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 地下战线，炮兵排长

　　(一)
　　
　　2015年夏天的常州，老干部中心的院子里种满了香樟树，浓密的枝叶把阳光筛成碎金，蝉鸣声裹着湿热的风钻进屋里。我攥着提前整理好的笔记，跟着志愿者小陈穿过走廊，心里满是期待——要见的是曾在新四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季爱民老战士。推开门时，他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一张泛着黄边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灰布军装，眼神亮得像星星。见我进来，他缓缓放下照片，声音里带着江苏人特有的温和腔调，却透着股历经风雨的沉稳：“你就是李明同志吧？小陈说你也打过鬼子，咱俩今天好好唠唠，说说那些藏在暗处的‘仗’。”
　　
　　季爱民生于1928年的盐城乡下，家在一个叫季家洼的小村子里。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去田埂上放牛，牛绳攥在手里，得时刻盯着不让牛啃了地主家的庄稼；12岁学会了耕田耙地，光着脚踩在泥水里，冰凉的泥水顺着脚趾缝往上钻，一天下来，脚底板全是被碎石子磨出的血泡；13岁时，家里租了地主两亩薄田，他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天黑了还得帮着母亲搓草绳到深夜，可就算这样，一年忙到头，交完租子也剩不下多少粮食，常常得靠野菜充饥。“那时候就盼着能有口饱饭吃，直到1942年，新四军区队到我们村宣传，说要打鬼子、救中国，还要给老百姓分田地。”季爱民手指轻轻敲了敲藤椅扶手，眼神飘向窗外，像是落进了几十年前的晨光里，“我一听就动了心，趁着爹娘睡着，偷偷揣了两个红薯就去报名了。同年7月，我在党旗下宣了誓，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那时候我才14岁，在队伍里年纪最小，可扛枪、行军一点都不含糊，力气比好些老兵还大。”
　　在区队里，季爱民是出了名的“肯钻”。操场动作练匍匐前进，他趴在滚烫的地上，膝盖和手肘磨得渗血，缠块破布继续练，直到动作标准得让教官点头；单兵教练练瞄准，他能顶着正午的太阳，趴在草丛里纹丝不动半个钟头，眼睛盯着准星，连眨都不眨；出去打野外，利用地形地物的本事更是让战友们佩服——遇到开阔地，他能借着田埂和土坡快速隐蔽；碰到树林，他知道哪棵树后面视野最好，哪片灌木丛最适合伏击。1943年初，他跟着20个战友去距离敌人据点两里多路的地方侦察，刚走到一片油菜花地，就听见远处传来伪军的吆喝声——是伪军下乡催粮要草的队伍。“队长压低声音喊‘打’，我们二十多支枪一起开火，两排枪下去，五个伪军倒在地上，剩下的吓得掉头就跑。”季老说，可没等他们撤离，据点里的敌人就追了出来，足足一个连的伪军，机关枪“啪啪啪啪”地响，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身边，溅起一片片泥土。“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怕，跟着队长断后，等战友们都撤到安全地带，我们才借着油菜花地的掩护往后退。”
　　区队的行军大多在夜里，一天最多要换三个地方，有时候刚在破庙里铺点稻草坐下，哨声一响，就得马上起身转移；有时候甚至刚躺下，还没合上眼，就听见“有敌情”的喊声，只能摸黑收拾装备赶路。“有一回，一个小队的哨兵实在太困，坐在树底下睡着了，结果被鬼子摸了过来，用刺刀捅死了。鬼子顺着踪迹找到小队的宿营地，那个小队的战友们虽然奋力抵抗，可最后还是全部牺牲了。”季爱民的声音沉了下去，手指紧紧攥着藤椅的扶手，“从那以后，我就记死了——干我们这行，半点麻痹都不能有，哪怕是眨一下眼的功夫，都可能丢了性命。”
　　
　　1943年秋天，15岁的季爱民跟着区队编入盐东总队。总队领导见他虽然年纪小，却比同龄人沉稳得多，遇事不慌，还熟悉盐城一带的地形地物——哪条河能涉水，哪条小路能绕开据点，哪个村子有可靠的老百姓，他都门儿清——就把他调到了第3师第2科，从事情报工作。“别人送情报，得今天出去，明天才能回来，我不一样，早上天不亮出发，当天晚上就能赶回来。”季爱民笑了笑，伸手比划着当时的样子，“不是慢慢走，是跑，一路跑，还得赤着脚跑。你想啊，那时候农村的老百姓，大多是赤着脚干活的，伪军看见赤脚的，多半以为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不会多盘问。”有一回，他要送一份紧急情报到总队部，得穿过三道伪军的封锁线。他把情报折成小方块，用油纸包好，藏在裤腰里，外面再扎上腰带，挑着个空竹筐就出发了。第一道封锁线的伪军见他赤着脚，筐里空空的，只问了句“去哪”，他说“去邻村找亲戚”，就顺利过了；第二道封锁线的伪军要搜身，他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把筐子翻给他们看，伪军见没什么可疑的，就挥挥手放他过了；到第三道封锁线时，天已经黑了，伪军的手电筒照在他脸上，他低着头，假装被晃得睁不开眼，嘴里念叨着“俺就是个农民，没干啥坏事”，趁着伪军不耐烦，赶紧跑了过去。“那一路，脚底板被石子划破了好几个口子，渗出来的血把草鞋都染红了，可我不敢停，心里就想着，情报早一分钟送到，前线的弟兄们就能早一分钟做好准备，少牺牲几个人。”
　　季爱民总说，搞情报比在前线打仗更危险。“在前线打仗，手里有枪，能跟敌人拼，就算打不过，也能凭着地形往后撤；可情报工作不一样，天天都得跟敌人打交道，还不能带武器——你揣把枪在身上，一被搜出来就露馅了。”1944年，伪军孙良诚部从开封调到盐城，上级让他摸清伪军军部的布局和兵力情况。他琢磨了半天，挑了个大竹筐，装了满满一筐红辣椒，辣椒红得发亮，看着就新鲜。他把裤腿卷起来，露出黝黑的小腿，赤着脚，挑着竹筐，装作是进城卖辣椒的农民，顺利混进了城。刚走到伪军军部附近的街口，就听见前面传来“鸣哇鸣哇”的声音——是维持会组织的慰问队，前面有吹洋号的，后面有吹铜管的，跟着一百多个被强拉来的老百姓，浩浩荡荡地往伪军军部去。“我一看，这是个好机会啊，就挑着竹筐，慢慢跟在队伍后面，假装是想趁着人多，把辣椒卖给军部的人。”
　　军部门口站着六个伪军，个个端着枪，刺刀擦得亮晃晃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季爱民低着头，假装整理筐里的辣椒，眼睛却飞快地往军部院子里扫——最东边的那间屋子挂着“军长办公室”的木牌，门口站着两个卫兵；对着大门的屋子是参谋处，窗户开着，能看见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墙上好像挂着地图；旁边的屋子窗户上挂着蓝布帘，门口堆着几个弹药箱，应该是作战处；最西边的屋子门口堆着粮袋和油桶，大概率是总务处。这些信息，他都在心里记了个清清楚楚，半点不敢错。原以为慰问队会有接待仪式，汉奸们会跟伪军军官说半天话，他还能多观察一会儿，可没想到，维持会的汉奸递上慰问信，说了几句“辛苦军爷”的客套话，就带着慰问队往回走了。季爱民一回头，队伍已经走出去老远，院子里就剩他一个人，还有几个伪军正往他这边看。“冷汗一下子就从脊梁骨冒了出来，心‘怦怦’跳得像要蹦出来，手里的竹筐都有点攥不住了。”他定了定神，心想不能慌，一慌就露馅了。他慢慢挑起竹筐，装作要离开的样子，一步一步往门口走。门口的伪军看了他两眼，见他就是个卖辣椒的农民，身上也没什么可疑的，就没盘问，挥挥手让他走了。“走出军部大门，我不敢马上跑，怕引起怀疑，就挑着竹筐，慢慢往前走，直到拐进一条小巷子，才敢加快脚步，一路跑回了驻地。到驻地时，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那回要是被伪军盘问，我肯定会慌，一慌就会说错话，说不定就真的壮烈了。”
　　
　　最让季爱民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在班头地据点的那次遭遇。那天，他奉命去班头地据点旁边，跟一位代号“老麦”的地下情报员联络。他按照约定的路线走，前面十户人家安安静静的，烟囱里飘着炊烟，看着没什么异常，可刚拐过一个墙角，迎面就撞见了两个伪军，手里的枪还下意识地对准了他。“那地方我不熟，不知道哪条路是老百姓常走的，也不知道附近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要是伪军问我是哪儿的人，要去哪里，或者让我带路，我肯定答不上来，一准露馅。”季爱民的心跳瞬间加速，脑子却在飞快地转着，眼睛四处张望，想找个脱身的办法。就在这时，他看见路边二十多米远的麦地里，有个青年妇女正在挖菜，穿着一件红棉袄——在盐城一带，只有刚结婚的新娘子才会穿红棉袄。他心里一动，赶紧高声喊：“哎，大嫂！”喊第一声时，那位妇女正低着头挖菜，没听见；他又提高声音喊了一声，那位妇女才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你喊我？有什么事吗？”“大哥在家吧？”季爱民故意装作着急的样子，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家里妈妈病得重，快不行了，我找大哥商量商量后事！”那位妇女愣了一下，很快就反应了过来，顺着他的话说：“哦，是小叔子啊！他去邻居家借东西了，马上就回来，要不你先跟我回家等他？”
　　季爱民心里松了一口气，赶紧挑着空竹筐，快步走进麦地里，顺手拎起那位妇女放在旁边的菜篮子，里面装着大概两斤多的野菜。“走，大嫂，咱回家等大哥。”“好，到家我给你倒碗水喝。”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站在路边的伪军听见。两个伪军站在原地，看了他们一会儿，见是本地人家里有急事，没再多问，挥了挥手就让他们过去了。“走出大概半里地，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我才敢跟那位大嫂说实话，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刚才多亏了她帮忙。”季爱民笑着说，那位大嫂听了，也笑了，说：“俺知道你们是新四军，是打鬼子的好人，俺们老百姓都护着你们！之前也有新四军的同志在这一带活动，遇到危险，俺们都会帮一把。”季爱民说，那时候，老百姓和新四军就像一家人，老百姓知道新四军是为了他们好，所以只要有机会，都会尽自己的一份力——要是没有那位大嫂的帮忙，他那天能不能安全脱身，真的不好说。
　　1945年初，季爱民从第3师调回盐东总队，负责传递盐东一带的情报。有一回，他要去合德送情报，走到一条河边时，看见对岸有日伪军在巡逻，他们的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冷光，看得清清楚楚。他赶紧缩到河堤后面，不敢露头，心里琢磨着怎么才能过河。就在这时，他听见旁边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转头一看，是几个老百姓在河边砍草，准备带回家喂牛。他灵机一动，赶紧走过去，笑着说：“老乡，俺来帮你们抱草吧，多个人多份力。”老百姓见他面善，就同意了。他一边帮着抱草，一边跟老百姓闲聊，装作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河边闲逛。对岸的鬼子发现了他们，拿着望远镜看了一阵，还朝这边打了两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可见他们只是砍草、抱草的老百姓，没什么异常，就没再理会，转身继续巡逻了。“等鬼子走远了，我跟老百姓道了谢，赶紧跑到河边的渡口，乘着渡船过了河。上岸后，我不敢停留，沿着小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直到看见总队的联络点，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抗战胜利后，季爱民没有停下脚步，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先后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等多个重大战役。在苏中七战七捷中，他多次深入敌人后方，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动向，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帮助部队打了好几个胜仗。战后，首长还专门表扬了他，说他“脑子活、胆子大、心思细，是块搞情报的好料”。
　　1955年，季爱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第十后方医院工作，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定居在了常州。“现在日子好了，能吃饱饭，能住暖房，可我总忘不了当年的苦——多少战友没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多少老百姓为了帮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这些都不能忘啊。”
　　
　　(二)
　　
　　2015年腊月的长沙，芙蓉区敬老院飘着零星冷雨，玻璃窗上的薄霜被水汽晕开，模糊了窗外的香樟树影。我裹着志愿者小周递来的厚围巾，推开门时，暖融融的热气扑面而来，康焕湘老兵正坐在藤椅上，用一块绒布擦拭铜质纪念章，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银白的头发上，竟让那些沟壑纵横的皱纹显得柔和了些。
　　“你就是李明吧？”他抬头看我，声音带着老湖南人特有的尾音，沙哑却有力，“小周说你也打过鬼子，还劳心费力记下老兵的事，咱们有得聊。”他指了指身旁的木椅请我坐下，我看见他眼神忽然飘远，像是落进了几十年前的时光里。
　　
　　康焕湘生于1919年的长沙县康家冲，家里七个兄弟，他排行老三。全面抗战打响那年，保长揣着征兵册上门，说按规矩得抽两人参军，兄弟几个在堂屋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哥拍着胸脯说要去，二哥攥着镰刀不肯松手，连最小的七弟都哭着喊“我能扛枪”。“最后我急了，翻出爹给我攒的学费，连夜跑去乡上报名，进了军训部78后方医院的初级军医培训班。”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那时候想，学医能救更多人，可没等我学会包扎，武汉就陷了。”
　　1938年深秋，临湘被日军占领的消息传来，78后方医院决定西迁至四川綦江，康焕湘跟着队伍走了半个月，走到衡阳时却改了主意。“夜里听见伤兵说，前线的弟兄们连枪都不够用，哪还顾得上治伤？我想通了，光救死扶伤不够，得拿枪打鬼子，就偷偷离队，转去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往祁阳转移的路上，日军的轰炸机来了，轰鸣声像滚雷似的压过来，他坐的卡车被炸弹冲击波掀翻，整个人摔进灌满水的稻田里，烂泥顺着衣领往脖子里灌，冰冷刺骨。“我趴在田埂的土坑里，看着身边的同学被弹片划得满脸是血，只能死死咬住嘴唇不敢出声，炸弹落在旁边田里，泥水溅得我睁不开眼，那时候才知道，鬼子的炸弹没长眼睛，想活命，就得比他们狠。”
　　1942年春天，康焕湘考进了武冈黄埔分校十八期，报到那天，他特意在军校门口的石碑前站了好久，石碑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十六个字，他至今都能背得一字不差。两年里，他先学步兵战术，趴在操场上练匍匐，膝盖磨破了就裹块破布；后练炮兵测算，拿根竹竿当炮管，在地上画满坐标，对着远处的山头算距离。“那时候条件苦，没有计算器，全靠算盘和公式，夜里就着煤油灯背《炮兵操典》，连做梦都在喊‘方位角多少度’。”他还学了日语，教员是个留过学的军官，教他们听日军的口令，“不是为了跟鬼子说话，是想在战场上提前知道他们要开炮还是冲锋，多躲一次，就能多杀一个鬼子。”
　　1943年冬天，康焕湘毕业，被分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刚报到没几天，就接到了补充到74军57师的命令。“那时候常德会战刚打完，57师的弟兄们几乎拼光了，我去的时候，169团防毒连就剩半个排的人，连防毒面具都缺了好几副。”他当少尉排长，白天教弟兄们怎么快速戴面具、分辨毒气类型，晚上就抱着枪在战壕里坐着，数着天上的星星等天亮，“夜里冷，就把稻草裹在身上，听着远处的狗叫，总怕鬼子突然摸过来。”1944年8月，他调升57师司令部参谋处中尉参谋，跟着师长在地图前熬夜，标日军的动向，算部队的补给，“那时候才知道，一场仗要打赢，不光要靠前线拼命，后方的算盘也得打明白。”
　　
　　真正让康焕湘记了一辈子的，是1945年5月的雪峰山会战。那时他刚从师部下到部队，任169团迫击炮连中尉排长，部队沿着邵阳往洞口推进，一路上全是被日军炸毁的房屋，偶尔能看见老百姓逃难时丢下的破筐、布鞋，还有没来得及埋的尸体。“鬼子想打通这条线去重庆，他们的大炮比我们的厉害，重机枪‘哒哒哒’地响，压得我们抬不起头。”康焕湘说，他们用的迫击炮是老装备，炮管上都生了锈，想打远些就放平炮口，想打近点就抬高角度，全靠他和观测兵趴在石头后面，用望远镜量距离、算角度。“我们躲在洞口一线的山坳里，那地方是个反斜面，敌人的平射炮够不着，我趴在一棵大松树下，手里攥着测远镜，盯着鬼子的重机枪阵地——那两挺机枪架在土坡上，旁边还堆着弹药箱，鬼子趴在后面，时不时探出头来扫射。”
　　康焕湘看了看表，又抬头望了望太阳，在本子上飞快地记：“距离三百二十米，方位角三十度，高低角五度。”然后爬起来，拍了拍炮手的肩膀，指着目标方向，声音比风声还急：“都看清楚了！就打那两挺机枪，别让鬼子再嚣张！”炮手们迅速调整炮位，炮弹摆在旁边，擦得发亮。康焕湘深吸一口气，猛地举起手，又用力挥下：“连环炮，药弹五包，预备——放！”
　　第一发炮弹飞出去时，带着尖锐的啸声，他盯着炮弹的轨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咚！”炮弹落在离机枪阵地几米远的地方，溅起一片尘土。他赶紧喊：“再调半度！往左偏一点！”第二发炮弹出去，这次准了，正砸在弹药箱上，“轰隆”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紧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炮弹接连落下，那两挺重机枪瞬间被炸成了废铁，几个鬼子没来得及跑，就倒在了血泊里。“弟兄们都喊起来了，我也高兴，可没等我们笑出声，就听见侧面的树林里有动静——鬼子的步兵迂回过来了！”
　　保护炮兵的步兵弟兄们端着枪冲上去，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康焕湘也拿起旁边的步枪，准备随时支援。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嗖”的一声，带着热风，他甚至能闻到子弹的火药味。“我回头一看，一个鬼子正趴在树后面，举着枪对着我。我赶紧往旁边一滚，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那颗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子都溅起来了。”他说，那时候他一点都不怕，就想着不能让鬼子靠近炮位，“我们的炮是弟兄们的命，丢了炮，就等于丢了阵地！”
　　好在友邻部队的交叉火力及时赶到，从侧面打退了鬼子，偷袭的日军全被消灭。“我们几个师像钉子一样钉在这条线上，师长说，等鬼子再往前挪挪，进了伏击圈再打。”康焕湘说，后来日军果然来了，他们的大部队沿着公路推进，没等靠近，埋伏在山上的弟兄们就开火了，轻重武器一起响，鬼子像割麦子似的倒下去，“他们想退，可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进退两难，只能挨打。”
　　大概过了三四天，远征军回援的部队到了，局势彻底扭转。日军开始撤退，康焕湘和战友们跟着追，一路上都在打，“我们的迫击炮在后面轰，步兵在前面冲，鬼子跑不动了，就躲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我们就喊话，让他们投降，可没几个肯降的。”清扫战场时，他看见三具鬼子尸体抱在一起，手里还攥着枚手雷，手雷已经炸了，把他们的尸体炸得血肉模糊，“那是自炸的，他们知道跑不掉了。”地上撒满了鬼子的饼干、罐头，还有军靴、钢盔，“他们跑得太急，什么都没带走，可我们的弟兄，也埋了不少在那山里——有跟我一起从军校出来的，有在防毒连一起守过战壕的，都没回来。”
　　
　　说到这儿，康焕湘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拿起矮柜上的搪瓷缸，喝了口热水，又从口袋里摸出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展开给我看。那布是天蓝色的，边缘有些磨损，上面还能看见细细的线缝。“这是战友们捡的降落伞布，那次打完仗，他们说我指挥得好，就把这个送给我了。”他轻轻摸着布面，像是在摸一件珍宝，“我后来在安江，找了个裁缝，做了顶蚊帐，那蚊帐又轻又结实，夏天蚊子都进不来，我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康焕湘正在安江的营地整理装备。“有人跑进来喊‘鬼子投降了’，我还不信，直到师长拿着电报出来念，弟兄们都哭了，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对着天喊，还有的拿出酒，倒在地上，敬那些没回来的弟兄。”没过多久，他们师接到命令，空运到南京受降。“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全员全副武装，枪里都上了膛，就怕鬼子耍花招。”他说，受降仪式那天，他站在队伍里，看着日军军官低着头，把军刀交给中国将军，“那时候我觉得，之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我们赢了！”
　　可命运偏不饶人。1946年6月，部队要过江去安徽，那几天天天下雨，康老的气管炎突然发作，咳嗽得喘不过气，第二天就走不动路了。“部队用担架把我送到锡州医院，后来又转到南京三中医院，再送到上海，检查出是肺结核。”他在上海住了大半年院，病好后，就向部队申请了退役，拿着上尉退役证，回了长沙县老家。“我回家才知道，弟弟尧生1944年就牺牲在衡阳保卫战了，他所在的部队大部伤亡，连个尸骨都没找着，就给家里寄回了一件染血的军装。”康焕湘抹了把眼睛，声音有些哽咽，“我娘拿着那件军装，哭了好几天，我也哭，我觉得对不起弟弟，我活着回来了，他却没回来。”
　　
　　后来，他在长沙市都正街认识了爱人，两人结了婚，一起去了乡村小学教书。“我教孩子们读书，也跟他们说抗战的事，可那时候不敢多说，怕惹麻烦。”康焕湘说，直到2005年，政府工作人员上门，给了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那枚章沉甸甸的，我拿在手里，哭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记得我们这些打过鬼子的老兵了。”2015年，他又得了一枚70周年纪念章，就是他擦的那枚，“现在孩子们来敬老院看我，我就给他们看这两枚章，跟他们说，当年我们为什么打仗，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安安稳稳地读书，不用再怕鬼子。”
　　我跟康焕湘聊了一下午，直到夕阳西下，冷雨又下了起来。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李明啊，我们这代人老了，可抗战的事不能忘，你得把这些事记下来，告诉更多人。”我点点头，眼眶发热，走出敬老院时，雨丝落在脸上，冰凉的，可心里却暖暖的。
　　2018年8月，小周给我打电话，说康焕湘老兵走了，享年99岁，临终前还攥着那枚70周年纪念章，嘴里念叨着“打鬼子”“回家”。我在家里翻出那天记的笔记，仿佛又听见了他沙哑的声音，看见了他坐在藤椅上，擦着纪念章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