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 衡山红桃，福大命大

　　(一)
　　
　　2015年腊月的衡山，风吹得研究院院子里的松柏枝桠“呜呜”作响，像极了老人呜咽的回忆。志愿者推开会议室木门时，暖气裹着一股淡淡的茶烟味扑面而来，窗边藤椅上坐着位头发雪白的老兵——那是黄定球先生，原国民党74军57师骑兵连指导员。他手里摩挲着个巴掌大的蓝布包，布角磨得发毛，见我进来，颤巍巍地把布包往怀里拢了拢，眼里的光却亮了些：“你就是要听‘小红桃’故事的老兵李明吧？那得从1942年的岳云中学说起。”
　　
　　那年黄定球刚满15岁，是贯塘乡有名的独苗，爹娘盼着他读完书当先生，可9月的一天，日军的飞机突然掠过衡山。“我在课堂上背《论语》，‘仁义礼智信’刚念到‘智’，窗外就炸开了花。”他的手指在藤椅扶手上抠出浅浅的印子，“我跑出去看，校门口的老樟树被拦腰炸断，教国文的周先生趴在课桌上，后背插着弹片，手里还攥着给我批改的作文本——上面红笔写着‘少年当有报国志’。”那天傍晚，他揣着娘连夜缝的布鞋，鞋里塞着攒了半年的学费，步行四十里到57师招兵处。长官看他瘦得像根豆芽，劝他回去，他却把布鞋往桌上一摔：“鬼子炸了我的学校，杀了我的先生，我不当兵，谁来护着爹娘？”
　　后来他被分到军工处战斗服务团，跟着队伍在湘南各县演抗日剧。“我演《放下你的鞭子》里的少年，每次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下的老乡就哭，有老太太把怀里的烤红薯塞给我，说‘娃，多吃点，好打鬼子’。”可他总想着扛真枪，偷偷跟着情报员学认日军的暗号，夜里在油灯下画地形图，直到1943年10月，骑兵连要组建的消息传了过来。
　　“骑兵连不公开招人，得军官推荐。”黄定球笑了，“我在师长面前演《松花江上》，唱到‘流浪’那两个字，把嗓子都喊哑了。师长拍着我的肩说‘这小子眼里有火’，连长也点头，说‘让他来试试’。”可骑兵连的考核比他想的难太多——测视力要能看清百米外松树上的松子，骑马要在奔跑时稳稳端起马枪打靶，他练得大腿内侧磨出血泡，夜里就用盐水蘸着布条擦，第二天照样爬上马背。有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擦破了皮，老兵想扶他，他却自己爬起来，咬着牙翻身上马：“这点疼算啥？鬼子的刺刀比这疼多了！”
　　正式入连那天，黄定球被任命为指导员。“一百二十七个弟兄，我第一天点名就把名字全记下来了。”他掰着手指数，“湖南的有89个，河南的23个，还有15个是从江苏逃过来的。有个叫王铁牛的铁匠，带着自家打的菜刀来参军，说‘鬼子砍我爹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刀，我得用它砍回去’。”第二天点名，他不用名册，叫一个名字，下面就应一声，有个河南兵愣了半天，抓着他的手说“指导员，你还记得俺的名字”，他拍着那兵的手说“咱是兄弟，咋能忘”。
　　
　　那会儿部队驻扎在湘潭天马山，黄定球常跟弟兄们在战壕边的空地上打排球——球是用破布裹着棉絮做的，网是用铁丝和麻袋片编的，谁赢了就能多喝一碗米汤。有次江苏兵小李发烧，烧得说胡话，喊着“娘，我要回家”。黄定球把自己的军饷省下来，托老乡买了退烧药，夜里守在小李床边，每隔半个时辰就用凉水擦他的额头。“小李醒了说：‘指导员，你咋不睡觉。’我笑着说：‘我是你哥，得看着你好起来。’”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小李在常德会战里没回来，他的菜刀还在我这儿，我一直没敢扔。”
　　说到“小红桃”，黄定球慢慢打开怀里的蓝布包——里面是一缕暗红色的马毛，用红绳系着，毛梢还沾着点泥土。“1943年冬天，我们在天马山打游击，上级送来一匹马。红棕色的毛，脑门有块白印，像朵小桃花，就叫它‘小红桃’。”可这马是匹烈马，谁碰跟谁急。“张果朝团长是骑术最好的，刚翻身上马，小红桃就前腿立起来、后腿蹲着——我们叫这招‘挂牌’，直接把团长甩到了雪地里。”后来有老兵试着骑，要么被它用“插针”（后腿蹬起、前半身前倾）甩下来，要么被它往树干上蹭，磨得胳膊流血。
　　没人敢碰小红桃，黄定球却来了劲：“我就不信它是铁做的。”他每天天不亮就去马厩，不骑马，就给它喂最好的草料，用梳子一点点梳它的毛，小红桃踢他，他就躲；咬他，他就把手里的胡萝卜递过去。“第三天早上，它居然用头蹭了蹭我的手。”第五天，他试着伸手去牵缰绳，小红桃没躲，他翻身上马，小红桃先是原地打转，见甩不掉他，竟慢慢迈开了步子。“合格的骑手，手指能碰到马的腋窝，我那天就做到了。”他的手指轻轻拂过那缕马毛，“从那以后，小红桃只认我。我睡觉时，它就守在帐篷外；我喂它草料，它会用舌头舔我的手——那时候我就想，它不是马，是我的兄弟。”
　　
　　1944年春，57师奉命驻守常德德山。“德山是武汉到常德的咽喉，鬼子要占常德，必先过德山。”黄定球的声音沉了下来，“我们在山上挖战壕，深的有一人多高，弟兄们白天趴在里面，夜里就轮流放哨，马枪都上了膛，饭就在战壕里吃——米饭掺着野菜，就着咸菜，枪就靠在桌边，生怕鬼子突然来。”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步兵，步兵冲锋时他们在后面压阵，用马枪打退鬼子的反扑；步兵退下来时他们就冲上去，马刀劈向敌人。“马枪比步枪短，比手枪长，骑马射击时得把身子贴在马背上，我练了无数次，直到能在马跑起来时，一枪打中五十米外的树干。”他还自己掏腰包买了支勃朗宁小手枪，藏在腰里的皮套里，“那是我的后招，万一马枪没子弹了，还有它能拼一下。”
　　战斗打响在3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鬼子的炮弹就砸了过来。”黄定球的身体微微发抖，“我们原计划伏击，可鬼子绕到了我们身后，枪声一下就炸了锅。我骑着小红桃冲出去，马枪‘砰砰’响，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扔下马枪，拔出战刀，小红桃像是懂他的心思，猛地跃起，把一个鬼子撞翻在地。“我一刀劈下去，砍在鬼子的钢盔上，火星子直冒，震得我虎口发麻。砍了十几个鬼子，战刀就卷了刃，像块弯月亮。”
　　后来一个鬼子从侧面扑过来，用枪托砸向他的胳膊，战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小红桃疼得直蹦——它的后腿中了弹，血顺着马毛往下流，却还是驮着他往涓江跑。“后面有四五个鬼子追，骑着马喊‘抓活的’，对面的山头上还有鬼子的机枪在扫。”他回头看，涓江就在前面，水面泛着冷光，“那江看着不宽，也就五六米，可水深得很，底下全是乱石头，小红桃腿受了伤，肯定跳不过去。”
　　鬼子越追越近，黄定球手摸向腰里的勃朗宁，才想起只剩三发子弹。“我突然勒住缰绳，小红桃人立起来，我转身对着最前面的两个鬼子扣了扳机。”“嘣嘣”两声，鬼子倒在地上，血染红了地上的草。剩下的鬼子停了下来，举着枪对着他，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被抓，死也得当中国的鬼，不能给小红桃丢脸。”
　　就在这时，一个鬼子举着刺刀冲过来，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话。他拔转马头想躲，可小红桃的后腿一软，慢了一步——刺刀扎进了他的右脚，血一下就流了出来，染红了小红桃的毛。“我疼得昏了过去，摔在地上，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把我往马背上拉。”是勤务兵胡光喜，他骑着自己的马冲过来，脸上全是血，喊“指导员，快上马！”
　　黄定球抓着小红桃的缰绳，眼泪混着血往下流，滴在小红桃的背上。“我拍着它的脖子说‘小红桃，咱得跳过去，跳过去就活了，跳不过去，咱就一起走’。”他扬起皮鞭，却没舍得抽下去，只是轻轻碰了碰小红桃的耳朵。小红桃嘶鸣一声，像是听懂了，后腿蹬地，身子腾空而起——它居然跳过了涓江！
　　可落地时，小红桃的前腿搭在河埂上，后腿却卡在了水里的石头缝里，动弹不得。黄定球刚想下去拉它，就看见日军的皮筏子划了过来，几个鬼子举着刺刀，一下就扎进了小红桃的身子。“小红桃叫了一声，声音特别哑，像是在哭，然后就不动了。”黄定球的声音哽咽了，手里的马毛被攥得变了形，“我想冲回去，光喜死死拽着我，背着我往山里跑。我趴在他背上，能听见身后鬼子的叫喊声，能感觉到小红桃的血顺着我的裤腿往下流——那是陪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啊，就这么没了。”
　　后来他在后方养伤，右脚留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可伤还没好透，就偷偷跑回了前线。常德会战打了四个多月，最后日军放了毒气，德山失守，57师撤到芷江集结。“撤的时候，我专门绕回涓江，想把小红桃的尸体找回来，可江边上只有一摊干了的血，还有几根它的毛。”他把那几根毛小心地收起来，缝进了蓝布包，“我想带着它，一起等胜利的那天。”
　　
　　1945年8月15日那天，他正在芷江的营地擦枪——擦的是那支勃朗宁，枪身已经磨得发亮。突然外面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跑出去，看见弟兄们举着枪欢呼，有人把军帽扔到天上，有人抱着战友哭。“我也哭，把枪扔在地上，坐在地上哭了好久。”他抹了抹眼睛，“那时候就想，小红桃没白死，小李没白死，那些牺牲的弟兄都没白死——我们赢了。”
　　再后来，黄定球作为警卫兵，在芷江参加了日军投降仪式。“我站在台下，看着鬼子军官弯腰递降书，眼泪又流了下来。”解放战争时，他被解放军俘虏，后来回了衡山，在中学当老师，教孩子们念“少年中国说”；再后来当了《大衡山报》的主编，写了很多关于抗战的文章。2015年，他拿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特意去了涓江边：“小红桃，咱的国家现在好了，没人敢欺负咱了，你可以安心了。”
　　那天的谈话一直到天黑，志愿者扶着老兵走出研究院，衡山的夕阳正红，把天空染得像一片火海，又像极了小红桃的毛，像极了当年战场上弟兄们流的血。那是属于衡山的红，属于“小红桃”的红，更是属于中国人骨头里的红。
　　
　　(二)
　　
　　2015年冬至前的攸县桃水镇，晨霜把田埂染得发白，我们按着地址找到李维凡老兵家时，烟囱正飘着浅蓝的烟。院门口的老梨树下，李维凡坐在竹椅上，他抬头看见我们，眼睛像蒙尘的枪口被擦出火，亮晶晶的，“李明，你们要听福州的事？得从1943年那个秋天说起，我哭湿了粗布褂子。”
　　
　　那年我刚满18，在衡山东湖镇永明村种着两亩水稻，地里的稻子刚抽穗，娘每天都要去田埂上看两回，说“等稻子熟了，给凡儿攒着娶媳妇”。大哥已成家，膝下有个三岁的娃，弟弟还在村里的私塾念“人之初”，家里的重活累活，基本都落在我身上。8月12日那天，天刚蒙蒙亮，保长带着两个挎枪的兵闯进家门，枪托在门槛上磕出“咚咚”的响。“三丁抽一，前线缺人，你家必须去一个。”保长把泛黄的告示拍在八仙桌上，字里行间的“救国”二字，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
　　娘当时正端着粥碗，一听这话，碗“哐当”掉在地上，粥洒了一地。她扑过来抱着我的胳膊，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把我的粗布褂子浸湿了一大片：“保长，俺家凡儿是顶梁柱，不能走啊！让俺家老大去行不行？”大哥也跟着点头，说：“我去，我是长子，该我去。”可保长却摇着头，手指戳了戳告示：“有家室的不能去，得留着传宗接代。你家就这老二合适，今天必须走。”
　　我攥着娘粗糙的手，能摸到她掌心的老茧——那是常年洗衣做饭、下地干活磨出来的。“娘，别哭。”我声音发紧，却还是硬撑着笑，“我命大，打完鬼子就回来，到时候还帮您种稻子。”娘还想说什么，却被兵推到一边，我被两个兵架着往外走，走到村口时，还听见娘在后面喊：“凡儿呀！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娘在家等你啊！”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我知道，这一去，能不能回来，谁也说不准。
　　乡公所的院子里挤满了人，都是各村被抽中的壮丁。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同村的李喜卿和旷志贤：喜卿比我大两岁，手巧，会编竹篮，之前还帮我编过一个装工具的竹筐；志贤是个书呆子，兜里总揣着本翻烂的《论语》，见人就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十多个人挤在一辆牛车上，牛走得慢，走了半个多月，才在农历九月下旬到了福建漳州的山区。这里的山比衡山高，林子里满是潮气，我们被编进国民革命军七十军107师280团3营9连，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集训。
　　
　　集训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苦十倍。天不亮就被哨声叫醒，穿着单衣在山路上跑五公里，跑完还要练队列，“立正”“稍息”喊得嗓子冒烟；中午顶着太阳练卧倒，石子硌得胸口疼，汗顺着脸往下流，流进眼里，涩得睁不开；晚上别人都睡了，我还得在油灯下背枪械零件——轻机枪有27个零件，连长说“连零件都认不全，怎么打仗”，我每天睡前都要摸黑拆装三遍，直到闭着眼都能把零件拼好。有次练拆装时，手指被零件划破，血滴在枪身上，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擦，怕被班长看见骂。
　　连长陈安雄是个广东人，说话带着口音，第一次见我，就拍着我的肩膀笑：“这小子身材高大，胳膊有力，是块当轻机枪手的料！”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觉得轻机枪手最威风，能打鬼子，还能保护战友。可夜里，老兵老张偷偷拉着我，蹲在战壕边说：“凡娃，你可别高兴太早。机枪手是鬼子的活靶子，鬼子的狙击手专打机枪手，十个里有九个活不长。”我当时年轻，不服气，拍着胸脯说：“张叔，我命大，要是真死了，就当我白说这话。”可躺在床上，我总想起娘的眼泪，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心里也发怵——子弹没长眼，鬼子的枪可是盯着机枪手打的，我要是死了，娘怎么办？
　　
　　1943年底，我们师开赴泉州打游击，专打小股鬼子。福建籍的战友林阿福是本地人，熟悉山里的路，他带着我们钻竹林、绕山沟，老百姓也常给我们送情报——有次，山下的王大爷提着一篮红薯来，说“明天有五个鬼子去镇上抢粮，走的是后山那条小路”。我们提前在小路旁的竹林里埋伏，我抱着轻机枪趴在土坡后，枪管架在一块石头上，手指扣着扳机，手心全是汗。
　　等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听见鬼子的皮鞋声“噔噔”响。五个鬼子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嘴里还哼着听不懂的歌。陈连长趴在我旁边，手一挥，低声喊“打”！我立刻扣下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响起来，最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子弹打在他的钢盔上，溅起火星子。剩下的鬼子慌了，想往回跑，却被战友们的步枪拦住，没一会儿就全被消灭了。
　　那天，我打死了两个鬼子，可夜里擦枪时，手却一直在抖。老张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第一次杀人都这样，习惯了就好。”我看着枪管上的血迹，想起娘说的“活着回来”，心里突然明白：我得活着，不仅为了娘，也为了能多杀几个鬼子，让更多人能活着回家。
　　后来我慢慢摸出了活命的法子：打一阵就换个地方，绝不在一个位置待超过三分钟——有次我刚换完阵地，原来的位置就被鬼子的炮弹炸了个坑；有时趴在石头后，只露出机枪的枪口，缩着脑袋打，尽量减少暴露的面积；遇到鬼子的狙击手，就故意把钢盔顶在枪托上，举起来晃一晃，骗鬼子开枪，再顺着枪声找狙击手的位置。有一回，鬼子的狙击手打穿了我的钢盔，还好我缩着脖子，子弹擦着头皮过去，只划了道小口子。陈连长见了，笑着说：“李维凡这小子，不仅机枪玩得比我手枪还灵活，命还硬！”战友们也都喊我“福大命大的机枪手”，可只有我知道，每次换阵地时，我的后背都被冷汗浸湿——我怕自己死在战场上，怕娘等不到我回家。
　　
　　1944年5月17日，我们转战南坪，担任主攻。那天清晨，天还没亮，炮火把天空炸得通红，鬼子的碉堡在浓烟里摇晃，碎石和尘土四处飞溅。我们趴在战壕里，耳朵被炮声震得嗡嗡响，陈连长拿着望远镜，眉头皱得紧紧的：“各机枪手注意，等炮火停了，给我往碉堡的枪眼死里打！”我抱着轻机枪，手指都抠酸了，眼睛死死盯着碉堡的方向，心里默念“娘，保佑我”。
　　终于，炮火停了。陈连长喊了声“冲”，我猛地站起来，对着碉堡的枪眼扫射。“哒哒哒”的枪声里，我看见碉堡里的鬼子探出头来，刚想开枪，就被我的子弹打中。战友们举着刺刀，喊着“杀鬼子”，往碉堡冲去。那天，我们把南坪到福州的鬼子驻点全拔了，我裤子上溅满了血，不知道是鬼子的，还是自己的——小腿被弹片划了道口子，流了不少血，我用布条随便缠了缠，没敢告诉别人，怕被送回后方，就再也没法打鬼子了。
　　最惨烈的是6月打福州。鬼子在福州的城乡结合处修了好多坚固的工事，钢筋水泥做的，子弹打上去只能留下个白印。我们冲锋时，鬼子的机枪像泼水一样扫过来，近百个战友倒在壕沟前，鲜血把壕沟里的水都染红了。我躲在一具鬼子尸体后，心怦怦跳——那尸体还热着，脸上还带着狰狞的表情。我咬咬牙，把鬼子的钢盔摘下来，扣在自己头上，猫着腰，匍匐着往前爬。地上的石子硌得膝盖疼，我却不敢停，怕一停就被鬼子的子弹打中。
　　离工事只有十米时，我猛地站起来，轻机枪对准工事的枪眼，狠狠地扣下扳机。“哒哒哒”的枪声持续了半分钟，鬼子的机枪声终于停了。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肩膀，疼得我差点昏过去，轻机枪也掉在了地上。我咬着牙，捡起机枪，继续扫射，直到爆破组的战友冲上来，把炸药包塞进工事。“轰隆”一声巨响，工事塌了半边，尘土和浓烟把我笼罩住，我咳嗽着，看见战友们踩着瓦砾冲进去，喊杀声震天。
　　我端着机枪，跟在后面追溃逃的鬼子，六七个鬼子倒在我的枪下。可战斗结束后，我才知道，喜卿和志贤没了——喜卿在冲锋时，被鬼子的手榴弹炸伤了腿，他趴在地上，还想往前爬，却被一个鬼子冲过来，用刺刀捅进了胸口；志贤抱着炸药包，想炸掉最后一个碉堡，刚跑到碉堡前，就被鬼子的机枪打中，和炸药包一起炸成了碎片。我坐在地上，从志贤的口袋里摸出那本翻烂的《论语》，书页上还留着他的笔记，写着“杀尽日寇，早日还乡”。我把脸埋在书里，哭了好久，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我们说好的，打完鬼子一起回家，可他们却永远留在了福州。
　　那天下午，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我们抬头一看，是飞虎队的飞机！几十架战斗机在福州上空盘旋，和鬼子的飞机打了起来。子弹在空中穿梭，像流星一样，我们趴在地上，仰着头看，看见鬼子的飞机一架架往下掉，冒着黑烟，砸在地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战友们都站起来，喊着“赢了！我们赢了”，有的甚至把帽子扔到了天上。后来我们收复了福州，我站在福州的城墙上，看着手里的轻机枪——枪管都打红了，上面还留着不少弹痕，心里却空落落的——喜卿和志贤，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抗战胜利那天，我正在漳州的营地擦枪。突然，外面有人喊：“鬼子投降了！天皇宣布投降了！”我手里的枪一下子掉在地上，跑出去一看，战友们都在欢呼，有的抱着哭，有的举着枪朝天开枪。我也哭了，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起了娘，想起了喜卿和志贤，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终于赢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后来，我们随70军去了台湾受降。在台北的受降仪式上，我站在队伍里，看着鬼子军官低着头，弯腰把降书递给我们的长官，心里特别激动。那一刻，我觉得之前吃的苦、受的伤，都值了。之后，我拿着机枪看守鬼子的武器仓库，仓库里堆满了枪支弹药，夜里值班时，我总对着月亮想：娘现在是不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她是不是还在给我攒着稻子？
　　1945年12月，我们离开台湾，从上海登陆。在上海休息了三天，又坐火车去了山东金县。1947年，在解放军二野纵队地下党的策反下，我们师全部投诚起义，我成了八路军。后来，我还当了担架排排长，跟着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十几度，我们没棉衣，只能把稻草塞进衣服里御寒；没粮食，就挖野菜、啃树皮，有次我发高烧，烧到迷糊，战友们轮流背着我走，走了三天三夜，才把我送到后方医院。那时候我就想：不管是国民党兵，还是八路军，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是为了让像娘一样的人，能安心在家等孩子回家。
　　1948年参加完淮海战役，我实在忍不住了，向团长请假：“团长，我想回家看看娘。六年了，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我怕再晚，就见不到她了。”团长看着我，点了点头：“你去吧，看完娘，要是想回来，就回来。”我揣着团长给的几块大洋和干粮，就往湖南走。走到攸县时，因为我穿着旧军装，被四野的侦察连当成国军溃兵抓了起来。我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们又去核实了情况，才把我放了。
　　我拖着病弱的身体，一路打听着回衡山，可走到攸县桃水镇时，实在走不动了——脚上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疼得没法走，身上也没钱了。我在一户人家门口徘徊，想借点水喝，没想到，这户人家的大娘见我可怜，不仅给我水喝，还让我住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户人家就一个女儿，大娘想招个上门女婿，见我老实，就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我想了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衡山，也不知道娘还在不在，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一住，就住到了现在。我跟着岳父种几亩地，春种秋收，日子虽苦，却安稳。后来，我和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都很懂事，帮着我们下地干活。有一天，我在村口的集市上，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娘！她头发全白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人群里打听“有没有人见过我家凡儿”。我跑过去，喊了声“娘”，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扑过来抱着我，哭着说：“凡儿，你真的回来了！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天，娘跟着我回了家，妻子做了腊肉炒辣椒——那是我最爱吃的菜，我吃了三大碗，眼泪混着饭一起咽下去。娘坐在我旁边，一直看着我，好像怕我又走了一样。后来，娘就在桃水镇住了下来，直到1998年去世，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凡儿，你活着回来，娘就放心了。”
　　
　　李维凡说到这儿，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北我在南，但打鬼子是一样一样的，我们能活着，是多少战友用命换的。喜卿、志贤，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战友，他们都该被记住。”
　　“现在好了，娘走了，我也老了，可我没忘当年对娘说的话——我活着回来了，还看到了咱国家越来越好，高铁、飞机都有了，孩子们能安安稳稳上学，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