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 红樱杀敌，反穿棉衣

　　(一)
　　
　　2018年春，江南的雨丝还裹着料峭寒意，淅淅沥沥打在浙江金华抗战研究院的青瓦上，一位头发如霜雪般花白的老兵端坐在藤椅上，脊背挺得像年轻时扛过的枪杆，他便是抗战老英雄张明礼。当他布满沟壑的手轻轻搭在藤椅扶手上，开口说起1940年那个燥热的夏天时，我仿佛被他的声音牵着手，穿过八十余年的时光雾霭，踩进了那个硝烟裹着麦香的山东村庄。
　　
　　张明礼说：“我1922年生在曲阜尼山镇长座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刨土吃饭的庄稼人。”他顿了顿，指节分明的手在空中虚虚比划着，“那会儿虽不富裕，可春种秋收，院里养着鸡，灶上飘着饭香，日子安稳得很。”可这份安稳，在全面抗战爆发的那天被彻底撕碎。“日本鬼子带着汉奸，跟饿疯了的恶狼似的闯进村里，”他的声音陡然沉了下去，眼里闪过一丝狠厉，“抢粮的抢粮，烧房的烧房，有户人家的娃哭了两声，就被鬼子一脚踹在地上。没几天光景，好好的村子就被搅得鸡犬不宁，连井里的水都飘着焦糊味。”
　　为了躲鬼子的扫荡，张明礼和村民们成了“山里人”。白天藏在深山洞里，啃着凉得发硬的窝头，就着山泉水往下咽；夜里不敢生火，裹着满是补丁的破麻袋，在丛林的寒风里蜷着眯一会儿。“每回听见远处鬼子的枪响，我就攥着拳头直发抖，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他说，“不是怕，是恨——凭啥咱中国人要受这份罪？”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不能就这么任人欺负”的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他在山里找了根碗口粗的枣木，用磨得锃亮的镰刀削了三天，削成丈把长的枪杆，又把家里仅有的一块犁地用的铁片子找出来，在石头上磨了整整一夜，磨出锋利的枪尖，最后把妻子为他织的红布条系在枪头——那抹鲜红在灰暗的岁月里格外扎眼，这把红缨枪，后来成了他斩杀汉奸的第一柄利器。
　　
　　1940年夏的那个午后，日头毒得能把地上的土晒裂，蝉在树梢上叫得声嘶力竭。张明礼躲在自家后院那口废弃的马槽里，槽壁上的裂痕还留着去年冬天的霜迹。突然，前院传来“哐当”一声巨响，木门被狠狠踹开，木屑飞溅。他屏住呼吸，扒着马槽缝往外看——是村里的汉奸刘三，穿着一身偷来的绸缎褂子，正弓着腰在屋里翻箱倒柜，手里还拎着个布袋子，见啥值钱就往里面塞。那汉奸翻到床头的木箱时，眼睛突然亮了，伸手扯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布——那是张明礼的妻子留着做嫁衣的料子，红得像团火。刘三把红布往腰上一缠，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嘟囔着：“这布成色好，给太君送礼正好，说不定还能赏我块大洋。”
　　“当时我肺都要气炸了，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张明礼的手猛地攥紧，指节泛白。他悄悄从马槽里爬出来，红缨枪就藏在槽底的干草下，枪杆被他的手焐得发烫。他攥着枪杆，脚步轻得像猫，鞋底碾过院角的碎草，没发出一点声响，一点点挪到刘三身后。那汉奸正低头往柜子里摸银元，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半点防备都没有。张明礼咬着牙，把全身的力气都灌到胳膊上，手腕一沉，红缨枪“噗”地一声，稳稳刺进汉奸的后背。刘三惨叫一声，身子往前一扑，手慌忙往腰里摸藏着的手枪。张明礼哪里给他机会，手腕再一用力，把枪尖拔出来，又对着他的后心狠狠刺了两下，直到刘三的身体软下来，像滩烂泥似的瘫在地上，手里的银元撒了一地，才停手。
　　杀了汉奸后，张明礼的手还在抖，不是怕，是慌——他知道鬼子很快会来找刘三。他先把刘三的尸体拖到院里的井边，那口井是他爷爷辈挖的，深不见底。他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把尸体往井里推，“扑通”一声尸体沉了下去，水面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裤脚。接着，他赶紧回屋，找了块抹布，蘸着井水把地上的血迹一点点擦干净，连墙角缝里的血渍都没放过，最后又把红缨枪的枪尖凑到井边，用井水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枪尖恢复了原本的铁色，才把枪藏回马槽的干草下。
　　
　　没过多久，村外传来鬼子的嚎叫声，夹杂着“八嘎呀路”的怒骂——是来找刘三的。十几个鬼子端着枪，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搜，踢门的声音、呵斥声此起彼伏。张明礼躲在马槽里，听着鬼子的脚步声在院门外经过，心提到了嗓子眼。好在鬼子搜了半天没见刘三的人影，只能骂骂咧咧地撤了。
　　等到天黑透，月亮躲进云层里，张明礼才敢叫上弟弟张明义。俩人找了根粗绳子，一头系在弟弟腰上，让他下到井里，把刘三的尸体捆住，再合力往上拉。尸体泡得发胀，拉上来时格外费力，兄弟俩累得满头大汗，才把尸体扛到肩上，往村外的深沟走。路上怕被巡逻的鬼子看见，他们还特意找了张破旧的草席，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
　　埋的时候，张明礼用铁锹往土里铲了一锹土，看着土一点点盖住草席，在心里说：“刘三，你帮着鬼子害乡亲，烧房子抢粮食，这是你应得的。”也就在那天，他从刘三的口袋里搜出了一把黄铜把手的手枪——那是他拥有的第一把枪，后来跟着他打了无数场仗，枪柄被他的手磨得光滑发亮。
　　
　　到了1941年，八路军的队伍开到了山东，在长座村建立了党组织，还成立了游击队。张明礼听说后，揣着那把手枪，揣着满肚子的热血，一路小跑去找队伍。游击队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叫李建军，听张明礼说自己杀过汉奸，还缴获了手枪，当即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咱们队伍就缺你这样有胆子的汉子！”就这样，他成了游击队的一员。
　　没过多久，队伍就遇到了难题——弹药快用完了，连机枪也成了摆设。李队长在屋里踱来踱去，愁得直皱眉：“没弹药，跟鬼子打仗就是拿命拼。”张明礼坐在一旁，突然想起叔叔张守业在伪军里有个熟人，叫王二麻子，是个管弹药库的小头目，为人贪财。他当即站起来，拍着胸脯说：“队长，我去试试！说不定能从伪军手里买些弹药回来。”李队长有些犹豫：“伪军那边风险大，万一被鬼子发现……”“没事！我小心点，保证把弹药带回来！”张明礼的语气斩钉截铁。
　　第二天一早，张明礼揣着家里攒了十几年的银元，偷偷摸进了伪军的驻地。找到王二麻子后，他把银元往桌上一放，压低声音说：“兄弟，我要弹药，越多越好。”王二麻子看着桌上的银元，眼睛都直了，犹豫了半天，才咬着牙说：“行！我给你凑8箱子弹、4箱手榴弹，半夜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交货。”半夜时分，张明礼雇了辆牛车，把弹药装在车上，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土，还撒了些刚从地里拔的青菜，装作是拉货去镇上卖的。一路上，他心里都绷着弦，遇到伪军检查站，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陪着笑脸说：“老总，都是自家种的青菜，给镇上饭馆送的。”好在那些伪军贪小便宜，拿了烟就放他过了。就这样，他一路小心翼翼，终于把弹药安全运回了县政府。
　　可没想到，消息还是走漏了。第二天一早，县政府外面就围了一群人，十几个伪军端着枪在前面喊：“里面的人听着，把弹药交出来，不然就杀进去！”后面还跟着好多被胁迫来的村民，个个低着头，脸上满是害怕。当时屋里的人都慌了，有人小声说：“要不把弹药交出去吧，不然乡亲们该遭殃了。”张明礼却没慌，他搬了张板凳，踩在上面往围墙外看。看了一会儿，他突然喊：“同志们别怕！外面大多是乡亲，都是被伪军逼来的，就十几个伪军是真敌人！”说着，他大步走到弹药箱旁，打开一箱手榴弹，给每人分了两个，自己先拿起一颗，拉开弦，对着伪军堆里扔了过去。“轰隆！轰隆！”几声炸响，烟雾弥漫，村民们本来就不情愿来，这下吓得全往后面跑，转眼就散了大半。伪军也慌了神，往后退了几步。张明礼趁机掏出那把手枪，对着伪军的脚边“砰砰砰”开了三枪，大声喊：“再不退，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伪军们本来就心虚，见张明礼这么凶，吓得连连后退，不敢再往前靠。
　　可张明礼心里清楚，不能等鬼子来支援——伪军肯定会去搬救兵。他赶紧找了队伍里唯一识字的小周，让他写“鸡毛火信”。所谓“鸡毛火信”，就是把信叠成三角形，里面塞一根鸡毛、一根火柴，是当时紧急求救的信号，见信如见火，必须马上行动。他把信交给小周，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全靠你了！务必把信送到10里外的八路军驻地！”小周揣着信，拔腿就往外跑，鞋都跑掉了一只。还好，八路军见了信，马上派了两个连过来，绕到伪军后面，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枪声一响，伪军们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这次伏击，打死了几个伪军，还抓了7个带头闹事的小头目。
　　后来才知道，这次围堵不是鬼子的主意，是那7个伪军小头目想独吞弹药，才煽动村民来闹事。没过几天，长座村开了群众大会，乡亲们都来了，站在晒谷场上，纷纷喊着“严惩汉奸”“不能轻饶他们”。最后，那7个伪军小头目被就地镇压，村民们拍手称快。长座村也因为这一仗，成了附近有名的“抗日村”，不少年轻人都主动来找张明礼，想跟着他一起打鬼子。
　　
　　1944年，张明礼加入了八路军“老三团”，成了一名侦察员。侦察员的任务危险，要深入鬼子的据点，摸清火力部署、兵力情况，稍有不慎就会丧命。他跟我讲起那年秋天在临沂的一次侦察任务，至今还心有余悸。“当时我和8个战友，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混进了鬼子的据点附近。”他说，“我们趴在玉米地里，观察了一下午，把鬼子的机枪阵地、岗哨位置都记在了心里。可撤退的时候，还是被一个巡逻的鬼子发现了，他喊了一声，据点里的鬼子全冲了出来，一下子把我们围在了一座石桥边。”
　　那座石桥是唯一的退路，可鬼子的两挺机枪架在桥头，“哒哒哒”地扫射，子弹像雨点似的打在石桥的栏杆上，溅起火星。“根本冲不出去，战友老王的胳膊都被打穿了，血顺着袖子往下流。”张明礼的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想，拼了！不能让战友们白白牺牲。”他让老王带着其他人排枪掩护，自己则猫着腰，借着石桥下的石柱掩护，一点点往桥头挪。鬼子的机枪声停了——是换弹的间隙！张明礼抓住这个机会，猛地站起来，掏出枪，对着两个机枪手连开两枪，“砰！砰！”两声响，机枪手应声倒地。鬼子的火力一下就弱了。他赶紧喊：“快过桥！”战友们趁机冲了过去，可等他想跟上去时，又有一群鬼子追了上来，他只能转身往旁边的小巷里跑，跑着跑着，就迷了路。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鬼子的喊叫声也越来越清晰。张明礼慌不择路，看见路边有户人家的门虚掩着，没多想就推门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一盏油灯亮着，炕上躺着一位卧床的老奶奶，看样子有七十多岁了，脸色苍白。张明礼来不及解释，一骨碌滚到床底下，把枪抱在胸口，手紧紧扒着床板下的横杠，脚撑着床板，把身子悬起来——他怕鬼子搜床底时，脚会碰到他。
　　没一会儿，鬼子就闯了进来，皮鞋踩在地上“噔噔”响。他们翻箱子、踹凳子，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还把油灯打翻了，油洒在地上，冒着黑烟。一个鬼子走到炕边，对着老奶奶吼：“人呢？看见八路没有？不说就打死你！”老奶奶咳嗽了两声，虚弱地说：“没……没看见，我一直在炕上躺着。”鬼子不信，抬手就给了老奶奶一巴掌，“啪”的一声，老奶奶的鼻子当时就流血了，顺着嘴角往下滴。
　　张明礼躲在床底，听着老奶奶的咳嗽声，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他不敢出声——他一出声，不仅自己会死，老奶奶也会遭殃。鬼子还不死心，拿着刺刀在床下来回刺了三次，刀锋擦着他的裤腿过去，冰凉的触感让他浑身发麻。他憋着气，连心跳都不敢大声，直到鬼子骂骂咧咧地离开，屋里彻底安静下来，才敢松口气。
　　老奶奶喘了口气，小声说：“孩子，出来吧，鬼子走了。”张明礼从床底爬出来，看见老奶奶嘴角的血，心里一阵愧疚。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到老奶奶手里，声音沙哑地说：“大娘，谢谢您……这点钱您拿着，买点药。”老奶奶却摆手，把钱推了回来：“不用，你们打鬼子，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帮你们是应该的。”张明礼“扑通”一声跪下来，给老奶奶磕了个头，眼泪掉在地上，砸出小坑——要不是老奶奶护着他，他那天就没命了。
　　后来他顺着小巷，绕了好远，才找到部队。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见他回来，一个个冲上来抱着他，又哭又笑。“老王当时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说‘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队长交代’。”张明礼笑着说，眼里却闪着泪光。
　　
　　再往后，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张明礼正在和战友们清理一个鬼子的据点。“当时我们正在吃饭，有人跑进来喊‘鬼子投降了！咱们胜利了！’”他说，“我手里的碗都掉在了地上，战友们都欢呼起来，有的抱在一起哭，有的举着枪往天上放。”可高兴过后，他们还有任务——驻地附近还有几个据点的鬼子没撤，还在负隅顽抗。张明礼又跟着队伍去清剿，直到把最后一个据点端掉，看着鬼子举着白旗出来投降，才真正松了口气。
　　解放战争时，张明礼又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多次受伤。渡江战役时，他的腿被炮弹炸伤，伤得很重，被送到浙江的医院疗养。伤好后，组织安排他去学校学习，他从来没读过书，就从认字开始学，每天抱着课本，学得格外认真。毕业后，他就留在了金华，先在地区中级法院工作，后来又去了县法院、公安局、检察院，一直到1982年，才正式离休。
　　张明礼讲到这里时，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他笑着说：“现在日子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出门有汽车，家里有空调。可不能忘了过去——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帮过我们的乡亲，都得记着。”我坐在旁边，听着他的话，看着窗外金华的春天——樱花正开得烂漫，阳光洒在草地上，孩子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
　　
　　(二)
　　
　　几天后，我在工作人员小陈的陪同下，沿着皂里村的青石板路往里走——路面被雨水浸得发亮，两旁的水田泛着粼粼的光，远处的山尖还裹着一层薄雾。村口那棵需两人合抱的老樟树，枝叶已抽出嫩黄的新绿，这是抗战老兵朱水土的家。
　　推开门，院子里的石板缝里长着几丛青苔，堂屋的藤椅上，坐着位头发花白的老兵，正是朱水土。他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招呼：“坐吧，竹椅在那边，刚晒过，不潮。”
　　我在他对面的竹椅上坐下，指尖触到竹面的温热。朱水土慢慢开口：“要说当年的事，得从1942年春天说起。那会儿我刚满15岁，天天跟着大哥去田里插秧，家里就靠那三亩水田过活——我爹走得早，娘身体不好，大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枪身的纹路，像是在触碰遥远的时光，“那年村里抽壮丁，保长拿着签筒挨家走，我哥抽中了第8签。本来想着，前面7户人家总有愿意花钱免役的，毕竟谁家都舍不得壮劳力。可没成想，那7户要么找了远房亲戚当替身，要么凑了大洋买通了保长，最后只剩下我哥的签没人顶替，第8签硬生生变成了第1签。”
　　
　　说到这儿，朱水土叹了口气，眼里泛起一层水雾：“我娘知道消息那天，坐在门槛上哭了一下午，手里攥着我哥的旧棉袄，嘴里念叨着‘这要是走了，家里的田谁种，饭谁做’。我看着娘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琢磨着得想个办法。”
　　也是巧，没过三天，国民党79师搜索连的官兵路过皂里村，队伍就驻扎在村头的晒谷场。何连长是建德人，个子高大，说话带着爽朗的乡音，正站在谷场边给战士们训话。朱水土揣着忐忑，攥着衣角，一步步挪到何连长面前，仰着头，声音有些发颤却很坚定：“长官，我哥要在家养我娘，我能不能替他去当兵？我有力气，能扛枪，能打鬼子！”
　　何连长愣了一下，低头打量着他——瘦小的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可眼神里满是倔强。他忍不住笑了，伸手拍了拍朱水土的肩膀：“小子，年纪不大，倒有股硬气！行，你就跟在我身边当勤务兵，先跟着队伍学学规矩。”就这么一句话，朱水土揣着娘连夜缝的布鞋，跟着搜索连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皂里村。
　　
　　刚开始当勤务兵，日子过得琐碎又忙碌。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床，先去炊事班挑两桶热水，给何连长倒好洗脸水，再拿着布巾仔细擦何连长的皮靴——那靴子是牛皮的，擦得发亮时，能映出人影。白天，他帮着文书抄录名册，帮炊事班洗菜、切菜，偶尔还要去镇上买些日用品。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老话：“当官不当司务长，当兵不当勤务兵。”司务长管着全连的粮草，天天操心柴米油盐；勤务兵围着长官转，端茶倒水，连摸枪的机会都没有。
　　朱水土看着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扛着枪瞄准、刺杀，心里直痒痒。每天晚上，等何连长忙完，他就凑过去，软磨硬泡：“连长，我想上战场，想拿枪打鬼子，不想总待在您身边打杂。”第一次说，何连长摇了摇头：“你年纪太小，战场太危险。”第二次说，何连长还是没松口：“再练练，等你力气再大些。”直到第三次，朱水土红着眼眶说：“连长，我哥要是去当兵，也是要上战场的，我替他来，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让家里人能安稳过日子。”何连长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了头：“行，明天你去三排六班报到，跟着班长好好学。”
　　拿到枪的那天，朱水土兴奋得一夜没合眼。那是一把中正式步枪，枪身沉甸甸的，约有七八斤重，他抱在怀里，像是抱着稀世珍宝。可到了六班才知道，名册上写着17个名额，实际只有14个人——剩下3个人的军饷，都被上面的长官克扣了，成了他们私囊里的油水。“那会儿部队里都这样，见怪不怪了，”朱水土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无奈，“好在搜索连是师部直属的精锐部队，待遇比普通部队好不少。每天能吃上两顿干饭，偶尔还能吃到肉；班里的老兵也都是打过仗的，身上带着股狠劲，教我们瞄准、刺杀时，一点都不含糊。”
　　装备更是没得挑，全连有4挺重机枪，那枪个头大，枪身加上三脚架，得4个壮实的战士才能抬着走，打起仗来“哒哒哒”响，火力猛得很；每个班还有2挺捷克式轻机枪，轻便灵活，适合冲锋时用。朱水土跟着老兵们练了一个月，胳膊练得又酸又疼，可每次摸到枪，心里就格外踏实。
　　
　　之后，部队奉命开往永康，在四路口驻扎了4个月。四路口归武义管辖，是个交通要道，他们在那里一边训练，一边警戒日军的动向。1942年2月4日，大年三十，天上飘着鹅毛大雪，雪花大得像棉絮，落在地上，没一会儿就积了厚厚的一层，整个武义镇都裹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那天下午，部队突然接到命令：攻打武义东镇的日军炮台。
　　“炊事班特意煮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的，可没人吃得下。”朱水土的声音沉了下来，眼神飘向远处，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我们穿的棉衣，外面是军绿色的，在雪地里太显眼，一眼就能被鬼子发现。何连长站在雪地里，扯着嗓子喊‘所有人反穿棉衣’，我们赶紧把棉衣翻过来——里面是白色的粗布，跟雪地的颜色差不多，能藏住身子。”
　　数百人的队伍，搜索连、机枪连、工兵连一字排开，踩着厚厚的积雪，悄无声息地往炮台摸去。雪粒子打在脸上，又冷又疼，可没人敢说话，只有积雪被踩碎的“咯吱”声，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清晰。中途要过一条河，河面结着一层薄冰，踩上去“咔嚓”响，生怕会裂开来。工兵连的战士们扛着木板、绳索，冒着寒风，很快架起了一座临时木桥。等大部队都过了河，工兵连的战士们留在河边守桥，何连长跟他们说：“我们打完仗就回来，你们一定要守住桥，别让鬼子断了我们的退路。”
　　之前的侦察报告说，炮台里驻扎着70多个日军，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有两米多高，上面还挂着铃铛，一碰到就会响。到了铁丝网前，班长小声命令：“把棉被铺上去！”战士们从背上卸下带来的棉被——都是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带着烟火气——铺在铁丝网上，棉被挡住了尖刺，也遮住了铃铛。朱水土跟着战友们，趴在棉被上，一点点往前爬，铁丝网的尖刺勾破了棉衣，刮得后背生疼，他也没敢吭声，只是咬着牙，往前挪。
　　爬过铁丝网，部队分成左、中、右三路进攻。朱水土在左路，跟着搜索连的战友们迂回，往炮台的侧面摸去。可刚冲出去没几步，中路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哒哒哒！哒哒哒！”是重机枪的声音！日军驻地正门的照壁下方，竟然藏着一个暗工事，里面架着一挺重机枪，枪口正对着中路的战友们！
　　“之前的情报根本没提这个暗工事！”朱水土急得攥紧了枪，指节泛白，眼看着中路的战友们像被割的麦子一样，一个个倒在机枪下，没人能冲过去。他咬着牙，跟着班长往侧面的碉堡摸去——碉堡里的鬼子正往外扔手榴弹，“轰隆”一声，离得近的战友被炸得满脸是血。朱水土端起枪，对着碉堡的射击口，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砰！砰！”两枪，里面的枪声停了一下。班长趁机冲上去，往射击口里扔了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塌了半边，里面的鬼子没了动静。
　　那天晚上，他们端掉了两个碉堡，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可日军的重机枪还在疯狂扫射，像一道死亡的火网，拦住了他们的进攻路线。全连损失了70多人，好多战友都是朱水土认识的——有教他打枪的王老兵，有跟他一起吃饭的小李，还有总给他人家的张班长……朱水土躲在一棵断树后面，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鲜血染红了雪地，眼泪混着雪水往下流，冻得脸颊生疼。
　　他趁着鬼子换弹的间隙，猫着腰，往前爬了二三十米，躲在一个雪堆后面。掏出腰间的手榴弹，咬掉保险栓，拉开弦，在手里攥了两秒，朝着重机枪阵地用力扔了过去——“砰！”一声巨响，手榴弹在重机枪旁边炸开，一个鬼子机枪手倒了下去。可没等他高兴，另一挺重机枪又响了起来，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打在雪地里，溅起一团雪雾。
　　战斗打了两个多小时，天快亮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的脚步声，还有汽车的轰鸣声。何连长看了一眼身边的残兵——原本14人的六班，只剩下5个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咬着牙，喊了一声：“撤！往山里撤！”
　　撤退时，日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他们没法从原路退回——木桥那边肯定已经被日军盯上了，只能往深山里跑。留在河边守桥的工兵连，来不及撤退，好多人被日军俘虏了。朱水土跟着部队跑了一夜，鞋子里灌满了雪，冻得脚发麻，直到天亮才敢停下来，躲在一个山洞里。他坐在雪地里，抱着枪，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守桥的工兵连，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那么多兄弟，前一天还在一起说话、吃饭，说没就没了，连尸首都没能带回来……”
　　
　　之后，他跟着79师一部回到永康，在那里防卫了一年多。白天，他们在阵地前巡逻，修建工事；晚上，就围着篝火，听老兵讲过去的事。1944年，日军第二次攻打衢州，部队奉命去琅琊镇妙康村接防26师。可刚到妙康村，还没来得及熟悉阵地，就又接到命令：立即撤到塔石一线，阻击向衢州进攻的日军。
　　那天晚上9点多，天漆黑一片，连星星都躲在云层里。排长把朱水土和吴一中叫到身边——吴一中是江西人，跟他一样是上等兵，两人平时关系最好，训练时总在一起，吃饭时也挨着坐。“你们俩去前面的山坳侦察，看看鬼子的动向，注意安全，发现情况就赶紧回来报告。”排长递过来两颗手榴弹，又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小心点，别惊动鬼子。”
　　朱水土和吴一中接过手榴弹，斜挎着子弹带——里面装着150发子弹，沉甸甸的，压得肩膀有些疼——每人腰上还挂着两颗手榴弹，摸黑沿着山路往前行。山里静得可怕，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朱水土走在前面，手里握着枪，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突然，他听见前面的草丛里有动静，像是有人在轻轻拨开草叶。
　　“什么人？”朱水土喊了一声，同时和吴一中迅速举起枪，对准了草丛的方向。对面的草丛里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紧接着，两个人影钻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枪。朱水土没多想，扣动了扳机——“砰！砰！”两枪，前面的那个人影晃了晃，倒在了地上，后面的那个人转身就往山里跑，很快就没了踪影。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看，倒在地上的是个日本侦察兵，穿着黄色的军装，手里还攥着一把三八大盖。朱水土蹲下来，把三八大盖捡起来，擦了擦上面的血，心里又激动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打死鬼子。“我们把鬼子的枪带了回去，排长还夸我们能干，”朱水土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那把三八大盖，后来我一直用着，比中正式步枪轻一些，射击也准。”
　　当晚，部队撤到了山上，在树林里搭起了临时帐篷。没过几天，又转到了龙游草鞋岭。按上级命令，26师在前面担任第一道防线，他们79师在后面，作为第二道防线，阻止鬼子突破。为了不让鬼子进村骚扰老百姓，朱水土和战友们挨家挨户地跟村民商量，把老百姓家的桌子、凳子搬到门口，堵住村口的路。又把手榴弹五个一捆，放在桌凳下面，每捆手榴弹上都拉着一根20多米长的引线，引线的另一头攥在战士们手里，藏在旁边的草丛里。
　　等了没多久，远处传来了鬼子的脚步声。朱水土屏住呼吸，看着鬼子一步步走近，直到他们钻进老百姓家——“拉！”班长喊了一声，朱水土猛地拉了一下引线，紧接着，“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屋里传来了鬼子的惨叫声。那一晚，他们用这种办法，连着炸死了六七个鬼子，剩下的鬼子吓得不敢再进民房，只能在村外的空地上徘徊，不敢靠近。
　　
　　在草鞋岭的另一个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全连突然遭遇了日军。鬼子从东边山坳的小路上冲过来，速度很快，手里的枪“哒哒”地响。300多人的队伍一下子被冲散了，朱水土跟着班长往山路两边的高地跑——高地地势高，能看清鬼子的动向，也方便射击。他们爬到高地上，迅速架起轻机枪，对着山下的鬼子扫射。“鬼子仰攻，我们在上面占优势，”朱水土的眼睛亮了起来，语气里带着自豪，“打一会儿，我们就往山上撤一段，再找机会架起机枪打，不让鬼子靠近。”
　　那天晚上，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他们不知道打死了多少鬼子，只知道身边的子弹壳堆了厚厚的一层。天亮的时候，鬼子终于撤退了，全连清点人数，损失了70多人，好多战友都永远地留在了草鞋岭。但日军的伤亡更多，根据战后的估算，至少有50人左右。朱水土所在的班因为动作快，率先登上了高地，没一个人受伤，成了全连损失最小的班。
　　之后，他跟着79师转战各地，去了富阳、桐庐、临安，在山区里跟鬼子打游击；又去了嘉兴、江苏常州，参加了好几次阻击战。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朱水土正在常州的阵地上——那天，有人跑过来喊“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他手里的枪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和战友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眼泪里满是激动和喜悦。
　　
　　1946年，朱水土正式退伍。从17岁到21岁，他当了4年兵，走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也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回到皂里村后，他拿起锄头，重新当起了农民，种着家里的三亩水田，过起了平淡的日子。后来，他结婚成家，妻子是邻村的姑娘，勤劳善良，两人一起养育了两儿三女。孩子们长大后，有的在家种地，有的去了城里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皂里村，给朱水土送来了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朱水土把奖章放在一个红木盒子里，摆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会拿出来。
　　2021年冬天，朱水土去世，享年94岁。我知道，像朱水土这样的原国民革命军抗战老兵，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也不能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