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 根旺扶伤，人荣救死

　　(一)
　　
　　2015年底的金溪县左坊镇后车村，我和志愿者坐在刘根旺堂屋的火炉边，他的话语将1944年衡阳会战那片浸血的阵地，一点点拉到我们眼前。
　　
　　“我是1920年正月生的，老家在浙江建德西员村，村后就是新安江，涨水的时候能听见船工喊号子。”刘根旺磕了磕烟袋，烟灰落在火塘里溅起细碎的火星，“8岁那年爹没了，肺痨，咳了大半年，最后连碗米汤都喝不上。娘抱着我和两岁的弟弟哭，夜里我醒过来，总看见她在油灯下缝补，手指上的血珠滴在破布上，像撒了把红豆。”他顿了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那时候弟弟饿极了就啃我的衣角，我就把娘偷偷塞给我的半块糠饼掰给他，自己去山上挖野笋，有次误食了毒草，上吐下泻差点没了命。”
　　1939年的秋天，村口的老樟树下贴了壮丁告示，保长拿着铜锣敲得全村人都心慌。“三丁抽一的规矩摆在那儿，可咱村成年男丁加起来才七个，哪够数？”刘根旺的声音沉了下去，“保长没办法，找了个陶碗，里面放了七块竹片，只有一块写着‘去’，让各家男丁抓阄。我娘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说‘根旺，咱不去，娘再去给人洗衣裳，总能把你和弟弟养活’。”可他看着村里其他人家的难处，还是咬了咬牙：“娘，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去前线杀鬼子，就算死了，也比当亡国奴强！”抓阄时，他闭着眼摸出竹片，展开一看，“去”字的墨迹还没干，他朝着娘磕了三个响头，把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叠好留给弟弟，跟着其他六个壮丁踏上了路。
　　
　　从建德到金华，三百多里路，他们走了整整十天。“脚底板磨出的水泡破了又起，血把草鞋都染红了，晚上就睡在破庙里，稻草里全是虱子，一抓能抓满一把。”刘根旺笑着摇头，“到了金华火车站，看见火车头冒着黑烟‘呜呜’叫，我还是头回见这大家伙，吓得往战友身后躲。”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到邓家埠，之后又靠双脚行军，从吉安到樟树，再到宜丰棠浦，一路上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糙米，喝的是路边的河水，有个战友喝了生水闹肚子，没等到集训就没了。
　　集训半个月，刘根旺被分到74军58师172团1营机枪连4排5班，第一次摸到马克西姆重机枪时，他激动得整夜没睡。“那枪有几十斤重，得两个人抬着，打起来要往水箱里灌水，水开了‘咕嘟咕嘟’响，像煮着一锅粥。”他边说边比划，“帆布子弹袋能装两百发子弹，往枪身上的进弹口一挂，拉一下枪栓，‘咔嚓’一声，心里就踏实了。老兵教我瞄准，说‘机枪要打长点射，别一口气把子弹打完，不然鬼子没打着，自己先成了活靶子’。”
　　1941年4月，上高会战打响，刘根旺跟着部队往阵地冲，耳朵里全是枪炮声，像有无数面鼓在脑子里敲。“上高那地方全是丘陵，路被我们挖了战壕，鬼子的坦克开不过来，就派骑兵冲。那些骑兵穿着黄呢子军装，马刀亮得晃眼，冲过来的时候马蹄声‘哒哒哒’，像要把地踩裂。”他猛地一拍大腿，“可他们怕咱的机枪！我趴在战壕里，瞄准最前面的骑兵，一扣扳机，子弹‘突突突’地飞出去，前面的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片，马受惊了四处乱撞，把后面的鬼子踩得鬼哭狼嚎。”
　　他们在泗水村后的小山头架起机枪时，天刚蒙蒙亮。“丛树长得密，正好挡着我们，鬼子一开始没发现，还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刘根旺的眼神亮了起来，“我喊了声‘打’，机枪一扫，几十发子弹出去，鬼子倒了几十个，剩下的赶紧趴在地上。可没过多久，天上就来了敌机，‘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炸弹投下来的时候，土块和树枝往我身上砸，我抱着机枪缩在战壕里，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等他缓过神来，才发现机枪观察员趴在地上，胸口被弹片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手里还攥着望远镜。“那观察员才二十岁，跟我一样是浙江人，前一天还跟我说打完仗要回家娶媳妇。”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那时候才明白，老兵说‘一个老兵顶三个新兵’不是瞎说，我们这些新兵没学会利用地形，观察员就是因为头抬得太高，才被敌机盯上的。”
　　上高会战后，刘根旺因为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班长。“班里有十二个兵，有山东的、湖南的，还有四川的，脾气一个比一个倔。”他笑着说，“有个山东兵叫王大壮，力气大，可性子急，训练的时候我让他卧倒，他偏要站着打靶，还说‘班长，鬼子都冲过来了，哪有时间慢慢卧倒’。我跟他讲道理，他急了还要跟我动手，我把他按在地上，他打不过了，又要跑，说‘这兵我不当了’。”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上了战场，我是班长，命令必须听，谁要是敢含糊，我第一个罚他；下了操场，咱们就像弟兄，他想家了，我陪他喝酒，他鞋子破了，我把我的新鞋给他穿。”慢慢的，班里的兵都服了他，打仗的时候都愿意跟着他冲。
　　
　　1942年5月底，部队往浙江开拔参加浙赣会战，可走到半路，就听说金华被鬼子占了。“我们只能绕路，在太阳底下走了五六天，地上的沙子烫得能烤熟鸡蛋，我背着机枪，汗顺着脊梁往下流，把军装都浸透了。”刘根旺老人说，“有天中午，我突然觉得头晕，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醒来的时候，战友正给我灌水，我一张嘴，就吐出了血块，吓得战友们都慌了。”他被抬到团卫生队，又转到军部医院，李四帆院长一看他的情况，赶紧给他打了止血针：“小伙子，你这是中暑引发的肺出血，再晚来一步，命就没了。”在医院躺了几天，他的烧退了，可身子还是虚，连坐起来都要靠人扶。
　　就在这时，部队要转战福建，刘根旺因为走不动，被留在了医院。“李四帆院长找到陈连长，问‘这个兵你还要不要？要就抬走，不要我就留下他养伤’。”他的眼睛红了，“陈连长是四川人，嗓门大，他说‘要！怎么不要！这小子机枪打得准，是个好兵，就算抬，我也要把他抬到福建去’。”于是，四个战友用担架抬着他，翻山越岭往福建走。“山路陡，担架好几次差点翻了，战友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没一个人抱怨。有天晚上，我们在山洞里过夜，陈连长还把他的毛毯盖在我身上，说‘根旺，你可得好好活着，到了福建，还得靠你打鬼子呢’。”
　　到了福建莆城，刘根旺刚休息了两天，前方就传来了战斗的消息。“我一听要打鬼子，就急了，挣扎着要下床，可腿一软，又倒在了地上。”他说，“陈连长来看我，我拉着他的手说‘连长，让我上吧，我能行’。陈连长叹了口气，说‘你这身子骨，上去也是送死’。可我不甘心，最后还是偷偷跟着部队上了战场，虽然不能扛机枪，可我能帮着搬弹药，给战友们递手榴弹。”
　　福建一仗结束后，刘根旺跟着部队到了湖南衡山，在那里训练了一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刺杀、练瞄准，晚上还要学文化，我以前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战友就教我，我在地上用树枝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终于学会了写‘刘根旺’三个字。”之后他又去了广西，待了几个月，再回到衡山时，部队接到了驰援衡阳的命令。“1944年10月，我们往衡阳赶，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老百姓，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行李，哭哭啼啼的，我心里难受极了，暗自发誓，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让老百姓能好好过日子。”
　　到了衡阳外围，战斗一触即发。“74军的士兵们都红了眼，成营、成连地往上冲，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连泥土都被染红了。”刘根旺的声音颤抖着，“我们排的士兵一个个倒下，有的被鬼子的子弹打中，有的被刺刀刺中，我看着他们，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最后，整个阵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躲在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松树后面，手里攥着刺刀，听见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走了过来，刘根旺屏住呼吸，看着他们的黄军靴踩在战友的尸体上，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第一个鬼子走到松树旁，我猛地从树后窜出来，往左一闪，避开了他的刺刀，然后狠狠一刀刺进了他的肚子，我还用力搅动了一下刀柄，鬼子惨叫一声，血喷了我一身，倒在了地上。”可没等他缓过神来，另一个鬼子从侧面冲了过来，刺刀直刺他的胸口。“我当时已经来不及闪避了，心里就想，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我迎着鬼子的刺刀冲了过去，他的刺刀刺中了我的左侧腹部，可幸好被我腰间的皮带扣挡了一下，没刺太深。我趁机一刀刺中了他的喉咙，把他钉在了松树上，他的血溅到我的脸上，热乎乎的。”
　　解决了这两个鬼子，刘根旺听见远处传来了更多鬼子的脚步声。“我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就赶紧趴在地上，闭上眼睛装死。”他说，“鬼子来来往往，有的踢了我几脚，有的用刺刀捅了捅我的胳膊，我一动都不敢动，哪怕虫子爬到我的脸上，咬得我生疼，我也咬紧牙关忍着。有个鬼子还蹲在我旁边，好像在检查我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心里吓得直跳，生怕被他发现。”从白天到黑夜，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深夜，鬼子撤退了，他才慢慢睁开眼睛，挣扎着爬起来。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在黑暗中摸索着，终于遇到了军部医院的医护人员，被送到了医院。“李四帆院长看见我，笑着说‘你小子命真大，这么重的伤都没死’。”刘根旺说，“当时医院缺人手，李四帆院长就跟我说‘根旺，你留在医院养伤吧，顺便帮着做点事，给伤员包扎换药，你看怎么样’。我一想，自己也确实需要休养，还能帮着救战友，就答应了。”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他跟着医生学习护理技术，从最简单的包扎，到协助医生做手术，他学得格外认真。“有次给一个伤员取弹片，医生让我帮忙按住他的腿，伤员疼得大喊大叫，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我知道，只有把弹片取出来，他才能活下来。”
　　伤愈后，李四帆院长推荐他去医校学习。“医校在湖南长沙，我在那里学了两年，每天都很刻苦，白天学理论，晚上练操作，生怕自己学不好，以后救不了战友。”毕业回到军部医院，他被提拔为军部医院卫生大队担架连2排排长。1945年，雪峰山战役打响，他带着担架排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洞口要隘那地方，中美战机在天上飞，对着鬼子的阵地狂轰滥炸，鬼子的飞机根本不敢来，我们的步兵也打得很勇猛，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他说，“我带着战士们，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有的伤员腿断了，有的胳膊没了，可他们还喊着‘杀鬼子’，我心里既难受又自豪。我们把伤员送到茶籽山上的两间小房子里，等着运往战地医院，那时候我才觉得，我们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一点都不比日本人差！”
　　
　　抗战胜利后，刘根旺于1948年被解放军俘虏，之后被释放回乡。“回到老家，我发现娘已经不在了，弟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心里难受极了，觉得自己不孝。”他说，“后来，我收养了一个孤儿，给他取名叫刘建国，希望他能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1968年，他带着刘建国迁到了金溪县左坊镇后车村，用自己在部队学的医术，给村民们看病。“村里的人都很淳朴，有人生病了，不管是半夜还是下雨天，我都会去看。有的人家穷，付不起药钱，我就不收，还自己贴钱给他们抓药。”
　　即使到了垂暮之年，刘根旺依旧闲不住，还能独自进入深山采药。“山里的药材多，我认识很多种，比如金银花、柴胡、当归，都是治病的好药材。”他笑着说，“有次我在山里采药，不小心摔了一跤，腿肿了好几天，可我还是忍不住，等腿好了，又去山里了。”
　　
　　(二)
　　
　　2016年盛夏的慈溪，午后的阳光裹着钱塘江的水汽，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玻璃窗上凝出细细的水珠。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对面的虞人荣身着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丝合缝，胸前两枚抗战胜利纪念章——2005年的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老兵枯瘦的手指轻轻拂过章面的纹路，像是触碰一段滚烫的岁月，缓缓开口时，声音里还带着慈溪方言特有的软糯。
　　
　　“我是慈溪龙山镇人，生在1919年，三岁没了爹，五岁娘也走了。”他的目光飘向窗外的梧桐树，仿佛看到了童年的模样，“那时候全靠隔壁王阿婆接济，她给人洗衣裳换口吃的，总把省下的半块麦饼塞给我。十三岁去镇上竹器铺当学徒，掌柜的凶得很，稍慢一点就用竹尺打手背，冬天手冻得裂着口子，沾了水钻心疼，可还得劈竹、削篾，一天要干十几个时辰。”说到这里，虞人荣抬起手，掌心的老茧层层叠叠，像是刻着当年的苦，“1942年春天，听说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三北招兵，我揣着王阿婆给的两个冷饭团，走了二十多里路找到部队。指导员问我为啥要当兵，我说‘鬼子占了咱的地，杀了咱的人，我要跟着部队，把他们赶出去’。”
　　就这样，虞人荣成了浙东纵队五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一名战士。入伍不到三个月，他就跟着部队参加了竹山岙伏击战。“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二，清晨的雾浓得能捏出水来，我们趴在竹林里，竹叶上的露水顺着衣领往脖子里流，冻得人直打哆嗦。”虞人荣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像是还握着当年的步枪，“鬼子的队伍从山路上过来，皮鞋踩在石子路上‘咔嗒咔嗒’响，还有伪军的咳嗽声。等他们走到伏击圈中央，指导员喊了声‘打’，我端着老套筒步枪，瞄准最前面那个鬼子的后背就扣扳机——那是我第一次杀人，心里又怕又恨，怕的是枪声，恨的是这些毁了咱家园的鬼子。”那场战斗打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清点战果，打死日伪军二十三人，缴获三挺机枪，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三个战友重伤，二班长左腿被机枪打断，血肉模糊；通信员小李肚子中了弹，肠子都露了出来，疼得咬着草根直哼哼；还有一个新兵，胳膊被刺刀划开一道大口子，鲜血顺着指尖往下滴。
　　“伤员必须尽快送到余姚四明山后方医院，再晚就没命了。”虞人荣的声音沉了下去，“可‘三北’地区——慈北、镇北、姚北——全是鬼子的地盘，公路上有据点，小路上有岗哨，白天走陆路肯定会被发现。上级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走姚江水路，让二中队侦察员许惠良、副排长沈阿根，还有我和禇纪昌四个人负责护送。”出发前，他们做了周密的准备：脱下灰布军装，换上当地农民常穿的粗布短褂，沈排长特意留了几天胡子，脸上抹了点锅灰，装成跑毛竹生意的老板；许惠良揣着一本泛黄的账本，假装是账房先生；我和禇纪昌则挎着竹篮，里面放着几个红薯和水壶，装作是伙计。“沈排长还教我们说余姚方言，反复叮嘱‘见到伪军别慌，越慌越容易露馅’。”
　　
　　1942年10月8日晚，月色朦胧，姚江水面泛着淡淡的银光。他们悄悄来到江边的芦苇荡，地下党联络人陈老大早已撑着木船等在那里。“陈老大五十多岁，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他说‘放心，这条江我跑了三十年，哪个弯有暗礁，哪个渡口有岗哨，我都门清’。”三个重伤员被小心翼翼地抬进船舱，二班长发着高烧，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还断断续续地喊着“打鬼子，别丢下我”。虞人荣赶紧找了块干净的粗布，蘸着江水轻轻擦他的额头，又把自己的薄毯子盖在他身上。“我们在舱面上铺了厚厚的稻草，把几捆干竹篾和账本放在显眼处，装作是贩运毛竹的商船。”凌晨四点多，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飘着薄雾，陈老大解开缆绳，木船顺着水流缓缓前行，船桨划水的“哗啦”声在寂静的江面上格外清晰，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岸上的敌人。
　　按照计划，许惠良和褚纪昌在离姚汊渡口一里多路的地方下了船，躲进江边的芦苇丛里接应，只剩虞人荣和沈排长随船闯关。刚靠近渡口，哨棚里就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停船！干什么的？”虞人荣心里“咯噔”一下，悄悄摸向藏在稻草下的手榴弹——那是他特意留的，拉环已经系在手指上，万一被发现，就和鬼子拼了。哨棚门口站着两个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钢盔，手里的三八枪枪口朝下，却始终对着船头；旁边的伪军斜靠在门框上，嘴里叼着烟，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木船。“船靠过来！别磨蹭！”伪军又喊了一声，还朝水里吐了口唾沫。
　　陈老大陪着笑，把船往岸边靠了靠：“老总，我们是余姚毛竹行的，去宁波拉了些毛竹，刚才庄市渡口已经查过了，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这稻草下面全是竹篾，没啥好查的。”“少废话！让你靠过来就靠过来！”伪军说着，就和一个日本鬼子冒着零星小雨走出哨棚，那鬼子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还时不时用枪托戳一下船帮。岸上另一个鬼子更直接，“哗啦”一声拉开枪栓，三八步枪的枪口直直瞄准沈排长的胸口，眼神里满是凶狠。
　　沈排长举起手里的竹篙，做出要靠岸的姿势，眼角却悄悄给虞人荣递了个眼色——那是约定好的信号，实在不行就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芦苇丛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是许惠良和褚纪昌动手了！子弹正中岸上那个瞄准的鬼子胸口，那鬼子哼都没哼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鲜血瞬间染红了身边的泥土。紧接着，一颗手榴弹从芦苇丛里扔了出来，“轰隆”一声在哨棚门口爆炸，浓烟和尘土腾空而起，剩下的伪军和日本鬼子吓得魂飞魄散，抱着头就往碉堡里钻，连枪都扔在了地上。
　　“快开船！”沈排长大喊一声，陈老大连忙抓起船桨，使出浑身力气往水里划，船桨几乎要拍出水花；虞人荣和沈排长也跳过去，一人一边帮着摇橹，木船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渡口，江水溅在身上，冰凉刺骨，却没人顾得上擦。“我回头看了眼渡口，还能看到碉堡里伸出来的枪口，听到日伪军的枪声在身后响，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吓得我赶紧低下头。”虞人荣笑着说，“大概划了半个多小时，许惠良和褚纪昌从岸边追了上来，两人浑身是泥，许惠良的袖子还被子弹擦破了个口子，渗着血，可他还笑着说‘没事，就擦破点皮，不碍事’。我们四个坐在船上，才敢拿出水壶喝口水，低头一看，手心全是汗，连水壶都抓不稳。”
　　
　　可危险并没有结束。船刚转过一个大弯，江水流突然变得湍急起来，陈老大使劲压着船舵，可木船还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往郭姆渡方向冲去。“远远就看到郭姆渡渡口的大庙，庙门前挤满了穿黄军装的伪军，至少有二三十人，枪杆密密麻麻地靠在墙上，还有两个伪军背着机枪，在岸边来回巡逻。”虞人荣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悄悄从衣襟下摸出藏着的手枪，手指紧紧扣着扳机。陈老大想把船往江中心划，可水流太急，船底“砰”的一声撞在泥滩上，陷在软泥里动弹不得，不管怎么推，船都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一个戴大盖帽的敌军官领着两个伪军朝他们走来，那军官穿着笔挺的黄军装，腰间挂着一把手枪，皮鞋踩在泥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每一步都像踩在众人的心上。“沉着！别慌！”沈排长凑到虞人荣耳边，声音压得很低，却稳得像定海神针。随后，沈排长、许惠良和虞人荣三人整理了一下衣服，慢慢走上船头，迎着敌人走去——他们知道，越是害怕，越容易露馅。
　　“哪里来的？去干什么？”走在最前面的伪军扯着嗓子喝问，眼神里满是警惕，还伸手摸了摸腰间的枪。“老总，我们是宁波过来的，去余姚卖毛竹，您看，船上还有剩下的竹篾。”沈排长指了指舱面上的竹篾，语气从容，还故意露出手上的老茧——那是常年打交道留下的痕迹。“刚才东边据点在打仗，你们没听到？”敌军官突然开口，眼睛紧紧盯着沈排长的脸，像是要从他的表情里找出破绽。“听到了听到了！”虞人荣赶紧接话，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声音都有些发抖，“刚才在江面上就听到枪声，吓得我们赶紧往这边开，生怕遇到。”“有没有看到皇军从这里过去增援？”敌军官又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没有啊老总，我们一路过来，除了您几位，就没看到其他人了。”沈排长回答得滴水不漏，还顺势掏出烟，递到敌军官手里。
　　敌军官接过烟，却没有点燃，反而话锋一转：“路上有没有看到三五支队的人？”“三五支队”是日伪军对新四军浙东纵队的称呼，听到这三个字，虞人荣的心脏猛地一跳，悄悄摸向藏在腰间的手榴弹。许惠良却往前走了一步，故意提高声音：“您说的是穿灰色军装的吧？”“对！就是穿灰色的！有多少人？在哪里？”敌军官眼睛一亮，往前凑了一步，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手枪，眼神里满是急切——要是能抓到三五支队的人，他又能升官发财了。
　　“多着呢！我没数清，大概有几百人吧！”许惠良说得斩钉截铁，还朝身后的江面指了指，“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刚才我们还看到他们往这边走，脚步声‘咚咚’的，可吓人了！”敌军官脸色骤变，“刷”地拔出手枪，枪口对准许惠良的胸口，两个伪军也赶紧打开快慢机的保险，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虞人荣的手已经拉住了手榴弹的导火线，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只要敌人再往前一步，他就准备拉响手榴弹——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可就在这时，许惠良突然用肩膀轻轻碰了他一下，低语：“别动！”随后转向敌军官，陪着笑说，“老总，我就是个毛竹行的伙计，刚才也是远远瞅了一眼，具体的也不清楚，您可别冤枉我们啊！”又回头指着沈排长，“他是我们老板，毛竹行开在余姚城里，名字叫‘沈记竹行’，您要是不信，到了余姚一问就知道。我们就是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哪敢跟三五支队打交道啊！”沈排长赶紧接过话茬：“是啊长官，我们这一船毛竹值不了几个钱，要是耽误了交货，我们可赔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就放我们过去吧！”
　　敌军官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沈排长，又朝船舱里望了望，稻草堆得严严实实，看不出任何异常。他犹豫了片刻，最后不耐烦地骂道：“别啰哩吧嗦的了，快滚！要是发现你们撒谎，饶不了你们！”又对着身后的伪军喊，“通知各中队，立即进入阵地！加强警戒！快！”大庙前的伪军一听，赶紧扛着枪往碉堡里跑，有的甚至连枪托都撞到了门框上，根本没人再理会他们。
　　虞人荣和沈排长四人赶紧跳进江里，江水没过膝盖，冰凉的水顺着裤管往上渗，冻得人牙齿打颤，可没人顾得上冷。他们弯着腰，双手紧紧抓住船头，许惠良还喊起了号子：“一二、一二！加把劲！”号子声在江边回荡，四个人齐心协力，一点点把陷在泥滩里的船头推了出来。陈老大连忙跳上船，抓起船桨使劲划，木船顺着江水，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向车厩方向破浪前进。
　　当天傍晚，他们终于到达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地下党同志早已在江边等候。看到伤员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虞人荣和战友们才真正松了口气，四个人坐在地上，背靠着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危险都值了——只要能把战友救下来，就算再遇到几次鬼子，我也不怕。”老兵的眼里闪着光，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
　　
　　1943年春天，虞人荣被组织选派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首届卫训班。“在卫训班的三个月，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练包扎，用稻草人当伤员，练到手指发麻；然后学止血、学取弹片，医生还会给我们讲人体构造，我没读过书，就把重要的步骤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在油灯下反复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纵队司令部门诊室，担任余上特务营营部排职卫生员，从此，他的战场从冲锋陷阵，变成了抢救伤员。
　　1944年8月的一场战斗，让他至今难忘。当时，他们部队在慈溪逍林镇与日军激战，敌人的机枪火力像雨点一样往阵地上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地上溅起阵阵尘土。“前沿阵地上有五个同志倒在那里，三班长的腿被机枪打断，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流，把身下的泥土都染红了；还有一个战士胸口中了弹，呼吸困难，脸憋得发紫；另外三个战士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却因为敌人的火力封锁，根本没法靠近。”虞人荣急得直跺脚，抓起医药箱就要冲上去，连长赶紧拉住他：“慢！敌人的机枪正对着那里，你这样上去就是送死！再等等，找机会！”
　　可耳边传来伤员的呻吟声，虞人荣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往左看，敌人的机枪扫得尘土飞扬，根本没法靠近；往右看，还是密集的火力网，子弹打在石头上“砰砰”作响。“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们就没命了！”他对连长说，眼神里满是坚定。最后，连队集中所有机枪火力，朝敌人的阵地猛射，压制住了对方的火力。虞人荣和两个担架员趁着这个间隙，猫着腰，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伤员身边。
　　“我跪在地上，先给三班长止血，用绷带紧紧缠住他的腿，缠了三层，鲜血还是渗了出来；然后给胸口中弹的战士做急救，按压他的胸口，帮他缓解呼吸困难。”虞人荣的手指比划着当年的动作，“有的伤员疼得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嵌进了我的肉里，我只能一边安慰他‘坚持住，马上就带你下去’，一边加快手上的动作。”他们轮流背着伤员，弯着腰在战壕里穿梭，时不时还要趴在地上，躲避敌人的子弹。有一次，一颗子弹擦着虞人荣的耳朵飞过，打在他身后的土墙上，溅起的泥土落在他的脖子里，可他根本顾不上害怕，只想着赶紧把伤员送到后方。最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五个伤员都安全地救下了火线。
　　
　　抗战胜利后，虞人荣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46年12月，他参加了宿北战役，在冰天雪地里，他往返前线和后方十几次，把58位受伤的战友从火线上救了下来，因为表现英勇，荣立二等功；1950年，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冒着美军的炮火抢救伤员，荣立三等功两次。1953年冬天，他转业回到家乡，被分配到慈溪县医院工作，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工作的几十年里，不管是半夜还是下雨天，只要有病人找我，我都会去。有的村民住得远，我就背着药箱走十几里路去看病；有的人家穷，付不起药钱，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抓药。”老人笑着说，“我这辈子，要么在救战友，要么在救老百姓，能让他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017年6月，虞人荣老人在慈溪的家中平静地离开了，享年98岁，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