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六章 除恶务尽，借力卸力

　　(一)
　　
　　2016年夏，临沂的蝉鸣裹着热浪撞在窗上，我刚跨进抗战研究中心的门，就见孙义老爷子坐在藤椅里等待我们。他握住我伸出的双手：“李明来了？坐吧，我给你说段我亲历的，十四岁那年，我跟着武工队锄汉奸，枪子儿擦着耳朵飞的事儿。”
　　他说话时，右手不自觉地摸向左腿，裤管下露出的脚踝有些变形，那是七十多年前弹片留下的印记。工作人员拉过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他忽然倾过身，声音压得低了些，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知道不？那汉奸叫蒋春之，原先也是咱鲁南行署的人，后来带着枪、揣着公款投了鬼子，成了日本人的‘狗腿子’。他认识行署好几个领导，知道咱藏在哪儿、跟谁联络，不除了他，咱敌后的同志就得一个接一个遭殃。”
　　我想起自己十四岁时在镇里理发，忍不住问：“您那时候才十四，不怕吗？”孙义笑了，嘴角的皱纹挤成沟壑：“怕？咋不怕？可一想起鬼子用枪托砸我、汉奸抢老百姓粮食，那点怕就没影了。”他指尖在搪瓷缸上摩挲，像是在摸当年的枪柄，“我是兰陵县尚岩镇人，鬼子占了临沂那年，我才十三，他们在尚岩镇、临枣公路上修据点，挨村抓伕子。我个子小，扛不动大块石头，监工的鬼子兵上来就是一枪托，打得我满嘴是血，趴在地上啃泥。有回我娘给我送饼，看见我背上的伤，哭得直发抖，我就说：‘娘，我要去打鬼子，死了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1942年2月16日，天还没亮，我揣着娘烙的两个菜饼，揣着半块磨得光滑的鹅卵石——那是我攒了半年的“护身符”，一路打听找到了八路军115师685团1营3连。连长姓王，脸膛黝黑，看着我瘦得跟麻杆似的，皱着眉说：“年纪太小了，再长两年吧。”我急了，掏出鹅卵石往地上一磕：“连长，我能跑、能送信，鬼子来了我也不怕！”他被我逗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行，先当通信兵，跟着老兵学本事。”
　　那段日子，我跟着老兵练跑步、学打枪。第一次摸枪是支老步枪，枪身沉得压肩膀，老兵教我扣扳机时“屏住气、瞄准心”，我却紧张得连打三发都脱了靶，脸涨得通红。老兵没骂我，只是把着我的手，让我感受枪口的后坐力：“别急，枪是咱的兄弟，得跟它处熟了。”到了秋天，部队调我去武工队，队长叫杨振灿，左脸上有道刀疤，是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我们武工队四十多号人，藏在敌后搞隐蔽斗争，上级配了一挺机枪、二十多支长枪，还有二十来支短枪——短枪多是驳壳枪，枪把上缠着蓝布条，摸上去又糙又暖，那是战友们用汗浸出来的温度。
　　那时候尚岩以南、杨桥一带全是敌占区，我们每次出去活动都得提心吊胆。有回我们去杨桥村摸鬼子的岗哨，刚摸到村口，就听见“汪汪”的狗叫，紧接着就是鬼子的枪声。我们赶紧往高粱地里跑，跑在最后的是个叫小周的同志，他腿上中了枪，跑不动了，回头喊：“你们快撤！别管我！”我想回去拉他，却被队长按住：“不能回！回去都是送死！”我们躲在高粱地里，听着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远，后来才知道，小周被鬼子抓了，宁死不招，最后被活活打死在据点里。老百姓偷偷把他的尸体埋在乱葬岗，连块木牌都不敢立，怕鬼子挖出来鞭尸。
　　“就是因为有蒋春之这样的汉奸，咱们的行动才总被鬼子知道。”老爷子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攥得发白，“他投敌后，帮着鬼子建特务组织，一边敲诈老百姓的粮食、钱财，一边给鬼子递情报，多少同志都栽在他手里。上级下了死命令，一定要锄掉他，县公安局也派了人来配合，可两次都让他跑了。”
　　第一次行动是在一个雨夜，我们摸去蒋春之在尚岩镇的住处。那是个小院，院墙上爬着丝瓜藤，我们撬开门锁，悄悄摸进屋里，炕还是热的，桌上放着个没喝完的茶碗，茶叶还浮在水面上——他刚走没多久。我们在院里搜了一圈，只找到几件他穿旧的衣服，队长气得踹了一脚门框：“这狗东西，跑得比兔子还快！”
　　第二次是在半路设伏。我们打听着蒋春之要去临城给鬼子送情报，就在必经的土路上挖了陷阱，还藏在路边的树林里等着。可等了大半天，只等来两个伪军，他们说蒋春之临时改了路线，绕小路走了。我们顺着伪军指的方向追，只看见泥地里一串马蹄印，早就没了人影。
　　
　　两次失败后，上级专门开了分析会，油灯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有人说蒋春之太狡猾，有人说咱们的情报不够准。我坐在角落里，手指抠着衣角，忽然想起远房表哥——他在梧桐村住，前阵子跟我提过，蒋家是当地的大户，跟不少人家都有亲戚。散了会，我偷偷跑去找表哥，他见了我，赶紧把我拉进屋里，关上门才说：“义子，你可别跟别人说，蒋春之要跟梧桐村的宋家结亲了。宋家想靠他当靠山，把闺女许给了他做小老婆，迎亲的日子定在农历八月十五。我听宋家的人说，他八月十四要去向城集置办结婚的东西，到时候肯定会带几个随从。”
　　我心里一紧，赶紧跑回武工队，把消息报给队长。全队的人都来了精神，队长拍着我的肩说：“好小子，这下有机会了！”我们连夜制定计划：八月十四那天，所有人化了装，混在赶集的人群里，等蒋春之出现就动手，得速战速决，不能让鬼子的岗哨反应过来。
　　八月十四那天，也就是9月23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分头出发了。我穿了件打补丁的蓝布衫，怀里揣着驳壳枪，枪把上的布条被我攥得发潮。到了向城集的岗哨，两个伪军斜着眼打量我，其中一个叼着烟，问：“你是哪儿的？去集上干啥？”我故意把裤腿往上卷了卷，露出之前扛石头留下的伤疤：“俺是西边村里的，来给俺娘抓点药。”他瞥了眼我的伤疤，骂了句“穷小子”，就放我过去了。
　　集上早就热闹起来了，卖菜的吆喝着“新鲜的黄瓜”，说书的敲着醒木讲《岳飞传》，挑着担子卖糖人的师傅手里转着竹签，五颜六色的糖人在阳光下闪着光。我们几个人分散开，眼睛都盯着来往的人。我跟在一个卖菜的大娘身后，假装挑菜，余光却不停扫着四周。快到中午时，陈廷秀忽然扯了扯我的袖子——他扮成了挑货郎，肩上扛着个货郎担，里面摆着些针头线脑。他朝集市北边努了努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下子就认出了蒋春之。
　　他穿着件月白色的绸缎褂子，腰里别着把短枪，身后跟着四个随从，每人手里都提着个布袋子，看样子已经买了不少东西。他走得慢悠悠的，时不时停下来跟小贩砍价，还伸手捏了捏摊位上的苹果，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他在集上转了一圈，见没什么异常，就带着随从进了一家酒铺。
　　我们悄悄围了过去，我和于守平贴着酒铺的土墙，能听见里面猜拳的声音：“五魁首！六六六！”陈廷秀从货郎担里掏出驳壳枪，轻轻推开门，我看见蒋春之正举着酒碗，脸喝得通红，油光满面的。“砰！”陈廷秀扣了扳机，可那枪没响——是哑弹！
　　蒋春之吓得一哆嗦，酒碗“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酒洒了一地。他反应倒是快，转身就要往桌子底下钻。我和于守平立刻冲进去，枪口直接对准他的脑袋，我喊了声：“不许动！”可他还想挣扎，我没再犹豫，扣下了扳机，“砰！砰！”两枪，子弹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了桌上。血顺着桌子缝往下滴，把地上的酒渍染成了黑红色，连桌上的菜盘子都溅上了血点。
　　他带来的那四个汉奸还没反应过来，我们的人就堵在了门口，枪口对着他们：“不许动！缴枪不杀！”那几个汉奸吓得腿都软了，有个矮胖的伪军手一抖，枪掉在了地上，“哐当”一声。队长喊了声“撤”，我们在集上放了几发空枪，“砰！砰！”的枪声一响，赶集的人一下子乱了，哭喊声、脚步声混在一起，有人抱着孩子往城外跑，有人推着小车撞翻了摊位。我们就跟着人流往外跑，敌占区的岗哨想拦，可人群太挤，他们推搡了半天，也没拦住我们。等我们钻进路边的高粱地，才敢停下来喘口气，高粱叶子划过脸，又痒又疼，可谁都顾不上——只觉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第二天，上级在向城的墙上贴了告示，用毛笔把蒋春之的罪行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投靠日寇、残害百姓、出卖情报……老百姓围在告示前看，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抹着眼泪说“可算除了这个祸害了”，还有的人买了纸钱，去小周他们牺牲的地方烧，嘴里念叨着“汉奸死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除了蒋春之，我还跟着武工队抓过一个叫苗士香的汉奸。”老爷子喝了口搪瓷缸里的水，润了润嗓子，“也是1942年，内线说他一个人去赶集，要从向城东的路上走。我们五个战友提前抄近路，爬到路边的杨树上等着。那杨树长得高，叶子又密又大，能把人遮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在树上蹲了快两个时辰，腿都麻了，才看见苗士香扛着个布袋子走过来，嘴里还哼着小调，看样子是买了不少好东西。”
　　“等他走到树下，我们喊了声‘下来’，就从树上跳了下去。我跑得最快，一下子骑在他身上，用枪顶住他的后脑勺。他吓得‘哎哟’一声，布袋子掉在地上，里面的点心撒了一地。他还想挣扎，我使劲按住他的肩膀：‘再动就开枪了！’他立马不敢动了，尿了裤子，一股骚味飘过来，我差点没忍住吐了。我们把他捆结实了，用布堵住他的嘴，扛着他往根据地走。路上他还想耍花样，故意往沟里摔，我们没惯着他，踢了他一脚，他才老实了。后来政府在村口开了公审大会，把他枪毙了，老百姓都去看，都说解气。”
　　1943年，抗战形势好了些，武工队又归了115师685团。8月份，我们从车辋一带执行完任务，连夜转移到阁老埠村——就是现在兰陵县新兴镇的那个阁老埠村。村里的老百姓特别热情，给我们腾了几间土房，还煮了红薯给我们吃。我刚躺下，就听见侦察员喊：“鬼子来了！分两路，一路从东边来，一路从南边来！”我们只有几十个人，根本没法跟鬼子硬拼，队长喊着“向北撤！”，我们就跟着往村后的小岭跑。
　　那小岭上全是石头，夜里看不清路，我跑得太急，差点摔下去，多亏身后的战友拉了我一把。刚跑到岭西头，就听见东边传来枪声——鬼子已经追上来了。郭副政委喊了声“打”，我们赶紧趴在石头后面，我掏出枪。刚打了三发子弹，就听见“咻”的一声，那是鬼子掷弹筒炮弹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躲，“轰隆”一声，炮弹就炸在我和李英忠旁边。
　　我只觉得腿上一阵剧痛，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低头一看，裤子已经被血浸透了，伤口里还嵌着几块碎石。李英忠比我惨，他的屁股被炸伤了，疼得直叫，眼泪都流了出来。队伍被冲散了，我忍着疼，一瘸一拐地往曹庄跑，跑不动了就爬，手心、膝盖都磨破了。后来我躲在一个老百姓家的柴房里，柴房里全是干草，我躺在里面，腿肿得越来越粗，比我的腰还粗，疼得我直冒冷汗，连哼都不敢哼，怕被鬼子发现。直到晚上，部队的同志才找到我，把我背去了卫生队。
　　在卫生队养伤的时候，我跟着医生学包扎、学换药。医生见我学得认真，就说：“义子，你伤好后就留在卫生队吧，当卫生员，也能救战友。”我点了点头，心里想：不管是拿枪打鬼子，还是给战友包扎，只要能打鬼子，干啥都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卫生队里换药，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有的同志还哭了，抱在一起又笑又跳。可贾汪的鬼子还不缴械，我们部队奉命去打。打了一晚上，兄弟部队用炸药炸开了个突破口，我们跟着冲进去。贾汪是个城镇，里面有片田地，我们刚跑进去，就听见“哒哒哒”的机枪声——鬼子在那儿设了埋伏！
　　我看见重机枪组长倒在地上，腿上流着血，机枪也掉在了一边。我赶紧跑过去，跪在地上给他包扎，刚缠上绷带，就觉得自己的腿一麻，低头一看，子弹穿了个洞，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滴在地上，很快就渗进了土里。副营长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说：“你负伤了，快下去！”我咬着牙，把绷带扎紧，说：“不打紧，我还能救战友！”
　　等我给组长包扎完，想往后撤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口一疼，像是被人用棍子狠狠打了一下，我眼前一黑，扑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后来战友告诉我，当时一颗子弹打在了我的左胸口，卡在了骨缝里，离心脏只有一指远。医生用钳子一点点把子弹夹出来，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战友们都围着我，眼里满是担心，我笑了笑，说：“没事，我命大。”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送我去医校学习，我学了五年，后来就留在了解放军第23医院，当了主治医生。我治好了不少战友，每次看见他们康复出院，我就想起当年那些牺牲的同志，心里想：我得多救几个人，替他们多看看这新中国。
　　现在我老了，可我脑子没糊涂，当年的事儿，一闭眼就能想起来。我总跟孩子们说，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没看到现在的好日子，我得替他们多看几眼，还得把这些事儿说给更多人听——不能让历史，就这么忘了。
　　窗外的蝉鸣还在响，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我想，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重量——它不在书本里，而在这些活着的记忆里，在每一个不肯忘记的人心里。
　　
　　(二)
　　
　　2017年秋的湘乡，雨总下得绵密。我从河北抗战研究院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再转中巴车到虞塘镇，志愿们迎接我，开车找到胜天村王权裕老兵的家。院门口的老柚子树缀着青黄的果子，树下竹椅上，一个背微驼的老人正摩挲着一把弯刀——刀身是老钢铁的冷色，刀柄缠着的蓝布条被岁月浸得发灰，边缘起了毛边。听见脚步声，老兵抬头，眼睛像蒙尘的灯芯被拨了一下亮起来：“是李明吧？快坐，请喝热茶，咱慢慢说。”
　　我在木凳上坐下，看着老兵呷了口茶，手指又落回弯刀上：“这刀，就是1944年在孟关救我命的家伙。那天要是没它，我早成了日本兵的刺刀下鬼了。”
　　
　　我1916年生在这胜天村，家里三个兄弟，我是老二。大哥性子烈，1931年九一八之后就去当了兵，好几年没信儿。三弟比我小五岁，读了几年书，后来去学了医，想的是能救更多人。1937年夏天，老家来了个送信的，说三弟在上海的战地医院被鬼子飞机炸了，为了护着伤员，没跑出来。我娘当场就哭晕了，我攥着那封皱巴巴的信，手都在抖——三弟临走前还跟我说，等打跑了鬼子，就回来教村里孩子读书。那天晚上，我跟爹娘说要去赶集，揣着娘给的五个铜板，偷偷去了县里的招兵处。我就一个念头：鬼子杀了我弟，我得亲手杀回去，给三弟报仇。
　　1937年8月，我被分到部队，奉命开赴上海江湾。火车刚到南站，就听见天上“轰隆隆”的响，抬头一看，十几架日军飞机跟黑乌鸦似的压过来。咱中国的飞机也冲上去了，有架银灰色的战斗机翅膀被打穿了，冒着黑烟往下坠，飞行员没跳伞，反而把机头一调，直直朝着江面上的鬼子军舰撞过去。“轰隆”一声巨响，火光把江面照得通红，连浪花都染成了血色。我站在站台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身边的战友们都攥紧了枪，有人喊：“跟小鬼子拼了！”
　　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每天都在死人。刚开始我们还能守住阵地，后来鬼子的炮火越来越猛，阵地被撕开一个又一个口子，部队开始奉命撤退。撤退那天，连部被鬼子的小队缠上了，通讯兵跑回来喊：“连长他们被困在前面的坟地里了！”我当时是副班长，主动请缨带一个班去救。我让新兵小王走前面探路，老兵老赵断后，自己在中间压阵。刚穿过一片稻田，鬼子的机枪就扫过来了，“嗒嗒嗒”的声音像割麦子似的。小王闷哼一声就倒了，胸口的血窟窿往外冒血；老赵想拉他，刚弯下腰，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脖子。我胁部也挨了一枪，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疼得我眼前发黑。
　　可我不敢停，爬过去捡起老赵手里的机关枪，对着坟地那边的鬼子猛扫。那枪沉得能压垮人，后坐力震得我胳膊发麻，虎口都裂了，可我盯着冲过来的鬼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连部的兄弟出事。三发子弹出去，冲在最前面的三个鬼子倒在地上，我低头一看，自己的血顺着衣角流下来，在稻地里积了一小滩，把青黄的稻穗都染红了。
　　后来连长派来的援兵到了，两个战友架着我往后撤，一路撤到浙江金华的后方医院。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伤口刚能下床走路，就急着问部队的情况。护士告诉我，我们连181个人，打完淞沪会战，只剩下53个，130多个兄弟都永远留在了上海。再后来，部队从上海撤到南京，南京又丢了，一路退到武汉，最后退到湖南，番号被取消，部队就这么散了。我拿着空荡荡的军牌，站在湖南的田埂上，看着远处的炊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是个兵，可现在连部队都没了。
　　没了部队，我不甘心就这么回家。有天在镇上的茶馆，听见两个老兵说江西南昌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战时干部训练总队在招生，我心里一下子就亮了。第二天，我揣着医院给的三块大洋，扒了辆运煤的火车去南昌。考试那天，天还没亮我就去了考场，手里攥着两个硬邦邦的窝头——那是我三天的口粮。考军事理论时，我想起在部队学的那些战术，一笔一划地写；考实弹射击时，我握着步枪，想起老赵临死前的眼神，三枪都打在了十环上。没想到，我居然考上了，后来又被送到湖北枝江的军事管理学院深造，学了四个月的战术指挥。
　　在学院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练射击，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啃军事教材。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是前三名。我个子矮，才一米六，比班里最矮的同学还矮半头，有几个高个子同学总笑话我：“王权裕，你这小身板，扛得动枪吗？”有回上格斗课，一个山东籍的同学非要跟我比试，他一米八五的个子，胳膊比我腿还粗。他一拳朝我胸口打来，我想起小时候跟着村里武师学的功夫，身子往旁边一躲，同时伸出左手，顺着他的胳膊往下轻轻一拨——这叫“借力卸力”，把他的劲全卸了。他重心不稳，“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教官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说：“王权裕，你这功夫好！在战场上，能保命，还能杀敌。”
　　1939年12月，因为成绩好，我被保送到四川成都的黄埔军校16期步兵科。在军校的两年八个月，是我这辈子学得最扎实的日子。我们练战术、学炮兵指挥、搞野外拉练，有时候背着三十斤的装备，在山里走几十里路，晚上就睡在草地上。有回野外生存训练，我们七天只给两斤米，我带着同组的同学挖野菜、捉野兔，硬是没让一个人饿肚子。毕业那天，长官找我谈话，给了我三个选择：去西藏戍边、继续读书升湖南大学、或是加入中国远征军。我想都没想就选了远征军——去西藏太远，读书太静，只有去远征军，才能亲手杀鬼子，才能给三弟报仇。
　　
　　1942年2月，我到了云南昆明，被分到新22师独立炮兵营当排长。师长是邵阳人，见我也是湖南老乡，又懂炮兵战术，对我很照顾。3月，部队开赴缅甸，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打仗。刚到缅甸时，天气又热又潮，好多战友水土不服，拉痢疾、发疟疾。后来部队奉命翻越野人山，那地方才真叫地狱——山高林密，瘴气弥漫，走三步就喘不过气；蚊子比拳头还大，咬一口就起个大脓包，不少战友就是被蚊子咬了，得了疟疾，没药治，就这么没了。每天晚上宿营，我都带着战士们砍干树枝，点起篝火，火一烧，蚊子就不敢靠近了。我从国内带了一箱子药，有治疟疾的奎宁，还有消炎的磺胺药膏，看见战友没药，就分给他们，直到最后一瓶奎宁给了一个小战士，我自己的药箱空了。就因为这点药，我们排只有两个战士没挺过来，而隔壁排，三十多个人，最后只剩下七个。
　　那时候后勤根本跟不上，粮食早就吃完了，我们饿到极点，什么都吃。树上的鸟蛋、路边的芭蕉、甚至连草根都挖来啃，有个战士因为吃了有毒的野果，上吐下泻，没撑过一天就没了。有天早上，我们走到一座桥边，看见五个鬼子端着枪守在桥那头，不让我们过。我趴在草丛里观察了半天，发现桥的另一边有片山林，能绕到鬼子后面。我挑了八个身体还算结实的战士，每人揣着两颗手榴弹，顺着山林绕过去。快到鬼子阵地时，我喊了声“打”，战士们一起开枪，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我们冲过去一看，桥后面有个英军遗弃的仓库，门没锁，里面堆着不少罐头——牛肉的、水果的、还有饼干。我打开一罐牛肉罐头，香味一下子就飘了出来，战士们都围过来，有个小战士边吃边哭：“排长，咱们有救了！”这些罐头，解了全团的燃眉之急，后来团长还专门表扬了我们排。
　　
　　1943年春，中、美、英三国在印度兰姆珈办了个训练学校，专门培训远征军将士。因为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懂些军事理论，就被安排去了炮兵训练班和空中观测训练班。在炮兵班，美国教官教我们用美式榴弹炮，教我们怎么跟空军配合；在空中观测班，我们学怎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怎么给炮兵报坐标。有回实弹演习，我带着观测组爬到山顶，准确报出敌人阵地的坐标，炮兵一炮就把目标炸了，美国教官竖着大拇指说：“Chinesesoldier，good！”
　　1944年3月，我升了连长，跟着部队去打孟关。孟关是缅甸的交通要道，鬼子在那儿修了不少工事，还派了精锐部队驻守。我们的计划是迂回包抄，没想到鬼子也想绕到我们后面，结果两队人在孟关外围的山林里迎头撞上了。鬼子的装备比我们好，可我们有坦克支援，美式坦克一冲，鬼子的阵地就乱了。两个鬼子大队长想组织反扑，被我们的狙击手一枪一个打死了，剩下的鬼子开始溃散，躲在树林里打冷枪。
　　我带着全连战士，在树林里跟鬼子周旋了两天两夜。大树被炮弹炸得拦腰断，树枝和树叶落下来，把阵地盖得严严实实。我抱着一挺轻机枪，趴在一棵大榕树下，盯着树上的动静——鬼子喜欢躲在树杈上，冷不丁打一枪。有回我看见树影里有个鬼子的钢盔，一梭子子弹过去，那鬼子“啊”的一声就掉下来了。两天下来，我光用机枪就打死了四五个鬼子，枪管都打红了，得用冷水浇才能继续用。
　　第三天中午，鬼子终于撑不住，开始往孟关城里逃。我们停下来休整，我跟几个战士砍了几棵芭蕉树，把宽大的芭蕉叶铺在地上，想歇一会儿。我刚坐下，手里还拿着砍芭蕉用的弯刀，突然听见身边的草丛“哗啦”一响——一个日本兵从草丛里窜出来，手里举着刺刀，朝着我的胸口就刺过来！我当时就懵了，机枪放在旁边的石头上，手枪还在腰上的皮套里，根本来不及抽。
　　那鬼子眼睛通红，嘴里喊着“万岁”，刺刀离我胸口只有半尺远。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教官说的“借力卸力”，身体下意识地往右边一躲，同时伸出左手，顺着鬼子的胳膊往下猛拨。鬼子的力气大，可我这一拨，正好卸了他的劲，他重心不稳，“扑通”一声，像个“狗吃屎”似的摔在地上，刺刀扎进了泥土里。我没敢停，举起手里的弯刀，对着他的后脑勺就砍了下去。“咔嚓”一声，那鬼子疼得嗷嗷叫，挣扎着想去拔刺刀。我赶紧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他的脑袋“砰！砰！”两枪，血溅在了我的裤腿上，他才不动了。
　　我坐在地上，浑身的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凉又黏。战友们跑过来，有人拍我的肩，有人给我递水，我喝了一口，手还在抖——刚才那一下，要是慢半秒，我就成了鬼子的刀下鬼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鬼子是个散兵，躲在草丛里想偷袭，没想到被我撞见了。
　　孟关战役结束后，整个镇子成了一片焦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烧焦的木头冒着黑烟，几个月都没人敢靠近。我们缴了不少鬼子的枪炮，有三八式步枪，还有歪把子机枪，可带着它们行军太费劲，又怕鬼子的散兵回来捡，就把这些武器堆在草丛里，浇上汽油烧了。火光冲天，我看着那些烧融的枪管，心里想：这些武器，沾了多少战友的血，今天终于能让它们化为灰烬了。
　　
　　1945年5月，我们把缅甸的鬼子赶跑了，坐着飞机回了云南。8月15日那天，广播里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营地里一下子就沸腾了，战士们扔帽子、抱在一起哭，有人还把枪举起来朝天开枪。8月16日，我参加了在南京的受降仪式。那天天气很好，操场上站满了中国士兵，日军代表今井武夫低着头，走到中方代表冷欣将军面前，签下了投降书。我们要求鬼子双腿跪地，把钢盔扔在地上，一个个低着头，不敢看我们。看着鬼子狼狈的样子，我想起了三弟，想起了老赵，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眼泪又下来了——我们赢了，我们终于把鬼子打跑了！
　　受降仪式结束后，我又奉命去芷江，负责受降仪式的警戒工作。南京光复后，我跟着新6军，成了首批进驻南京的部队。看着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有人给我们递水，有人给我们送鸡蛋，我心里热乎乎的——这就是我们拼命守护的家国啊。1946年春天，我请假回了湘乡，跟邻村的姑娘结了婚。1948年辽沈战役后，我不想再打仗了，就脱离了部队，回到胜天村，陪着爹娘和妻子过日子。解放后，我去西湖农场修过铁路，后来又回村里当民兵队长，日子虽苦，可心里踏实——毕竟，鬼子被打跑了，家人都在身边。
　　
　　王权裕说到这儿，拿起桌上的弯刀，用布轻轻擦了擦刀身，刀光映着他的脸，满是皱纹，却带着股子硬朗。“现在我老了，走不动路了，可这把刀一直放在身边。”他笑了笑，眼神里满是温柔，“每年清明，我都带着它去给三弟上坟，跟他说，鬼子打跑了，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