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四章 亮剑诱敌，交叉射击

　　(一)
　　
　　2016年夏，湘东的潮热裹着樟树的香气扑面而来。我坐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木廊下，看着工作人员搀扶着一位白发老人慢慢走来——他就是周镇亚，原国民党黄埔军校19期学生兵，也是今天要给我们讲雪峰山抗战往事的人。老兵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拄着一根红木拐杖，杖头被岁月磨得发亮。落座时，他特意将拐杖靠在藤椅内侧，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调整呼吸，又像是在与尘封的记忆对话。
　　
　　“我家啊，就是个‘黄埔窝’。”周镇亚开口时，湘潭口音里带着股子咬字清晰的硬朗，不像快百岁的老人，“大哥湘涛是16期的，三哥景辉17期，堂哥光明更早，15期的。他们每次从军校回来，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我就跟在后面转，心里直痒痒——将来我也要当黄埔生，也要打鬼子。”
　　1944年2月，刚满17岁的周镇亚终于如愿考上黄埔军校二分校，编入19期入伍生大队步科。他说自己报到那天，特意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褂子，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被褥，走了三十多里路到军校，“校门口的哨兵敬了个礼，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忘了还礼，心里只想着：从今天起，我就是军人了。”
　　可军校的日子没安生几天，日军的攻势就逼得学校从湖南迁往四川。刚到四川，还没等他们适应新营地的潮湿气候，命令就下来了——全体学员开赴武阳镇，挖战壕备战。“那战壕挖得讲究，深要过膝，宽能容两人并行，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射击孔，还得在旁边挖猫耳洞躲炮弹。”周镇亚说，当时正是冬天，四川的山里冷得刺骨，冻土硬得像石头，他们挥着锄头、洋镐，手心磨出的泡破了又起，渗出血来，就用布条裹一下继续干。晚上没地方住，就挤在老百姓家的柴房里，铺着稻草睡觉，“有天早上醒来，发现眉毛上都结了霜，可没人喊苦，大家都知道，这战壕是用来挡鬼子的，多挖一寸，就多一分胜算。”
　　1945年4月，日军为了抢占芷江机场，打通湘桂、粤汉铁路，把矛头指向了武阳镇附近的雪峰山。消息传到学员营地时，周镇亚和战友们正在操场上练刺杀，听到“鬼子来了”四个字，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手里的木枪还举在半空。“我们两百多号人，当天就围着大队长田人林请愿，要求参战。”周镇亚的声音提高了些，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拐杖，“田大队长说，‘你们才受训十个月，连实弹都没打几发，还是学生兵，上去就是送死’。可我们不服啊！我当时就喊，‘黄埔1期、2期的学长，只练六个月就上战场，我们多练了四个月，凭啥不能打？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难道要看着他们占我们的地，杀我们的人？’”
　　请愿持续了两天，学员们白天站在营地门口请愿，晚上就凑在一起写血书，有的还把自己的绑腿撕了，蘸着墨水写“杀敌报国”。终于，上峰松了口，特批他们这批学生兵参战。出发前，八百多个学员在阵地上集合，田大队长站在高台上，声音洪亮：“记住，你们是黄埔的兵，是中国的兵！今天上了战场，要么把鬼子打回去，要么就埋在这雪峰山里，绝不能当孬种！”周镇亚和战友们齐声喊“人在阵地在”，喊声响彻山谷，他说那天的太阳特别烈，照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一股决绝的光。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日军的炮弹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炮弹像下雨似的砸下来，阵地上的土被炸得翻了一遍又一遍，碎石子和树枝溅得人睁不开眼。”周镇亚缩在猫耳洞里，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还有战友们的惨叫声。等炮声一停，日军就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他们躲在明碉暗堡里，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我们的步枪是老套筒，打两枪就得换弹夹，鬼子的三八大盖射程远，有不少兄弟就是在换弹夹的空当被打中的。”第一天下来，就有十几个战友牺牲了，晚上清点人数时，营地静得可怕，只有远处的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我们蹲在战壕里，借着马灯的光擦枪，有人一边擦一边哭，说想家了，想娘了。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大家又握紧了枪，没人提退缩的事——我们知道，退了就没退路了。”
　　就这样打了四天，日军的冲锋一次比一次凶，学生兵的伤亡也越来越大。第四天晚上，周镇亚和几个战友蹲在战壕里合计，“这么硬拼不是办法，鬼子人多，武器又好，我们再这么打下去，人都得拼光。”就在这时，田大队长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地图，“我有个主意，鬼子不是觉得自己白刃战厉害吗？我们就利用这一点，设个埋伏。”
　　第五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日军的炮轰就开始了。半个多小时后，炮声停了，成群的鬼子端着刺刀，嗷嗷叫着朝阵地冲来，阳光照在刺刀上，闪着冷光。“他们走得很整齐，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嘴里还喊着‘万岁’，那声音听得人牙痒痒。”周镇亚说，当时他躲在战壕里，手心全是汗，握着刺刀的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是等着复仇的怒火。
　　就在鬼子离阵地还有五十多米时，田大队长突然喊：“上阵地！亮刺刀！”周镇亚和战友们立刻跃出战壕，齐刷刷地举起刺刀，对着日军摆出迎战的姿势。他们身后，十余挺轻重机枪早已架好，枪口悄悄对准了鬼子的必经之路，机枪手们趴在地上，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盯着目标。“我们故意把刺刀举得高高的，让鬼子看到——我们不怕白刃战，我们敢跟他们拼！”
　　日军果然上钩了，见中国士兵亮出刺刀，冲锋的速度更快了，前排的鬼子已经开始端着刺刀瞄准。等最前面的鬼子刚跨过预设的埋伏圈，田大队长突然大吼一声：“学生军卧倒！机枪扫射！”周镇亚立刻趴在战壕里，几乎是同时，身后的机枪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像一条火舌，朝着日军扫去。“那声音太响了，震得耳朵嗡嗡的，我趴在地上，能感觉到地面都在抖。”鬼子成片地倒在地上，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击中，有的想往后退，却被后面的鬼子推着往前冲，整个战场乱成了一锅粥。一百多个想靠白刃战取胜的鬼子，大半都倒在了机枪下，剩下的几个也慌了神，扭头就跑。
　　混乱中，周镇亚瞥见一个日军旗手正抱着太阳旗往后逃，那面旗子在硝烟里晃来晃去，刺得人眼睛疼。“我当时就想着，绝不能让他跑了！这旗子是鬼子侵略的罪证，我得把它夺下来，给牺牲的兄弟报仇！”他想都没想，猛地从战壕里跳起来，朝着旗手冲了过去。旗手回头看到他，也红了眼，挥着刺刀就朝他刺来。周镇亚往旁边一躲，刺刀擦着他的胳膊划了过去，带出一道血痕。他趁机往前一步，一把抓住旗手的胳膊，另一只手握着刺刀，狠狠捅进了对方的胸膛。
　　“我夺过太阳旗，刚想往回跑，突然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眼前瞬间黑了。”周镇亚伸手一摸，满手都是血，他低头一看，自己的钢盔掉在地上，盔顶被炮弹片打穿了一个洞，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糊得他睁不开眼。“周镇亚！你挂彩了！”战友们冲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按住，从随身的救济包里掏出纱布和碘酒。“我们每个学生兵都带两个救济包，一个自己用，一个给兄弟用。那天我的包刚好用完，还是旁边的王战友把他的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当天下午就牺牲了。”周镇亚的声音沉了下来，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给我的不仅是救济包，是生的机会啊，可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四川人，说话带着口音。”
　　那天的战斗，他们不仅打退了日军，还缴获了两门山炮和多挺步枪。后来，在空军的配合下，部队又攻占了日军的后方交通通道，断了鬼子的补给线。周镇亚说，武阳镇的胜仗，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1945年春夏多雨，路面滑得很，雪峰山有339道弯，全是“之”字形，每道弯上都有他们挖的战壕，鬼子的步兵走在上面，稍不注意就会滑倒；“地利”是雪峰山和武陵山连在一起，山势高峻，日军的机车大炮根本运不上来，只能靠轻武器仰攻，而他们穿着百姓支援的布鞋、部队发的胶鞋，守在最高处，往下打鬼子，占尽了便宜；“人和”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武阳镇待了快一年，和当地百姓处得像一家人，“百姓们白天给我们送粮食、送弹药，晚上就帮着修工事。有个张老大娘，每天都煮一锅红薯送到阵地上，说‘孩子们多吃点，有力气杀鬼子’。有次我跟她说鞋子磨破了，第二天她就给我送来了一双布鞋，纳的底厚厚的，穿着特别舒服——那双鞋我一直舍不得穿，直到战斗结束，才拿出来擦干净，收在包里。”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周镇亚和战友们一直在阵地上坚守。日军来攻，他们就反击；日军不攻，他们就加固工事，擦拭武器。慢慢的，日军的进攻越来越少，到了8月上旬，鬼子彻底没了动静。“我们当时还以为他们在憋大招，每天都睁着眼睛警惕，生怕他们突然偷袭。”8月15日那天，周镇亚正蹲在战壕里擦刺刀，突然听到阵地上传来一阵鞭炮声——不是战场的爆炸声，是老百姓过年时放的那种鞭炮。他纳闷地站起来，就看到不远处的村子里，老百姓们举着小红旗，在田埂上跑着，喊着什么。
　　没过多久，几架飞机从芷江机场方向飞来，低空盘旋着，不停地往下撒传单。周镇亚赶紧跑过去，捡起一张，上面的字让他瞬间愣住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再看，还是那几个字。“我当时就哭了，抱着旁边的战友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战友们也都疯了，有的把帽子扔到天上，有的抱着枪在战壕里转圈，还有的拿出珍藏的烟，分给大家抽——那是他们打鬼子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可开心过后，就是沉重的悲伤。参战前的八百多个学生兵，到战役结束时，只剩下五百多人，三百多个兄弟永远留在了雪峰山。“我们在阵地上立了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黄埔19期学生兵之墓’，没有名字，因为很多兄弟连尸体都没找到。”周镇亚说，每次想起那些牺牲的兄弟，他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他们本该毕业，本该回家见爹娘，可他们却把命留在了这里。”
　　战后，周镇亚因为受伤不下火线，被部队嘉奖，还得了一枚勋章。后来，他去了四川成都的黄埔军校本部，完成了剩下的学业，毕业后被分配到65军165师，成了一名排长。1949年10月，他随部队在四川中江起义，加入了一野18兵团，凭借着在军校学的知识，当了一名兵器教官，教战士们使用武器。1954年，他转业回了湖南，被分配到湘东钨矿工作，从普通工人做起，一直干到1980年退休。
　　
　　“现在的日子多好啊，有饭吃，有衣穿，再也不用躲炮弹，再也不用饿肚子。”周镇亚看着远处的山峦，眼神里满是欣慰，“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散步，和老朋友们聊聊天，晚上就看看电视，日子过得很平静。只是有时候看到电视里演抗战的片子，就会想起当年的事，想起那些牺牲的兄弟——我活着，就是替他们看这太平盛世的。”
　　那天听完周镇亚的讲述，我走出老干部活动中心时，夕阳正落在雪峰山的方向，把天边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我想起自己当年在八路军的日子，想起和战友们一起打鬼子的场景——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不管是正规军还是学生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我们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都在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守护着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
　　
　　(二)
　　
　　2017年春分刚过，江苏射阳的风还裹着淮河入海口特有的湿润，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却带着一股子草木复苏的暖意。我坐在抗战研究院那间刷着白墙的小会议室里，翻看《苏北抗战史料汇编》，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直到门口传来拐杖敲击地面的“笃笃”声，我才猛地抬起头，看见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位老人走进来。
　　老人就是孙德明，头发全白了，却梳得整整齐齐，藏青色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严丝合缝，胸前那两枚纪念章——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章和2015年的70周年章，在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下闪着亮，像两颗凝结了岁月的星。他走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先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热茶，双手捧着杯子暖了暖，才缓缓开口，安徽嘉山的乡音裹着回忆，慢慢漫过了七十多年的时光。
　　
　　“我爹娘走得早，14岁那年在村口捡柴火，看见一队穿灰布军装的人路过，领头的同志蹲下来问我，‘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我想都没想就点头了。”孙德明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杯子，眼神飘向了窗外，像是又看见当年的场景。那是1936年，他成了红军队伍里的“红小鬼”，跟着部队走乡串户，帮着抬担架、送消息。1937年3月，经刘玉柱专员介绍，他加入了洪泽湖游击队，成了一名小宣传员——这是他最难忘的日子，“队长教我写字，先写‘国’，再写‘家’，说‘有国才有家’；教我唱《救国军歌》，我嗓门大，每次部队休息，就站在土坡上唱，唱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的时候，战士们都攥着枪，眼里的光比太阳还亮。”他还笑着说，自己当年还学过跳舞，是游击队里教的“打靶舞”，跳的时候腰间的搪瓷缸子晃来晃去，里面的水洒在衣襟上，凉得打哆嗦，可心里却烧得慌。
　　1938年3月，洪泽湖游击队奉命千里转进，从安徽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到山西榆次，再辗转到河北，最后编入八路军115师344旅。“那时候行军哪有什么路，全是翻山走野地，一夜最多要转移八个地点，少的时候也得三四个。”孙德明叹了口气，说自己那时候总睡不够，走着路就能打盹，班长每次都是半扶半拽地把他叫醒，然后塞过来一块两斤重的大饼——那是用榆树皮粉混合着少量大麦面压出来的，硬得能当武器，咬一口能硌得牙酸，却要省着吃两天半。“白天要跑80里，夜里跑40里，长行军时一小时走七八里，急行军能到十二三里，快步行军的时候，鞋底子磨得冒烟，一小时能走十四五里。”他的草鞋总是穿不了几天就磨断了筋，先是撕块布条缠上，布条磨烂了，就光脚跑，“脚底板先是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茧，后来走在石子路上，跟踩在平地上似的，一点都不疼——心里只想着，快点走，早点到前线，早点把鬼子赶出去。”
　　1940年，部队奉命南下，从河北到河南，再到山东、安徽，最后从安徽淮河岸边坐船，顺着水路到了苏北。“船小，十几个人挤在一艘小渔船上，浪一颠，吐得昏天黑地，可没人喊苦。”孙德明说，就是在这段转战的日子里，他真正学会了打仗——老兵教他怎么瞄准，怎么躲炮弹，怎么在冲锋时保护自己；打了几次仗后，他还学会了带队，后来被任命为新四军连队支书、指导员，“那时候我才18岁，比不少战士都小，可他们都听我的，不是因为我官大，是因为我们都抱着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去，回家种地，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1941年初的那个清晨，成了孙德明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当时连队驻扎在江苏五条沟，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扫荡”。那天他们正在一片豆地里行军，豆秧刚长到膝盖高，绿油油的叶子上还挂着露珠，风一吹，满鼻子都是豆花香。可没等他们走出半里地，突然传来一阵“哒哒哒”的刺耳声响——是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子弹像下雨似的砸在豆秧上，豆叶、豆荚碎成了渣，溅得人满脸都是土。全连的人瞬间趴在地上，谁都不敢抬头，一抬头就有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嗖嗖’的响。”孙德明趴在地上，能清晰地听到鬼子的叫喊声，还有歪把子机枪特有的、断断续续的沉闷声响。他悄悄摸了摸身边的两挺机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勃朗宁轻机枪，这是连队的“宝贝疙瘩”，全连就这两挺重火力，每挺枪里只压了10发子弹，平时训练都舍不得用，只有打仗时才拿出来。“我凑到机枪手耳边，小声说‘把子弹上满，盯着鬼子的机枪，等它换弹夹的空当，咱们就冲’。”
　　趴在豆地里的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泥土的腥味、豆秧的清香和远处传来的枪声混在一起，让人心里发紧。终于，鬼子的歪把子机枪“顿”了一下——那是换弹夹的间隙！孙德明猛地抬起头，大喊一声“冲啊！”，自己先弯腰往前冲，两挺机枪手紧随其后，扣动了扳机。“我特意嘱咐他们‘点射，别浪费子弹’，捷克式打左边，勃朗宁打右边，两挺枪的子弹交叉着飞向鬼子的机枪阵地，像一张网似的。”他眼看着三个操作歪把子机枪的鬼子，一个被子弹击中肩膀，惨叫着倒在地上；另外两个来不及反应，就被密集的子弹打倒，趴在机枪旁边一动不动。剩下的鬼子见机枪手没了，瞬间慌了神，几个鬼子架起受伤的同伴，扛起歪把子机枪，头也不回地往回撤。孙德明带着战士们追到豆地边缘，看着鬼子的背影消失在树林里，才敢停下来喘气——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裤腿被豆秧划了好几道口子，血渗出来，把裤子染成了深色，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疼，只觉得心里的火终于泄了一点。
　　可危险还没结束。部队在五条沟继续转进，刚绕过一个土坡，突然从前面的高冈上传来一阵枪声——十多个鬼子在那里设了埋伏！孙德明反应极快，猛地往旁边一扑，趴在了豆田里。就在他趴下的瞬间，身边传来一声闷哼，他扭头一看，和自己一起参军的老乡战友胸口冒着血，眼睛还睁着，望着天空，嘴唇动了动，却再也没发出声音。“后面的二班长也中了枪，一下子趴在我身上，他的血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淌，热乎乎的，黏糊糊的，把我的衣领都浸透了。我喊他‘班长！班长！’，可他再也没应我。”孙德明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紧紧攥着拐杖，指节都泛了白。这时候，班长朱德彪带着青年班的战士们冲了上去，“他们喊着‘为战友报仇！’，举着枪往高冈上冲，可鬼子的子弹太密了，青年班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最后朱德班长也中了弹，倒在高冈上，手里还紧紧攥着枪，手指扣在扳机上。”
　　悲愤像一团火似的烧在孙德明的心里，他咬着牙，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和泥土，对剩下的战士们说：“咱们从左右两边迂回，绕到高冈后面，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战士们跟着他，猫着腰，借着豆秧的掩护，悄悄绕到高冈两侧。等靠近鬼子阵地时，孙德明大喊一声“打！”，两挺机枪同时扫射，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向鬼子。“8个鬼子倒在了高冈上，剩下的几个吓慌了，连枪都顾不上捡，抱着头就往山下跑。”孙德明和战士们冲上高冈，看着牺牲的战友，没人说话，只有风在耳边吹着，把豆田的清香和血腥味混在一起，那味道，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
　　
　　1943年初的一个寒夜，部队住在南三区后面的一座石桥底下。桥洞很小，战士们挤在一起，盖着薄薄的稻草，冻得瑟瑟发抖。凌晨4点左右，通信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声音都在抖：“指导员！不好了！鬼子来了！”孙德明立刻下令撤退，同时派2排排长龚乡钲带一个班的战士去阻击。可还不到三分钟，就传来了坏消息——龚排长牺牲了，阻击的战士们也抵挡不住，只能往回撤。全连退到南三区时，离鬼子只有不到150米的距离，一颗子弹突然飞来，击中了孙德明的左肩，“我只觉得肩膀一麻，然后就是钻心的疼，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把军装的袖子都染红了。”班长小沈冲过来，一把夹住他的胳膊，半背半扶地往回撤，其他战士们围在周围，一边打枪掩护，一边往小龙王庙的方向跑。
　　小沈个子不高，却力气大，背着孙德明跑了好几里地，直到冲进小龙王庙才停下来。可他们刚喘了口气，战士王裕就大喊起来：“指导员！你看！花中沟那边打信号弹了！”孙德明抬头一看，两颗绿色的信号弹在夜空里格外刺眼。“我心里一紧，知道鬼子的后备部队上来了，这是要把我们包围在这儿啊！”他强撑着站起来，让战士们在小龙王庙周围设好阵地，“跟大家说，不打空枪，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咱们的子弹不多，得省着用。”那时候连队已经攒了300发机枪子弹，还有三挺机枪——捷克式、勃朗宁，加上之前缴获的歪把子，这是他们的命根子，鬼子就是冲着这些来的。
　　他们在小龙王庙藏了不到25分钟，就听见远处传来脚步声——是埋伏在前面的鬼子过来了。孙德明让战士们全都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眼看着鬼子从庙前走过，离他们不到300米，甚至能听到鬼子说话的声音。等鬼子走过去一半，孙德明突然大喊：“打！把子弹全打出去！”两挺机枪同时开火，点射连成了线，子弹朝着鬼子的后背飞去。“日伪军被打懵了，有的往前跑，有的往后退，乱成了一团，死伤了二三十人，剩下的都溃散了。”可孙德明知道，周围还有好几路鬼子，不能恋战，他立刻下令转移，带着战士们悄悄摸到南三区的一个破屋里，生火煮糙米饭——他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战士们捧着碗，烫得直甩手，却吃得飞快，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
　　
　　1943年3月30日，攻打八滩坡鬼子据点的战斗，成了孙德明最痛心的记忆。那个据点的碉堡很坚固，鬼子在里面架着机枪，部队攻了好几次都没攻下来，副营长王光汉带头冲锋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全营有40多个战友倒在了碉堡前面，爆破组的同志抱着炸药包冲上去，却都没能靠近，全都牺牲了。”孙德明和战士王德诚主动请战去爆破，他看见王德诚背着一把大刀，就劝他：“把刀放下吧，轻装上阵，更容易靠近碉堡。”可王德诚却摇了摇头，眼神坚定：“指导员，这刀我砍死过两个鬼子，等我回来，你给我介绍入党，行不？”孙德明看着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两人借着战壕的掩护，迂回着爬到碉堡跟前。孙德明先往碉堡的枪眼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王德诚紧跟着也投了一颗。可就在手榴弹爆炸的瞬间，碉堡里的鬼子突然开了枪，子弹正好击中了王德诚的胸口——他站的位置，就在枪眼正前方。“我看见他倒下去，手里还攥着那把大刀，我喊他‘王德诚！王德诚！’，可他再也没回应我。”碉堡里的鬼子被炸懵了，孙德明拿起王德诚的大刀，冲了上去，对着从碉堡里跑出来的3个鬼子砍了过去，“那时候什么都没想，就想着为王德诚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刀砍在鬼子身上，我都感觉不到累。”可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炮弹落在了他身边，他只觉得后腰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等孙德明醒来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战友们把他抬到了后方医院。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直到1948年3月，因为身上的伤越来越重，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复员到射阳县六垛乡务农，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过起了平静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六垛合作商店工作，1982年退休，1989年改为离休。
　　
　　“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出门有水泥路，家里有电视机，再也不用躲炮弹，再也不用饿肚子。”孙德明笑着说，垂暮之年，他还带头给家乡捐款修桥铺路，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时，他把自己的退休金捐了出去，“我没多少钱，可这些钱能帮到别人，我心里就踏实。”他摸了摸胸前的纪念章，眼神里满是欣慰，“这两枚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我得替他们好好看看这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