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 刘钢突围，传梅锄奸

　　(一)
　　
　　2017年夏末的山东莒南，一场小雨刚过，空气里满是泥土和玉米叶的清腥气。工作人员扶着我，踩着青石板路走进金岭村时，远远就看见村口老槐树下长条椅子上坐着个几个人，其中一位军人坐姿的老人——蓝布对襟褂子洗得发白。“是李明同志吧？”他抬头，声音虽哑，却透着股中气，“我是刘钢，等你好几天了。”
　　院子里的石桌上摆着搪瓷缸，泡着晒干的金银花，是刘钢自己种的。他给我倒了杯茶，指尖碰到缸沿时，我看见他手背上布满老年斑，指节却依旧粗大有力——那是常年握枪、爬山磨出的茧子。“1938年入党那年，我才15岁，还是个揣着窝头上学的半大娃。”他呷了口茶，目光飘向院墙外的玉米地，像是穿透了几十年的时光，“小学老师王忠锋是地下党，常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柴房，用煤油灯照着读《论持久战》。有次我问他，‘鬼子有枪有炮，咱能打赢吗？’他指着窗外的麦子说，‘你看这麦子，不管风怎么刮，根扎在土里就倒不了，咱中国人的根，也扎在这土地上。’”
　　
　　说到1939年去抗大一分校的路，刘钢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那时候哪有正经路？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白天躲鬼子的岗楼，晚上摸着山路走。走到蒙山脚底下时，窝头吃完了，饿得眼冒金星，看见山里的野栗子，捡起来就往嘴里塞，连壳都没顾上剥。”他抬手拍了拍膝盖，“就这么走了三天，终于摸到抗大的驻地，看见门口挂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牌子，我一下子就哭了——总算找到能跟鬼子拼命的地方了。”
　　1940年春天，刘钢被调进扩编后的抗大侦察队，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蒙山的地形摸得烂熟。“那时候没有地图，全靠两条腿丈量。”他伸出手指，在石桌上画起当年的路线，“从龟蒙顶到云蒙峰，哪条沟能藏一个连的人，哪道河冬天结冰能走车马，哪片林子有山泉，都记在小本子上。有次为了摸清鬼子一个炮楼的位置，我和战友趴在草窝里待了整整一天，蚊子在脸上叮了十几个包，不敢动一下——一动，就可能暴露目标，让战友们送命。”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那本小本子后来在大青山突围时丢了，可上面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标记，我到现在都能背出来。”
　　1941年11月29日的夜晚，刘钢记得格外清楚。“那天晚上住在胡家庄的老乡家里，老乡特意杀了只鸡，炖了锅鸡汤，我们舍不得喝，都分给了受伤的战友。”他说那夜的月亮很亮，能看清院子里的玉米囤，“我和战友们睡在牛棚里，稻草上还带着牛的体温，就那么裹着件单衣，迷迷糊糊刚睡着，就听见‘叭勾、叭勾、叭勾’三枪——是三八大盖的声音，抗大没有这种枪！”刘钢猛地攥紧了手里的手榴弹柄，指节泛白，“我一下子就蹦起来，抓起放在身边的两把短枪，跟战友喊‘鬼子摸上来了！快起来！’”
　　30号拂晓的胡家庄，已经被枪声裹住了。周纯全校长站在村口的土坡上，嗓子都喊哑了：“向大青山突围！侦察队断后！”刘钢和战友们立刻散开，趴在小河边的土坎上，朝着追来的鬼子开枪。“小河里的水刚没过脚踝，冰碴子硌得脚生疼，可谁也顾不上冷。”他说那时候的短枪子弹少，每开一枪都得算着，“有个叫赵小虎的战友，才17岁，跟在我身边，一边开枪一边喊‘副班长，我爹说等抗战胜利了，就带我回家娶媳妇’——可没等他说完，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胸膛。”刘钢的声音开始发颤，他抬手抹了把脸，“我把他抱在怀里，他还攥着我的胳膊，说‘副班长，别让鬼子过去’……”
　　往李行沟撤的时候，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上来了。东边的鬼子举着太阳旗，“嗷嗷”地往上冲，机枪子弹“哒哒”地扫在石头上，迸起火星。刘钢和几个侦察队员躲在一棵老橡树下，看着身边的机关同志往后撤，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死，也得把鬼子挡住。”“离敌人还有七八十米的时候，我们开始开枪，可鬼子太多了，越冲越近。”他说那时候他摸到腰里的手榴弹，拉了弦，等了两秒才甩出去——这是老兵教的诀窍，能让手榴弹在落地时正好爆炸，“轰隆”一声，前面的鬼子倒下了一片，可后面的又涌了上来。
　　打光了短枪子弹，刘钢才发现自己的裤腿已经被血浸湿了——是刚才躲子弹时，被石头划破了腿。他顾不上疼，猫着腰冲回刚才战友牺牲的地方，捡他们身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小周牺牲时，手里还攥着颗手榴弹，手指都扣进了木柄里。”刘钢的声音轻得像耳语，“我把那颗手榴弹从他手里掰出来，插在腰里，心里想‘小周，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腰里的手榴弹越来越沉，可他觉得踏实——每多一颗手榴弹，战友们就多一分突围的希望。
　　撤到李行沟口时，刘钢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沟口的高地上，敌人架了两挺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沟里，只要有人冲出去，立刻就会被扫成筛子。他和战友丁云赶紧趴在一个地窨子跟前，那地窨子是老乡用来藏粮食的，才两米多高，只能趴在里面，连头都不敢抬。“一露头，子弹就‘嗖嗖’地打在窨子顶上，土渣子掉在脸上。”刘钢说，那时候沟里挤了好几千人，有抗大学员，有机关干部，还有带着孩子的女同志，“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有人在哭，可没人敢大声——一出声，就会引来鬼子的炮弹。”
　　没过多久，敌人的八八式小炮就开始往沟里轰。“咚——咚——”的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每一声爆炸后，都能听见有人喊“同志，坚持住”，可很快，那声音就没了。“我身边有个女学员，叫林晓梅，才19岁，手里还攥着本《新华字典》，炮弹炸过来的时候，她还把字典往我怀里塞，说‘副班长，你拿着，以后还能教孩子们读书’。”刘钢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手里的手榴弹柄上，“我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她就没气了，字典上全是血……”他说那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只觉得心里烧得慌，“你不打他，他就打你，拼了命也得把大家带出去！”
　　就在这时候，周纯全校长从后面爬了过来，他的帽子丢了，头发上全是土，看见刘钢腰里鼓囊囊的手榴弹，眼睛一下子亮了：“小鬼，过来！”刘钢赶紧爬过去，校长抓住他的胳膊，声音有点抖：“你有几颗手榴弹？”他解开腰带数了数，一共八颗，还有几颗捡来的子弹。“八个也行！”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南边的高地，“那里有鬼子的机枪，你带着几个人，把它端了！只要机枪一哑，大部队就能冲出去！”
　　刘钢立刻叫上丁云和战友孙建国，三个人把身上的干粮袋扔了，只留下手榴弹和短枪，匍匐着往山根爬。“山根下有片灌木丛，正好能挡住鬼子的视线。”他说那时候每爬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树枝发出声音，“爬到山根时，我的手被石头划破了，血渗出来，沾在草叶上，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眼里只有山上的鬼子。”山根是鬼子的射击死角，他们顺着山壁，慢慢绕到山后，趴在草里一看，山上有二十多个鬼子，正背对着他们，端着机枪往沟里扫，根本没发觉身后有人。
　　“离鬼子还有三十米的时候，我跟丁云、孙建国递了个眼神，一起摸出手榴弹。”刘钢说，他拉弦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咚咚”响，“等了两秒，我喊了声‘扔’，三个人一起把手里的六七个手榴弹甩了出去。”“轰隆——”几声巨响，烟和土一下子涌了上来，遮住了视线。刘钢爬起来就往山上冲，看见鬼子倒了一片，有个机枪手还趴在机枪上，已经没气了，另一个鬼子想跑，丁云抬手就是一枪，把他打倒在地。“剩下的几个鬼子懵了，转身就往山下跑，我们追着打了几枪，把他们赶跑了。”
　　沟里的大部队听见机枪声停了，立刻“哗哗”地冲了出来。刘钢站在高地上，看着战友们从沟里跑出来，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可等他和丁云、孙建国跟着大部队冲到西边的安全地带时，才发现侦察班的12个人，只剩下了5个。“我们五个抱着哭，眼泪混着脸上的血和土，怎么擦都擦不完。”刘钢说，那天的太阳特别毒，晒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坐在地上，看着大青山的方向，谁都不说话——那里埋着我们的战友，埋着那些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胜利的年轻人。”
　　
　　后来刘钢才知道，那次大青山突围，一共牺牲了1000多人，抗大学员队的100个同志，全没了。“我后来参加了烟台战役、淮海战役，每次打仗，都带着那几颗捡来的手榴弹——那是战友们的命，我得替他们接着打。”1972年离休后，刘钢回了莒南，在院子里种了点菜，还栽了棵老槐树，“每年清明，我都要去大青山给战友们扫墓，跟他们说说话，告诉他们现在的日子有多好——他们没白牺牲。”
　　
　　(二)
　　
　　2018年春分刚过，武汉的樱花正开得浓烈，粉白的花簇压满枝头，风一吹就簌簌落在抗战研究院的青砖墙上。我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慢慢走上二楼会议室的台阶，老远就听见里面传来洪亮的声音——那是种带着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字句里都透着股军人的硬朗。推开门时，窗边坐着的老兵立刻站了起来，深蓝色中山装的领口别着枚小小的党徽，银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尽管腰板因早年的伤有些佝偻，可起身的动作依旧透着股不容错辨的挺拔。“您就是李明同志吧？”他快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掌心粗糙得像老树皮，却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我是严传梅，等您半天了，和你聊聊1943年那回抓汉奸的事吧。”
　　会议室的长桌上铺着浅灰色桌布，摆着两杯刚泡好的绿茶，茶叶在水里舒展着，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窗外的樱花影。严传梅拉着我坐在窗边，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个用蓝布裹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本泛黄卷边的相册，封皮上用钢笔写着“抗战记忆”四个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您看这张，”他翻到第二页，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眼里瞬间亮了起来，“这是1943年我当警卫排排长时拍的，身上穿的是新四军的灰布军装，腰间别着的就是组织上刚给我配的手枪——那枪是勃朗宁，小巧得很，我天天揣在怀里，连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生怕磕着碰着。”照片里的年轻人眉眼锐利，嘴角抿得紧紧的，眼神里满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坚定。我忍不住指了指照片里他腰间的子弹袋，严传梅笑了：“您别瞧这袋子鼓囊囊的，其实就装了两颗子弹，那时候子弹金贵着呢，每一颗都得算着用。”
　　
　　说起1939年钟祥被鬼子占领的日子，严传梅的声音沉了下去。“我是1926年生的，家里就我一个独子，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原本想着守着几亩田过一辈子，可鬼子一来，啥都毁了。”他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那年秋天，集市上突然来了个拉洋片的摊子，黑布搭的棚子前围了好多人，我挤进去一看，透过洋片的小窗户，全是鬼子害人的照片——有烧老百姓房子的，有把孩子从娘怀里抢走的，还有老百姓跪在地上哭，鬼子拿着刺刀往他们身上扎。我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拳头攥得咯咯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狗日的鬼子，我跟你们没完！”
　　第一次跟鬼子正面“较劲”的事，严传梅记得格外清楚，连细节都没半点模糊。“有天傍晚，我跟村里几个叔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乘凉，刚聊到今年的收成，就看见一个鬼子兵扛着三八大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那鬼子个子不高，脸上带着块刀疤，看见我们，就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严老模仿着当年鬼子的神态，眉头皱起来，眼神变得凶狠，“这时候，村里的王大爷突然带头弯腰鞠躬，嘴里还喊‘太君’，其他人见了，也赶紧跟着鞠躬，就我站在原地没动——我凭啥给鬼子鞠躬？他们是来毁我们家的仇人！”
　　那鬼子见严传梅不鞠躬，立刻瞪圆了眼睛，叽里呱啦地喊了几句，然后用刺刀指了指不远处地上的大米袋子和鸡蛋筐——那是鬼子刚从村里抢来的。“他比划着让我把东西扛到据点去，我心里恨得慌，可又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扛起大米袋子。从村里到鬼子据点要翻一座小山，我扛着袋子走在前面，那鬼子跟在后面，时不时用枪托戳我一下，催我走快点。”严老的手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瞅着前面有片茂密的灌木丛，心里突然有了主意——我故意放慢脚步，跟鬼子拉开距离，等我们之间隔着三十多米远的时候，我猛地把大米袋子往地上一扔，撒腿就往灌木丛里跑！”
　　身后立刻传来了鬼子的叫喊声，紧接着是“砰砰砰”三枪，子弹“嗖嗖”地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去，打在前面的石头上，迸起细小的石渣。“我不敢回头，只知道一个劲地往前跑，衣服被树枝刮破了，胳膊腿也被划伤了，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就想着赶紧躲开鬼子。”严老说，他钻进灌木丛后，又往山里跑了好远，直到听不见鬼子的声音，才找了个山洞躲了起来。“山洞里又黑又冷，我缩在角落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又怕又想家。直到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才悄悄摸下山，顺着小路往家走。”
　　推开门的那一刻，严传梅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父亲坐在门槛上，背对着门，肩膀一抽一抽的，手里还攥着他平时穿的那件蓝布褂子；母亲趴在桌上，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核桃，脸上还挂着泪痕。“我轻轻喊了声‘爹’，我爹猛地回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一下子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一把把我拽进怀里，声音都在抖：‘我的儿，你没死啊！你可吓死爹了！’”严老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抬手抹了抹眼角，“我娘听见动静，也跑过来抱住我，哭得说不出话。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让爹娘，让村里的人，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940年春天，经地下党员张大叔的介绍，严传梅加入了抗日十人团。“那时候我们哪有像样的武器？每个人就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都是自己用废铁磨的，刀刃闪着寒光，走在路上都得夹紧腿，生怕匕首掉出来被人发现。”严老笑着说，“我们十个人，白天假装是种地的、砍柴的，在村里打探鬼子的消息；晚上就聚在张大叔家的柴房里，听他讲抗日的道理，学怎么埋地雷、怎么传递情报。有次晚上开会，突然听见外面有狗叫，我们赶紧把匕首藏好，假装在睡觉，等鬼子的巡逻队走了，我们才敢接着开会。”
　　1941年11月，严传梅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们在柴房里挂了面用红布做的党旗，我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声音特别响，手都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激动，觉得自己终于成了能为国家、为老百姓扛事的人。”他说，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脑子里全是宣誓的场景，“我想着，以后就算是死，也不能给党丢脸，不能给战友们丢脸。”
　　1942年8月，严传梅加入了新四军，被分到了抗日支队的通讯班。“那时候部队装备特别紧缺，我们每个人都背着子弹袋，看着挺威风，其实大多数人的子弹袋都是空的，能有三两颗子弹就算是‘富裕户’了。”严老叹了口气，“有次训练，班长让我们练习射击，每个人只有一颗子弹，我趴在地上，瞄准靶子练了半天，才敢扣动扳机，结果还打偏了——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练枪法，以后多杀鬼子。”
　　直到1943年夏天，严传梅因为表现突出，被提升为警卫排排长，组织上才给他配了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两颗子弹。“拿到枪的那天，我在河边对着水面看了半天，把枪擦了又擦，直到枪身亮得能照见人影。”严老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枚褪色的黄铜弹壳，“这就是当年那两颗子弹的弹壳，一颗打了鬼子军官，一颗在锄奸的时候用了，我一直留着，就当是个念想。”
　　
　　说起那次抓鬼子军官的经历，严老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有天早上，我带着两个战友在敌后执行侦察任务，突然看见前面的小路上走来一个鬼子军官，穿着黄呢子军装，腰间别着军刀，身边没有卫兵——估计是跟部队走散了。”严传梅和战友们立刻躲进路边的草丛里，商量着抓活口，问出鬼子的情报。“等那鬼子走近了，我们三个一起冲了出去，我大喊‘不许动！’那鬼子反应特别快，立刻掏出手枪朝我们开枪，我们赶紧躲到树后面。”
　　鬼子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可他依旧不肯投降，拔出军刀就朝严传梅冲过来。“副班长王二柱见了，赶紧冲上去拦他，没想到那鬼子的刀很快，‘唰’的一下，就把副班长的小指削掉了一截，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副班长疼得直咧嘴，却还咬着牙喊‘别让他跑了！’”严老的声音沉了下去，“我看着副班长的手在流血，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掏出怀里的勃朗宁手枪，瞄准鬼子的胸口，‘砰’的一声，那鬼子晃了晃，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他们从鬼子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枪和一把军刀，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鬼子的布防情况。“那把军刀后来给了通讯班的小战士，让他用来劈柴开路；那个小本子交给了首长，为我们后来的战斗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严老说，副班长的小指虽然没了，可他一点都不后悔，还笑着说“丢了个小指，换了鬼子一条命，值了！”
　　
　　话题转到1943年11月的锄奸任务，严老的语气变得格外严肃。“那个汉奸叫周富贵，原本是我们地下党的交通员，后来被鬼子抓住，没扛住严刑拷打，就叛变了。”严传梅咬着牙说出这个名字，眼神里满是恨意，“他投敌后，住在钟祥附近的镇上据点里，天天带着鬼子去周围的村庄扫荡，抢老百姓的粮食，抓我们的地下党员，好几个同志都因为他牺牲了，老百姓恨得牙痒痒，都盼着能早点除了这个祸害。”
　　因为严传梅见过周富贵的面，知道他的长相和住处，所以他主动向首长请战：“首长，让我去吧！我认识周富贵，保证能把他抓回来，给牺牲的同志和老百姓报仇！”首长看着他，沉默了半天，才点了点头：“传梅，这个任务很危险，据点里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你们一定要小心，要是实在不行，就先撤回来，别硬拼。”
　　出发前，严传梅和四名战友在宿舍里做了准备——每个人都在腰里别了一颗手榴弹，还把身上的干粮袋清空了。“我们都没打算活着回来，”严老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股决绝，“我们商量好了，要是被鬼子围住，就拉响手榴弹，跟他们同归于尽，绝不能被鬼子抓住，给党丢脸。”
　　那天深夜，月亮躲在乌云后面，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鬼子据点的灯光隐约可见。严传梅带着战友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急行十里路，终于摸到了鬼子据点的外围。“据点的围墙不高，上面拉着铁丝网，门口有个岗哨屋，里面亮着灯，我们趴在围墙外的草丛里观察，看见两个哨兵躲在屋里取暖，时不时还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严老压低声音，像是怕惊动了当年的敌人，“我跟战友们使了个眼色，通讯班班长孔传国先爬过围墙，悄悄摸到岗哨屋门口，用匕首轻轻拨开了门闩，然后我们四个一起冲了进去，没等哨兵反应过来，就用毛巾捂住了他们的嘴，把他们捆了起来。”
　　解决了门口的哨兵，他们顺着围墙根，悄悄摸到了周富贵住的房间。“周富贵的房间在据点的西头，窗户上挂着窗帘，里面亮着灯，我们能听见他跟鬼子说话的声音。”严传梅掏出匕首，轻轻拨开了房门的插销，然后猛地推开门，第一个冲了进去。周富贵正坐在桌前喝酒，看见突然冲进来的新四军，吓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刚要喊，严传梅就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匕首顶着他的腰，低声说：“别喊！再喊我就宰了你！跟我们走！”
　　周富贵吓得浑身发抖，腿都软了，严传梅和战友们架着他，慢慢往据点外走。可就在他们绕过岗哨屋，快要爬到围墙边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岗哨屋里被捆着的一个哨兵，不知怎么弄开了绳子，冲出门就对着天上放了一枪，“砰”的一声枪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不好！”严传梅心里一紧，“快撤！”
　　据点里瞬间就炸了锅，鬼子的叫喊声、枪声、脚步声混在一起，越来越近。严传梅捡起地上哨兵的三八枪，对着追来的鬼子开了一枪，然后喊：“扔手榴弹！快！”五颗手榴弹同时飞向鬼子聚集的地方，“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烟雾瞬间弥漫开来，鬼子的嚎叫声在烟雾里此起彼伏。
　　“我们架着周富贵，拼命往围墙外爬，他吓得走不动路，孔传国照着他的屁股踹了一脚，骂道‘你再磨蹭，就等着被鬼子打死吧！’”严老笑了笑，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爬过围墙后，我们一路往根据地跑，那十里路，我们跑了还不到半个小时，每个人的鞋都跑掉了，脚底板被石头磨得全是血泡，可谁都没停下——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汉奸带回去，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回到根据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首长和战友们早就等在村口了。“首长看见我们押着周富贵回来，高兴得一下子冲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传梅，好小子！没白让我相信你！你们立大功了！’”严老说，那天战友们围着他们，又是递水又是递干粮，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那种完成任务的喜悦，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几天后，北山根据地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周富贵。“那天，老百姓都来了，黑压压的一片，把公审的台子围得水泄不通。”严传梅站在台子旁边，看着周富贵被押上台，听着老百姓的骂声，心里终于松了口气，“当枪响的那一刻，老百姓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的人哭了，有的人笑了——那是高兴的，是解气的。从那以后，北山根据地的军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鬼子再也没人带路，不敢随便来扫荡了。”
　　
　　后来的岁月里，严传梅又参加了七十多场战斗，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他带领连队作为先头部队，冲锋在前，立下了特等功，奖状上“英勇顽强、功绩卓著”八个字，他至今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渡江战役中，他又带着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渡过长江，再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福建沿海，担任营级干部，守护着祖国的海疆。
　　1958年3月，金门炮战打响，严传梅在战斗中被炮弹碎片击中，腰椎断裂，被战友们抬下战场。“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多，伤好后，医生跟我说，我的腰再也不能负重超过十五公斤，不能再上战场了。”严老摸了摸自己的腰，语气里带着些遗憾，“我想了很久，觉得自己不能再给部队添麻烦，就主动找组织，婉拒了提拔的安排，申请转业。”
　　1959年，严传梅转业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先后担任档案科科长、河流系党总支书记等职务，直到1983年3月离休。“在学校工作的那些年，我把当年在部队的劲头都用在了工作上，看着学生们毕业，为国家做贡献，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又找到了新的‘战场’。”
　　2005年和2015年，严传梅先后收到了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拿到纪念章的那天，我特意去了烈士陵园，把章放在战友们的墓碑前，跟他们说‘兄弟们，我们胜利了，现在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你们放心吧，我会替你们好好看着这一切’。”严老的声音很轻，却满是郑重。
　　
　　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94岁的严传梅毫不犹豫地一次性交纳了三万元特殊党费，支援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