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章 手刃鬼子，抢回军长

　　(一)
　　
　　2016年夏，安徽舒城蓬莱茶馆，我和沙南洋老伙计隔着一张藤桌对坐。他讲起1938年冬天那场肉搏战时，手腕猛地一沉，像是又握住了当年那把绑腿里的匕首——“那鬼子的血，喷在脸上是烫的，带着股铁锈味，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沙南洋是舒城本地人，1914年生在城郊的沙家村，家里就两亩薄田，常年吃不饱饭。他爹是个老实庄稼人，却认准“读书能救命”，硬是东拼西凑送他去了安徽测量学校。在学校读书时，他还偷偷拜了邻村一个退隐的武师学少林外家功夫，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扎马步、练劈掌，两年下来，胳膊上的肌肉能把粗布褂子撑出硬邦邦的轮廓。他后来跟我说，那会儿练功夫只是想不被人欺负，没想到多年后，这手艺成了战场上跟鬼子拼命的本钱。
　　1937年12月25日，芜湖城飘着冷雨，沙南洋正趴在测绘局的桌子上画市区图，笔尖刚在图纸上描完一条街道，窗外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日军的轰炸机来了。他跟我形容那场景时，声音都在发颤：“天上的飞机跟黑压压的老鸹似的，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房子都在晃，街上的人跑着跑着就倒了。我隔壁桌的老王，刚抓起图纸想跑，一块弹片就削中了他的肩膀，血一下子就把蓝布棉袄染透了，他喊我的名字，我却只能拉着他往桌子底下躲。”后来混乱中，他跟着逃难的人群蹚过结着薄冰的长江，江水冻得脚指头发紫，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好不容易扒上一列闷罐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连蹲的地方都没有。他就那么站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啃一口硬邦邦的窝头，渴了就喝一口凉水，直到火车哐当哐当的开进舒城地界，他才敢确信自己活下来了。
　　
　　回到家没几天，一个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的人找上门来，正是皖东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赵卓同志。那会儿赵卓在安徽读书人间名气很大，不仅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还顶着“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到处物色爱国志士。赵卓同志早就听说沙南洋身手好、有文化，开门见山就说：“现在鬼子占了南京，下一步就要打过来了，咱们得拉起队伍，跟他们拼到底。”沙南洋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心里像烧着一团火，想都没想就应了：“鬼子把芜湖炸成那样，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我一个读书人，不能光躲在屋里写文章，得拿枪跟他们干！”他甚至做好了“一命换一命”的打算，私下里跟战友说：“要是能多弄死几个鬼子，给芜湖那些死在炸弹下的同胞报仇，就算我这条命没了，也值！”
　　离家那天晚上，沙南洋没敢跟爹妈说实话。他知道爹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要是说了要去打仗，肯定会拦着他。屋里的油灯灭了之后，他摸着黑走到爹妈睡觉的房门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额头抵着冰冷的青砖地，磕了三个响头，眼泪砸在地上，却没敢发出一点声音。溜出家门走到后院那棵老槐树下时，他又停住了脚步——那棵树是他小时候跟爹一起种的，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他对着家的方向，又实实在在地磕了八个头，每一个头都磕得很重，额头都红了，心里默念着：“爹，娘，儿子不孝，不能在跟前伺候你们了，要是我能活着回来，一定好好陪你们。”磕完头，他揣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柴刀，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家，加入了皖东抗日游击支队。
　　
　　1938年早春，南京沦陷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到处都能听到逃难的人说鬼子的暴行。支队领导看沙南洋有文化，还会看地图、辨方向，就任命他当侦察队长，手下有38个队员，大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有的家人被鬼子杀了，有的房子被鬼子烧了，个个都跟鬼子有血海深仇。4月28日那天，队员小王从滁县打探回消息：驻守在那儿的鬼子要送一批武器到全椒县，给当地的伪军装备。沙南洋立刻带着队员们出发，在滁全公路旁边的山头上埋伏了大半天。那天太阳特别毒，晒得人头皮发麻，队员们趴在草丛里，连动都不敢动，生怕惊动了鬼子。直到太阳快偏西的时候，远处才传来汽车的轰鸣声——三辆鬼子汽车慢悠悠地开了过来，头一辆车上还架着一挺机枪。
　　沙南洋紧紧握着手里的步枪，眼睛盯着越来越近的汽车，心里数着“一、二、三”，等头一辆车刚拐进伏击圈，他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好打中司机的胸口。那辆车一下子就横了过来，堵在了公路中间，后面的车也跟着停了下来。紧接着，队里的机枪手老王端起捷克式机枪就扫，“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队员们的步枪也一起响，敞篷车上的5个鬼子没来得及开枪就全倒了。沙南洋带着队员们冲下去的时候，还看见一个鬼子躺在地上挣扎，想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他毫不犹豫地举起步枪，用枪托砸在鬼子的头上，那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不动了。后来支队领导专门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们，说这仗打得干净利落，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还断了伪军的补给，让大家都学着点。
　　到了夏天，沙南洋又跟两个战友干了一票漂亮的。那天他们在舒城白鸥溪一带侦察，远远就看见几个鬼子在溪里洗澡，脱下来的军装和枪都挂在岸边的草屋里，就一个鬼子背着枪，在草屋门口来回踱步站岗。沙南洋跟战友小李、老张使了个眼色，三人猫着腰，顺着溪岸的芦苇丛绕到那哨兵身后。那哨兵正低着头挠痒，沙南洋突然从芦苇丛里跳出来，伸出胳膊勒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使劲一拧，只听“咔嚓”一声，那鬼子的脖子就断了，软塌塌地倒在地上。他们赶紧冲进草屋，把四支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还顺手拿了几盒子弹。然后沙南洋端起枪，对着溪里的鬼子开枪，“砰”的一声，一个鬼子应声倒下，剩下的两个鬼子吓得赶紧往水里钻，可溪水太浅，刚没过膝盖，小李和老张也端起枪，几下就把他们打死了。等城里的鬼子听到枪声，扛着枪追过来时，他们早就扛着枪钻进山林里跑没影了，只留下溪里的三具鬼子尸体，还有草屋里的血迹。
　　
　　真正让沙南洋九死一生的，是1938年冬天那场肉搏战。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跟着支队埋伏在舒城城郊的一片树林里，准备伏击鬼子的巡骑。从夜里到天亮，他们连口热粥都没喝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沙南洋跟我说，那会儿他靠在树干上，手里紧紧握着步枪，心里一直在想：“等会儿一定要多杀几个鬼子，早点把他们赶出中国，好回家跟爹妈团聚。”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鬼子的巡骑来了，大概有二十多个人，个个都背着枪，腰里还挂着刺刀。
　　支队领导喊了一声“打”，手榴弹像下雨似的扔了过去，“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机枪和步枪也一起开火，十几个鬼子从马上摔了下来，有的当场就死了，有的还在地上挣扎。可剩下的几个鬼子也不含糊，从地上爬起来，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嗷嗷叫着冲了上来，双方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沙南洋刚用刺刀挑翻一个鬼子，还没来得及拔出刀，就被一个身强力壮的鬼子扑了上来。那鬼子比他高半个头，穿着厚厚的棉军装，脸上还留着络腮胡，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老兵。鬼子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一拧，把他摔倒在雪地上，然后左手死死地卡住他的咽喉，左膝顶住他的肚子，右手还按住了他握枪的左手。
　　沙南洋说，那会儿他没吃早饭，力气有点跟不上，脸憋得通红，眼前都开始发黑，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无数只蚊子在飞。可他脑子却清醒得很——他知道要是松了劲，就再也见不到爹妈了，再也不能跟战友们一起打鬼子了。就在这时候，他猛地把头往旁边一甩，卡着咽喉的手松了一点，他赶紧吸了一口气，另一只手伸到绑腿里，掏出那把他一直带在身上的匕首——那把匕首是他参军前，爹给他的，木柄上还刻着一个“沙”字，他平时都藏在绑腿里，舍不得用。他紧紧握着匕首，狠狠地戳进了鬼子的右臂，“噗”的一声，鲜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溅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那鬼子疼得“嗷”叫了一声，左手一下子就松了，膝盖也挪开了。沙南洋抓住这个机会，一翻身坐起来，左手按住鬼子的肩膀，右手把匕首狠狠插进了鬼子的胸膛。鬼子的血一下子喷了他满脸满身，热乎的血顺着他的脖子往衣服里流，把他的棉袄都浸湿了。那鬼子临死前，眼睛瞪得大大的，用尽全力一拳砸在沙南洋的左腰上，沙南洋疼得“啊”叫了一声，眼前一黑，也昏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支队的临时救护所里，战友小李正守在他旁边，看见他醒了，赶紧喊医生。医生过来检查的时候，皱着眉头说：“脾脏裂了，出血太多，得赶紧止血，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的命了。”战友们轮流照顾他，给他喂水、喂粥，还把自己的棉袄盖在他身上。他后来跟我说，那会儿他躺在铺上，左腰疼得钻心，却一直在想：“我不能死，我还没杀够鬼子，还没回家见爹妈。”
　　后来因为战争环境太艰苦，药品短缺，沙南洋的内伤恢复得很慢，经常疼得睡不着觉。支队领导商量后，决定送他回家养伤。从部队到舒城有七百里路，没有汽车，战友们就用竹子做了个担架，轮流抬着他走。白天怕被鬼子发现，他们就躲在山林里，晚上才敢赶路，走了十几天才到沙家村。他说，当时他躺在担架上，远远就看见爹妈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头发都白了，看见他回来，他妈一下子就哭了，扑过来抓住他的手，说：“儿啊，你可回来了，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也跟着掉眼泪，心里又愧疚又庆幸——愧疚的是没跟爹妈说一声就走了，让他们担心了这么久；庆幸的是自己还活着，能再见到爹妈。
　　
　　抗战这一年多，沙南洋大大小小打了几十次仗，亲手弄死的鬼子不下10个。他后来跟我说，养伤的时候，他天天摸着腰上的伤疤，想的都是什么时候能再回部队，再跟鬼子拼一场。可医生来看过几次后，摇着头说：“你的脾脏伤得太重，再也不能上战场了，要是再受点伤，神仙都救不了你。”他听了之后，难受了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意跟人说话。好在党组织后来安排他去舒城梅河小学当老师，还派了人跟他谈话，说：“在后方教书育人，培养爱国学生，也是在为抗日做贡献。”他这才想通了，决定留在学校里，为抗日出一份力。
　　在梅河小学教书的时候，他不仅教学生们读书写字，还经常给他们讲抗战的故事，告诉他们鬼子的暴行，让他们从小就记住“要爱国，要跟鬼子拼到底”。后来，经当时安徽唯一设在黄麓师范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他还偷偷保荐了三个知识青年去参军，给他们写了介绍信，还把自己攒下来的钱塞给他们，让他们路上用。他跟那三个青年说：“到了部队，要好好打仗，多杀鬼子，别给咱们舒城人丢脸。”
　　抗战胜利后，沙南洋当了舒城民主政府教育科科长，负责给敌占区的学校宣传抗日思想，让那些被鬼子控制的学校，重新教学生们爱国的知识。解放舒城的时候，他任城关区长，带着全区的老百姓给渡江部队送粮食、运弹药，白天组织人装船，晚上还跟大家一起扛麻袋，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肯休息。他说，那会儿心里就一个念头：“一定要帮解放军打赢，让老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沙南洋一直在舒城教育局工作，直到1974年才离休。离休后，他也没闲着，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还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希望能留给后人。2009年建国60周年的时候，国家给了他一枚纪念章，是金色的，上面刻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他把那枚章放在手里摸了又摸，跟我说：“这章沉甸甸的，是我这辈子给国家、给老百姓交的答卷，我没辜负当年赵卓同志的信任，没辜负战友们的期望。”他还跟我描述过他最开心的一个场景：“那是1938年夏天，我们缴获了鬼子的一匹大洋马，我骑在马背上，腰里挎着从鬼子手里夺来的东洋指挥刀，在红霞满天的原野上溜达，手里还拿着本汉唐的边塞诗，念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会儿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2019年，抗战老战士沙南洋去世，享年105岁。
　　
　　(二)
　　
　　2017年夏，安徽宣城的暑气裹着敬亭山的草木香，漫进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玻璃窗。我和胡成周老伙计隔着一张铺着蓝格子桌布的木桌对坐，他面前的玻璃杯里泡着老茶，茶叶沉在杯底，像极了他压在心底八十年的往事。他说话时气息有些不稳，可一讲到1939年南昌会战的沼泽地，枯瘦的手突然按在桌沿上，指节绷得发白——“陈军长的遗体要是被鬼子拿去拍照炫耀，咱们29军上千弟兄的士气就垮了，那趟浑水，就算把命搭进去，也得把军长抢回来！”
　　
　　胡成周于1916年生在湖北广济黄冈，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里虽不富裕，却总把最好的都留给他读书。他也争气，从县立中学一路考进武汉大学，学的是数理专业，1936年毕业时，还娶了同系的女同学林秀芝——那姑娘梳着齐耳短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跟他一起在珞珈山的樱花树下背过公式，也一起憧憬过毕业后去中学教书的安稳日子。可那年秋天，报纸上满是日军增兵华北的消息，胡成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瞒着妻子报了黄埔军校第十四期，选了工兵科。“工兵能架桥、能爆破，真到了战场上，总能跟鬼子拼一拼。”他后来跟我说这话时，眼里还带着当年的执拗。
　　1937年6月，胡成周被分到87师师部当指挥排排长，专管前线与师部的情报传达。那会儿他还带着学生气，公文包里总装着本《孙子兵法》，直到淞沪会战打响，他跟着部队扎进上海郊区的战壕，才真正尝到了战争的苦味。“鬼子的飞机跟黑老鸹似的压过来，炸弹落下来时，战壕里的泥水都溅到脸上，混着血的味道，又腥又咸。”他抬手抹了把脸，像是还能摸到当年的泥泞，“有回我带着通信兵往前沿送情报，刚跑出没几步，一颗流弹就打中了那兵的胸口。他手里的电报本掉在泥里，我捡起来时，纸页上全是血，字都晕开了。”淞沪会战结束后，87师撤到无锡太湖的芦苇荡，靠着芦苇丛的掩护，以团为单位跟鬼子打游击。他带着指挥排的兵，白天躲在芦苇深处，夜里摸黑送情报，好几次都差点撞上鬼子的巡逻艇，全靠芦苇荡的雾气遮着才侥幸脱身。
　　1937年12月15日，南京陷落后的第三天，胡成周接到师部命令：带着所属班排长二十多人，去南京城郊清理战场、掩埋牺牲的官兵。那几天南京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寒风卷着焦糊味，街边的大树上还挂着破碎的军装。他们从中华门摸到挹江门，在瓦砾堆里一点点搜，找到八十多个战友的遗体——有的还保持着举枪射击的姿势，手指扣在扳机上；有的怀里揣着家书，信纸被血浸透，字迹模糊不清。胡成周蹲在一具年轻士兵的遗体旁，发现他胸前的布兜里装着块啃了一半的窝头，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更让他揪心的是，路上还看到三十多具老百姓的尸体，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蜷缩在墙角，还有没断奶的孩子被裹在破布里，小脸冻得发紫。“鬼子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这指挥排排长我不想当了！”他攥着拳头，指节都泛了青，“我要上前线，亲手杀鬼子！”后来部队撤到太仓，他找师长、找团长，软磨硬泡了半个月，终于被调到79师469团，当了个基层排长，手里才算真正握上了能打鬼子的枪。
　　
　　在前线打仗，升官从来不是靠资历，而是靠命。胡成周上任没几天，就遇上鬼子进攻阵地。当时他带着排里的弟兄守在战壕里，鬼子的机枪扫过来，营长当场被打中胸口，倒在战壕里没了气；连长临危受命，刚喊着“跟我冲”，就被一颗手榴弹炸伤了腿，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流。469团团长皇甫毓超在阵地上吼：“谁是胡成周？黄埔出来的，敢不敢接下这个连！”胡成周从战壕里爬出来，抹了把脸上的泥：“团长放心，8连在，阵地就在！”他带着8连跟鬼子拼了三天三夜，白天躲在战壕里打冷枪，夜里摸去鬼子阵地扔手榴弹，硬是把阵地守住了。没过多久，刚被提拔成副营长的原连长伤重转院，皇甫毓超又拍了他的肩：“胡成周，升副营长，接着带弟兄们干！”那天晚上，他在阵地上对着月亮敬了杯酒，心里想的是：“得对得起团长的信任，对得起牺牲的弟兄。”
　　1938年2月28日，胡成周被调往江西瑞金，后来又转到预备第3师参谋处当上尉参谋。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作战地图、统计弹药数量时，他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总想起战壕里的硝烟味。可没等他适应参谋的角色，老家传来的一封家书，把他的世界砸得粉碎——武汉遭日军空袭，他的妻子林秀芝躲在防空洞里时，洞顶的预制板被炸弹震塌，正好砸在她身上，等救援的人挖出来时，人已经没气了。他拿着信纸，在参谋处的角落里蹲了半天，眼泪把信纸打湿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咬着牙，把信纸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声音沙哑地说：“鬼子杀了我媳妇，我这辈子跟他们没完！”
　　没过多久，东牯岭守卫战打响，他主动请缨去前线，跟着部队守在海拔八百多米的阵地上。鬼子的炮弹把阵地上的工事炸平了，连防空洞都塌了一半，他身边的文书小张，一条腿被埋在碎石堆里，几个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拽出来，可腿已经断了，鲜血顺着担架往下滴，没撑到后援就没了气。胡成周看着小张睁着的眼睛，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带着剩下的弟兄，抱着“死也不丢一寸阵地”的念头，在阵地上守了七天七夜，哪怕伤亡过半，也没让鬼子往前挪一步。
　　
　　1939年3月3日，胡成周被调到79师师部当少校参谋处处长，办公室里的木桌擦得锃亮，报表堆得老高，可他总觉得坐不住。每天听着前线传来的枪声，他就跟猫抓心似的难受，没等一个月，就去找师长段朗如：“师长，参谋处的活儿我能干，但我更想回前线，跟弟兄们一起杀鬼子！”段朗如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说“有硬仗再派你上”——他没想到，这硬仗来得这么快，还这么惨烈。
　　1939年4月，南昌会战打响。29军军长陈安宝带着部队，驻守在东乡、进贤、梁家渡、温家圳一线的沼泽地带——那地方到处是烂泥塘，芦苇长得比人还高，一脚踩进去能陷到膝盖，本来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却也成了后来撤退的阻碍。战斗一开始，鬼子就把主力扑向19师李觉部，在梁家渡大桥打了三天三夜。那座桥是石头砌的，桥上的尸体堆得能挡住水流，鬼子的坦克开不过来，就用大炮轰，桥面上的石头碎块跟雨点似的往下掉。李觉师长故意示弱，边打边撤，把鬼子引到梁家渡、上高一线；早就埋伏在临川的40师趁机迂回，从鬼子侧面发起进攻，一下把鬼子的一个联队包了饺子，灭了大半。
　　鬼子吃了亏，恼羞成怒地撤回东乡，会合主力后，转头就猛攻温家圳的沼泽地。一百多架日军飞机在天上盘旋，炸弹像下雨似的往下扔，沼泽地里的泥水被炸得飞溅；坦克在烂泥里开得轰隆隆响，履带碾过芦苇，留下一道道深沟；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嗷嗷叫着往我军阵地冲。79师师长段朗如没顶住压力，丢了一块阵地，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当场就把他押到阵前枪毙了，还喊着“谁再丢阵地，就是这个下场”。随后，上官云相命令陈安宝军长兼任79师师长，亲自指挥作战。
　　陈安宝军长带着指挥部往前挪，就设在离前线不到两里地的一个小土坡上。那天下午，鬼子的飞机突然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指挥部旁边，陈安宝当场被炸成重伤，没等医护兵赶到就牺牲了。消息传到战区长官部，长官急得直拍桌子：“必须把陈军长的遗体抢回来安葬！要是让鬼子拿去拍照宣传，说咱们军长战死还没人收尸，全军的士气就完了！”这个送死的任务，最终落到了胡成周头上——上级命令他带着军官队的两百多名学员，组成敢死队，再配合师搜索营的三百多人，连夜潜入日军阵地，务必把陈安宝的遗体带回来。
　　
　　接受任务时，胡成周正在给学员们讲战术，听到命令后，他当即解散课堂，让学员们每人准备两颗手榴弹、一根爆破筒，再把绑腿扎紧——沼泽地难走，绑腿能防止泥水灌进裤管。那天深夜，天上没月亮，只有几颗星星躲在云层里，光线暗得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背影。胡成周带着队伍，踩着没到脚踝的烂泥，往鬼子阵地摸去。沼泽地里的芦苇长得密，刮在脸上又疼又痒，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稍微有点动静，远处碉堡里的鬼子就会打冷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他趴在烂泥里，观察了半个多小时，发现鬼子的碉堡之间距离近，枪眼都对着开阔地，明显是防备正面进攻，却忽略了侧面的芦苇丛。“分三路行动！”他压低声音，跟身边的三个队长交代，“第一路去炸碉堡，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开；第二路跟我去找军长遗体；第三路去摸鬼子的临时指挥部，能搅乱他们更好。记住，无论如何，天亮前必须撤回！”
　　第一路的二十多个学员，每人扛着一根爆破筒，借着芦苇的掩护，一点点摸到离碉堡五十米的地方。那会儿正好是鬼子换岗的间隙，碉堡里的灯光忽明忽暗，学员们猛地站起来，把爆破筒从枪眼里塞进去，拉了引线就往回跑。“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碉堡顶被炸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鬼子果然慌了，以为中国军队要夜袭，到处开枪、扔手榴弹，阵地上乱成一团，喊叫声、枪声、爆炸声混在一起。
　　胡成周趁机带着八十个学员，借着炮火的掩护，往陈安宝牺牲的小土坡摸去。烂泥地里到处是尸体，有中国士兵的，也有鬼子的，他们一个个辨认，手指冻得僵硬，心里却急得冒火——要是天亮前找不到，等鬼子反应过来，就再也没机会了。就在快到土坡时，一个学员突然喊：“副营长！你看！”胡成周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棵被炸断的老槐树下，躺着一个穿着军长制服的人，正是陈安宝。他的胸前有个大窟窿，鲜血已经凝固，手里还紧紧攥着望远镜，镜片碎了一块。“快！抬担架！”胡成周喊着，跟几个学员一起，小心翼翼地把陈安宝的遗体抬上简易担架，用雨布盖好，转身就往回撤。
　　另一边，第三路的学员也没闲着。他们摸到鬼子的临时指挥部，往里面扔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十几个鬼子军官，还活捉了八个负责后勤的日伪军——那些人当时正在煮红薯，听到爆炸声吓得瘫在地上，连枪都忘了拿。等鬼子发现上当，组织兵力追击时，胡成周他们已经带着陈安宝的遗体，撤到了我军阵地后面。学员们的军装全被烂泥浸透，有的还受了伤，却没人喊疼，只是围着担架，看着陈安宝的遗体，眼里满是悲痛。
　　第二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军六个师的兵力就从四面围攻抚河沼泽地带的鬼子。没了指挥的鬼子像没头的苍蝇，想突围却被沼泽地困住，只能在原地抵抗。到了中午，鬼子的空军赶来掩护，剩下的残兵才狼狈地往上高方向跑——可他们不知道，我军早就在那里设了埋伏，又歼灭了一大半。剩下的鬼子不敢再恋战，分散着往湖口方向逃。胡成周带着一百多个军官队学员去清扫战场，他正弯腰捡鬼子掉落的枪支，脚下突然传来“咔嗒”一声——是地雷！他还没反应过来，地雷就炸了，右腿当场被炸伤，鲜血一下子把裤管染红了。学员们赶紧把他抬到担架上，送往南昌兵站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腿就保不住了。
　　
　　1941年3月，上高会战打响时，胡成周的腿刚好利索，他主动要求归队，带着警卫营随15团开到滕王阁一带的山区。山边有个湖，叫青山湖，15团本来想在湖边的树林里设伏，没想到鬼子早就摸清了他们的位置，反过来打了个埋伏。“鬼子的机枪从山上往下扫，咱们的人跟割麦子似的倒，我带着几个弟兄往沼泽地跑，想躲一躲，一颗炮弹就在旁边炸开，右腿又中了弹，疼得我直接昏了过去。”他指着自己的右腿，“现在阴雨天还会疼，就是那会儿落下的病根。”等他醒过来，已经躺在临川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团长告诉他，15团基本打没了，能活下来的没几个人。
　　伤愈后，上高会战已经结束，胡成周被推荐去考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工程兵专修科，去了贵州遵义学习。1942年春，他毕业后回到第三战区，在第二游击区二挺纵队任4团2营营长，还兼着营教导员。部队驻在宜兴张渚镇浮里村时，他没忘了自己是大学生，经常去当地中学讲课，讲世界史、讲国际形势，还讲国防地理。“那些学生跟我当年差不多大，得让他们知道，国家被欺负了，总得有人站出来保护。”他说这话时，眼里带着欣慰，“后来有几个学生还参了军，跟着我一起打鬼子。”
　　1943年，胡成周跟着部队轮换到老君峰至牛头山一线的阵地。那地方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可鬼子的飞机大炮天天炸，步兵一波接一波地冲锋，他们守了五天五夜。阵地上的工事被炸平了，就用尸体当掩体；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粮食吃完了，就嚼草根、啃树皮。胡成周的胸部被流弹打中，鲜血把军装染红了一大片，他却不肯下去，靠在石头上指挥，声音沙哑地喊：“弟兄们，再撑撑！援军就快到了！”第六天黄昏，他派预备队的一个连反攻，掩护40师来接防。等撤到广德门口塘时，整个营只剩下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带着伤，军装破得不成样子。第二天拂晓，收拢起来的官兵还不足一个营，干部伤亡了大半，士兵也少了三分之一。
　　1944年，胡成周伤愈后，在10月编入青年远征军，被派去负责史迪威公路的建设工程。虽然不能直接杀鬼子，但他知道，这条公路能运军火、运物资，是抗战的“生命线”，所以干得格外卖力，经常跟着工人一起扛木头、铺路面，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抗战胜利那天，他正在公路上检查工程，听到消息后，当场就哭了，跟身边的工人说：“鬼子投降了！咱们赢了！”
　　
　　抗战胜利后，胡成周任南京卫戍二处副处长，后来跟着部队在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定居在安徽宣城，在当地的中学当老师，教数学，直到1979年离休。2005年和2015年，他先后获颁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拿到纪念章，他都会把章戴在胸前，对着镜子敬个军礼，然后拿出当年妻子的照片，跟她说：“秀芝，咱们赢了，鬼子被赶出去了。”
　　2019年，胡成周老伙计走了，享年103岁。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那两枚纪念章和妻子的照片一起放进了棺材里。我想起他跟我讲抢回陈安宝遗体时的样子，想起他说“中国人的骨气，不能丢”，心里就一阵阵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