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九章 黄土高岭，衢县都灵

　　(一)
　　
　　2024年盛夏的鞍山，正午阳光把老干部活动中心门前的柏油路晒得发蔫，我抱着装着录音笔、笔记本和老兵照片集的帆布包，站在“光荣之家”的铜牌前深吸了口气。眼前要见的余新元老人，是外公李明和王强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传奇老兵”——一个从甘肃放羊娃成长为战斗模范的老英雄。
　　推开门时，老人正坐在椅子上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听见动静抬头：“你就是李明的外孙？”他声音不算洪亮，却带着西北人特有的厚重，指了指旁边的木凳，“坐，喝碗凉绿豆汤，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解解暑。”
　　我们喝着工作人员帮忙提供的清甜绿豆汤，余新元的思绪先飘回了1936年的甘肃静宁。“那时候我才16岁，天天天不亮就赶着地主家200多只羊上山，鞭子甩得再响，也赶不走肚子里的饿。”他手指在藤椅扶手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模仿当年赶羊的节奏，“有天傍晚往回走，看见村口围了一群人，走近了才见着一队兵——衣裳是灰的，有的还打着补丁，却没人进老乡家的门，有个兵还帮张奶奶把晒在坡上的玉米秆抱回了家。”
　　
　　余新元忽然停住，伸手揉了揉眼角：“以前也见过兵，要么抢粮，要么抓壮丁，老乡们见了都躲。可这队兵不一样，晚上就睡在戏楼底下，早上起来还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后来才知道，这是红军。”说到这儿，他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激动，“没过几天，他们在戏楼上搭了台子，有人唱秦腔，有人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挤在最前面，清清楚楚听见‘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跟爹说‘我要当红军’。爹蹲在门槛上抽了半袋烟，红着眼说‘去吧，跟着好队伍，别给家里丢脸’。
　　“走的那天，我跟往常一样赶着羊，走到村外岔路口，就把羊往地主家的方向赶了赶，自己转身追上了红军的队伍。”老人笑了，眼里闪着少年般的光，“指导员见我小，问我：‘不怕死吗？’我说：‘怕饿着，不怕死。’就这么着，我成了红一方面军里年龄最小的兵，跟着队伍走了二万五千里。”
　　
　　1937年8月25日，是余新元老人第一次直面战火的日子。那天他刚编入115师独立团当通讯员，就接到了传达紧急命令的任务。“那会儿部队在平型关附近，子弹在耳边‘嗖嗖’飞，我揣着命令纸，猫着腰往前沿阵地跑。布鞋早被石头磨破了，脚板上全是血泡，一沾地就疼得钻心，可我不敢停——指导员说，这命令关系到几百个战友的命。”
　　老人撸起左臂，一道约3公分长的浅褐色疤痕清晰可见：“快到阵地时，一块弹片擦着胳膊飞过去，当时没觉得疼，只看见血顺着袖子往下滴，把命令纸都染红了。我赶紧把纸揣进怀里，用布条扎住胳膊，接着跑。后来才知道，就是凭着这道命令，我们团及时调整了部署，打退了鬼子的冲锋。”
　　真正让老人名声远扬的，是1939年的黄土岭战役。提起那场仗，老人的身体不自觉地坐直了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那是11月，天已经冷了，我们在黄土岭的山坳里埋伏了三天三夜，干粮早就冻硬了，啃一口能硌着牙。”他回忆道，“日酋阿部规秀带着1500多人来犯，这家伙号称‘名将之花’，打仗凶得很。可他没想到，我们早就在这儿布好了口袋阵。”
　　战斗打响时，余新元刚调入炮兵连当迫击炮手。“鬼子的冲锋一次比一次猛，我们团打退了他们17次冲锋，阵地前的尸体堆得能挡住视线，光鬼子的就有300多具。”老人的呼吸有些急促，“后来陈正湘团长拿着望远镜观察，忽然指着远处那座独立家屋说‘你们看，那儿有鬼子指挥官来回走，肯定是指挥所’。他当即下令，让我们炮兵连开炮。
　　“我跟三个战友跑过去，迅速架起4门迫击炮。瞄准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想着终于能端了鬼子的老窝。”老人的声音里满是自豪，“12发炮弹，一发接一发地打出去，每一声炮响，我都盯着那座房子。最后一发炮弹落下去时，我看见房子塌了半边，鬼子立马乱了，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跑。”
　　可胜利的喜悦还没褪去，剧痛就从左腿传来。“战斗一停，我想站起来跟战友们庆祝，却发现左腿动不了。低头一看，裤子早就被血浸透了，密密麻麻的弹孔像马蜂窝一样，血还在往外冒。”老人的声音沉了下去，“战友们把我抬到担架上，军医过来一看，皱着眉说：‘得截肢，不然会感染。’我当时就哭了——我才17岁，我还想跟着队伍打仗，还想回家见爹，怎么能没了腿？”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外国人走了过来，正是白求恩大夫。“他蹲在担架旁，握着我的腿看了半天，抬头对军医说：‘17岁截了不是可惜了么？我来试试。’”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泪光，“白求恩大夫给我做手术时，身边的护士说他刚做完另一台手术，已经两天没合眼了。他拿着手术刀，手稳得很，做了几个小时，终于把子弹取了出来。术后他还特意嘱咐护士，要每天给我换药，不能让伤口感染。”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12发炮弹不仅摧毁了日军的指挥所，还炸毙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消息传来时，全连的战友都围着我欢呼，说我立了大功。可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白求恩大夫救了我的腿，是战友们跟我一起扛过来的。”
　　
　　1941年的河北井陉煤矿破袭战，余新元又一次冲在了最前面。“那会儿鬼子靠着煤矿补充物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煤矿炸了，断他们的补给。”老人回忆道，“我跟战友们钻进井下，摸着黑往机器旁爬。井下又黑又闷，到处都是煤尘，呛得人直咳嗽。我们把炸药包放在机器下面，拉了引线就往外跑。刚跑出井口，身后就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煤矿的井架塌了半边。”
　　可就在撤退时，敌人的炮弹追了上来。“一块炮弹碎片扎进了我的后腰，疼得我直打滚。战友想把我抬下去，我跟他们说‘别管我，先撤’，说着就爬起来继续跑。后来才知道，我的后腰被扎了7处伤，流了好多血。”因为作战勇敢，余新元被记功一次，还升了副排长。
　　同年9月的老君堂掩护战，更是让余新元经历了九死一生。“那会儿我们团负责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阻击阵地设在常友沟的沙岭。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每座山都像独立的柱子，没地方躲，只能硬扛。”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沉重，“2000多鬼子围着我们打，子弹像下雨一样。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友差不多都牺牲了，最后就剩我和4个战友守着阵地。”
　　他记得很清楚，战友张连弟是第一个牺牲的。“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我想过去拉他，却被张祥拉住了——那会儿张祥的两条腿已经被炸掉了，他坐在地上，手里还握着枪，说‘别管他，守住阵地’。”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后来张祥也不行了，他临死前跟我说：‘新元，一定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别让我们白死。’”
　　直到接到大部队成功转移的消息，余新元才带着两名战友突围。“我们先把牺牲战友的尸体拖到岩石后面，用树枝盖好，然后往山下跑。跑着跑着，一颗子弹从我的左前胸穿了过去，我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两名战友的背上，他们正轮流背着他往山上跑。“后来我又昏了过去，再醒来时，已经在老乡王义珍家的炕上了。”
　　余新元说，王义珍发现他时，他已经没了气息，可余新元不甘心，摸了摸他的鼻子，发现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就把他抬回了家。“那会儿缺医少药，老人家每天用温水给我擦身子，用勺子喂我米汤。我昏迷了200多天，期间好几次都快不行了，老人家就守在我身边，一边哭一边喂我米汤，说：‘孩子，你可得挺过来啊。’”
　　200多天后，余新元终于醒了过来。“我睁开眼，看见老人家坐在炕边，头发全白了，眼睛也肿了。我挣扎着跪起来，给老人家磕了三个头，说：‘您就是我的亲娘，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后来余新元去找队伍，战友们见了他都不敢相信，说“余新元你居然还活着，真是命大”。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杨成武司令员亲自授予他“战斗模范”称号，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勋章。
　　
　　抗战胜利后，余新元跟着部队转战东北，又打了无数场仗。辽沈战役时，他的右脚被机枪打成了血肉模糊，可他还是咬着牙往前冲。“战后医生说，我的半个脚掌保不住了，只能截肢。我跟医生说：‘没事，只要还能打仗，少个脚掌算什么。’”后来他装上了假肢，依旧跟着队伍南征北战。在战争年代，余新元先后荣立2次大功、1次中功、2次小功，胸前的勋章换了一枚又一枚。
　　新中国成立后，余新元来到鞍山，历任人武部政委、鞍山军分区副政委、正师职顾问等职。在人武部政委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7年，为部队输送了无数优秀战士，其中就包括雷锋和郭明义。“雷锋刚入伍时，还是个毛头小子，可他特别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战友打扫卫生、洗衣服。我跟他说‘当兵就要保家卫国，要为人民服务’，他记在了心里，后来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81年，余新元离休了，可他并没有闲着。30多年来，他义务担任了146所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走遍了鞍山的各个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讲雷锋精神。“我年纪大了，不能打仗了，可我还能给孩子们讲故事，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让他们别忘了过去，别忘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2015年9月3日，92岁的余新元老人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那天我坐在轮椅上，看着整齐的队伍从面前走过，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余新元的声音里满是骄傲，“我跟身边的人说：‘你看，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采访结束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人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余新元老前辈握着我的手，力道依旧很足。
　　
　　
　　(二)
　　
　　2024年的浙江淳安，梅雨刚过，山间的雾气还没散尽，泥土里混着稻香与草木的气息。我沿着浪川乡蜿蜒的石板路往村里走，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穿军装的年轻人眼神锐利，胸前别着黄埔军校的校徽，这便是我此行要见的抗战老兵徐式昌。这位百岁黄埔生，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敌后游击往事。
　　推开徐家老宅的木门时，老人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打盹，膝头盖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帕子。听见动静，他缓缓睁开眼，声音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温润：“你就是来听我讲过去的娃吧？坐，我让孙女给你泡杯明前茶，是自家山上采的。”
　　茶盏里的热气袅袅升起，老人的思绪先飘回了1937年的夏天。“那会儿我才17岁，在淳安浪川乡的私塾里读书，每天抱着《论语》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手指轻轻敲着藤椅扶手，像是在回忆当年的读书声，“七七事变的消息传过来时，乡绅家的广播喇叭响了一整夜，说北平丢了，鬼子要打过来了。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不能再躲在书斋里，得去当兵，去打鬼子。”
　　没过多久，徐式昌听说第三战区军官训练团在衢州招人，揣着娘连夜缝在棉袄里的两块银元，瞒着家人偷偷出了门。“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娘在灶房煮了鸡蛋，塞给我时眼泪掉在我手背上，说‘早点回来’。”老人的声音轻了些，“我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走了三天三夜到衢州，脚上的布鞋磨破了，光着脚走在石子路上，血泡破了又长，可一想到能打鬼子，就不觉得疼。”
　　
　　在训练团的一年里，徐式昌每天天不亮就出操，练刺杀、学射击，木枪的枪托磨得手心起了厚厚的茧子。“教官说：‘你们是老百姓的兵，要拿命护着老百姓。’这句话我记到现在。”1939年6月，他听说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三分校在金华招生，拉着同窗洪嘉柈就往金华跑。“我们没钱坐车，一路靠步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到金华时，两人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全是泥，招生的军官差点把我们当成乞丐赶出去。”
　　考试那天，作文题是《论抗日救国》，徐式昌挥笔写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倭奴不灭，何以家为”，主考官看完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有黄埔精神！”他和洪嘉柈都考上了，徐式昌被分到步兵科，开始了两年多的军校生活。“每天要背《步兵操典》，还要练战术沙盘，夜里还得偷偷躲在被窝里学英语——那会儿想着，说不定以后能跟盟军一起打鬼子。”
　　1941年夏，徐式昌从黄埔毕业，被分配到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成了鲍步超少将的中尉副官。“鲍司令是黄埔6期的学长，对我们这些学弟特别严，却也特别护着我们。”两个月后，他跟着鲍步超带100多人去安徽雄村的中美特种合作所受训，“那里有美国教官，教我们用汤姆逊冲锋枪，还教我们无线电通讯和爆破技术。学员里有学生、教员，还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工人，大家白天一起训练，晚上就围在一起聊家乡，都说等打跑了鬼子，要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1943年2月，徐式昌升任奋勇总队1营少校副营长，部队驻扎在离南京仅80多公里的高淳县。“那地方是块‘四不管’的地，日军、伪军、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刀会的人，在街上走三步就能遇上不同路子的人。”他压低声音，像是怕惊动了当年的敌人，“我们白天躲在农民家里，有的扮成佃户，有的扮成货郎，晚上就换上便装，揣着炸药和短枪摸进南京城。有一回我扮成粮贩子，推着独轮车过城门，鬼子搜身时，我的手心里全是汗——独轮车的夹层里藏着炸电线杆的炸药，只要他们多摸一下，我就只能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1944年4月20日的南京中华门爆破战，是徐式昌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夜晚。“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雨点砸在伞上‘噼里啪啦’响，正好能盖住我们的脚步声。”他和100多名队员分成三队，一队炸桥梁，一队毁电线杆，一队负责掩护。“我带的队负责炸中华门附近的石桥，队员们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把炸药包绑在桥墩上。我看着导火索‘滋滋’冒火星，心里又紧张又激动，直到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桥身塌了半边，水花溅得有一人高，我才敢喊‘撤’！”
　　撤退到江宁时，他们路过汪伪警察局的办公处，看见里面灯火通明，几个伪军正围着桌子打牌。“我跟队员们使了个眼色，大家举着枪冲进去，伪军们吓得魂都没了，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跪地求饶。”徐式昌没杀他们，只是把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是中国人，怎么帮着鬼子欺负自己人？想回头的，就跟我们走！”没想到，当场就有100多个伪军愿意跟着他们走，“我们带着他们回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时，司令还笑着说：‘徐小子，你这趟不仅破了敌，还给咱们添了兵，立大功了。’”
　　1944年4月底，徐式昌的部队奉命转移到金华、龙游、衢县一带，任务是打游击、骚扰日军，拖住他们的主力部队。6月，他升任奋勇总队7中队中队长，部队驻防在龙游铁路南侧的树林里。“我们就300多人，枪也不全，有的队员还拿着土制的鸟铳，跟鬼子的装备比差远了，只能靠埋伏和偷袭。”
　　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当地的情报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徐式昌：“徐队长，不好了！500多鬼子从衢县都灵山下来了，要经过龙游，还抢了老百姓不少东西！”徐式昌立刻召集队员们开会：“鬼子人多，我们不能硬拼，等他们宿营了再动手！”他带着队员们扛着迫击炮，钻进铁路旁的密林中，盯着日军的队伍慢慢走过来——鬼子们背着三八式步枪，有的肩上扛着抢来的鸡，有的手里牵着老百姓的牛，一路说说笑笑，完全没把游击队放在眼里。
　　傍晚时分，日军在龙游官潭头的空地上宿营，搭起了十几顶帐篷。“天开始下毛毛雨，雾也大了，鬼子累了一天，倒头就睡，连岗哨都没放几个。”徐式昌等到夜里12点，见帐篷里的灯都灭了，才悄悄打了个手势。队员们分成四组，悄悄绕到帐篷周围，把日军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喊了声‘打’，迫击炮先轰了十几炮，‘咚咚咚’的炮声在夜里特别响，紧接着，信号弹‘嗖’地一下窜上天，机枪、步枪全响了起来。”
　　鬼子在睡梦中被惊醒，有的光着脚就往外跑，有的还没摸到手枪就被打倒在地。“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帐篷被烧得噼啪响，鬼子死伤了20多个，剩下的以为遇上了国军大部队，抱着枪往衢县方向跑。”徐式昌没让队员们追：“我们人少，追上去容易吃亏，见好就收。”
　　清理战场时，队员们从鬼子的帐篷里搜出了不少东西——有抢来的生猪、活鸡，还有几匹布和一坛子糖。“我跟队员们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东西，我们不能要。”第二天一早，他们把这些物资分给了附近的村民，“有个老大娘拉着我的手，往我兜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说：‘你们是好人，帮我们报仇了。’”徐式昌笑着说，“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鬼子疲劳，地利是我们熟路，人和是百姓帮衬，少一样，这仗都打不赢。”
　　1945年初的一次伏击战，让徐式昌至今想起来都捏把汗。“我们得到情报，有一小队鬼子要出来扫荡，就在城北的山道上设了埋伏。”没想到，鬼子提前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派了大部队来追。“我赶紧下令撤退，让警卫员何生明断后。何生明是湖南常德人，个头不高，却特别能跑，我给了他两把20发子弹的快慢枪，让他拖住鬼子。”
　　撤退时，徐式昌回头望了一眼，看见何生明正被十几个鬼子追着跑，子弹在他身边“嗖嗖”飞过。“我心想‘完了，这小子肯定要出事’，没想到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带着鬼子翻了十几个山头，把鬼子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自己居然扛着枪跑回来了，就是衣服被勾破了几个口子。”说到这儿，老人忍不住笑了，“后来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怕啥，我还没娶媳妇呢，不能死在鬼子手里’。”
　　抗战胜利那天，徐式昌正在淳安港口的部队里，听见街上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和队员们抱着枪哭了起来。“打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后来，他跟着部队到南京溧水驻防，在那里认识了妻子查逸青。“她是当地小学的老师，温柔又善良，第一次见她时，她正在给孩子们教‘我爱中国’。”1947年，徐式昌厌倦了战争，不想再看到有人流血，就脱离了部队，和查逸青结了婚。
　　
　　新中国成立后，徐式昌考上了南京会计专科学校，后来又进了河南大学开封行政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淮阳专区供销合作总社当主办会计，生了两儿四女。1963年，他带着家人回到淳安浪川乡，在医药采购站工作，直到退休。“现在的日子多好啊，能吃饱饭，能安安稳稳地晒太阳，都是当年那些战友用命换来的。”
　　2015年，徐式昌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对着镜子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老徐啊，你没辜负当年的誓言，也没辜负那些牺牲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