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九章 大牛参军，美林入伍

　　(一)
　　
　　2015年腊月廿三，义乌苏溪镇飘着碎雪，我裹着厚羽绒服，在志愿者帮助下，按电话约定来到傅大牛家。
　　“李明来啦？快坐。”老兵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那是双浑浊却有神的眼睛，眼尾的皱纹堆得像核桃纹，他敏捷地站起来，拉我坐定沙发。我坐下时，才发现他手边放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泛黄的老照片，最上面一张是个穿灰军装的小个子青年，“这就是我年轻时，你看，是不是比现在精神？”他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指腹的老茧刮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响。
　　“我本名叫傅绍瑞，楼存傅村人，”他剥了颗花生递过来，花生壳上还带着体温，“可村里老少爷们都喊我大牛——我小时候长得壮实，像头小牛犊，喊着喊着，连私塾先生都跟着叫，到后来，我自己都忘了‘绍瑞’俩字咋写，只会歪歪扭扭写‘大牛’。”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十二岁那年，爹得了肺痨，没钱治，把我送到邻村地主家当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牛、挑水，牛棚比我住的柴房还暖和，要是挑水慢了点，地主家的管家就拿鞭子抽我后背，冬天衣服薄，抽破了皮，结了痂又被磨破，疼得夜里睡不着。”他抬手摸了摸后背，像是还能摸到当年的伤疤，“那时候哪敢想参军？能混口饱饭，不饿死，就不错了。”
　　
　　1935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傅大牛说，那天他刚把地主家的牛喂完，正蹲在柴房啃冷窝头，柴房门“哐当”一声被踹开，两个穿灰军装的人堵在门口，枪托上还挂着雪花。“他们说‘抓壮丁’，我还不知道是啥意思，就被他们推搡着上了路。”他裹紧了棉袄，像是又感受到了当年的冷，“走了三天三夜，脚冻得流脓，到了武义的训练营，才知道是要当兵打鬼子。每天凌晨四点，哨子声能把冻硬的地面都震得发颤，我们得跑十公里才能吃早饭。我一米五的个子，站在一群高个子兵里像根细竹竿，他们总笑我‘小矮子，跑不动’，可我偏不服气——长工出身，有的是力气，十公里跑下来，他们喘得像拉磨的驴，我还能帮炊事班挑水。”
　　说到训练，他的眼睛亮了些，手里的搪瓷杯轻轻磕了磕煤炉边：“打靶的时候最有意思。那些高个子总端不稳枪，趴在地上手还抖，我不一样——小时候给地主家看瓜，老远就能看清瓜田里的田鼠，眼睛准得很。我趴在地上，枪托抵着肩膀，眼睛盯着靶心，手指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十发能中九发。有次教官过来查岗，正好看见我打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小个子，战术动作比大个子还硬’，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比吃了肉还高兴。”他说着，还下意识地做了个握枪的姿势，手臂虽然瘦，却绷得笔直。
　　训练了一年半，部队被拉到武义县城维护治安。“每天在城里巡逻，看着老百姓摆摊、赶集，心里踏实。”可没等喘口气，1937年12月，杭州陷了的消息就传了过来。那天营里静得吓人，炊事班没开火，有人偷偷哭，有人攥着枪杆发呆。“我坐在城墙上，看着远处的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鬼子再往南打，要是鬼子占了义乌，我爹娘就没活路了。”1938年12月，上级命令他们加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开赴杭州、萧山一带。出发那天，他没敢给家里捎信——怕爹娘担心，也怕自己再也回不来。
　　到萧山的那天晚上，天刚擦黑，车队还没停稳，枪声就响了起来。“子弹‘嗖嗖’地从车顶上飞过去，我们跳下车就往山上跑，我跟在一个山东兵后面，他比我高一个头，总把我往身后护。”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挖坑道，冻土硬得能硌坏铁锹，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裹上布条接着挖。“鬼子的炮打得勤，有时候刚挖好的坑，一颗炮弹下来，就变成了更大的坑，里面还埋着战友的尸体。有次我挖着挖着，铁锹碰到了个硬东西，扒开土一看，是山东兵的军帽，上面还沾着血——前一天他还给我分了半块干粮。”他声音发颤，抬手擦了擦眼角，“更让人心寒的是，打仗的时候，营长总躲在后面督战，手里拿着手枪，谁要是往后退，就开枪打谁；带队冲锋的是副官，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河南人，说话带着口音，总喊‘兄弟们，跟我上’。”
　　后来鬼子不攻山了，他们就转到山下平地上打。冲锋的那天，傅大牛记得特别清楚：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地上的雪被踩得稀烂，变成了泥疙瘩，裹在裤腿上，沉得像灌了铅。“副官喊‘冲’的那一刻，我猫着腰往前跑，个子矮成了优势，子弹都从头顶飞了过去，有的擦着耳朵边过，能听见‘嗡嗡’的响。”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我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左边的安徽兵，子弹穿了胸膛，他捂着伤口，嘴里还喊着‘冲’；右边的浙江兵，腿被打断了，趴在地上，手里还攥着刺刀，想往鬼子那边爬。我没敢停，也没敢回头——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他独自冲到了鬼子的阵地前，战壕里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枪，他就握着刺刀扑了上去。“我当时啥也没想，就想着不能让他开枪，不然更多战友要倒下。”刺刀捅进鬼子身体的那一刻，温热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带着腥味，他没敢看鬼子的脸，拔出刺刀，又往另一个鬼子的方向扑。“其他鬼子朝我开枪，我一骨碌滚进战壕，战壕里全是积雪和血，冷得刺骨。我摸出腰间的手榴弹，拉了弦，往鬼子扎堆的地方扔了过去，‘轰隆’一声，鬼子的叫声就没了。”等战友们冲上来的时候，战壕里已经躺了好几具鬼子的尸体，而他们这边，又少了十几个熟悉的面孔——副官也没了，他的尸体趴在战壕边，手里还攥着半截国旗。
　　
　　在萧山的一个月，是傅大牛这辈子最苦的日子。“天冷得能冻掉耳朵，我们没有棉鞋，就把稻草塞进单鞋里，走几步稻草就散了，脚冻得发紫，一按一个坑。”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挤在山洞里取暖，两个人背靠着背，才能勉强睡着。“有次我刚眯上眼，就听见前面的枪声响了，爬起来就往阵地跑，鞋跑丢了一只，也顾不上捡，光着脚在雪地里跑，脚底板被石子划破了，血冻在脚上，钻心的疼。”
　　炊事员送饭上来，没有碗，他们就把毛巾铺在地上，抓着冷饭往嘴里塞。“饭是糙米饭，里面还有沙子，嚼着硌牙，可谁也没抱怨。”鬼子的炮弹总往炊事班那边打，有时候饭刚送过来，还没等吃，炮弹就落下来了，饭被埋进了土里。“我们扒开土，把混着泥的饭抓起来就吃，有的战友还开玩笑说‘加了料，更香’，可我知道，他是怕我们难过。”有次炊事班的老班长，为了给他们送热汤，被炮弹炸伤了腿，汤洒了一地，他躺在地上，还喊着“汤……汤没了……”。傅大牛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老班长哭——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没把汤送到战友手里。
　　有天晚上轮到傅大牛站岗，他蹲在低洼处，身边放着捆干草，手里握着枪，眼睛盯着山下的动静。“我个子矮，藏在草里不容易被发现，营里总让我当暗哨，说我‘目标小，安全’。”后半夜，风小了些，他听见远处有“沙沙”的响，仔细一看，是鬼子的偷袭队，穿着白衣服，混在雪地里，正往阵地这边摸。“我立马开枪报警，‘砰’的一声，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就扫了过来，子弹打在我身边的石头上，火星子乱飞，有的子弹钻进雪里，溅起的雪粒打在脸上，冷得疼。”他没敢迟疑，一侧身就滚出了低洼处，滚到一棵大树后面，对着鬼子机枪的方向打了两枪，然后撒腿就往阵地跑。“哨兵被偷袭，十有八九活不成，我能跑出来，真是捡了条命——后来才知道，是大树帮我挡了子弹，树干上全是弹孔。”
　　还有一次，一个排长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站岗的士兵是个新兵，刚入伍没几天，紧张得厉害，喊了三声口令，排长没答上来——他忘了。“新兵以为是鬼子，就开枪了，排长当场就倒了。”傅大牛说，那天早上，全营的人都站在排长的尸体旁边，没人说话，新兵蹲在地上哭，手还在抖。“营长没骂他，也没打他，只是叹了口气说‘都怪我，没让你们把口令记牢’。”他顿了顿，“那时候人人都绷着弦，生怕鬼子钻了空子，可谁能想到，会错杀自己人呢？到现在，我还记得排长的样子，他是江西人，总给我们讲他老家的橘子有多甜。”
　　
　　就这么打打停停，傅大牛在杭州、萧山一带跟鬼子周旋了一年半。后来部队抵挡不住了，鬼子的援兵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撤退。“撤退的时候，乱得像一锅粥，鬼子在后面追，子弹像下雨一样。”他肩上挂着一个米袋，是用粗布缝的，里面装着三斤生米和三斤炒米——那是他全部的口粮，是炊事班老班长临走前塞给他的，老班长说“拿着，饿了能垫垫肚子”。“我跑着跑着，就感觉后背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像是有人推了我一把，我伸手一摸，米袋破了个洞，米顺着洞往外漏，像沙子一样。”他低头一看，子弹穿过了米袋，在背上留下了一道浅印，却没伤到骨头。“米全漏光了，我饿着肚子跑，跑不动了就爬，爬不动了就歇一会儿，再接着爬。”后来他跟团部失去了联系，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最后跟他一起退到东阳的，全营不到五十个人——出发时，他们营有三百多人。
　　到东阳的时候，傅大牛实在撑不住了，他发着高烧，咳得厉害，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家就在义乌，离东阳不远，我跟排长说‘排长，我想回家看看爹娘，看完就回来’，排长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还塞给我两块大洋，说‘路上用’。”他拄着一根树枝，走了两天两夜，终于回到了楼存傅村。“到家的时候，爹娘都认不出我了——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衣服破得不像样，脸上全是灰。”爹娘抱着他哭，说以为他早就没了，他也哭，把这一年多的委屈都哭了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再也不回部队了，就在家陪着爹娘，种地过日子。”
　　可没待几个月，驻扎在苏溪的日军就进村抓劳工，把他抓去当了伙夫。“我每天给鬼子做饭，看着他们吃着白米饭，想着战友们在前线饿着肚子打仗，心里恨得牙痒痒，却只能忍着——我要是反抗，爹娘就没命了。”他每天偷偷给鬼子的饭里加沙子，看着他们吃的时候皱眉头，心里就痛快些。直到有一天，岗哨上的鬼子全出去扫荡了，他趁机跑了出来，没敢回家——怕鬼子报复爹娘，一路跑到金华农场，在那里帮人种地、喂猪，干了两年多。“农场的老板是个好人，知道我是逃出来的，没问太多，还给我发工钱，让我能寄点钱回家。”
　　
　　1944年下半年，他想家了，趁着过年，偷偷回了趟家。可刚到家没几天，就被国军抓了壮丁——那时候兵源紧张，见了青壮年就抓。“这次被送到了福建的部队，给一个义乌籍的连长太太当勤务兵，每天帮她洗衣服、买菜、看孩子。”他说，那段日子不用上战场，却比上战场还难受，“看着连长太太过着好日子，穿绸缎衣服，吃细粮，再想想前线的战友，心里不是滋味。有次我看见连长太太把没吃完的馒头扔了，我捡起来，偷偷藏着，晚上拿出来啃，眼泪都掉在馒头上——这要是在萧山，多少战友想吃都吃不上啊。”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正在给连长太太洗衣服，听见外面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愣了半天，然后放声大哭——总算把鬼子赶跑了，总算能回家了。
　　1947年上半年，他所在的部队跟解放军打仗，连长被打死了，部队乱了套。“我趁着混乱，偷偷跑回了家，这次没再被抓——国民党的部队也快散了。”他在家种了两年地，日子过得平静，直到1949年9月6日。那天傅大牛挑着一担柴去苏溪集市卖，路过苏溪区公所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区公所门口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里面的士兵正帮老百姓挑水、扫地，脸上带着笑。“我想参军，可又怕自己年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三十三了，比年轻士兵大了一圈。”他犹豫了半天，还是走了进去，对着一个穿军装的同志说：“我想参军，年纪大不大？”那个同志就是毛区长，他笑着拍了拍傅大牛的肩膀说：“不大，正好！我们部队就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人。”
　　就这样，他第三次入伍，也是第一次自愿参军，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炊事兵，部队番号是安徽军区训练团八六医院。“这次参军，我心里踏实——我知道，这支部队是为老百姓打仗的，跟以前不一样。”在部队里，他把炊事班的活儿干得井井有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给战士们做热汤热饭；战士们训练回来，他就烧好热水，让他们泡脚；有战士生病了，他就熬粥，端到床前。“我没啥大本事，就想让战士们吃饱、吃好，有力气保家卫国。”因为表现突出，他荣获了一次三等功，奖章现在还放在他的铁皮盒子里，擦得锃亮。
　　
　　1955年2月，傅大牛退伍回家，村书记知道他踏实、负责，就介绍他去龙祈山安珠弄水库做管理工作。“水库里的水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我每天早上起来绕着水库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下雨的时候，就盯着水位，生怕淹了庄稼；冬天的时候，就把水库边的冰敲碎，让老百姓能挑到水。”他在水库管了二十多年，从没出过差错，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墙。“看着水库里的水灌溉庄稼，看着村里的人用上干净的水，看着孩子们在水库边玩耍，心里比啥都高兴——这就是我当年打仗想要的日子啊。”
　　后来他娶了东青姑娘楼奶，楼奶是个勤劳善良的姑娘，知道傅大牛的经历后，没嫌弃他穷，反而说“你是英雄，我跟着你，踏实”。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子女们都很孝顺，知道父亲不容易，长大后都尽心尽力照顾他。“孩子们总说‘爹，您这辈子苦，以后我们养您’，我听了，心里暖烘烘的——这辈子值了。”
　　说到这里，傅大牛打开那个铁皮盒子，拿出一枚三等功奖章，递给我看。奖章上的字有些模糊，却依旧能看出“三等功”三个字，边缘有些磨损，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年龄大了，傅大牛被女儿接到家住，他每天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几圈，女儿给他炖的鸡汤，还能喝小半碗。
　　
　　(二)
　　
　　2016年秋的临沂，一场秋雨刚歇，空气里裹着桂树的甜香和泥土的湿润。在抗战研究院协助下，我来到李美林老战士的病房门口，听见里面传来翻报纸的沙沙声。轻轻敲了敲门，里头传来一声洪亮的“进”——那声音不像出自九旬老人之口，倒带着股军人特有的利落劲儿。
　　推开门，果然见李美林坐在窗边的藤椅上，银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上的蓝布病号服扣得严丝合缝。他手里捧着份《临沂日报》，老花镜滑到鼻尖，见我进来，立刻放下报纸，指了指床边的木椅：“是李明同志吧？快坐，我让护工泡了菊花茶，晾着呢。”窗台上的玻璃杯里，菊花舒展着花瓣，热气袅袅升起，把李美林脸上的皱纹都熏得柔和了些。他抬手时，我看见他手背和手腕上留着好几道浅疤，有的是细长的划痕，有的是圆形的印记，像极了子弹擦过的痕迹。
　　寒喧已毕，他眼神忽然飘向窗外，像是落进了七十多年前的时光里。我想他知道我们要来，早已陷入了连续的回忆之中。
　　“我1928年生在东北，那会儿叫奉天省，具体哪个村记不清了——太小，才六个月，娘就因为肺痨没了。”老人的声音慢了下来，带着点回忆的涩味，“爹靠给地主扛活过日子，我跟着邻居张婶长大，她总把窝头掰一半给我，自己啃树皮。后来有年冬天，土匪闯进村里，把爹抓走了，说要拿粮食赎人。张婶凑了半袋小米，跑了三十多里地，才把爹赎回来——可爹的腿被土匪打断了，再也直不起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东北到处是鬼子的枪声，爹背着他，揣着仅有的两件破棉袄，一路向南要饭。“爹的腿不好，走几步就喘，我们白天躲在破庙里，晚上赶路，有时候遇上鬼子巡逻队，就得趴在草堆里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得憋着。”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回到了山东临沂郑旺镇坊上村——那是爹的老家。可家乡的日子也不好过，地里的庄稼被鬼子和汉奸抢得差不多了，父子俩只能靠挖野菜、摘榆树叶度日，“有次我饿极了，啃了口生地瓜，肚子疼得满地滚，爹抱着我哭，说‘美林，是爹没本事，让你受苦了’。”
　　1939年2月的一天，村口突然传来马蹄声，村里人都躲回屋里，生怕是鬼子或汉奸来了。“可没听见抢东西的动静，反而有人喊‘大爷，借个火’。”爹让他趴在门缝里看，只见一群穿灰布军装的人，背着步枪，腰里别着手榴弹，却没像以前见过的兵那样横冲直撞。有个高个子战士看见爹在磨镰刀，还走过来帮忙，“他力气大，三两下就把镰刀磨得锃亮，还说‘大叔，您这镰刀该好好保养，割麦子才快’。”后来部队跟爹商量，想在院里支口大锅烧水，爹一口答应，还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面拿出来，让战士们熬粥。
　　“那些首长见了我，总爱摸我的头，喊我‘小鬼’，问我几岁了，想不想学打枪。”李美林说着，嘴角露出点笑意，“我那时候才11岁，啥也不懂，就觉得他们亲切，不像鬼子那样吓人。他们跟我讲，他们是八路军山东游击二支队，专门打鬼子，保护老百姓，我就想着，要是能跟着他们，就再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怕鬼子了。”
　　部队在村里驻扎了十几天，李美林天天跟着战士们转，帮着递水、擦枪、整理弹药箱。开拔那天清晨，天还没亮，他背着爹连夜缝的小布包——里面装着两件单衣和半块干硬的窝头，偷偷跟在队伍后面。“走了没二里地，就听见爹喊我的名字，我不敢回头，可脚步越来越慢。”爹追上来，没骂他，也没拉他回家，只塞给他两个菜团子，把他的布包又紧了紧，“他说‘美林，跟着队伍好好干，别想家，也别惹首长生气，要是想爹了，就看看天上的月亮，爹也在看’。”他攥着菜团子，看着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眼泪掉在布包上，晕开了一小片湿痕。
　　第一次参军，他跟着部队去了沂南。战士们都很照顾他，晚上睡觉让他睡在中间，暖和；吃饭时总把自己碗里的野菜多夹点给他；训练时，老班长手把手教他握枪、瞄准。“我那时候个子矮，枪比我还高，老班长就找了块木头，垫在我脚下，说‘小鬼，别急，慢慢来，以后你肯定能成好兵’。”可没过多久，部队接到命令，要去沂蒙山支援总部反扫荡，他和另外三个年龄小的战士跟不上急行军的速度。
　　“营里决定让我们回家等通知，王干事蹲在我跟前，眼睛红红的，说‘小鬼，委屈你了，在家里要注意隐蔽，别跟陌生人说话，更别被汉奸抓去，等打完仗，部队一定来接你’。”临走前，王干事把自己的搪瓷缸子送给了他，“他说‘这个你拿着，渴了能喝水，饿了能盛饭，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他们四个由堡垒户护送回家，走了三天，才到坊上村。他把搪瓷缸子藏在床底下，每天都拿出来擦一遍，盼着部队的消息。
　　
　　1939年底，八路军区中队开进坊上村开辟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的消息传来时，李美林正在地里挖野菜。“我扔下铲子就往大队部跑，跑得鞋都掉了一只，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跑，脚底板磨破了也不觉得疼。”他冲进大队部，看见张队长正在跟村干部说话，立刻跑过去，拽着张队长的衣角：“张队长，我要归队！我能打枪，能送信，你们别不要我！”张队长看着他，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归队！以后你就是区中队的正式战士了！”这是他第二次参军，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系统地学习军事技能——练瞄准、学侦查、摸地形，成了区中队里最勤快的小战士。
　　他记得第一次真正参加战斗，是在汤山。那天晚上，月亮被乌云遮住，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跟着张队长和十几个战友，摸着山路往山上爬，“山上的鬼子有一个班，还带着两个汉奸，装备精良，有歪把子机枪，还有掷弹筒，我们只有五支步枪和三枚手榴弹。”张队长让他跟在后面，负责掩护，“他说‘美林，你年龄小，拼刺刀太危险，看准了再开枪，别慌’。”
　　到了鬼子的岗哨附近，两个战友悄悄摸上去，捂住岗哨的嘴，一刀解决了他。冲锋号一响，战友们像猛虎一样冲上去，跟鬼子拼刺刀。“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手指扣着扳机，眼睛盯着战场。有个鬼子举着刺刀，朝着我们班的老王冲过去，老王的刺刀刚捅进一个汉奸的肚子，没来得及拔出来，眼看就要被鬼子扎中。”李美林屏住呼吸，瞄准鬼子的腿，“砰”的一声，子弹打在鬼子的膝盖上，鬼子惨叫着跪倒在地，老王趁机拔出刺刀，一下子挑死了他。
　　“我当时特别兴奋，又想瞄准第二个鬼子，可剩下的鬼子见势不妙，拖着受伤的同伙就跑，还把歪把子机枪扔在了山上。”那次战斗，区中队干掉了五个鬼子、三个汉奸，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和六支步枪。他抱着那挺歪把子机枪，摸了又摸，整夜没合眼，“老班长说‘美林，你这一枪打得好，救了老王的命’，我听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1940年春，敌后形势越来越危急，鬼子的“扫荡”越来越频繁，部队决定撤往沭河东的根据地——那里有主力部队驻守，相对安全。一天下午五点多，他们急行军到了沭河西岸的许口村，“大家都累坏了，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打趔趄，有的肩膀被枪托磨破了皮，渗着血，可没人叫苦。”只要过了河就安全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围着河边议论起来：“过了河我要先睡一天一夜，谁叫我都不起！”“我要去主力部队，混条三八大盖，比现在这破步枪好用多了！”“我就想先吃十个煎饼，再喝三碗糊粥，这几天净啃树皮了！”李美林也跟着笑，他想着，过了河要是能有个馒头吃，就心满意足了——那时候部队粮食紧张，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根本填不饱肚子。
　　许口村的沭河宽两三百米，水很浅，最深的地方也只到膝盖，河底到处是松软的沙滩。“大家都脱了不太合脚的鞋子，有的战士鞋子破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光着脚踩在沙滩上，反而觉得舒服。”他也脱了鞋，把鞋拎在手里，跟着队伍往河边走，沙滩软软的，踩着像棉花，风里带着河水的清凉，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些。
　　可就在队伍正要下到河水中时，突然有人大喊：“有鬼子骑兵！快隐蔽！”李美林心里一紧，回头一看，远处的土路上尘土飞扬，几十匹战马正往这边冲，马背上的鬼子穿着黄军装，手里的马刀在夕阳下闪着冷光，像一道道寒光。“队伍一下子乱了，同志们扔掉手里的衣服，赶紧抬枪就打，我也把鞋扔在沙滩上，端起枪瞄准鬼子骑兵。”他开了一枪，可鬼子骑兵跑得太快，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团沙土。
　　转眼间，鬼子骑兵就到了跟前，马嘶声、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沭河西岸瞬间成了战场。“有个鬼子骑着马冲过来，马刀一挥，就把我们班老周的胳膊砍伤了，老周忍着疼，一枪打在马腿上，鬼子从马上摔下来，老周扑上去，用刺刀结果了他。”混战中，张队长大喊：“快，小李！你们几个年龄小的，快朝河东跑！别回头！”李美林这才反应过来，掉头就往河里冲，冰冷的河水没过脚踝，冻得他一哆嗦，可他不敢停，拼命往对岸跑。
　　有个鬼子骑兵冲到他们前头，想拦住他们，却被后面的战友一枪打下马，可更多的鬼子冲进了队伍。“我看见副中队长和另一个战士被鬼子的马刀削中，副中队长的胸口流着血，他还想举起枪，可没等开枪，就扑倒在水里，河水一下子被染红了。”李美林吓得浑身发抖，跑都不知道怎么跑，脚像灌了铅一样沉。张队长又喊，声音都哑了，带着哭腔：“小李！快点跑！朝树林里跑！别管我们！”他这才回过神，眼泪掉在河水里，拼命往河东的树林里跑。
　　鬼子骑兵也钻进了树林，树林里的树不高，枝桠纵横，马跑不快，可鬼子还是紧追不舍，马刀不断削断树枝，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我看见前面有个坟包，坟包后面的草有半人高，还有几棵小洋槐树能挡着，就赶紧趴了过去，把身体埋在草里，连气都不敢喘。”鬼子骑着马在树林里转悠，马刀胡乱削着杂草和小树，冷不丁还有子弹打过来，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顶飞过，打断了一根洋槐树枝，树枝“啪”地掉在他身边，叶子落在他的脖子上，痒得他想挠，可他不敢动——生怕一动就被鬼子发现。
　　过了二十多分钟，马蹄声、枪声渐渐远了，鬼子撤了。天慢慢暗下来，四周静得可怕，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河水的“哗哗”声。李美林从草堆里爬出来，嗓子干得发紧，他喊着“张队长”“老周”“副中队长”，声音在树林里飘着，却没人回应。他沿着树林边缘往河边走，看见张队长正蹲在河边，手里拿着副中队长的绑腿，绑腿上还沾着血，张队长的眼泪掉在河水里，一圈圈涟漪散开。“我走过去，拉着张队长的衣角，哭着问‘张队长，其他人呢？老周呢？副中队长呢？’张队长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后来他们又在附近找了找，只找到了另外四个战友——原本57人的区中队，只剩下6个人。
　　“部队没了，王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美林，你先回家，等我们跟主力部队汇合了，就来接你’。”他攥着那个搪瓷缸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沭河边，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回家的路上，他走了五天，饿了就挖野菜，渴了就喝河水，脚上磨起了好几个水泡，水泡破了，疼得钻心，可他不敢停——他怕自己一停，就再也走不动了。
　　在家等了一两个月，李美林实在坐不住了，四处打听八路军的消息。有天，邻村的一个堡垒户告诉他，莒南有八路军的部队在招兵。他揣着那个搪瓷缸子，又一次偷偷离开了家——这是他第三次参军。“这次我找到了老四团，团长见我年纪小，却有打仗的经验，就让我在组织股当勤务员，后来又调到参谋处，跟着参谋们画地图、送情报。”1944年6月，刚满16岁的他，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我特别激动，晚上睡不着觉，摸着胸前的党徽，觉得自己长大了，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做更多事了。”
　　后来部队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他因为表现突出，被选调到司令部，给万毅司令员当勤务员。“万司令员特别和蔼，总教我认字、学文化，他说‘美林，咱们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等战争结束了，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你得好好学习’。”他跟着万司令员，学到了不少知识，也明白了更多革命道理。1945年9月，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给谷牧政委当警卫员，“那天司令部里特别热闹，战士们放鞭炮、唱歌，谷政委拉着我的手，笑着说‘美林，咱们赢了！鬼子投降了！以后再也不用打仗了！’我听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这么多年的苦，总算没白吃。”
　　再后来，他跟着部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被鬼子的炮弹炸伤了腿，“当时我正在给前线送情报，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我只觉得腿一麻，就倒在了地上，醒来的时候，腿已经缠满了绷带，医生说‘你这条腿能保住就不错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打仗了’。”可他没放弃，伤刚好一点，就又回到了部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他在战斗中又负了伤，这次伤在了胸口，差点丢了性命。伤愈后，他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干校学习，“在干校里，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建立新中国。”
　　干校毕业后，因为二等乙级残废，他不得不离开部队。“离开那天，我抱着战友们哭了，舍不得啊！我从11岁跟着部队，打了十年仗，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就是我的亲人。”他把那个搪瓷缸子带在身上，“它陪我打了那么多仗，救过我的命——有次我在野外迷路，就是用它接雨水喝，才活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洪瑞区，恰逢临沂要修飞机场，他主动请缨，带着两千多民工上了工地。“那时候条件苦，没有大型机械，全靠手挖、肩扛，白天我跟民工们一起扛水泥、挖土方，晚上就在工棚里给他们讲打鬼子的故事，鼓舞大家的士气。”民工们都喊他“李同志”，喜欢听他讲过去的事，“他们说‘李同志，要是没有你们当年打鬼子，我们现在哪能安安稳稳地修飞机场啊’，我听了，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三次参军，没当逃兵，没丢过八路军的脸。”“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认准了一条：跟着党，跟着八路军，准没错。打鬼子的时候是这样，建设国家的时候也是这样。”
　　李美林说，等春天来了，要再去沭河边看看，看看当年战友们倒下的地方，现在是不是长满了草木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