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 白衣天使，远征精兵

　　(一)
　　
　　2016年春，长沙的雨丝像扯不断的银线，沾在衣领上凉得透骨。工作人员小周撑着大黑伞，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的胳膊，台阶上的青苔滑得很，我每走一步都要顿一顿——毕竟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但一想到要见的人，心里就像揣了团热乎气。长沙抗战研究院的会议室不大，木桌椅擦得发亮，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抗战地图，我刚找了个靠前的位置坐下，就看见门口走进来一位女士。
　　她穿着藏青色的对襟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乌木簪子挽着，虽然背有些驼，但走得很稳，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就是喻毓华老兵。她在讲台前的椅子上坐下，缓缓开口：“我还记得1937年的夏天，武汉的蝉叫得特别响，街上的传单飘得到处都是……”她的声音不算洪亮，却像带着穿透力，把我瞬间拉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喻毓华说她是湖北武汉黄陂人，家里在当地算殷实，父亲开着一家布庄，母亲是旧式的大家闺秀。15岁那年，她被送到汉口天主教堂的教会女子中学。“那时候学校里有个法国嬷嬷，教我们念圣经，也教我们认药材、学包扎。”老人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暖意，“我那时候好奇，总问嬷嬷‘这个草能治什么病’，嬷嬷就说：‘治病先治心，要对人好。’——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能顶一辈子的用。”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时，她正在课堂上背英文诗。校长拿着一张报纸冲进教室，声音都在抖：“北平打起来了！日本人占了卢沟桥！”那天下午，学校里的学生全炸了锅，高年级的男生扛着“抗日救国”的标语牌往街上冲，女生们就坐在教室里缝棉衣，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没有一个人偷懒。喻毓华说，她看着窗外飘着的标语，手指攥得发白，“那时候就觉得，不能再坐在教室里念诗了，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后来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昌招生，她当天就找了表姐——表姐比她大两岁，性子更泼辣些，还有另外三个同班同学。五个人偷偷凑了钱，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户口本去了报名点。报名点设在一座旧庙里，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多是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考官是个穿军装的营长，脸膛黝黑，盯着我们五个女娃子看了半天，开口第一句就是：‘你们怕死么？你们想发财不？怕死的、想发财的就莫来。’”喻毓华模仿着当年营长的语气，声音陡然变粗，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可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她说当时表姐第一个站出来，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我们是来打日本人的，不是来享福的！”她和其他三个同学也跟着点头，手心里全是汗。考试那天更惊险，刚答到一半，外面突然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窗户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地，粉笔灰簌簌往下掉。监考老师大喊：“趴好！别乱动！”整个考场瞬间静下来，只有飞机的轰鸣声在头顶盘旋。喻毓华说，她当时趴在桌子底下，能听见身边同学的心跳声，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跑。“有个男生还小声说：‘别慌，等炸完了接着考’——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觉得要是连这点惊吓都扛不住，还怎么上战场。”
　　考完试，喻毓华却犯了难——她知道家里人肯定不同意她去军校。父亲一直希望她毕业后嫁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要是知道她要去“抛头露面当丘八”，非气坏不可。她没敢回家，躲到了表姐家，表姐的父母是开明人，还帮着她们瞒消息。那四天过得像四个月，她每天都趴在窗户上看，怕父亲找来。直到第四天下午，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她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那时候觉得，就算爹骂我、打我，我也要去。”
　　她揣着通知书跑回家时，父亲正在布庄里算账，母亲坐在旁边缝衣服。她把通知书往桌子上一放，低着头把事情说了一遍。父亲半天没说话，只是拿着算盘的手停在半空，母亲的针也掉在了地上。没过多久，大舅和二舅就赶来了——大舅是当地的乡绅，二舅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两个人一进门就拍桌子：“毓华！你疯了？女孩子家去军校，将来上战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喻毓华说，她当时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敢掉下来。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开口了：“行了，别吵了。”他走到她身边，拿起通知书看了看，又递给她，“在军队，还是从事你的医务工作吧。”没有骂，没有夸，只有这一句话，却让她瞬间哭了出来。后来她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找了二舅，让二舅在部队里多关照她，还偷偷给她塞了二十块大洋，说，“在外面别亏着自己。”
　　考上黄埔军校在黄陂县是件大事，县长亲自上门，说要派专车送她去报到，可父亲说“我女儿，我自己送”。报到那天，父亲租了一辆黄包车，亲自把她送到码头。船要开的时候，父亲站在码头上，穿着他那件最好的蓝布长衫，手里还拿着她忘带的手帕。“我站在船舷上挥手，喊‘爹，你回去吧’，爹只是点头，没说话。”喻毓华的声音有些发颤，“船开远了，我还看见爹站在那里，像个木桩子……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在黄埔军校的一年多，是她这辈子最苦也最难忘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出操，围着操场跑五公里，跑完还要练队列、打靶。晴天太阳晒得脱皮，皮肤一沾衣服就疼；雨天在泥地里滚，浑身是泥，连饭都咽不下去。除了军事训练，还要学战场救护——怎么快速包扎伤口，怎么给骨折的士兵固定肢体，怎么判断伤员的伤势轻重。“有一次练习头部包扎，我把同学的眼睛都包上了，教官拿着棍子就敲我的手，说‘战场上你这样，会害死他的！’”老人说着，抬起手看了看，仿佛手上还留着当年的痛感，“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对着镜子练，包了拆，拆了包，直到能闭着眼睛包好。”
　　
　　1938年7月，她从武昌毕业，被分到了益阳乡村的139后方医院。医院设在一座大庙里，大雄宝殿里的佛像被挪到了角落，摆上木板就是病床，厢房改成了药房和手术室。“庙里的香火味和药水味混在一起，刚开始闻着难受，后来就习惯了。”她的任务是跟着担架队去前线救护，轻伤的在阵地上直接处理，重伤的就抬回医院。有一次，她跟着担架队去前线，刚把一个腿被炸伤的士兵抬上担架，一颗子弹就擦着她的耳边飞过去，“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可那个士兵还喊‘医生，别管我，先救其他人’——你说，这样的兵，我们能不拼尽全力救吗？”
　　喻毓华喝了口茶，接着说：“1938年11月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天阴得厉害，我和护士小张打算去长沙城里买纱布和酒精，还有小张想买块花布给她娘做棉袄。”她们雇了辆马车，刚走到益阳城外，就看见东边的天空红得吓人，“那不是晚霞，是火光，红得把云彩都烧透了。”马车夫吓得赶紧把车往回赶，说“怕是长沙那边出事了”。她们回到医院，才发现院子里乱成一团，院长拿着电报喊“赶紧收拾东西！撤往安化！”
　　她们来不及细问，就跟着大家往江边跑。医院的药品和器械太多，只能靠伤兵和医护人员一起扛。喻毓华扛着一个装满酒精的箱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箱子的棱角硌得她肩膀生疼。到了江边，她们终于赶上了一艘去安化的运煤船，船很小，挤满了人，煤末子沾得满身都是。“站在船上，能看见长沙方向的天空，一直是红的，像着了火的绸子。”喻毓华说，“小张抱着她的花布，哭得直抽搭，说：‘我娘还在长沙呢……’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到了安化，医院分在了三个茶厂里。安化的山又高又密，土匪特别多，经常夜里来骚扰。医院没有专门的部队保护，只能靠一些伤势好转的伤兵守卫。“我们在每个茶厂门口架了一挺机关枪，伤兵们轮流站岗，手里还拿着步枪。”可就算这样，还是出了事。有一天夜里，土匪突然来了，枪声和喊叫声把整个村子都吵醒了。喻毓华说，她当时正在给伤员换药，赶紧把灯吹灭，躲在床底下。等土匪走了，她们才发现，两个年轻的护士不见了——后来听当地老乡说，护士被土匪抢上山当压寨夫人了，再也没下来过。“那两个姑娘，一个才18岁，还会唱山歌……”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雨丝打在窗户上的声音。
　　安化的交通更是难上加难。河里的水只有一尺多深，船根本开不动，所有的物资都要靠人背。喻毓华和同事们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药箱，在山路上走十几个小时。“山路又陡又滑，有时候走一步退半步，脚磨起了水泡，挑破了贴上布条接着走。”有一次，她背着药箱走在前面，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山崖，幸好后面的伤兵伸手拉住了她，“那个伤兵的胳膊还没好利索，拉我的时候疼得直咧嘴，却还笑着说‘医生，你可不能有事’。”
　　后来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医院又迁到了溆浦。到了溆浦，连茶厂都没有，她们只能在一片坟山上搭临时病房。“我们把树桩子钉在地上，铺上木板，再垫上干草和树枝，就是伤员的病床。”坟山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夜里能听见猫头鹰的叫声，吓得新来的护士直哭。喻毓华说，她记得有个从长沙前线送来的士兵，叫王二柱，才19岁，腿上的伤口已经烂得流脓，里面长满了蛆。“我和小张用盐水一点点把蛆冲出来，他疼得浑身发抖，却没喊一声，只是抓着我的手说‘医生，我还想打仗，我还没杀够日本人’。”说到这里，喻毓华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可没过三天，他就走了……我们找了四块木板，拼了个棺材，把他埋在坟山的边上，连块墓碑都没有。”
　　在溆浦的日子里，死亡成了常态。有时候早上还在和伤员说话，下午就没了气息。喻毓华说，刚开始她每天都哭，躲在树后面，看着坟山上新添的土堆，哭得喘不过气。可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不是不心疼，是心里的恨更重了。“恨日本人，恨他们毁了我们的家，恨他们让这么多年轻人送了命。”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救治伤员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手因为一直换药而变得粗糙，可只要看到伤员能睁开眼睛，能喝上一口粥，她就觉得值。
　　
　　1940年，她被调到了沅陵的第一后方医院。那里的伤员更多，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担架抬进来，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浑身是血，连模样都看不清。她每天要救治上百个伤兵，从早上忙到深夜，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吃饭吃到一半，听见外面喊‘有伤员来了’，放下碗就往外跑。”老人说，“那时候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救一个是一个。”
　　可最让她头疼的是敌机的轰炸。每天要来五六次，警报声一响，她们就要赶紧把伤员往防空洞抬。防空洞很小，挤满了人，空气里全是汗味和药水味。1941年正月初一，本该是团圆的日子，大家还分了点年糕，刚咬了一口，敌机就来了。“那次警报响得太晚了，飞机都到头顶上了，警报声才拉响。”喻毓华说，“我们赶紧往外跑，就看见沅陵的一条老街，瞬间就被炸平了，瓦砾堆里全是哭声和喊声。”她和同事们冲过去救人，手被瓦砾划得流血，也顾不上擦，“有个老太太抱着被炸死的孙子，哭得撕心裂肺，我想安慰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才知道，日本人根本不管你是不是老百姓，是不是过年。”
　　1943年，日军在常德搞细菌战，喻毓华不幸被感染，得了伤寒。“刚开始只是发烧，以为是累着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浑身没劲，连站都站不起来。”她被送到湘雅医院治疗，住了两个月，才慢慢好转。出院那天，天刚亮，她收拾好东西准备走，就听见外面响起了轰炸声。“我不敢躲进防空洞，之前在沅陵，有一次轰炸，很多人躲进防空洞，结果炸弹把洞口炸塌了，一洞的人全被闷死了。”她只能趴在田埂下面，把身子缩成一团，“炸弹在耳边响，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我看见旁边的房子被炸得粉碎，有人从里面飞出来，血肉模糊……”喻毓华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那段可怕的场景，“那时候我突然就不怕了，不是不害怕死亡，是觉得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我能活着，能接着救更多人，已经很幸运了。”
　　抗战胜利那天，她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她手里的镊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她跑出医院，看见街上的人都在哭，在笑，在互相拥抱，有的人还把帽子扔到了天上。“我也哭了，哭得特别痛快，把这八年的委屈、害怕、难过，都哭了出来。”老人说，“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吃。”
　　
　　后来她回了家，离开家已经快八年了。布庄早就没了，院子里的树长得很高，姐姐看见她，抱着她哭得直抽搭。姐姐告诉她，父亲在她走后第三年，因为担心她，又赶上时局动荡，一病不起，没多久就走了；母亲受不了打击，第二年也跟着走了。“我连他们的坟都不知道在哪里，姐姐说，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只能找个地方埋了，连块碑都没立。”喻毓华的声音哽咽着，“我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那些伤员，可就是对不起爹娘……没能给他们养老送终，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市卫生局的郑群局长找到了她。郑群以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24后方医院的时候就认识她，知道她医术好，就写信邀请她来长沙工作。“我当时还犹豫，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怕干不好。”可郑群说，“你的医术是救命的本事，不能丢。”她答应了，成了长沙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刚开始做接生的时候，还挺紧张，后来就好了。”喻毓华笑了笑，“看见一个个孩子生下来，哭得多响亮，就觉得心里特别暖——这就是希望啊。”她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1972年退休，退休后还经常有人来找她看病，她都免费给人看。
　　
　　讲完这些，喻毓华打开那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是一枚黄埔军校的校徽，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五个年轻的姑娘，穿着学生装，笑得特别灿烂。“这是我和表姐她们报考军校的时候拍的，就剩下我一个了。”喻毓华把照片贴在胸口，“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就是救了些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也用力拍着手，手掌都拍红了，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战场上，要是没有那些医护人员，我可能早就不在了。他们没有扛枪打仗，却用自己的双手，在战火中托起了生的希望。
　　离开研究院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在地上，亮得晃眼。小周扶着我，我回头看了看研究院的大门，仿佛还能看见喻毓华的身影。
　　2019年4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喻毓华去世的消息，享年103岁。我拿着报纸哭了——她走了，但她的故事，还有无数像她一样的抗战医护人员的故事，会永远记在人们的心里。
　　
　　(二)
　　
　　2016年夏，广西全州的太阳像个烧红的铜盘，悬在头顶上烤得人发晕。我坐在工作人员小陈开的车里，车窗摇到最低，风刮进来都是热的，路边的稻田泛着金黄，蝉鸣声嘶力竭，倒让这平静的乡野多了几分生气。小陈说：“李老，前面就到庙头镇了，唐兴成老兵早就在抗战研究院等着咱们呢。”我点点头，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里的老兵证——同为扛过枪的人，见着老战友，总免不了多几分亲近。
　　车子停在研究院门口，一座白墙黑瓦的小院，门口挂着“全州抗战历史陈列室”的木牌。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身影拄着拐杖站在台阶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胳膊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小陈快步上前：“唐老，这是李明同志，也是抗战老兵。”老兵抬起头，我看清了他的模样：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发胶固定着，脸上布满皱纹，却精神矍铄，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像燃着的炭火。“同志，快进来坐！”他伸手握住我的手，掌心粗糙得像砂纸，却格外有力，那力道里藏着的，是几十年战火淬炼出的坚韧。
　　我们坐在院里的石桌旁，小陈泡了两杯绿茶，茶香混着院里桂花树的清香，让人舒服了不少。唐兴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盒子，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泛着铜绿的徽章，上面刻着“新一军”三个字，边缘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徽章，眼神飘向远方，“1943年那回，我才17岁，还在宜湘河村的田里割稻子呢，稻穗沉得压弯了腰，我想着秋收了能换点钱，给娘买块新布做衣裳……”
　　话没说完，唐兴成的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回忆里走了段远路。
　　
　　“那天中午，我正坐在田埂上啃红薯，就来了三个穿灰军装的人，手里拿着绳子，说‘抓壮丁去打日本’。我娘从家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哭，说‘娃啊，你别走，娘就你一个儿’，我爹站在旁边，脸憋得通红，最后只说了句‘去了好好打仗，活着回来’。”他叹了口气，“我被他们拉着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娘还站在田埂上，像个木桩子，那场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们被带到平乐师管区，和其他壮丁挤在一个破庙里，地上铺着稻草，晚上睡觉都得侧着身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跑慢了就挨鞭子，饭是掺了沙子的糙米饭，一天两顿，根本吃不饱。”后来，他们被装上火车，一路颠簸去贵阳，再转卡车到昆明。“卡车没有顶，太阳晒得头皮疼，下雨的时候浑身湿透，晚上就在路边的草棚里睡觉，不少人都生了病，咳嗽声此起彼伏。”
　　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他们被赶上了运输机。“那飞机像个铁疙瘩，里面又黑又闷，挤了二十多个人，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唐老说，飞机起飞后没多久，就开始剧烈颠簸，外面的云层像翻涌的墨汁。“越往上面飞越冷，我穿着单衣，冻得牙齿打颤，大家挤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用彼此的体温取暖。有个湖南的小伙子，冻得直哭，说想他娘，我就把仅有的一件单衣脱下来给他盖上，说‘忍忍，到了印度就好了’。”
　　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飞机突然往下掉，机舱里的人都尖叫起来，有个老兵大喊“抓稳了”。“我死死抓住旁边的铁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感觉飞机随时会摔下去。”唐老比划着当时的动作，“过了好一会儿，飞机才稳住，机长说我们刚才遇到了强气流，差一点就出事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去印度的路，比打仗还危险。”
　　一到印度利多机场，他们就被安排住进了大兵营。“营地里全是铁皮房，白天太阳一晒，里面像蒸笼，晚上又冷得要命。洗澡是在露天的池子里，水是从河里抽上来的，冰得刺骨，洗一次澡浑身打哆嗦。”训练更是苦得超出想象，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先跑五公里，然后练队列、拼刺刀、打靶。“步枪、机枪、炮弹各打五发，我每次都打得特别认真，枪口抵在肩膀上，震得生疼，也不敢动一下。”唐兴成说，他那时候就想着，枪打得准，才能多杀鬼子，才能活着回家见爹娘。“有一次打机枪，我连续打了五十发子弹，肩膀肿得老高，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可第二天还是接着练。”
　　他的射击成绩每次都是全连最好的，连长见了他就说“你这小子，是块打枪的料”。没多久，他就被升为上等兵，还领到了一把崭新的汤姆逊冲锋枪。“我把枪擦得锃亮，睡觉都放在枕头边，生怕被人碰坏了。”后来，他被分到新一军三十师八十八团二营五连三排，全班13个人，班长邓兴华是个四川老兵，打过不少仗，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邓班长对我们特别严，训练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可私下里对我们很好，有次我得了疟疾，他把自己的药给我吃，还守着我一夜没睡。”班里配备了一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邓班长常说“咱们这装备，就是用来揍鬼子的，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944年7月，他们随八十八团开赴密支那前线。密支那是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鬼子在那里修了很多碉堡，还挖了深沟，火力配置得特别密集。“我们的任务是攻打密支那火车站，那地方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鬼子把火车站变成了堡垒，墙上全是枪眼。”打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惨重，牺牲了好几个战友，还是没能攻下来。“那天黄昏，天突然阴了下来，乌云压得很低，没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雨点砸在头盔上，噼啪作响。”唐兴成躲进一辆卡车里避雨，刚想擦把脸上的雨水，就看见远处的草丛里有动静——几十个鬼子猫着腰，手里端着三八式步枪，枪上插着刺刀，正悄悄向正在进攻的战友们身后摸去。
　　“不好，鬼子要偷袭！”唐兴成心里一紧，来不及喊人，赶紧从卡车里爬出来，悄悄把轻机枪架在弹药箱上，调整好角度。“那些鬼子大概有七八十人，脚步放得很轻，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扣在扳机上，盯着鬼子的方向，等他们走进射程范围，猛地扣动扳机。“嗒嗒嗒——”机枪声在雨里格外响亮，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向鬼子，瞬间就打倒了二十多个。“鬼子被打懵了，有的趴在地上还击，有的掉头就跑。”战友们听到机枪声，立刻返过身来，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像冰雹一样扔向鬼子。“我看见一个鬼子军官举着指挥刀喊‘冲锋’，刚站起来就被我一枪打死了。”
　　这场偷袭被打退了，战友们冲过去清点战场，捡回来三十多支三八式步枪，还有几箱子弹。邓班长拍着唐兴成的肩膀，笑着说：“好小子，你这一枪，救了咱们全排的兄弟，回头我给你请功。”唐老摸着发烫的机枪，心里又激动又后怕——要是刚才没发现鬼子，后果不堪设想。
　　
　　可战斗还没结束，部队要继续进攻火车站。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总攻就开始了。盟军的飞机先对火车站进行轰炸，炸弹落在地上，火光冲天，烟尘弥漫。“轰炸结束后，我们端着枪冲上去，可刚到火车站门口，就遭到了鬼子的猛烈射击，好几个战友倒在了地上。”唐兴成的声音沉了下去，“我看见班里的小王，才18岁，刚冲出去没几步，就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胸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来得及，就倒了下去。”
　　因为伤亡太大，唐兴成和全班被派上了第一线，全排的重火力都配给了他们。“我们趴在战壕里，战壕里全是积水，泡得脚发麻。”没过多久，就看见三四十个鬼子挺着刺刀，嗷嗷叫着向他们反冲锋。“那些鬼子眼睛通红，像疯了一样，跑得特别快。”邓班长大喊“开火！”，唐兴成和班里的兄弟一起，三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在鬼子面前织成了一道火网。“手榴弹扔出去，爆炸声此起彼伏，鬼子一个个倒在地上，可后面的鬼子还在往前冲。”
　　唐兴成说，他当时打得眼睛都红了，肩膀被机枪震得没了知觉，只知道不停地扣扳机。“我看见一个鬼子冲过了火网，举着刺刀向我扑来，我赶紧换了个弹匣，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梭子，他应声倒地。”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鬼子终于退了下去，战壕前面躺满了鬼子的尸体。“我趴在战壕里，大口喘着气，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被汗水和血水浸透了，手上还沾着鬼子的血。”
　　
　　讲到打仗的恐惧，唐兴成没有避讳：“每次战斗一开始，我都怕得要命，手都在抖，有时候甚至想躲起来。可一看见战友们倒下，一想到爹娘还在等着我回家，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和战友们常在一起聊，说要是当了亡国奴，就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爹娘了，“被人家欺负得没办法了，只能跟他们拼，就算死，也要拉个鬼子垫背！”
　　占领火车站后，部队继续向密支那市区推进，走进了原始森林。“那林子里的树有几十米高，枝叶茂密得像伞一样，阳光都透不进来，地上全是腐烂的树叶，踩上去软软的，还散发着一股霉味。”鬼子躲在树上，拿着机枪和三八式步枪打冷枪，很多战友没防备，不是受伤就是牺牲了。“有一次，我们班的小李走在前面，突然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头部，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后来他们学乖了，一碰到有大树的地方，不管有没有鬼子，先用重机枪远远地扫射过去，“子弹把树枝打断，藏在上面的鬼子就跟着掉下来，有的摔在地上就没了气，有的还想爬起来，被我们补了几枪。”
　　有天晚上，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手电筒照明。唐兴成跟着部队行军，突然觉得腿上一疼，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火辣辣的。“我用手一摸，满手是血，才知道自己中弹了。”那时候身边没有战友，他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每走一步，腿就疼得钻心。“走了大概有半里地，才遇到抬担架的卫生员，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往后方医院送。”
　　后来，他被送上了一架小运输机，飞往印度利多的战地医院。“那飞机特别小，只能装五个伤员，飞得还不稳，一路上颠簸得厉害。”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说子弹打穿了膝盖，需要做手术取出来。“手术的时候没打多少麻药，医生用刀子划开膝盖的时候，我疼得浑身冒汗，牙咬得咯咯响，可我没喊一声——我怕一喊，就再也没力气打仗了。”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医生把子弹取出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那子弹比手指头还长。“手术后，我的腿被包了好几层纱布，每天换一次药，护士是个印度姑娘，每次换药都会用生硬的中文说‘加油’。”
　　
　　在印度休养了三个月，唐兴成的伤终于好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前线。“我跟医生说，我的战友们还在打仗，我不能在这里待着。”回到部队的时候，邓班长看见他，高兴得把他抱了起来：“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等着你呢！”刚归队三五天，他就又拿起了轻机枪，参加了攻打密支那市区的战斗。
　　那时候，盟军的炮火打得特别猛，每天都有飞机对着鬼子的阵地轰炸，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鬼子的碉堡上，把碉堡炸得粉碎。“我们跟着炮火冲锋，一路上没遇到多少抵抗，鬼子都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打了一个多星期，鬼子扛不住了，开始向密支那后方的伊洛瓦底江撤退。“我们追赶到江边的时候，看见鬼子正在用木船渡江，江水流得特别急，木船在江里摇摇晃晃的。”唐兴成和战友们架起机枪，对着江里的木船射击，“有的木船被打穿了，沉了下去，鬼子掉进江里，被江水冲走了；有的木船靠了岸，鬼子刚上岸，就被我们打死了。”江边上很快就堆满了鬼子的尸体，一层叠一层，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之后，他们一路追着鬼子打，先后攻克了八莫、腊戌。“那时候鬼子已经没了斗志，见了我们远征军就跑，有时候我们追得快，还能缴获不少武器弹药。”唐老说，他们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脚上磨起了水泡，破了又起，疼得钻心，可谁也没抱怨过。“有一次，我们走了一天一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走到一个村子里，老百姓给我们端来了米饭和茶水，还说‘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我们谢谢你们’。”那时候他才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吃。
　　到了腊戌，部队本来准备继续南下，进入新加坡，可英国人却不让他们进去，说“新加坡由我们负责解放”。“我们只能在腊戌等着，每天训练，随时准备打仗。”1945年3月，他们接到命令，从腊戌撤回云南昆明。“走的时候，老百姓都来送我们，给我们塞鸡蛋、水果，还有的老百姓哭着说‘你们可别忘记我们啊’。”
　　
　　1945年8月12日，他们从昆明步行到广西百色，在百色休整了三天。“那天晚上8点多，突然有人在营地里喊‘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唐兴成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眼里闪着光，“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跑到营门口一看，好多人都举着枪朝天开枪，喊着、笑着，有的还抱着哭。我也激动得不行，拿起枪对着天空打了一梭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打了这么多年，终于胜利了！”那天晚上，整个营地里灯火通明，大家唱着歌，喝着酒，一夜没睡。
　　后来，他们又步行到平乐县，接着奉命开赴广州增城，接受日军二十一军的投降。“投降那天，鬼子穿着军装，排着队，把枪放在地上，低着头，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气焰。”唐兴成说，看着鬼子投降的样子，他心里又解气又难过——解气的是终于把鬼子打败了，难过的是那么多战友没能看到这一天。“我们送降军去东莞，全团走在前面，老百姓都站在路边看，有的还扔石头砸鬼子，我们赶紧拦住，说‘不能打，要按照规定把他们送回日本’。”到樟木头的时候，后面有两个鬼子因为欺负老百姓，被愤怒的老百姓打死了，“我们只能加强警戒，加快行军速度，生怕再出意外。”最后，那些日军从东莞上船，离开了中国。
　　抗战胜利后，唐兴成随部队去了东北。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他被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俘虏。“刚开始我还很害怕，可解放军的长官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参加解放军，为人民打仗，我们就欢迎’。”唐老说，他当时就想，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打反动派，为老百姓做事，他就愿意干。于是，他加入了解放军，被编入一一三师三三七团炮兵连。
　　之后，他参加了攻打塘沽、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天津的时候，我们的炮火特别猛，把敌人的碉堡都炸平了。”他还记得解放天津那天，老百姓都跑到街上，举着红旗，喊着“解放军万岁”，还给他们送吃的、喝的。“那时候我才知道，解放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跟着这样的军队，没错。”后来，他们又跟着部队包围了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他随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斗。
　　1950年初，他们从广西开到河南信阳，进入炮兵营，开始开荒种地。“那时候国家刚解放，粮食紧张，我们一边训练，一边种地，想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地里的青苗刚长到五六十厘米高，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们接到命令，立刻开赴朝鲜参战。”当年10月，唐兴成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朝鲜特别冷，冬天温度能降到零下几十度，我们穿着棉衣，还是冻得不行，很多战友的耳朵、手脚都冻烂了。”在朝鲜的四年里，他参加了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多次战斗，好几次都差点牺牲。
　　1954年8月，唐兴成从朝鲜回国，被调到东北三集镇修兵营。1955年1月，他从炮排转业，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全州。“我娘早就不在了，爹也老得认不出我了，看见我回来，抱着我哭了好久。”后来，唐兴成结婚成家，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2005年和2015年，他还先后拿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的纪念章，“这两枚章，我一直好好收着，这是国家给我的荣誉，也是对那些牺牲战友的念想。”
　　
　　讲完这些，唐兴成把铁皮盒子关上，轻轻放在腿上：“我这一辈子，出了两次国打仗，吃了不少苦，可我不后悔。能把鬼子赶出去，能看着国家太平，看着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就值了。”我握着老兵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格外有力——这是一双握过机枪、扛过枪杆的手，也是一双守护过家国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