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果断开枪，半蹲射击

　　(一)
　　
　　2018年盛夏的无锡，刚出梅的空气裹着湿热的风，黏在皮肤上像一层薄纱。我拄着工作人员小陈递来的竹杖，踏上干休所那栋爬满爬山虎的二层小楼，木质楼梯每踩一步都发出“吱呀”的轻响，像是在轻轻叩问岁月。三楼最东头的房门虚掩着，门楣上“赵友金”三个字的铜牌被阳光晒得发烫，我刚要抬手敲门，里面就传来一声洪亮的招呼：“是李明同志吧？快请进来！”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茶香扑面而来。赵友金正坐在窗边的木椅上。见我进来，他要起身，我赶紧上前按住他：“老哥，别客气，我也是来听您讲过去的事。”小陈麻利地摆上两只青花瓷杯，泡上当地的碧螺春，茶叶在热水里舒展开来，香气瞬间漫满了屋子。
　　“我知道你，李明老弟，当年在冀中打游击，不容易啊！”赵友金拉着我的手，他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还有几道深深的疤痕，“咱们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今天我就跟你说说我这辈子最险的一次——1945年春天，在崖下村，我跟鬼子就差几步远，差点就没回来。”赵友金呷了一口茶，眼神渐渐飘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我是1927年立冬那天生的，山东莒县棋山镇西坡村人，家里就靠我爹赵然经种三亩薄田过活。”赵友金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山东人特有的厚重，“我是长子，底下还有两个弟弟，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饭，我十来岁就跟着爹下地，扛着比我还高的锄头，腰弯得像个虾米。”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敲了敲藤椅扶手，“1944年夏天，鬼子在我们那一片烧杀抢掠，村里好几户人家的房子都被烧了，我就跟发小赵明昌商量，要去参军打鬼子。”
　　那年8月3日下午，天热得像个大蒸笼，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晒得打了卷。赵友金揣着母亲连夜烙的玉米饼，饼里还夹着一小撮盐，他跟赵明昌借口去纪家坪给远房亲戚送信，偷偷离开了家。“我娘送我们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反复说‘友金啊，到了部队要吃饱饭，别逞能，娘还等着你来家’。”赵友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忍不住哭，就忍不住跟娘回家。走了没三里地，就听见娘在后面哭着喊我的名字，那声音像刀子一样扎心，可我还是咬着牙往前走，赵明昌也没敢回头，我们俩就这么闷着头走，走了整整一下午，才到了纪家坪的招兵处。”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他走后，母亲顺着他们走的路追了二十多里，鞋都跑丢了一只，脚后跟磨得全是血，最后是同村的邻居赶集时看见，才把她扶回了家。“我后来跟我娘说起这事，她还说‘当时就想把你拉回家，怕你再也回不来了’。”老人抹了抹眼角，露出一丝笑容，“幸好我回来了，还能给她养老送终。”
　　1944年10月初，部队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休整，那天早上，班长扛着一捆蓝灰色的粗布衣料和一包新棉花走进来，笑着说：“兄弟们，天冷了，自己的衣裳自己做，做得厚实点，暖和！”赵友金拿着布料，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他从小就没做过针线活，连针都拿不稳。“同班的王大叔是河北人，手巧，他看我笨手笨脚的，就说‘小赵，我教你，咱们合做一条棉被，夜里盖着也暖和’。”老人回忆道，“那几天晚上，我们俩就坐在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缝被子，王大叔教我穿针引线，教我缝被子的针脚要密，这样棉花才不会跑。缝好的被子是蓝灰色的，虽然针脚歪歪扭扭的，可我摸着那被子，心里暖和得不行，觉得这就是我的家了。”
　　也是在那个月，他领到了人生第一支枪——一支老旧的汉阳造步枪，枪托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像是被子弹擦过的痕迹。班长把枪递给他时，还递过来十发用油纸包好的子弹，嘱咐他：“友金，这枪就是你的命，子弹要省着用，每一发都要打在鬼子身上。”他把枪抱在怀里，感觉沉甸甸的，心里却充满了力量：“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终于不是在家种庄稼的毛头小子了，我是八路军战士了，能打鬼子了！”
　　
　　1944年11月初，天气渐渐冷了下来，沂蒙山区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他们部队接到命令，要攻打位于诸城至莒县公路上的柳家店子据点——那是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里面驻着一个排的伪军，还有两挺重机枪，控制着公路交通，经常劫掠过往的老百姓。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脚底板磨起了好几个水泡，有的水泡破了，袜子粘在肉上，一走路就钻心的疼。”赵友金皱着眉头，仿佛又感受到了当时的疼痛，“可没人叫苦，大家都想着早点打下据点，让老百姓能安心过日子。到了离敌碉堡还有百余米的地方，班长让我们隐蔽下来，机枪班的同志架起了重机枪，‘嗒嗒嗒’的机枪声一响，我们就准备冲锋。”
　　就在这时，据点里突然传来一个喊话声，带着点山东口音：“八路军兄弟们，别打了！我们起义了！马上就撤走！”赵友金和战友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是真是假。班长示意大家暂停冲锋，过了一会儿，据点的大门缓缓打开，一群穿着伪军军装的人举着枪走了出来，为首的一个人喊道：“我们是莒县莫正民司令的部队，早就不想跟鬼子干了，今天就起义，跟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后来我们才知道，莫正民司令早就跟我们地下党有联系了，这次是提前约定好的起义。”老人笑着说，“那天我们没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柳家店子据点，还缴获了不少弹药和粮食，老百姓听说了，都给我们送来了鸡蛋和馒头，比过年还热闹。”
　　在柳家店子歇了半夜，第二天一早，部队就北上五莲县的汪湖一带，要配合兄弟部队打击从诸城赶来增援的鬼子。下午三点多，太阳斜斜地挂在天上，把影子拉得老长。赵友金和战友们趴在路边的沟里，沟里的草长得很高，正好能遮住他们的身影。他握着枪，手心全是汗，眼睛紧紧盯着公路的尽头——很快，一队鬼子和伪军就出现在视野里，大约有一百多日军和一百二十多伪军，日军穿着黄色的军装，戴着钢盔，伪军穿着灰色的军装，歪歪扭扭地跟在后面，皮靴踩在石子路上的声音“咔嗒咔嗒”的，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
　　“等敌人走到一二百米远的时候，机枪班的同志先开了火，‘嗒嗒嗒’的机枪声一下子就打破了平静。”赵友金比划着端枪的姿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班长喊了一声‘冲啊！’，我们就端着枪从沟里跳出来，朝敌人冲过去。那些伪军本来就不想打仗，一看见我们冲过来，掉头就往诸城方向跑，跑得比兔子还快，有的连枪都扔了。剩下的鬼子就跟我们拼刺刀，他们的刺杀技术比我们好，可我们不怕，心里就想着要打死鬼子，为老百姓报仇。”
　　他们三个战士一组，背靠着背，形成一个小圆圈，这样既能防止鬼子从后面偷袭，又能互相支援。“我跟王大叔还有一个叫小李的战士一组，我们屁股对着屁股，端着刺刀，盯着对面的鬼子。”老人说，“对面的鬼子两个人一对，朝我们冲过来，小李先跟一个鬼子拼上了，那鬼子的刺刀很凶，小李有点招架不住，我赶紧上去帮忙，用枪托砸向鬼子的后背，鬼子吃了痛，转身来刺我，王大叔趁机从侧面刺了鬼子一刀，鬼子‘扑通’一声就倒了。”
　　就在这时，一个鬼子端着刺刀朝赵友金扑了过来，鬼子的力气很大，刺刀直逼他的胸口。他心里一紧，想起战前班长说的“实在打不过就开枪，别跟鬼子硬碰硬”，他赶紧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正好打在鬼子的胸口，鬼子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那是我第一次打死鬼子，手还在抖，可看到鬼子倒在地上，心里又觉得解气。”赵友金笑了笑，“班长就在我旁边，他那一枪更厉害，子弹穿过一个鬼子的胸膛，又打在了后面一个鬼子的身上，一下子就打倒了两个！”
　　那场仗打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剩下的几个鬼子狼狈地逃跑了。部队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有步枪、机枪，还有不少子弹和手榴弹。赵友金摸着缴获的新子弹，心里踏实多了：“那时候我就想，有了这些武器，我们就能打更多的鬼子，早一点把鬼子赶出中国。”
　　
　　还有一次，大概是1945年年初，他们部队在源河镇附近休整，正好赶上老百姓春耕，战士们就主动去帮老百姓翻地、播种。那天上午，他们正跟老百姓一起在地里干活，突然看见远处的老百姓往山上跑，边跑边喊：“管帅的敌人来了！鬼子来了！”赵友金和战友们赶紧放下手里的农具，拿起枪朝远处望去——只见河南岸已经出现了鬼子的膏药旗，大约有几十个鬼子和伪军，正朝着源河镇的方向走来。
　　“王排长喊了一声‘抢占北山！’，我们就赶紧往旁边的北山跑。”赵友金说，“北山不高，但是地势险要，能看清河南岸的情况。我们刚爬到山顶，就看见有些鬼子已经下了河，正朝着北岸游过来。王排长喊了一声‘打！’，我们就集中火力朝河里的鬼子开枪，子弹打在水里，溅起一朵朵水花，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地往南岸逃，南岸的鬼子和伪军就朝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耳边飞过。”
　　王排长的枪法很准，可打了一会儿，他的子弹就打光了。他看见赵友金还趴在那里，没怎么开枪，就跑过来说：“友金，把你的子弹给我几发！”赵友金犹豫了一下——他一共只有十发子弹，是出发前班长刚给他的，他想留着在关键的时候用。可看着王排长着急的样子，他还是从怀里掏出三发子弹递给了王排长。王排长接过子弹，很快就打光了，又过来要：“友金，再给我几发！”赵友金有点舍不得，磨磨蹭蹭地只给了两发。“那时候我总想着要省着用子弹，等有把握了再打，不想浪费。”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后来王排长把那两发子弹也打光了，还想跟我要，我就说‘排长，我就剩五发了，不能再给了’。”
　　回驻地后，赵友金以为王排长会批评他，可王排长却没说什么，反而从自己的子弹袋里拿出十发子弹递给了他：“友金啊，我知道你想省着用子弹，可你要记住，子弹是用来打鬼子的，该开枪的时候就得果断开枪，犹豫一秒钟，不仅可能让鬼子跑了，还可能让自己的战友受伤，甚至牺牲。你想想，要是因为你舍不得开枪，让鬼子冲了上来，咱们的战友要是受伤了，那多不值啊！”
　　赵友金接过子弹，心里又愧疚又感动：“排长，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果断开枪，不浪费子弹，也不犹豫！”从那以后，他就把王排长的话记在了心里——该开枪时，绝不犹豫。
　　
　　而真正让他记住这句话的，是1945年3月的那一天。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们部队就在纪家坪附近帮老百姓春耕。赵友金跟战友们一起，扛着锄头在地里翻地，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老百姓笑着跟他们聊天，说等庄稼熟了，就给他们送粮食来。“那时候虽然苦，可心里踏实，觉得跟老百姓在一起，就像在家里一样。”赵友金说。
　　吃过早饭后，连指导员突然找到了王排长，低声说了几句话。王排长点点头，转身对赵友金他们说：“2排的同志注意了，4班和5班跟我走，执行任务，不用参加生产了。”大家赶紧放下手里的农具，拿起枪，跟着王排长朝鬼子据点管帅的方向行军。
　　管帅是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里面驻着不少鬼子和伪军，经常出来抢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到达离管帅十里地左右的崖下村时，突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老百姓的哭喊声，还有鬼子的呵斥声。王排长赶紧示意大家隐蔽，他带着几个班长往前侦查，回来后低声说：“是鬼子和汉奸出来抢粮了，大约有二十多个鬼子，三十多个伪军，我们弹药少，不能硬打，先找个地方埋伏起来，等他们过去一部分再打。”
　　他们赶紧钻进路边的树林里，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埋伏下来。赵友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把枪架在石头上，眼睛紧紧盯着路口，手指扣在扳机上，心里默念着“鬼子快来，让我打几个”。过了一会儿，鬼子和伪军果然走了过来，前面几个伪军扛着抢来的粮食，后面跟着鬼子，耀武扬威地走着。
　　“等鬼子走到离我们只有五十多米远的时候，王排长喊了一声‘打！’，我们就开枪了。”赵友金说，“子弹打在鬼子和伪军中间，他们一下子就乱了，有的赶紧找地方隐蔽，有的转身就跑。可鬼子的火力很猛，他们有两挺轻机枪，朝我们这边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溅起火星子。”
　　打了一会儿，王排长看敌人的火力太猛，我们的弹药也不多，就对班长说：“命令大家撤退，往西面的山顶撤，那里地势高，好防守！”班长赶紧传达命令，战友们纷纷起身，朝着西面的山顶撤退。可赵友金当时正专心地瞄准一个鬼子，没听见撤退的命令，还趴在石头后面，等着鬼子再靠近点，好打个准的。
　　等他觉得差不多了，想喊班长问问能不能开枪时，却发现身边没了动静。他心里一愣，扭头一看——身后空荡荡的，战友们都已经撤走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趴在那里。而此时，几个鬼子已经绕过了树林，离他只有十米左右的距离，他甚至能看见领头那个鬼子脸上的胡子，能听见鬼子粗粗的喘气声，能闻到鬼子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
　　“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喊了一声：‘班长，鬼子上来了，我打了！’可没人应声。”赵友金的声音有些发紧，“我再往远处看，才看见班长他们已经撤到了两百米外的西面山顶，正朝着我喊：‘小赵，小赵！快撤！’可我已经来不及了，鬼子已经快到我跟前了。”
　　他深吸一口气，想起了王排长说的“该开枪时就得果断”，也想起了那些被鬼子杀害的老百姓，心里的慌乱一下子就没了，只剩下愤怒。他把枪几乎快抵到离他最近的那个鬼子身上，眼睛盯着鬼子的胸口，猛地扣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狠狠地打在鬼子的胸口，鬼子闷哼一声，应声倒了下去，血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热乎乎的。
　　这声枪响出乎敌人的意料，剩下的鬼子都愣了一下，赶紧趴在地上隐蔽，朝他这边开枪。赵友金趁机又开了一枪，打在了另一个鬼子的腿上，鬼子嚎叫着倒在地上。然后他抱起枪，转身就往山下跑，树林里的树枝刮得他脸生疼，石头硌得他后背火辣辣的，可他不敢停，只听见身后的机枪“哒哒哒”地响，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嗖嗖”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他跑了大约有几百米，看见前面有一个山坡，就赶紧爬了上去，翻过山坡，就看见班长他们在西面的山顶上朝他挥手。他又跑了一会儿，终于跑到了山顶，班长赶紧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声音都有些发抖：“小赵，你可算回来了！我吓死了，以为你牺牲了！”
　　赵友金喘着粗气，擦了擦脸上的汗和泥土，笑着说：“班长，我没事，我把鬼子打跑了！”班长低头一看，他的裤腿上被打了两个洞，洞口周围的布都被烧焦了，幸好没伤着肉。
　　班长捏着他裤腿上的破洞，指腹反复摩挲着焦黑的布边，声音里还带着未散的后怕：“你这小子，命真大！再偏半寸，腿就废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块干净的粗布，要给赵友金包扎，他摆摆手说“不碍事，没伤着肉”，可班长还是固执地把布塞给我，“拿着，回头找针线缝上，别让风灌进去着凉。”
　　周围的战友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赵友金刚才的情况。小李拍着肩膀笑：“友金哥，你可真厉害，一个人跟鬼子对峙还敢开枪！”赵友金挠挠头，想起刚才的惊险，心里还有些发颤：“不是我厉害，是王排长之前教我的，该开枪时就得果断，要是犹豫了，现在咱们就见不着面了。”正说着，王排长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水壶，递到我嘴边：“先喝点水，缓一缓。”
　　赵友金接过水壶，猛灌了几口，清凉的水顺着喉咙往下滑，才觉得胸口的闷意散了些。王排长看着他，眼神里带着赞许：“这次做得好，没辜负我之前跟你说的话。子弹是用来保护自己、保护战友的，该出手时别含糊。”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下次撤退命令要听仔细，可不能再一个人落在后面了，你要是出事，我们怎么跟部队交代，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赵友金赶紧点头，把班长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1945年4月，赵友金和中队在外面打游击时，得到消息说管帅的“皇家特务连”要去邹家庄抢东西。那伙伪军装备比普通伪军好，还配有冲锋枪，平时在管帅一带横行霸道，老百姓都怕他们。中队首长决定在他们回程的路上设伏，一百多号人隐蔽在管帅西边三里地的树林里，手里紧握着枪，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大约下午两点多，远处传来了脚步声，赵友金赶紧趴在地上，透过树叶的缝隙往外看——只见三十多个伪军扛着抢来的粮食和衣物，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一个个吊儿郎当的，根本没意识到危险。等他们走进埋伏圈，中队首长喊了一声“打”，全队就集中火力朝伪军开枪。伪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找地方隐蔽，可我们人多，火力也猛，大部分伪军很快就被击毙了。
　　有一个伪军趁乱往朱汉村的方向跑，赵友金看见后，立刻追了上去。那伪军跑得很快，还时不时回头开枪，子弹擦着赵友金的脚边飞过。他不敢怠慢，加快脚步，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在他准备再次回头开枪时，赵友金果断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打在了他的后背，他往前踉跄了几步，倒在了地上。赵友金跑过去，确认他已经没了气息，才转身往回走——这次开枪，没有丝毫犹豫。因为他知道，多犹豫一秒，他就可能跑回去报信，给部队带来麻烦。
　　那场仗，赵友金和战友们不仅击毙了大部分伪军，还活捉了特务队队长等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还有伪区长准备请客用的烧鸡、肉圆、油炸黄鱼。晚上，他们在山上架起了锅，把缴获的食物热了热，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得格外香。小李咬着烧鸡，含糊不清地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鸡！”
　　
　　抗战胜利后，赵友金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身上也添了不少伤疤。1982年5月，赵友金离休后，就来到了无锡干休所，这里环境好，身边也有不少老战友，日子过得很平静。
　　赵友金说到这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可他的眼神依旧明亮：“李明，你看，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记住了‘果断’两个字——打仗时果断开枪，做事时果断担当，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对得起老百姓。”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胸前戴着勋章，眼神坚定，意气风发。
　　
　　(二)
　　
　　2018年春的金华，我踩着婺城区安地镇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往前走，路面上的水洼映着白墙黛瓦的影子，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申开浩老兵的家——院门虚掩着，能看见院里晒着的蓝布衫，风一吹，布衫轻轻晃，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
　　“李明兄弟，快进来避避雨！”我们刚要抬手敲门，屋里就传来一声洪亮的招呼。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樟木香气扑面而来，申开浩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攥着一枚纪念章，章面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字样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志愿者小周麻利地从包里掏出保温杯，给老兵续上热水，又给我倒了杯当地的明前茶。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清香漫满了屋子。申开浩呷了口热水，声音里带着江南人特有的温和：“我常想起1942年石塘岗那仗——那天晚上，我蹲在田埂上打鬼子的模样，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1924年生在安地村，家里有三兄弟，我是老大。”申开浩缓缓开口，手指轻轻敲着竹椅扶手，“那时候家里穷，靠爹申继善种两亩水田过活，我七八岁就跟着爹下田插秧，脚踩在泥里，凉得刺骨，可也得咬牙干。”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1931年那年，我才7岁，一天早上，突然来了几个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闯进家里就把爹抓走了。我跟在后面哭，娘拉着我不让追，说：‘别去，会出事的。’”
　　那天下午，村口老樟树下传来一声枪响——爹被打死了。后来娘才趁着夜里，偷偷跟他说：“你爹是因为给过路过的共产党同志粮食和水，被村里的汉奸告密了。那些警察，就是来抓‘通共’的人。”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对国民党有个疙瘩，总觉得他们心狠。”老人叹了口气，“可我没想到，十年后，我会穿上他们的军装，跟着他们去打鬼子。”
　　1941年秋，日军的飞机开始在金华上空盘旋，炸弹时不时落在附近的村子里，老百姓吓得四处逃难。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队国民党部队，说是要抽壮丁抗日。申开浩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穿军装的人，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国民党杀了我爹，可鬼子要毁了我的家，要杀我的娘和弟弟们。只要是打鬼子，不管是谁的部队，我都得去——就算是为了爹，为了家乡，也得去。
　　“那天他们把壮丁都带到村祠堂，来了个高个子长官，一口四川话，嗓门特别大：‘愿意去川军的，举手！川军就是打鬼子的，怕不怕死？’”老人模仿着当时的腔调，眼里有了光，“我想都没想，把手举得老高。旁边有人拉我，说：‘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我跟他说：‘我没忘，可鬼子更可恨，不打走鬼子，咱们都活不成。’”
　　就这样，申开浩跟着部队离开了家。走的那天，娘站在村口，往他怀里塞了一包炒黄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开浩啊，照顾好自己，打跑鬼子就回家。”他咬着牙点头，没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忍不住哭，就舍不得走了。
　　
　　到了部队，先是半个月的基础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五公里，然后练刺杀、练打靶，中午顶着太阳站军姿，晚上还要学辨认地图。申开浩身高一米八，体格壮实，跑五公里比别人快，练刺杀时力气也大，打靶时三枪能中两枪十环。“团长来看我们训练，看见我打靶，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有军人天赋！好好练，以后是块打鬼子的好料。’”申开浩笑着说，“没几个月，团长就把我调到了搜索队，当侦察兵——搜索队40来个人，相当于一个排，就我一个金华人，其他都是四川兄弟。”
　　
　　搜索队的队长叫李始明，四川达州人，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刀疤，听说是跟土匪打仗时留下的。他说话直爽，对队员们特别严。“队长总跟我们说：‘训练不狠，打仗要命！鬼子的枪法比咱们准，装备比咱们好，咱们要是练得不行，一上战场就是送死，还怎么打鬼子？怎么回家见娘？’”老人回忆道，“有次练刺杀，我动作慢了点，队长拿起木棍就敲我的胳膊，疼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说‘疼就对了，现在疼，战场上就不会丢命’。”
　　四川兄弟们也特别照顾他。知道他是金华人，吃不惯辣，有的战士就把家里寄来的不辣的酱菜分给她；教他怎么在树林里辨别方向，怎么听脚步声判断敌人的距离；晚上站岗时，还会跟他讲四川的故事，说等打跑了鬼子，就带他去四川吃火锅。“刚开始我听不懂四川话，他们就扯着嗓子比划，慢慢的，我也能说几句简单的四川话了。”申开浩说，“我们全队就一挺机枪，其他人都是汉阳造步枪。我领到1支步枪、100发子弹、4个手榴弹，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刺刀——我把子弹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把刺刀磨了又磨，心里想着，要是遇到鬼子，一定要多杀几个。”
　　
　　1942年5月，浙赣战役打响了。申开浩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兰溪永昌镇的石塘岗村——那是个小村子，周围都是稻田和树林，老百姓都特别热情，知道他们是来打鬼子的，经常送鸡蛋、送糙米饭给他们。
　　一天下午，李队长把全队召集到晒谷场，脸色特别严肃：“兄弟们，刚收到情报，今晚有100多鬼子要来偷袭咱们村。咱们的任务是在村外埋伏，等鬼子进了村，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还要把鬼子的具体位置报给团部。”他顿了顿，让通讯员给每个人又发了两个手榴弹，“大家听我命令，让扔手榴弹就一起扔，让开枪就一起开枪，谁也不许擅自行动！要是有人敢怕死退缩，我第一个崩了他！”
　　晚饭吃的是糙米饭就咸菜，老百姓知道要打鬼子，都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塞给他们。申开浩揣了三个鸡蛋在怀里，心里想着，等打跑了鬼子，就把鸡蛋留给娘。天黑透后，他跟着战友们悄悄出了村，趴在村外的土坡上——左边是刚插完秧的稻田，右边是茂密的树林，正好能卡住鬼子进村的路。
　　他把步枪架在土坎上，枪托抵着肩膀，打开手榴弹的盖子，手指扣着拉环，耳朵紧紧贴在地上听动静。夜里特别静，只能听见稻田里的蛙鸣和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他想起家里的娘，想起村口的老樟树，想起四川兄弟们说的“打跑鬼子就回家”，心里默念：娘，你等着，我一定把鬼子打跑，早点回家陪你。
　　晚上9点多，远处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是鬼子的皮靴踩在石子路上的声音，“咔嗒、咔嗒”，虽然轻，却格外清晰。申开浩赶紧屏住呼吸，握紧了手里的步枪。他看见100多鬼子排成整齐的队形，端着三八大盖，钢盔上的反光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慢慢朝村子走过来。
　　鬼子离埋伏的土坡越来越近，只有二十多米远了。申开浩甚至能看见鬼子脸上的胡子，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难闻的膏药味，能听见他们低声说话的声音。“我手指都攥出汗了，真想立刻开枪，把这些鬼子都打死。可李队长没发信号，我只能忍着——队长说过，要等最好的时机，不能冲动。”老人说，“看着鬼子从我们眼皮底下走过，心里像有团火在烧，可我知道，冲动只会坏事，只会让战友们送命。”
　　鬼子冲进村子后，里面立刻响起了“砰砰”的枪声和“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他们以为搜索队还在村里，对着空房子一顿乱打，子弹打在墙上，溅起一片片泥土。没一会儿，鬼子就发现不对劲了——村里静悄悄的，除了他们的声音，没有一点动静。
　　“肯定是中了埋伏！撤！”一个鬼子军官喊道。鬼子们骂骂咧咧地往回撤，队形全乱了——有的跑，有的走，有的还在四处张望，有的甚至在抢老百姓没来得及带走的东西。
　　就在这时，李队长突然举起信号枪，“砰”的一声，红色信号弹在夜空里炸开，格外显眼。“扔手榴弹！”队长喊了一声，声音洪亮。申开浩立刻松开拉环，把手里的手榴弹扔了出去——其他战友也跟着扔，上百个手榴弹在鬼子队伍里炸开，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鬼子被炸得哭爹喊娘，有的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捂着伤口哀嚎，有的四处乱跑。当场就倒下了四五十个鬼子，剩下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只顾着往后逃。
　　“冲啊！杀鬼子！”李队长端着机枪，带头冲了下去，子弹“哒哒哒”地朝鬼子扫去。申开浩也跟着起身，可刚跑两步，他突然想起队长平时说的“鬼子枪法准，别露头，露头就会被打死”。他赶紧蹲下身子，把步枪架在膝盖上，稳稳地瞄准一个正想爬起来逃跑的鬼子。
　　“我屏住气，眼睛盯着瞄准镜，三点一线，对准他的后背。心里数着‘一、二、三’，然后猛地扣下扳机——‘砰’的一声，那鬼子往前一栽，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申开浩比划着当时的姿势，眼睛亮了起来，“我又赶紧蹲下，瞄准另一个正想举枪的鬼子，再扣扳机——又打倒一个！四川兄弟们冲得特别猛，端着刺刀就跟鬼子拼，我在后面掩护，蹲下打了三枪，都中了！”
　　这场仗打得特别快，没一会儿，剩下的鬼子就拖着伤兵，狼狈地逃了。申开浩和战友们站在战场上，看着满地的鬼子尸体和武器，都高兴得喊了起来。“我们没一个人牺牲！就是有几个战友受了点轻伤。”申开浩笑得合不拢嘴，“打扫战场时，我们捡了不少鬼子的三八大盖和子弹，还有几箱罐头。四川兄弟们抱着机枪，笑得特别开心，说‘龟儿子，还敢来偷袭，这下知道咱们川军的厉害了吧’！”
　　第二天一早，石塘岗的老百姓听说打了胜仗，都拿着鸡蛋、猪肉、糙米饭来慰问他们。申开浩正在擦枪，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是娘！他赶紧跑过去，娘抱着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开浩啊，娘听说你们打了胜仗，就想来看看你，怕你出事。”他摸着娘的手，心里又酸又甜：“娘，我没事，你看，我还打死了两个鬼子呢！”
　　
　　1942年夏天，日军侵占了兰溪县城，永昌一带成了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申开浩随部队驻扎在畈口村附近的白鹤经堂——那是座小庙，庙里的和尚早就跑了，他们就在庙里的地上铺稻草睡觉，把神像挪到一边，当成放武器的架子。
　　一天黎明，天刚蒙蒙亮，申开浩正在擦刺刀，突然听见哨兵跑进来喊：“队长！不好了！两里外的村里有狗叫，还有老百姓的喊声，好像是鬼子来了！”李队长立刻从稻草上爬起来，喊道：“集合！快！拿上武器，跟我去山上！”
　　他们跟着队长，飞快地跑到附近的小山上，趴在山顶的草丛里往下看。只见几十个鬼子正在村里抢东西——有的砸老百姓的门，有的把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往马背上搬，有的还拉着妇女，妇女的哭喊声、鬼子的狞笑声，听得人心疼。
　　“这群畜生！”李队长大骂一声，“机枪掩护，其他人瞄准打！专打那些欺负老百姓的鬼子！”机枪手立刻架起机枪，“哒哒哒”地朝鬼子扫去。申开浩也赶紧架起步枪，瞄准一个正拽着大娘胳膊的鬼子——那鬼子笑得特别狰狞，手里还拿着一把刺刀。
　　他屏住气，扣下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大娘趁机跑了，边跑边喊：“谢谢你们！谢谢八路军！”“鬼子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吓得赶紧拖着死尸往回跑，连抢的东西都扔了。”申开浩说，“我们在山上看着鬼子跑远，才敢下来。村里的老百姓都来感谢我们，给我们送水、送吃的，说要是没有我们，他们就惨了。”
　　后来，申开浩又跟着部队在兰溪、衢州、江西广丰县打了好几仗。每次开枪前，他都会想起石塘岗那仗——蹲下射击，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准确地打鬼子。“蹲下不是怕死，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为了能早点回家见娘。”申开浩说。
　　
　　1943年秋，申开浩收到了家里的信，信里说娘病重，想再见他一面。他拿着信，心里特别着急，赶紧去找李队长请假。队长看完信，红着眼眶说：“你去吧，回家看看你娘。要是你娘好了，记得回来——咱们还得一起打鬼子，还得一起把鬼子赶出中国。”
　　他揣着队长给的路费，一路赶回家。见到娘时，娘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娘拉着他的手，说：“开浩啊，娘想你，你别再走了，陪着娘好不好？”看着娘虚弱的样子，想着两个年幼的弟弟没人照顾，他心里特别难受——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回部队了，不能再跟四川兄弟们一起打鬼子了。
　　“我总觉得对不住李队长，对不住那些四川兄弟。”申开浩的声音有些哽咽，“后来我才知道，李队长在1944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连尸体都没找着。还有好几个四川兄弟，都牺牲在了金华的土地上——他们远离家乡，来我们金华打鬼子，最后却没能回去。我现在一想起他们，就觉得心里难受，要是当时我能回去，说不定还能多杀几个鬼子，还能跟他们一起战斗到最后。”
　　
　　新中国成立后，申开浩结婚成家，娶了邻村的姑娘，先后当了合作社的肥料经办人、大队会计，还参加了金温铁路的建设。他有了两女一子，孩子们都很孝顺，一家人过得很幸福。“日子好过了，可我总忘不了那些四川兄弟，忘不了李队长，忘不了石塘岗的仗。”他拿起那枚纪念章，用袖子轻轻擦了擦，“2015年，政府给我送来了这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对着它哭了很久。我想告诉李队长，告诉那些牺牲的四川兄弟，鬼子被打跑了，我们的家乡保住了，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你们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