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三章 吴淞狙杀，宪礼潜伏

　　(一)
　　
　　2016年夏，长沙的暑气裹着橘子洲头的水汽，闷得人胸口发沉。我坐在吴淞老兄家的四合院里，院角那棵老樟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在帮他回忆七十多年前的硝烟。他头发已经全白了，可说起1943年常德会战的事，眼睛里突然就有了光，手里的茶杯攥得发紧，指节都泛了白——那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一辈子都忘不掉。
　　
　　吴淞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家里时，他和双胞胎哥哥吴潇还在中学读书。那天放学，兄弟俩蹲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听卖报的老头念着“日军进攻北平”的新闻，哥哥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淞子，咱不能看着鬼子欺负中国人，我去参军。”没过多久，在广西铁路当职员的哥哥就辞了职，背着铺盖卷上了前线。吴淞看着哥哥留下的那本《松花江上》，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没跟父母打一声招呼，就往招兵处跑。
　　1938年8月16日，他填完报名表的那一刻，心里又慌又热——慌的是怕父母担心，热的是终于能像哥哥一样保家卫国。21号那天，他跟着队伍从长沙出发，往贵州走。1500多华里的路，全靠一双脚丈量。“白天太阳晒得脚底板疼，晚上就睡在破庙里，有时候连庙都找不到，就裹着麻袋睡在田埂上。”吴淞笑着说，可笑容里藏着苦，“渴了就喝田沟里的水，里面有蚂蟥也不管；饿了就啃生红薯，咬得牙龈都出血。有次走得太急，鞋底子磨穿了，就把破布裹在脚上，走一步疼一下，最后脚底板全是血泡，挑破了接着走。”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贵州，他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了纸笔，给家里写了封信，只说“我在外面一切都好，勿念”。
　　1939年，吴淞因为训练刻苦，做事踏实，从上等兵一路升到了上士排副。那年秋天，炮兵学校和他们所在的7师总队搞步炮联合演习，炮校通讯排人手不够，一眼就挑中了他。“炮校里的日子比在部队还紧，白天要架电话线、传命令，有时候电话线被风吹断了，冒着雨也要去修。”吴淞说，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抱着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在操场上练瞄准。月光洒在枪身上，泛着冷光，他对着靶子一遍遍调整呼吸，琢磨着表尺刻度——他知道这枪的表尺射程能到2400米，1000米内都有杀伤力，“那时候就想着，要是真遇到鬼子，我得能用这枪多杀几个。”因为他肯学肯练，不仅通讯工作做得好，还兼职当了炮兵护卫，炮校的教官都喜欢这个17岁的小上士，总说“吴淞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1943年秋天，一封家书打破了平静——哥哥吴潇在安徽打游击时，被日军抓住了。鬼子逼他投降，他宁死不从，最后被活活毒杀。吴淞拿着信，手止不住地抖，眼泪砸在信纸上，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字泡得发皱。他把哥哥的照片缝在贴身的衣兜里，照片上的哥哥穿着军装，笑得一脸灿烂。“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替哥哥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吴淞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也跟着发酸——在抗战的年月里，这样的家仇国恨，太多太多了。
　　没过多久，日军包围了常德，薛岳命令衡山第4军增援。吴淞被调到4军3师当联络参谋，任务是协调弹药、卫生器材和军粮的补给。从衡山到常德，铁路早就被鬼子炸断了，公路也布满了弹坑。他们白天要躲敌机的扫射，只能在树林里穿行；晚上就打着手电筒急行军，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平均一天要走150里路，4天3晚几乎没合过眼。”吴淞说，有次他实在走不动了，战友就背着他走，“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到常德，跟鬼子拼命。”等他们到常德时，每个人的裤腿都沾满了泥和血，鞋子也磨得不成样子，可没人喊累，都握着枪，盯着前方的阵地。
　　
　　1943年12月3日，德山争夺战打响了。我没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可听吴淞描述，我仿佛能看到漫天的炮火，听到战友们的呐喊。敌机在天上盘旋，一颗颗炸弹落在阵地上，炸起的泥土和碎石到处都是。冲锋的战友们一批批地冲上去，又一批批地倒下，鲜血染红了德山的土地。“从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1公里的路，1400多个兄弟就这么没了。”吴淞的声音哽咽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到现在都能想起他们的样子，有的才十八九岁，还没来得及跟家里说一声再见。”
　　吴淞的任务是和总部联系，本该在后方待着，可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他手里的自卫手枪变得越来越沉。那把手枪射程短，只能在敌人靠近时用来自卫，要是遇到远处的鬼子，根本派不上用场。“我当时急得直跺脚，心里想，就算死，也要拉个鬼子垫背。”就在这时，他路过重机枪3连，看见河南籍的孟班长正蹲在地上擦一支刚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孟班长脸上满是硝烟，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可擦枪的动作却很认真。吴淞跑过去，红着眼眶说：“班长，借我枪用用！我要杀鬼子！”孟班长抬头看了看他，没多问，把枪和半盒子弹塞到他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子，注意安全，别给咱中国人丢脸！”
　　吴淞抱着步枪，趴在战壕里。泥土混着战友的鲜血溅到他的脸上，他抹了一把，眯着眼开始寻找目标。远处的土坡后，两个鬼子正举着枪，往我方阵地瞄准，嘴里还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吴淞深吸一口气，想起炮校教官教的要领——先调整表尺，再对准目标，然后慢慢扣动扳机。他把准星对准第一个鬼子的胸口，手指轻轻一扣，“砰”的一声枪响，那鬼子晃了晃，倒在地上不动了。紧接着，他迅速调整准星，对准第二个鬼子，又是一声枪响，第二个鬼子也倒了下去。“当时心里特别解气，感觉替哥哥，替那些牺牲的战友报仇了。”吴淞说，可没等他高兴多久，一阵急促的枪声就传了过来。
　　
　　两天后，吴淞陪着张惠民团长去前沿阵地视察。刚走到半山腰，几架敌机突然低飞过来，机翼上的红太阳标志看得清清楚楚，连驾驶员的脸都能瞧见。吴淞心里一紧，赶紧拉着团长的胳膊喊：“团长，快卧倒！敌机来了！”可张团长却推开他的手，继续来回跑着指挥战士：“大家注意隐蔽！守住阵地！别让鬼子上来！”他的声音洪亮，盖过了敌机的轰鸣声。就在这时，敌机的机关枪突然扫了过来，“咚咚咚”的枪声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吴淞眼睁睁地看着子弹打在团长身上，团长晃了晃，倒在地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军装。
　　“团长！”吴淞喊着，就要爬过去。可就在这时，他看见连长封全善拿着一支步枪，从战壕里冲了出去。封连长脸上满是怒火，眼睛瞪得通红，嘴里喊着：“我要打下来这狗娘养的！”他想瞄准敌机的油箱，可飞机飞得太低了，目标太小。吴淞心里急得要命，想喊住封连长，可已经晚了——敌机的子弹先击中了他，封连长晃了晃，手里的步枪掉在地上，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可又一颗子弹打了过来，他再也没动。
　　吴淞扑过去，捡起封连长的步枪，对着敌机疯狂射击。子弹打在机身上，发出“当当”的响声，可敌机只是晃了晃，还是投下了几颗炸弹，然后摇摇晃晃地飞走了。他抱着封连长的尸体，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用步枪打飞机很难，几乎不可能，可我们不能看着鬼子在天上欺负我们，不能看着战友们白白牺牲。”
　　常德会战结束时，吴淞所在的第10军3师9团3营，只剩下了3个没受伤的人——他，还有战友赵清福和唐振南。那天，老百姓们进城，看见护旗的哨兵背上缝着“虎贲”两个字，就知道是守常德的部队。大家围了过来，有的递馒头，有的送布鞋，还有的老太太拉着哨兵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孩子们，你们受苦了，谢谢你们啊！”吴淞说，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牺牲都值了——老百姓记着他们，记着他们为国家做的一切。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吴淞还是做后勤补给工作，因为在长官部指挥所，长官不轻易到前线，所以他只能待在二线。后来，战时指挥部搬到了岳麓山，他和战友们躲在山洞里，有时候山洞会被敌机的炸弹震得摇晃，可他们还是坚守着，及时协调补给，确保前线的战友们有足够的弹药和粮食。到了衡阳，他们又在离衡阳城里两公里半的“二担半”设了指挥所，他每天都要跑好几趟，传递消息，协调物资，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吴淞正在指挥所里整理文件。听到广播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愣了愣，然后突然哭了起来——七年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父母了，可以告慰哥哥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了。同年冬天，他回到了长沙，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父母抱着他哭得稀里哗啦。母亲拉着他的手，摸了摸他身上的伤疤，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946年，吴淞在长沙认识了一位醴陵姑娘，姑娘温柔善良，知道他的经历后，很佩服他。同年秋天，他们在长沙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亲朋好友参加，可吴淞却觉得很幸福——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可以牵挂的人。婚后，他回到后勤总部工作，1949年7月，他调到贵州保安第9团，后来大西南解放了，他就辞了职，带着妻子回了长沙，找了份务工的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吴淞最后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了兵，打了鬼子，保卫了国家。虽然很多战友都不在了，但我会一直记得他们，记得那段岁月。”
　　2017年8月，吴淞老兄走了，享年96岁。
　　
　　(二)
　　
　　2017年春的青岛，海风裹着湿冷的潮气扑在脸上，我跟着工作人员走进抗战研究院的小楼时，远远就看见孟宪礼坐在窗边。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我进来，赶紧起身握住我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疤痕：“老李，咱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今天我就跟你说说，当年在掖县送情报的那些事儿。”
　　
　　孟宪礼是山东掖县人，家里六个兄弟，他排行老四。九岁那年，家乡闹饥荒，他揣着母亲塞的两个玉米面窝头，一路扒火车到了大连，在日本人开的纱厂里当童工。四年里，他白天给机器上油、搬运棉纱，晚上就躲在工棚里，跟着会说日语的工头学说话。“那时候哪懂什么，就想着多会几句，能少挨点揍。”他笑着说，可眼里却藏着苦，“没成想，后来这日语竟成了保命的‘护身符’。”
　　他们家就是个“革命窝子”：大哥孟宪章1936年就入了党，受组织委派在东北军里做兵运工作，悄悄给游击队送武器；二哥孟宪仁跟着胶东游击队打鬼子，后来转到哈尔滨搞地下工作，听说还救过不少被捕的同志；三哥孟宪义1938年也入了党，在村里组织农会，发动老百姓藏粮食、送伤员。有一回，中共区委书记王仁卿到他家开会，孟宪礼蹲在门后，听见他们说“打鬼子”“保家乡”，心里像着了火。散会时，他拽着王书记的衣角不放，仰着脑袋说：“书记，我也想打鬼子！我会日语，还能跑路，让我当交通员吧！”王书记被他磨得没办法，又看他眼神坚定，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行，这活儿凶险，得嘴严、腿快、胆子大，你能行不？”孟宪礼使劲点头：“您放心，就是掉脑袋，我也不泄露半个字！”
　　1942年初夏，孟宪礼接了头一次任务——把一份标有鬼子炮楼位置的情报，送到邻县的游击队手里。出发前，他揣着组织给的两块银元，到镇上的馍馍铺买了五个大锅饼。回到家，他关上门，拿出一根细筷子，小心翼翼地从最厚实的那个饼侧面扎进去，一点一点把里面的瓤抠空，再把叠得方方正正、用蜡封好的情报塞进去，最后用调好的面糊把洞口糊住，用手摸了摸，跟没动过一样。他把这饼放在篮子最下层，上面码着三个完整的饼，再铺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毛巾，拎着篮子就上了路。
　　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鬼子的封锁线。几个端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兵正站在路中间，枪托在地上敲得“咚咚”响，旁边还牵着一条狼狗，吐着舌头盯着来往的人。一个留着八字胡、戴着眼镜的鬼子拦住他，伸手就要夺篮子：“良民证的，拿出来！”孟宪礼心里一紧——他才十五六岁，按规定还没办“良民证”。他赶紧弓着腰，脸上堆着笑，用生硬的日语说：“太君，我的年纪小，十六岁不到，良民证的没有……但是，我会唱日本歌，大大的好听，唱给您听？”那鬼子一听，眼睛亮了，收起枪摆了摆手：“唱！唱得好，就放你过！”
　　孟宪礼清了清嗓子，扯着嗓子唱起来：“铁炮卡苏一声黑带桑，山涧流水响叮当……”这是他在大连时，听日本工友唱的乡村歌谣，没想到刚唱了两句，旁边几个年轻的鬼子竟跟着哼了起来。唱完了，八字胡鬼子拍了拍他的后脑勺，笑着说：“你的，日本人的朋友，大大的好！”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塞给他。孟宪礼赶紧接过糖，鞠了个躬，拎着篮子晃着脑袋，哼着歌慢慢往前走。走出老远，他才敢回头看，见鬼子没跟上来，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后背的衣服早就湿透了。
　　
　　1943年春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孟宪礼奉命到掖县县城，协助上级做伪区长和三个伪军中队长的反正工作。他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短褂，把密信藏在腰带里，外面缠了几层布条，悄悄摸到伪区长家的后墙根。刚要翻墙，就听见巷口传来“哗啦哗啦”的枪栓声，还有鬼子的吆喝声：“站住！干什么的！”——是日本宪兵查夜。他赶紧往旁边的柴房里躲，可柴房的门没关严，两个鬼子端着枪走了进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的，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什么？”孟宪礼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身子抖个不停，哭哭啼啼地说：“太君，我……我是来给城里的亲戚送粮食的，天黑迷路了，想在柴房里躲躲……”
　　鬼子哪里肯信，把他押进了宪兵队的大牢。当晚，鬼子就开始审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辣椒水呛得他眼泪鼻涕直流，老虎凳压得他腿骨像要断了一样，疼得他死去活来。可他始终咬着牙，只说自己是个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反正”“情报”。有个鬼子急了，拔出刀架在他脖子上：“不说实话，就杀了你！”孟宪礼反而不哭了，瞪着眼睛说：“我就是个送粮食的，杀了我，你们也找不到什么！”鬼子审了他三天三夜，没从他嘴里掏出半个字，又没找到确凿的证据，只好把他关在牢里。一个多月后，见他实在没什么“价值”，才把他放了。出来那天，他扶着墙慢慢走，胸口还在隐隐作痛，可手却悄悄攥着藏在袖口的一张小纸条——那是牢里一个愿意反正的伪军偷偷塞给他的，上面写着三个伪军中队长的联络方式。
　　1944年夏天，天气热得像个蒸笼，孟宪礼又接了个硬任务：策反掖县一区的伪区长毛学敏。他早就通过组织摸清了情况：毛学敏的老家在抗日根据地，还跟孟家沾点远亲，而且这人虽然当了伪军，却一直不服鬼子的管，经常偷偷给老百姓行方便。孟宪礼挑了个傍晚，换上一身干净的蓝布长衫，假装走亲戚，提着一篮子鸡蛋，慢慢摸到毛学敏家。毛学敏见了他，先是一愣，随后赶紧把他拉进里屋，关上门小声问：“你是……孟家老四？来这儿干什么？”孟宪礼放下篮子，开门见山：“毛区长，咱都是掖县人，鬼子占着咱的土地，杀咱的乡亲，你就甘心替他们干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做个‘红瓤萝卜’——外面看着白，里面是红的，为抗日做点实事，将来老百姓也不会忘了你。”
　　毛学敏蹲在地上，拿出烟袋锅抽了起来，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过了半天，他突然把烟袋锅往地上一摔，站起身说：“兄弟，不瞒你说，我早就受够这窝囊气了！鬼子动不动就打骂，还抢老百姓的东西，我看着都难受！你放心，我一定立功赎罪！”打那以后，两人常借着“走亲戚”“谈生意”的名义碰头，毛学敏不仅偷偷送来日军的布防图、粮草运输路线，还悄悄做通了两个伪军小队的工作，约定只要游击队一攻城，他们就里应外合。
　　1945年4月的一个下午，毛学敏突然急匆匆地找到孟宪礼，脸色煞白，说话都带着颤音：“不好了！掖城的鬼子要带伪军去青岛会合，明天一早就出发，准备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现在县城已经封了，不准任何人出入！”孟宪礼心里“咯噔”一下——这情报太紧急了，要是天亮前送不到西海独立营，根据地的军民就要遭大难。他赶紧说：“毛区长，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今晚出城！”
　　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星星都躲进了云层。毛学敏偷偷找来一根粗麻绳，又给了他一把锋利的小刀，帮他把情报折成小块，藏在鞋底，用布条一层一层缠紧，确保走路时不会掉出来。两人借着夜色，悄悄摸到县城的东城墙根——这里是鬼子巡逻的间隙，相对好走。毛学敏蹲下身，让孟宪礼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孟宪礼抓着城墙的砖缝，一步一步往上挪，爬到城垛上时，他低头往下看，黑黢黢的看不见底，只能听见远处鬼子的巡逻声。他咬了咬牙，把麻绳系在城垛的木桩上，抓着绳子慢慢往下滑。
　　可滑到一半，他突然发现绳子不够长——离地面还有七八米高，整个人吊在半空，怎么也够不着地面，绳子勒得他手心发疼。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鬼子的吆喝声，越来越近。孟宪礼急得额头冒汗，他摸出怀里的小刀，对着绳子“咔咔”割了几刀——绳子太粗，他割得手都麻了，终于，绳子一断，他“扑通”一声重重摔在地上。“当时就觉得胸口像被大锤砸了一下，疼得我差点晕过去。”孟宪礼说，他摸了摸胸口，又摸了摸鞋底的情报还在，就咬着牙，挣扎着爬起来，捂着胸口往根据地的方向跑。
　　夜风吹得他脸上生疼，每跑一步，肋骨就像被针扎一样，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衣领。他不敢停，也不能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到独立营，快把情报送出去。跑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他终于看到了远处西海独立营的灯光，那灯光在黑夜里像星星一样，给了他力量。他跌跌撞撞地冲进营部，看到负责人马杰，刚说了句“马营长，鬼子……要扫荡……”，就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后来他才知道，独立营连夜派人联系了青岛地区的抗日队伍，在鬼子必经的一条山谷里设了埋伏。第二天凌晨四点，当掖城的鬼子和伪军大摇大摆地走进埋伏圈，八路军的手榴弹“轰隆隆”地炸响，战士们从干枯的河道里冲出来，手里端着枪，呐喊着杀向敌人。那一战打得特别痛快，消灭了三十多个鬼子，俘获了一百多个伪军，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根据地的军民安然无恙。
　　
　　抗战胜利后，孟宪礼没歇着，还在隐蔽战线工作。1946年的一天，他带着一份绝密情报准备送往平度的我党情报站，刚走到半路，就被几个国民党特务拦住了。他趁特务不注意，赶紧把情报塞进嘴里，使劲咽了下去。特务把他押到一间小黑屋，吊在三米多高的房梁上，用皮带抽、用棍子打，逼他说出情报内容。皮带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棍子打在腿上，疼得他直冒冷汗，可他始终一句话也不说。被打了一个星期，特务没从他嘴里掏出半个字，也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1947年秋，国民党军搞“九月攻势”，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孟宪礼奉命到青岛送完情报后，又接了个紧急任务：把一批测量器、电信器材和汽车零件送到平度解放区——这些都是部队急需的物资。他通过关系，找到火车站的一个老工人，把物资偷偷藏进火车头的煤堆里，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煤，躲过了检查。火车到了即墨南泉车站，他赶紧把物资卸下来，又找了早就联系好的国民党汽车排长王风池——给了他几块银元，王风池就答应帮忙把物资送到根据地边界。可汽车刚开出不远，就被国民党的巡逻队拦住了。王风池一看情况不妙，趁巡逻队不注意，偷偷溜了，孟宪礼被抓了个正着。
　　敌人把他押到警备司令部，各种酷刑都用上了：老虎凳上垫了三块砖，疼得他腿骨差点断了；电刑椅一通电，他浑身抽搐，像被火烤一样；最残忍的是“猪鬃探马眼”，几根粗硬的猪鬃被强行塞进身体，疼得他浑身冒冷汗，几乎晕过去。可他始终咬着牙，不管敌人怎么问，只说自己是个做小买卖的，这些物资是帮别人运的，不知道是给八路军的。被关了63天，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浑身是伤，还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和尿毒症，最后还是组织上通过地下关系，找了个医生做担保，才把他救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孟宪礼又奉命以“灰色”面目留在青岛，继续抓胶东的匪特。那几年，他假装成一个做小生意的，走街串巷，搜集匪特的情报，协助公安部门抓了不少坏人。等任务完成了，他才正式到青岛市公安局工作，一直干到离休。离休后，他不甘心被尿毒症折磨，自己跑到图书馆查资料，向老中医请教，慢慢摸索出一套调理的方法，竟奇迹般地治好了自己的病。后来，保定市肾病医院听说了他的事，专门请他去当医生，他又在医院里干了十几年，帮不少病人缓解了痛苦。
　　离开研究院时，孟宪礼坚持送我到门口，握着我的手说：“老李，咱这代人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那些牺牲的同志，才是真英雄。”我点点头，心里想着：是啊，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孟宪礼这样的人，在隐蔽战线默默付出，用生命守护情报，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他们的故事，得让后辈永远记得，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国家和人民，把生死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