3月的一个凌晨，部队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号。“连长拿着命令，大声喊：‘鬼子要从湘西打去四川，咱们得去新化堵住他们！’”陈远勇跟着部队急行军，鞋磨破了，就把裹脚布拆下来，裹在脚上接着走；饿了就啃口干粮，口干了就捧路边的溪水喝。“走了三天三夜，脚上起了好几个大水泡，一走路就疼，我咬着牙，没掉队。”到新化时，天刚蒙蒙亮，他们顾不上休息，就扛着锄头挖工事。230团守外围的高地，231团守县城，229团守渡口，三个团像三把锁，把鬼子的必经之路堵得严严实实。
　　陈远勇趴在高地上观察地形：四面都是矮丘，最高的也不过二十多米，山脚下是一大片水田，刚插的秧苗还没长齐，绿油油的一片；一条大河从水田中间穿过，河面上飘着几艘渔船，早就没了人影——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我心里琢磨，这地方好打，鬼子要冲上来，得先过水田，水田泥深，他们跑不快，咱们在高地上开枪，正好打他们的活靶子。”
　　战斗在第四天清晨打响了。先是鬼子的炮弹砸过来，“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得地都在抖，泥土和碎石溅得满脸都是，陈远勇缩在工事里，双手抱着头，耳朵里嗡嗡作响。“炮弹炸了半个多小时，停了以后，我探出头一看，阵地上的铁丝网都被炸断了，工事也塌了一半。”紧接着，河面上出现了几艘日军小汽轮，汽轮上的机枪“哒哒哒”地朝着阵地扫射。“打！”付世豪连长喊了一声，迫击炮和重机枪瞬间响成一片。“咱们那会儿刚换了美式装备，弹药充足，迫击炮手打得准，一艘汽轮刚到河中间，就被炮弹炸成了两截，鬼子掉进水里，有的被淹死，有的被咱们的机枪扫倒。”
　　打了四天，鬼子没渡过河一步。可第五天，日军的援军到了，足足来了一个联队。“他们的炮弹比之前更密，炸得咱们工事都快平了。”陈远勇的战友小张，就在他旁边，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小张的腿被弹片炸伤了，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他却还在喊“打鬼子！别让他们过来！”那天，鬼子付出了一百多人的代价，终于渡过了河，朝着230团的高地冲来。
　　“高地被围了，鬼子一波又一波地冲，咱们的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用枪托砸。”陈远勇端着步枪，瞄准冲在最前面的鬼子，一枪一个，他数着，倒在他枪下的鬼子，已经有十一个了——“水田里的血把水都染红了，秧苗上挂着血珠，风一吹，满鼻子都是腥气，闻着就想吐。”
　　仗打了十几天，七连从一百二十六人打到只剩三十一个人，连排长都牺牲了三个，最后只剩付世豪连长带着他们。有天傍晚，付世豪找到陈远勇，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远勇，你枪法好，带两个人去旁边的小树林埋伏，专门打拿指挥刀的——那些是鬼子的军官，打掉一个，他们的队伍就乱了。”陈远勇点点头，找了两个枪法不错的战友，小李和小王，三人扛着枪，猫着腰钻进了高地旁边的小树林。
　　小树林里全是松树，叶子很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形成一个个光斑。陈远勇找了个地势高的土坡，趴在地上，把步枪架在一块石头上，眼睛贴在准星上，盯着水田边的小路——那是鬼子冲锋的必经之路。小李和小王趴在他旁边，手里握着步枪，紧张地看着前方。
　　没过多久，鬼子的冲锋号响了。“嘀嘀嗒嗒”的号声刺耳，紧接着，一群鬼子从远处的村庄里冲出来，朝着高地跑去。陈远勇屏住呼吸，在人群里找拿指挥刀的人——鬼子的军官都喜欢举着指挥刀，在队伍前面喊口号。突然，他看见左前方五十多米处，一个鬼子穿着深绿色的军官服，肩章上有两颗星，手里举着一把银色的指挥刀，正对着手下大喊。“是个中佐！”陈远勇心里一紧，手指慢慢扣住扳机，准星对准了那鬼子的胸口。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数着“一、二、三”，手指猛地一扣——“噗”的一声，子弹飞了出去。
　　那鬼子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身体往前一倾，接着就一头栽进了水田里，指挥刀“哐当”一声掉在泥里。旁边的鬼子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陈远勇又开了四枪——冲在最前面的四个鬼子，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鬼子不知道枪是从哪儿打的，乱作一团，有几个想往前冲，又被我打了回去。”没过多久，鬼子的冲锋号停了，剩下的鬼子拖着尸体，扭头跑回了村庄。
　　陈远勇想确认那中佐是不是真的死了，就对小李和小王说：“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去看看。”他猫着腰，快速跑到水田边，蹲在那鬼子的尸体旁。鬼子的胸口有一个血洞，鲜血还在往外流，把周围的泥水都染红了。他在鬼子的口袋里翻找，想看看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先是摸出一个棕色的皮夹子，里面有几张日元，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接着又摸出一个铜菩萨，菩萨有拇指那么大，通体发亮，底座上还嵌着一把小银刀，刀身上刻着一些看不懂的日文。“我想，这是当官的戴的，说不定能值点钱，就揣进了口袋。”
　　可没等他把皮夹子收好，远处突然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鬼子发现他了！“快撤！”陈远勇大喊一声，转身就往小树林跑。刚跑没几步，炮弹就落在了他刚才蹲的地方，“轰隆”一声，泥水溅了他一身。小李和小王在小树林里喊他，他连滚带爬地跑回去，刚钻进树林，身后的水田就被炮弹炸成了一片火海。
　　回到阵地时，天已经黑了。阵地上只剩下十五个人，付世豪连长正拿着地图，蹲在地上看。“远勇，你回来了！”连长看见他，松了口气，“刚才听见枪响，还以为你出事了。”陈远勇把铜菩萨拿出来，递给连长看，连长摸了摸，说，“这是鬼子的护身符，你留着吧，算是战利品。”
　　那天晚上，他们正准备撤退，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群人摸了过来，手里的枪上还闪着光。“准备拼刺刀！”付世豪连长喊了一声，大家都把刺刀上好了，紧紧握着枪。可等那群人走近了，陈远勇才发现，他们的衣服上没有鬼子的标志——“是231团的兄弟！”一个231团的士兵跑过来，喘着气说：“我们的阵地丢了，就剩这些人了。”付世豪看着大家，咬了咬牙：“不撤了！咱们一起守，等援军来！”
　　他们靠着剩下的弹药，在阵地上熬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号角声——“是援军！援军来了！”大家都欢呼起来，陈远勇坐在地上，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攥枪攥得发麻，手指上全是血泡。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打死的是日军中佐田村纯野，是那个联队的副联队长。部队给他记了二等功，师长田钧建亲自来给他们颁奖。“师长把勋章别在我胸前，说：‘你是好样的，为咱们73军争光了。’”老人说着，眼里泛起了光，“那枚勋章是银的，上面刻着‘奋勇杀敌’四个字，我一直戴在身上，可惜后来行军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
　　
　　抗战胜利后，陈远勇跟着部队驻守在河南。1948年6月，部队起义，他成了解放军战士，后来被调到山东海军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那天，风很大，船在江里晃得厉害，我口袋里的铜菩萨不小心掉了出去，我想去捞，可江水流得太快，一下子就没影了。”陈远勇老兵叹了口气，“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
　　1956年，陈远勇复员回乡，在泗洲乡当了一名农民，种了一辈子田。2005年，他收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又收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每次拿到纪念章，我都会坐在院子里，擦一擦，想一想当年的战友。”老人看着桌上的纪念章，声音有些哽咽，“小张、小李、小王，还有付连长，他们都没等到胜利的那天……我能活到现在，能看到国家这么富强，已经很满足了。”
　　临走时，我给陈远勇老兵拍了张照。他坐在竹椅上，手里捧着纪念章，背后是金黄的稻田，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安详。我握着老人的手，说：“陈爷爷，您的故事，我会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有您这样的英雄，为咱们守住了家园。”老人点点头，笑着说：“好，好，让年轻人都知道，别忘本。”
　　
　　(二)
　　
　　2024年冬的江苏建湖县，迎着苏北平原的寒风，我裹紧羽绒服，踩着田埂上薄薄的霜层往孙彪老人家里走——提前和老人的儿子联系时，他说父亲最近总坐在窗边翻旧物，提起当年当交通员的事，眼睛就会亮起来。
　　推开院门，最先看见的是晒在绳上的腊鱼，带着苏北人家特有的咸香。堂屋的木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略显沙哑却有力的声音：“进来吧。”推门进去，95岁的孙彪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膝头盖着厚厚的棉毯。
　　我坐下后，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两枚纪念章——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2015年的70周年纪念章。他手指轻轻摩挲着纪念章上的纹路，声音慢慢沉了下来：“要说我送信的事，得从1942年说起。那年我才12岁，家里有11口人，大哥孙大谋、二哥孙宏达都是地下党员。那时候我总跟着他们后面转，听他们说‘打鬼子、保家乡’，心里早就痒痒了。”
　　老人顿了顿，喝了口旁边保温杯里的热水，继续说道：“有天晚上，四区委的李志书记和倪杰同志悄悄来家里，坐在煤油灯底下，跟我爹娘谈了半宿。他们说，要在咱家建个大潭口地下交通站，还说要我当交通员。我爹娘一开始不同意，说我太小，怕出事。可李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孙彪这娃机灵，人小作用大，敌人不会防着个半大孩子。’还特地交待，这交通站是地方党委领导的半军事化组织，任务要保密，还得有‘人亡信灭，舍命护干’的劲头——哪怕把命丢了，信也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干部也不能出事。”
　　就这样，12岁的孙彪成了地下交通员。春夏秋三季，他就挎着娘连夜缝的鱼篓，拿着蟹勾子，脸上、身上抹点泥巴，装成摸鱼掏螃蟹、拾花生的野小子；到了冬天，就背着粪兜子、扛着捆干草，或者背着个小布袋装私盐，混在拾荒、贩盐的人群里。“那时候建阳县和盐东县的联系全靠我们这些交通员，每次送信都要过串场河、通榆路，那都是鬼子和伪军的封锁线，稍微不注意就会出事。”老人的手指攥紧了藤椅扶手，指节有些发白。
　　
　　1942年秋的那天，孙彪记得格外清楚。天还没亮，他就被娘叫醒了，手里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鱼篓——篓子底部缝了个夹层，里面藏着给盐东县接头人董正香同志的信，上面铺着几只刚从河里抓的螃蟹，还有半斤多小鲫鱼，鱼鳃上还沾着新鲜的泥水，看着跟平常摸鱼的孩子没两样。“娘叮嘱我，路上别慌，实在不行就把信吞了，千万别让敌人拿到。我点点头，揣着娘给的两个烤红薯，背着鱼篓就出了门。”
　　那天要去芝麻垛仇老花家接头，必须走通榆路，过王家灶桥——那是鬼子和伪军每天巡逻的必经之路，孙彪心里早就把路线和应对的话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走到桥边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哐哐’的皮靴声，心里咯噔一下——是鬼子！我赶紧把腰弯了弯，装作专心摆弄手里的蟹勾子，慢慢往桥上挪。”
　　没走两步，就听见一个粗哑的声音喊：“站住！”孙彪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看见十多个鬼子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后面跟着几十个伪军，正朝着他走过来。为首的鬼子小头目留着八字胡，眼睛瞪得溜圆，走过来一把揪住孙彪的衣领，把军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刀刃冰凉，贴着皮肤发颤，孙彪甚至能闻到鬼子身上的煤油味和汗臭味。
　　“那鬼子叽里呱啦喊了一通，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脖子上的刀又紧了点。旁边的汉奸翻译赶紧凑过来，恶狠狠地说：‘太君问你是干啥的！再不说实话，就把你刺啦刺啦！’我知道，‘刺啦刺啦’就是要杀我。”孙彪故意咧开嘴，带着点哭腔说：“老总，我、我就是摸鱼的，想抓点螃蟹给俺娘补身子，俺娘病了……”
　　汉奸翻译蹲下来，伸手翻了翻孙彪的鱼篓，见里面只有几只半死的螃蟹和小鲫鱼，又看了看孙彪浑身泥水、裤腿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小腿的模样，觉得这半大孩子没什么油水可捞，就跟鬼子小头目说了几句。“那鬼子小头目听了，一脚把我的鱼篓踢进了旁边的王港河，又狠狠踹了我一脚。我‘哎哟’一声坐在地上，看着他们骂骂咧咧地朝南走了。”
　　等鬼子和伪军走远了，孙彪赶紧爬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泥，也顾不上腿疼，一头扎进了王港河——十月的河水已经凉透了，刚下去就冻得他牙齿打颤，河水没过胸口，他一边划水一边盯着飘在水面上的鱼篓，生怕被水流冲走。“我一把抓住鱼篓的背带，把它拖到岸边，赶紧打开夹层看——还好，信被油纸包着，没湿！我把鱼篓甩了甩水，背在身上就往东边跑，一路上不敢停，到仇老花家时，衣服还在滴水，嘴唇都冻紫了。董正香同志接过信，赶紧给我找了件干衣服，还煮了碗姜汤，摸着我的头说‘好小子，没耽误事’，我那时候才觉得腿不疼了。”
　　后来送信的次数多了，孙彪也跟着组织学了更多应对敌人的办法。有次春播时节，他要送的信特别多，组织上就教他用泥土和稻谷把信裹起来，打成小稻包，装作是东海来西乡买稻种的孩子。“我挑着两个装满稻包的篮子，刚过通榆路，就被新兴场的伪军拦住了。他们拿着刺刀把稻包挑开，翻来翻去地看，我心里慌得厉害，可不敢表现出来，只能低着头说：‘老总，俺是来买稻种的，俺爹还等着种呢。’”
　　就在这时，潭北区北辰乡的伪乡长王兴千走了过来——孙彪知道，王乡长是地下党员，是组织上安排的内线。王兴千故意拍了拍孙彪的肩膀，笑着对伪军头目说：“这是我同乡的娃，家在潭北东边的长荡，确实是来买稻种的，我都认识他爹，别耽误人家正事了。”伪军头目看王兴千是“自己人”，就挥了挥手，让孙彪走了。“我挑着稻包赶紧走，走出去老远还听见王乡长跟伪军说话的声音。可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次帮我解围，王乡长被敌人怀疑了，没过多久就被认出来是地下党员，抓了起来。他在牢里宁死不屈，敌人打他、灌他辣椒水，他也没吐露一个字。组织上想办法营救，可没成功，最后他被敌人活埋在了新兴场河西的桃园村……”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眼里泛起了泪光，他抬手擦了擦，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王乡长是为了救我才出事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
　　
　　最危险的一次，是1943年冬天。那天晚上，孙彪和战友王浩接到任务，要护送自建阳县来的总县队政委孙海光同志去盐东县。“组织上特意交待，我在前面引路，跟孙政委、王浩拉开100米左右的距离，万一遇到敌人，我就想办法引开他们，让他们趁机走。”孙彪扛着一把趟网子——那是用来趟河时测水深的，揣着几个烤红薯，在前面带路，夜色里只能看见脚下的路，耳边全是风声。
　　走到通榆公路时，孙彪突然看见远处有火光——是20多个伪军举着火把，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我心里一紧，赶紧按照预案，往西北方向跑，边跑边喊‘土匪来了！救命啊’，故意把声音喊得又急又怕，让敌人以为我是个遇到土匪的普通孩子。”伪军听见喊声，果然朝着孙彪的方向追了过来，跑着跑着，孙彪觉得肩膀上的趟网子碍事，就一把把它扔了出去，趟网子落在地上，缠住了后面两个伪军的脚，他们摔倒在地，后面的伪军停下来扶他们，孙彪趁机跑得更快了。
　　跑了大概一里地，前面就是串场河——河面结了薄冰，冰面下的河水黑乎乎的。“我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冰碴子硌脚，砸开冰面就跳了进去。冰水像刀子一样割我的皮肤，冻得我浑身发麻，腿被冰棱划得生疼，可我不敢停，只能拼命往对岸游。上岸的时候，我感觉右腿不听使唤了，肚子也疼得厉害，只能拖着腿往旁边的草垛里躲。”
　　后来，特情户朱六谷和王文兰发现了他，把他送到了王浩的祖父王伯桓家。王浩护送孙海光政委安全到达后，连夜请来了医生。“医生说我右下肢骨折了，脾也裂了，得躺两个月才能下床。那两个月里，王浩天天来看我，还给我带好吃的。等我能下床的时候，两条小腿上已经留了九道疤，左臂因为在河里划水时被冰棱划伤，再也伸不直了。”老人抬起左臂，我看见他的左臂确实有些弯曲，不能完全伸直，可他却笑着说，“只要孙政委安全，只要任务完成了，这点伤不算啥。”
　　抗战胜利后，孙彪没有停下脚步，又参加了收复盐城失地的斗争。1947年秋，盐城基本解放，可还有部分残敌和还乡团没放下武器。孙彪跟着孙毅同志，还有丁铁、曹洵他们，一起进入盐城搜捕坏人。“我们在街上的一条小巷子里，发现了投敌的潘区长和沈某某老师，把他们抓了起来。后来我还协助倪生汉同志，查清了埝北乡四大巨头和区保田大队连长投敌自首的事，还挖出了混进教师队伍里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他偷偷发展国民党员，想搞破坏，最后被我们揪了出来。”
　　孙彪的声音里满是骄傲：“大潭口地下交通站从1942年成立到1949年完成使命，这七年里，我过了1000多次封锁线，送了几万封信，护送了上千个干部。我大哥孙大谋因为做地下工作，几次被敌人抓住，受尽了毒刑，后来落下了终身残疾。1948年冬天，华中五地委给我发了‘模范地下交通员’的称号，还发了证书，我现在还把证书藏在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说着，老人让儿子从里屋拿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证书，上面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却还能看清“模范地下交通员”几个字。旁边还有一张黑白照片，是1948年拍的，18岁的孙彪穿着军装，站姿笔挺，眼神坚定。“那时候刚打完仗，脸上还有伤呢。”老人笑着指了指照片上的自己。
　　临走时，我帮孙彪老人把证书和纪念章放回盒子里，他握着我的手说：“小周啊，这些事我好久没跟人详细讲了，你一定要写下来，让年轻人知道，当年有很多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在用命护着咱们的国家，咱们现在的好日子，是用命换来的，不能忘啊。”我用力点点头，走出老人的家时，风依旧刮着，可我心里却暖烘烘的——这些故事，是孙彪老人的青春，是无数地下交通员的牺牲，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