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村民杀鬼，伙计闯关

　　(一)
　　
　　2010年夏，我坐着工作人员安排的小车进入镇江城，感到湿热的风裹着老城区特有的烟火气扑进来，混着路边卖醋小摊飘来的酸香，倒让我想起当年在冀中乡下的光景。车子停在抗战研究院门口，倪毕研究员已捧着一叠资料站在台阶下，一伸手就扶住我：“李老，今天要跟您说的徐解巷，也很提气！”
　　他引我进了里屋，桌上摊开的资料里夹着几张老照片——有模糊的镇江城旧貌，还有村庄照片，倪研究员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徐解巷村里有兄弟俩，吴大强和吴大玉，1938年冬天那事儿，就从他俩推山芋车进城说起。”
　　
　　倪研究员说，1938年的镇江，冬天冷得邪乎，运河里的冰能走人，城门口的鬼子岗哨裹着厚呢子大衣，见了中国人就用枪托戳。吴大强那时刚满二十二，弟弟吴大玉比他小四岁，兄弟俩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盖着麻袋的山芋，天不亮就从徐解巷往城里赶——那年头乡下收成差，山芋是能换钱的硬通货，兄弟俩想着换点盐和棉布，给家里的老人孩子过冬。
　　进了城，穿城而过的山巷挤得水泄不通。挑柴的老汉压着腰往前走，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裹着寒气飘，独轮车的木轴“吱呀”响，得挨着人缝往前挪。就在这时，一个穿绸缎马褂的汉子从后头挤过来，是给鬼子当翻译的张老三——这主儿在城里出了名的横，见了鬼子点头哈腰，见了乡亲就摆架子。他走在吴大强前头，没留神撞了前头挑柴人的担子，一捆柴草掉在地上，柴屑撒了他一裤脚。
　　张老三不仅不道歉，反倒回过身，指着吴大强的鼻子骂：“你眼瞎啊？推着车不知道看着点！”吴大强刚要解释，张老三的手就扬了过来——“啪！啪！”两个耳光打在脸上，热辣辣的疼，周围的人都停下脚步，没人敢出声。我听到这儿，指节不自觉地攥紧了拐杖——当年我在河北也见过这样的翻译，比鬼子还可恨，挨他们的打，比挨鬼子的打更憋屈。
　　吴大强捂着脸，独轮车的木把手被他攥得发白：“是你自己撞了人，凭啥打我？”这话刚出口，张老三又是两个耳光，打得更重，吴大强的嘴角一下子就渗出血来。“反了你了！”张老三扯着嗓子喊，“敢跟皇军的翻译叫板，不想活了？”
　　这时候的吴大强，要是认个怂，或许这事就过去了。可他是徐解巷出了名的硬脾气，当年村里的恶霸抢老乡的粮，他十五岁就敢拎着锄头跟人拼命。只见他猛地松开独轮车，往前跨了一步，攥紧拳头，照着张老三的后脑勺就砸了过去——“咚”的一声闷响，张老三没防备，一头栽进旁边的柴草堆里，帽子掉在地上，头发里还沾了柴屑。他爬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城中心跑，边跑边喊：“反了！反了！我找皇军来收拾你！”
　　吴大强知道闯了祸，赶紧推了推吴大玉：“哥，你快推着车往城外走，我躲躲，别让他们抓着你！”吴大玉还想劝，吴大强已经钻进了旁边的杂货铺，躲在柜台后头。没一会儿，张老三就领了十多个伪警察来，后头还跟着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兵——那鬼子个子不高，脸膛通红，像是刚喝了酒，手里攥着根马鞭，瞪着眼睛四处看。
　　“人呢？打我的人呢？”张老三指着围观的人喊，没人敢应声。他一眼看见停在路边的独轮车，上去就踹，“这是谁的车？人呢？”吴大玉躲在人群里，见车子要被踹坏，急得冲了出来：“别踹！是我的车！”
　　张老三一看有人出来，立马指着他喊：“就是他！把他抓起来！”伪警察们一拥而上，把吴大玉按在地上，枪托“砰砰”地砸在他背上。吴大玉疼得直叫，棉袄被砸破了，露出里面打补丁的单衣，棉絮都飞了出来。我听到这儿，喉咙有点发紧——当年我战友小王被鬼子抓了，也是这么被打，回来后背上的伤养了仨月才好。
　　躲在杂货铺里的吴大强，从门缝里看见哥哥被打，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咬着牙，猛地推开杂货铺的门，冲了出去：“别打他！是我打的张老三！要抓抓我，跟我哥没关系！”张老三一看是他，立马指着喊：“太君，就是这小子！敢打我！”
　　那日本兵先骂了句“叭格呀路”，接着上前一步，伸出脚就把吴大强踹倒在地。吴大强刚要爬起来，几个伪警察又扑上来，把他按在地上，拳头、脚一起上。吴大强挣扎着，脸上、身上全是伤，嘴角的血滴在地上，冻成了小血珠。
　　
　　更狠的还在后头。那日本兵吹了声口哨，不远处拴着的狼狗立马跑了过来——那狗有小牛犊那么大，毛是黄的，眼睛通红，嘴角还流着口水。我当年在战场上见过鬼子的狼狗，咬起人来不松口，有个老乡的胳膊都被它咬断了。只见那日本兵指着吴大强，喊了声“咬！”，狼狗立马扑了上去，一口咬在吴大强的小腿上。
　　“啊！”吴大强疼得大叫一声，小腿上的肉被狼狗撕了下来，鲜血一下子就渗透了裤子，顺着裤脚往下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狼狗松口，嘴里还叼着块带血的肉，甩着尾巴看着日本兵。那鬼子哈哈笑，又喊了声“咬！”，狼狗再次扑了上来。
　　就在这时候，吴大强不知哪来的劲，猛地抬起没受伤的腿，照着狼狗的肚子就是一脚——这一脚用了全力，狼狗“嗷”地叫了一声，被踹出去四尺多远，摔在地上打了个滚，再也不敢往前凑。那日本兵见狼狗被踹，气得脸都红了，他没带枪，就解下腰间的皮带——皮带上还挂着铁疙瘩，抽在身上能留下血印子。他举起皮带，照着吴大强的后背就抽了下去。
　　“啪！”皮带抽在身上，吴大强疼得浑身一哆嗦，可他没喊，反而死死地盯着那日本兵。就在日本兵再次举起皮带的时候，吴大强猛地站起来，趁着伪警察没反应过来，一拳砸在日本兵的太阳穴上——这一拳够狠，我当年跟鬼子拼刺刀时，也用过这招，能瞬间让人失力。那日本兵“咚”地一声仰天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吴大强趁机推开围上来的伪警察，撒腿就往城外跑。他小腿上的伤口没包扎，血一路滴在雪地里，像撒了串红珠子。城门口的鬼子岗哨想拦他，可他跑得太快，转眼就钻进了城外的树林里。伪警察们追了一会儿，见他跑远了，也不敢再追——那片树林里常有新四军的游击队活动，他们怕遇上。
　　吴大强跑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徐解巷。一进家门，他就倒在了地上，小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脸冻得发紫，嘴唇也干裂了。乡亲们听见动静，都跑了过来，村里的老郎中赶紧拿出草药，给吴大强包扎伤口。可他跑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又受了风寒，当晚就发起高烧，躺在床上说胡话，一会儿喊“别打我哥”，一会儿喊“打鬼子”。
　　烧了三天三夜，吴大强才退了烧。醒来后，他看着守在床边的吴大玉和乡亲们，咬着牙说：“这命是拼出来的！鬼子再来欺负咱，咱就跟他们干到底，不能让他们再糟蹋咱中国人！”乡亲们都点头，徐解巷的人，从来就不是软骨头。
　　
　　倪研究员讲到这儿，喝了口茶，接着说：“李老，您猜怎么着？不到一年，吴大强就真跟鬼子干上了，还干成了一件大事。”我往前凑了凑，心里直痒痒——当年咱八路军跟鬼子干仗，就盼着这样的痛快事。
　　那是1939年秋，天刚凉下来，稻田里的稻子刚割完，地里还留着稻茬。一天上午，四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地进了徐解巷——他们常来，每次来都要找“花姑娘”，抢老乡的鸡和粮食，乡亲们恨得牙痒痒，可之前没敢动手，怕鬼子报复。可这次不一样，吴大强跟村里的几个后生早就商量好了：“鬼子就四个人，还就带了一支步枪，咱只要齐心，肯定能收拾他们！”
　　四个鬼子刚进村口，吴大强就带着几个乡亲迎了上去，脸上堆着笑：“太君，里面请，家里有刚煮好的红薯，您尝尝？”那几个鬼子以为乡亲们怕他们，得意洋洋地跟着走，还拍着吴大强的肩膀说：“你的，良民大大的！”
　　那个背步枪的鬼子被让进了吴大强家的院子。他东瞅西看，没找着姑娘，就看见院子里养的几只鸡，立马指着鸡嚷嚷：“鸡的，杀了，煮了吃！”吴大玉赶紧点头哈腰：“太君别急，我这就烧开水烫鸡，保证香！”他说着，就往灶房走，还冲吴大强使了个眼色。
　　那鬼子嫌背着步枪弯腰不方便，就把枪带斜套在身上，蹲在冒热气的水桶边，伸手去抓鸡。鸡吓得扑腾着翅膀，鬼子抓了好几次都没抓住，气得骂了句“八格”。就在这时候，吴大强从门后绕了出来，手里攥着根扁担——那扁担是硬木做的，之前挑过百十来斤的东西，结实得很。他猛地扑上去，一把抱住鬼子的腰，使劲往水桶边一推——“哗啦”一声，桶里的开水泼在地上，热气腾腾的，溅了鬼子一裤腿。
　　鬼子疼得“嗷嗷”叫，想挣扎着站起来，可吴大强抱得太紧。这时候，吴大玉从灶房里冲出来，手里拿着把菜刀，还有个乡亲也拿着锄头跑过来，三个人一起把鬼子按在地上的泥水里。鬼子的脸埋在泥里，嘴里直冒泡，手还在乱抓。吴大强摸出灶房里的斧子——那斧子是他爹当年砍柴用的，斧刃磨得锃亮。他举起斧子，照着鬼子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噗”的一声，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昏了过去。吴大强怕他没死透，又补了一下，鲜血溅在他的粗布褂子上，红得刺眼。
　　另一边，村东头的王老汉家也进了个鬼子。那鬼子刚进门，就四处找姑娘，王老汉的儿媳妇吓得躲在里屋不敢出来。王老汉表面上笑着，手里却攥着门后的顶门杠——那杠子有胳膊粗，是老枣木做的。等鬼子转过身，王老汉猛地举起顶门杠，照着鬼子的后脑勺就砸了下去——“嘭”的一声闷响，鬼子当场就昏了过去，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王老汉怕他醒过来，又连着砸了几杠子，把鬼子的脑袋砸得稀烂，脑浆都流了出来。
　　村西头的李婶家，也进了个鬼子。那鬼子刚要掀李婶家的门帘，李婶的儿子小刚就从里屋冲了出来——小刚才十七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手里拿着把锄头。他照着鬼子的肩膀就砍了下去，一锄头下去，鬼子的肩膀就见了骨，疼得他嚎叫着往外跑。小刚追在后面，又砍了一锄头，砍在鬼子的腿上，鬼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没一会儿就没了气。
　　
　　最惊险的是第四个鬼子。他进了村北头的赵大叔家，刚要对赵大叔的女儿动手，赵大叔就抄起院子里的钉耙，照着鬼子的后背就耙了下去——钉耙的齿扎进鬼子的肉里，疼得他“嗷”地叫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跑。
　　赵大叔喊了一声：“别让他跑了！跑了咱村就完了！”村民们听见动静，都拿着锄头、钉耙、扁担从家里跑出来，跟在鬼子后头追。那鬼子慌不择路，一头扎进村边的水塘里——那水塘刚结了层薄冰，鬼子一踩就破了，冰水一下子没过了他的腰。他不敢上岸，就在水里闷着，只露出个脑袋喘气。
　　村民们围着水塘，捡地上的石头、砖头往水里砸。有的石头砸在鬼子身上，有的砸在水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鬼子的衣服。鬼子冻得直哆嗦，又被石头砸得疼，实在受不了了，想往岸上游。刚露出半个身子，小刚就扔过去一块砖头，正好砸在鬼子的脑袋上——鬼子“咕咚”一声沉了下去，没一会儿就浮了上来，脸朝上，一动不动了。
　　等鬼子都死了，吴大强才松了口气。他把四个鬼子的尸体拖到一起，又找来一把柴刀，把鬼子的头砍了下来——他怕鬼子的尸体被认出来，连累村里的人。砍下来的头用麻袋装好，他又背上缴获的步枪，对吴大玉说：“哥，我去茅山投奔新四军游击队，你跟乡亲们把尸体处理好，别留下痕迹。”
　　吴大玉点点头，跟几个乡亲一起，用板车把四个没头的鬼子尸体拉到村外很远的山地里。那地方全是荒草，平时没人去。他们挖了个深坑，把尸体埋了进去，又在上面铺了层土，还撒了些荒草，看起来跟周围的地没两样。
　　徐解巷的人都齐心，没一个走漏风声的。邻村的人路过，也没发现异常——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少几个鬼子，没人会在意。可没想到，过了五天，四辆卡车拉着城里的鬼子来了，在诈输岗一带找了三天。我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当年咱打了鬼子的伏击，也怕鬼子报复，每次都要把战场清理干净。
　　
　　倪研究员说，鬼子一开始没找着尸体，急得直骂。最后是靠狼狗——就是当年咬吴大强的那种狼狗——在山上嗅了三天，才在离马家村远的山边草丛里找着了那四具没头的尸体。鬼子的小队长看到尸体，气得拔出军刀，把旁边的树砍得乱七八糟，喊着要把附近的村庄全烧了。
　　消息传到徐解巷，村民们都慌了。张大妈把家里的粮食往地窖里藏，王大叔连夜收拾东西，想带着家人往外地逃。这时候，吴大玉站了出来：“不能逃！逃了家就没了！咱找张老三去，他欠咱的，这次该他帮咱！”
　　乡亲们凑了些钱，有银元，有铜板，还有人把家里的银镯子拿了出来。吴大玉带着钱，偷偷进了城，找到张老三。张老三见了钱，眼睛都亮了，可一听是要跟鬼子说情，又犹豫了：“这事儿要是办砸了，鬼子能杀了我！”
　　吴大玉盯着他：“你忘了当年你被大强打，是谁没让鬼子再找你麻烦？现在咱村要是被烧了，你觉得鬼子会信你不知道？”张老三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答应了。
　　第二天，张老三找到鬼子的小队长，脸上堆着笑：“太君，您别生气。这里的老百姓都是良民，真不知道这事！依我看，杀害皇军的肯定是路过的新四军，您看皇军的头都被他们带走了，就是怕被认出来。要是烧了老百姓的房子，他们反而会恨皇军，以后没人给皇军送粮送菜，对皇军不利啊！”
　　那鬼子小队长听了，琢磨了半天，觉得张老三说得有道理——他也怕烧了村庄，老百姓真跟新四军走了，到时候更难收拾。他又想着要找新四军报仇，就没烧这十多个村，只烧了邻近的几户人家，然后带着人坐车走了。
　　徐解巷的人这才松了口气，可也更小心了，对这事守口如瓶。后来村里的青壮年，大多跟吴大强一样，去投奔了新四军。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直到抗战胜利才回了家。
　　
　　倪研究员说，吴大强去了茅山后，因为作战勇猛，很快就成了游击队的骨干，每次跟鬼子交手都冲在最前面。1942年冬天，他们在镇江郊外伏击鬼子的运输队，吴大强带着几个战士冲在最前面，用缴获的步枪打倒了好几个鬼子。可就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倒在雪地里。
　　倪研究员接着说，吴大玉后来留在了村里，他没去参军，却用另一种方式抗日——他组织乡亲们给新四军送粮食、送情报，还帮着照顾受伤的游击队员。有一次，几个新四军战士在战斗中受了伤，躲到了徐解巷，吴大玉把他们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换药，还帮着放哨，生怕被鬼子发现。直到战士们伤好归队，他才松了口气。
　　抗战胜利那天，徐解巷的人放起了鞭炮，吴大玉站在村口，望着远方，想起了弟弟吴大强，忍不住哭了。他跟乡亲们说：“大强，鬼子被赶跑了，你可以安心了。”从那以后，吴大玉才敢跟亲戚朋友说起当年杀鬼子的事，每次说起，他都一脸骄傲：“当年咱徐解巷的人，没怂过！”
　　2008年，吴大玉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2岁。临终前，他拉着孙子的手说：“别忘了，当年你爷爷和你大爷爷，还有村里的人，为了打鬼子，拼过命，你们要好好过日子，也要小心日本鬼子。”
　　
　　(二)
　　
　　2012年夏，工作人员陪我穿过南京第二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的林荫道，石板路被晒得发烫，却被头顶层层叠叠的树叶滤去了大半热气。远远地，就看见凉亭下坐着个身影——白衬衫熨得平平整整，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攥着把竹骨蒲扇，正慢悠悠地摇着。听见动静，那人转过头来，露出一张沟壑纵横却眼神清亮的脸，正是董传裕。
　　“李老哥！可把你盼来了！”他说着就要起身。我赶紧摆手：“别起别起，咱都是半截身子埋土里的人，讲究那套干啥！”他笑着坐下，让工作人员给我端来杯凉白开。“我这故事啊，得从1940年的山东荣成说起，那年我才13岁，还是个扛着红缨枪的娃娃呢。”他呷了口茶，眼神飘向远处的梧桐树，像是透过树叶，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家乡。
　　
　　董传裕的老家在荣成东山镇西夏家村，村头有棵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的老槐树，是他当年当儿童团团长时的“岗哨亭”。“那时候鬼子刚占了石岛，据点离咱村就三里地，天天能听见鬼子的枪响。”他说，民兵们怕鬼子突然来扫荡，就想了个土办法——在据点附近的田埂上栽了排半人高的小树，树底下埋着绳子，只要放哨的民兵看见鬼子出动，一拉绳子就能把树放倒。而他的任务，就是趴在老槐树上，盯着那排小树，“眼睛都不敢眨，生怕漏了动静”。
　　有一回，天刚蒙蒙亮，他就看见远处的小树“哗啦”一声倒了，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从树上滑下来，鞋都跑掉了一只，光着脚往村里冲，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村民们听见喊声，赶紧把粮食往地窖里藏，民兵们则抄起土枪、大刀，躲到村口的土坡后。“后来才知道，那次鬼子就来了三个人，是来抢粮食的，被民兵们打跑了。”他笑了笑，“可那时候哪顾得上这些，只知道得让乡亲们赶紧躲起来。”
　　除了站岗放哨，送信也是他的活儿。那会儿周围村庄的民兵靠书信联络，信封上要是插着根鸡毛，就是“鸡毛信”，得马不停蹄地送。“有回我揣着鸡毛信去邻村，信封都被我攥得发皱。”他说，接信的是个姓王的民兵队长，平时总在地里干活，他找了半个村子，才在玉米地里找到人——王队长正弯腰掰玉米，裤腿上沾着泥，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把信递过去，王队长看完，把玉米一扔，拔腿就往村里跑，“我站在玉米地里，听见他喊‘准备战斗’，心里又紧张又自豪，觉得自己也帮上了大忙”。
　　
　　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1941年夏天，鬼子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村里的粮食被抢了好几次，还有两个民兵牺牲了。一天晚上，爷爷把他叫到炕边，摸了摸他的头，声音有些沙哑：“传裕，咱村不安全了，你去东北找你爹吧，他在大连做工，能照看着你。”他攥着爷爷给的几块银元，银元上还带着爷爷手心的温度，跟着一个跑船的老乡，坐了两天两夜的船，到了大连。
　　一踏上大连的码头，董传裕就傻了眼。街上的日本人穿着挺括的和服，手里提着点心匣子，说说笑笑地走进饭馆；而中国人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手里拎着半袋橡子面，低着头匆匆走过。“我去饭馆想买个馒头，掌柜的摆摆手说：‘那是给日本人吃的，你吃这个。’”他说着，指了指柜台上的黑窝头，“那窝头是橡子面做的，咽下去剌嗓子，还刮得胃疼。后来我才知道，大连的细粮全被鬼子控制了，中国人只能吃粗粮，连豆饼都得抢着买。”
　　
　　1942年，经人介绍，14岁的董传裕进了大连“华东药房”当学徒，主要帮着抓药、整理药材。有一回，药房进了批从天津运来的中药，他和五个伙计雇了辆马拉大轱辘车，去大连港码头卸货。车刚走到东关街，就听见一声断喝：“来！来！来！到这里！干什么呢？”
　　他抬头一看，是个日本警察，个子不高，却挺着个大肚子，腰里挎着军刀，正用生硬的汉语喊他们。“我们赶紧停下，说去码头卸药材，可他根本不听，指着地上说：‘跪下！面对面跪下！’”董老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六个伙计，只能分成两排，面对面跪在地上。他又说：‘互相打耳光！用力打！’”
　　他对面是个叫小周的伙计，比他大两岁，平时总帮着他整理药材。“我看着他，实在下不去手，就轻轻碰了下他的脸。没想到那鬼子立马冲过来，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说：‘我来教你打！’”他顿了顿，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像是还能感觉到当年的疼痛，“他的巴掌‘啪啪’地甩在我脸上，没几下，我的脸就肿得跟馒头似的，耳朵里嗡嗡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鬼子打够了，又指着小周说：“你，用力打！”小周没办法，只能闭着眼，一巴掌甩在他脸上。“我疼得直咧嘴，可看着小周眼里的泪水，我知道他也没办法。”就这样，他们互相扇了十多分钟，直到那鬼子看得哈哈大笑，挥挥手让他们走，他们才扶着彼此，一瘸一拐地推着车离开。“那天回到药房，我躲在柴房里哭了好久，第一次那么真切地觉得，亡国奴的日子，太憋屈了。”
　　
　　1943年春天，他娘从山东来大连看他。娘带来了家里种的花生，还有爷爷织的粗布袜子，他抱着娘，眼泪又掉了下来。娘住了半个月，要回山东了，他去轮船码头送娘。码头中间划着一条黄线，线的那边挂着块牌子，写着“日本人专用区域”。“我娘没看见牌子，往线里走了两步，想跟船上的人挥挥手。”他说，他赶紧喊：“娘！不能走那儿！快出来！”
　　话音刚落，一个日本兵就冲了过来。那兵穿着高筒皮靴，“咚”的一脚踹在他肚子上，他疼得蜷缩在地上，半天喘不过气。那兵还没完，又赶过去推搡他娘，娘吓得往后退，差点摔倒。“我急得直喊，让娘赶紧上船，鬼子又过来踹我，后背、腿上全是脚印。”他说，直到娘上了船，朝他挥手，那鬼子才停手，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扶着码头的栏杆，看着船越走越远，心里又恨又怕——恨鬼子的凶残，怕这一别，再也见不到娘。
　　
　　没过多久，药房里又出了事。药房的汉奸经理马老三，总爱跟掌柜董辑吾等人打牌赌钱。有一回，马老三输了不少钱，不甘心，竟跑到西岗警察局报案，说董掌柜他们“作弊骗钱”，让鬼子帮他把钱要回来。
　　那天下午，董传裕正在药房看门，突然闯进四个日本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到处翻找。“我跟他们说，掌柜的和其他人都出去了，没人在家。他们不信，非要找保险柜的钥匙，我说没有，他们就急了。”一个警察伸出脚，对着他的腿弯就是一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另一个警察则用大皮鞋往他身上踹，“我抱着头缩在地上，感觉肋骨都要被踹断了，疼得直喊。他们打了大概有十分钟，见实在找不到人，才骂着走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连站都站不稳。“那时候我就想，这日子不能再忍了，我得回山东，跟鬼子干到底！”1944年夏天，大连的鬼子开始到处抓劳工，要么去鞍山挖煤，要么去修炮楼，好多年轻人被抓走后就没了消息。董传裕越想越怕，偷偷攒了些工钱，找了个跑船的老乡，在一个深夜，坐上了回山东的夜船。
　　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他终于回到了老家西夏家村。一进村，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民兵正扛着枪站岗。他赶紧跑过去，找到民兵队长，说要参加抗日救国会。“队长见我从大连回来，还知道不少鬼子的事，又认识字，就答应了。”他说，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名民兵，每天晚上和其他民兵集中住在村头的破庙里，夜里轮流站岗放哨，白天则帮着村民种地，一有动静就立马集合。
　　最让他兴奋的，是去公路上挖“陀螺坑”。“那坑直径一米多，深半米，里面再埋上石头和碎玻璃，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一陷进去就出不来。”他说，每次行动都在晚上，他们吃过晚饭，扛着铁锨、镐头，摸黑走到离家一二十里路的公路上。“月亮亮的时候还好，要是阴天，就得摸黑挖，手上经常被磨出血泡。”挖到天亮，他们再把坑用树枝和干草盖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悄悄回村。“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一想到鬼子的汽车会陷进坑里，心里就痛快，比在大连受气强多了！”
　　
　　1945年春天，区里来了招兵的人，董传裕第一个报了名。区领导看了他的报名表，笑着说：“你还是个高小生，有文化，去胶东军区吧，那儿正好缺个懂文化的！”从荣成到莱阳的胶东军区，有300华里路，他和其他新兵一起，穿着粗布军装，背着行李，走了五六天。“脚上磨起了好几个泡，走一步疼一下，可没人喊累，都想着早点到部队，早点打鬼子。”
　　到了胶东军区，他被分配到电话班，负责维护通讯线路。“那会儿的电话线，大多是细铁丝，要么架在树上，要么架在电线杆上，风一吹就断，雨一淋就短路。”他说，每个人要负责好几条线路，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线路断了，就得立马去修。“有一回，夜里下着大雨，一条通往前线的线路断了，我扛着梯子就往外跑。”
　　那天夜里，雨下得特别大，路上全是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一片坟地——线路断在了这里。“风刮得草‘沙沙’响，坟头上的纸幡被吹得飘来飘去，心里直发毛。”他爬上梯子，刚要接电线，衣服就被一棵带刺的酸枣树挂住了。他一使劲，衣服撕了个大口子，树枝还刮破了他的胳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吓得手一抖，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跑！”
　　他从梯子上跳下来，拔腿就跑，跑了没几步又停下了。“我想，这线路要是修不好，前线的战友们就联系不上，要是耽误了战斗，那可怎么办？”他咬了咬牙，又跑了回去，摸黑找到梯子，忍着恐惧爬上梯子，把电线接好。“等我回到部队，天已经亮了，衣服全湿透了，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可心里却踏实了——我完成任务了。”
　　在凤凰崖的电话班干了一年半，因为表现突出，他被调到军区电话总站，当了班长。后来，他又成了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四大队的排长，跟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带着战士们冲在前面，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胳膊过去，留下个疤；渡江战役时，我掉进江里，差点淹死，幸好被战友拉了上来。”他掀起袖子，胳膊上有个浅浅的疤痕，“现在看着这疤，就想起当年的战友们，好多人都没等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董传裕被调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1987年9月离休，就住在这个干休所里。“现在的日子多好啊，顿顿有肉吃，出门有汽车坐，再也不用怕鬼子了。”他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脸上满是笑容，“2022年我95岁了，每天晒晒太阳，有时候还跟孩子们讲讲当年的故事，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