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 内线工作，为人师表

　　(一)
　　
　　2024年盛夏的江苏滨海，午后的阳光被泡在湿热的空气里，透过干休所窗棂时，竟也染了几分黏腻。我坐在单友财老兵的藤椅旁，笔记本摊在膝头，笔尖悬着却迟迟未动——不是怕漏记，是怕惊扰了那些从硝烟里走出来的往事。作为抗战志愿者，我始终记得第一次接过外公李明老兵嘱咐时的心情：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工作，是要把老兵们藏在岁月里的青春，重新焐热、写活，让后来人能摸到那段历史的温度。
　　单有财老兵今年高龄98岁，耳朵很有些背，虽带着助听器，但说话时得凑得近些。可一提起1940年的事，他的眼睛突然亮了，像被点燃的灯芯。“那年我才十四岁，在镇上的杂货铺当小伙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铺子、搬货。”他的手指在搪瓷杯沿上轻轻划着，仿佛在描摹当年的街道，“有天上午，听见北边传来枪响，我偷偷扒着铺子门缝看，就看见日军押着一群穿灰布军装的人走过来——是八路军的侦察员啊，一共七八个人，个个都低着头，可腰杆没弯。”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声音沉了下去：“后来听说，那几个人里，有一个趁乱跑了，日军看一个孩子年纪太小，把他放了，剩下的全被拉到河边的老槐树下枪毙了。我躲在墙角听，听见他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得特别响，直到最后一声枪响。”那天晚上，单老躺在杂货铺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些侦察员的声音总在耳边响。“我那时候就想，我不能再当小伙计了，我要去当兵，跟他们一样，打鬼子，保家乡。”
　　
　　没过多久，单有财就偷偷跑了出去，找到了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第6团的驻地。“当时站岗的战士看我年纪小，不让我进，我就蹲在门口哭，说我要打鬼子，不怕死。”后来部队领导见他态度坚决，又看他机灵，就把他留在了勤务队当勤务员。“每天给首长端水、整理文件，帮炊事班挑水、洗菜，虽然累，可心里踏实——我终于跟部队在一起了。”干了两三个月，单老又找到领导，非要去侦察队，“我眼睛好，能看清远处的动静，还会说本地话，能混进敌占区，让我去侦察吧！”
　　领导拗不过他，最终同意了。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就差点让他丢了性命。那次是去建湖侦察日军的布防，单老挑着一副豆腐担子，筐里藏着小本子和铅笔，扮成走街串巷的小贩。“建湖街上全是伪军的岗哨，我一边喊‘卖豆腐咯’，一边偷偷记他们的岗楼位置、换岗时间。”走到日军据点附近时，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伪军突然拦住他：“你这豆腐怎么卖？给我切一块。”单有财心里一紧，强装镇定地切豆腐，可手里的铅笔没藏好，掉在了地上。
　　“那伪军捡起铅笔，又翻了翻我的担子，一下子就变了脸，”单老撸起袖子，胳膊上一道长长的淡褐色疤痕格外显眼，“他把我按在地上，用皮带抽我的背，还喊来几个同伙，拿棍子砸我的腿。后来他们搜我的衣服，从衣角里找出了新四军的外出证——那是我藏了好久的，本以为藏得严实，没想到还是被找到了。”日军听说抓了个新四军侦察员，立刻赶了过来，把他关在据点的小屋里。“他们问我武器藏在哪，问部队的位置，我咬着牙不说。他们就用浸了水的电线电我，浑身麻得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疼得我直打滚，可我还是没说——我知道，说了就害了战友。”
　　就在单有财以为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在建湖有个姑父叫刘正旭，住在城郊。“第二天日军又来审我，我就编了个瞎话：‘我本来是新四军，可打了败仗，武器丢了，部队也不要我了，我来建湖是找姑爹刘正旭，想讨口饭吃。’”日军半信半疑，派人去查，没想到还真找到了刘正旭。“我姑父胆子大，跟日军说我是他远房侄子，家里穷，来投奔他。日军看我年纪小，个子也不高，不像个正经军人，就没再深究，只让我留在据点里做工。”
　　那段日子，单有财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抬水、喂马，伪军看他不顺眼，动辄打骂，还不给饭吃。“有天中午，我去后院喂马，看见墙角有个小门没关严——那是平时运垃圾的门，只有半人高。”他心里一动，趁看守转身去抽烟的功夫，猫着腰慢慢挪过去，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外面没动静。“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门，撒腿就跑，身后立刻传来‘砰砰’的枪声，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我不敢回头，只知道往前跑。跑了大概有四五里地，实在跑不动了，才躲进一片芦苇荡里。”直到天黑透了，他才敢出来，凭着记忆往部队的方向走，走了两天两夜，终于回到了营区。
　　
　　归队后，单有财因为表现勇敢，被调到了地方上的涟东独立团，跟着万金培县长和郑友生团长打仗。1941年冬天，部队在涟水附近被鬼子和伪军两头夹击，打得十分惨烈，最后被打散了。“我跟郑团长走散了，后来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他，他的腿受了伤，走不了路。”单老没多想，背起郑团长就往家跑——他家在滨海乡下，有个柴房，柴房里有个夹层，平时用来藏粮食，很隐蔽。“到家的时候，我娘看见我背着个受伤的军人，吓了一跳，可一听说是八路军的团长，立刻就说‘快藏起来’。”
　　那段日子，单有财每天趁着夜色去柴房给郑团长送吃的、换药，白天就装作没事人一样，在村里干活，留意外面的动静。“有次伪军来村里搜查，我娘把郑团长藏在夹层里，又在上面堆了好多柴禾，伪军翻了翻，没发现什么，就走了。”直到半个月后，风声过了，单老才趁着天黑，把郑团长送回了部队。“郑团长临走时，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小单，你是个好同志’，我那时候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件大事。”
　　
　　1942年，单有财开始负责内线工作，这是比侦察更危险的活儿——要深入敌营，跟伪军周旋，还要收集情报。“那时候我们有规矩：内线工作带枪，万一遇到危险能自保；外线工作不带枪，也不带外出证，万一被抓，至少不会立刻暴露身份。”单老说，外线的活儿就是“盯梢”，在敌占区的街头巷尾转，看到鬼子运物资、换岗，就记下来，晚上再偷偷报告给部队；要是遇到鬼子大部队调动，就赶紧往部队跑，不能耽误。
　　有次单有财奉命去大东跟伪军交涉，因为是内线工作，没带枪。“跟伪军头头谈的时候，他突然变了脸，说我是新四军的探子，喊人来抓我。”单老赶紧往外跑，伪军在后面追，还开了枪，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小腿，鲜血立刻渗了出来。“我忍着疼，跑了大概有二里地，实在跑不动了，就爬着走，地上的石子磨得手和膝盖全是血，直到看见部队的岗哨，我才松了口气，晕了过去。”
　　同年8月，单有财再次去大东执行任务，这次他揣了枪——一把勃朗宁手枪，藏在腰间的布袋里，还带了两个弹匣。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战友，按照约定，他们在接头户家汇合。接头户是个中年男人，开门看见他们，立刻热情地往屋里让：“快进来，外面热，我煮了粥，你们吃点垫垫肚子。”单老想起部队的纪律——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就摆了摆手：“不了，我们还有任务，歇会儿就走。”
　　那户人家的门朝南，东面有条排水沟，大概有一人深，平时用来排雨水。单老和战友刚坐下没十分钟，就听见远处传来伪军的脚步声，还夹杂着说话声。“不好，有情况！”单老喊了一声，三个人立刻跳下床，顺着墙根滑进排水沟里。沟里又湿又暗，全是淤泥，他们刚站稳，就看见十几个伪军举着枪跑了过来，对着沟里喊：“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单有财和战友对视一眼，趁着伪军不注意，朝他们开了两枪，想吓退对方。可伪军没退，反而也跳了下来，在后面追，脚步声越来越近，还传来狼狗的狂吠——是伪军带的狼狗，鼻子灵得很，正循着气味追过来。“那狗叫得瘆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能听见它爪子扒拉淤泥的声音。”单老的手猛地攥紧，声音里带着几分当年的急切，“我突然想起身上藏着枪，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在部队天天练射击，只要有枪，就不怕他们！”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瞄准跑在最前面的狼狗，扣动扳机——“砰”的一声，狼狗应声倒地，不再叫了。紧接着，他又瞄准跑在最前面的伪军，再开一枪——那个伪军“啊”了一声，倒在淤泥里。就两颗子弹，却把后面的伪军镇住了，没人再敢往前追。单老和战友趁机爬出水沟，往部队的方向跑。“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接头户早就投敌了，我们一进门，他就偷偷跑出去报了信。”没过多久，组织就派人处理了那个投敌分子，还表扬了单老，说他临危不乱，保护了战友。
　　
　　再后来，单有财调到了第23团团部工作，跟着胡继成团长、李少元政委做事。“那时候我干的活儿比不少侦察员还杂，送信、查岗、协助布防，有时候还要帮炊事班挑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单老说，他不怕累，就怕战友牺牲。有次战斗中，敌人突然突袭团部，子弹像下雨一样打过来，几个战友当场牺牲了。“我跟另外两个战士负责背机枪撤退，那机枪沉得很，有三十多斤，我们每人背一挺，往安全的地方跑。”
　　没跑多远，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身边，两个战友当场中枪，倒在地上，机枪也掉在了一旁。“我冲过去想扶他们，可他们已经没气了。”单老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我看着地上的三挺机枪，心想不能丢，这是战友用命换来的，要是丢了，就对不起他们。”他解下身上的绷带，把三挺机枪捆在一起，扛着一头，拖着另一头，咬着牙往回撤。“那时候我的胳膊被弹片划伤了，流着血，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只知道要把机枪带回去。”
　　
　　1945年春天，单有财跟着部队攻打阜宁，这是他在家乡打的最后一仗。阜宁是日军的重要据点，城墙又高又厚，有一丈八高，下面挖了护城河，里面全是积水。“攻打西门的时候，我们准备了竹梯子，我抱着梯子冲在最前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爬上去，把鬼子赶出去！”单老踩着梯子往上爬，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一点也不害怕，只顾着往上爬。终于，他第一个翻上了城墙，跳了下去——可下面全是积水，有齐腰深，他一下子摔进水里，浑身都湿透了。
　　他刚站起来，就看见十几个日军举着枪朝他冲过来。“我摸出腰间的手榴弹，拉开引线，朝他们扔过去，‘轰隆’一声，几个日军倒在了水里。”紧接着，他又摸到旁边的草堆，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了草堆。火借着风势，一下子烧了起来，浓烟滚滚，日军乱了阵脚，纷纷往外跑。“就在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冲了进来，跟日军展开了巷战。”那场仗打得特别惨烈，单老所在的警卫连，最后就剩下7个人，其他战友都牺牲了。“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看见好多战友的尸体，有的才二十几岁，跟我一样大，我心里特别难受——他们还没看到胜利，就走了。”
　　
　　抗战胜利后，部队要开赴东北，领导想把单有财留下来，在地方上做后勤工作。“领导跟我说：‘小单，你是本地人，熟悉情况，留在地方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我舍不得部队，舍不得战友。”单老说，他跟战友们一起扛过枪、流过血，早就跟一家人一样，他想跟他们接着干，接着为国家打仗。“我就跟在第24团后面，一路从江苏走到东北，走了两个多月，脚上磨起了好多水泡，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到了东北后，单有财参加了攻打通辽的战斗，因为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团部通讯队队长，负责传递情报。“那时候通讯设备少，大部分情报都要靠人送，我每天骑着马，在各个阵地之间跑，有时候一天要跑几百里地，马都累得不行。”辽沈战役后，部队又开赴内蒙古，之后再到河南。1950年，部队准备派单老去盐城做地方工作，他却突然想起了家。“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十年了，特别想我娘，想家里的麦子熟了没有，想村里的老槐树还在不在。”
　　他跟领导申请，要回滨海务农。领导一开始不同意，可看他态度坚决，最终还是同意了。“回家的时候，我娘看见我，抱着我哭了好久，说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后来，单有财自由恋爱娶了媳妇，先在村里种地，后来去戏班子搭过台——帮着搬道具、搭戏台；再后来又去杂技团帮过忙，负责照看道具。三年后，他又回到了村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跟媳妇生了五个孩子，两儿三女。
　　离开干休所的时候，单有财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周捷啊，多少战友没等到胜利就走了，他们的故事，得有人记着，得有人讲给后来人听。”我点点头，把笔记本抱在怀里，感觉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温度。
　　
　　(二)
　　
　　淮河入海口的风带着咸腥气，漫过成片的稻田，吹到管保俊老人家门口那棵老榆树上。我站在红砖墙瓦房前，手里攥着被汗水浸得微潮的资料，心里满是忐忑与期待——眼前这位103岁的老人，既是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先生，也是穿梭在敌营里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员。
　　江苏响水，管保俊老人家坐在门口的树墩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听见我提起1941年的往事，他原本微垂的眼皮慢慢抬起。“我小时候啊，最盼着去私塾念书。”他的声音带着老人口角特有的迟缓，却字字清晰，“那时候家里穷，爹卖了半亩地，才凑够学费。先生教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我总坐在第一排，把每个字都刻在心里，想着将来也能当先生，教更多孩子读书。”
　　就这么念了12年书，管保俊真的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响水当地的一所私塾教书。可1941年秋天，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是郭明哲和纪有深，他们俩穿着粗布衣裳，看着像普通农民，可说话特别有分量。”管老的手指轻轻搭在藤椅扶手上，仿佛在触碰当年的记忆，“他们说：‘保俊，现在国家难，日本人占了咱们的地，杀了咱们的人，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入党，当地下党，保密，连家里人都不能说。’”
　　管保俊没犹豫，第二天就跟着他们宣了誓。“对着党旗，我念‘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每一个字都念得特别响，心里像烧着一团火。”他说，那时候的地下党工作，连跟家人说话都要格外小心。“我娘问我‘最近怎么总晚归’，我只能说‘学校事多，要给孩子们补课’，不敢说我夜里要去送情报，更不敢说我枕头底下藏着联络暗号。”后来，郭明哲和纪有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哭了好久——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的战友，可我连给他们送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心里记着他们的名字。”
　　
　　不久后，组织把管保俊派到八滩小学任教，这里既是教书育人的课堂，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我每天早上五点就到学校，先把教室的炉子生起来，等孩子们来上课。教他们念‘人之初，性本善’，也偷偷教他们唱《松花江上》，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孩子们都哭了，我也哭了。”管老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跟他们说‘别哭，好好读书，将来咱们把鬼子赶出去，就能跟爹娘团聚了’。”除了上课，他还要负责上操，带着孩子们在操场跑步，教他们练队列，“我想，就算他们将来不当兵，也要有个好身体，能扛得住日子的苦。”
　　而教书之外，管保俊的另一个身份是地下交通员。每次传递情报，他都把纸条卷成细条，塞进毛笔杆里，或者夹在《论语》的第27页——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页。“有次去邻镇送情报，路上遇到伪军盘查，他们翻我的书，翻到《论语》时，我心里直跳，可他们看了两眼就扔回来了，说：‘穷教员还读这个，装什么文化人。’”管老笑了笑，“我就陪着笑说：‘老总，混口饭吃，让孩子们认几个字。’就这么蒙混过去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管保俊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携带一把勃朗宁手枪进入县城，除掉投靠日军的汉奸张老七。“那汉奸以前是镇上的地痞，后来当了鬼子的狗腿子，杀了好几个地下党员，组织上早就想除掉他了。”出发前，管保俊做了精心准备：穿了件又旧又破的蓝布大褂，故意在脸上抹了烟灰和烂泥，手里拎着一瓶酱油、一块糕，还有刚买的云龙香烟——这些都是为了伪装成赶集市的穷教员。“进县城的卡口没怎么查，伪军看我浑身是泥，还以为我是来城里卖农产品的，挥挥手就让我进去了。”
　　按照约定，管保俊在城南的“悦来茶馆”包间见到了张老七。“那汉奸正坐在里面喝茶，手里把玩着一把折扇，看见我进来，眯着眼问‘你是谁’。”管保俊没说话，从怀里掏出枪，对准张老七的胸口就是一枪。“‘砰’的一声，他就倒在了桌子上，茶碗摔在地上碎了一地。我没敢多看，揣着枪就往城外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出城，不能被抓。”
　　可刚到城门口，天突然下起了小雨，原本松散的卡口突然变得严格起来，日伪军拿着枪，要对每个出城的人逐个搜身。“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枪还别在皮带里，隔着一层大褂子，一摸就能摸到。”管保俊急得满头大汗，突然看见手里拎着的云龙香烟，心里有了主意。他故意脚下一滑，摔在泥水里，手里的香烟掉在了地上。“我赶紧爬起来，捡起香烟，塞到旁边一个胖伪军手里，陪着笑说：‘老总，您辛苦了，这烟您抽，刚买的，别嫌弃。’”
　　那伪军接过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脸上露出了笑容；又看了看管保俊浑身的泥污，不耐烦地摆摆手：“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挡道，晦气！”管保俊连忙道谢，转身就往城外跑，跑出老远，还能听见身后伪军的笑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裤子都湿透了，一半是雨水，一半是冷汗。”
　　可危险还没结束。管保俊跑了六七十里地，路过柴塘沟时，又遇到了一个卡口，这次的卡口比之前更严，边上还站着两个端着枪的日本鬼子。“一个瘦高个伪军拦住我，斜着眼睛说：‘站住，过来，翻一翻。’”管保俊心里清楚，这是想要钱了——之前的香烟已经送了上一个卡口，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说：“老总，我就是个穷教员，去乡下给孩子上课，没什么值钱东西。”
　　那伪军不信，伸手就往管保俊的腰间摸去。“我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想躲，可已经来不及了。”伪军的手刚碰到枪，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张嘴就要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管保俊一把抓住伪军的手腕，另一只手迅速掏出枪，对着伪军的小肚子“砰”地就是一枪。那伪军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旁边的鬼子反应过来，举着枪就要朝管保俊开枪，管保俊眼疾手快，转身又是一枪，鬼子应声倒地。“剩下的伪军都愣在原地，没人敢动。我趁他们没反应过来，拔腿就往旁边的芦苇荡里跑，鞋子跑掉了也不敢捡，光着脚在泥地里跑，脚底被石子划破了，流着血也不觉得疼。”
　　直到跑出十几里地，确认没人追来，管保俊才敢停下来喘气。他靠在一棵老槐树上，看着手里的枪，枪身上还沾着血，心里却很平静。“那时候我就想，只要能杀鬼子、保同志，就算死了也值。”管老说，在战争年代，脑子灵活、有本事才能活下去。“我一年半之内换了四个地方，从八滩到小尖，再到黄圩、六套，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有时候刚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就要马上转移，连跟孩子们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后来调到八滩纪委做地方工作，他既要监督党员纪律，防止有人叛变，还要帮着组织群众搞生产，“老乡们说：‘管老师，你太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只要咱们能守住这片地，能种出粮食，鬼子就打不垮咱们。’”
　　
　　1943年，管保俊随部队参加了八滩王桥战斗，这场仗打了整整三天三夜，打得异常惨烈。“鬼子的碉堡火力特别猛，我们的子弹不够，就用大车堆上湿棉被当‘移动盾牌’——湿棉被能挡住子弹，战士们躲在后面，一点点往前推进。”管老比划着当时的场景，“第一天晚上，我们就趴在田埂上，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田里的水，身上的衣服被露水打湿了，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可没人喊累，也没人退缩。”战斗打到第三天，战士们都快撑不住了，有的战士腿被打断了，还趴在地上开枪；有的战士胳膊中了弹，就用另一只手扔手榴弹。“最后我们打赢了，把鬼子赶出了王桥。组织上给每个战士发了两三块钱补贴，大家都舍不得花，有的说要寄给家里，有的说要留着买子弹，继续打鬼子。”
　　还有一次，管保俊随区队配合新四军主力攻打安泰日军据点。“那据点是个土圩子，四周挖了护城河，日伪军躲在里面，拼命往外打枪，我们攻了好几次都没攻进去。”管保俊熟悉那一带的地形，知道土圩子的东北角有个小洞口——那是之前老乡们为了给里面被困的亲人递食物，偷偷挖的，只有碗口那么大。“那天夜里，我自告奋勇去送手榴弹。借着月光，我匍匐在地上，一点点爬到洞口边，掏出腰间的手榴弹，拉开引线，等了两秒，才从洞口扔进去。”
　　“轰隆”一声巨响，土圩子里传来了鬼子的惨叫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四个鬼子，还有两个伪军被炸伤了。剩下的日军知道逃不掉，都自杀了。”战斗结束后，管保俊没歇着，又帮老乡们点麦地、种玉米。“老乡们的地里因为打仗，好多麦子都倒了，我就帮着扶起来，再重新种上。有个老乡拉着我的手说：‘管老师，你真是个好人。’我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你的地就是我的地，咱们得一起好好种，才能有好日子过。’”
　　
　　可命运总在不经意间给人沉重一击。194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管保俊正在家吃早饭，刚端起碗，就听见院门“哐当”一声被踹开，他的小学同学王二麻子带着两个伪军冲了进来。“王二麻子以前跟我一起念过书，后来投敌当了伪军，他知道我教过书，也猜我跟地下党有关系。”管保俊想反抗，可已经来不及了，伪军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门外拖。“我娘从屋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哭，说：‘别抓我儿子，他是个好老师，你们抓错人了。’王二麻子一脚把我娘踹倒在地，说：‘老东西，再拦着，连你一起抓。’我只能回头喊：‘娘，您别担心，我没事，您好好照顾自己。’说完就被他们拖走了。”
　　管保俊被关在响水县的伪县政府监狱里，这一关就是十天。“他们每天都来审我，问我‘地下党还有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情报藏在哪’。我不说，他们就往我鼻子里灌辣椒水。”管老的声音低了下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牢房，“辣椒水辣得我眼泪、鼻涕一起流，连气都喘不上来，最后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他们就用冷水泼我，等我醒了，再继续灌。还用电线抽我的背，用烙铁烫我的胳膊，我的背上、胳膊上全是伤，没有一块好肉。”
　　可不管受多少罪，管保俊始终没说一个字。“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党员，我发过誓，就算死，也不能出卖同志，不能背叛组织。”他说，那时候最庆幸的是，抓他的是伪军，不是日军，“要是落到鬼子手里，他们有更多折磨人的法子，我可能真的撑不住。伪军虽然坏，但他们怕事，见我实在不说，就觉得我‘没价值’，看管也慢慢松了。”
　　就在管保俊奄奄一息，觉得自己快要死的时候，组织上找到了在伪常备队当差的一个老乡。“那老乡也是地下党，他花了钱，买通了常备队的队长，说：‘管保俊是我远房亲戚，是地主家喂牛的伙计，之前跟人吵架，被人诬告了，抓错人了。’”就这样，管保俊被保了出来。“出来的时候，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站都站不起来，是老乡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娘看见我，哭得说不出话，只能一遍遍地摸我的脸，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回家后，管保俊躺了整整三年，腿不能动，手也抬不起来，连吃饭都要靠娘喂。“那时候我特别绝望，觉得自己成了废人，帮不了组织，也养不了娘，好几次都想过自杀。”可娘总在他耳边说：“保俊，你要活着，你是为国家受的伤，你得看着鬼子被赶出去，看着咱们的好日子来。”
　　
　　抗战胜利后，转机终于来了。有一天，一个陌生老人敲开了管保俊家的门，他是来自灌南县百禄乡嵇管庄的嵇六爹，是个懂点医术的民间郎中。“嵇六爹看我躺了这么久，说：‘孩子，我给你试试，死马当活马医，治不好你也别怨我。’”管老回忆道，“他从包里拿出一根五寸长的银针，在我胸口的穴位上按了按，然后猛地扎了进去。我当时疼得大叫，浑身都在发抖，可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胸口不那么闷了，能顺畅地喘气了——他说，我肺里积了气，那针把气排出来了。”
　　从那以后，嵇六爹每天都来给管保俊针灸、熬药。慢慢地，管保俊能坐起来了，能扶着墙走路了，虽然阴雨天胸口还会刺痛，腿也有些跛，但他终于能下地了。“我娘拉着嵇六爹的手，给她磕了三个头，说：‘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嵇六爹说：‘我不是恩人，保俊才是恩人，他为国家打仗，我帮他治病，是应该的。’”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要把管保俊评为二等伤残军人，给他发抚恤金，可他拒绝了。“我跟领导说‘我现在能走路，能干活，不给组织添麻烦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才该得这个荣誉，我活着，已经很幸运了’。”后来，政府安排他去县里的小学当美术老师，“我喜欢画画，也喜欢孩子，可我站不了多久，站半个小时，腿就疼得受不了，只能婉拒了。”
　　为了自食其力，管保俊跟着村里的老木匠学手艺。“一开始学刨木头，手被刨子划破了好多次，流着血继续学。后来学会了做桌子、椅子、柜子，乡亲们谁家要做家具，都来找我，我收的钱很少，能糊口就行。”再后来，他结婚成家，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我，给我买吃的、穿的。我告诉他们，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做了两件事：教了几年书，打了几年鬼子，你们要记住，咱们的好日子，是无数战友用命换来的，不能忘。”
　　管保俊老人家生活还能自理，每天早上都会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两圈。“我喜欢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看着院子里的月季花，想着以前的事——想着郭明哲、纪有深，想着那些牺牲的战友，想着嵇六爹，也想着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