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百二十七章 坦克炮手，死人堆里

　　2024年春，湖南慈利县的雨刚停了两天，空气里还裹着澧水河的湿气。我带着外祖父李明留下的笔记本，站在县文化馆门口——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签，是外祖父2018年写下的：“滕周权，慈利江垭人，远征军战车兵，孟拱河谷立战功，需补全其受训与作战细节。”如今，我终于踩着外祖父的足迹，来赴这场与老兵的“隔空之约”。
　　推开资料室的木门，“吱呀”一声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孙颖研究员正趴在桌上，手里拿着放大镜逐行读一份档案，见我来，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周捷是吧？你外祖父的资料我看过，太珍贵了。”她指着桌角的牛皮纸袋，“这里面是滕老1942年在兰姆迦基地的受训记录，还有他晚年口述时录的音，你听听，能想起不少细节。”
　　我戴上耳机，老式录音机里传出沙哑却有力的声音：“1940年秋，鬼子的飞机炸慈利高中那天，我正背《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刚念完，窗户就碎了……”声音突然顿了顿，接着是一阵咳嗽，“老师喊‘往羊角山跑’，我跑的时候回头看，教室的屋顶塌了，黑板上还留着‘还我河山’四个字，被火烤得发黑。”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外祖父的笔记本，仿佛能看见16岁的滕周权背着书包，在硝烟里奔跑的模样——他那时候大概还不知道，这一跑，就跑出了校园，跑向了更远的战场。
　　孙颖递来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已经卷了边。照片里，23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挤在运输机舱门口，每个人怀里都抱着课本，滕周权站在最右边，手里攥着本《机械原理》，书角被磨得发亮。“1942年，他看到远征军招学生兵的布告，连夜写了家书。”孙颖翻出档案里的复印件，“你看，信里就写了三句：‘爹，娘，儿去当兵打鬼子，打完就回家；家里的牛记得喂；课本替我收着。’他怕家人拦着，托同学把信带回去，自己跟着队伍上了飞机。”
　　
　　运输机在昆明降落时，滕周权晕得站都站不稳，却还死死抱着那本《机械原理》。转机去孟加拉的路上，他听同队的学生兵说，兰姆迦基地有美国人当教官，有最新的坦克，他心里的劲儿又提了起来。可到了基地才知道，想摸坦克，得先过“卡车关”。“100多顶帐篷沿公路排开，左边是汽车队，右边是坦克队，我拽着背包就往坦克那边冲，结果被教官拽住了衣领。”录音里的声音带着点笑意，“教官说：‘小子，连10轮大卡车都开不明白，想把坦克开沟里去？’我脸一下子就红了，只能跟着去学卡车。”
　　那三个月，滕周权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对着卡车的发动机拆了装、装了拆。孙颖拿出他当年的训练笔记，上面画满了发动机草图，标注着“油管接这里”“齿轮要对准”，字迹工整得像在写作业。“他总说，有文化的兵不能输给没文化的。”孙颖指着笔记里的一句话，“你看，‘今日学倒车，撞坏了木桩，教官罚我擦卡车，擦到半夜才明白，开车跟读书一样，急不得。’后来他学坦克时，这些基础就派上了用场——坦克里的仪表盘比卡车复杂十倍，他看一遍就能记住哪个是油量、哪个是转速，美国人都夸他‘聪明’。”
　　三个月后，滕周权终于摸到了坦克。第一次钻进谢尔曼坦克的驾驶舱，他被里面的噪音震得耳朵疼，车长拍了拍他的肩膀，递来一副耳机：“这铁家伙脾气大，得跟它好好相处。”他看着眼前的炮管，心里既紧张又兴奋——炮管上还留着上一任使用者的刻痕，像是在诉说着之前的战斗。训练时，教官教他们分辨炮弹：穿甲弹弹头尖，像支铅笔，打坦克时要瞄准履带和弹药室；高爆弹弹头圆，像个馒头，轰碉堡时能炸开几米宽的口子；流散弹里装着钢珠，对付冲锋的步兵最管用；烟幕弹是灰色的，撤退时一放，就能借着烟味躲进树林。“最难的是协同作战。”录音里的声音沉了下来，“坦克里噪音大，说话得靠无线电，有时候信号断了，车长拍一下炮塔，我就知道要左转；拍两下，就知道要准备射击。有一次训练，我没听清指令，差点把炮口对准了自己人，车长急得踹了我一脚，说‘你这一炮下去，咱们都得完蛋！’从那以后，我每次作战前，都要跟战友们对三遍信号。”
　　
　　1944年3月，滕周权被分到驻印军战车第6营1连，坐火车往野人山去的路上，他跟战友们一起绑上了粗皮带。“不是为了好看，是怕颠簸时从座位上摔下来。”他在口述里说，“每台坦克里挤4个人，我是8号战车的射击手，车长叫王大春，是个东北人，总说‘咱们这车，就是步兵的铁盾牌，得护着他们’。”可到了前线才发现，这“铁盾牌”的补给成了大问题——盟军负责后勤运输，却把卡车停在离前线几十里的地方，司机说“前面有鬼子的炮弹，太危险”，任凭他们怎么劝，就是不肯往前开。
　　滕周权和战友们只能扛着油桶、抱着炮弹，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野人山的雨下起来就没完，泥浆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劲。有一次，他抱着一箱穿甲弹摔在泥里，炮弹箱开了，他赶紧爬起来捡，生怕炮弹受潮。“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多运点炮弹，战友们就能少流血。”录音里的声音带着点哽咽，“有个叫小李的通讯员，才17岁，扛着油桶走的时候，被鬼子的冷枪打中了，油桶滚在泥里，他还喊‘快把油运上去’……”
　　
　　孙颖按下暂停键，递来一张纸巾：“滕老每次说到这里，都要哭。”我擦了擦眼角，翻开外祖父的笔记本，里面有外祖父采访其他老兵时写的话：“野人山的每一步，都踩着战友的血。”原来，外祖父早就知道这些故事，只是没来得及把滕周权的部分补全。
　　1944年夏天，孟拱河谷的战斗打响了。出发前，滕周权和战友们对好手表时间，车长王大春拍了拍他的肩膀：“咱们争取活着回来，喝庆功酒。”战车排成一列往森林里开，履带压过树枝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响，像是在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突然，王大春喊了声“有情况”，滕周权赶紧凑到观察镜前——树丛后藏着一辆日军95式坦克，炮口正对着前方的步兵阵地，几个步兵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当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滕周权在口述里说，“我手指飞快地调整标尺，心里数着‘一、二、三’，按下射击按钮——穿甲弹‘嗖’地飞出去，正好击中鬼子坦克的弹药室。”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点激动，“我看见那铁家伙瞬间冒起大火，里面的鬼子连喊都没喊出声，步兵们从地上爬起来，朝我们喊‘打得好’！”
　　可没等他高兴多久，眼角就瞥见树林里又冲出来两辆95式坦克，炮口已经对准了他们。“我赶紧系紧皮带，王大春喊‘往废墟后躲’，驾驶员猛打方向盘，战车‘哐当’一声撞在断墙上。”鬼子的炮弹紧接着就打了过来，“轰隆”一声落在旁边，土灰溅了他一脸，他抹了把脸，眼睛都睁不开，却还是死死盯着观察镜。“我突然想起训练时教官说的‘射程差’——谢尔曼坦克的炮能打1500米，鬼子的95式只能打1000米，只要拉开距离，咱们就能占上风。”
　　他跟王大春打了个手势，驾驶员慢慢往后退，等退出鬼子的射程，滕周权立刻调转炮口，手指放在射击按钮上。“第一发打偏了，擦着鬼子坦克的履带过去，王大春喊‘再往左一点’，我深吸一口气，调整标尺，第二发炮弹出去，正好击中鬼子的炮塔！”那辆坦克瞬间燃起大火，里面的驾驶员爬出来想跑，滕周权按下机关枪按钮，子弹扫过去，那鬼子倒在了草丛里。
　　可就在这时，坦克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滕周权被震得从座位上摔下来，头撞在炮管上，嗡嗡作响。“我爬起来一看，第三辆鬼子坦克正从侧翼冒出来，炮口还在冒烟——它绕到我们后面了！”他赶紧喊驾驶员撤退，同时手忙脚乱地调整炮口，“鬼子的穿甲弹打在我们的装甲上，‘哐当’一声，我以为这次完了，结果一看，装甲没穿！后来才知道，95式的穿甲弹威力小，再加上距离远，才没打穿。”
　　趁着鬼子装弹的间隙，滕周权按下射击按钮，穿甲弹“嗖”地飞出去，正好击中鬼子坦克的弹药室，那辆坦克也成了火球。“我瘫在座位上，浑身都是汗，王大春拍了拍我，说‘好小子，又干掉一辆’！”
　　收兵时，滕周权解开皮带想擦把汗，结果腹部的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他这才发现皮带被打穿了个洞，伤口还在流血。“我当时没觉得疼，就是有点晕，王大春赶紧喊卫生员，把我抬下坦克。”后来在空军医院躺了半个月，医生说再偏一点，就伤到内脏了。部队查来查去，也没找到受伤的原因，直到他出院后回到战车旁，才看见油表部位碎了个大洞，一块玻璃碎片卡在皮带里——就是这小块玻璃，差点要了他的命。
　　那场仗，滕周权击毁了3辆坦克，消灭了十多个鬼子，部队给他记了功，兄弟们都喊他“神炮手”。可他总说：“不是我厉害，是战车护着我，是战友们帮着我。要是没有王大春指挥，没有驾驶员配合，我一个人啥也干不成。”
　　
　　录音里的声音渐渐低沉：“在缅甸打仗的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书，交给后方的勤务兵。我写的是‘娘，儿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爹，家里的田别荒了，等打完鬼子，我就回来帮您种；要是我回不来，就把我埋在能看见家乡的地方’。”他顿了顿，“每天都能看见战友倒下，从野人山到八莫，从密支那到腊戌，路边的墓堆越堆越多，每个墓堆上插着块木牌，写着牺牲士兵的名字，有的木牌上连名字都没有，只画了个小小的战车徽章。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墓堆，木牌上写着‘小李’，我才知道，那个扛油桶的通讯员，就埋在这里……”
　　1945年缅北战事结束后，滕周权升了营级，奉命回国给广西前线运物资。8月15日那天，他正在理发店刮胡子，理发师的剃刀刚碰到他的下巴，就听见外面报童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他顾不上擦脸，拽着毛巾就跑出去，买了份报纸，蹲在路边看，报纸上的字模糊不清——他哭了，眼泪落在报纸上，晕开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几个字。“我当时又哭又笑，跟路人喊：‘鬼子投降了！我们赢了！’”他在口述里说，“有个老太太问我：‘小伙子，你是当兵的吧？’我点点头，她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一下子就哭了，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几天后，滕周权收到父亲的来信，信里说爷爷因为想他，眼睛快看不见了，每天都坐在门口，朝着南方望。“我拿着信，在营房里坐了一夜。”他说，“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团长，说‘鬼子投降了，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得回家看看爷爷’。团长留了我好几次，说部队还需要我，可我摇着头说‘家里的老人等不起了’。”就这样，他脱下军装，回了慈利县江垭镇，拿起锄头当了农民。村里没人知道他曾是远征军的“神炮手”，他也从不跟人说——直到2015年，90岁的他接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邀请。
　　
　　孙颖拿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的滕周权穿着深蓝色中山装，胸前挂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头发花白，却腰板挺直。“他第一次跟村里人说起那些往事，是在去北京之前。”孙颖说，“他跟邻居家的孩子说‘爷爷当年在缅甸打鬼子，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当领导把纪念勋章别在他胸前时，他老泪纵横，对着镜头说：“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没等到这一天；我也对不起国家，我没做啥大贡献，国家却还记得我，把我们这些老兵看得这么重，我感谢啊。”
　　2018年2月，滕周权老兵走了，享年93岁。临终前，他让家人把那枚纪念勋章放在他胸口，说：“我要带着它，去见那些战友，跟他们说，国家还记得我们，我们没白死。”
　　
　　告别孙颖走出文化馆时，夕阳正照在慈利县的老街上，石板路反射着微光，几个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笑声清脆。我手里攥着滕老的受训记录和外祖父的笔记本，突然明白外祖父为什么执着于记录老兵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冰冷的文字，是炮火里的坚守，是硝烟中的温情，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军人对国家、对家乡最深的牵挂。
　　
　　(二)
　　
　　义乌的风还裹着浙中丘陵特有的湿冷，我从湖南慈利县东行，外祖父李找到义乌抗战馆。外祖父笔记本第37页，“张昌文”三个字被他用红铅笔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一行小字：“义乌泉塘人，鄂西会战负重伤，从死人堆生还，待补细节。”如今，我终于踩着外祖父未竟的足迹，来听研究员刘璜讲这位老兵“九死一生”的故事。
　　推开“浙中抗战记忆”展厅的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泛黄的老照片——穿粗布军装的士兵们趴在战壕里，身后是燃烧的村庄。刘璜研究员正对着展柜里的一把刺刀出神，那刺刀的刀鞘上有一道深深的缺口，金属表面氧化出暗褐色的锈迹，像一道凝固的伤疤。“周捷你看，这就是张昌文老英雄当年用的刺刀。”他转过身，声音里带着几分郑重，“1945年桂林侦察任务，他就是用这把刀捅死了鬼子哨兵，刀鞘的缺口，是当时卡在哨兵的腰带扣上划出来的。”
　　我凑近展柜，指尖隔着玻璃轻轻触碰那道缺口，仿佛能摸到七十多年前战场的温度。刘璜递来一份装订整齐的口述史档案，封面是张老晚年的照片：老人坐在藤椅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捧着一枚纪念章，眼神里藏着岁月的沧桑。“张昌文家里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刘璜翻开档案，指尖落在一行工整的字迹上，“1938年那会儿，国民党抽壮丁有规矩，家里俩成年男孩就得去一个，四个就得去俩。他大哥先被抽走，去了国民政府警卫团，没过多久，他也得去——父母舍不得，托了廿三里陶店的熟人何殿雄带他，何殿雄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的营长，多少能照拂着点。”
　　
　　我想象着18岁的张昌文离家那天的场景：泉塘村的老槐树下，母亲连夜纳的布鞋还带着体温，父亲把一小袋炒米塞进他怀里，反复叮嘱“活着回来”。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何殿雄走在田埂上，回头望时，还能看见母亲站在门口挥手，直到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他们先在义亭集合，三十多个壮丁挤在一个破庙里，晚上就睡在稻草上。”刘璜补充道，“张昌文后来回忆，那时候大家都怕，有人偷偷哭，他却把炒米分给身边的人，说‘咱们是去打鬼子，不是去送死，得抱团’。”
　　几天后，他们辗转到了武义第三战区军官队。训练比想象中苦：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刺杀训练时枪托砸得肩膀青一块紫一块，夜里还要学认字、背军纪。张昌文最拼，别人练半小时刺杀就歇，他非要多扎几十下，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就用布条缠上接着练。“他总说，多练一分，上战场就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刘璜指着档案里的一段记录，“有次练匍匐前进，他的膝盖被石子划了个大口子，血渗到裤子上，他却没吭声，直到训练结束才去包扎，教官都夸他‘义乌小子，有股韧劲’。”
　　半年后，张昌文被分到金华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九团当通讯员。通讯员的活不轻松，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准时把信送到。有一次，暴雨冲垮了山路，他抱着信包，在泥泞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磕出了血，却硬是把信护得干干的，准时送到了前线。“团长见了他，拍着他的肩说‘以后送信，我就信你’。”刘璜笑着说，“后来部队整编，他被分到第八十六军，跟着军长冯圣法去了安徽九华山，参加1939年的冬季攻势——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上战场。”
　　战场比训练时残酷百倍。鬼子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响，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张昌文跟着部队冲锋，手里的枪第一次对准活生生的鬼子时，他紧张得手心冒汗，却还是咬着牙扣动了扳机。“他说，看到战友倒在面前，就什么都不怕了，只想着‘杀鬼子，为兄弟报仇’。”刘璜的声音沉了下来，“冬季攻势打完，他们退到宁波乡下，打了几仗后，冯圣法调任暂编第九军军长，张昌文跟着部队整合到暂编第九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是劳冠英，任务是守浙江沿海。”
　　
　　在沿海的日子，是难得的平静。没有战事时，张昌文会和战友们去海边游泳，抓鱼捞虾改善伙食。他水性好，小时候在义乌江里泡大，每次都能捞到不少鱼，大家围着篝火烤鱼，聊着家乡的事。“他说那时候最想的就是家里的炒米，还有母亲做的布鞋。”刘璜说，“可平静没持续多久，1941年，鬼子进攻浙江，他们一路从镇海、奉化打到遂昌，最后不得不退出浙江，往湖北方向转移。”
　　1942年3月，暂编第三十五师被编入第九十四军，途经福建、江西、湖南，最终在湖北参加了鄂西会战——这是张昌文离死神最近的一次。“那天他们守一个山头，鬼子的重机枪像没停过，子弹‘嗖嗖’地往阵地上扫，工事被炸毁了好几处。”刘璜的手指在档案上慢慢移动，“张昌文趴在战壕里，打了40多发子弹，他亲眼看见两个鬼子倒在他的枪口下，可身边的战友也越来越少，连长喊着‘守住阵地’，话音刚落，一颗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他胸部被弹片划伤，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张昌文在一片漆黑中醒来。胸口的剧痛让他倒抽一口冷气，他想动，却发现身子被什么重物压着——是战友的遗体。周围全是死人，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没了腿，血腥味混着硝烟味，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后来跟儿子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冷，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刘璜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远处传来鬼子的说话声，因为常年跟鬼子打仗，他能听懂几句日语，清楚听到‘全部打死，不要留活口’——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突然就有了劲：不能死，得活着，得回家见爹娘。”
　　他咬着牙，用胳膊肘撑着身子，一点一点从死人堆里往外爬。地上的弹壳硌得他手心发疼，战友的鲜血沾在他的衣服上，冰冷黏腻。爬了不知多久，他的手突然摸到一个温热的东西——是一匹马，马的缰绳还拴在旁边的树桩上，可能是老乡逃难时落下的，也可能是部队的战马。他来不及多想，用尽全身力气，抓住马鬃，挣扎着跨上马背。马受了惊，嘶鸣着往前跑，他伏在马背上，胸口的伤口被颠簸得更疼，却不敢回头，只知道一个劲地催马跑。
　　“鬼子听到马的嘶鸣声，举着枪就追，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嗖嗖’的声音像风声一样。”刘璜模仿着当时的场景，“他说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再跑快点。跑了大概半个时辰，一条河横在眼前，河水湍急，他没多想，发狠劲拍了下马屁股，把马赶进河里，自己也跟着一头扎了进去。”
　　河水冰冷刺骨，胸口的伤口像被撒了盐，疼得他几乎窒息。他游得越来越慢，眼看身后的鬼子越来越近，手电筒的光在水面上晃来晃去，他突然想起儿时在义乌江里练的潜泳——那是父亲教他的，说“遇到危险，就往水里钻”。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潜到水下，手脚并用，悄悄游回了岸边，抓着岸边的水草，躲进了芦苇丛里。
　　“鬼子追到河边，对着河面开枪，机枪‘哒哒哒’地响，子弹打在水里，溅起一串串水花。”刘璜说，“那匹马没躲过，被子弹打中，沉进了河里，鬼子又对着马的尸体扫了好几轮，才骂骂咧咧地走了。张昌文在芦苇丛里憋得快窒息，直到听不到鬼子的脚步声，才敢慢慢探出头，拖着受伤的身子，一步一步爬上岸。”
　　后来，他被路过的村民发现，送到了后方医院。医生说，弹片划伤了他的肺部，再偏一点就没命了。在医院养了半年，他的伤才慢慢痊愈。伤好后，他第一时间就回了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整编，暂编第三十五师被撤销，他被分到了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1945年，部队开到广西桂林，因为他作战勇敢，又有经验，被任命为侦察班班长。
　　
　　“1945年夏天的那次侦察任务，他差点又没回来。”刘璜翻到档案的另一页，“上级命令他们，在大部队进攻前，摸清鬼子阵地的布防情况。那天夜里，他带着两个战士，趁着夜色潜入鬼子阵地，他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那把刺刀——就是展柜里的那把。摸到鬼子哨兵的帐篷外，他屏住呼吸，猛地冲进去，用刺刀捅进了哨兵的胸口，哨兵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
　　可撤退时，意外发生了。他不小心踢到了帐篷外的一个空盒子，“哐当”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帐篷里的鬼子一下子全醒了，喊着“有敌人”，拿着枪就冲了出来。张昌文赶紧甩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浓烟四起，他趁着烟雾，带着两个战士往后跑。可没跑几步，他就觉得头部“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中，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钢盔上，头盔瞬间变了形，凹陷下去一块。
　　“幸好当时一二一师的大炮响了，大部队发起了进攻，炮火把鬼子压了下去。”刘璜的语气里带着庆幸，“战友们在阵地上找到他时，他还昏着，钢盔上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抬回后方医院后，他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鬼子退了没？大部队赢了吗？’后来他跟人说，要是当时部队没打赢，他就真成‘孤魂野鬼’了，哪还能活着回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张昌文正在柳州机场待命。“他说那天早上，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营的人都愣了，接着就有人哭，有人把帽子扔上天，有人抱着战友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刘璜指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士兵们围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脸上满是激动的泪水，“张昌文蹲在地上，哭了很久——他想起了鄂西会战的战友，想起了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兄弟，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后来，他随部队坐飞机到上海，参加日军投降仪式。看着鬼子军官弯腰缴械，把军刀放在桌子上，他突然觉得这些年的苦都值了。在上海、天津驻防的日子里，他总惦记着家里——出来这么多年，他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知道父母还在不在，大哥有没有回来。1947年，军长牟庭芳被撤职，郑庭锋接任军长，部队里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退伍回家。
　　“他的老乡钱南平，当时是连长，也是黄埔军校十八期毕业生，两人关系特别好。”刘璜说，“钱南平找到他，说‘昌文，抗战胜利了，我想回浙江老家，你跟不跟我走？’张昌文说，听到‘回家’两个字，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钱南平帮他开了一张“探亲证明”——其实就是让他退伍，两人在天津过完年，辗转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半个月，然后一起回了义乌泉塘村。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张昌文愣了——父母还在，头发都白了，大哥也回来了，只是腿受了伤，拄着拐杖。母亲抱着他，哭着说“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父亲拍着他的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抹眼泪。“他说那天家里做了他最爱吃的炒米，还有鸡蛋，他吃了两大碗，感觉比在部队里吃的任何一顿都香。”刘璜笑着说。
　　
　　新中国成立后，张昌文在村里当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普通的村民没两样。他从不跟人说自己在战场上的事，直到2005年，政府给他送来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捧着勋章，手不停地抖，跟儿子说：“这勋章，不是给我的，是给那些牺牲的战友的。”2014年12月，93岁的张昌文走完了一生，临终前，他让家人把那枚纪念章放在他的胸口，说“我要去见当年的战友，跟他们说，我们赢了，国家还记得我们”。
　　
　　走出抗战馆时，义乌的阳光已经暖和起来，街边的孩子在唱着童谣，笑声清脆。我手里攥着张老的口述史档案，指尖还留着纸张的温度。外祖父当年没补完的细节，今天终于补全了，而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兵的故事，更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每一次“死里逃生”，都是对家国最深的坚守；每一个活着的老兵，都是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