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五章 麻布大山，超越生死

　　2025年春，沅江的雨下得缠绵，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把整座小城裹在湿润的水汽里。我背着外公留下的深蓝色帆布包，踩着青石板路上的水洼，一步步走向谢典弗老人的旧居。帆布包的肩带已经磨得发亮，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本泛黄卷边的笔记本、一支用了五年的钢笔，还有一个录满采访录音的旧U盘。这三样东西，是外公李明以及他的战友张军、王强等抗战前辈留给我的全部念想，也是我必须扛下去的责任。
　　走到巷口第三户人家，木门上挂着的铜环已经氧化发黑，轻轻一推，“吱呀——”的声响划破雨巷的寂静，像老人沉重的叹息，又像岁月在耳边低语。我站在门槛上，目光落在院内那棵老樟树上——树干粗壮，枝桠舒展，据说这是谢老年轻时亲手种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枝叶间还挂着几个褪色的红绸带，是前些年志愿者来拜访时系上的。
　　“是周捷吧？快进来坐，雨这么大，别淋着了。”屋里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谢老的孙子谢建国端着一个搪瓷茶盘走出来，茶盘上放着两个瓷杯，热气从杯口袅袅升起，混着淡淡的茉莉花茶香。
　　我跟着他走进堂屋，墙上的相框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视线——最中间的是谢老穿着黄埔军校制服的黑白照片，青年模样的他眼神锐利，嘴角紧抿，胸前的校徽在照片里泛着微光；旁边几张是谢老晚年的照片，有捧着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有和战友合影的，还有一张是他坐在老樟树下看书的，阳光洒在他银白色的头发上，格外安详。
　　“我爷爷走之前总说，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再跟李老先生聊聊天，当年李老先生来采访，他跟人家说了一下午，连饭都忘了吃。”谢建国把茶杯递到我手里，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暖意顺着指尖传到心里。我低头看着杯里漂浮的茉莉花瓣，忽然想起外公生前的模样——每次去拜访老兵，外公总是提前半小时就到人家门口等着，手里拎着水果和点心，笔记本永远摊开在膝盖上，钢笔攥在手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2022年冬天，外公是在整理采访笔记时倒下的。那天我放学回家，推开书房门就看见他趴在书桌上，笔记本还摊在面前，上面写着“谢典弗，黄埔十六期，1938年麻布大山夜袭……”，钢笔滚落在地上，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黑色的痕迹。医院的诊断书下来时，我和妈妈都傻了眼——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外公躺在病床上，清醒的时候还总念叨着“谢老的故事还没听完”“张军那边还有几个老兵的地址没要过来”“王强说要一起去桃源查档案”，直到最后弥留之际，他还紧紧攥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小捷，爷爷走了以后，你要把这些故事接着记下去，不能让它们跟着我们一起埋进土里，听见没？”
　　外公走前一年，张军爷爷先走了。2021年夏天，我接到张军伯伯家人的电话，说他在去采访一位益阳老兵的路上，突然胃出血，送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张军伯伯是外公的老搭档，两个人一起跑遍了湖南的十几个市县，采访过近百位老兵。他总说自己是“粗人”，没读过多少书，所以每次采访都让外公负责记录，自己负责开车、搬东西，还有跟老兵们拉家常。有一次我们去湘西采访，山路不好走，车子陷进了泥坑里，张军伯伯挽着裤腿，在雨里推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把车推出来，他浑身都是泥，却笑着说“没事，只要能见到老兵，这点苦算啥”。他的遗物里，有一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十盘采访录音带，还有一张手写的老兵名单，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已采访”“待采访”，“待采访”的那栏里，第一个名字就是“谢典弗（沅江）”。
　　王强爷爷年长外公5岁，他走得更突然。2019年冬天，河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他听说承德有位98岁的老兵身体不好，怕再不去就没机会了，顶着大雪就开车过去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车子打滑撞到了护栏，他当场就没了呼吸。王强是做东北历史研究的，对史料特别较真，每次采访完老兵，他都会去当地的档案馆查资料，核实时间、地点和事件，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能在档案馆里待上一整天。他还总跟我说，“历史不能有半点马虎，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字，都连着一条人命，我们得对他们负责”。他的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叫“抗战老兵史料库”，里面分门别类地存着老兵的采访视频、照片和文字记录。
　　
　　2022年秋天，多次跟外公一起采写抗战老兵的朱启尧先生也走了。我去送他的时候，朱老的儿子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朱老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本战地日记。日记的纸页已经脆得一碰就破，上面用铅笔写的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能看清其中一页写着：“1938年春，察哈尔，夜袭日军机场，刘弗能机枪打得准，救了十多个百姓性命”。那天我坐在朱老的灵前，翻着这本日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外公、张军、王强、朱启尧，还有那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老兵和研究者，他们就像接力赛里的运动员，把记录历史的接力棒传给了我，我要是跑不好这一棒，怎么对得起他们？
　　“周先生，你要是不介意，我带你去我爷爷的房间看看吧，他生前的东西都还在。”谢建国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我点点头，跟着他穿过堂屋，走进西侧的一间小卧室。房间不大，陈设很简单：一张木床，一个旧衣柜，一张书桌，还有一把藤椅。书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缸子旁边放着一副老花镜，还有几本翻得卷边的书，其中一本是《黄埔军校史》，书页里夹着很多彩色的书签，都是谢老自己用硬纸板做的。
　　“我爷爷退休以后，每天都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书，尤其是关于抗战的书，一看就是一下午。”谢建国指着藤椅说，“有时候看到激动的地方，他还会站起来，比划着当年打仗的动作，嘴里念叨着‘当年我们就是这么打鬼子的’。”我走到书桌前，拿起那本《黄埔军校史》，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正好是介绍黄埔十六期的内容，上面用红笔勾出了“长沙分校”“学生总队”等字样，旁边还有谢老用铅笔写的小字：“1937年冬，入校，编入市总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姓刘”。
　　看到这些字迹，我忽然想起外公笔记本里的记录——外公当年采访谢老时，谢老说过自己在黄埔军校的队长姓刘，但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后来张军伯伯去长沙档案馆查过，没找到相关记录，王强叔叔又托人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也没查到。我掏出外公的笔记本，翻到关于谢老黄埔军校经历的那一页，上面除了外公的字迹，还有张军伯伯用蓝色笔写的备注：“待查刘队长全名”，以及王强叔叔用黑色笔写的：“2022年10月，南京档案馆未找到相关档案，建议联系黄埔军校同学会”。
　　“谢大哥，你爷爷生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刘队长？比如名字，或者其他的细节？”我问谢建国。他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好像提过一次，说那位刘队长是北方人，说话带着口音，对学生特别严格，但是很关心他们，冬天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棉衣给冻病的学生穿。至于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叫刘什么山？”
　　“刘如山？”我心里一动，想起之前在整理王强叔叔的史料库时，看到过一份黄埔军校十六期学生的通讯录，里面有一个叫刘如山的，是北方人，曾任长沙分校市总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队长。我赶紧从帆布包里拿出平板电脑，打开那个通讯录文件，找到刘如山的名字，递给谢建国看，“是不是这个人？”
　　谢建国凑过来看了一眼，眼睛一下子亮了：“对！就是他！我爷爷当年好像说过‘如山’这两个字！”我心里一阵激动，赶紧把这个细节记在笔记本上，在“刘队长”后面填上了“刘如山，北方人，曾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市总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队长”，还特意用红笔标注了“2025年3月，沅江谢典弗故居，谢建国回忆补充”。
　　
　　整理完这个细节，我又想起外公当年没来得及问的谢老参军前的教书经历。“谢大哥，你爷爷当年在沅江教书，是在哪个学校呀？教什么科目？”我接着问。谢建国说：“是在我们村的小学，叫沅江县立第四小学，现在已经改成幼儿园了。我爷爷教语文，有时候也教算术，他生前还保存着当年的课本，我给你找找。”
　　他打开旧衣柜，从最上面的一个木箱里拿出一摞用蓝布包着的东西，解开蓝布，里面是几本泛黄的课本，有《国语》《算术》，还有一本《修身》。我拿起一本1936年版的《国语》，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谢典弗”三个字，字迹工整有力。课本里有很多用铅笔做的批注，比如在“国家”两个字旁边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英雄”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太阳。
　　“我爷爷说，当年他教的孩子都特别懂事，知道日本人欺负我们，所以学习特别努力，还说等长大了要当军人，打鬼子。”谢建国说，“有一次，一个孩子把家里的鸡蛋省下来，送给我爷爷，说‘先生，您吃了鸡蛋，有力气教我们读书，我们长大了好打鬼子’。我爷爷每次说起这件事，都忍不住掉眼泪。”
　　我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心里想着，外公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特别高兴。外公生前总说，老兵的故事不只是打仗的经历，还有他们参军前的生活，退役后的日子，这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得记下来。
　　
　　聊完谢老参军前的经历，我们又回到堂屋，继续聊他参军后的故事。谢老1937年冬天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1938年夏天毕业，毕业后被分到湖南交通局政治部，后来又调到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连指导员。关于这段经历，外公的笔记本里有详细的记录，但有一个细节一直没弄清楚——谢老到底是怎么从湖南交通局政治部调到第五十二军的。
　　“谢大哥，你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当年是怎么从交通局政治部调到部队的？是自己申请的，还是组织安排的？”我问。谢建国想了想，说：“好像是自己申请的。我爷爷说，当时武汉失守了，日军往湖南打过来，他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心里急得慌，就跟领导申请去前线打仗。领导一开始不同意，说他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月，领导终于同意了，把他调到了第五十二军。”
　　“那他去第五十二军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比如跟战友的第一次见面，或者部队的生活？”我接着问。谢建国说：“他说刚到部队的时候，很多战士都觉得他是‘学生兵’，看不起他，觉得他只会读书，不会打仗。有一次训练，一个老兵跟他比试枪法，结果他打了十环，那个老兵就服了，后来还跟他成了好朋友。”
　　
　　我把这些细节补充到笔记本里，又想起谢老提到的堂弟谢典荫。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谢典荫也在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是七十二团的指导员，但关于谢典荫的具体经历，记录得很少。“谢大哥，你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堂弟谢典荫的事？比如谢典荫是怎么参军的，后来去缅甸参战的情况？”
　　谢建国叹了口气，说：“我爷爷很少提谢典荫，一提就掉眼泪。他说谢典荫比他小两岁，当年是他拉着谢典荫去考黄埔军校的，后来两个人又分到一个军，本来想着能互相照应，没想到谢典荫去缅甸参战的时候牺牲了。”他顿了顿，接着说，“我爷爷说，谢典荫牺牲的消息传来那天，他一个人在帐篷里坐了一夜，把自己的军帽都哭湿了。后来他申请去前线，就是想替谢典荫多杀几个鬼子。”
　　听到这里，我想起王强叔叔整理的谢典荫的资料——王强叔叔通过远征军老兵的后代，找到了一份关于谢典荫的牺牲报告，上面写着：“谢典荫，湖南沅江人，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二团指导员，1942年5月，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为掩护战友撤退，中弹牺牲，年仅24岁”。我把这份资料的内容告诉了谢建国。他听了以后，眼圈红了，说：“谢谢你们，还能记得我爷爷的堂弟，他要是知道，肯定会很高兴的。”
　　
　　接下来，我们聊到了谢老最难忘的几次战斗，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1938年春驰援徐州时的夜袭日军机场之战。外公的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这次战斗的经过：1938年3月，谢老随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驰援徐州，途经山东临沂附近时，得知当地有一个日军机场，停放着十几架敌机，经常轰炸我军阵地和附近的村庄。团长决定夜袭机场，摧毁敌机，谢老所在的连队负责主攻。
　　“我爷爷说，那天晚上特别黑，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他们趴在机场外围的草丛里，能听到日军哨兵的脚步声，还有敌机的轰鸣声。”谢建国回忆着谢老的话，“团长一声令下，迫击炮和小加农炮就开始轰，他抱着机枪，跟着战友一起冲上去，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身边的地上，溅起一片片泥土。有个战友就在他旁边，被子弹打中了胸口，倒在地上的时候，还紧紧攥着他的胳膊，说‘谢指导员，一定要把鬼子打跑’。”
　　外公的笔记本里也提到了这个牺牲的战友，但只写了“姓李，战士”。后来张军伯伯去山东采访时，特意打听了这位李战士的消息，当地的一位老人说，当年有个湖南籍的李战士，在夜袭机场时牺牲了，就埋在机场附近的山坡上，但具体名字记不清了。王强叔叔又去当地的民政局查烈士档案，找到了一份《1938年山东临沂夜袭日军机场牺牲烈士名单》，上面有一个叫“李根生”的战士，湖南湘阴人，隶属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牺牲时间和地点都跟谢老说的一致。
　　“谢大哥，你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叫李根生的战友？湖南湘阴人，在夜袭机场时牺牲了。”我问。谢建国眼睛一亮，说：“对！就是李根生！我爷爷说过，李根生是湘阴人，家里有个老母亲，他参军前还跟我爷爷说，等打跑了鬼子，就回家孝顺母亲。没想到……”他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
　　我掏出笔记本，在“夜袭机场牺牲战友”后面填上了“李根生，湖南湘阴人，1938年3月牺牲于山东临沂夜袭日军机场之战”，又用红笔标注了“2023年10月，王强查山东临沂民政局烈士档案确认”。看着这些补充完整的细节，我仿佛能看到外公、张军伯伯和王强叔叔在天国里欣慰的笑容。
　　
　　聊完夜袭机场之战，就到了谢老记忆里最深刻的麻布大山夜袭。1938年秋，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南侵，湖南成为抗战的正面战场。谢老所在的部队奉命在湖南麻布大山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线，阻挠日军的进攻。1938年9月的一个深夜，部队接到命令，夜袭羊楼司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摧毁铁轨，阻止日军装甲车和运输列车通行。
　　“我爷爷说，那天晚上下着细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上全是泥，走一步滑一步。他们沿着铁路边的小路摸过去，能听到远处日军装甲车的轰鸣声，还有哨兵的咳嗽声。”谢建国说，“到了铁路附近，我爷爷发现有个马棚，里面拴着几匹马，还有一个日军哨兵在来回走动。他跟战友们商量，先解决哨兵，再牵走马，最后炸铁轨。”
　　外公的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谢老解决哨兵的过程：谢老抽出腰间的匕首，安排两名战士分别守住马棚的两端，防止日军逃跑或增援，自己则带着另外两名战士，借着雨声的掩护，悄悄摸向哨兵。当时哨兵正背对着他们，在马棚门口来回踱步，谢老屏住呼吸，猛地冲上去，左手紧紧捂住哨兵的嘴，右手的匕首顺着哨兵的脖颈轻轻一滑——没有多余的声响，只有温热的血溅在他的袖口，哨兵像一摊烂泥似的倒了下去。可就在他转身要招呼战友牵马时，马棚里突然传来“咔嚓、咔嚓”的铡草声，他心里一紧，借着马棚缝隙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往里看，竟还有一个日本兵坐在草堆旁铡草，手里的铡刀正高高举起。
　　“当时我爷爷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要是被这个鬼子发现，不仅任务完不成，兄弟们都得栽在这儿。”谢建国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紧张，仿佛在重现当时的场景，“他没敢多想，朝身后两个战友比了个‘上’的手势。那两个战友都是山里长大的，身手利落得像狸猫，悄无声息地钻进马棚，一个捂住鬼子的嘴，一个用匕首解决了他，整个过程连马都没惊动。”
　　
　　我低头看着外公的笔记本，上面写着“马棚内有一鬼子马夫，已解决”，字迹潦草，应该是外公当时听谢老讲述时急切记下的。王强叔叔在旁边用红笔补了一句：“需确认马夫是否有反抗，战友姓名是否可考。”我抬头问谢建国：“谢大哥，你爷爷有没有说过，解决那个马夫的时候，他有没有反抗？还有那两个战友，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谢建国皱着眉想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我爷爷说，那个马夫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捂住嘴了，只挣扎了几下就没气了。至于那两个战友，一个姓赵，是湖北人，大家都叫他‘赵猴子’，因为他爬树特别快；另一个姓黄，湖南本地人，力气特别大，能扛着两袋粮食跑一里地。不过后来打桃花坳的时候，姓黄的战友牺牲了，姓赵的战友在撤到广西的时候跟大部队走散了，再也没联系上。”
　　我赶紧把“赵猴子（湖北人，擅长攀爬）”“黄姓战友（湖南人，力大无穷，1939年桃花坳之战牺牲）”记在笔记本上，又在旁边画了个五角星——这是外公生前的习惯，遇到重要的人物或细节，就用五角星标注。写完后，我摩挲着笔记本的纸页，心里一阵感慨：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要是没有这些细节，就只能变成史料里冰冷的“战士若干”，而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和故事，重新刻回历史里。
　　“后来呢？他们牵走马、炸铁轨的时候顺利吗？”我接着问。谢建国说：“牵马的时候还算顺利，那六匹马好像知道要离开鬼子似的，特别乖，没叫一声。炸铁轨的时候，我爷爷让战友们先把马牵到远处的树林里等着，自己和一个懂炸药的老兵留下来装炸药。他们把炸药放在铁轨的接头处，拉好引线，等所有人都撤到安全地带，才点燃引线。
　　“‘轰隆’一声响，铁轨被炸得飞起来好几米高，碎片溅得到处都是。”谢建国模仿着爆炸的声音，眼神里带着几分激动，“可没等他们高兴多久，远处就传来了日军装甲车的轰鸣声，还有鬼子的叫喊声。他们赶紧牵着马往山里跑，山路又滑又黑，有个战士不小心摔了一跤，马也惊了，差点把他拖走，还是我爷爷冲上去拉住缰绳，才把他救下来。”
　　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炸毁铁轨一段，日军装甲车追击，顺利撤离”，张军伯伯在旁边画了个简易的路线图，标注着“撤离路线：铁路→树林→麻布大山主峰”，但没写撤离时遇到的意外。我把谢建国说的摔跤、惊马的细节补充进去，又在路线图上标了个“危险点”，注明“此处易摔跤，需注意马匹受惊”。
　　
　　聊到这里，窗外的雨渐渐小了，阳光透过云层，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谢建国起身去给我续茶，我趁机翻了翻笔记本里关于桃花坳之战的记录——这是谢老最不愿提起的战斗，也是外公当年采访时最艰难的一段。笔记本上写着“1939年夏，攻羊楼司据点，伤亡惨重，李连长牺牲，谢典弗肩部中弹”，字迹比其他地方更重，甚至有些地方被墨水晕开，应该是外公当时情绪激动导致的。
　　“谢大哥，你爷爷说起桃花坳之战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场景，或者哪个战友？”我等谢建国坐下，轻声问道。他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眼神沉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爷爷说，桃花坳那仗，是他打得最窝囊、最心疼的一仗。他们团奉命攻羊楼司的据点，那个据点建在半山腰，周围全是碉堡，日军的机枪火力像一张网似的，根本冲不上去。”
　　“二营的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上，想打伏击，结果被鬼子的侦察机发现了，一顿轰炸下来，二营伤亡了一半人。我爷爷所在的一营负责正面进攻，战士们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下来，山坡上全是尸体和血，连路都没法走。”谢建国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爷爷说，有个刚参军的小战士，才十六岁，跟我爸差不多大，冲上去的时候还跟他说‘谢指导员，等打赢了，我请你吃我妈做的腊肉’，结果没跑几步，就被鬼子的机枪打中了，倒在地上还喊着‘我还没杀够鬼子呢’。”
　　我拿着钢笔的手忍不住发抖，眼泪差点掉下来。外公的笔记本里没写这个小战士的事，张军伯伯和王强叔叔也没提到过。我赶紧把“十六岁小战士，未留名，牺牲前说‘想请谢指导员吃妈妈做的腊肉’”记下来，字迹有些潦草，因为我怕自己再慢一点，就会哭出声来。
　　“李连长牺牲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惨烈？”我定了定神，接着问——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李连长抢机枪扫射，中弹牺牲”，但没写具体过程。谢建国点点头，说：“我爷爷说，李连长是陕西人，脾气特别倔，看到战士们死了那么多，眼睛都红了。他抢过一个班长的轻机枪，就从战壕里站起来，朝着鬼子的碉堡扫射，嘴里还喊着‘兄弟们，跟我冲’。
　　“鬼子的机枪一下子就对准了他，子弹像雨点似的打在他身上，他晃了晃，还想接着扫射，结果又中了几枪，才倒下去。”谢建国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爷爷冲过去想把他拉回来，刚抓住他的胳膊，肩膀就被流弹打中了，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咬着牙，硬是把李连长拖回了战壕，可李连长已经没气了，手里还紧紧攥着机枪的扳机。”
　　
　　我掏出纸巾递给谢建国，自己也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外公的笔记本里没写李连长的籍贯，也没写他牺牲时的细节，我把“李连长，陕西人，牺牲时紧攥机枪扳机”补充进去，又在旁边写了一句“谢典弗肩部中弹，拖回李连长遗体”。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外公为什么会在笔记本里把这段记录写得那么重——因为每一个字，都浸着战士们的血和泪。
　　“后来你们把牺牲战友的遗体背回来埋葬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问。谢建国擦了擦眼泪，说：“那天天黑以后，我爷爷带着几个还能动的战士去战场上找遗体，山上全是尸体，有的已经被炸得认不出来了，只能凭着军装和身上的信物辨认。有个战士找到自己同乡的遗体，抱着遗体哭了好久，说‘咱们说好一起回家的，你怎么先走了’。
　　“他们把遗体背回桃花坳的一个小山头上，没有棺材，就用战友们的军装裹着，挖了个大坑埋在一起。我爷爷找了块木板，用刺刀在上面刻了‘抗日烈士之墓’，插在坟前。他对着坟磕了三个头，说‘兄弟们，对不起，没能把你们带回家，等打赢了鬼子，我再来看你们’。”谢建国说，“我爷爷后来每年清明，都会去那个小山头上看看，直到他年纪大了走不动路。”
　　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葬牺牲战友于桃花坳小山头，立木碑”，王强叔叔在旁边写了句“2022年实地考察，未找到木碑，可能已风化”。我把谢建国说的“用军装裹尸”“同乡战士抱遗体痛哭”“刻木碑”等细节补充进去，心里想着，等下次有空，我一定要去桃花坳看看，哪怕找不到木碑，也要在那里立一个简易的纪念碑，告诉那些烈士，还有人记得他们。
　　
　　聊完桃花坳之战，我们又聊到了谢老后来的经历。1939年秋，谢老所在的部队撤到广西株洲，随后又去了柳州，在柳州击退日军后，就驻守在那里。1940年春天，部队调防到云南南部，驻扎在河口、马关一带，负责防守中越边境。军部召集全军军官学习训练时，谢老因为成绩优异，还获得了优胜奖，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本《战术讲义》。
　　“我爷爷说，那支钢笔他一直带在身上，后来教书的时候还用它批改作业。”谢建国说，“《战术讲义》里有很多他写的批注，都是关于怎么打鬼子的心得。可惜后来搬家的时候，那本讲义弄丢了，我爷爷还难过了好几天。”
　　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1940年云南训练获优胜奖，奖品钢笔、《战术讲义》”，但没写钢笔和讲义的后续。我把“钢笔用于战后教书批改作业，《战术讲义》搬家时遗失”补充进去，又想起王强叔叔整理的资料里提到谢老在云南时曾救助过一位当地老乡。“谢大哥，你爷爷在云南的时候，是不是救助过一位生病的老乡？”我问。
　　谢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说：“对！我爷爷说，有一次他去山里侦察，看到一个老乡躺在路边，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他把老乡背回部队，找卫生员给老乡治病，还把自己的粮食分给老乡吃。老乡病好以后，给部队送了很多蔬菜和水果，还说要带着村里人帮部队放哨。”
　　我把这个细节也补充到笔记本里，心里想着，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最能体现战士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正是因为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我们才能打赢这场艰苦的抗战。
　　后来，谢老的堂弟谢典荫随远征军赴缅甸参战，1942年5月在仁安羌战役中牺牲。消息传到谢老所在的部队时，谢老正在团部整理文件，听到消息后，他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我爷爷说，他和谢典荫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考黄埔，一起参军，本来想着等抗战胜利了，一起回沅江教书，没想到谢典荫却永远留在了缅甸。”谢建国说，“他去找团长请战，说要去缅甸替谢典荫报仇，可团长说团部需要他，不同意他去前线。他没办法，只能把对谢典荫的思念藏在心里，更加努力地工作。”
　　外公的笔记本里写着“谢典荫1942年缅甸牺牲，谢典弗请战未获准”，但没写谢老当时的情绪和后续的工作。我把“谢典弗瘫坐地上，悲痛不已，后续更加努力工作以寄思念”补充进去，又在旁边画了个心形——这是我自己加的标记，用来记录那些充满情感的细节。
　　
　　1944年底，谢老因为身体原因，正式申请退役。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沅江，重操旧业，在沅江县立第四小学当老师，后来又成了粮食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回了家乡沅江，在当地的搬运队工作，1976年退休。退休后的谢老，每天都会坐在老樟树下看书、晒太阳，有时候还会给村里的孩子讲抗战的故事。
　　“我爷爷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两件事，一件是参加了抗战，打跑了鬼子；另一件是教出了很多学生，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谢建国说，“2005年和2015年，他先后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拿到纪念章的时候，他把纪念章戴在胸前，对着老樟树敬了个军礼，说‘兄弟们，我们打赢了，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我看着墙上谢老戴着纪念章的照片，心里一阵温暖。外公的笔记本里贴着谢老获得纪念章时的照片，照片背面有外公的字迹：“2015年10月，沅江采访谢典弗，老人精神矍铄，谈及纪念章，热泪盈眶”。我把谢建国说的“对老樟树敬军礼”补充到笔记本里，又在照片旁边写了一句“谢典弗：国家未忘，战友未忘”。
　　
　　2018年11月，谢老走完了102岁的人生。临终前，他把家人叫到身边，手里攥着那两枚纪念章，说：“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了，告诉他们，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让他们放心。”他还特意叮嘱谢建国，要是有研究者来采访，一定要把他的故事讲清楚，让更多人知道当年的事。
　　“我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脸上还带着笑。”谢建国说，“他走后，我们把那两枚纪念章捐给了沅江市博物馆，让更多人能看到，记住那段历史。”
　　我站起身，对着墙上谢老的照片深深鞠了一躬——这不仅是对谢老的敬意，也是对外公、张军伯伯、王强叔叔的告慰。我打开外公的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2025年3月，沅江谢典弗故居，采访谢建国，补充谢典弗生平细节若干，完成外公、张军、王强未竟之事。历史不会忘记，英雄不会褪色。”
　　
　　走出谢老的旧居时，雨已经停了，阳光洒满了整条巷口。我背着帆布包，手里攥着笔记本，一步步往巷口走。帆布包里的钢笔和U盘仿佛在轻轻震动，像是外公、张军、王强、朱启尧在跟我说“做得好”。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还有很多老兵的故事等着我去记录，老兵不朽，超越生死，还有很多历史的细节等着我去挖掘。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有那么多英雄，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怎样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