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预备枪手，学生猛士

　　(一)
　　
　　湖南宁乡的晨雾还没散尽，青石板路缝里的青苔沾着露水，踩上去发着轻微的“咯吱”声。我按着事先打听的地址，在一条窄巷尽头找到了廖湘亮老人的家——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一位穿蓝布对襟衫的老人正坐在竹椅上静等。
　　“是写抗战故事的周捷吧，我知道你外公李明老兵的事。”见我站在巷口张望，老人先开了口，声音虽有些沙哑，却透着股爽朗。他往旁边的石凳上拍了拍，搪瓷杯搁在凳角，杯沿磨得发亮，“坐，我这院子没什么好招待的，就晒着太阳说说话。”我刚坐下，老人就从口袋里摸出个铁皮烟盒，抽出卷好的旱烟，点燃后吸了一口，烟雾袅袅中，他的眼神飘向了院外的远山，像是穿透了几十年的时光，“要说打仗的事，得从1937年说起……”
　　
　　那年抗战爆发，宁乡城里到处是逃难的人，廖湘亮的大哥刚满二十岁，就被抓了壮丁，编进了长岳学兵大队。“那时候我才十五，送大哥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个铜板，说：‘弟，等我回来’，可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老人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搪瓷杯，声音低了些。1940年2月，他实在惦记大哥，揣着几个红薯就往部队驻地跑，刚到营门口，就被个挎着枪的连长拦住了。“那连长看我身板结实，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找大哥，他说‘当了兵，说不定就能跟你哥碰面’，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当了兵。”
　　可军营里的日子，远没有他想的简单。1941年宁乡抓壮丁，他因为是“新兵”，被编入壮丁队伍，往广东韶关送。送兵的卡车是敞篷的，一路颠簸，他和其他壮丁挤在一起，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刚开到乐昌，天突然黑了下来——不是要下雨，是鬼子的飞机来了！”老人猛地提高了声音，手也攥紧了，“十五架飞机，跟黑老鸹似的，轰鸣声能把耳朵震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我抱着路边的老樟树缩成一团，泥土和碎石头往我身上砸，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直到没了声响才敢抬头。”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身边好几个壮丁都没了气，有个跟我同村的小伙子，头天还跟我聊家里的爹娘，那时候就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红薯。”
　　逃过一劫后，他被分到了73军军部音乐队，负责吹大号。“别人拿枪，我拿号，可这号也不是好吹的。”老人笑了笑，模仿着吹号的姿势，“常德会战的时候，我们在阵地上吹军号，炮弹在旁边‘轰隆隆’炸，土块溅到脸上生疼，可我手不能抖——号声就是命令，要是我吹错了，前线的弟兄就找不着方向了。”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离他不到十米的地方，他被气浪掀翻，大号也摔出了个坑，可他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号捡回来，擦干净泥土继续吹，“那时候就想着，我多吹一声，弟兄们就能多一分劲。”
　　
　　1942年初，他从音乐队调到了步兵连，本以为能跟鬼子真刀真枪干一场，可没想到，1944年的宁乡保卫战，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噩梦。那年6月，日军逼近宁乡，城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廖湘亮的父亲是村里的甲长，负责抓壮丁凑数。“我爹那时候愁得头发都白了，家里大儿子、小儿子已经在部队里没了消息，剩下四个儿子，他舍不得，可上面说，凑不够数就把他拉去打军棍。”老人叹了口气，“我在部队里听说了这事，连夜找长官请假，我说‘我爹快被打死了，我得回去’，长官一开始不批，我就跪在营部门口，跪了半宿，他才松口，给了我一个月假。”
　　可他回了家，却做了个让父亲又哭又骂的决定——以壮丁身份报名，补上最后一个名额。“我爹看见我报名，抱着我哭，说：‘六个儿子，不能都没了。’可我跟他说：‘爹，我是老兵，我能活着回来，还能杀鬼子。’”就这样，1944年6月的一个下午，廖湘亮成了自卫军的一名壮丁，下午3点报的到，4点跟着大伙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吃了顿糙米饭——米饭里混着沙子，菜就是盐水煮青菜，可没人抱怨，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顿饱饭。饭后，他领了一把旧步枪和五发子弹，枪身满是锈迹，扳机都不太灵活，“老兵说：‘能有枪就不错了，好多人还拿着大刀呢。’”
　　晚上8点，他们就被推着往前线走。“那座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特别陡，石头又滑，我们摸着黑往上爬，连手电筒都不敢开，怕被鬼子发现。”爬到半山腰，就听见山顶传来机枪声，有人吓得腿软，想往后退，却被长官拿着枪指着：“往前冲，退就是死！”廖湘亮有几年兵龄，心里还算稳，他扶着身边一个腿抖的新兵，说“跟着我，别乱跑”。可刚爬到离山顶还有几十米的地方，日军的机枪就扫了过来，“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我亲眼看见刚才扶着的那个新兵，胸口被打了个洞，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他看着我，想说什么，可没来得及……”老人的声音哽咽了，他掏出旱烟，却半天没点着，“不到5分钟，我们连一百多号人，就剩下27个了。”
　　幸存的人被重新整编，廖湘亮被分到了第3排第7班当预备枪手——所谓预备枪手，就是等前面的枪手牺牲了，立刻顶上去。一个满脸是疤的老兵拍着他的肩，粗声问：“会打枪不？别到时候连扳机都扣不动。”他接过老兵递来的机枪，熟练地检查了弹匣，说“试试就知道”。话音刚落，就看见几个人往这边跑，走近了才看清，是团长、营长，还有他们连的连长喻新明。“喻连长是醴陵人，嗓门大得能震山，他走到我跟前，指着周围问：‘人呢？’我指着剩下的弟兄，说：‘全在这了。’他又问：‘枪呢？’我数了数，说：‘还有6挺机枪，几支步枪。’”喻连长盯着他看了几秒，见他不慌不忙，就拍了拍他的肩：“行，这些枪归你管，守住这儿，别让鬼子上来。”后来，喻连长还特意让人送了两支新步枪过来，“他说：‘你是老兵，我信你。’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接下来的几天，廖湘亮成了阵地上的“临时指挥”。挖交通壕、修战壕，他教新兵怎么把战壕挖得深一点，怎么躲炮弹；鬼子没来的时候，他就给新兵讲怎么瞄准，怎么节省子弹。“那些新兵大多是从吉安樟树调来的，有的才十六七岁，连枪都没摸过，夜里偷偷哭，想爹娘。”他就把自己的旱烟分给他们，说“等打跑了鬼子，就能回家见爹娘了”。可鬼子没给他们太多时间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发起了第一次冲锋。“鬼子端着枪，‘嗷嗷’地往上冲，我喊着：‘机枪瞄准了打！’自己也操起步枪，一枪一个准。”新兵们一开始还害怕，可看见廖湘亮打得猛，也跟着鼓起了劲，硬是把鬼子打退了。隔了一天，日军又冲了一次，这次还加了迫击炮，炮弹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石头乱飞，可他们还是守住了。
　　可子弹越打越少，到了第五天半的时候，廖湘亮发现，有挺机枪已经空了好几次，他自己的步枪里，也只剩下5发子弹。“我赶紧去找喻连长，说：‘连长，没子弹了，再没子弹，鬼子上来我们就只能拼刺刀了。’”喻连长皱着眉，往营部跑，可没一会儿就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上面让我们撤退，退到后面的山顶去。”他们刚收拾好枪，就听见营部、团部那边机关枪响得厉害，还有大喇叭在喊：“兄弟们啊，临阵退缩，就地枪决！”
　　“我当时心里一紧，怕真被当成逃兵枪毙了。”廖湘亮说，喻连长急得满头大汗，跑去找上面交涉，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了补给——两车子弹，还有几箱手榴弹。可子弹刚卸下来，日军就又攻上来了。“我赶紧跟喻连长说：‘让送弹药的同志把手榴弹盖子都拧开，放旁边备用，等鬼子近了再扔！’”他话音刚落，就操起机枪扫了起来，新兵们也跟着开火，拧开盖子的手榴弹一个个往鬼子堆里扔，“爆炸声、枪声、鬼子的惨叫声混在一起，我看见十几个鬼子倒在山坡上，剩下的扭头就跑。”
　　还没等他们喘口气，喻连长就接到了电话，上面要求他们坚守到次日12点。“那一夜，我们没敢合眼，轮流盯着山下，怕鬼子偷袭。”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山泉水，有个新兵冻得发抖，廖湘亮就把自己的外套脱给他，“都是兄弟，得互相帮衬着。”就这么熬了一个星期，他们终于等到了撤退命令。廖湘亮横背着机枪，带着剩下的弟兄往后跑，到了后方营地，见长官们都阴着脸，没人说话。“我拉着个参谋问怎么了，他说：‘师长中炮牺牲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守的那座山，有多重要。”
　　
　　等日本人从宁乡乡下撤退，廖湘亮迫不及待地往家跑。推开家门，他看见父亲坐在门槛上，嘴角挂着血，看见他回来，父亲哇的一声就哭了：“亮啊，你五个兄弟……都没了……”原来，他的二哥、三哥、四哥、五哥还有小弟，都在宁乡保卫战中牺牲了，有的连尸体都没找着。“我抱着我爹，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像被刀子剜一样疼。”老人抹了把眼角，“可我知道，我不能倒下，我爹还需要我，那些牺牲的弟兄，也需要我替他们杀鬼子。”
　　父亲的病稍微好点后，廖湘亮就又报了名，加入了国军第四纵队。长官知道他是老兵，有作战经验，还胆子大，就让他做情报工作，去敌占区收集日军的动向、进攻路线地图，还有哪些地方有日军的岗哨。“我常化装成老百姓，挑着担子，里面装着蔬菜或者柴火，在宁乡城里转。”有一次，他在日军的岗哨附近侦查，看见个鬼子哨兵正靠着树干抽烟，手里的枪放在一边。“我心里一动，摸出怀里的匕首，趁他不注意，绕到他身后，一下子就刺了进去。”他不敢多停留，拔了匕首就往城外跑，衣服上沾着血，跑了十几里地才敢停下来，“那时候不怕吗？怕，可一想到我兄弟都死在鬼子手里，就什么都不怕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部队时，廖湘亮正在汉口执行任务。“那天城里放鞭炮，老百姓都出来欢呼，我看见日军军官低着头，把投降书递给我们长官，我忍不住哭了，这么多年，总算熬出头了。”他跟着第四纵队在汉口参加了受降仪式，看着日军士兵缴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1946年，他以军官身份退伍，回到了宁乡老家，想陪着父亲过安稳日子。可1947年岳阳又抓壮丁，他还是被拉了进去，这次被派到广东，进了交通警察队伍，负责维持治安。“那时候不想再当兵了，可没办法，身不由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廖湘亮从广州回到了宁乡，从此拿起锄头，当了个农民。“种地虽然累，可安稳，不用再担心炮弹落在身边，不用再看着弟兄们倒下。”他在村里娶了媳妇，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却踏实。如今98岁了，他身体还很健朗，每天早上起来绕着院子走两圈，中午喝上半斤白酒，下午就坐在老槐树下晒太阳，偶尔跟村里的年轻人说说过去的事。“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打鬼子的，别忘了那些牺牲的弟兄。”
　　临走时，我给老人敬了个礼，他也颤巍巍地站起来，右手举到耳边，行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握着老人的手，说：“您的故事，我一定会好好写下来，让更多人记住。”他点了点头，又坐回竹椅上，望着院外的远山，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守护着那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我想起外公李明常跟我说的话：“每一个抗战老兵，都是一座活着的纪念碑。”这次宁乡之行，让我更加明白，我续写老兵小传，不仅仅是记录一段往事，更是在守护一份记忆——一份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整个民族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二)
　　
　　我按约走进湘潭抗战研究院的小楼，木质楼梯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档案室的门一推开，满室旧纸墨香扑面而来——肖明慧研究员正坐在长桌后，她面前摊着一叠泛黄的资料，最上面是张黑白照片：青年穿着灰布军装，领口别着徽章，眼神亮得像淬了火，那是她的家族长辈，抗战老兵肖在衡。
　　“老人家在世时，总说自己算不上英雄。”肖明慧指尖轻轻拂过照片边缘，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温软，“他说真正的英雄都埋在岳麓山、衡山的泥土里了，可我总觉得，他的故事，该有人好好听、好好记。”她把一本线装笔记本推到我面前，封皮已经磨损，扉页上是工整的钢笔字：“肖在衡，宁乡人，民国二十六年冬从军。”这是老人留下的战地日记，也是打开那段岁月的钥匙。
　　
　　肖在衡的老家在宁乡乡下，家里五个男丁，大哥沉稳，二哥爽朗，他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活泼的弟弟。在抗战打响前，肖家是乡邻眼里的“兴旺户”，几兄弟跟着父亲种水稻、喂牲口，农闲时，肖在衡就抱着书本看，是家里唯一读过书的孩子。“我爷爷常说，衡儿是块读书的料，将来能走出乡下。”肖明慧笑着说，“后来他真的考上了陶家湾民国大学，还成了图书馆管理员，每月能领两袋米的薪水，当时可让乡亲们羡慕了。”
　　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抗战的烽火就烧到了湖南。“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壮丁政策贴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红漆字像血一样刺眼。大哥第一个报了名，走的那天，肖在衡去送他，大哥把唯一的怀表塞给他：“弟，好好读书，等我回来。”可1940年的冬天，一封阵亡通知书送到了肖家，大哥在枣宜会战中牺牲了。“我父亲说，那天他抱着怀表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坐了一夜，窗外的稻穗被风吹得沙沙响，可他觉得，那声音再也不好听了。”
　　
　　真正让肖在衡下定决心放下书本、拿起枪的，是校园里涌动的爱国热潮。“他常跟我讲，那时候每天都能看见同学背着行李往征兵处跑，有的穿着长衫，有的还戴着眼镜，可一说要去打仗，眼睛里全是劲。”有天下午，他看见几个学生在操场上慷慨陈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喊声震得他心口发颤。当天晚上，他就向学校递交了辞职申请，把图书馆的钥匙交给同事时，他说：“现在不是读书的时候，前线的弟兄们在流血，我得去帮他们。”
　　校长鲁荡平知道了他的决定，没有劝阻，反而铺开宣纸，挥毫写下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字句力透纸背，末了，校长在落款处写了“赠肖生在衡，愿携此志，共赴国难”。肖在衡把这幅字仔细卷好，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团火。他跟着一群爱国学生一路南下，到广西桂林参加军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练队列、摸枪械，手上磨出了水泡，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练。“他说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练好本事，早点上战场杀鬼子。”
　　后来，肖在衡被分配到37军第7师20团供给处军需股，成了一名股长。别人扛枪冲锋，他管的是粮草、弹药、被服，每天要统计物资、调配运输，忙得脚不沾地。“他总说，后勤是前线的‘粮草官’，要是我们掉了链子，弟兄们在前线就得饿着肚子打仗，所以每一笔账、每一件物资，都不能出错。”1941年，部队选拔有文化的士兵去深造，肖在衡因为识文断字、工作细致，被选去桂林军需学校军需专业学习。在学校里，他白天听老师讲物资管理、财务核算，晚上就躲在宿舍里看军事书籍，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心得。
　　
　　可平静的学习生活只过了两年，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打响的消息传来，学校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肖老说，那天他在课堂上听见广播里说‘常德告急，前线伤亡惨重’，再也坐不住了。”他连着三天找校领导申请回湖南参战，软磨硬泡之下，终于得到了批准。临走前，他把那幅《满江红》交给同学保管，“等抗战胜利了，我回来拿。”可他没想到，这一别，那幅字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后来同学在战乱中牺牲，字也跟着遗失了。
　　肖在衡回到部队时，战事已经到了最惨烈的阶段。他被派到汨罗新墙河前线，刚到阵地，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战壕里积满了雨水和鲜血，到处是断裂的枪支、破损的军装，远处的炮火还在“轰隆隆”地响。“他在日记里写：‘此地尸横遍野，河水皆赤，吾辈若不拼死抵抗，家国何在？’”没过几天，因为前线兵力实在不足，搞后勤的肖在衡和其他后勤人员都被拉去当敢死队。每人发了一把中正剑，师长站在高台上，声音嘶哑却有力：“今日此战，杀身成仁，不做俘虏，不成功便成仁！”
　　肖在衡握着冰冷的剑柄，跟着队伍往阵地上冲。日军的机枪扫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才说了半句话，就永远闭上了嘴。“他说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开枪、再开枪。”子弹打光了，他就拔出中正剑，准备和鬼子拼刺刀，可抬头一看，日军已经围了上来，刺刀的寒光离他只有几步远。“他想，反正都是死，不如多拉两个鬼子垫背。”他把最后几颗手榴弹的引线扯掉，扔向敌群，趁着混乱，转身就跳进了旁边的河。
　　河水又冷又急，他不会游泳，只能在水里胡乱扑腾，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树枝的拉扯感弄醒，发现自己被一棵水中的柳树缠住了——树枝勾住了他的军装，把他牢牢固定在岸边。“他说那时候天已经亮了，河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摸了摸腰间，中正剑还在，只是剑鞘被冲掉了，剑身上沾着泥沙和血。”他挣扎着爬上岸，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可他不敢停留，沿着河边一路走，在一片废墟里找到了失散的部队。归队时，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看见他回来，有人忍不住哭了。
　　
　　1944年夏天，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肖在衡又跟着部队上了战场。长沙沦陷后，他们撤到湘阴，军需连被编为预备队。“他本来不用上前线，可那天下午，前线传来消息，说弟兄们快顶不住了，团长喊‘预备队跟我上’，他想都没想就跟着冲了上去。”从点灯时分打到第二天清晨，枪声就没停过。肖在衡的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军装，他撕下一块布条随便缠了缠，继续帮着搬运弹药。天亮时，阵地上静了下来，他才发现，原来一百多人的营，只剩下九十多个能站起来的人，有的人断了胳膊，有的人没了腿，还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夜晚。
　　后来到了岳阳桥头河，战况更惨烈。前方的战士打光了，后方紧急组织敢死队抢占阵地，肖在衡负责全军的军需物资，可身边的人越打越少，最后军需股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他们躲在一块木板底下，听着外面的枪声从密集到稀疏，心里七上八下的。”直到外面传来战友的喊声，“肖股长，鬼子退了！”他才敢慢慢爬出来，身上全是泥土和血，耳朵因为炮火的轰鸣，好几天都听不清声音。
　　衡阳会战前，肖在衡接到了新任务——押送粮食、弹药和生活用品支援衡阳前线。可那时候，日军已经把衡阳城围得水泄不通，四十多天里，援军迟迟不到，水路旱路都被封死，物资只能靠空投。“他说最难受的，是看着天上的空投箱飘向日军阵地，而我们的弟兄们在城里饿着肚子、拿着空枪跟鬼子拼。”几万国军最后只剩下几千人，肖在衡和战友们在运送物资的路上，每天都要跟死神打交道。
　　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摸黑赶路。“他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弹药和粮食，走在田埂上，一步一滑。”只要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就得立刻把车推到路边的沟里，自己趴在地上，任由泥土和草屑落在身上。有一次从湘潭到长沙，一架日军飞机突然俯冲下来，投下的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肖在衡来不及躲，只能跳进旁边的河里。“他撞到了河底的石头，手肘传来一阵剧痛，当时只觉得麻，后来才知道筋断了。”因为没有条件去战地医院，他只能让战友用草药简单敷了敷，伤口愈合后，他的手肘就再也没法伸直了，吃饭、写字都得用左手发力。
　　可即便这样，他也没停下脚步。从湘江到广西，他接着押运物资，水路走不通就走旱路。“他们从湘江出发，到水口山，再把物资运到道县，然后走双牌、宁远、南山，沿着五岭一步步往广西走。”山路崎岖，有的地方只能靠人扛、马驮，肖在衡的手肘疼得厉害，他就用绳子把物资绑在背上，咬着牙往前走。“他说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物资断了，弟兄们还在等着呢。”
　　到了广西，37军幸存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剩下的被编入了临时成立的军工总队。有一次，日军偷袭军需物资仓库，肖在衡正好要过河去师部申请补给，早上出门前，一个战友跟他开玩笑：“肖股长，你这床暖和，我今天就借你的床睡会儿。”他没多想，笑着答应了。可第二天，他在师部看到报纸，上面登着“军需官肖在衡在日军偷袭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吓得他赶紧往回跑。“回去才知道，那个战友睡在他的床上，被炮弹击中了。”肖在衡站在空荡荡的住处，手里攥着那张报纸，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个战友，前一天还跟他说，等抗战胜利了，要一起回湖南老家吃腊肉、喝米酒。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广西时，肖在衡正在清点物资。“他说那天听到广播里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手里的账本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他和战友们抱在一起哭，哭了好久才想起要笑。”不久后，他随部队去缅甸接受日军投降，看着日军军官低着头，把投降书递到军长手里，他想起了牺牲的大哥，想起了新墙河、衡阳城的战友，想起了睡在他床上的那个兄弟，忍不住又哭了。“他说那眼泪，是为了死去的人，也是为了活着看到胜利的自己。”
　　
　　1945年到1949年，肖在衡被编入湖北23军，后来又调到北平，在傅作义麾下继续担任军需股长。1949年9月19日，他随部队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因为工作出色，升为正营级干部，被编入解放军37军独立7师步兵162团，依旧负责军需工作。之后三年，他驻守在张家口，把在军需学校学的知识用到了新的岗位上，每天仔细核算物资、调配供给，从没出过一点差错。
　　1952年，肖在衡以营级待遇转业回了湖南老家，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机会，主动申请去做地方扫盲工作。“他说自己读过书，知道没文化的苦，想让乡亲们都能认字、能看书。”白天，他在田间地头教农民写字，黑板是用木板做的，粉笔是用白灰和水搓的；晚上，他在油灯下批改作业，有时候忙到后半夜。因为工作踏实认真，他被评为湘潭市劳模，奖状挂满了家里的墙。
　　2005年和2015年，肖在衡先后获颁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每次拿到纪念章，他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子敬一个军礼——手肘虽然伸不直，可姿势依旧标准。“他说这两枚纪念章，不是给他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晚年的肖在衡，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岳麓山和衡山。“他会带着酒和水果，坐在烈士墓前，跟战友们说说话，说现在的日子好了，说国家强大了，让他们放心。”他总跟身边的人说，“你们看，这里一边埋着将军，一边埋着士兵，他们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却被人为划了两个等级，这不公平。和他们比，我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几千万抗战士兵里最普通的一个，真的不值得采访宣传。”
　　2016年11月，96岁的肖在衡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临终前，他让家人把一张《满江红》的复印件放在身边——那是他后来找人重新写的，上面的字句，他记了一辈子。“他说，要带着这份志向，去见那些牺牲的战友，告诉他们，他没辜负当年的誓言。”
　　离开研究院时，热心美丽的肖明慧把肖在衡的战地日记和纪念章复印件送给了我。走出小楼，湘潭的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