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五章 俊光机枪，发祥大炮

　　(一)
　　
　　2015年冬，广州的冷雨带着湿意敲打着广东抗战研究院的玻璃窗，会议室里却暖得很——老兵们身上的棉衣、玻璃杯里冒的热气，还有陈俊光开口时，那带着潮汕口音的、裹着硝烟味的回忆，把整个屋子都烘得滚烫。我坐在离他不远的藤椅子上，看着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一次次摩挲膝盖，仿佛那不是膝盖，而是七十多年前，他紧紧抱在怀里的、冰冷的机枪枪身。
　　
　　“1923年在泰国出生，可我娘总说，根在揭西。”陈老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她教我讲潮汕话，教我认‘员墩村’三个字，说将来要是想家了，凭着这三个字就能找回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曼谷时，陈俊光才十四岁，在唐人街的杂货铺当学徒。那天晚上，铺子里的华人聚在煤油灯底下哭，有人说“祖国要没了”，有人说“得回去打鬼子”。他攥着给娘买的花布帕子，一夜没睡，第二天就跟掌柜辞了工，揣着攒下的三块银元，跟着同乡往祖国的方向走。坐船、搭牛车、翻山路，走了三个多月，才终于踩上了员墩村的泥土。扑进娘怀里时，他的草鞋都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
　　真正让陈俊光把“打鬼子”三个字刻进骨头里的，是1939年6月的河婆圩轰炸。“那天是圩日，我去给娘买她爱吃的腐乳饼，刚走到帝爷街的牌坊下，就听见天上‘嗡——’的一声，跟打雷似的。”陈老的手突然顿住，眼神飘向远处，像是又看见当年的场景，“有人喊‘飞机！是鬼子的飞机！’，街上的人跟疯了似的往巷子里钻。我抱着牌坊的石狮子蹲下来，耳朵里全是‘轰隆’的爆炸声，碎瓦片、断木梁往下掉，砸在头上生疼。”轰炸停了之后，他从石狮子后面爬出来，看见西门街的药铺塌了半边，掌柜的小儿子被压在柜台下，小手还攥着半块糖；区署前的空地上，几个妇人抱着死去的孩子哭，眼泪混着血水流在地上，渗进砖缝里。他跌跌撞撞跑回家，娘看见他满身灰尘，抱着他哭，他却推开娘，从灶房里抄起砍柴刀，红着眼说：“娘，鬼子再这么炸，咱们都活不成！我要去当兵，把他们赶下海！”娘没拦他，只是连夜给他缝了件粗布夹袄，把银元缝在衣领里，送他到村口时，只说了句“活着回来”。
　　1942年1月20日，陈俊光在揭西县城报了名，被分到独立20旅3团3连。连长张继先是河北人，个子高，嗓门更大，第一次见他就拍着他的肩膀笑：“小伙子身子骨结实，跟我学打枪，保准能杀鬼子！”训练时，陈俊光肯下苦功——别人练瞄准练一个时辰，他就练两个；别人扛着步枪跑，他就抱着比步枪重三倍的机枪零件跑。有次练机枪拆解，他的手指被弹簧夹破了，血渗进零件缝里，他也不吭声，用布条裹住继续练。半年后考核，他趴在地上，对着两百米外的靶心，一梭子子弹下去，十发九中。张继先拿着靶纸笑：“好小子！以后你就是咱连的机枪手，这挺捷克式，归你了！”那天晚上，他抱着机枪在营地里坐了半宿，摸着冰冷的枪身，像是摸到了救命的稻草——有这挺枪，就能护着战友，就能打鬼子。
　　
　　1943年9月，大脊岭保卫战打响时，陈俊光第一次尝到了战场的残酷。大脊岭是惠州的门户，山高林密，鬼子的种田中队带着钢炮来攻，天没亮就开始轰山。“炮弹落在身边，土块子往嘴里灌，我抱着机枪缩在掩体里，耳朵都快震聋了。”陈老说，“鬼子的炮轰了半个时辰，然后就听见‘嗷嗷’的叫喊声，他们以为我们都被炸死了，端着刺刀往山上冲。”当时他藏在“佛脐”地段的岩石后面，那地方是个凹陷处，正好能架机枪。张继先趴在他旁边，盯着山下的鬼子，等他们走到五十米内，突然喊了声“打！”——陈俊光立刻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机枪声在山谷里响起来，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扫向鬼子的队伍。他看见最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后面的鬼子还想往前冲，战友们的手榴弹就扔了下去，“轰隆”一声，鬼子的队伍乱了套。
　　“种田那个鬼子官，穿着黄呢子大衣，举着指挥刀喊，我对着他的方向扫了一梭子！”陈俊光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瞬间，“就看见他晃了晃，倒在地上不动了！鬼子没了指挥，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们追着打，山上的轻重机枪、步枪全响了，跟炒豆子似的。”仗打完后，他们清点战场，光鬼子的尸体就抬了两百多具，最后只有十个鬼子趁着天黑跑了。3连被评为“英雄连”，张继先把他拉到团长面前，拍着他的胸脯说：“这小子，机枪打得比狙还准！”那天，他摸着机枪上的弹孔——那是鬼子的子弹擦过留下的痕迹，心里突然觉得，这挺枪，就是他的兄弟。
　　后来部队奉命开赴惠州，编入63军。第一次全军动员大会，军长张瑞贵的样子，陈俊光记了一辈子。“张军长穿着灰布军装，腰带勒得紧紧的，走上台没说两句话，突然‘哗啦’一下把上衣扒了！”陈俊光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你猜怎么着？他身上全是疤！大大小小的，有的像月牙，有的像铜钱，最显眼的是胸口那个，碗口那么大，是子弹穿过去留下的。”张瑞贵指着那些疤，对着台下上千名战士喊：“弟兄们！这些疤，都是鬼子给的！民国二十七年在上海，民国二十八年在武汉，鬼子的子弹没打死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上了战场，别怕死！你越怕，鬼子越凶；你敢冲，鬼子就怕你！我张瑞贵能活着，你们也能活着，打完鬼子，咱们都回家！”台下的战士们喊得震天响，陈俊光攥着机枪背带，指节都捏白了，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流——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这么多人拧成一股绳，鬼子一定能打跑。
　　到了惠州，陈俊光被调进153师457团1营3连，营长梁日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戴个圆框眼镜，看着文质彬彬，打起仗来却比谁都猛。“梁营长总说，‘鬼子占着咱们的城，咱们不能让他们安生’，隔三差五就带我们去袭扰。”有次他们去打横沥镇，那地方驻着一个小队的鬼子，还有两挺重机枪。梁日魁带着他们绕到镇子后面的山头上，等到半夜，陈俊光架起机枪对准鬼子的炮楼，梁日魁喊了声“打”，他的机枪先响，接着战友们的手榴弹就扔进了炮楼。鬼子没防备，乱作一团，有的从炮楼里跑出来，刚露头就被步枪打死；有的想开枪还击，却被陈俊光的机枪扫倒。不到半个时辰，战斗就结束了，他们收复了横沥，还缴获了一挺重机枪。
　　可撤退时，意外发生了。张继先连长走在队伍后面，突然“噗”的一声，身子晃了晃，倒在地上。“陈俊光听见声音回头，看见连长胸口在冒血，地上流了一大滩。”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哭腔，“我们冲过去，把连长抱起来，他还睁着眼睛，想说什么，却只吐了口血。”有人喊“是狙击手！在那边的瓦房上”。陈俊光抱着机枪往瓦房冲，可等他爬上去，只看见一个空的狙击枪套，狙击手早就跑了。“我蹲在瓦房上，抱着机枪哭，心里恨啊！恨自己没早点发现，恨自己没保护好连长！”那天晚上，他们把张继先埋在横沥的山脚下，没有墓碑，只在树上刻了个“张”字。陈俊光摸着那个字，跟自己说：“连长，以后我替你杀鬼子，杀够本！”
　　
　　1943年11月的惠州城东之战，成了陈俊光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那天早上，部队刚开进惠州城东的巷子，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是狙击枪！走在最前面的战士应声倒地，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枪响传来，转眼就有十多个战友倒在地上，有的还在挣扎，有的已经没了呼吸。陈俊光蹲在墙角，给一个叫“小柱子”的河南兵包扎胳膊。小柱子才十七岁，哭着说：“陈哥，我怕，我想俺娘。”他刚安慰了两句，突然听见“嗖嗖嗖”的风声——那是子弹飞过的声音！他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一梭子子弹擦着他的脑门飞过去，“啪”的一声，他的军帽掉在地上，帽檐上被打出一个圆圆的弹孔，离太阳穴只有一指宽。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觉得头皮发麻，接着就反应过来——子弹是从头顶上来的！”陈俊光连滚带爬躲到墙后，从墙缝里往外看。巷子两边是老榕树，枝繁叶茂，粗粗的树枝横在头顶上。他眯着眼睛仔细看，突然看见一根树枝上，有片叶子在动——不是风吹的，是有人在呼吸！再仔细看，树叶后面露出一点黄布，是鬼子的军装！“有鬼子！在树上！”他爬起来，连滚带爬跑到指挥官身边，指着榕树喊，“至少有五个，都趴在树杈上，用树叶挡着！”指挥官皱着眉，往树上看了一眼，立刻下令：“迫击炮准备！陈俊光，你的机枪对准树枝，听我命令，一起打！”
　　陈俊光立刻架起机枪，对准最近的一棵榕树。他的手不抖，眼睛紧紧盯着树叶后面的黄布，手指扣在扳机上，等着命令。“打！”指挥官一声令下，他立刻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机枪声在巷子里炸开，子弹像雨点似的射向树枝。与此同时，迫击炮也响了，“轰隆”一声，炮弹落在榕树上，树枝“咔嚓”一声断了，树叶“哗啦啦”往下掉。他看见一个鬼子从树枝上掉下来，摔在地上，一动不动；另一个鬼子想往另一根树枝爬，他立刻调转枪口，一梭子下去，那鬼子也掉了下来，手里还攥着狙击枪。
　　“打了大概五分钟，树上的鬼子全掉下来了，五个人，一个都没跑掉。”陈俊光喘着气，看着地上的鬼子尸体，突然觉得浑身发软，坐在地上。有战友走过来，捡起他的军帽，笑着说：“老陈，你命大！这弹孔再偏一点，你就交代在这儿了！”他接过军帽，摸了摸那个弹孔，又摸了摸自己的脑门，才发现手心全是汗。后来清理战场时，有人量了量弹孔和他太阳穴的距离，说“也就五厘米”——五厘米，差一点，他就见不到战后的太阳了。
　　
　　1945年春天，陈俊光被提拔为机枪班班长，手下有四个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把自己的经验全教给他们：“打机枪要稳，胳膊要撑住，别慌；看见鬼子别乱扫，瞄准了再打，子弹金贵；还有，不管多危险，都要护住枪——枪在，人在。”那年7月中旬，部队接到情报：日军有一支运输船队，从和平、龙川、河源抢了大批物资，有鸡鸭、粮食，还有弹药，要从东江运往广州，护送的是一艘小型军舰，上面有十多个鬼子，还有两挺重机枪。
　　“团长说，这是鬼子的‘补给线’，必须断了它！”陈俊光带着机枪班，跟着大部队连夜赶到古竹镇以北的东江河岸。那里的山很陡，长满了茅草和灌木，正好能藏人。他们趴在山坡上，往下看，能清楚地看见东江的江面，江水泛着绿光，静静流淌。“等了大概两个时辰，听见远处有‘突突突’的马达声——是鬼子的船！”陈俊光握紧机枪，盯着江面。很快，船队出现了：最前面是一艘军舰，后面跟着五艘运输船，船上堆满了东西，能看见鸡在笼子里扑腾。
　　“等船进了埋伏圈，团长喊了声‘开火！’”陈俊光的声音突然亮了起来，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时刻，“山上的机枪、迫击炮全响了！我抱着机枪，对着军舰的甲板扫，子弹‘嗖嗖’地飞，打在钢板上‘叮当’响。鬼子的机枪也响了，对着山上扫，子弹打在茅草里，溅起一片片土。我不管，接着打，五个弹夹全打光了，换弹夹的时候，手指都在抖，却一点都不觉得累。”迫击炮的炮弹落在军舰上，“轰隆”一声，军舰的甲板被炸出一个大洞，冒着黑烟；运输船也被打中了，有的着了火，有的开始往下沉。鬼子们慌了，有的往水里跳，有的还在负隅顽抗，对着山上开枪。
　　“我看见一个鬼子军官，举着指挥刀喊，想让鬼子们反击。我对准他，一梭子下去，他立刻掉进水里，没再上来。”陈俊光笑着说，“后来船沉了，水里的鬼子还在扑腾，我们就对着水里扫，直到江面上没了动静。”战斗结束后，他们下到江边，看见江面上飘着鬼子的尸体、鸡的尸体，还有粮食袋子。战士们脱了帽子，站在江边喊：“胜利了！我们赢了！”喊声在山谷里回荡，陈俊光也跟着喊，喊着喊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他打得最痛快的一仗，也是离胜利最近的一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古竹镇时，陈俊光正在擦他的机枪。那挺捷克式机枪跟着他打了两年多，枪身上全是划痕，有的是子弹擦的，有的是石头碰的，他却擦得干干净净，连枪托上的木纹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人跑过来，喊‘鬼子投降了！天皇下诏了！’，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把枪放下，跑出去看。”古竹圩上已经乱成了一团，百姓们举着小旗子，有的敲锣，有的打鼓，还有的放鞭炮，鞭炮声从早响到晚，把耳朵都震麻了。
　　“圩上的酒铺、肉铺全被抢空了，有人提着酒坛子，见了我们就往手里塞，说‘解放军（当时百姓对国军抗日部队的统称），辛苦了，喝一口！’”陈俊光说，“我们部队也收到了百姓送来的劳军物资，有鸡蛋、猪肉、花生，还有小孩送来的手工小红旗。晚上，我们在营地里煮了肉，喝了酒，有人唱歌，有人摔跤，还有的抱着枪哭。我也哭了，想起了张继先连长，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见今天，该多好啊！”那天晚上，他抱着机枪睡在营地里，睡得特别香，梦里都是娘在村口等他回家的样子。
　　抗战胜利后，陈俊光随部队调到翁源县休整。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被遣散回家。路过韶关时，他在一家教会医院当了阵子校医——在部队里，他跟着卫生员学过包扎、打针，也算有点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韶关，他收拾好东西回了员墩村。
　　
　　回家后，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种了三亩田，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农闲时，他会给孩子们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孩子们总问：“爹，你当年怕不怕？”他说：“怕，怎么不怕？可一想到后人能过上太平日子，就不怕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政府给他送来了纪念章，金色的，上面刻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又一枚纪念章送到他手里，比之前的更大，更亮。他把两枚章用红布包着，藏在抽屉最里面，每次拿出来看，都要洗干净手，轻轻摸，那是他的宝贝。
　　
　　(二)
　　
　　2016年夏天的运城，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烫，风里却裹着一丝麦收后的清甜。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来到老干部活动中心时，一眼就看见窗边藤椅上的韩发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捧着个铁皮盒子，指腹反复摩挲着盒盖的锈迹，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光，那光里藏着的，是七十多年前炮火连天的杀气。
　　
　　“我是绛县人，1941年参军时，刚满十七岁。”韩发祥的声音带着山西人特有的厚重，一开口就把我拉回了那个年代，“那会儿部队招兵，我背着娘缝的粗布包袱就去了。首长问我‘读过书没’，我说‘念过高小，能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算算术’，他当即就拍板‘好小子，去炮兵营！’”
　　炮兵营在当时是“宝贝疙瘩”，可装备却杂得很。韩发祥记得第一次见炮时，兴奋得整夜没睡：“一连的一三式山炮，是阎锡山部队留下来的，炮身上全是补丁，开炮时震得人胳膊发麻；我们二连的九四式山炮，还有三连的九二式步兵炮，都是从鬼子手里缴来的！炮尾上还刻着‘昭和十三年’的日文，我们擦炮的时候，就用粗布使劲磨，非要把那些字磨掉才甘心——那是鬼子的东西，咱们用着，就得让它只认中国人！”
　　韩发祥被分到炮二连观测班，成了一名观测员。观测班的器材，同样是“缴获来的家底”：一台日本造的测量机，黑铁外壳泛着冷光，镜头上蒙着块薄薄的玻璃，“把镜头对准目标，调整下面的刻度盘，‘咔嗒’一声卡住，距离多少米就清清楚楚了，比老木匠量木头还准”；还有一个黄铜方向盘，沉甸甸的，握在手里能感觉到纹路，“间接瞄准的时候全靠它，测方向、定高低，差一丁点儿，炮弹就可能飞到山后头去”。
　　那会儿部队里没几个识字的，韩发祥算是“文化人”，可摆弄这些精密仪器，还是得从头学。老班长是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把测量机往他手里一塞：“发祥，记住了，咱们炮兵的眼睛不是自己的眼，是这机器！机器不准，炮弹就是废铁，战友们就要多流血！”从那天起，韩发祥天天抱着测量机练，白天在山坡上对着树测距离，晚上就着煤油灯看说明书，连吃饭都把说明书揣在怀里，“有时候梦里都在喊‘800米！方向偏东5度！’”
　　最金贵的还是炮弹。每一发炮弹都用油纸包着，存放在山洞里，领用时要签字画押，“首长总在动员时说‘咱们的炮弹是从鬼子手里抠出来的，一发都不能浪费！打出去，就得炸响在鬼子的阵地上！’”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们常常要把炮推到离敌人极近的地方——有时候是五六百米，能看见鬼子炮楼上的膏药旗；有时候甚至要推到一二百米，“从炮膛里直接瞄准，能看清鬼子在炮楼里走动的影子，这样开炮，才敢保证‘指哪打哪’”。
　　
　　1942年秋天的曲阳县下河之战，是韩发祥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仗。那会儿鬼子在下河驻了一个中队，还带了一门山炮，天天对着附近的八路军营房和百姓村落轰，“有次我跟着老班长去村里侦察，看见老乡的土房塌了半边，一个老大娘抱着被炸死的孙子哭，眼泪把衣襟都湿透了。我攥着测量机的手，指甲都快嵌进肉里——那时候就发誓，一定要把鬼子的炮打哑！”
　　上级很快下了命令，让炮兵营配合冀中部队，端掉下河的鬼子据点。行动定在夜里，韩发祥跟着战友们，背着测量机、扛着炮零件，从下河西山的羊肠小道摸进一片杨树林。树林里的蚊子跟小苍蝇似的，往人脸上扑，可没人敢抬手拍——怕惊动了据点里的鬼子。他趴在一棵老杨树下，拨开草丛，把测量机架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镜头缓缓对准鬼子的碉堡。
　　那碉堡是用青石头砌的，有两层楼高，顶上架着一挺重机枪，偶尔有鬼子探出头来张望。韩发祥调整着镜头，刻度盘上的数字一点点清晰：“820米！”他压低声音报给身边的通信员，通信员立刻猫着腰跑到连长身边。战友们迅速组装九四式山炮，炮架插进土里，炮口对准碉堡，装填手小心翼翼地把炮弹塞进炮膛，“咔嗒”一声上膛。
　　“放！”连长的命令刚落，韩发祥就看见炮身猛地向后一退，一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夜空，直扑碉堡。他紧紧盯着观测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轰隆”一声巨响，炮弹不偏不倚落在碉堡中央！“火光一下子窜起来，有房顶那么高，碉堡的石头碎块往天上飞，没被炸死的鬼子跟疯了似的往碉堡外跑，有的连枪都扔了！”
　　步兵战友们的机枪立刻响了，“哒哒哒”的声音在树林里回荡，跑出来的鬼子一个个倒在地上。可没等他们松口气，鬼子的山炮突然开始反击，炮弹落在树林边缘，炸起的土块溅了韩发祥一身。“我赶紧调整测量机，镜头扫过碉堡西边——看见了！鬼子的炮就架在那儿！”他大喊“200米！方向正西！”，战友们立刻调转炮口，三发炮弹连着打了出去。最后一发炮弹落在鬼子炮旁边，“轰隆”一声，那门曾祸害百姓的山炮，瞬间变成了一堆废铁。
　　
　　1943年初，炮兵营又接到任务，配合二军分区攻打韩庄。韩庄是晋察冀边区的交通要道，鬼子在那儿修了个炮楼，里面驻了一个小队，还架着两挺重机枪。“过去步兵同志们打炮楼，都是扛着炸药包往上冲，每次都要牺牲好几个兄弟。有次我看见担架队抬着牺牲的战士过去，他们的手还紧紧攥着炸药包的引线——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天韩发祥跟着连队，把炮藏在韩庄北边的土坡后面。他趴在土坡上，用测量机对准炮楼，“700米！”这次他们有两门炮——一门九四式山炮，一门九二式步兵炮。连长说“两门炮一起打，给步兵同志省点力！”，装填手们同时把炮弹塞进炮膛。“放！”随着命令，两发炮弹一前一后飞向炮楼，第一发打在炮楼的枪眼上，第二发直接炸塌了炮楼的半边墙。“步兵同志们冲上去的时候，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后来一个步兵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韩同志，你们这炮打得太解气了！今天咱们没牺牲一个人！’”
　　
　　可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43年秋天，鬼子开始了大规模“扫荡”。炮兵营的山炮成了最大的负担——一门炮要六个人抬，还得有人扛炮架、运炮弹，根本没法在游击战时灵活转移。上级下了命令：把大炮拆开，用粗布包好，埋在预先选好的山沟里，拉炮的战马送到五台山深山里藏起来，“我们这些炮兵，全发了步枪和三十发子弹，变成了步兵，跟着大部队在山里跟鬼子周旋。”
　　韩发祥第一次用步枪打鬼子，是在1943年11月的一个下午。那天他和战友们在阜平的一条山沟里休息，刚拿出怀里的黑豆啃了两口，就听见远处传来狗叫——是鬼子的狼狗！“我们刚想收拾东西转移，山沟口就响起了枪声，鬼子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手里攥着步枪，手指因为紧张而发白。过去都是用炮打鬼子，如今要面对面开枪，他的手忍不住发抖。
　　“一个鬼子举着刺刀冲了过来，离我只有十米远！”韩发祥深吸一口气，想起老班长说的“瞄准胸口打”，他把枪口对准鬼子的胸膛，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鬼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鲜血从胸口渗出来。“我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兴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也能像步兵同志一样，亲手杀鬼子了！”
　　天黑后，连长带着他们往东北方向突围。“我们摸着黑跑，鞋都跑掉了，脚底板被石头划破，流的血把袜子都染红了，也不敢停。鬼子在后面追，枪声响了一路，我好几次感觉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直到听不见身后的枪声，他们才敢停下来，靠在树上大口喘气。
　　大“扫荡”最艰难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被压缩到深山里，韩发祥他们在阜平山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天天吃黑豆，煮得半生不熟，吃多了胀肚子，可不吃就没力气行军。”冬天来得早，山里冷得刺骨，每人只有一床薄被子，发的棉衣是半截裤腿，“我们就用绑带把裤腿扎紧，实在冷得受不了，就把被子披在身上，缩在山洞里，像一群稻草人似的。可没人抱怨，大家都知道，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再苦都值！”
　　
　　1944年初，鬼子的大“扫荡”终于被粉碎了。他们回到之前埋炮的山沟，小心翼翼地把大炮挖出来，擦干净炮身上的泥土，又装上从鬼子那儿缴获的炮弹，准备去打曲阳的老虎山。老虎山的鬼子据点是个加强工事，炮楼修在半山腰，周围挖了战壕，还拉了铁丝网，“鬼子在那儿驻了快两年，天天欺负山下的百姓，抢粮食、抓壮丁，百姓们早就盼着我们来收拾他们了。”
　　这次他们把炮推到了离炮楼只有400米的山坡上。韩发祥趴在地上，用测量机反复核对距离：“400米！方向正南！高低负2度！”战友们调整好炮口，装填手把炮弹塞进炮膛。“放！”第一发炮弹打在炮楼的门楼上，把门楼炸塌了；第二发炮弹直接从炮楼的枪眼钻了进去，“轰隆”一声，炮楼瞬间塌了半边，里面的十七八个鬼子全被炸死。
　　步兵战友们趁机冲上山，剩下的六七个鬼子往深山里跑，韩发祥他们架着炮，对着鬼子逃跑的方向又打了两发炮弹，“虽然没打中，可把鬼子吓得魂飞魄散，最后全被步兵同志抓了回来。”战斗结束后，山下的百姓提着鸡蛋、拿着烙饼来慰问，一个老大爷拉着韩发祥的手说“同志，你们可算把鬼子打跑了！以后我们能睡个安稳觉了！”
　　
　　抗战胜利后，韩发祥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役，后来在解放太原时，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左腿。“现在阴雨天还会疼，可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很幸运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到二炮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回到了运城老家。
　　那天临走时，韩发祥打开了那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观测镜镜片，边缘已经有些磨损。“这是当年那台日本测量机上的，打老虎山的时候，炮弹碎片把镜片崩裂了，我舍不得扔，就一直留着。”他把镜片举到阳光下，光斑落在地上，像极了当年炮弹炸开时的火光。“你看，这镜片虽然破了，可它见证过咱们中国人怎么打鬼子，怎么把侵略者赶出家门。”
　　2022年，我又托运城的朋友打听韩发祥的消息，他已经98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每天早上都会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偶尔还会跟邻居家的孩子说起当年打炮的事。那些关于炮火、关于勇气、关于家国的记忆，早已刻进了他的生命里，也成了这些抗战老兵永远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