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六章 白面书生，家中独子

　　(一)
　　
　　2015年12月的长沙，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里飘着湘樟树的清苦味儿。我提前半小时到了长沙抗战研究院，站在走廊里翻看湖南抗战老兵回忆录——那些口述的战场细节令人身入当年，可一想到马上要见的周海青老兵，心里还是有些发紧。毕竟，能听一位亲历过黄埔军校、打过藕池口阻击战的老兵亲口讲往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时，我正对着玻璃窗整理衣领。回头看见一位老兵拄着木拐杖进来，蓝布棉袄的领口缝着块洗得发白的补丁，袖口磨出了细细的毛边，唯独胸前别着的那枚纪念章，在暖黄的灯光下闪着亮。他步子慢，却走得稳，走到我面前时，先伸手握了握我的手——掌心粗糙，指节上有几道深深的纹路，像是刻着岁月的疤。“你就是李明吧？”他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军人的硬朗，“我是周海青，咱们坐下说，有些事儿，得慢慢讲才够味儿。”
　　周海青坐下后，先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有穿黄埔军校制服的年轻小伙，有骑着马的士兵，还有一张是一群人围着一面军旗。他指着那张穿制服的照片，嘴角弯了弯：“这是我1938年刚进黄埔时拍的，那时候才十六岁，脸白得像抹了粉，同学们见了就笑。”
　　
　　他说自己1922年4月生在长沙城郊的周家村，爹是个教书先生，走得早，娘一个人靠纺线织布拉扯他长大。“我从小就爱躲在爹的书房里看书，见了生人就往娘身后躲，说话细声细气的。”周老用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1938年秋天，听说黄埔军校在长沙招生，娘连夜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米卖了，换了块蓝布，缝了件新衣裳给我。送我去报名时，她拉着我的手说：‘海青啊，去当兵，练出胆子来，别总像个姑娘家似的。’”
　　可到了黄埔军校，周海青才知道，“练胆子”比读书难多了。第一次集合，教官让报数，他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被教官罚站了半小时；出操时，北方来的同学步子大，他总跟不上，好几次被落在后面；最让他头疼的是打靶——第一次进靶场，他攥着步枪的手心里全是汗，总怕枪走火伤了人。“教官在旁边喊‘三点一线！觇孔、准星、目标点，看清楚了再扣扳机！’我站在那儿，反复念叨这三句话，念得旁边的同学都回头看我。”周老笑着摇了摇头，“扣扳机的时候，我实在怕，就把眼睛闭了。枪响后，我听见同学喊：‘周海青，你这枪打哪儿去了？’我睁眼一看，子弹擦着靶边儿，没脱靶！”
　　周海青说当时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个山东来的同学拍了拍我的肩，喊我‘白面书生，不错啊，没脱靶就是赢！’我听了更不好意思，从那以后，一到休息时间，我就抱着枪去靶场练。”他说自己那时候，天不亮就起床，背着枪跑到后山，找棵树当靶子，反复练瞄准；中午别人休息，他还在靶场里，对着靶纸琢磨怎么才能把子弹打在八环里；晚上熄灯后，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心里默念“三点一线”的要领。“练了三个多月，再打靶时，我能把子弹稳稳钉在八环里，教官还夸了我一句‘进步快’。”周老的语气里，带着股子当年的骄傲。
　　
　　1940年夏天，周海青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53军130师390团。可胆子小的毛病，还是没彻底改过来——第一次骑马，就闹了个笑话。“那是在湖北团山，部队刚到驻地，连长让我们练骑马。马缰绳递到我手里时，我手都在抖，生怕马会咬我。”他比划着当时的样子，“我小心翼翼踩着马镫上马，坐稳后，手一抖，不小心抽了下马背。那马突然就狂跑起来，我在马背上颠得像要飞出去，手里的缰绳也抓不住了，最后‘咚’地一声摔在地上，眼前发黑，差点晕过去。”
　　旁边的战士赶紧跑过来扶他，周海青爬起来一看，裤子摔破了，膝盖也擦出了血。“连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说‘周海青，别怕，骑马跟打仗一样，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周老说，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娘的话，又想起连长的话，咬着牙决定：一定要把骑马学会。从那以后，他每天天不亮就去马棚，牵着马慢慢走；中午吃完饭，就请老兵教他怎么握缰绳、怎么夹马肚子；晚上练到天黑，才回营房。“练了一个多月，我终于能骑着马跟着部队行军了，虽然还是有些怕，可至少不会摔下来了。”
　　真正让周海青“胆子变大”的，是1941年湖北藕池口的阻击战。那天，他随部队驻守在藕池口的制高点，山下就是日军的阵地。“我们团守在山上，往下丢手榴弹，鬼子还往上冲，红着眼，像不怕死似的。”周老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拐杖，“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股鬼子冲了上来。我趴在战壕里，看见一个鬼子兵正好对着我——他大概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刀疤，从额头一直划到下巴，端着枪，一步步朝我逼过来。”
　　他说当时自己心里直打鼓，手心里全是汗，可转念一想：“我二十出头，身强力壮，他都四十多了，我凭啥怕他？”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军校教官教的“出奇制胜，先发制人，兵不厌诈”——这三句话，他记在笔记本上，每天都看一遍。“我脑子一热，朝着左右大喊：‘同志们过来过来！这边有鬼子！’”周老比划着大喊的样子，“那鬼子果然顿了一下，四处张望，想看看我的战友在哪儿。就是这一秒钟，我猛地扑上去，步枪的刺刀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肩胛。”
　　鬼子痛得叫出声来，伸手想抓周海青的衣领。周海青赶紧抬脚，一脚把鬼子踹倒在战壕里。“我正要再刺，那鬼子突然一滚，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枪也丢了。”他说自己当时啥也没想，爬起来就追——“他受了伤，肯定跑不过我！”追到河边时，鬼子没了退路，突然把头上的钢盔摘下来，朝周海青扔过来。“我把头一偏，钢盔擦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咚’地一声砸在石头上。”
　　鬼子见没砸中，转身就往河里跳。周海青赶紧举枪射击，可那鬼子游泳技术太好了，在水里像条鱼似的，转眼就游出了他的射程。“我当时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下可让他跑了。”周老笑了笑，“可我没白开枪——河对岸正好有我们130师的一个团，他们听见枪声，就朝河边跑过来。那鬼子刚游到对岸，还没来得及爬上岸，就被战友们抓了俘虏！”他说自己站在河边，看着战友们押着鬼子往回走，忍不住大笑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觉得，鬼子也怕死，只要敢跟他们斗，就能赢。此战之后，部队给周海青配了一把左轮手枪，他天天别在腰上，像是多了份底气。
　　
　　1942年初的一天，周海青和全连战士在湖北某地遭遇了一队鬼子。“两边一见面，就开火了。子弹‘嗖嗖’地飞，我趴在地上，扔了颗手榴弹过去——‘轰’的一声，炸倒了五个鬼子。”他说当时冲锋号一吹，他第一个跳起来，朝着鬼子的阵地冲过去，战友们跟着他一起冲，没一会儿就把鬼子赶出了村子。
　　刚喘了口气，周海青就听见有妇女喊“救命”。他顺着声音跑过去，看见一间屋的门没栓，就一脚踹开。“屋里，一个鬼子正按着个妇女，那妇女哭得撕心裂肺。鬼子背对着我，没看见我进来。”周海青摸出腰上的左轮手枪——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把枪，里面有六颗子弹。他对准鬼子的脑袋，手指一扣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就倒在了地上。
　　那妇女吓得浑身发抖，手不停地抖，话也说不出来。周海青正想安慰她几句，就听见部队的集合号响了——这已经是第三次吹集合号了，再不去，就要掉队了。“我急着要走，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请老天爷保佑英雄老弟长命百岁！’”周老说，当时他心里又酸又暖，赶紧把妇女扶起来，说了句“大姐，你保重”，就朝着集合地点跑去。
　　
　　那年春天，周海青因为表现突出，升了连队指导员。他说自己当了指导员，最记挂的就是战士们的冷暖。“有天下雪，天特别冷，我看见一个老兵穿着破布鞋，两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通红。”周老叹了口气，“那老兵姓王，从军二十多年了，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我找了根稻草杆子，量了量他的脚长，然后把自己省下来的津贴——那是我攒了三个月，想寄给娘的钱——托炊事班的陈班长，去镇上买了双棉鞋。”
　　他说那天晚上，他把棉鞋送到王老兵手里时，王老兵先是愣了愣，然后接过棉鞋，手不停地抖。“他穿上棉鞋，站起来走了两步，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说‘指导员，我从军二十多年，走了好多地方，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周老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当时拍了拍他的肩，说‘王大哥，咱们都是战友，就该互相照应。’”
　　可他没想到，这双棉鞋后来救了他的命。藕池口阻击战结束后，部队开往湖南华容，路上遭遇了日军飞机轰炸。“当时我们正在路边休息，突然听见飞机的声音——‘轰隆隆’的，特别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有人喊‘指导员！卧倒！’然后我就被人扑倒在地，压在身下。”周老的声音有些哽咽，“飞机走后，我爬起来一看，压在我身上的就是王老兵。他背上嵌了块弹片，血把棉袄都染红了，可他还笑着说‘指导员，你没事就好’。”
　　后来，王老兵被送回后方医院治疗，周海青再也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是好是坏，我都不知道。”周老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可我总想起他扑过来的样子，想起他穿上棉鞋时的笑容——要是没有他，我可能就不在这儿了。”
　　
　　1943年，周海青调到常德县政府民政科，参加常德反细菌战。“当时防疫区里特别乱，到处是感染的人，每天都有人去世。”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防疫区里忙，从早上忙到半夜，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天，我看见一个14岁的小姑娘，躺在病床上，烧得特别厉害，嘴唇都干裂了。她拉着我的手，声音特别轻，说‘叔叔，我痛，我不想活了，你让他们把我火化了吧。’”周老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么小的孩子，本该在家里读书、玩耍，却要受这种罪。我就想，鬼子太造孽了，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
　　那时候，很多人怕被感染，不敢去防疫区工作。可周海青不怕——“我上过战场，打过仗，子弹没长眼睛都没打死我，这点病算啥？”他说自己每天都穿着防护服，给病人喂药、换药，帮着医生照顾病人。“有时候累得站都站不住，可一想到那些病人，我就又有劲儿了。”
　　抗战胜利那天，周海青正在常德的防疫区里工作。“听见有人喊‘胜利了！抗战胜利了！’我当时就哭了，抱着身边的同事，哭得像个孩子。”他说那天，防疫区里的人都在笑，都在哭，都在喊——大家盼这一天，盼了太久了。
　　
　　抗战胜利后，周海青留在常德防疫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一名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给他们讲抗战的故事。1982年，他退休了，回到常德老家生活。2012年，因为女儿在长沙工作，他就搬到了长沙，和女儿一起住。
　　2015年，周海青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女儿陪我去领纪念章，工作人员把纪念章别在我胸前时，我又哭了。”他摸了摸胸前的纪念章，“这枚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为抗战牺牲、为抗战努力的人的。”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傍晚了。我送老兵出门，他走在前面，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周海青回头跟我说：“李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事写下来，让后人知道，当年不管是‘白面书生’还是老兵，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家都在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跟鬼子拼命。这些事，不能忘，也不敢忘。”
　　我站在门口，看着周海青慢慢走远的背影，这些人，怎么能忘呢？他从胆小的“白面书生”，到敢跟鬼子拼命的战士，再到教书育人的老师，他的一生，是千千万万抗战将士的缩影。
　　
　　(二)
　　
　　2016年秋的常州，一场秋雨刚过，空气里飘着桂树的甜香，混着老城区特有的烟火气。我提前半小时赶到老干部活动中心，站在走廊里等待——今天要见的董江天老战，是抗战研究院的同志特意推荐的，说他的故事里，藏着无数“家中独子”奔赴战场的缩影。
　　活动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时，我正对着玻璃窗整理衣领。回头望去，一位老战士拄着枣木拐杖缓缓走来，藏青色中山装的领口熨得平整，袖口却磨出了细细的毛边，唯独胸前别着的“独立自由奖章”，在暖黄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步子慢，却走得稳，每一步都像踩在岁月的刻度上。走到我面前时，他先伸出手，掌心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几道深深的纹路，一看就知道是握过刀、扛过枪的手。“你就是李明同志吧？”他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军人特有的硬朗，“我是董江天，咱们坐下说，有些事儿，得慢慢聊才说得透。”
　　
　　董江天说自己1925年生在山东寿光稻田镇董家村，家里有五个孩子，四个是丫头，就他一个男孩，爹娘把他当“命根子”疼。“那时候俺家有二亩薄田，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娘在家纺线织布，虽说不富裕，可一家七口守在一起，日子也有滋有味。”董老喝了口热茶，眼神飘向窗外，像是落进了八十年前的时光里，“可1938年2月27日那天，一切都变了。”
　　那天清晨，村外突然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震得房梁上的尘土簌簌往下掉。董江天刚穿好衣服，就听见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他跟着爹娘往村后的草垛跑，躲在里面不敢出声。“透过草缝，我看见鬼子端着枪，见人就杀，村里的王大爷刚出门，就被鬼子一枪打倒在地；李婶抱着孩子跑，鬼子追上去，一把夺过孩子摔在地上……”董老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拐杖，“可他们坏得很，一边杀人，一边让个穿黄军装、蹬大皮鞋的鬼子给小孩发糖——那鬼子满脸横肉，嘴角挂着笑，手里的糖纸闪着光，可我们这些娃子，谁也不敢过去，都缩在草垛里发抖。”
　　那次惨案后，董家村死了三十多口人，往日的欢声笑语没了，只剩下断墙残垣和乡亲们的哭声。董江天的爹娘怕他出事，再也不让他出门，每天把他锁在家里，让他跟着姐姐学认字。直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清河军区的赵寄舟和杨国夫部队来了，在董江天家南边的破庙里，建了座秘密兵工厂。“那庙离俺家就隔了两道墙，每天都能听见里面‘叮叮当当’的声音，爹娘说那是‘织布坊’，不让我靠近。”董老笑了笑，“可八路军的同志常来家里借东西，今天借把镰刀，明天要壶开水，一来二去就熟了。有次赵寄舟团长来借柴，见我趴在墙根看，就笑着说：‘小子，想知道里面干啥不？’我点点头，他就把我领了进去——里面哪是什么织布坊？地上堆着铁疙瘩，战士们有的在打大刀，有的在装手榴弹，还有的在熬硝石，满屋子都是火药味。”
　　赵团长见他机灵，又对兵工厂的事好奇，就说：“江天，给我们放哨咋样？看见陌生人来，就赶紧来报信。”从那天起，董江天每天背着个草筐，装作割草的样子，在村口转悠。他把村里的小路摸得门儿清，哪个是赶集的乡亲，哪个是外来的生人，一眼就能分清。“有次来了个卖货郎，我见他总往兵工厂的方向瞅，就悄悄跟着他，直到他出了村才回来，把这事跟赵团长说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汉奸派来打探消息的。”
　　
　　1941年4月的一个午后，天气格外热，董江天正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乘凉，一个高个子男人突然走了过来。那人穿件灰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拎着个布包，眼神却直勾勾的，盯着兵工厂的方向。“娃，问你个事，”男人蹲下来，从布包里掏出块糖，递到他面前，“你们村是不是有兵工厂啊？”董江天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赵团长说的“不能跟陌生人说实话”，就摇了摇头：“没有，俺们村就种庄稼，啥工厂都没有。”男人皱了皱眉，把糖收了回去，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可到了傍晚，那男人又回来了，这次没带糖，脸色也沉了下来。他一把抓住董江天的胳膊，力气大得让他生疼：“你这小孩，跟我说实话！你们村是不是有八路军的兵工厂？有共产党的兵工厂？”董江天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却还是咬着牙摇头：“没有，啥都没有！”男人见他不说，狠狠推了他一把，骂了句“小兔崽子”，就气冲冲地走了。
　　“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越想越不对劲——这人中午来问，傍晚又来，肯定没安好心！”董江天撒腿就往兵工厂跑，喘着粗气把这事跟赵团长说了。赵团长一听，脸色立刻变了，马上召集战士们开会：“不好，是汉奸把消息报给鬼子了！今晚必须搬，晚了就全完了！”他转过身，拍了拍董江天的肩：“江天，你报的信救了大伙，立了大功！可你不能再待在村里了，鬼子要是来报复，第一个找的就是你。今晚跟我们走，等安全了，再想办法联系你爹娘。”
　　那天夜里，董江天跟着兵工厂的战士们，往广饶方向走。他走几步就回头望一眼家的方向，月光下，他家的茅草屋顶隐约可见，可他却连句道别都没跟爹娘说。“我心里又怕又舍不得，怕再也见不到爹娘，又怕连累他们。”董老的声音有些发颤，“走了大概有三里地，我听见身后传来枪声，还有鬼子的叫喊声——我知道，鬼子来董家村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逃出来的乡亲说，一百多个鬼子进了村，把兵工厂的破庙烧了，还抢了乡亲们的粮食，杀了两个不肯说兵工厂去向的老人。“我爹娘躲在菜窖里，才逃过一劫，可家里的房子被烧得只剩断墙，纺车、锄头，全被鬼子砸了。”董老叹了口气，“那时候我就想，鬼子不除，咱们就没有安稳日子过。1941年5月，我在广饶报名参加了八路军——穿上军装的那天，我对着董家村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爹，娘，儿子去打鬼子了，等把鬼子赶出去，我就回家陪你们’。”
　　参军后没多久，董江天就跟着武工队，摸到了那个汉奸的住处。“那汉奸住在广饶县城的一个小院里，每天晚上都去酒馆喝酒。我们等在酒馆门口，等他出来，我冲上去，用兵工厂造的大刀，一下子就把他砍倒了。”董老的眼神变得坚定，“我不后悔，他害了那么多乡亲，毁了那么多家庭，该杀！”
　　
　　1942年3月的三官庙战斗，是董江天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仗。当时，鬼子三百多人，伪军八百多，带着重机枪、燃烧弹，来“扫荡”三官庙。八路军清河军区的一个加强连驻守在三官庙的土围子里，手里只有步枪和手榴弹，装备差得远。“鬼子先对着土围子打了十几分钟炮，‘咚咚咚’的，土围子上的土块哗哗往下掉，我们趴在战壕里，耳朵都快震聋了。”董老比划着当时的场景，“炮声一停，日伪军就端着枪往里面冲，我们扔手榴弹，‘轰轰轰’的，把他们打了回去；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冲上来，来来回回打了四五趟，一直打到天黑，双方都累得不行，鬼子和伪军就在村里生火做饭，打算歇一晚再进攻。”
　　当晚，赵寄舟司令员和杨国夫政委决定组织“大刀队”反击——一队十几个人，每人一把兵工厂造的大刀，胳膊上扎块白毛巾。“夜里黑，看不见人，看见白毛巾就是自己人，没毛巾的，不管是鬼子还是伪军，直接用刀砍。”董江天第一个报了名，他把白毛巾紧紧扎在左臂上，手心攥着刀柄，指节都泛了白。“我那时候十七岁，第一次要跟鬼子面对面拼刀，心里也怕，可一想到董家村的乡亲，想到被鬼子害死的人，就不怕了。”
　　天黑透了，月亮躲在云后面，大地一片漆黑。董江天和战友们猫着腰，贴着墙根，悄悄摸到鬼子的营地。营地门口有两个哨兵，正靠着树抽烟，火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我和班长绕到哨兵身后，班长捂住一个哨兵的嘴，我一刀砍在他脖子上；另一个哨兵刚要喊，战友就冲上去，用大刀把他劈倒了。”董江天压低声音，像是怕惊动了当年的鬼子，“我们冲进去的时候，鬼子正围着篝火吃饭，有的在喝酒，有的在聊天，根本没防备。我看见一个鬼子刚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饭碗，我冲上去，一刀砍在他肩上，他‘哇’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又有个鬼子举着枪朝我开枪，我侧身躲开，反手一刀，砍在他的胸口，他倒在篝火里，衣服一下子就烧着了。”
　　那天夜里，大刀队杀了七十多个鬼子、一百多个伪军，还打死了一个鬼子大佐——后来才知道，那个大佐就是指挥“扫荡”三官庙的头目。“我们连夜撤离，走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营地，火光冲天，鬼子的叫喊声、哭声，老远都能听见。”董老的语气里带着股子自豪，“第二天一早，鬼子从济南调了飞机来轰炸，可我们早就撤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炸的，只是一座空营。”
　　
　　1943年夏天，清河军区选派董江天等十几个人，秘密前往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学习。“我们换上便衣，揣着窝窝头，背着水壶，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赶路，走了十几天，才到安徽阜阳，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十九期，在第十五总队第八中队第三区队。”董老说，因为他们来自解放区，身份特殊，必须严格保密，“我们十几个人，不能扎堆，不能说话，吃饭要错开时间，睡觉要分在不同的宿舍，就算在路上碰见，也得装作不认识。有次我跟宋平同学在操场碰见，刚想打招呼，他就把头扭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怕被人发现我们认识。”
　　在黄埔军校学习的一年多里，董江天格外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队列，白天学战术、练射击，晚上还要背军事理论，有时候累得倒头就睡。“我想把本事学好，将来能多杀几个鬼子，早点把鬼子赶出去，早点回家见爹娘。”毕业那天，李仙洲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讲话，还给每人发了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我把证书揣在怀里，摸了又摸，心里想，等抗战胜利了，一定要把这证书带回家，给爹娘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出息了。”
　　
　　1945年8月15日，董江天正在潍坊参加战斗，跟鬼子打得难解难分。8月19日那天，上级突然召集全体战士，大声宣布：“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当时大伙一下子就炸了锅，有的哭，有的笑，有的抱着战友又蹦又跳。”董老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还在战壕里开了个庆祝会，有人唱歌，有人演戏，上级还每人发了两块钱，我们凑钱买了猪肉和白菜，煮了一大锅菜，吃得比过年还热闹。那天夜里，我躺在战壕里，望着天上的星星，第一次敢大声喊：‘爹！娘！鬼子投降了！我能回家了！’喊完之后，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
　　可和平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解放战争时期，董江天又参加了潍坊战役和济南战役。在济南战役中，他带着战士们冲锋，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飞过去，弹片划伤了他的额头；在潍坊战役中，他的腿部被弹片击中，差点截肢。“有次在战场上，我倒下的时候，以为再也见不到爹娘了，就想着，要是能活着，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董老摸了摸额头和腿部的疤痕，“后来伤好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往家跑——爹娘见了我，抱着我哭了半天，说以为我早就不在了，连我的坟都偷偷修好了。”
　　
　　新中国成立后，董江天于1954年转业到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分行工作，负责会计核算。他工作认真，从不马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5年离休后，他就一直住在常州，跟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现在我97岁了，每天早上起来遛遛弯，看看报纸，有时候还跟老战友们通个电话，聊聊当年的事。”董江天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坐在轮椅上，身边围着儿孙，笑得格外开心，“这是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拍的，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我这辈子，最满足的就是看着儿孙们平平安安，看着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采访结束时，夕阳透过窗户，洒在董江天的中山装上，胸前的奖章闪着微光。他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李明同志，你一定要把这些事写下来，让后人知道，当年有多少像我这样的独子，离开爹娘，扛着枪上战场——不是我们不怕死，是我们知道，只有把鬼子赶出去，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家，才能保住咱们国家这个大家。这些事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