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七章 居无定所，生死度外

　　(一)
　　
　　2012年秋的贵阳，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院子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梧桐叶被秋风染成金红，落在青石板路上沙沙作响。我坐在藤椅上，面前的水杯里泡着老茶，热气氤氲中，抗战研究院的冉砚农同志缓缓开口。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沟壑，说起七十多年前的事，声音虽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像是在我眼前铺开了一幅烽火连天的画卷。
　　
　　“我生在1920年正月，山东肥城县王瓜店镇新利村的，家里就我一个独苗。”冉砚农手指轻轻敲着藤椅扶手，眼神飘向远处，像是回到了那个山东乡村的清晨。“1935年从孔子庙高等小学堂毕业时，我才十五岁，心里就一个念想——当教员，教村里的娃读书识字。”那年考小学教员，他揣着母亲连夜缝的粗布书包，里面装着几本翻烂的课本，在考场里写得手都酸了。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看到“冉砚农，第二名”时，高兴得一路跑回家，把消息喊给在田里干活的父母听。
　　后来冉砚农被分到张家峪小学，第一次站上讲台，望着台下三十多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紧张得喉咙发紧。他提前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还编了些田间地头的小故事，把“国家”“民族”这些词揉进去。讲到岳飞抗金时，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说到家乡的庄稼，有孩子举手说“我爹也种麦子”。课后，几个家长围着他，手里攥着刚蒸好的红薯，笑着说：“这个小老师可以，不简单呢！能把书讲活，俺家娃以前不爱上学，现在天天催着要去！”那时候的日子，虽不富裕，却有着烟火气的安稳——他以为，这辈子就会守着这方讲台，看着孩子们从识文断字到长大成人。
　　可这份安稳，在1937年下半年被彻底撕碎。“那天中午，我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突然听见天上‘轰隆隆’的响，声音越来越近。”冉老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攥紧了藤椅的扶手。“我跑出教室一看，好几架日本飞机飞得特别低，翅膀上的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没等他反应过来，炸弹就落了下来，“轰隆”一声，镇东头的粮店塌了，烟尘滚滚。孩子们吓得哭成一团，他赶紧把孩子往课桌底下护，玻璃碎片像刀子一样飞进来，划破了他的胳膊。
　　之后的日子，枪声、爆炸声成了常态，学校没法再开课。冉砚农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家乡，看着被炸弹炸塌的房屋，看着乡亲们逃难的身影，心里又急又恨。“那时候就觉得，光教书不行，得拿起‘另一种武器’保护家。”没多久，他听说中华民族青年解放先锋队在招队员，连夜走了十几里路去报名。入队那天，他和其他队员一起宣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教员，而是有了沉甸甸的责任。
　　
　　1939年初，组织上在肥城办了抗日小学训练班，既要教文化，更要讲抗日道理。冉砚农第一个报了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大家练队列、学射击，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学理论。“有天晚上，区委的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冉老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我当时激动得手都抖了，连着说了三个‘愿意’，生怕人家反悔。”入党宣誓那天，没有像样的党旗，就用红布画了一个，他对着红布举起拳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每一个字都刻进了心里。
　　可当冉砚农回家跟父母说，组织要安排他出去工作时，家里的气氛瞬间沉了下来。母亲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他的衣服，眼泪不停地掉：“儿啊，你是家里唯一的根，外面枪林弹雨的，能不能不去？”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杆抖得厉害，半天说了句：“爹知道你想抗日，可爹就你一个儿子，要是你没了，俺和你娘可怎么活？”他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看着母亲哭红的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可他还是咬着牙，把眼泪憋回去：“爹，娘，我是党员，党员就得服从组织。等打跑了鬼子，我一定回来陪你们。”
　　那年夏天，日军集中了大批兵力围剿肥城的抗日根据地，“从早到晚，枪声就没停过，村里的狗叫得都哑了。”冉砚农跟着第七区区长尹恒卓等二十多个同志，往肥城县西北地区撤。一路上，大家走得急，饿了就啃口干粮，口干得冒火，就捧起田边的泥水喝。有个年轻的通信员，才十六岁，走不动了就拽着他的衣角，小声说：“冉同志，我不想死，我还没见着俺娘呢。”他拍着通信员的肩膀说：“别怕，咱们一定能冲出去。”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老乡们听说他们是抗日的队伍，赶紧腾出家里的屋子，还端来热粥和贴饼子。粥是玉米粥，贴饼子带着焦香，他饿了两天，刚端起碗，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村里的农会主席就急慌慌地跑进来，脸都白了，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都到村口了！”
　　大家瞬间就慌了，赶紧放下饭碗往外跑。刚出村口，就看见东边、西边、南边的土路上，全是戴着钢盔的鬼子，黑压压的一片，枪上的刺刀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还有几辆摩托车在前面开路，“突突突”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慌。“北边！北边还有空隙！”尹区长大喊一声，拔出腰间的手枪，朝着鬼子的方向开了一枪，“大家快往芦苇地跑！”
　　他们掉头就往北边的芦苇地冲，鬼子的枪声在身后追着响，“砰砰砰”的子弹擦着耳边飞过。还有汉奸的叫嚷声：“别跑！抓活的！谁不跑就饶了谁！”他能听见身边的同志倒下的声音——那个十六岁的通信员，刚跑了几步，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想回头拉，通信员却推着他喊：“冉同志，你快走！别管我！”没等他再伸手，鬼子就冲了上来，通信员骂着“狗汉奸”，捡起地上的石头砸过去，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了起来。他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往前跑，芦苇叶刮在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渗出血来，火辣辣地疼。
　　跑着跑着，他脚下一滑，摔进了芦苇丛里，浑身沾满了泥水。他赶紧趴在地上，把身子往芦苇深处缩，屏住呼吸，连心跳都不敢大声。没过一会儿，就听见“哗啦啦”的声音，离他特别近，像是有人在拨弄芦苇。他心里“咯噔”一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是不是鬼子追来了？他悄悄摸向身边的一块石头，紧紧攥在手里，心里想着：要是被发现了，就跟鬼子拼了，不能当俘虏。
　　可等冉砚农顺着声音慢慢看过去，却看见一条黄狗从芦苇里走出来，狗的身上也沾着泥，耷拉着尾巴，像是也在躲枪炮。那狗看了他一眼，没叫，摇了摇尾巴，就慢悠悠地走了。他这才松了口气，后背的衣服早就被冷汗浸湿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黏。
　　敌人还在四处开枪，子弹打在芦苇杆上，“嗖嗖”地响，还有鬼子的喊叫声：“出来！再不出来就放火了！”他趴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看着芦苇杆被子弹打断，一片片落下来。又过了一会儿，“哗啦啦，哗啦啦”的声音又响了，他这次没那么慌了，仔细一看，是几只刺猬在芦苇丛里爬，小短腿迈得飞快，像是也在找地方躲。他看着刺猬慢慢走远，心里忽然觉得有点酸——这战火纷飞的年代，连小动物都活得这么难，更何况是人呢？
　　一直熬到天黑，外面的枪声才渐渐停了，只有偶尔传来几声鬼子的吆喝。他从芦苇丛里慢慢爬出来，身上全是泥和草屑，腿麻得站不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揉了半天。他小声喊着同志们的名字：“尹区长！老张！小李！”喊了半天，才有三个同志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有个同志的胳膊还受了伤，血把衣服都染红了。“咱们往西南走，找个地方先躲躲。”尹区长的声音很沙哑，脸上也挂了彩，“天亮之前，一定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四个人，互相搀扶着，在黑夜里慢慢走。没有月亮，只能凭着星星辨方向，走得磕磕绊绊，好几次差点掉进沟里。天亮的时候，终于到了一个地主家——这个地主是倾向抗日的，之前跟组织有过联系。地主赶紧把他们领进后院的柴房，端来热水和干粮。刚想歇口气，就听见外面有人喊：“鬼子来了！快躲起来！”大家赶紧拿起枪，躲到柴房的角落里，紧张地盯着门口。
　　可没过一会儿，就看见一个穿着伪军衣服的人跑了进来，嘴里还喊着：“别开枪！是自己人！”走近了才看清，是县政府的财政科长。科长也愣了，看着他们手里的枪，接着哈哈大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见一家人啊！我这是乔装出来办事的，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了！”大家这才放下枪，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到了晚上，科长要去肥安办事，路过王瓜店镇——那是冉砚农的家乡。他跟科长商量：“科长，我想回家看看父母，就一会儿，看完我就归队。”科长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我陪你去，早点出来，夜里不安全。”他跟着科长悄悄进村，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还透着哭声。刚到家门口，就看见母亲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他的旧衣服，一边缝一边抹眼泪；父亲在院子里来回走，手里攥着烟杆，烟早就灭了。
　　
　　“爹！娘！”他忍不住喊了一声。母亲抬头看见他，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一下子就扑了过来，抱着他哭：“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父亲站在一旁，眼圈也红了，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半天说了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进屋，娘给你留了鸡蛋。”他跟着父母进了屋，母亲赶紧给他煮鸡蛋，父亲坐在他身边，问他在外面的情况，他不敢说自己遇到的危险，只说“挺好的，同志们都照顾我”。
　　可没等冉砚农吃完鸡蛋，邻居家的大婶就悄悄跑进来，压低声音说：“砚农，你快躲起来！小六知道你回来了，正往这儿来呢！”小六是他的发小，跟他一般大，后来当了日本鬼子的特务，专干出卖乡亲、举报抗日分子的事，村里好几个同志都被他害了。他心里一紧，赶紧从后门出去，大婶把他领进自家的夹墙里——这夹墙是之前藏粮食的，只有一个小口子能透气。
　　刚藏好，就听见前院传来小六的声音，又尖又细：“大叔大婶，我听说砚农回来了，特意来看看他。”母亲强装镇定：“小六啊，你听错了，砚农没回来，俺们也好久没见他了。”小六不相信，在院子里翻来翻去，还去地窖和红薯坑里找，嘴里骂骂咧咧的：“不可能！我明明听说他回来了，你们是不是藏起来了？要是让皇军知道了，你们也没好果子吃！”他在夹墙里听着，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都嵌进了肉里。小六找了半天没找到，才骂着走了。
　　冉砚农在夹墙里待了半个多小时，确定小六走了，才出来。“娘，我不能待在这儿了，小六肯定还会来。”他看着母亲哭红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等打跑了鬼子，我一定回来陪你们。”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银元塞到他手里，又给他包了几个馒头，哽咽着说：“儿啊，你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娘等着你回来。”父亲送他到村口，一直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才慢慢往回走。
　　
　　冉砚农走了两夜，脚底板磨起了好几个水泡，疼得钻心，可他不敢停——他怕小六带着鬼子追上来，更怕找不到党组织。走到唐山一带时，他已经快撑不住了，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河里的水，身上的衣服也破了好几个洞。好在遇到了一个姓王的老乡，知道他是抗日的干部，赶紧把他拉到家里，给了他一碗热粥，说：“同志，你别急，我晚上带你去见组织的人，白天走不安全。”
　　那天晚上，王老乡领着他在山里绕来绕去，走了好几个时辰，才到了唐山大山里的一个秘密据点。见到肥城县县委书记时，他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从鬼子围剿，到芦苇地逃生，再到回家遇到小六。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砚农同志，辛苦了，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归队就好，组织永远是你的家。”
　　之后他跟着书记在县委活动了几天，帮着整理文件、传递消息。没过多久，组织就派他到一区任区委书记。可一区是鬼子的重点占领区，到处都是岗楼，特务也多，“走在街上，都得小心有没有人盯着你。”他白天只能藏在老百姓家的地窖或柴房里，地窖又潮又黑，待久了浑身都疼；到了晚上，才敢摸黑出来，跟党员接头，传达组织的命令，有时候还要去发动群众，让大家支援抗日。
　　每次活动结束，冉砚农就跑到一家农户的高粱地里睡觉。高粱杆又高又密，能遮住身子，就是晚上冷，他只能把高粱杆拢在一起，裹着衣服蜷缩在里面。天亮以后，农户就会给他端来一碗热粥，有时还会带个窝窝头，说：“同志，你为了抗日受苦了，俺们也帮不上啥大忙，只能给你一口饭吃。”他说，那时候老百姓的恩情，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要是没有老乡们冒着风险帮他、护他，他根本活不下去。
　　跟他一起躲藏过几次的，还有肥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冉斌成。冉斌成是个大学毕业生，家里是地主，却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来抗日。“冉斌成有文化，能写会说，给老百姓讲课的时候，大家都爱听。”可冉斌成受不了在高粱地里睡觉，觉得又潮又冷，还容易被蚊子咬。有一天晚上，他没跟任何人说，就偷偷跑到老岳父家里藏着。可他老岳父家的邻居是个汉奸，看到他来了，就偷偷报了信。没过多久，鬼子就把老岳父家围了，把冉斌成抓了去。
　　鬼子对冉斌成用了各种刑，鞭子抽、烙铁烫，还把他吊在房梁上。冉斌成一开始还嘴硬，骂鬼子“畜生”，可熬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最后当了汉奸队的负责人。大家都以为他叛变了，都恨他，可没过多久，组织就收到了他偷偷送来的情报——哪里有鬼子的岗楼，什么时候有鬼子的运输队，甚至还有鬼子要扫荡的消息。“冉斌成心里一直没忘自己是中国人，他当汉奸是假的，是想在鬼子内部给咱们送情报。”冉老叹了口气，“后来，汉奸小六就是因为冉斌成提供的情报，被武工队在一个晚上处死的，也算替乡亲们报了仇。”
　　可冉斌成的日子也没长久。在一次跟组织接头时，他被鬼子的特务发现了。鬼子把他拉到肥城县城墙上，当着老百姓的面，用刺刀挑了他。“冉斌成临死前，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音特别大，整个县城都能听见。”冉砚农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虽然屈从过，可终究是为了抗日死的，是个英雄。”
　　
　　那时候，一区被捕被杀的同志越来越多，冀鲁豫抗日军区党委怕干部们都牺牲了，就下了命令，把敌占区的干部集中到冀鲁豫区委党校学习。他接到命令时，正藏在一个老乡家的柴房里，借着油灯的光看文件。看到信上“立即前往党校报到”的字样，他忍不住哭了——终于能暂时不用躲躲藏藏，能安安稳稳地学点东西了。
　　可党校的学习，也像是打游击。“我们没有固定的地方，走到一个村子，就在老乡家的院子里上课，黑板是用门板做的，粉笔是用炭条代替的。”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干部，有时候讲理论，有时候讲战术，大家坐在小板凳上，听得特别认真，记笔记的本子都是用草纸订的。学个三四天，只要听到鬼子要来的消息，大家就赶紧收拾行李，背着书包往另一个村子转移。一百多个学员，背着打了补丁的行李，白天专挑没人走的小路走，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也没人抱怨；晚上就分散住在老乡家的柴房或偏屋，几个人挤在一张土炕上，盖着又薄又硬的被子，却能睡得格外沉——毕竟比起在敌占区提心吊胆的日子，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是难得的安稳。
　　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叫“郭家村”的地方上课，老师正讲着《论持久战》，突然有老乡跑进来喊：“鬼子的扫荡队离这儿只有十里地了！”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收拾黑板和炭条，有的帮老乡把院子里的东西归置好，还有的搀扶着年纪大的学员往村外走。冉老说，那时候大家早就练出了“快反”的本事，从接到消息到全部撤离，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等他们钻进村后的山林里，还能看见远处鬼子的队伍举着太阳旗，慢悠悠地进了村。他们在山林里躲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敢出来，每个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有个女学员还发了烧，却没一句怨言，只是靠在树上，轻声说：“等咱们学好了本事，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在党校学习期间，冉砚农还参加了区党委组织的政民工作队。那时候正是秋收时节，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帮老乡们讨回被地主霸占的粮食，同时还要揪出藏在村里的汉奸和恶霸。他们走到一个村子，先跟农会主席接头，然后挨家挨户地跟老乡聊天。有个老乡叫张老汉，家里的三亩地被恶霸刘三抢了去，还被打得躺在床上起不来。冉老和队员们听了，气得攥紧了拳头，当天就带着老乡们去找刘三理论。刘三一开始还很嚣张，说：“我跟皇军有关系，你们敢动我？”可当工作队拿出他勾结鬼子、欺压百姓的证据，又有几十个老乡围着他控诉时，刘三终于怕了，不仅把地还给了张老汉，还把抢来的粮食都退了回去。张老汉拉着冉老的手，哭得老泪纵横：“同志，你们真是老百姓的救星啊！”冉砚农说，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抗日不仅是打鬼子，更是要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
　　
　　工作队的任务结束后，组织上把他派到了濮县五区任区委书记。五区跟肥城一区不一样，这里早就有了预备的反扫荡措施：老乡们会提前在村里挖好地道，地道的入口藏在磨盘下、灶台里，有的还通到村外的树林里；每个村都有“情报员”，一旦发现鬼子的踪影，就会用敲锣、吹哨子的方式报信。
　　有一次，鬼子突然来扫荡，冉老正在跟几个党员开会，听到村口的锣声，赶紧带着大家钻进地道。地道里又黑又窄，只能弯着腰走，空气里满是泥土的味道。他们在地道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听见上面传来鬼子的脚步声和砸东西的声音，却一点都不慌——他们知道，老乡们会帮他们应付。果然，等鬼子走了，农会主席告诉他们，老乡们故意把鬼子引到了空房子里，还说“抗日的干部早就跑了”，鬼子搜了半天没找到人，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
　　在五区的日子，虽然也有过几次危险，比如有一次他去邻村接头，差点被鬼子的巡逻队发现，多亏了一个老乡把他拉进家里，让冉砚农装成自己的儿子，才躲了过去，但相比在肥城一区的“朝不保夕”，已经算是安全多了。他白天跟老乡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组织党员开会，传达组织的指示，有时候还会教村里的孩子认字，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孩子们学得特别认真，晚上走在村里，能听见家家户户传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那歌声虽然稚嫩，却充满了力量。
　　
　　冉砚农说到这里，端起杯喝了口茶，茶已经凉了，可他脸上却带着暖意。“后来啊，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五区的一个村里跟老乡们收庄稼。”他笑着说，“有人从镇上跑回来，喊着‘鬼子投降了！咱们胜利了！’。全村的人都疯了，有的敲锣，有的打鼓，还有的把家里的好酒好肉都拿出来，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一直闹到天亮。我那天喝了不少酒，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那么多年的苦，终于熬出头了。”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濮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忙着组织老乡们恢复生产，建设家乡；可没过多久，解放战争爆发了，他响应组织的号召，报名参了军，编入了刘邓大军七纵十九旅五十五团二营任教导员。“那时候就想着，要把国民党反动派也打跑，让老百姓能真正过上安稳日子。”冉砚农跟着部队强渡黄河，在鲁西南战役里，他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子弹擦着头皮飞过，胳膊被子弹划伤了，他咬着牙继续往前冲；张风集战斗中，他跟战士们在战壕里待了三天三夜，没吃一口热饭，没喝一口热水，却没一个人退缩；梁山战斗时，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炮弹碎片炸伤了腿，躺在医院里，还惦记着前线的情况。“三次负伤，每次都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可一想到还有那么多战友在拼命，还有老百姓在等着咱们胜利，就又有了劲。”
　　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他被调到地方工作，任湖北省红安县县委书记兼区委书记。红安县是革命老区，可经过战火的摧残，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他带着老乡们修房子、开荒地、办学校，一点点把家乡的样子找回来。湖北解放后，他又先后任黄平县委副书记、大悟县委书记、孝感县委书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老乡们都说：“冉书记是个实在人，跟着他干，心里踏实。”
　　后来，他被调到贵州安顺地委工作，直到1989年离休。离休后的日子，他也没闲着，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还加入了抗战研究院，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文字，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能活到现在，能看到国家这么富强，老百姓这么幸福，我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有时候会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个十六岁的通信员，想起冉斌成……要是他们能看到现在的日子，该多好啊。”
　　
　　(二)
　　
　　2015年底的湖南攸县，刚下过一场小雨，山间的雾气还没散，青石板路滑溜溜的，踩上去能听见细微的“咯吱”声。我在志愿者帮助下，按着地址找到吴德瑞老兵的家，他坐在竹椅上，手里摩挲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弹棉花弓——弓杆是老松木的，弓弦虽换过新的，却依旧透着岁月的温润。见我来，老兵慢慢起身，声音带着点山间的清润：“是李明吧？你们都请坐。”
　　吴德瑞让儿子给我们都倒了热茶喝，他已知来意，目光落在窗外的雾气上，像是透过大雾，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十五岁那年，爹把我送到邻村的弹棉花师傅家学徒。”吴德瑞开口，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柔软，“那时候弹棉花是个金贵手艺，师傅脾气倔，头三个月只让我打杂——劈柴、烧火、理棉絮，连弹弓都不让碰。我性子急，可也知道师傅是为我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师傅家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棉絮理得整整齐齐。”直到第四个月，师傅才把那把老松木弹弓交到他手里，“第一次握弓时，手都在抖，师傅站在旁边骂：‘没出息！握稳了！’”他学着师傅的样子，把棉花铺在木板上，木槌轻轻敲在弓弦上，“噔——噔——”的声音在屋里回荡，棉絮随着弓弦的震动，慢慢散开，像天上的云。
　　练了半年，吴德瑞的手艺就有模有样了，师傅常说：“你这娃，手稳眼准，是块弹棉花的料。”十七岁出师那天，师傅把自己用了二十年的弹弓送给了他，“拿着它，好好过日子，凭手艺吃饭，不丢人。”他挑着弹弓和棉絮，走村串户，攸县的十里八乡，都知道有个“吴弹匠”，弹的棉花又软又匀，盖在身上暖和。也是这一年，父母给他说了门亲事，妻子是邻村的刘姑娘，眉眼清秀，手脚勤快，新婚那天，他把自己弹的第一床新棉絮送给妻子，妻子红着脸收下，说：“以后咱们就靠你这手艺，好好过日子。”
　　
　　可日子刚有了盼头，1937年的冬天，征兵的消息就传到了攸县。“那天我正在村里弹棉花，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抓壮丁。”吴老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攥紧了搪瓷缸，“我娘抱着我的腿哭，说‘娃啊，咱不去当兵，咱还弹棉花’，可当兵的人拿着枪，指着我爹的头，说‘不去就抓你爹顶数’。”他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看着妻子通红的眼睛，只能咬着牙点头：“娘，我去，等我回来，还给你弹棉花。”
　　吴德瑞被接兵干部带到茶陵集训，军营里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跑得慢了就被鞭子抽；练队列时，稍息、立正稍微错一点，就被罚站军姿，一站就是半天。第一次摸枪时，他心里又怕又好奇，枪身冰凉，沉甸甸的，班长教他们瞄准，他却总也瞄不准。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弹棉花的手艺竟帮了他大忙——弹棉花时要盯着棉絮的松紧，练出了极好的眼力；握着弹弓的手，常年用力，格外稳，握枪时也比别人稳得多。“第一次打靶，33环的靶，我打了28环，班长都惊了，说‘你这娃，以前是不是练过’？”他没说弹棉花的事，只是闷头练，后来每次打枪比赛，他都能拿第一，甩刀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刀一甩出去，能精准地扎在靶心的红圈里，连班长都夸他“天生就是打仗的料”。
　　集训结束后，吴德瑞被分配到107师321团，成了一名正规军。“那时候吉安是江西省的大后方，省里的政府机关、兵工厂都在那儿，还有很多从沦陷区逃过来的老百姓，街上到处都是难民，有的穿着破衣服，有的抱着孩子，哭着找家人。”吴老喝了口热茶，“日本人早就盯上了吉安，飞机天天来炸，有时候一天炸三四次，炸弹落在兵工厂里，火光冲天，爆炸声能传几十里地。”
　　
　　1941年2月的一天上午，日军攻占了吉安城外的“鹰嘴崖”阵地——那是个陡峭的山头，能俯瞰周围十几里的防线，一旦丢了，吉安城就暴露在鬼子的炮火下。“师长下了死命令，中午之前必须把鹰嘴崖夺回来，不然咱们都得死。”吴老说，“连长找我谈话，说‘德瑞，你枪法好，刀法硬，尖刀班班长非你莫属’。”他看着连长的眼睛，知道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却还是点了点头：“连长放心，我一定把阵地夺回来。”
　　出发前，炊事班杀了一头猪，是部队里仅有的一头种猪，平时舍不得杀，这次却全炖了，给尖刀班的17个人每人盛了一碗，还倒了半碗米酒。吴德瑞捧着碗，猪肉的香气飘进鼻子里，可他却没胃口——他想起了家里的父母，想起了妻子，不知道这碗肉吃完，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我旁边的小兵叫王小二，才十六岁，哭着把肉往我碗里塞，说‘班长，我怕，我还没见着俺娘呢’。”他拍着王小二的肩膀，把肉又推了回去，“别怕，跟着班长，咱们打完鬼子，一起回家。”
　　尖刀班每人都配了一把加拿大造冲锋枪和两把短刀，吴德瑞背着冲锋枪，枪身贴着后背，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不少。他们刚冲出战壕，日军的飞机就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震得耳朵疼，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身边的泥土和碎石溅得满身都是，有个弟兄没躲及，被炸弹碎片击中，当场就没了气。“别躲！往前冲！”吴德瑞喊着，带头往鹰嘴崖跑，17个人猫着腰，在炮火中穿梭，机枪子弹“嗖嗖”地擦着头皮飞过，有的打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子。
　　奇怪的是，越靠近鹰嘴崖，飞机就越不追着轰炸了——后来他们才知道，鬼子怕炸到自己人，特意停了空袭。冲到阵地前，吴德瑞端起冲锋枪，对准战壕里的鬼子就扫，“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子弹打在鬼子的钢盔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打光了第一个弹夹，赶紧换弹夹，手指因为紧张，好几次都没对上弹夹槽，王小二在旁边喊：“班长，小心！”他刚躲到一块石头后面，一颗子弹就打在了石头上，碎石子溅到他的胳膊上，火辣辣地疼。
　　等吴德瑞打光第三个弹夹时，身边的弟兄们也倒下了不少，战壕里的鬼子见他们没了子弹，端着刺刀就冲了上来，“呀呀”地喊着。“拼了！”吴德瑞拔出两把短刀，迎着鬼子冲上去，他看准一个鬼子的脖颈，手腕一甩，短刀“噗”地扎了进去，鬼子的血喷了他一脸，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另一个鬼子举着刺刀刺过来，他侧身躲开，反手一刀，砍在鬼子的胳膊上，鬼子惨叫着倒在地上，他又补了一刀，结束了鬼子的性命。
　　王小二跟在他后面，也拔出短刀，可没经验，被一个鬼子盯上了，刺刀刺进了他的肚子。“班长！救我！”王小二喊着，吴德瑞赶紧冲过去，一刀解决了那个鬼子，可王小二已经不行了，他拉着吴德瑞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班长，我……我想俺娘……”话没说完，头就歪了过去。吴德瑞抱着王小二的尸体，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个才十六岁的小兵，还没来得及见娘最后一面，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战斗结束后，鹰嘴崖终于被夺了回来，可尖刀班的17个人，只剩下了3个。吴德瑞站在阵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有鬼子的，也有弟兄们的，风刮过山头，带着血腥味，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命，是弟兄们用命换回来的。“那时候我才明白，啥叫生死置之度外——你不杀鬼子，鬼子就杀你，杀你的弟兄，杀你的亲人，与其等着死，不如拼一把。”
　　之后部队重组尖兵班，吴德瑞还是班长，他把王小二的短刀带在身上，每天都拿出来磨一磨，“我要带着他的刀，多杀几个鬼子，替他报仇。”他们白天躲在山林里，身上裹满了树枝和草叶，连脸上都抹着泥巴，远远看去，就像一截截树干。有一次，日军的巡逻队从山林边经过，离他们只有十几米远，吴老屏住呼吸，连心跳都不敢大声，巡逻队走了半天，都没发现他们。“白天飞机多，一动就会被发现，只能等晚上再行动。”到了晚上，他们先摸去鬼子的据点附近，把鬼子放的狗打死或赶跑——狗一叫，就会惊动鬼子。有一次，他们遇到一条特别凶的狼狗，扑上来就要咬，吴老眼疾手快，一刀扎在狗的喉咙上，狗哼了一声就倒了。
　　
　　吴德瑞还特别重视训练，每天晚上都带着弟兄们在野外练射击、练刀法、练战术。“我的枪法在师里能排上前三名，33环的靶，我最高打过32环，师长黄毕国三次给我发奖金，每次都是两块大洋。”说起这个，吴老的眼里闪过一丝自豪，“每次拿到奖金，我都请连长唐梅清和司务长张洪远吃大餐——我们三个都是醴陵老乡，在部队里互相照应，就像亲兄弟一样。”有一次，张洪远得了风寒，发烧到昏迷，吴老背着他跑了十几里地，找到医疗队，才把他救了回来。唐梅清常说：“德瑞，你这班长，比排长还尽心，以后肯定有出息。”没过多久，吴老就升了中士，团里的长官都对他另眼相看。
　　吴德瑞常跟弟兄们说：“打仗不是光靠勇，还得靠脑子，要会用地形地貌，要懂战术。”有一次，他们去突袭鬼子的一个岗楼，岗楼周围是开阔地，硬冲肯定会有伤亡。吴德瑞观察了半天，发现岗楼后面有一条小河，他带着弟兄们，从河里游过去，绕到岗楼后面，趁鬼子不注意，一下子就冲了进去，没费多大劲就拿下了岗楼。“有些新兵不懂这些，平时训练偷懒，上了战场就瞎冲，很容易就死了。”他每次训练都会把这些经验教给弟兄们，“我不想再看到弟兄们白白牺牲。”
　　后来，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匆匆撤出了吉安，吴德瑞看着鬼子撤退的背影，心里特别解气：“那时候我就知道，鬼子不行了，他们的气数尽了。”部队一路追着日军往福建赶，刚到福建，就接到命令——驻守福州的第100军被日军进攻，福州失守了，107师要去收复福州。“当时我们兵力不够，在福建招了很多新兵，这些新兵大多是当地的农民，没打过仗，可都恨鬼子，训练特别刻苦。”
　　攻打福州的战斗打了7天7夜，城里有地下党做内应，给他们送来了鬼子的布防图。“那天晚上，我们按照布防图，从城门的侧门攻进去，内应早就把守门的鬼子解决了。”吴德瑞带着尖兵班，冲在最前面，冲锋枪扫倒了几个负隅顽抗的鬼子，后面的大部队跟着冲进来，鬼子见状，只能往城外跑。7天后，福州终于被收复了，老百姓们拿着鸡蛋、馒头，站在路边欢迎他们，有个老大娘拉着吴德瑞的手，哭着说：“谢谢你们，把鬼子赶跑了，我们终于能回家了。”
　　之后，吴德瑞又跟着321团打到了厦门，负责驻守海岸线。“从福州到厦门，上千里的海岸线，我们要日夜巡逻，防止鬼子从海上偷袭。”黄毕国师长看重他，提拔他当了排长，还送他去军事学校集训，“在军校里，我学了战术、地图测绘，还有怎么指挥部队，那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打仗的知识。”集训结束后，他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证章，证章是铜制的，上面刻着“抗战胜利”四个字，他把证章贴身戴着，像宝贝一样。
　　
　　1945年8月15日那天，吴德瑞正在厦门的海岸线上巡逻，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鞭炮声，还有人喊：“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连长唐梅清跑过来，抱着他喊：“德瑞！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他才反应过来，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打了八年仗，吃了那么多苦，牺牲了那么多弟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天晚上，厦门城里到处都是人，老百姓们敲锣打鼓，举着灯笼，喊着“胜利了”，吴德瑞和弟兄们也跟着一起笑，一起哭，喝了很多酒，直到天亮都没睡。
　　没过多久，部队接到命令，要跨过海峡，去光复台湾。“我们坐的是小舰，每艘舰能坐100多人，船很小，在海上晃得厉害。”吴德瑞说，“有的弟兄晕船，吐得昏天黑地，有两个士兵，因为晕船太严重，加上之前受伤没好，没撑过去，死在了船上。”他们把尸体用帆布裹着，放在船尾，每个人都低着头，没人说话——胜利了，可还是有人没能回家。
　　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台湾。“我们上岸的时候，看到日军军官都在营地门口集体自杀，有的切腹，有的开枪，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吴德瑞说，“当时我们穿着草鞋，背着雨伞，有的还挑着锅碗瓢盆，样子很狼狈，可台湾民众看到我们，都夹道欢迎，喊着‘中国万岁’，有的还拿着水果、点心往我们手里塞。”有个台湾老伯伯拉着他的手，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我们终于等到你们了！”那一刻，吴德瑞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抗战胜利后，吴德瑞想退役回家，他太想念父母和妻子了。可长官说他年轻，身体好，还能为国家出力，劝他留下。他没办法，只能继续留在部队，直到1946年，才从台湾回到大陆，被分配到杭州的14兵站分站，1949年才正式退役。
　　
　　回到攸县老家的那天，他穿着军装，背着弹棉花弓，兴冲冲地往家里跑。可推开家门，却发现家里空荡荡的——邻居告诉他，因为他多年音讯全无，妻子以为他死了，两年前就改嫁了；父母也因为思念他，身体越来越差，去年先后去世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以前弹棉花的地方，眼泪止不住地流，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他在父母的坟前跪了很久，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都跟父母说了。
　　后来，在邻居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妻子也是个苦命人，丈夫在抗战中牺牲了，带着一个女儿。他们结婚后，吴德瑞又拿起了弹棉花弓，走村串户，靠手艺养家。“我弹棉花的时候，特别认真，每一缕棉絮都理得整整齐齐，每一针都缝得扎扎实实。”乡亲们都说，“吴弹匠的棉花，盖在身上暖和，心里也踏实。”他弹了几十年棉花，直到七十多岁，手没力气了，才停了下来。“现在乡亲们提起我，都说‘那是弹棉花的吴老’，没人知道我当年打过仗，”吴德瑞笑着说，“这样也挺好，平平静静的，比啥都强。”
　　我看着吴德瑞手里的弹棉花弓，忽然明白，这个老兵，用两种“武器”守护了他的家国——年轻时，他用枪和刀，在战场上与鬼子拼杀，把生死置之度外；年老后，他用弹棉花弓，为乡亲们弹制温暖的棉絮，守护着平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