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八章 县委书记，中尉连长

　　(一)
　　
　　2012年秋的保定，银杏叶刚染了点金黄，风里就带了凉意。抗战研究院的会议室在一栋老楼里，阳光透进来，把台上老战士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是苏玉振同志，头发白得像院里的蒲公英，可腰杆还挺得直，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道泛白的疤痕——那是子弹穿过后留下的印记，一开口，沙哑的嗓音就裹着硝烟味，把我们这些听的人，全拽回了七十多年前的冀中平原。
　　“我是1919年生在保定的，”苏玉振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数当年的日子，“1937年鬼子占了北平，接着就往南打，我家那片地全让鬼子的马踩了。那会儿我才十八，揣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就去参了军，想着就算砍不死鬼子，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我坐在后排，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子，指尖都发紧。我想起1938年我刚参军时的模样，也是揣着把破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去。苏老比我早一年扛枪，1939年当上霸县县委书记时，也才二十岁出头——在如今，这年纪的娃还在学堂里读书，可那会儿，他已经要背着枪，在鬼子的“囚笼政策”里钻来钻去，护着一县的百姓。
　　
　　苏玉振讲得最细的，是1941年5月那回躲苇塘的事。“那天拂晓，天刚蒙蒙亮，我带着通讯员小王转移到朱家铺头。老乡张大爷一见我们，就拉着往屋里拽，说‘快歇会儿，我给你们贴饼子’。”苏玉振笑了笑，眼里有了暖意，“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旺，玉米糊的香味飘出来，刚把饼子从锅边揭下来，就听见村东头有人喊‘鬼子进村了！骑兵！’”他的声音突然沉了，“我拽着小王就往外跑，刚到村口，就看见东北、西北两边的尘土扬得老高——鬼子的骑兵来了，马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马蹄子踩在土路上，‘踏踏踏’的，像敲在人心上。”
　　我屏住呼吸，仿佛也听见了那马蹄声。那会儿冀中平原的青纱帐还没长起来，一眼能望出去二里地，没个遮拦。“万幸啊，村南有片三亩地的苇塘，”苏玉振拍了下桌子，“芦苇长得比人还高，杆儿粗，叶儿密，我跟小王一头扎进去，把身子埋在苇丛底下，连气都不敢大喘。”刚躲稳，就听见“踏踏踏”的马蹄声从塘边过，是敌人的骑兵往南迂回，马肚子擦着芦苇杆，“哗啦哗啦”响。苏玉振说，他那会儿攥着枪，手心全是汗，枪柄上的木头都被浸得发潮。
　　到了上午十点，太阳升得老高，大批扫荡的队伍来了，正好在塘南边那两棵老槐树下歇脚。“伪军们把枪往地上一杵，就坐在树根下抽烟，有的还脱了鞋抠脚。”苏玉振模仿着当时的样子，引得底下人笑了笑，可笑声很快就停了——风一吹，芦苇“哗哗”响，一个伪军突然跳起来，端着枪朝苇塘喊：“里边有人！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我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苏玉振的手攥成了拳，“小王想摸枪，我赶紧按住他——我听那伪军的声音发颤，就知道他也怕，怕真遇上八路，自己先送了命。”果然，喊了半天，苇塘里没动静，几个伪军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往里头迈一步。“有个胖伪军骂了句‘妈的，是风’，就又坐回去抽烟了。”苏老松了口气似的，“要是鬼子来搜，那回就悬了——鬼子的刺刀可比伪军的枪杆硬，他们真敢往芦苇丛里扎。”
　　
　　没过一个月，1941年6月，苏玉振又在固安县东湖庄遇上了险事。“那会儿永定河边上不太平，鬼子天天沿着大堤巡逻，我们白天不敢待在村里，只能夜里两三点躲到大堤的柳林里。”柳林里全是老柳树，枝桠纵横，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快亮时，哨兵突然喊了一声‘有情况！’，我一抬头，就看见晨雾里晃着黄军装——是鬼子的尖兵！”
　　“‘是敌人！撤！’我喊了一声，提着盒子枪就往堤下跑。”苏玉振的声音快了些，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早晨，“鬼子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有的打在柳树上，‘噗’的一声，树皮渣子溅了我一脸。我回身打了两枪，就看见追得最近的那个鬼子倒在堤坡上，黄军装浸了血。”
　　跑到安全地方，通讯员郭凤池突然拽住他的胳膊，声音都变了：“书记！你胳膊流血了！”苏玉振这才觉得疼，撸起袖子一看，一道血口子从右大臂后侧一直划到肩前侧，血顺着胳膊肘往下滴，把衣服都浸透了。“后来才知道，子弹是从后侧穿进去，前侧钻出来的，万幸没伤着骨头，不然这条胳膊就废了。”说到这儿，他把胳膊抬起来给我们看，那道疤痕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虫子，在老兵松弛的皮肤上格外显眼，“现在阴雨天还疼，一疼就想起那会儿——要是再偏一点，打在心脏上，我就见不着你们这些同志了。”
　　最让人揪心的，是1942年春天那次躲草棚的事。“那会儿鬼子搞‘五一大扫荡’，到处抓人，我们十来个干部躲在离马庄据点只有五六里地的营子村。”苏老说，营子村是八路军的堡垒村，“保长”秦世禄看着是给鬼子办事的，其实是他亲自派去的党支部书记，“村里的老乡都信我们，有啥消息第一时间就报过来。”那天他们住在村南口一户新联系的老乡家，刚坐下喝了碗水，秦世禄就满头大汗地跑进来，裤腿上全是泥：“不好了！敌人来了！骑兵加步兵，快躲！”
　　苏玉振跟通讯员郭凤池跑到院门口一看，心凉了半截——村南是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刚种上的麦子才齐脚脖子，连个土坡都没有。“鬼子的长枪能把这儿扫得明明白白，我们俩要是跑出去，就是活靶子，还会把敌人引到其他干部藏身的地方。”两人急得转圈，眼瞅着远处的尘土越来越近，苏老突然看见外院的草棚：“就那儿！”
　　草棚在院子的角落里，门挂着秫秸帘子，里头堆着半屋刚铡碎的谷草，软乎乎的，草堆上还撂着两个苇席编的篓子，比人矮一点，正好能扣在头上。“我拉着凤池蹲进去，把碎草往身上埋，直到胸口以下全被草盖住，连脚脖子都埋住了，再把席篓子扣在头上——篓子的缝小，能看见外头，外头却看不见里头。”刚藏好，就听见街口“哗啦”一声响，是鬼子的刺刀挑开了村门，接着就有鬼子兵在院门口站岗，皮鞋踩在土路上“咯吱”响，每一下都像踩在他们心上。
　　没多久，有人敲着锣在村里喊：“皇军到村里来开会！男女老少都去！不去的按通八路算！”房东一家慌慌张张地走了，就剩个四五岁的孩子留在屋里，坐在门槛上哭。“鬼子听见哭声，就进屋哄孩子，说‘小孩，糖的有’，那孩子吓得直往床底下钻，鬼子还笑。”苏玉振说到这儿，声音有点哑，“我在草堆里不敢喘气，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生怕鬼子听见。”
　　突然，“咚嗒、咚嗒”的皮鞋声朝草棚来了。苏玉振摸出手枪，把子弹推上膛，枪柄抵在腰上，郭凤池的呼吸也变得粗重，肩膀微微发抖。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草棚门口，苏玉振盯着秫秸帘子的缝，看见一双黑色的大皮鞋——再往前一步，鬼子就能掀开帘子。“我心里想：只要帘子一动，就先撂倒一个，就算死，也得拉个垫背的。”可脚步声擦着草棚门过去了，进了二门的里院，接着就听见翻找东西的声音，大概是在找水喝。
　　他刚松口气，又听见皮鞋声往回走——是鬼子出来了。“我赶紧碰了碰凤池的胳膊，小声说‘别出声，枪别走火’。”鬼子在门口站了会儿，嘴里还哼着听不懂的调子，又转身去了里院。就这样，鬼子来来回回走了三趟，每一次脚步声靠近，苏玉振都觉得心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后背的汗把碎草都浸湿了。“我不是怕自己死，”苏玉振的声音沉了沉，眼里有了光，“是怕万一开枪，鬼子知道村里藏了八路，会把老乡们全抓起来，烧房子、杀人——营子村这个堡垒村要是毁了，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再没地方藏身，老百姓也会遭大罪。咱们是为老百姓打仗的，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啊。”
　　直到日头偏西，村里的会散了，鬼子吹着哨集合，站岗的兵也扛着枪走了，秦世禄才偷偷跑进来，擦着汗说“可算糊弄走了，他们以为村里全是良民”。苏玉振这才敢把席篓子掀开，草屑从头上往下掉，他刚爬出来，就看见房东家的孩子跑过来，举着个烤红薯，脸上还挂着泪痕，却笑着喊：“叔叔，鬼子走啦！我娘让我给你送红薯！”
　　
　　苏玉振说，1949年后他调回保定工作，在政府部门干到1984年离休。“离休后没事干，就一头扎进了冀中抗战研究，”他指了指桌上的一摞笔记本，“把当年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找老战友问的——怕啊，怕再过几十年，年轻人就忘了这些事，忘了当年多少人流血才换回来今天的日子。”
　　那天散会后，我在研究院的院子里站了很久，秋风卷着落叶，落在脚边。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样子，想起躲在山洞里啃干馍的日子，想起那些跟苏玉振一样的干部——他们藏在草堆里、苇塘里，不是怕鬼子，是怕老百姓受连累；他们扛着枪在前面冲，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老乡们能安安稳稳地种庄稼、养孩子。这县委书记的名头，从来不是官，是扛在肩上的责任，是跟老百姓一条心的念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苏老胳膊上的疤痕，想起那个喊“鬼子走啦”的孩子，就觉得心里热烘烘的。
　　2014年，苏玉振走了，享年95岁，临终前还攥着那本记满了往事的笔记本。
　　
　　(二)
　　
　　
　　2009年底的桂林，冷雨裹着桂花香，打在雁山老巷的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我在志愿者帮助下，按着地址找到谭延煦老兵家时，木质院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能看见堂屋亮着灯。推开门，就见老兵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相册，指腹反复摩挲着一张穿军装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肩扛中尉军衔，军帽檐下的眼神亮得像怒江上空的太阳，胸前的纽扣映着光，那是1944年的他，也是腾冲战场上的预二师直属团步兵连中尉连长谭延煦。
　　“坐吧，都是扛过枪的，别客气。”他抬头看见我，声音里带着老广西人特有的温厚，指了指旁边的木凳，让志愿者帮忙倒茶。我接过他手里的相册翻了翻，里面夹着不少老物件：一枚磨得发亮的黄埔军校校徽、一张泛黄的入伍通知书，还有几页写满字的信纸，字迹已经有些模糊。“这是当年在成都军校时写的家信，没来得及寄，后来就跟着我跑遍了滇西。”谭延煦叹了口气，指尖落在信纸上，像是又摸到了当年的笔墨温度。
　　
　　他说自己是1919年8月生在雁山的，家就在漓江边，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去江边打鱼。1938年冬天，刚高中毕业的他，在桂林城里看见学校门口、大街墙上到处贴着黄埔军校的招生告示，红底黑字刺得人眼睛发烫。“那会儿鬼子都打到武汉了，桂林城里天天能听见防空警报，有时候白天上课，警报一响，就得往防空洞里钻。”他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像是看见当年的场景，“我跟三个高中同学在江边的大榕树下合计，书是没法安心读了，啥也别想了，当兵打鬼子去！”
　　报考那天，谭延煦揣着母亲煮的鸡蛋，走了两个小时的路才到考点。作文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握着笔，想起家乡被鬼子飞机轰炸的样子，眼泪差点掉在稿纸上，“我写‘身为中华儿郎，当执戈卫社稷，纵死亦不悔’，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分到成都黄埔军校十七期一总队工科后，他学的是爆破、筑城、阵地构筑，每天天不亮就出操，夜里还得背军事理论，“那会儿苦啊，冬天没有棉衣，就裹着单衣训练，手上冻得全是裂口，可没人喊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早点学好本事，早点去打鬼子。”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在军校里练的本事，后来会用在腾冲那座坚硬的石头城墙上。
　　1942年4月毕业，谭延煦被分到中国远征军第七集团军参谋处参谋科，后来又调去中央干部训练团学生总队当区队副，队长是曹团长。“曹大哥是湖南人，个子高，性子直，待我像亲弟弟。”谭延煦的声音软了些，嘴角露出笑意，“他知道我是广西人，爱吃辣，每次食堂做了辣椒炒肉，都会多打一份给我；夜里查哨，看见我在灯下看地图，还会从口袋里掏出个烤红薯，塞给我说‘暖暖心’。”半年后，曹团长升了预备二师团长，特意找他喝酒，红着脸说：“延煦，跟我去当连长，咱们兄弟一起打鬼子，多杀几个仇敌！”
　　“我心里热乎得很，当场就想答应。”谭延煦的手指攥了攥，“可没过两天，总部的调令就到了，让我去预二师直属团步兵连当中尉连长。”他拿着调令去找曹团长，心里满是愧疚，可曹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没事，咱们虽不在一个团，可都在预二师，说不定哪天就并肩作战了！”没想到这句“并肩作战”，后来竟成了两人最后的约定。
　　
　　1944年初，日军翻过高黎贡山，一路打到怒江边，谭延煦随部队在怒江对岸的保山驻防。“江对面就是鬼子的阵地，夜里能看见他们的篝火，忽明忽暗的，有时候还能听见他们喊口号，那声音顺着江风飘过来，气得我们攥着枪杆直咬牙。”鬼子先后三次尝试强渡怒江，想占领保山，都被他们打了回去。“第一次他们趁夜里偷渡，我们早就在江边布了岗，等他们的船刚到江心，机枪就‘突突突’地响，鬼子的船翻了一片，江水都染红了。”最后，日军一个联队退往腾冲，另一个联队扎在松山、龙陵一带，形成掎角之势。
　　到了5月，腾冲之战正式打响。前线打得惨烈，牺牲的士兵一批接一批地往后送，上峰下了死命令：预二师紧急补充上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腾冲城。“那回行军，这辈子都忘不了。”谭延煦的手指敲了敲藤椅扶手，像是在数路上的艰难日子，“我们穿着草鞋，不分白天黑夜地赶，鞋底磨破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过保山的时候，路边全是运送伤员的担架，有的兵腿上还流着血，绷带渗着红，却还在喊‘别管我，先送弹药去前线’。”
　　走到怒江边，刚过浮桥就开始爬高黎贡山。山上的路是临时挖的，又陡又滑，像是抹了油，走一步滑三步。“有个湖南兵，才十八岁，跟在我后面，走着走着脚下一滑，‘啊’的一声就滚下山了，我伸手去抓，只抓到他的衣角，眼睁睁看着他掉进山下的云雾里，连个影子都没找着。”谭延煦的声音低了下去，眼里泛起水光，“山上冷得邪乎，明明是5月，却跟寒冬腊月一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呼出的气都能看见白霜。”
　　有支广西补充团在山里迷了路，断了粮食和柴火，在山上冻了三天三夜。等大部队找到他们的时候，100多人全没了气，“有的兵还保持着抱枪的姿势，手指冻得跟冰疙瘩似的，掰都掰不开；有的互相抱着，想靠体温取暖，可最后还是一起冻僵了。”山路上到处都是牛、羊的尸体，还有战士们的遗体，有的被野兽啃得不成样子，有的身上还插着鬼子的刺刀。“我们找了块空地，挖了个大坑，把他们埋在一起，没有碑，就用刺刀在一块大石头上刻了‘广西子弟兵之墓’，想着以后要是能回来，再给他们立个正经的碑。”
　　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离腾冲城只剩几公里，总部却突然下令：预二师原地待命。“那才叫熬人啊！”谭延煦叹了口气，双手交握在一起，“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见前面的机枪声、大炮声，还有士兵们的厮杀声，近得像在耳边炸，两个人面对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不然根本听不见。”夜里更难熬，战斗要打到凌晨两点才停歇，静下来的时候，只能听见伤员的呻吟声，还有风刮过树林的“呜呜”声，像无数人在哭。
　　他实在坐不住，每天都借着巡查的名义往一线跑，一来是想找机会参战，二来是想看看几个熟悉的同学。有个黄埔十六期的同乡，叫张德胜，跟他一起考的军校，后来也当了连长，两人约定打完鬼子就一起回桂林吃米粉。头天晚上两三点，他还跟张德胜在战壕里聊天，张德胜从口袋里掏出半块炒米糖，塞给他说：“留着垫肚子，等咱们打进腾冲，我请你吃好的！”
　　可第二天上午10点多，就听见有人在战壕里喊：“张连长牺牲了！在东门攻城的时候中了冷枪！”谭延煦心里“咯噔”一下，当时就慌了，“总觉得是不是昨晚跟他聊太久，分了他的心，才让他没注意到鬼子的冷枪。”他顾不上危险，约了三个要好的同学，猫着腰穿过炮火连天的阵地，在一片被炸烂的战壕里找到了张德胜。“他胸口中了一枪，鲜血把军装染透了，手里还攥着半截枪杆，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在盯着前方的城墙。”
　　他们四个小心翼翼地把张德胜抬到路边，找了块被炸断的木板当棺材，又从附近的树上折了些松枝铺在里面。“没有碑，就捡了块平整的石头，用刺刀一点一点刻他的名字和籍贯——‘湖南长沙张德胜，民国三十三年五月殉国’。”谭延煦摸了摸眼角，“我当时跟他说，德胜，等打完仗，我一定带你回桂林，咱们说好的米粉，我替你多吃一碗。”
　　
　　待令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趴在阵地的土坡上，看着攻城的态势，心都揪成了一团。“前面的士兵刚冲上去，就被鬼子的机枪扫倒，后面的人连眼泪都来不及擦，举着枪就接着冲，有的兵腿断了，就爬着往前挪，手里还握着手榴弹。”冲锋的时候，士兵们的喊叫声、枪声、炮弹的爆炸声混在一起，乱得像麻雀造反，可每一声都透着一股子狠劲——那是跟鬼子拼命的劲！“打了不到半个月，腾冲城里的鬼子子弹快打完了，枪炮声才渐渐弱了些，可他们还是不投降，躲在城里的房子里顽抗。”
　　可腾冲城太难打了！那是座方形的明代古城，外墙用的是当地的火山条石，又厚又硬，“飞机扔的重磅炸弹砸上去，就听‘咚’的一声闷响，顶多在墙上留个浅坑，根本炸不破。”后来有个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出了个主意：把炮弹的尾部绑上带尖刺的铁架，像给炮弹装了“爪子”，这样投弹的时候，尖刺能扎进石墙里，让炸弹短暂附在墙上，爆炸的威力能集中在一点。
　　“我们试了三次，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城墙终于炸出个宽十多米的口子，跟个大城门似的！”谭延煦激动地拍了下桌子，“国军士兵们喊着‘冲啊！杀鬼子！’就往城里冲，可城里的仗更难打——鬼子躲在街巷的拐角处、老百姓的房子里，甚至是井里，冷不丁就放一枪，每进一条街，都得付出血的代价。”后来实在牺牲太多，连原本负责防备鬼子增援的部队都调过来攻城了，“有的团打下来，只剩下一半人，可没人退缩，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腾冲！”
　　终于等到命令，集团军总部让预二师派一个团进城清扫战场。曹团长主动请缨，带着特务排先去巡查城内的敌情。“他走在最前面，手里握着枪，刚到城门口，突然‘啪’的一声枪响，他晃了晃，就直挺挺地倒下去了。”谭延煦的声音发颤，“我们跑过去一看，子弹正好打在他的脑壳上，鲜血从他的额角流下来，染红了他的军装，他的眼睛还睁着，像是还在看着前方。”
　　是躲在城门口废弃地堡里的鬼子开的枪。那地堡藏在一堆烧毁的木柴和断墙后面，堡眼开得极低，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特务排的士兵红了眼，对着地堡拼命开枪，可子弹打在厚厚的水泥堡壁上，只留下一个个小坑，根本伤不到里面的鬼子，反倒被鬼子的冷枪伤了3个兵。“有个兵的腿被打穿了，躺在地上还喊‘团长！我给你报仇！’”
　　谭延煦和战友们赶到的时候，曹团长的遗体还躺在冰冷的城门口，他蹲下来，轻轻合上曹团长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曹大哥，你说过要跟我并肩作战的，你怎么就先走了……”他看着那处顽固的地堡，牙咬得咯咯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曹团长报仇！
　　就在这时，特务排的士兵抱来一把火焰喷射枪——那是从美军那里得到的武器，当时全师也没几挺。“我一把抢过来，说‘我来！’”战友们赶紧架起机枪，对着地堡的方向扫射，掩护他前进。“我猫着腰，一步一步往地堡挪，脚下的石子硌得脚疼，可我不敢停，每走一步，都能想起曹团长的样子。”离得近了，能听见地堡里鬼子叽里呱啦的喊叫声，还有拉动枪栓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把火焰喷射枪的喷头对准堡眼，扣下扳机——第一发火焰喷过去，‘呼’的一声，火舌裹着黑烟冒出来，地堡前的木柴瞬间就烧着了，火苗窜得有一人高，把地堡的入口堵得严严实实；第二发我调整了角度，直接喷进堡眼，里面传来鬼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跟杀猪似的，还夹杂着东西燃烧的‘滋滋’声。”
　　没一会儿，地堡的小门突然被推开，先跑出来一个鬼子，他的衣服全着火了，头发烧得焦黑，“嗷嗷”叫着往远处跑，没跑两步就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接着又跑出来两个鬼子，一个胳膊被烧伤，一个腿一瘸一拐，他们刚想举枪，战友们早就端着枪等着，“啪、啪”几声枪响，两个鬼子也倒在了血泊里。
　　谭延煦走到地堡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里面全是黑黢黢的，一股焦臭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熏得人想吐，“那是鬼子应得的下场！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毁了我们的家乡，这是他们欠我们的！”
　　腾冲之战打了三个多月，最后以“焦土”之战收尾——远征军全歼了守敌，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光是我们预二师，就牺牲了两千多人。”战后，预二师奉命留在腾冲，动员当地的老百姓跟医疗队一起抬伤员、救死扶伤、埋葬烈士。“老百姓可热情了，有的大妈提着熬好的粥，冒着危险送到阵地；有的大爷扛着担架，一天跑好几趟；还有小孩送来自己攒的糖，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打鬼子’。”谭延煦笑着说，“他们不管我们是哪个部队的，只知道我们是打鬼子的中国人，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有人问他，在战场上怕不怕死，他总是说：“怎么不怕？我也想活着回桂林，想再吃一口母亲煮的鱼。可真到了战场上，就没空想那么多了——你身后是你的战友，是老百姓，是咱们的家国，你退了，他们怎么办？你尽管放开胆子，死就死，活就活，考虑也没用。喊一声冲锋，你就得冲上去，这是军人的本分。”
　　
　　1945年七夕节的第二天，谭延煦正在营地里擦拭枪，突然听见外面传来鞭炮声，有人跑进来喊：“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我当时还不信，以为是有人开玩笑，跟战友们说‘别瞎传，鬼子那么嚣张顽固，怎么会投降？’”直到长官拿着电报，站在高台上大声宣读：“日本天皇已向全世界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才敢相信，“整个营地都疯了，有的兵抱着哭，有的兵朝天开枪，我跟几个战友坐在地上，拿出珍藏了很久的酒，一口一口地喝，眼泪混着酒往下咽——我们赢了，终于把鬼子赶出去了！”
　　1947年9月，谭延煦被调到参谋处当上尉参谋，做了一年多，又任工兵连少校连长。1949年12月，他随部队在昆明起义，次年被安排到昆明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结业后，他终于回到了离开13年多的桂林雁山老家，可推开老房子的门，里面满是灰尘，爹娘早就不在了——母亲在他参军后的第三年就病逝了，父亲在1944年鬼子进攻桂林时，为了保护乡亲们，被鬼子打死了。“桌上还放着我当年的高中课本，书页都黄了，我拿起来翻了翻，看见里面夹着一张母亲给我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吾儿，平安归来’，当时我就坐在地上哭，哭了很久很久。”
　　后来他进了大埠乡白米石厂当会计，一辈子没结婚，“不想连累别人，也忘不了那些牺牲的兄弟和爹娘。”垂暮之年，他跟着外甥过活，视力还好，每天都爱坐在藤椅上读书，读的大多是关于抗战的书籍，“想看看当年的事，也想记住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年轻面孔——他们还等着我们告诉后人，曾经有一群中国人，为了家国，拼过命。”
　　
　　2013年7月，谭延煦老兵走了，享年94岁。我每每记起他说的话，总想到腾冲的火山石、怒江的风，还有那些永远留在1944年的年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