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 龙祥忘死，正华扫射

　　(一)
　　
　　2016年夏末的盐城，江淮平原的湿热还没褪尽，抗战研究院的老青砖墙上爬着暗绿的爬山虎，风一吹，叶子就“沙沙”地响，像在低声讲着过去的事。我坐在窗边的老木椅上，和工作人员聊天。这时门轴“吱呀”一声响，一个拄着枣木拐杖的老战士慢慢走进来，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领口却扣得整整齐齐。他就是彭龙祥，盐都高家沟人，这年89岁，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片枯叶，可眼神里藏着的劲，却像极了当年我们队伍里的年轻兵。
　　“李明同志，让你等久了。”彭龙祥坐下，接过我递的水杯，指尖在杯沿转了两圈，才慢慢开口。他说话时带着盐城本地的乡音，每个字都裹着岁月的沉劲儿。
　　
　　“我家原先在高家沟，就一间土坯房，门口搭了个磨坊，磨盘是祖上传下来的，每天天不亮就转，磨出来的面粉要挑到镇上换粮，换的糙米掺着糠才能喂饱一家五口。”他顿了顿，喝了口茶，“1941年秋，鬼子又来扫荡，邻村的王大伯家被烧了，他儿子被鬼子抓去当挑夫，到现在都没回来。我那时候才14岁，夜里躺在磨坊的草堆上，听着远处的狗叫，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不能就这么看着鬼子欺负人。”
　　第二天鸡还没叫，彭龙祥就揣了两个玉米面窝头，悄悄摸出了家门。他没跟爹娘说，怕他们哭着拦着，只在磨坊的石磨上压了张纸条，写着“我去当兵，等打跑鬼子就回来”。他沿着田埂往二区走，鞋底子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脚底板被石子硌出了血，也没敢停。“到了区小队驻地，门口的哨兵以为我是来要饭的，要赶我走。我急了，扯着他的衣角喊‘我要当兵打鬼子’，正好被刘大成区长听见。刘区长是个大高个，嗓门洪亮，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有志气！不过当兵要能吃苦，你能扛住吗？’我当时就挺直了腰说：‘能！’”
　　最开始，彭龙祥是区小队里最小的兵，扛不动步枪，就帮着抬担架、送水；后来因为跑得快、记性好，成了通信员。“那时候送信，全靠两条腿，怀里揣着密信，要绕着鬼子的炮楼走，遇到伪军巡查，就往麦田里钻。有一次，我揣着给三连的信，在田埂上遇到两个伪军，我赶紧趴在麦地里，麦子没我高，我就屏住呼吸，看着他们的皮鞋在我眼前晃。等他们走了，我爬起来一看，怀里的信都被汗浸湿了，我赶紧把信摊开晾干，生怕字糊了。”说到这，彭龙祥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后来区小队编入县总队，再到1942年进新四军盐城独立团，我第一次穿上灰布军装，摸着胸前的红星徽章，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那是我这辈子最神气的一天。”
　　
　　彭龙祥第一次真刀真枪打仗，是1943年秋天的同心村保卫战。那年新收的稻谷刚囤进村里的粮库，日伪军就带着歪把子机枪、掷弹筒来抢粮，要是粮被抢了，乡亲们冬天就得饿肚子。“我们连夜从驻地出发，天还黑着，星星躲在云里，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走。战友们都揣着枪，裤脚扎得紧紧的，没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和风吹稻穗的声音。”到了同心村外的树林，连长让大家找掩体埋伏，彭老趴在一棵老槐树下，树叶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军装，凉得刺骨。他手里握着一把老旧的“汉阳造”，枪托磨得发亮，枪膛里只有五发子弹——那是全连统一分配的，每个人都省着用。
　　“远处的伪军营地亮着三盏马灯，能看见他们围着篝火坐着，有的在喝酒，有的在骂骂咧咧地抱怨天凉。”彭龙祥压低声音，眼睛微微眯起，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连长在我身边趴着，手指着一个靠在树干上抽烟的伪军，对我比划‘等我枪响，你就打那个’。我点点头，把枪托抵在肩膀上，瞄准那个伪军的胸口，手心全是汗。”突然，连长的枪响了，像一声惊雷划破夜空，那个抽烟的伪军“哎哟”一声就倒了。紧接着，树林里的枪声全响了，前面放哨的三个伪军没反应过来，就被打成了筛子。
　　可剩下的日伪军很快就回过神来，端着枪朝树林里扫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有的打在树干上，溅起的木屑落在彭龙祥的脖子里，又痒又疼。“他们的歪把子机枪‘哒哒哒’地响，掷弹筒的炮弹落在树林里，炸得泥土和树叶到处飞。我身边的战友小张，比我大两岁，刚探出头想射击，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肩膀，鲜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块布条裹住伤口，还跟我说：‘龙祥，别慌，接着打。’”彭龙祥的声音沉了下去，指尖微微发抖，“我们的枪不如他们的好，有的枪打两发就卡壳，子弹也少，我打光了五发子弹，就捡起地上伪军的枪接着打，打倒了三个冲过来的敌人。”
　　就这么僵持着，从天亮打到下午3点，太阳晒得人头晕，彭龙祥的嘴唇裂了口子，渴得咽不下唾沫。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号声——是尚庄的四连来增援了！“我听见号声，一下子就来了劲，站起来喊：‘同志们，援军来了，冲啊！’”两边夹击，日伪军顿时乱了阵脚，有的扔了枪就跑，有的举手投降。这一战，他们毙伤了二十多个伪军，俘虏了二十多个，缴获了三挺机枪、十几支步枪，还有满满两马车粮食。“我们把粮食送回村里，乡亲们拉着我们的手，往我们口袋里塞煮鸡蛋、贴饼子，那鸡蛋的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老百姓的心意，比啥都金贵。”
　　
　　但最让彭龙祥难忘的，还是1944年10月攻打北袁家庄的战斗。那地方是日伪军在盐城北门外的“硬骨头”，外围有四道封锁线：第一道是一人高的铁丝网，上面挂着铃铛；第二道是地雷区，埋着密密麻麻的地雷；第三道是开阔地，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挡；第四道是一人深的壕沟，沟里还灌了水。四个角落的碉堡像四只恶狼的眼睛，死死盯着外面，每个碉堡里都有两挺重机枪，之前新四军打了好几次，都没能攻下来，牺牲了不少同志。
　　“10月15日凌晨3点，天还黑得像墨，进攻的号声吹响了。”彭龙祥的声音里带着一股狠劲，像是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我跟着部队往前冲，敌人的碉堡里喷出火舌，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我们连120多个人，没一会儿就牺牲了80多个——我眼看着班长老王冲在前面，刚跨过壕沟，就被碉堡里的子弹打中了胸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终还是倒了下去，他的手还紧紧攥着枪。”
　　彭龙祥红着眼眶，冒着枪林弹雨往铁丝网那边爬，手里攥着一把镰刀——那是出发前从村里老乡家借的，老乡说“孩子，用这个割铁丝网，能快些”。子弹在他身边的地上溅起泥土，有的擦着他的胳膊飞过，留下一道血痕。他爬到铁丝网前，用镰刀使劲割，铁丝划破了他的手，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来，滴在地上，可他却没感觉到疼，只想着快点割开，让后面的战友冲过去。“割了大概有三分钟，终于割开了一个口子，我刚想喊战友过来，一颗子弹就打在我身边的铁丝网上，‘叮’的一声，吓得我赶紧缩了回去。”
　　就在这时，连长带着几个人抬着迫击炮跑了过来——那是从兄弟部队借来的，全连就这两门炮。“连长喊‘瞄准碉堡，开炮！’第一发炮弹打偏了，落在了碉堡旁边的空地上；第二发炮弹正好打在碉堡的枪眼里，‘轰隆’一声，碉堡就塌了半边；紧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炮弹，正好打掉了剩下的三个碉堡！”彭龙祥的声音突然高了些，眼里闪着光，“碉堡一塌，部队立刻发起总攻，冲锋号响得震天响，我忘了害怕，第一个就冲进了敌人的阵地。”
　　阵地上一片混乱，枪声、喊杀声、爆炸声混在一起，到处都是倒塌的工事、散落的枪支。彭龙祥正往前冲，突然一个伪军军官从战壕里跳了出来，穿着黑色的军装，戴着大盖帽，手里举着一把手枪，直接抵在了彭老的太阳穴上。“那枪口凉飕飕的，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觉得天要塌了，甚至想到了家里的爹娘，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能不能等到我回去。”彭龙祥的呼吸有些急促，“可就在那伪军军官扣动扳机的瞬间，枪却‘咔嗒’一声卡壳了。我反应过来，立刻用自己的枪指着他的胸口，吼道：‘举手投降！’”
　　那伪军军官愣了一下，看着彭龙祥，又看了看周围溃败的伪军，突然叹了口气，脸上的凶劲一下子就没了。他慢慢抬起手，却不是举手投降，而是把枪口转了过来，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我想拦，都来不及，‘砰’的一声，他就倒在了地上，眼睛还睁着，像是不甘心。后来我缴了他的枪，拉开弹匣一看，里面还剩一发子弹——要是当时枪没卡壳，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们了。”
　　那场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点多，天黑透了，阵地上的枪声才渐渐停了下来。他们清理战场时，彭龙祥看到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友，有的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有的手里还攥着手榴弹，手指扣在引信上。“我在一个战友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没寄出去的信，上面写着‘娘，等打跑鬼子，我就回家娶媳妇’。我把信收起来，想着以后要是能找到他的家人，就把信给他们——可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彭龙祥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一战，我们终于攻克了北袁家庄，拔掉了这个据点。表彰大会上，连长把二等功的勋章别在我胸前，说‘龙祥，好样的！’我摸着勋章，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勋章上的光，是战友们的血换来的。”
　　
　　转过年来的冬天，天气冷得邪乎，零下十几度，哈口气都能结成霜，河里的冰厚得能走人。新四军第3师要消灭新安镇的日伪军，彭龙祥所在的独立团负责配合，在新安镇西边的瓦窑挖战壕。“那冻土比石头还硬，铁锹挖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子。我们轮流挖，手冻得肿成了馒头，连枪都握不住，就往手上哈点热气，接着挖。有的战友的手冻裂了，流出来的血冻在铁锹把上，一握就粘手。”彭龙祥搓了搓手，像是还能感觉到当年的寒冷，“挖了一夜，终于挖好了战壕，我们躲在里面，等着敌人进包围圈。天亮的时候，风刮得更紧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个冻硬的贴饼子，咬了一口，差点把牙硌掉。”
　　早上八九点，信号弹“嗖”地一下升上天空，红色的光在蓝天上格外显眼。战斗打响了，敌人有400个鬼子和300个伪军，还带着小钢炮，炮弹“轰隆隆”地落在阵地上，炸得冻土和碎瓦片子到处飞。“有个班的同志在山里埋伏，负责截断敌人的退路，结果被鬼子的小钢炮炸了，我们后来去找，只看到他们的枪、军帽，还有几块染血的军装碎片——那都是跟我一起训练、一起吃饭的兄弟啊。”彭龙祥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当时就红了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冲锋号一响，彭龙祥跟着部队往前冲，肩膀被一颗流弹擦到了，鲜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冻得结了冰，贴在衣服上，又冷又疼。可他没顾上管，只想着往前冲，找到那个开小钢炮的鬼子。混战中，他看到一个鬼子机枪手正趴在地上，疯狂地扫射，身边还躺着两个牺牲的战友。“我悄悄绕到他后面，拔出刺刀，用尽全力刺了进去。那鬼子哼了一声，倒在地上，我又补了一刀，心里的火气才消了一点。”这一仗，他们打了四个多小时，除了300多个鬼子趁乱跑了，消灭了80多个鬼子，俘虏了300多个伪军，缴获了两门小钢炮、五挺重机枪。“打完的时候，我坐在雪地里，看着满地的敌人尸体，突然就哭了——不是怕，是觉得解气，终于能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了。”
　　
　　抗战胜利后，彭龙祥又跟着部队打国民党。1946年在益林、东沟，他们伏击了敌人的后勤船队，俘获了7艘大船，船上全是衣服、枪支、子弹，还有不少罐头。“我们打开罐头，里面是肉，那是我第一次吃罐头，可我没吃几口就吃不下去了——我想着，要是牺牲的战友能吃到，该多好。”因为作战勇敢，彭龙祥被提升为盐城独立团3连3排的排长，同年还入了党。“入党宣誓那天，我穿着新军装，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心里想着，我这辈子都跟着党，为老百姓打天下，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1947年12月的盐南战斗，天寒地冻，雪下得有一尺厚。彭龙祥带着全排战士坚守阵地，连续7天没下火线，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啃冻硬的干粮，困了就靠在战壕里眯一会儿。“有一天晚上，我觉得脚越来越冷，像是冻成了冰块，后来才知道是冻伤了，医生说再晚一点，脚就保不住了。”在老乡家里养伤的半个多月，老乡每天给他熬草药泡脚，还给他做鸡蛋面，“我跟老乡说谢谢，他说‘你们为我们打仗，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老百姓的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48年，因为身体原因，彭龙祥复员到了地方，先在团结乡当民兵中队长，带着民兵训练、巡逻，保护乡亲们的安全；后来又到南吉乡当指导员，跟着乡亲们一起种地、修水利，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1957年，他和乡妇女主任张桂英结了婚。张桂英是个能干的姑娘，不仅帮着乡亲们解决困难，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生了两女一儿，孩子们都很孝顺，现在孙子、孙女都上了大学，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彭龙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里满是欣慰。
　　彭龙祥说完，又喝了口茶，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告别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彭龙祥还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爬山虎，或许他又想起了当年的岁月，想起了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想起了高家沟磨坊里那台转个不停的磨盘。
　　
　　(二)
　　
　　2015年底的浙江金华，细雨像扯不断的银丝，裹着江南特有的湿寒，打在老城区的青石板路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我裹紧了身上的棉服——走在风里，还是觉得寒气往骨头缝里钻。跟着志愿者穿过一条窄巷，墙头上的枯草在风里晃荡，尽头是一座白墙黛瓦的小院，木门上贴着褪色的红春联，隐约能辨出从右到左“国泰民安”四字横批，门环上的铜绿亮得发亮。
　　推开门，院里的腊梅开得正盛，一股清冽的香气扑面而来。堂屋的藤椅上坐着个老兵，头发花白得像雪，却梳得整整齐齐，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对襟棉袄，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相册，指腹在照片边缘反复摩挲。他就是杨正华，这年101岁，曾是黄埔军校17期学员，也是长沙会战里扛着重机枪跟鬼子拼命的老兵。听见动静，他抬起头，眼睛亮得不像百岁老人，带着股军人特有的锐利劲儿。
　　“李明兄弟，快坐，快坐。”杨正华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股硬朗，他指了指身边的藤椅，又朝里屋喊了声，“老婆子，倒两杯热茶。”不一会儿，一位头发同样花白的老人端着两杯热茶出来，笑着说：“你们聊，我去厨房看看炖的汤。”她是杨正华的老伴鲍沁馨。
　　茶是本地的绿茶，滚烫的茶水裹着茶香，喝一口，暖意从喉咙一直传到肚子里。杨正华翻开相册，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学生装，眉眼清亮，嘴角带着笑：“这是我18岁在杭州农校的样子，那时候还想着毕业后种庄稼，改良水稻品种，让乡亲们多收点粮食，没承想后来扛了枪。”
　　
　　杨正华的老家在兰溪汇头村，村外就是一片稻田，家里穷得叮当响，哥哥姐姐从小就跟着爹娘下地干活，连学堂的门都没进过。“我爹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却认准了‘读书能明理’，说家里总得有个识字的，以后能给乡亲们写个信、算个账，不被人欺负。”他捧着茶杯，指尖轻轻摩挲着杯壁，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我6岁那年，爹把家里唯一一头猪卖了，凑了学费，送我去村里的私塾读书。每天天不亮，我就背着书包往私塾跑，放学了再帮着爹娘喂猪、挑水，晚上就着煤油灯背书，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就用冷水洗把脸接着学。”
　　高小毕业那年，杨正华听说杭州农校招生，心里动了念想——农校教的是种庄稼的本事，学好了能让地里多打粮。他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还有娘连夜烙的十张饼，独自一人步行去杭州。“那时候火车少，从兰溪到杭州，两百多里路，我走了三天两夜。白天走得脚底板磨起了水泡，就用布条裹着接着走；晚上没地方住，就睡在破庙里，盖着自己的棉袄。”他笑着说，“到杭州那天，我穿着磨破的布鞋，背着打补丁的书包，站在农校门口，心里又紧张又期待。”农校录取名额少，全省只招50人，竞争激烈得很，杨正华却凭着扎实的功课考了名列前茅，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村人都来道喜，爹还杀了只下蛋的母鸡，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那香味，他到现在都记得。
　　杨正华从农校毕业，可这时抗战正紧。“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鬼子打进来了，我们这些学生娃难道要当亡国奴？难道要看着爹娘被鬼子欺负？不行，我得去当兵！”他瞒着家人，偷偷去报了名，报考中央军校二分校。金华地区近2000名考生，最后只录取了50人，他幸运地成了其中之一。“回家跟爹娘说的时候，娘哭了，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临出发前，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到了部队好好干，多杀鬼子，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按要求，他们要从金华徒步前往湖南武冈的军校报到，全程一千多里路。“上级规定一天走一个县，每过一个县，部队给每人发八毛钱，一天两顿饭，路过县城就自己找小馆子吃碗面，要是在乡下，就啃干粮、喝井水。”杨正华回忆道，“那时候日本鬼子把路炸得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连路都找不到，我们就跟着向导，在山里绕着走。有一次遇到山洪，溪水涨得比人还高，我们抱着树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才算捡回一条命。还有一次，我们在山里遇到了狼群，大家一起举着枪喊，才把狼吓跑。”
　　走到湖南衡阳时，天刚蒙蒙亮，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几架日军飞机低空飞来，机翼下的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轰鸣声震得耳朵嗡嗡响。“所有人都往路边的稻田里跑，我趴在稻穗堆里，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飞机的机枪‘哒哒哒’地扫过，泥土和稻穗溅得我满脸都是，我能听见身边有人惨叫，还有飞机投弹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他攥紧拳头，指节泛白，眼睛里满是怒火，“有个同学跑得慢，被飞机的机枪打中了，我看着他倒在稻田里，鲜血染红了身边的稻穗，却什么也做不了。那时候我在心里发誓，到了军校，我一定要学机枪，亲手用机枪扫射这些日本鬼子，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他们走了40多天才到武冈，脚上的布鞋磨破了好几双，有的人甚至光着脚走，脚底全是血泡。杨正华一报到就提交了学习机枪的申请，他说：“我要学最厉害的武器，要让鬼子尝尝被机枪扫射的滋味！”最后，他被分到六总队重机枪班，班里的学员都是跟他一样，憋着一股劲想杀鬼子的年轻人。“每天半天在教室学军事理论，背弹道公式、武器构造，教员讲得仔细，我们听得认真，生怕漏了一个字；半天在操场上操课，扛着重机枪跑圈、练习瞄准。重机枪有三十多斤重，刚开始扛着走几步就喘得不行，肩膀也被压得红肿，后来练得多了，扛着跑两里地都不费劲。”他笑着说，“那时候我视力好，800多米外的靶子，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教员总夸我是‘天生的机枪手’，说我扣扳机的手稳，打得准。”
　　毕业后，杨正华属于黄埔17期，被分配到99军92师274团3营6连做少尉见习，军长是傅仲芳，师长是艾涭，团长是周钻中，连长是唐方，排长是杨剑。“到部队的第一天，连长就跟我们说‘你们是黄埔出来的学生，要拿出黄埔的精神，在战场上多杀鬼子，不能给黄埔丢脸’。”1943年，24岁的他回了趟老家，和家人给定下的姑娘鲍沁馨成了亲。“沁馨是邻村的，人勤快，心也好，之前只见过两次面，可她不嫌弃我是个当兵的，愿意等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手帕是淡蓝色的，上面绣着“平安”两个字，丝线已经褪色，却依旧平整，“结婚才三天，部队就来通知要开拔，我连夜赶回部队，临走时她塞给我这块手帕，眼泪汪汪地说‘正华，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块手帕，我在战场上带了好几年，每次想她了，就拿出来看看，想着一定要活着回去见她。”
　　
　　到部队才三个月，因为杨正华识文断字，又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上级就任命他为第3排排长兼指导员。“那时候很多士兵都是农民出身，不识字，想给家里写信都写不了，有的士兵因为想家，夜里偷偷哭。我就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帮他们写家信。有的士兵不会写字，就跟我念。‘娘，我在部队挺好的，您别担心’‘媳妇，等打跑鬼子，我就回家跟你过日子’，我一句一句记下来，写完再念给他们听，有的士兵听着听着就哭了。”他还教士兵们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从“一、二、三”教到“保家卫国”，“士兵们都很认真，有的晚上还拿着树枝在被窝里练，说以后要自己给家里写信，让爹娘知道自己在部队好好的，让家人放心。”
　　1944年5月，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杨正华所在的部队被派去防守长沙城外围，任务是守住阵地，不让鬼子靠近长沙城。“日军装备精良，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国军正规军加游击队一共80万人，可装备差远了，很多士兵还在用老旧的步枪，有的甚至连子弹都不够，每人只能分到五发子弹。”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99军负责侧翼攻击，要把鬼子的队伍切成两半，再进行追击，杨老则负责带领机枪班压制敌人火力，掩护战友冲锋。
　　战斗打响那天，天刚蒙蒙亮，日军的飞机就黑压压地飞来了，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到处飞，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响。“鬼子占领了对面的山头，那是个制高点，对着我们的阵地扫射，我们趴在战壕里，抬个头都得冒着生命危险。”杨正华所在的排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他亲自操控一挺，“这挺机枪最远能射5000米，虽然有效射程没那么远，但我视力好，1000米外奔跑的鬼子，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把机枪架在战壕里，瞄准鬼子，扣动扳机，子弹‘嗖嗖’地飞出去，一个又一个鬼子倒在地上，看着他们倒下，我心里解气极了。”
　　他说，日军的军事素养确实高，战术配合也默契，每次都是先用飞机大炮轰炸，把阵地炸得稀烂，然后趁着中国军队后退的间隙冲锋。“我一直在射击，手指扣扳机扣得发麻，胳膊也震得酸痛，可身边的战友要么牺牲，要么被打散，没一会儿，阵地上就剩下我和弹药手了。”鬼子很快发现了他的重机枪位置，一群鬼子端着枪冲了过来。“我心里一点都不怕，只想着多杀几个鬼子，我连续换了几个弹夹，心里就盼着这些鬼子不怕死，尽管冲过来，我好再多杀几个，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短短几分钟，14具鬼子的尸体就躺在了机枪阵地前，鲜血染红了阵地前的土地。
　　可鬼子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冲过来，他的两个弹药手先后被鬼子的子弹打中牺牲，一个倒在他身边，手里还攥着弹夹；另一个刚想给他递弹夹，就被鬼子的机枪扫中，倒在了战壕外。就在杨正华准备换弹夹时，一枚迫击炮弹落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轰隆”一声巨响，弹片打在机枪上，溅起火星，机枪一下子就哑了。他赶紧翻身躲开，却感觉左腿一阵剧痛——腿被弹片炸伤了，鲜血瞬间染红了裤腿，顺着裤脚流下来，滴在战壕里。
　　紧接着，他看到几个鬼子朝他冲来，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眼神凶狠。他急忙去捡掉在地上的手枪，可手刚碰到枪，就觉得右肩一阵发麻，低头一看，肩膀也被子弹击中，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他的军装。“我当时想，这下完了，可能再也见不到沁馨，再也见不到爹娘了。”就在这危急时刻，几个之前被打散的战友突然从旁边的战壕里冲了回来，他们手里拿着手榴弹，朝鬼子扔过去，“轰隆”几声巨响，暂时挡住了鬼子的进攻。“战友们架着我往后方撤，刚走没几步，就听到远处传来炮声——是团部的火炮支援来了！炮弹落在鬼子阵地上，把他们打退了，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进攻的鬼子被大量杀伤后，国军部队发起了追击，杨正华却没撤下战场，他让战友把他扶到附近的松树林里。“我不能走，我是排长，我要看着战友们把鬼子打退。”他在松树林里待了一晚，身边有几个战友因为流血过多，就在那晚上牺牲了，“有个战友才18岁，是河南人，家里就他一个儿子，他还跟我说，等抗战胜利了，要回家娶媳妇，可他再也没等到那一天。我看着他们的脸，心里难受极了，想着一定要多杀鬼子，为他们报仇。”
　　
　　后来，上级派担架把伤员送到后方治疗，杨正华全身有三处伤：右肩被子弹击伤，子弹从肩膀穿过，差点伤到骨头；左肋骨被子弹擦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左腿被迫击炮弹炸伤，弹片嵌在肉里，医生取了半天才取出来。“在医院里，医生给我取弹片时，没有麻药，我咬着牙，手里攥着沁馨给我的手帕，没喊一声疼。我跟医生说，我还要回部队，还要当机枪手，还要杀鬼子。”他先是在离长沙90多里的医院医治了40多天，后来因为战局紧张，又转到醴陵的医院，再转到广西桂林的后方医院，前后三个月才伤愈。“在桂林治疗的时候，我收到了沁馨的信，她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养伤，等着我回去，我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盼着早点回到战场，早点打跑鬼子。”
　　伤愈后，杨正华回到浙江，他本来想归队，可听说小学老师徐志余在了你上虞组织自卫队，就去找了徐老师。“徐老师是我小学时的先生，教我读书写字，还跟我说要爱国，要为国家出力。他说上虞需要人保卫，让我留下来，一起保护乡亲们。”杨老加入了省保安团自卫队，任上尉中队长，徐志余则当了县长。“一个中队有150人左右，相当于一个连，队员大多是当地的农民，没经过正规训练，我就每天带着他们训练，教他们开枪、瞄准、扔手榴弹，把我在军校学的知识都教给他们。”他们配合正规军作战，主要在侧翼袭击敌人，破坏鬼子的运输线。有一次，他们在公路旁伏击日军运输队，杨正华用轻机枪扫射，一下子消灭了2个鬼子，还缴获了几箱弹药和粮食，“那时候心里特别解气，觉得没白受那么多伤，能为国家、为乡亲们做点事，值了。”
　　1945年7月，杨正华被调到江山国民团任督导员，负责教学员们打机枪和军事理论。“我把在军校学的知识，还有在战场上的经验，都教给学员们，告诉他们在战场上要灵活应变，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多杀鬼子。”
　　8月15日那天，他正在给学员们上课，讲解重机枪的操作技巧，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动。他赶紧跑出教室，看到全城的人都涌上街头，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都在拍手欢呼，有的还放起了鞭炮，有的甚至激动得哭了。“我当时也激动得哭了，抱着身边的学员，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想着终于把鬼子打跑了，牺牲的战友们也能瞑目了，我也能回家见沁馨了。”
　　
　　抗战任务结束后，杨正华不想再留在部队，他厌倦了战争，只想回家过平静的日子。他选择了退伍，回到老家金华，在金华四中当初中教员，教学生们数学和历史。“我想把知识教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当中学老师，教书育人，直到1988年退休。2005年和2015年，他先后获颁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他把勋章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每次拿出来看，都会想起当年的战友。“这两枚勋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为抗战牺牲的战友们的，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杨正华说，现在每年都有学生来看他，听他讲当年的抗战故事：“我愿意讲，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一直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知道我们中国人曾经为了保卫国家，付出了多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