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七章 殷库不老，启胜长生

　　(一)
　　
　　2000年秋，任丘县政协会议室的墙上，“纪念抗战胜利五十五周年”的红色横幅正中悬挂，老风扇的叶片转得慢悠悠，把殷库老英雄的烟味吹得满屋都是——他指间夹着支没滤嘴的烟，烟灰积了老长，却忘了弹，只盯着桌上自带的军用缸子出神。那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瓷釉都磕掉了好几块，像极了他布满皱纹的脸。握手致意时，我看清他手腕上有道深深的疤痕，像条褐色的蚯蚓，他说，那是1942年10月15日那天，被鬼子的皮鞭抽出来的。
　　“那天的天，亮得特别早，可光一点不暖。”殷库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磨过砂纸，每说几个字就得咳一下，“我推开家门时，门轴‘吱呀’一声，惊得墙根下的蛐蛐都不叫了。刚迈过门槛，就听见头顶‘呼啦啦’一阵响——一群麻雀飞得又急又乱，翅膀拍得空气都发颤，不是往树上躲，是往村外飞，跟后头有刀子追似的。我心里立马揪紧了，咱在村里待了几十年，啥动静是好是坏，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烟头上的灰终于掉了，落在裤子上也没在意：“我踮着脚往街东头瞅，就看见远处的土路上，黄乎乎一片在动——是鬼子的马队！马鬃被风吹得竖起来，马蹄子踏在土路上‘咚咚咚’，跟打鼓似的，连地面都跟着颤。尘土扬得有一人高，把太阳都遮了半边。街旁李家的鸡，吓得扑腾着翅膀往鸡窝里钻，鸡冠子都白了，羽毛掉了一地；王家的狗更甚，夹着尾巴往柴垛里缩，连叫都不敢叫一声。”
　　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笑了，嘴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怕？咋不怕？可我是民兵队长，村里一千多口人，区里的干部还在我家藏着，我怕也得撑着。”他顿了顿，眼神飘回了七十多年前，“那时候咱这儿是沦陷区，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今天抢粮，明天抓壮丁，村口的老槐树上，去年还挂过咱村的教书先生，就是因为给八路军送过信。区里的干部都得藏在堡垒户家，白天不敢点灯，不敢大声说话，就蜷在炕角睡觉，等夜里鬼子睡熟了，才摸着黑出来发动群众、组织民兵。”
　　
　　“10月14号晚上，张寅区长带着十多个干部来我家，进门时都裹着黑布衫，脸上沾着泥，连眉毛都是灰的。张区长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区里的文件，还有两把盒子枪，枪柄都磨亮了。他们说要开一夜会，商量怎么破坏鬼子的炮楼。为了保密，我没叫其他民兵，就揣着我那把老套筒——还是我爹当年打土匪时用的，枪膛都快锈了——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岗。那夜的风特别冷，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来回踱步，脚都冻麻了，也不敢跺脚，怕动静大了引来鬼子的巡逻队。”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村里的鸡叫了，才悄悄溜回家。灶房里还剩点玉米糊糊，我添了点水，架起柴火煮了煮，盛在粗瓷碗里端给干部们。他们饿坏了，端着碗就往嘴里扒，烫得直哈气也不停。张区长一边吃一边说，‘殷库，多亏了你，不然咱这会都开不安生’。我笑着说没事，等他们都吃完，躺到东厢房的炕上，我才敢松口气——那时候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眼皮沉得跟挂了铅似的，可还没等我挨着炕沿，就听见了那群麻雀的惊叫。”
　　说到这儿，殷老的手开始抖，烟都夹不住了，我赶紧帮他重新点了一支。他深吸一口，才接着说：“我转身就往院里跑，鞋都跑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东厢房的门是木头的，我一脚踹过去，‘哐当’一声，门闩都断了。屋里的干部们刚合上眼，被这动静吓了一跳，齐刷刷坐了起来，手里都摸向了藏在枕头下的枪。我喘得说不出完整话，指着门外，嗓子里像堵了棉花：‘鬼……鬼子到门口了！快，钻地道！’
　　“话音刚落，街上的马蹄声、鬼子的吆喝声就传了进来，‘八嘎呀路’‘站住’，听得清清楚楚，还有狼狗的叫声，‘汪汪汪’，越来越近，像催命的锣。张区长没多问，一挥手，十一个干部跟着他，猫着腰就往炕边凑——那地道口就在炕席底下，是我和我爹、我哥，趁夜里没人，用锄头、铁锹挖了两个多月才成的。”
　　殷库比划着，手在空中画了个圈：“咱挖的时候，特意选了结实的黄土层，怕挖塌了。地道有一人多高，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从咱家东厢房，一直通到隔壁我哥家的院子，中间还留了三个透气的小窟窿，就用玉米杆挡着，外人就算在院里转十圈，也找不着。之前区里干部来开会，遇上过三次险情，都是靠这地道躲过去的。有一回，鬼子就在炕边搜查，用刺刀戳炕席，离地道口就差一指头，也没发现。
　　“我看着最后一个干部——就是警卫员张耀增，才十八岁，脸上还带着孩子气——钻进地道，赶紧把炕席铺回原位，又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假装刚睡醒的样子。可还没等我闭眼，院大门就被‘哐啷’一声踹开了，那声音大得，连房梁上的灰尘都掉了下来。十几个鬼子举着三八大盖，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身后跟着几个汉奸，都穿着黑布衫，腰里别着盒子枪，还有一条大狼狗，黄澄澄的毛，吐着舌头，眼睛直勾勾盯着屋里，口水都滴在了地上。
　　“最前头那个鬼子小队长，留着八字胡，脸膛通红，应该就是后来的小林，他几步走到炕边，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从炕上提了起来。我个子不算矮，可在他手里跟小鸡似的，脚都沾不着地。他的中国话说得生硬，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土八路，枪的有？’旁边的翻译赶紧凑上来，弓着腰说：‘小林太君问你，土八路和枪藏哪儿了？’”
　　
　　殷库哼了一声，眼神里满是不屑：“我故意揉了揉眼睛，装出迷糊的样子，声音拉得老长：‘啥土八路？啥枪？我刚睡醒，脑袋还懵着呢，正想出去拉屎呢。’小林皱了皱眉，指了指旁边站着的人——那人头上缠着黑布，只露着两只眼睛，手里还拿着根棍子，我一看他的身形，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不是村里跟我一起当过民兵的王凯吗？
　　“‘他是民兵队长殷库，肯定知道土八路在哪儿！’王凯的声音一落，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叛徒！这狗东西，上个月还跟我一起在村西头埋地雷，没想到转头就投靠了鬼子。没等我反应过来，两个汉奸就冲上来，把我的胳膊反绑在身后，绳子勒得我肩膀生疼，像要把骨头勒断似的。他们把我拖到院里的大椿树下，那树有两抱粗，树皮都裂开了，他们把绳子绕着树干缠了好几圈，把我捆得严严实实，连手指头都动不了。”
　　小林拔出腰间的战刀，刀身映着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他把刀背在我脖子上蹭了蹭，寒气顺着脖子往心里钻，眼神里的凶光像要吃人：“你说，土八路到哪里去了？枪藏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梗着脖子，看都不看那把刀。旁边的汉奸队长王彩臣，就是咱县上的恶霸，之前抢过不少乡亲的粮食，他凑到小林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无非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软的不行来硬的。”小林手一挥，一个鬼子立马拎着根皮鞭走过来——那皮鞭是用牛皮做的，上面还钉着小铁刺，看着就吓人。
　　“啪！”第一鞭就抽在了我脸上，火辣辣的疼，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胸前的衣服上，晕开一小片红。我咬着牙，没喊出声，可那鬼子见我不叫，打得更狠了，皮鞭像雨点似的落在我身上，后背、胳膊、腿，每一下都带着钻心的疼，衣服很快就被血浸透了，粘在肉上，一扯就疼得钻心。我看见王凯站在旁边，嘴角还带着笑，那眼神，比鬼子的刺刀还让人恶心。
　　“鬼子打累了，又换了个法子。”殷库的声音低了下去，手指无意识地摸着手腕上的疤痕，“他们把我的双脚绑住，用绳子吊在院中的大槐树上，头朝下，脚朝上，血一下子就涌到了脑子里，晕得我天旋地转。一个汉奸端着个装辣椒水的大铁壶，那壶有二斤重，里面的辣椒水是红的，看着就辣。他把壶嘴对着我的鼻子，‘咕咚咕咚’就灌了下去——那辣椒水辣得钻心，顺着鼻子流进嘴里、喉咙里，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又像有团火在烧。我呛得说不出话，只能拼命咳嗽，浑身抽搐着，眼泪、鼻涕、口水混在一起往下流，最后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晒得头皮发烫，苍蝇在他身边嗡嗡转，闻着血腥味就不肯走。他迷迷糊糊听见“咚咚”的声音，睁开眼一看，鬼子和汉奸正拿着铁锨，在院里四处乱挖，土块飞溅，有的还砸到了他身上，疼得他一哆嗦。
　　“地道里的人肯定能听见这声音。”殷库的眼睛红了，“他们知道我没说，可我怕啊，怕他们挖着地道口——那地道口离地面就三尺深，万一被挖着，张区长他们十几个人，就全完了。每一声挖土的声音，都像挖在我心上，我想喊，让他们快跑，可嘴里被辣椒水烧得发不出声，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子的铁锨离东厢房越来越近。”
　　
　　小林走过来，用战刀的刀尖抵住他的胸口，刀尖都快扎进肉里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的快说，枪藏在哪里？八路跑到哪里去了？再不说，我就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敲碎！”殷库闭着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说了，就对不起那些信任他的干部，对不起村里的乡亲。
　　鬼子见他还不说话，又找来一根碗口粗的木头，压在他的腿上，木头两边还各压了一块大石头——那石头有五十斤重，压在腿上，骨头“咯吱”响，像要断了似的。殷库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眼前开始出现幻觉，看见他爹在灶房里煮玉米糊糊，看见张区长在给他讲打鬼子的道理，可他还是没说话，嘴唇都咬出了血。
　　“就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眼角瞥见院子中央已经被挖开了一个大坑，鬼子的铁锨离东厢房的炕只有几步远了。”殷库的声音突然提了起来，“我心里一急，突然有了主意——我故意惨叫了几声，声音里带着‘屈服’的颤抖，还故意咳嗽了几下，让他们以为我撑不住了：‘别……别压了，我……我说！枪支、八路，都在东边的野王庄，藏在村头的破庙里！’”
　　小林眯着眼，显然不信，他把战刀架在殷库的脖子上：“撒谎死了死了的！野王庄离这里有十里地，土八路为什么要藏在那里？”“太君，您不知道，”殷库喘着气，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野王庄的保长是皇军的人，土八路以为那里安全，才敢藏在那儿。我要是撒谎，您现在就杀了我！”
　　小林犹豫了一会儿，挥了挥手，让汉奸把他放下来。两个汉奸架着他，他故意装出腿软的样子，走一步晃一步，心里却在盘算：野王庄根本没有八路，他就是想把鬼子引走，多耽误点时间，让张区长他们有机会转移。
　　
　　不大一会儿，街上就传来了集合的哨声，二百多个鬼子和汉奸扛着枪，在大街上站成一队，枪上的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光。殷库被两个汉奸架着，走在最前面——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故意拖拖拉拉，还时不时“哎哟”一声，说腿被压得疼，走不动。他心里数着步数，一步、两步、三步……走得越慢，耽误的时间越长，张区长他们就越安全。
　　“走到村东边的小河边时，我心里估摸着，张区长他们应该已经从地道的另一个出口逃出去了——那出口在我哥家的柴垛下，鬼子肯定找不到。”殷库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停下脚步，再也不走了。小林在后面催，他的左耳朵因为之前被蚊子咬了，还缠着纱布，他吼道：‘开路，开路，停下的不行！再不走，我就开枪了！’”
　　殷库转过身，冲小林招了招手，故意压低声音，装出要告密的样子：“太君，您过来，我跟您说个秘密——那破庙里有陷阱，我告诉您怎么避开，不然皇军会受伤的。”小林信了，他怕手下的人受伤，赶紧提着刀走了过来，还挥手让周围的鬼子退后。
　　就在小林凑近的瞬间，殷库猛地攒足力气，大喊一声：“小日本，王八蛋！”接着，他伸出胳膊，死死抱住小林的脖子，把他摁倒在地上，一张嘴就咬住了小林的左耳朵——他当时就想，就算死，也得拉个鬼子垫背，让他们知道，殷库不是好欺负的！
　　小林疼得“嗷嗷”直叫，像杀猪似的，左耳朵一下子就被殷库咬了下来，血喷了殷库一脸，热乎乎的，带着腥味。旁边的鬼子反应过来，端着刺刀就冲了上来，殷库只觉得后背一凉，接着就失去了知觉，倒在了河边的草地上。他最后看见的，是小河里的水变红了，像开了一片红荷花。
　　
　　“后来啊，鬼子和汉奸走了，他们怕八路回来埋伏，没敢多待。村里的民兵和乡亲们才敢出来，他们在河边找到我的时候，我还有口气，浑身是血，跟个血人似的，衣服都被刺刀划成了布条。”殷库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带着骄傲，“他们把我抬回家，用草药简单包扎了一下——那草药是村里的老中医给的，专治刀伤枪伤，我爹当年打仗受伤，就是靠这草药活下来的。夜里，他们又用小推车，把我送到了根据地的医院，一路上躲躲藏藏，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地方。
　　“我命大，活下来了，可身上的伤，一辈子都没好利索。”他指了指自己的后背，“这里有三道刺刀伤，现在阴雨天还疼得睡不着觉。为了安全，我改了个名字，叫‘殷勇’，直到抗战胜利，才敢用回‘殷库’这个名字。那个叛徒王凯，没过多久就被张寅区长带着人找到了——他躲在县城的妓院里，被抓的时候还在喝酒。张区长把他押回村里，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枪毙了，全村的人都去看了，大家都说，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殷库回了东大坞村，政府给了他“抗日英雄”的表彰，还给他分了三亩好地。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后来都当了兵，跟他一样，保家卫国。
　　
　　殷库说完这些，眼神望向窗外发呆，很快打起了瞌睡。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觉得老英雄的活力正在令人心痛地失去。
　　2001年的时候，殷库老英雄走了，享年95岁，人们说他走的时候格外安详。
　　
　　(二)
　　
　　2017年夏，山东郯城的阳光带着麦收后的暖意，透过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玻璃窗，落在徐启胜的膝头。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看着老兵指尖轻轻摩挲着两枚纪念章——一枚是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一枚是2015年的70周年纪念章，鎏金的边缘虽已有些磨损，却在光线下泛着沉甸甸的光。徐启胜的头发早已全白，可说起1940年第一次见八路军打鬼子的事，他的声音忽地提了几分，时光一下子倒回了七十多年前的沂河岸边。
　　“俺老家在重坊二村，就在沂河西岸，1926年生的。那时候村里穷，俺打小就跟着爹娘下地，啥苦都吃过，就是不怕事。”徐启胜的郯城方言带着乡土的醇厚，每一个字都像在讲一段活生生的画面。他说鬼子没来之前，村里的日子虽紧巴，却也安稳，孩子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玩闹，大人们在地里种庄稼，傍晚时分，炊烟袅袅，能闻见家家户户的饭香。可1938年鬼子占了郯城后，这一切就都变了——鬼子的巡逻队天天在村里晃，看见鸡就抓，看见粮就抢，有村民敢反抗，就被他们用枪托砸，用刺刀逼，村里的老槐树底下，不知流过多少乡亲的血。
　　
　　1940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村里突然来了一群穿灰布军装的人——是八路军东进支队的一个排。战士们背着长枪，有的扛着机枪，一个个精神抖擞，见了乡亲们还笑着打招呼，跟鬼子的凶神恶煞完全不一样。徐启胜那时才14岁，好奇得很，趴在自家院墙上看，看战士们在村头的打谷场搭工事，看他们给受伤的老乡包扎伤口，心里偷偷觉得：“这些人肯定能打跑鬼子。”可没等他看多久，远处就传来“轰隆隆”的声音——3辆鬼子坦克正朝着村里开，后面还跟着上百个端着枪的鬼子兵，枪上的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寒光，尘土被坦克的履带卷得漫天飞扬。
　　“八路军战士一点都不慌，三挺机枪一架，‘哒哒哒’的声音就响起来了，像过年时放的鞭炮，可比鞭炮厉害多了！”徐启胜的手不自觉地抬了起来，像是还能摸到当年的机枪。他说自己当时眼馋极了——机枪开火时，亮晶晶的子弹壳“叮叮当当”地从枪膛里蹦出来，落在地上滚来滚去，他觉得那模样好看得很，竟忘了危险，撩起身上的蓝布长衫，下摆一兜就往打谷场跑，想把那些子弹壳都捡回来。刚跑出去几步，一只有力的大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一把把他揽倒在地，紧接着就听见“嗖嗖”的子弹从头顶飞过，擦着他的耳朵根，吓得他心都快跳出来了。
　　“救俺的是个八路军大哥，大概二十来岁，脸上还有块疤。他按着俺的肩膀，声音又急又沉：‘小娃子不要命了？快躲到麦秸垛后面去！’”徐启胜趴在麦秸垛里，透过缝隙往外看——八路军战士们抱着机枪，对着坦克的履带扫射，有的战士扛着炸药包，猫着腰往坦克底下冲，炸药包一扔，“轰隆”一声巨响，坦克就冒起了黑烟。有一辆坦克的顶盖被战士们撬开，一个战士迅速把手榴弹扔进去，再“啪”地把顶盖盖好，紧接着坦克里就传来爆炸声，坦克彻底不动了。战斗没持续多久，战士们怕鬼子的援兵赶来，很快就整队转移，徐启胜也跟着乡亲们往村外的芦苇荡跑，直到天黑透了，才敢偷偷回村。
　　他第一时间跑到打谷场，却发现被炸毁的坦克已经被鬼子拖走了，地上只留下一片黑糊糊的印记，还有几枚没被捡走的子弹壳。他小心翼翼地把子弹壳捡起来，揣进怀里，跑回家藏在床底下的木盒子里——那是他第一次离战争这么近，也是第一次真切地觉得，八路军战士是在用命保护老百姓。
　　没过几天，更多鬼子开进了重坊二村，把村西的天齐庙当成了指挥部。那座庙原本是乡亲们祈福的地方，鬼子来了后，却成了他们欺压百姓的据点，庙里的佛像被推倒，钟声再也没响过。徐启胜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去看，却总趁放牛的时候，绕到庙附近的杨树林里，趴在树后偷偷观察。他看见鬼子兵每天拿着个“方盒子”，摇着上面的手柄，嘴里“喂喂”地喊——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便携式手摇电话，专门用来跟其他据点联系，汇报“扫荡”的情况。
　　村里的维持会也跟着活跃起来，会长徐保栋是个出了名的软骨头，鬼子一进村，他就主动投靠。穿着鬼子给的黄军装，戴着军帽，每天跟在鬼子身后，指认谁家藏了粮食，谁家跟八路军有来往。有一次，徐保栋领着鬼子去邻居王大爷家，说王大爷给八路军送过粮食，鬼子当场就把王大爷的粮食抢走了，还把王大爷打得浑身是伤。“俺那时候就恨死他了，觉得他连狗都不如。”徐启胜说，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河面上结的冰能走人。有一天，他看见徐保栋坐在坦克的炮塔上，耀武扬威地领着鬼子出去“扫荡”，可到了傍晚，却没见他回来。后来听村里的地下党员偷偷说，八路军在半路设了埋伏，用炸药包把坦克炸瘫了，徐保栋就死在坦克里，尸体都没找着。“俺听说后，偷偷在心里乐了好几天，觉得这汉奸总算遭了报应，老天爷都看不过去。”
　　
　　1943年，17岁的徐启胜成了村里的民兵。他跟着其他民兵一起搞游击，在鬼子的据点附近贴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没有好下场”；还帮着八路军传递情报，把鬼子的动向偷偷报给部队。妇救会的韩大娘看着他机灵又勇敢，就经常找他聊天。有一次，韩大娘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启胜啊，你这孩子眼亮、心细，还不怕死，是块当兵的好料。你想不想去当八路军，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徐启胜一听，眼睛瞬间亮了，使劲点头：“想！俺早就想了！俺要跟着八路军，把鬼子全赶出中国！”
　　韩大娘笑得更开心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好！那大娘就代表村里推荐你。你等着，过几天就有消息了。”没过多久，村里就通知他可以去参军了，跟他一起去的还有邻居马文岭和梁友才——马文岭比他大两岁，力气大，能扛着长枪跑十里地；梁友才跟他同岁，脑子活络，会修农具。出发那天，村里敲锣打鼓，乡亲们都来送他们，有的给他们塞鸡蛋，有的给他们缝布鞋。区长还亲自牵来一匹枣红马，让徐启胜骑，马文岭和梁友才则坐着村民凑钱雇的轿子。“俺坐在马背上，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手紧紧攥着缰绳，想着一定要好好打仗，不辜负村里人的期望，不辜负韩大娘的信任。”
　　徐启胜被分到了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邳县县大队，成了1营1连8班的一名战士。县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在邳县以北打游击，日子过得比他想象中苦多了。“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转移，怕被鬼子盯上。有时候一晚上要换四五个村庄，一夜跑百八十里是常事，腿跑得又酸又麻，停下来的时候，连路都走不动，只能靠在树上喘口气。”他说，累极了的时候，班长只让休息五分钟，“班长总说：‘休息多了，腿就懒了，再走就迈不开步了。鬼子可不会等咱们，咱们多歇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冬天更难熬。部队发的棉袄里塞的不是棉花，是从老乡家买的羊毛——那些羊毛没来得及仔细漂洗，还带着羊膻味，缝在衣服里又硬又扎。“阴历九月发的棉衣，等到快过年的时候，羊毛都掉得差不多了，衣服变得薄薄的，像层纸。夜里站岗的时候，北风往衣服里钻，冻得俺浑身打哆嗦，只能来回跑步取暖，跑累了就搓搓手、跺跺脚。”可就算再苦，没人抱怨。战士们每天晚上围在一起，听班长讲革命故事，讲胜利的消息，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只要把鬼子赶出去，就能过上好日子，到时候就能回家跟爹娘团聚，就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日子。
　　
　　1945年初的一个拂晓，灾难突然降临。徐启胜所在的1连驻在方庙村，村里的百姓都很热情，给他们腾房子、送粮食。那天天还没亮，徐启胜刚睡醒，就听见村外传来“砰砰”的枪声，紧接着就是战士们的喊杀声。“不好！鬼子来了！”班长一边喊，一边抄起枪往外冲。徐启胜赶紧穿上衣服，拿起自己的长枪跟了出去——原来鬼子趁着夜色摸了过来，他们先用刺刀捅死了村口的哨兵，没发出一点声响，直接冲进了2连和3连住的民房。等1连反应过来时，2连和3连已经被鬼子包围了。
　　“战士们来不及穿好衣服，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没穿鞋，抄起枪就跟鬼子拼了。”徐启胜说，他跟着班长往村外冲，一路上都是枪声和喊杀声。他看见一个战友被鬼子的刺刀刺中了胸口，可那个战友还死死抱着鬼子的腿，不让鬼子往前冲，直到另一个战友冲过来，用枪托砸死了鬼子；他还看见班长拿着大刀，一刀砍在鬼子的肩上，鬼子惨叫着倒在地上，可紧接着又有一个鬼子冲了过来，班长只能继续战斗。那场战斗打得格外惨烈，1连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才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2连和3连损失惨重，很多战友都牺牲了。
　　撤退途中，徐启胜和10位战友趁着夜色躲到了方庙村附近的武河边。武河的水不深，河边有很多老乡淘沙留下的沙洞，他们就钻进了一个最大的沙洞——沙洞很小，11个人挤在一起，连呼吸都要放轻，生怕被鬼子发现。没过多久，就听见远处传来“哒哒”的脚步声，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一小队鬼子端着枪走了过来，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在夜里像极了毒蛇的獠牙。
　　班长悄悄伸出手，数了数鬼子的人数——一共7个。他冲大伙比了个手势，所有人都悄悄上了刺刀，握紧了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大气都不敢喘。等鬼子走到离沙洞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班长突然喊了一声：“打！”11个人同时开枪，“砰砰砰”的枪声在夜里格外响亮。因为距离太近，子弹几乎百发百中，徐启胜瞄准一个鬼子的胸口，“砰”的一声，那个鬼子应声倒地；他来不及多想，又瞄准另一个鬼子，再开一枪，那个鬼子也倒了下去。剩下的5个鬼子受了伤，有的捂着胳膊，有的拖着腿，想转身逃跑。
　　“冲！别让他们跑了！”班长喊着，率先冲了出去。徐启胜和战友们也跟着冲上去，跟鬼子拼刺刀。他握着刺刀，朝着一个鬼子的后背刺去，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战斗没持续多久，7个鬼子就全被解决了。可他们刚喘了口气，就听见远处传来更多的枪声和鬼子的喊叫声——敌人还在搜捕他们。大伙只能继续突围，可没跑多远，就被鬼子的巡逻队冲散了。
　　徐启胜和梁友才一起躲进了河边的芦苇荡里，芦苇长得比人还高，正好能遮住他们。他们在芦苇荡里躲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敢出来寻找大部队。后来他们才知道，全班11个人，只有他们俩活了下来，班长、马文岭还有其他战友，都牺牲在了突围的路上。“全营最后只剩下35个人，营里的干部就剩一个政委，1连也只留了一个连长。”徐启胜老人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接着说，“政委后来点名，每喊一个名字，都没人答应，同志们就忍不住哭，哭得特别伤心。政委自己也红了眼睛，可他还是擦干眼泪，对俺们说：‘同志们，别哭！牺牲的战友在看着咱们，咱们不能让他们白死！只要还有一口气，咱们就一定要战斗到底，把鬼子赶出去！’”
　　那天，政委特意提到了徐启胜，说他“临敌镇静，不慌不忙，枪法还准，打死了两个鬼子，是个好战士”。这句话，徐启胜记了一辈子，每当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政委的话，他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要替战友们活下去，替战友们多杀几个鬼子。
　　
　　1945年3月，邳县县大队补充了兵力，不少新战士加入进来，部队的建制重新完整了。徐启胜和1连驻在铁佛寺，2连、3连住在附近的宋庄。铁佛寺里有几棵老柏树，长得又高又粗，战士们经常在树下训练、开会。一天早晨，1连刚站好队，准备开饭——早饭是玉米粥和红薯干，虽然简单，却是乡亲们省下来的粮食。可饭还没端上来，侦察班长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脸上满是焦急：“不好了！宋庄那边出事了！3连被鬼子包围了，快去支援！”
　　战士们一听，顾不上吃饭，扛起枪就往宋庄跑。从铁佛寺到宋庄有8里地，他们一路跑，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到了宋庄村口，就看见鬼子正在围攻3连的阵地，3连的战士们趴在围墙后面，拼命抵抗。“冲啊！救战友！”连长喊着，率先冲了上去。徐启胜和战友们也跟着冲，对着鬼子开枪，打倒了几个鬼子后，顺利冲进了村里的围墙，跟3连的战士们汇合了。
　　进了村，徐启胜和战友们立刻在墙上掏枪眼——把墙掏个小洞，既能观察鬼子的动向，又能开枪射击。“等鬼子走到离墙10米左右的地方，俺们就开枪，这样命中率高。”徐启胜说，他当时一点都不慌，眼睛盯着枪眼，手指稳稳地扣着扳机。第一个鬼子刚走进射程，他就开枪了，“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鬼子也先后被他打倒。可当他准备开第五枪时，枪却没响——是颗臭弹！他心里一紧，赶紧把臭弹退出来，换了一颗子弹，可那时他们每人只有7发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没子弹了，就用石头砸，用大刀砍！”战士们跟鬼子展开了巷战，在村里的小巷里跟鬼子周旋。一直打到天黑，鬼子怕夜战吃亏，慢慢撤退了，三个连才互相掩护，成功突围。这场战斗后，徐启胜因为表现英勇，被评为“一级战斗模范”，部队还给他发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临危不惧，英勇杀敌”——这张奖状，他一直珍藏着，就算后来搬家、退伍，也没弄丢。
　　后来，徐启胜随部队转移到了文峰山。文峰山风景好，山上有很多松树，可战士们没心思欣赏风景，每天都在训练、战斗。就在那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对着党旗宣誓，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句话，他用一辈子践行了。1945年8月，他被调入三大队，跟着战友们参加了反攻，还俘虏了十几个鬼子。“当听说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时，俺们都哭了，抱着战友又蹦又跳，有的战士还把帽子扔到天上。俺们打了这么多年，终于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徐启胜被调入65师195团，继续参加战斗。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重伤，不得不退伍返乡。回到重坊二村后，他一边务农，一边侍奉年迈的老母亲，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供销系统工作，负责给乡亲们供应化肥、种子，直到退休。
　　“俺这一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当了几年八路军，打了几年鬼子。可俺不后悔，能为国家、为乡亲们做点事，俺觉得值！”徐启胜说完，把纪念章重新别在胸前，挺直了腰板，阳光落在他的脸上，像是给他镀上了一层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