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 福炉杀敌，庭江炸碉

　　2025年春的义乌，老城区的青石板路还沾着晨露，我站在朱福炉家门前，见到了鹤发童颜的朱老先生，他穿着藏青色的对襟衫，胸前那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嵌在布纹里，像一颗永不褪色的星。“请坐，孩子。”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股中气，我跟着他的孙子走进堂屋，八仙桌上早已摆好了水杯，热水冒着袅袅的白汽，恰好衬得他眼底的回忆愈发清晰。
　　
　　“1942年夏天，义乌城里热得像个蒸笼，我守着‘兴隆客栈’的柜台，手里的蒲扇扇得胳膊都酸了。”朱老指尖在桌面上轻轻点着，仿佛又摸到了当年柜台的木纹，“那时候我才13岁，头发刚及耳，客人都叫我‘小掌柜’，可谁知道我这‘小掌柜’背后，藏着多大的恨呢？”
　　他顿了顿，端起搪瓷杯喝了口热水，水汽模糊了他的眼镜片。“我爹朱茂庆是军人，卢沟桥事变后没几个月就牺牲了，娘带着我改嫁，继父钟云山是诸暨人，在义乌警察局当巡官，是个实诚人。鬼子占了义乌城后，良民证成了命根子——一张要一担大麦，继父咬牙用三担大麦换了三张，说‘有证在，咱娘仨能少受点罪’。可鬼子哪会讲规矩？那年秋天，他们挨家挨户抓人修炮楼，继父拉着娘跑，我跟在后面，手里还攥着娘塞给我的窝头。”
　　说到这儿，朱老的手微微发颤，我连忙递过一张纸巾，他却摆了摆手，继续说：“眼看一个鬼子端着枪追上来，刺刀上的寒光晃得我眼睛疼。继父突然停下来，转身就去夺鬼子的枪——他以前在警察局练过两下子，还真把枪抢过来了！可他没开过这种日本枪，扣扳机的时候只听见‘咔嗒’一声，没响！鬼子急了，嚎叫着拔出刺刀，对着继父的胸口就捅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血顺着刺刀往下滴，滴在地上的泥水里，红得刺眼。我和娘吓得不敢动，直到鬼子走了，才敢扑过去喊他，可他已经没气了……”
　　
　　老人的声音哽咽了，我沉默着陪他坐了会儿，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叫着，倒让屋里的回忆显得更沉。“后来叔叔黄昌培帮衬着，我和娘在县前街开了这家客栈，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鬼子管得严，住店必须要良民证，我每天还得拿着住宿名单去宪兵队部报备，看见那些穿黄军装的鬼子，我就攥紧拳头，指甲都快嵌进肉里。
　　“那天晚上大概八点多，门帘被掀开，进来两个中年汉子，一个高瘦，一个矮胖，身上的便衣沾着草屑，裤脚还卷着，像是刚从山里跑出来。高个子先开口，声音压得低：‘小兄弟，能开两间房不？我们走了一天路，实在累得不行。’我抬头问：‘良民证呢？’他俩对视了一眼，矮胖的那个搓着手说：‘忘带了，你通融一下，明天我们就去办，绝不连累你。’”
　　朱老的眼神亮了些，像是又看到了当时的场景：“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摆手：‘不行！没良民证我不敢留你们，城里的‘四条狗’盯着呢——黑狗是黑泽便衣队，专抓抗日的；黄狗是汪伪军，比鬼子还坏；警察狗帮着鬼子查人；狼狗就是日本兵，见人就咬！要是被他们查到，我这店得被抄，你们也得送命！’
　　“我这话刚说完，高个子突然往前迈了一步，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来是枚银色的五角星徽章，上面刻着‘自卫大队’四个字。‘小兄弟，我们是李中华大队长的人，我叫孙国栋。’他压低声音，‘有几个弟兄被鬼子抓了，我们想在城里摸清他们的岗哨和关押点，把人救出来。’我当时又惊又怕，可一想到继父的样子，心里的恨就压过了怕。孙国栋看我眼神变了，又跟我讲，说想把客栈当成秘密联络点，有消息就让我用暗号传出去——比如在门口挂一串红辣椒，就是有情报；挂两串，就是有危险。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孙国栋还教我，要是碰到警察查夜，就往他们口袋里塞5块钱，那些警察见钱眼开，准能蒙混过去。从那以后，我每天登记客人的时候，都会多问一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有鬼子的动静，就趁着送名单的机会，把写着情报的小纸条塞给孙国栋安排在宪兵队门口卖烟的联络员。
　　“没过多久，被抓的楼通富分队长就逃出来了——是我们摸清了关押点的岗哨时间，半夜里摸进去救的。可这事也惊动了鬼子，他们开始四处查‘情报窝点’。有天早上，黑泽便衣队的炊事员偷偷跑来找我，他是义乌本地人，叫陈阿福，以前常来客栈吃饭，知道我恨鬼子。‘福炉，快带你娘逃！’他喘着气，‘我听见队长说，明天要去抄你的客栈，说你通共军！’我一听，魂都快没了，赶紧拉着娘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攒下的几块钱，从后门跑了，一路往廿三里跑，脚都磨出了血泡，直到看见孙国栋的人，才敢停下来。
　　“孙国栋见了我们，红着眼圈说：‘是我们连累了你，客栈没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干吧，好歹能为你继父报仇。’我当时就点头了，第二天就穿上了灰布军装，成了自卫大队的传令兵，每天背着公文包，在各个哨所之间跑，虽然累，可心里踏实——终于能跟鬼子干仗了。
　　“没过一个月，战斗就来了。那天早上，哨兵来报，说驻扎在东阳的鬼子要往廿三里里兆村来‘扫荡’。李中华大队长让我们撤到后山上埋伏，我跟着队员们往山上跑，手里握着一把老步枪，枪身都磨得发亮。我们趴在草丛里，树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衣服，凉得刺骨，可谁也没动。”
　　
　　朱老的手比划着，像是还握着当年的枪：“大概半个时辰后，听见山下传来‘咚咚’的脚步声，鬼子来了，大概有二十多个人，端着枪，慢慢往山上走。等他们走到半山腰，李中华大喊一声：‘打！’我立马扣动扳机，‘咻’的一声，子弹飞了出去。我盯着50米外的一个鬼子，他穿着黄军装，正弯腰扶着树，我又扣了一下扳机，这次打中了！那鬼子‘啊’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
　　“可没等我高兴，就听见有人喊：‘孙班长中弹了！’我转头一看，孙国栋趴在地上，胸口插着一颗子弹，血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流。我爬过去想扶他，他却摇了摇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塞给我说：‘把这个……交给大队长……’话没说完，头就歪了。我抱着他，眼泪止不住地流，可手里的枪还在打，直到子弹打光了，李中华才喊：‘撤！’我们背着孙国栋的尸体，往东阳县廿溪坑跑，鬼子没敢追过来，大概是怕有埋伏。
　　“到了廿溪坑，我们才敢停下来埋了孙国栋。李中华看着我们，红着眼说：‘没子弹不行，得去永康方岩找军部批。’他选了我和另外两个队员，让我们带着申请报告，抄山上的小路去。那路难走啊，全是石头和荆棘，我们走了一天一夜，晚上就在山洞里歇，啃口干粮，喝口山泉水。第二天过鬼子的封锁线时，我们趴在草丛里，等巡逻队过去，才敢偷偷溜过去，鞋子都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泡，总算到了永康方岩。
　　“军部的负责人看了报告，说一万发子弹可以给，但有条件：‘你们得在半个月内缴四只汽车轮胎，还要有抗日战利品，比如鬼子的枪、军刀之类的。’我们回去跟李中华一说，他就派我和三个队员去义乌火车站侦察——听说那里的日军洋行里有轮胎。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树林里蹲了三天，摸清了洋行的岗哨时间：白天两个哨兵，晚上一个，半夜十二点换岗。第四天晚上，我们带着铁钳和麻袋，悄悄摸了过去。我负责剪铁丝网，‘咔嗒咔嗒’，铁丝剪断的声音在夜里特别响，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另外两个队员摸过去，用匕首解决了哨兵，没让他发出一点声音。我赶紧跑过去，抱起轮胎就往麻袋里塞，可轮胎太大，塞的时候碰到了铁丝网上挂着的空铁罐头瓶——‘哗啦啦’，瓶子掉在地上，响得要命！”
　　
　　朱老拍了下大腿，语气里还带着当年的紧张：“岗楼里的鬼子一下子就醒了，‘砰砰’地朝我们开枪，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吓得我一哆嗦。我们赶紧扛起轮胎往树林里跑，轮胎太重，跑不动，就干脆往地上滚，我们猫着腰跟在后面，鬼子没敢追出铁丝网，大概是怕有埋伏，只在后面开枪。等跑到树林里，我们才敢停下来喘气，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手里的轮胎还热乎着——那是我们缴获的第一个‘大家伙’！
　　“后来我们又陆续找了三个轮胎，还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鬼子的枪。1944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跟着小分队穿便装潜回义乌县城，目标是南门街的日军慰安所——听说里面有个中佐和一个大尉。我们躲在巷子里，等里面的灯暗了些，就摸了进去。我跟在队长后面，看见那个中佐正坐在椅子上喝酒，队长扑过去捂住他的嘴，我赶紧按住他的胳膊，队长掏出匕首，一下子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还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隔壁的大尉听见动静，光着脚就往外跑，我们没追上，只好赶紧撤。
　　“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火车站，看见两个鬼子哨兵在打瞌睡。队长使了个眼色，我们悄悄摸过去，用绳子勒住他们的脖子，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又缴获了两支枪。那天晚上，我们扛着枪往回走，月亮挂在天上，亮得很，我心里别提多痛快了——终于为继父报仇了！
　　“抗战胜利那天，我正在苏溪铁路沿线驻守，看着从金华开往杭州的火车，里面全是日本俘虏兵，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我心里解气极了。长官问我想不想加入正规军，我摇了摇头，说：‘我娘还在家等着我呢，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下。’队里好多弟兄都跟我一样，选择了回家。”
　　
　　朱老的语气平缓下来，眼神也柔和了：“1956年，我娶了诸暨姑娘边粉月。她是个好姑娘，陪着我过苦日子，我们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后来我在诸暨供销联社当会计，1991年退休，日子也算安稳。2015年，政府给我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捧着章，想起了孙国栋他们，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的日子，该多好啊……”
　　老人说到这儿，轻轻抚摸着胸前的纪念章，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身上，像是给这段沉重的回忆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我握着笔，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在本子上，字迹有些颤抖，却格外用力——这不仅是朱福炉老兵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热血与坚守。
　　
　　(二)
　　
　　2025年盛夏的吉林敦化，阳光透过抗战研究所的白桦树叶，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推开了历史老师洪子昇办公室的门。办公桌上，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格外醒目——照片里的青年身着灰布军装，腰间别着步枪，眼神如钢钉般锐利，这便是我此行要采写的主角：抗战老兵孙庭江。洪老师端来一杯晾好的大麦茶，指尖轻轻拂过照片边缘，声音里带着对历史的敬畏：“这不仅是一位老兵的故事，更是一段用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的传奇。”
　　我翻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随着洪老师的讲述，思绪瞬间穿越到1945年春的山东沂水。彼时的后雾家庄村，还笼罩在日伪军的阴影里。31岁的孙庭江站在自家土坯房的灶台边，看着妻子王氏低头给年幼的女儿缝补磨破的袖口，灶台上的玉米糊糊冒着微弱的热气，空气里满是压抑。他攥紧了藏在身后的党员证，指腹蹭过封皮上模糊的“党”字，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字字铿锵：“孩儿他娘，我要去参军打鬼子。”
　　王氏手里的针线猛地掉在地上，她抬头看着丈夫，眼眶瞬间红了：“你都三十出头了，上有咱娘要养，下有俩孩子要带，咱就不能安安分分过日子吗？”孙庭江蹲下身，捡起针线递到妻子手里，目光落在窗外荒芜的田地——那本是该种满麦子的时节，如今却只剩光秃秃的土地，村民们为了躲抓民夫的日伪军，大多藏在山里不敢出来。“安分？”他苦笑一声，“鬼子三天两头来村里抢粮抓人，姑娘们都往脸上抹锅灰装老太太，再这么下去，咱连家都没了！”
　　这时，里屋的门帘被掀开，孙庭江的母亲拄着拐杖走出来，花白的头发用蓝布巾包着，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她看着儿子，缓缓开口：“庭江，娘支持你。你是村长，又是党员，要是连你都不敢站出来，咱庄里人就真没指望了。去吧，注意安全，娘和你媳妇会把家看好。”老太太的话像一颗定心丸，孙庭江站起身，对着母亲深深鞠了一躬，又看向妻子：“我要是打仗死了，你就改嫁，别苦了自己和孩子；要是能活着回来，咱就接着好好过日子，把地种好，把孩子养大。”
　　说服家人后，孙庭江揣着母亲煮的红薯，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门。他先找到同村的后生孙大柱——这是个力气大、性子直的小伙子，之前就跟他说过想打鬼子。“大柱，跟我去参军吧，咱一起把鬼子赶出去，让咱庄里人能踏实种地、安心睡觉。”孙大柱没犹豫，拍着胸脯应了：“庭江哥，你去哪我去哪！”接着，他又找了孙二牛、孙满仓等10个后生，有的是家里被鬼子抢过粮，有的是亲人被抓过民夫，一听要去打鬼子，都红着眼圈答应了。没过三天，12个汉子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村口老槐树下拜别乡亲，踏上了投奔八路军沂蒙山4团的路。因为孙庭江是老党员，又有号召力，到了部队后，他直接被任命为班长。
　　
　　1945年4月，孙庭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攻打沂南县铜井镇的日伪军。洪老师拿出一份泛黄的战斗记录，上面清晰地写着：“铜井镇驻有日伪军500余人，外围设两座钢筋混凝土碉堡，配备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探照灯彻夜照射，防御工事坚固。”他指着记录说，“当时八路军装备简陋，只有手榴弹和少量炸药，跟敌人硬拼根本不行。”战斗打响那天，天刚蒙蒙亮，孙庭江带着班里的战士跟着大部队冲锋，可刚冲到离碉堡50米远的地方，碉堡里的重机枪就“突突突”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战士们身边，泥土溅得满脸都是。“30多个战友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有的刚冲出去几步就被打中，有的还喊着‘冲啊’就没了声息。”洪老师的声音沉了下来，“孙庭江趴在地上，看着身边牺牲的战友，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炸掉这两座碉堡！”
　　部队紧急召开临时会议，根据碉堡的距离和墙体厚度，估算出至少需要80斤的炸药包才能将其炸毁。可派去的六个爆破班战士，无一例外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有的刚摸到碉堡附近就被发现，有的还没来得及拉导火索就中了弹。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孙庭江猛地站起来，走到孙指导员面前，胸脯拍得震天响：“指导员，我去！我是老党员，又是班长，这任务该我上！”孙指导员看着他，有些犹豫：“庭江，这太危险了，你……”“指导员，别犹豫了！再等下去，只会有更多战友牺牲！”孙庭江打断他，又补充道，“我带100斤的炸药包，多带20斤，保证把碉堡炸透！”
　　孙庭江没打算蛮干。他知道，夹着80斤的炸药包匍匐前进，不仅速度慢，还容易被敌人发现。趁着战斗间隙，他带着两个战士，悄悄摸到附近的村庄。村里的村民大多躲了起来，只有几户老人没走。他找到村民王大爷家，轻轻敲了敲门：“王大爷，我是八路军的孙庭江，想跟您借点东西。”王大爷打开门，一看是穿灰布军装的战士，连忙把他们让进屋：“同志，要借啥？只要俺家有，都给你们！”“大爷，您家有长麻绳吗？越粗越好，越长越好，我们要炸鬼子的碉堡。”孙庭江压低声音说。王大爷一听是打鬼子，赶紧转身从房梁上取下一捆麻绳：“这是俺之前盖房用的，有10来米长，够不够？”旁边的李大妈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两截麻绳：“同志，俺家还有两截，虽然短点，但能接上用！”孙庭江接过麻绳，眼眶有些发热：“谢谢大爷大妈，等打完仗，我们一定把麻绳还回来！”
　　回到阵地后，孙庭江把麻绳接在一起，一头牢牢绑在100斤的炸药包上，另一头紧紧系在自己的腰上——这样既能解放双手，又能防止炸药包掉落。他背上上了刺刀的步枪，又往口袋里塞了两颗手榴弹，对着班里的战士说：“我要是没回来，你们就跟着副班长继续战斗，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说完，他趁着天色渐暗，悄悄摸出了战壕。
　　
　　碉堡建在一个高岗上，下面堆满了牺牲战友的尸体，有的战士还保持着向前冲锋的姿势，手指扣着扳机，眼睛圆睁着看向碉堡的方向。孙庭江咬着牙，强忍着眼泪，小心翼翼地把战友的尸体挪开——他怕碰疼了这些牺牲的弟兄，每挪一下都轻手轻脚，在尸堆里扒出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过的窄道，一点点往上爬。探照灯的光柱时不时扫过来，他就立刻趴在尸体旁一动不动，能清晰地听见碉堡里鬼子的叫喊声，还有重机枪换弹时“哗啦哗啦”的声音。子弹“嗖嗖”地从他头顶飞过，红色的弹光在夜空中划过，把地面照得一片猩红，他甚至能闻到子弹划过空气时的焦糊味。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会儿根本不怕死了。”洪老师拿出一本手写的回忆录，上面是孙庭江晚年的笔迹，“他说，一想到牺牲的战友，一想到村里被鬼子欺负的乡亲，就觉得就算死了也值。”爬到碉堡根下后，孙庭江先侧耳听了听碉堡里的动静，确定没被发现，才慢慢拽了拽腰上的绳子，把炸药包一点点拉到自己跟前。接着，他仔细地把绳子卷好，塞进怀里——他没忘跟王大爷的约定，打完仗要还麻绳。然后，他把炸药包稳稳地放在两座碉堡中间的缝隙处，又检查了一遍导火索，才蹲在旁边的掩体后，紧紧盯着碉堡的射击口，等待最佳时机。
　　孙庭江早就观察好了，鬼子的重机枪打完一轮子弹，换梭子需要两三分钟。他屏住呼吸，听着碉堡里的动静，终于，重机枪的声音停了下来，传来“哗啦哗啦”压子弹的声音——就是现在！他猛地扑过去，拽燃导火索，导火索“滋滋”地冒着火花，他来不及多想，身体往外侧一滚，顺着高岗的斜坡快速滑了下去。刚滑到坡底，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地都在颤抖，碉堡的砖石四处飞溅，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浓烟滚滚向上飘去，甚至能闻到钢筋混凝土被炸毁的焦味。
　　等烟尘稍微散了些，孙庭江挣扎着爬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他的耳朵被炸药的巨响震得暂时失聪了。他拿起身边的步枪，上好刺刀，朝着碉堡的方向冲了过去。只见碉堡已经塌了半边，里面的日伪军有的被埋在砖石下，有的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还有几个没受伤的鬼子举着枪想顽抗。孙庭江眼疾手快，对着一个正举枪的鬼子胸口就是一刺刀，鬼子“啊”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接着，他又扑向另一个鬼子，刺刀从鬼子的肩膀捅进去，再用力一拧，鬼子当场没了气。第三个鬼子想跑，孙庭江追上他，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刺刀直接刺进了他的后背。
　　这时，战友们也冲了上来，有的用步枪射击，有的用手榴弹炸，剩下的鬼子见大势已去，纷纷举着枪投降，伪军更是吓得跪在地上求饶。可这场胜利，沂蒙山4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近200名将士伤亡。孙庭江身上也多处受伤，胳膊被弹片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浸透了军装，额头也被砖石砸出了血包。他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因为炸碉堡立了大功，他被提拔为排长。
　　
　　抗战胜利后，孙庭江又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四平的时候，他带着排里的战士冲锋在前，左腿被子弹打穿，还坚持指挥战斗；解放锦州时，他带领战士们炸毁敌人的火力点，立了二等功；解放海南岛时，他跟着部队渡海作战，在海上漂了两天两夜，没合过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在丹东入朝作战，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他和战士们趴在雪地里，冻得手脚发麻也不退缩，多次荣立战功，胸前一共挂了八枚奖章。
　　1953年，孙庭江复员。组织上考虑到他作战英勇，又有战功，想安排他去黑龙江七台河煤矿当干部，可孙庭江却摇了摇头，笑着说：“谢谢组织的关心，可咱就是个农民，只会种地，干不了干部的活，还是让我回家吧，能陪着娘、媳妇和孩子，能种种地，我就满足了。”回到后雾家庄村的那天，村民们都出来迎接他，母亲拉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妻子忙着给他端热水，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父亲。可当他问起当年跟他一起参军的11个同村小伙子时，村里的气氛瞬间沉了下来——孙大柱牺牲在解放四平的战场上，孙二牛在抗美援朝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孙满仓牺牲在解放锦州的战斗中……11个小伙子，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孙庭江难受了好几个月，每天都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看着远方，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洪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后来，他开始去烈士家里帮忙，孙大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就帮着挑水、种地；孙二牛家里只有一个妹妹，他就帮着妹妹盖房子、找婆家，逢年过节还带着礼物去看望，跟烈士的家人说‘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你们的哥’。”
　　1970年，因为子女在吉林敦化工作，孙庭江带着老伴搬到了敦化市大石头镇民强村。在这里，他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院子里种了蔬菜，时不时给邻居送点。2015年9月2日，98岁的孙庭江从领导手里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位历经战火的老兵，忍不住老泪纵横：“当年打仗的时候，吃不上饭、穿不暖衣，好多战友都没看到今天的好日子。现在祖国这么强大，人民这么幸福，我这心里，热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