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潜水爆破，炮兵扬威

　　(一)
　　
　　2013年夏，景德镇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院子里，几株老樟树遮出大片阴凉，蝉鸣在枝叶间此起彼伏。我和抗战研究院的齐萍，听程银讲他十七岁那年的事——他手指上的老年斑像褪不去的弹痕，说起在冰河里潜游的瞬间，指节却不自觉地攥紧，仿佛还握着当年的炸药包。
　　
　　程银总说自己是“卢公祠的水耗子”，江苏射阳的水渠沟是他的游乐场。七八岁起，他就跟着村里的大孩子往水里钻，能憋足五分钟不换气，潜到河底摸螺蛳、抓鲫鱼，上岸时连头发丝都在滴水。1942年秋，鬼子的卡车开进卢公祠，烧了村头的祠堂，抢走了各家的粮食。十三岁的他揣着把磨得发亮的镰刀，跑去找区里的游击队参军，队长看着他还没枪高的个头，笑着把他分到盐东野战医院，说“先学着救伤员，也是打鬼子”。
　　医院藏在海边的盐蒿地里，涨潮时水会漫到床边，空气里全是咸涩的味道。1943年春天，盐东的仗打得凶，三百多个伤号陆续送过来，绷带、药品全不够用。程银一个人管五十个伤员，白天蹲在床边喂水喂药，用烧过的棉花球擦伤口，夜里就蜷在伤员脚边的草堆上打盹。有次一个腿被打穿的战士疼得直哼哼，他就坐在床边，把战士的脚揣进自己怀里暖着，轻声讲卢公祠的趣事，直到对方睡着。后来鬼子的骑兵追着踪迹找过来，医院紧急疏散，他背着一个断了腿的排长，跟着民兵中队长张万发往南津口子跑。路上排长疼得厉害，他就把自己的布条解下来，在树干上磨软了，一圈圈缠在排长的腿上，走几步就问“叔，还疼不？再忍忍，快到地方了”。那夜的月亮被乌云遮着，只有星星点点的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就光着脚继续跑，脚底被石子划破，血混着泥水，却一点都不觉得疼。
　　1944年6月，他总算盼来了归队的通知，进了23团特务连便衣侦察排。穿上军装那天，他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把领章抻得平平整整。那年秋天，地里的稻子黄得像铺了层金子，鬼子却盯着这块粮地，在小关子修了哨卡，还在河里架了六个水上炮楼，炮楼的机枪口对着稻田，老百姓连下地收粮都不敢。团里决定拔掉这颗钉子，老叔和战友们领了侦查任务——白天躲在芦苇丛里，盯着炮楼的岗哨换班，记准每次换岗的间隔、人数；夜里就往水里钻，水温凉得像扎针，他只能靠来回游动保持体温，潜到炮楼底下摸桩子的粗细、位置，还要避开水下的暗礁和鬼子设的铁丝网。有天夜里，他正摸着火炮楼的桩子，突然听到上面的鬼子咳嗽，吓得赶紧往水里缩，憋了足足三分钟，直到鬼子的脚步声走远，才敢把荷叶秆露出水面换气——那荷叶秆是提前选好的，空心粗秆，能藏住气，还不容易被发现，他和战友们每人揣着几根，在水里就靠这个呼吸。
　　爆破任务定在九月的一个夜里，全连选了三十三个会潜水的战士，分成六个组，程银因为能长时间憋气，被分到炸最大炮楼的八人小组。出发前，班长把炸药包递给他们，外面裹着三层油布，用麻绳捆得紧实，他摸了摸炸药包，心里又紧张又激动。那炮楼离他们的隐蔽点有八九百米，他们趴在水里，只把荷叶秆露出来一点点，像水里长的草。八个人轮流驮着炸药包往炮楼底下送，程银驮着炸药包时，尽量把身子压低，水没过胸口，凉得他牙齿打颤，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有次水下的石头硌了腿，他疼得差点叫出来，赶紧咬住嘴唇，直到血渗出来，才忍住。把炸药包绑在炮楼桩子上时，他特意多绕了几圈麻绳，怕被水流冲掉，又摸了摸油布有没有破，确认没问题了，才慢慢往回游。
　　忙到上半夜，六个炮楼的炸药包都安好了。程银负责把大碉堡的导火线顺回阵地，导火线也用油布缠了好几层，他趴在水里，一点一点把线往回拉，水里的鱼撞到腿上，他都没敢动一下，生怕线被拉断。回到阵地时，他的衣服全湿透了，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却舍不得把衣服脱下来烤，怕火星溅到导火线上。
　　拂晓前，鸡叫头遍的时候，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连长压低声音喊了声“点火”，六个点火员同时点燃导火线。程银趴在导火线旁边，看着“哧哧”冒出来的火花，红得晃眼，像地里的火星子。他屏住呼吸，盯着火花一点点往前爬，心里数着数“一、二、三……”过了一刻钟，“轰隆”一声巨响先炸开，震得地面都在晃，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爆炸，水面上掀起的浪头有一人多高，把他的衣服都打湿了。他爬起来往河边看，大碉堡塌了半边，碎片往水里掉，还有鬼子的帽子漂在水面上。五声巨响过后，五个炮楼全塌了，里面的鬼子连叫都没来得及。只有最后一个炮楼没炸响，后来才知道，是旁边碉堡塌下来的废砖块、水泥块把导火线压断了，里面的鬼子借着清晨的浓雾，抱着枪往据点跑，战友们想追，却被连长拦住了，说“别追了，保住粮食最重要”。那天上午，老百姓们扛着镰刀、背着筐来收稻子，看到塌了的炮楼，都对着他们竖大拇指，程银站在旁边，心里暖烘烘的，觉得之前受的苦都值了。
　　
　　也就是这年冬天，1944年初冬的一个凌晨，天还没亮，北风刮得脸生疼，程银又接到了任务——小牛桥据点的鬼子添了两艘汽艇，经常在河里晃悠，看到老百姓的船就开枪，还上岸抢东西，沿河的村子都遭了殃。团里决定炸掉汽艇，程银因为上次爆破立了功，被指定当爆破手。出发前，吴金财班长拍着他的肩膀说“银子，小心点，不行就回来，别硬拼”，他点点头，把棉袄脱下来，叠好放在岸边，只穿了件单衣，就跳进了河里。
　　河里的水冷得像冰，刚跳进去，他就打了个寒颤，牙齿咬得咯咯响。三十多米宽的河面，他来回潜游了好几次，才摸清汽艇的位置——两艘汽艇并排停着，舵桨露在水里，上面还缠着水草。他把炸药包抱在怀里，慢慢游到汽艇底下，用麻绳把炸药包捆在舵桨上，捆了三道，又拉了拉，确认结实了，才把导火线拉回岸边。点火后，风突然大了，河里的水流也急，汽艇被浪打得来回晃，只听“轰”的一声，一艘汽艇炸了，碎片飞得老远，另一艘的导火线却断了——可能是被浪冲断的，也可能是被汽艇晃断的。
　　鬼子被惊动了，据点里的枪声一下子全起来了，子弹“嗖嗖”地往河里打，溅起一串串水花。汽艇上的鬼子忙着发动机器，想跑，烟囱里冒出黑烟，突突突的声音在夜里特别响。程银一看没炸成，抓起地上的炸药包就要往水里跳，吴金财班长一把拽住他，胳膊勒得他生疼，喊：“别去！危险！鬼子火力太猛！子弹不长眼！”他回头跟班长说：“班长，不炸掉它，老百姓还得遭殃！你们掩护我，我在水里走，他们看不见，我一定能炸掉！”说完就挣开班长的手，又跳了进去。
　　战友们的枪声响起来，“哒哒哒”的枪声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去，程银在水里潜着，只敢偶尔抬头换口气，水面上的子弹擦着头皮飞过，他能感觉到水花溅在脸上。到了汽艇底下，他摸出火柴，擦亮了就往炸药包的导火索上凑，火柴梗被风吹得晃了晃，差点灭了，他赶紧用手挡住风，直到导火索“哧”地冒起火苗，才猛一甩，把炸药包甩到汽艇上，自己赶紧往河底钻。
　　又是一声巨响，汽艇炸得碎片乱飞，他在水里都能感觉到震动，耳朵嗡嗡响。等他浮出水面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嘴唇发紫，连话都说不出来，手脚像灌了铅一样，划水都没力气。吴金财班长赶紧让人把他抬到附近的老乡家，老乡找了三床厚棉被，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又端来一碗热姜汤，他喝了两口，才慢慢能说话。捂了三个小时，他的手指尖还是麻的，班长看着他，笑着说“你小子，真是不要命了”，他也笑，笑得牙都在打颤。
　　
　　程银后来随军去了东北，打辽沈战役的时候，他还在水里炸过敌人的碉堡；1950年，他跟着39军去了朝鲜，在冰天雪地里扛过枪；回国后，他被分到飞行指挥所，天天对着雷达屏幕，直到1982年从江西昌河离休，就在景德镇安了家。
　　2013年那天，程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每个细节仍记得清清楚楚，连当年炸药包的重量、河里的水温，都能说得明明白白。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李明，这些事不能忘啊，多少战友都没等到胜利就没了，我们得替他们记着，记一辈子。”
　　
　　(二)
　　
　　2016年底的柳州，雨水像扯不断的线，裹着凉风斜斜打在窗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我坐在尹同道老兵家的藤椅上，看着他从樟木抽屉里小心翼翼取出一个红绒盒子，里面躺着枚泛着铜光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老兵枯瘦的指腹反复摩挲着章面上的“1945-2015”字样，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沉默半晌，才缓缓开口，讲起1941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黎明——那是他作为炮兵排长，第一次在战场上让迫击炮“撕开鬼子防线”的日子。
　　
　　尹同道于1918年生在湖南衡阳的农家，屋后就是成片的稻田。他总说，自己的读书路是“踩着田埂子走出来的”：早上揣个红薯去尹兴国民小学堂，下午放学就帮家里割稻子，晚上在煤油灯底下抄课文。后来他考上衡阳省立五中，又进了湘桂铁路运输人员训练学校，本想毕业后跟着铁路跑运输，让家里过上安稳日子。可1938年秋天，鬼子的飞机炸得衡阳城浓烟滚滚，火车站的铁轨被炸得扭曲变形，他看着乡亲们扶老携幼逃难，心里像被火烧一样。那天晚上，他和三个同学凑在油灯下，偷偷商量着去考黄埔军校——“炮管子比步枪粗，能把鬼子炸得更远，也能护着老百姓”。
　　去桂林军校报到时，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蓝布包，里面裹着两件单衣、一双布鞋，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算术》。被编进炮校总队第八中队后，日子过得比在铁路学校苦十倍：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队列，立正站到腿发麻；正午顶着毒太阳扛炮架，炮架铁管子烫得能烙破衣服；晚上在煤油灯底下背《炮兵射击教程》，背着背着就趴在桌上睡着，醒来时油灯把书页烧了个小洞。
　　1939年元旦，中队在广西鹿寨县集中，刚过春节，又接到命令徒步去贵州都匀强化训练。一路上翻山越岭，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脚底板磨出了血泡，就挑破了撒点草木灰继续走。到了都匀，没等歇口气就投入实弹射击考核，他是班里的炮长，蹲在炮旁调整方位，喊“装弹”“放”的声音比谁都响。三发炮弹出去，全落在靶心附近，成绩在中队里排第三。队长拍着他的肩膀笑：“尹小子，天生就是玩炮的料，这炮在你手里，比长了眼睛还准！”
　　
　　1940年8月30日，尹同道和同学们穿着崭新的黄军装毕业，帽檐上缀着青天白日徽，胸前别着毕业徽章，排着队唱着军歌离开军校。9月中旬回衡阳老家时，他刚进家门就觉得浑身发冷，当天晚上就发起了疟疾——一会儿冷得裹着两床棉被还打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一会儿又热得浑身冒汗，把枕头都浸湿了。老母亲急得团团转，背着他去十几里外的郎中家求医，郎中开了几包草药，她就天天守在灶房，把草药熬在陶罐里，一碗碗逼着他喝。草药苦得他直皱眉，母亲就往碗里放颗冰糖，摸着他的头说：“娃，喝了药病才好，病好了才能去打鬼子。”半个月后，他的病真就好了，可母亲的眼睛却熬得通红。
　　同年10月，他揣着母亲煮的熟鸡蛋，背着行李往江西前线赶，报到后被任命为57师师属炮兵营1连排长。因为他刚满22岁，比班里的老兵小了五六岁，大家都喊他“小排长”。老兵们都乐意教他：“小排长，迫击炮瞄准得看风向，风往左边吹，炮口就得往右偏半指，不然炮弹就飘了。”“装炮弹要快，左手递弹，右手推弹，慢一秒，鬼子的枪子就可能飞到跟前。”“拆炮的时候要记准零件位置，不然到了战场上装不起来，那就是等死。”他把这些话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白天跟着老兵练操作，晚上就翻着本子琢磨，没两个月，就把迫击炮的瞄准、射击、拆装摸得门儿清，连老兵都说：“小排长现在比咱们还懂这炮的脾气。”
　　
　　1941年春节刚过，上高会战就打响了。尹同道的炮兵排里，士兵都是从步兵连挑来的壮汉，个个能扛能跑，可上高的早春比衡阳冷得多。天寒地冻的，全排人就穿一身单衣，衣服洗了没地方晾，就湿着穿在身上，风一吹，冷得像针扎。晚上睡在老百姓家的堂屋里，地上铺些稻草，盖一床薄得能看见线缝的棉絮，没几天，身上就长满了虱子，痒得钻心，一抓就是一个红印子。有的士兵长了疥疮，胳膊上、腿上全是流脓的小疙瘩，可没人喊苦——晚上围着篝火取暖时，大家都盯着远处的山，说“等把鬼子赶跑了，就能回家盖新房、种庄稼了”。
　　他们用的是82毫米轻型迫击炮，拆开后有炮筒、炮架、座板三部分，光炮筒就有五六十斤重，再加上炮架、炮弹，每个士兵都得扛二三十斤的东西。走的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得踩着石头往上爬。有次一个叫王大壮的士兵脚底打滑，炮筒“咕噜噜”滚到山下，尹同道赶紧带着两个人下去找，在灌木丛里翻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炮筒上还挂着荆棘。扛着炮筒往山上爬时，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冻在衣服上，硬邦邦的，像披了层铠甲。
　　3月的一天，上高一带连着下了好几天雨，天空阴沉沉的，道路泥泞不堪，脚一踩进去就陷到脚踝，拔出来时溅得满裤腿都是泥。黎明时分，雨还没停，连里突然接到命令：鬼子要从锦江渡江，让他们火速赶到锦江边的山上阻击。尹同道心里一阵窃喜：“下雨天好啊，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咱们的迫击炮就能放开打，不用怕被飞机炸了！”
　　上高多是丘陵地带，野炮、山炮又重又大，根本带不上山，迫击炮轻便，两个人就能扛着走，他们排一共带了4门。赶到山上时，天刚蒙蒙亮，雨丝飘在脸上，凉丝丝的。尹同道趴在湿漉漉的草丛里，举起望远镜——一公里外的锦江面上，20个鬼子的橡皮筏子正慢悠悠往江心划，筏子上的鬼子挤在一起。有的背着步枪，有的抱着弹药箱，还有的叼着烟，完全没察觉山上的动静。连筏子划水的“哗啦”声，都能顺着风飘过来。他心里一紧，赶紧压低声音喊：“都隐蔽好！调整方位！目标江心橡皮筏，4门炮齐射！”
　　士兵们迅速架起炮：王大壮扛着炮筒，稳稳放在座板上；旁边的小李调整炮架角度，尹同道趴在旁边，盯着望远镜里的筏子，手一挥：“装弹！”小李把炮弹塞进炮口，“咚”的一声，炮弹滑了进去。“放！”4声“轰隆”几乎同时响起，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精准落在鬼子的筏子中间。尹同道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最前面的两个筏子一下子翻了，鬼子像下饺子似的掉进水里，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在水里挣扎着喊救命，江面上顿时乱成一团，鬼哭狼嚎的声音隔着风都能听见。
　　打了三炮，尹同道立刻喊：“快！拆炮转移！”他知道，鬼子的炮兵肯定会循着迫击炮的声音找过来，再晚一秒就可能被炸。士兵们手脚麻利地拆炮，扛着炮筒、炮架往山的另一侧跑，刚跑出几十米，身后就传来“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鬼子的炮弹全落在他们刚才射击的地方，泥土和碎石溅了他们一身，有块小石子砸在老叔的背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却没敢停下脚步。
　　跑到新的射击点，他们顾不上喘口气，赶紧架起炮又打了四炮，接着再转移。第三次射击时，尹同道让4门迫击炮一起开火，“轰隆”声接连不断，江心的20个橡皮筏子全被轰翻了，几十具鬼子的尸体顺着江水往下漂，有的尸体还挂着橡皮筏的碎片。岸边的鬼子一看不对劲，扛着枪就往后退，有的甚至扔下武器，撒腿就跑。尹同道举着望远镜看了半天，确定鬼子真的溃退了，才瘫坐在草丛里，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就被冷汗浸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冷得发抖。这场战斗，前后也就十几分钟，可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走。
　　
　　同年6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时，尹同道正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干训团学习。课本还摊在桌子上，上面记满了炮兵战术的笔记，就传来鬼子进攻的消息，干训团立刻解散，学员们各自归队。他背着行李往营里赶，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老百姓，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扛着行李，哭喊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回营后，他被升为代理连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常跟士兵们说：“当炮兵，半点疏忽都不行，得会找时机，还得懂技巧，咱们的炮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给鬼子当靶子的。”执行任务前，他们会先侦查鬼子的路线，把鬼子可能通行的桥炸个缺口，等鬼子来修桥或者渡江时，再突然开炮；有时还会盯着鬼子的驻地，等他们早上集合训话时，悄悄把炮架在附近的山坡上，等鬼子站成一排，就突然开火——“炮兵讲的就是出其不意，一旦被鬼子发现位置，必须马上跑，晚一步就可能没命”。
　　尹同道还摸清了迫击炮的“脾气”：射程一般在3000米以内，超过这个距离，炮弹就会偏离目标；树林、村庄、桥梁这些地方不能藏，鬼子的飞机会专门炸这些地方，一炸就是一片废墟；暂时能躲的只有岩洞，还得躲在洞口，耳朵贴着岩壁听动静，一有飞机的轰鸣声，就能立刻往洞里缩，等鬼子的飞机走了，再出来继续作战。那段日子，他们天天被鬼子的飞机追着炸、追着扫，飞机飞得低的时候，能清楚看见飞行员的脸。尤其是在新墙河附近，部队伤亡惨重，有的士兵刚架起炮，就被飞机的机枪扫中，倒在血泊里；有的炮被炸弹炸得扭曲变形，再也用不了。行军速度也慢了下来，原本一天能走三十里，现在只能走十几里。
　　夏天的蚊子又大又毒，晚上睡觉没蚊帐，也没被子，尹同道这个代理连长，也只有一条洗得发白的毯子盖，半夜常常被蚊子咬醒，身上全是红疙瘩。不少士兵都得了疟疾，他自己也没能幸免，又一次打起了摆子。冷的时候，他裹着毯子还直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士兵们想给他找床厚被子，他摆摆手说“不用，大家都一样，我扛得住”；热的时候，浑身像着火似的，头晕得厉害，他就坐在炮旁边，靠在树干上歇一会儿，一听见动静，立刻站起来指挥。有次他正在调整炮位，突然一阵头晕，差点栽倒，旁边的王大壮赶紧扶住他，劝他歇会儿，他摇摇头说“没事，鬼子还没跑，我不能歇”。
　　
　　1942年秋天，他因为反复得疟疾，身体严重虚脱，脸瘦得只剩下颧骨，连扛炮架的力气都没有了。部队看着他实在撑不住，就批准他伤病退役。离开前线那天，士兵们送他到村口，王大壮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烤红薯，说：“连长，你路上吃，等你病好了，还回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他攥着布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敢掉下来，只说了句“你们多保重，多打鬼子”。
　　后来他回到湘桂铁路会计处工作，每天对着账本算账，可心里总惦记着前线的战友。1943年冬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常德会战的消息，心里一紧，赶紧打听57师的情况。当得知57师8000名官兵抵御三万鬼子的进攻，最后只有83人活下来，他曾经的炮兵连战友全牺牲了时。他坐在椅子上，手里的账本掉在地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天晚上，他找出当年在军校的照片，照片上的战友们笑得灿烂，他看着照片，哭了整整一夜。
　　
　　新中国成立后，尹同道搬到广西柳州定居，在一家工厂当会计，安安稳稳地过了一辈子。2005年，他收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新衣服，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寄来的时候，他激动得手抖，反复摸着章面，跟我说“这是战友们用命换来的，我得替他们好好戴着”。
　　那天我们离开尹同道家时，雨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点微弱的光，风也没那么冷了。我想起他说的，在锦江边上扛着炮转移的模样，想起他打摆子还坐在炮旁指挥的模样，想起他说起战友牺牲时红了的眼眶。那些藏在炮声里的往事，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