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三章 麦见突围，汉忠袭敌

　　(一)
　　
　　2016年初春的石家庄，干休所的院子里还积着残雪，阳光却已带着暖意，透过双层玻璃窗，落在袁麦见的膝头。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丝合缝，手指关节因早年的枪伤和风寒有些变形，却仍能稳稳攥住一只搪瓷杯——杯身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淡淡红字，像极了他藏在皱纹里的那些往事，看似模糊，一开口却字字清晰。我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手边放着笔记本，听他用带着冀南口音的普通话，把1942年那个硝烟弥漫的春天，一点点从记忆深处拎出来，仿佛时光也跟着倒回了七十多年前。
　　
　　“1942年，我刚满19岁，在冀南军区六军分区七旅当通讯员。”袁麦见的声音顿了顿，目光越过我的肩膀，飘向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像是看见当年疾驰的马队，“那时候我个头不算高，但骑马稳，首长都知道我枪法准——不是吹的，五十步开外打鸟，我能打中翅膀不碰羽毛。4月28号那天，天刚擦黑，风还带着点凉，方处长——就是老红军方守义同志，他左腿在长征时受过伤，走路有点跛，却总说‘骑马不耽误打仗’——带着我，还有骑兵排的二十多个同志，往军区去取款。临走前，旅首长拉着方处长的手说，‘情报说鬼子可能要在五一搞大扫荡，你们路上得加十二分小心，款子重要，人更重要’。那时候从咱们驻地到军区还有一百多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土道，白天怕撞见鬼子的巡逻队，只能夜里赶路。”
　　我们骑着马走了大半夜，马镫子磨得大腿内侧又红又疼，我时不时得调整一下姿势，却不敢让马慢下来。方处长的马是匹黑马，跟了他两年，通人性，不用缰绳多拽，就知道往哪走。快到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了离军区还有30里的一个小村，叫王家庄。方处长勒住马，跟我们说“歇口气，明天一早再去领款，夜里走容易迷路”，我们就把马拴在老乡家的院墙外，马嘴里还嚼着剩下的草料。老乡听见动静，开了个门缝，看见我们穿的军装，赶紧把我们让进去，还端来半盆凉窝窝头。我刚啃了半块，就听见西边“轰隆”一声——是鬼子的小钢炮！那声音我太熟了，像闷雷似的，震得窗户纸都颤。紧接着，机关枪“哒哒哒”的声音像爆豆似的响起来，越来越近。
　　“我当时心里一紧，手里的窝窝头都掉在地上了，抓起枪就往外跑，看见方处长正往马背上翻，他左腿不方便，我赶紧伸手扶了他一把。”袁麦见的手不自觉地攥紧，指节都泛了白，“马刚喂了两把料，还没吃饱，鞍子都没卸，东边又响了炮——坏了！鬼子是从东西两边包抄过来的，想把我们困在这！方处长喊了一声‘别慌，往南走，找军区会合！’，我们二十多个人骑着马，顺着村后的小路就冲了出去。”
　　往南跑了四五里地，就看见军区的机关部队往回撤，人群里乱哄哄的，有人喊着“分散突围！别扎堆！”，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有的打在地里，溅起一团土；有的擦着树干过，留下一道白印。方处长勒住马缰绳，脸色沉得像锅底，他看了一眼我们，又看了一眼远处的炮火，说：“别跟着乱，咱们的任务是把款带回去，往南走是自投罗网，咱们往北冲！就是拼了命，也得把东西带回去给部队！”那时候骑兵排还有27匹牲口，我骑着一匹枣红马，是半年前缴获的鬼子的马，跑起来快得很。我把枪插在腰里，手紧紧握着马刀的刀柄——我年纪小，战友们都护着我，但首长都说我枪法准，真要打起来，我不能拖后腿，更不能给八路军丢脸。
　　我们绕着田埂跑，尽量往有村子的地方去——野外没遮没挡，鬼子的机枪太凶，马目标大，容易被盯上。快到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头时，我眯着眼看，村口有伪军来回晃悠，大概一百多号人，背着枪，有的靠在树上晒太阳，有的蹲在地上抽烟，看起来没什么防备。“别开枪，等近了再冲！”方处长压低声音，我们慢慢把马放慢脚步，假装是躲鬼子的老百姓马队。那些伪军看见我们，眯着眼喊“干啥的？停住！”，方处长在马上喊回去“过路的，家里遭了鬼子，往亲戚家躲”，趁着他们愣神的工夫，方处长突然喊“打”。
　　我掏出手枪，对着最前面那个歪戴帽子的伪军“啪”就是一枪，他“哎哟”一声就倒在地上，手里的枪也掉了。骑兵排的战友们一起开枪，“砰砰砰”的枪声在村头响成一片，马刀在空中挥得“呼呼”响，朝着村口冲过去。伪军慌了，有的往村里跑，有的趴在地上胡乱开枪，子弹打在我们周围，却没伤到几个人。我们的马踩过田埂，把他们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我看见一个伪军举着枪对准方处长的后背，赶紧抬手又是一枪，把他手里的枪打飞了——那时候我眼里只有敌人，啥也不怕，就想着不能让首长受伤。
　　刚冲到村拐角，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我的枣红马突然往前一栽，前腿跪在地上，马脑袋上瞬间冒出血来！我反应快，不等马倒下，一翻身就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幸好没被马压着，手里还紧紧攥着枪。刚爬起来，就看见方处长骑着骡子往我这边跑，他还喊“麦见！快跟上！别停”。话音刚落，又一声枪响，他的骡子“嗷”地叫了一声，也倒在地上，方处长从骡子上摔下来，顾不得拍身上的土，赶紧爬起来跟我一起往村里跑。
　　敌人在后面追，脚步声“噔噔噔”的，子弹“嗖嗖”地打在墙上，溅起的土渣落在我脖子里，又凉又痒。我们跑到一个破庙跟前，庙门朝南，门板都掉了一块，我往东边的墙根跑，刚拐过去，回头一看，六七个敌人举着枪追上来了，离我们也就二十多步远。“处长你先跑，我来挡着！”我把方处长往庙后的小巷推，自己躲在一棵老槐树后面，掏出枪，瞄准最前面的敌人，连开三枪——“啪！啪！啪！”，两个敌人应声倒下，剩下的不敢往前冲，赶紧躲在石头后面开枪，子弹打在槐树上，“砰砰”响。
　　这时候，一个老乡从旁边的院里跑出来，穿着蓝布褂子，脸上满是皱纹，他朝着我们喊：“往西边跑！那边有地沟，能躲！”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就打在他身上，老乡晃了晃，慢慢倒在地上，手里还指着西边的方向。我心里一酸，却没时间难过，拉起方处长就往西边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老乡的样子，他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说，就为了救我们没了命。
　　我和方处长顺着老乡指的方向跑，没跑几步就看见一条地沟，有一人多深，是老百姓平时躲鬼子挖的，里面还铺着些干草。我们刚跳下去，就听见敌人在上面喊：“快追！他们跑不远！”我趴在沟沿上，探出头又打了两枪，一个敌人没躲好，从沟边掉了下来，剩下的几个吓得不敢再追，只在上面胡乱开枪。我们顺着地沟往前跑，地沟里又黑又潮，我好几次差点绊倒，方处长拉着我的手，一直没松。跑了大概半个时辰，听见前面有马蹄声，还有人喊“是七旅的同志吗”，我赶紧回应：“是袁麦见！还有方处长！”——是骑兵排的战友们！
　　我们会合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两个同志，还有一个战友的胳膊中了枪，血把袖子都染红了，用布条缠着，却还咬着牙说“没事，不影响打仗”。那时候天还没黑，太阳还挂在西边，我们不敢待在外面，躲在地沟里，从沟沿的缝隙往外看，看见几百个日伪军从村边往西去，脚步声“咚咚”的，像敲在我们心上。方处长叹了口气，说“先找个村歇着，等天黑了再往回走，白天目标太大”，我们就趁着敌人走远了，悄悄往附近的张村去。
　　
　　老乡们看见我们是八路军，赶紧把我们往家里拉，有的把我们藏在柴房，有的藏在菜窖里。一个老大娘端出一筐窝窝头，还有几块贴饼子，又倒了两碗凉白开，说“孩子们快吃，俺们家就这些了，别嫌弃”。我饿坏了，拿起窝窝头就往嘴里塞，窝窝头有点硬，噎得我直打嗝，老大娘还拍着我的背，让我慢点儿吃。我一口气吃了三个窝窝头，两块贴饼子，才觉得肚子里踏实了——那时候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却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他们说“你们是打鬼子的，得吃饱了才有劲”。
　　下午三四点钟，天还亮着，不能再跑了。我们在老乡家的柴房里隐蔽，还安排了两个战友放哨，一有动静就通知我们。方处长坐在柴草上，摸着我的头说：“麦见，今天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挡着，我可能就被敌人追上了。”我摇摇头说：“处长，这是我该做的，我是通讯员，就得保护首长。”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五一”大扫荡会那么残酷。后来部队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别说马了，连人都快没的吃了，最后没办法，只能把马送给老乡，让他们帮忙养着，等情况好点了再要回来——可后来很多马都被鬼子抢走了，想起那些马，我心里就不好受。
　　方处长身体不好，左腿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疼，易良品司令员知道了，特意给他找了头毛驴，让我照料。那驴可不听话了，一身灰毛，看着就倔，平时拉东西还行，一听见枪响就往庄稼地里钻，怎么吆喝都没用，拉都拉不住。有一次我们住在杨二庄，天还没亮，就听见外面有枪声，方处长赶紧起来，让我去看看情况。我趴在院墙上往外看，看见大概不到50个敌人，背着枪往村里来，听枪声像是伪军。
　　我们赶紧报告易司令员，易司令员说：“不能再跑了，跑了一次又一次，这次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旅长也说：“对，把他们消灭了，省得以后老跟着我们！”旅长亲自指挥，让我们在村西的矮墙后面埋伏，等敌人的先头班过来。我趴在矮墙后面，手里握着枪，心跳得厉害，却一点也不慌——我知道战友们都在我身边。敌人慢慢走近了，离我们也就三十步远，旅长喊了一声“打”，我们一起开枪，敌人的先头班一下子就倒了好几个，剩下的乱了套，往回跑。
　　我跟着战友们冲出去，手里挥着马刀，老百姓听见枪响，也从家里跑出来，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镰刀，跟着我们一起喊“打鬼子”。伪军更慌了，有的扔下枪就跑，有的跪在地上投降。我们追着打，最后把敌人大部都消灭了，大概有三四十人，还缴获了一挺机枪，几支步枪。可方处长的驴却在混乱中被敌人打死了，方处长看着驴的尸体，叹了口气说：“这驴虽然倔，却也跟着我跑了不少路。”
　　
　　“五一”大扫荡后，情况越来越紧，鬼子到处抓人，抢粮食，我们吃饭都成问题，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还是老乡们偷偷送来的野菜团子。我们机关只能隐蔽起来，往南宫县的段楼头西康村去——那村子小，大概100多户人家，离敌人的据点只有五里地，反而不容易被怀疑。上级规定，我们谁也不能出去，也不能相互见面，都得藏在老百姓家里，白天不能点灯，说话都得小声。
　　我和六个同志住在吴金山村长家，吴村长四十多岁，黝黑的脸，手上全是老茧，他把我们藏在柴房下面的地窖里，地窖不大，只能勉强躺下七个人。每天早上，吴村长都会偷偷给我们送吃的，有时候是半块窝窝头，有时候是一碗野菜粥，还会跟我们说外面的情况，说“鬼子昨天又去邻村了，没找到人，你们放心待着”。有一次，敌人怀疑村里藏了八路军，来搜查，吴村长赶紧把我们的枪藏在菜窖里，又让他老婆把我们的军装换成老百姓的衣服，自己则带着敌人在村里转，跟他们说“村里都是老百姓，哪有八路军啊，你们要是不信，就搜，搜着了我任凭你们处置”。敌人搜了半天，没找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吴村长回来的时候，后背都湿透了——他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全家都得被杀头。
　　我们在那住了一个多月，敌人来了好几次扫荡，都被吴村长和老乡们糊弄过去了。后来情况稍微好点了，我们才能离开。走的时候，吴村长还塞给我一袋炒面，说“路上吃，别饿着”，我抱着炒面，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是老百姓用命护着我们，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活不下来。
　　抗战胜利后，我调到一线部队，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战场上负了伤，子弹打在了胳膊上，住进了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我又调到防化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可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反“扫荡”的日子，忘不了冀南的那些村子，忘不了给我们送窝窝头的老大娘，忘不了为了救我们牺牲的老乡，更忘不了吴金山村长——我后来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知道村里的日子越来越好，盖了新房，修了路。有时候我还会想起我的枣红马，想起方处长的黑马，想起那些跟我一起打仗的战友，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跟我失去了联系，可我总觉得他们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看着现在的好日子。
　　
　　袁麦见说到这，端起杯喝了一口水，眼里闪着光，像是有泪光：“李明啊，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夸我，是想说现在的好日子来的太不易，我们别忘了老百姓，别忘了那些牺牲的同志。”那天我离开干休所的时候，阳光正好，袁麦见站在门口跟我挥手，他的身影在阳光下，像一座挺拔的山，不高，却很稳。
　　
　　(二)
　　
　　2010年初春的北京，我和张军相聚于抗战研究院，我们都已垂垂老矣，可说起远征军王汉忠的故事时，张军眼睛突然亮了，他带着股子劲，仿佛1944年密支那的炮火，还在耳边震响。
　　“汉忠比我大两岁，打小就野，14岁就背着他爹的老猎枪上山，山里的獐子、野兔，只要被他盯上，就没跑掉的份。”张军呷了口温热的花茶，茶碗在手里转了两圈，缓缓开口，把我拽进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滇西战场。
　　
　　王汉忠是1942年秋报名参军的。那时候远征军在福建招兵，布告贴在县城的戏楼墙上，红底黑字写着“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汉忠揣着家里的那把老猎枪就去了——那枪是他爹传下来的，木质枪托磨得发亮，能装五发子弹。体检时，教官让他打靶，五十米外的纸靶，他端起枪，眯眼、瞄准、扣扳机，“砰砰砰”三枪，全中十环，连旁边的老兵都凑过来看，说“这小伙子，眼神比鹰还尖”。
　　这事没过几天就传到了孙立人军长耳朵里。那天军长特意到连队来，穿着笔挺的军装，握着马鞭，笑着问站在队列里的汉忠：“小伙子，枪法这么好，有啥诀窍？”汉忠“啪”地立正敬礼，腰杆挺得笔直，大声说：“报告军长！我14岁上山打猎，猎物跑起来跟风似的，我得盯着它的影子，算着它下一步往哪窜，鬼子再凶，也比不过山里的野物！”孙立人听了，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好个机灵的娃！跟我去炮营，做通信兵，咋样？”汉忠立马应下——他知道，炮兵是“战争之神”，通信兵就是炮兵的眼睛，能跟着炮兵打鬼子，他乐意。
　　就这样，汉忠成了驻印军新一军新30师炮二营的通信兵。他后来跟张老说，刚到炮营时，他对着那些电话机、无线电发报机发懵，可一想到这些东西能帮大炮打鬼子，就跟着老兵学，白天记线路图，晚上背密码本，没几天就摸透了门道。而且他没丢了打猎的本事，空闲时就练瞄准，用树枝当枪，盯着远处的鸟，一练就是大半天。
　　
　　1944年秋，部队接到命令，攻打密支那。汉忠跟着炮二营踏上了滇西的土地——那里山高林密，空气里总飘着一股潮湿的腐叶味，走在路上，脚底下的泥能没过脚踝。他后来回忆，那是他这辈子见过最惨烈的场面：远征军的大炮加起来好几百门，在离鬼子阵地五六里的地方筑了临时阵地，炮管密密麻麻地指向对面的山头，白天黑夜地轰。炮声“隆隆”的，震得地面都在颤，耳朵里嗡嗡响，连对面山头的轮廓都被浓黑的硝烟遮得看不见，空气里全是火药和焦土的味道，吸一口都呛得咳嗽。
　　汉忠的任务是守在观测所里，负责电话和无线电接线。那观测所就是个挖在山腰间的小土坑，也就两平方米大，上面盖着茅草和树枝，勉强能遮点太阳。里面架着一台炮对镜和一副望远镜，炮对镜的镜头上蒙着一层薄灰，汉忠每隔一会儿就用衣角擦一擦——这是他的“眼睛”，得盯紧鬼子的火力点，把位置、角度、距离报给炮兵阵地，差一点，炮弹就打偏了。
　　电话线从观测所拉到炮兵阵地，像一条细细的生命线，埋在土里，每隔一段就露出一点胶皮。汉忠总说，这线就是命根子，断了，大炮就成了没眼睛的瞎子，前线的战友就得吃亏。所以他每天都要检查好几遍线路，把松动的接头缠紧，把暴露的线重新埋进土里，生怕出一点差错。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很，晒得茅草都打了蔫，汉忠刚把一组鬼子火力点的数据报给炮兵阵地，电话突然没声了。他心里一紧，赶紧拿起电话机摇了摇，听筒里只有“呜呜”的杂音，像风吹过空管子。旁边的观测员也慌了，凑过来说：“咋回事？炮还等着目标呢！”汉忠摸出测线仪，接在电话线上，指针一动不动——线路断了。
　　消息传到张山奇营长耳朵里，他急得直跺脚，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那时候，前线的步兵正等着炮兵掩护，要是大炮停了，鬼子的机枪就会疯狂扫射，战友们的伤亡肯定会增加。营长赶紧叫来了两个通讯兵，嘱咐他们：“快去查线路，一定要尽快接通！注意隐蔽，鬼子的冷枪多！”
　　那两个通讯兵一个叫小李，一个叫老王，都是跟汉忠一起进营的。他们揣着测线仪，猫着腰从观测所爬出去，很快就消失在草丛里。汉忠站在土坑边，盯着他们消失的方向，心里七上八下的——离观测所不远就是鬼子的阵地，冷不丁就会有子弹飞过来。
　　可左等右等，半个钟头过去了，不仅人没回来，连一点消息都没有。电话依旧没声，炮兵阵地那边还在不断地打电话过来，听筒里的忙音“嘟嘟”响，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张营长走到汉忠身边，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声音有些沙哑：“老王，那俩兄弟怕是出事了。现在只有你去，一定把线接通，拜托了！”
　　汉忠看着营长焦急的眼神，心里一沉，却没半分犹豫。他赶紧收拾东西：先把钢盔戴在头上，又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干茅草，用绳子缠在钢盔上——这样趴在草丛里，不容易被鬼子发现。然后把冲锋枪挎在肩上，枪托抵着腰，又从腰里摸出两枚手榴弹，别在皮带扣上，绑腿里还藏了把匕首——那匕首是他参军时带的，牛角柄，刀刃磨得雪亮，以前打猎时用来剥兽皮，现在是他的防身武器。最后，他背上那个五公斤重的铁皮电话机，机子方方正正的，外面包着一层铁皮，边角都被磨得发亮，压在肩膀上，沉甸甸的，勒得衣服都陷进肉里。
　　一切准备就绪，汉忠顺着战壕的出口爬出去，一落地就猫着腰，往炮兵阵地的方向走。脚下的草有半人高，叶子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凉飕飕的。他手里拿着测线仪，一边走，一边把测线仪的夹子夹在电话线上，一点一点地查。开头的一百多米，测线仪“滴溜滴溜”直响，线路没问题；再往前走，大概离观测所两百米远的时候，测线仪突然发出“咕咕”的声音，像水壶里的水没烧开似的，断断续续的。
　　汉忠心里一喜：找到了！他赶紧蹲下来，拨开草丛，仔细一看——电话线的胶皮被人用钳子剥了七八厘米长，里面细得像花针的铜丝，被人弯了弯，插进了旁边的湿土里。这不是自然断的，是有人故意破坏的！汉忠咬着牙，把铜丝从土里拔出来，用随身携带的胶布一圈一圈地缠在胶皮上，又把铜丝对接好，用胶布裹紧。他拿起电话，对着听筒喊：“喂喂！炮兵阵地吗？这里是观测所，听到请回答！”
　　听筒里传来清晰的回应：“听到！听到！线路通了！快报目标！”汉忠松了口气，刚想把电话挂了往回走，却突然觉得后颈发紧——周围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连虫鸣鸟叫都没有。刚才派来的小李和老王，去哪了？
　　他猛地抬头，眼睛扫过周围的草丛，突然，一个黑影“嗖”地一下，从前面的茅草丛里闪了过去，钻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土坡后面。汉忠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翻身滚到旁边的低洼处，趴在湿土里，胸口贴着地面，能感觉到泥土的凉意。他眯着眼，借着茅草的缝隙往前看——刚才那个黑影闪进去的土坡旁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影，正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像是在盯着什么。
　　“不好，是鬼子！”汉忠心里暗骂，手紧紧攥住了冲锋枪的扳机。那俩战友，肯定是被这两个鬼子害了！他深吸一口气，告诫自己：别慌，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鬼子至少两个，硬拼肯定不行，得等机会。
　　
　　汉忠趴在小土坳里，眼睛盯着前面的地形。正前方有三个小土坡，每个土坡都有半人高，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茅草，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区域——这个位置太妙了，既能互相掩护，又能观察周围的动静，鬼子要是想埋伏，肯定会选这里。他断定，那两个鬼子，就在这三个土坡里。
　　可等了大概十分钟，对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汉忠琢磨着：再等下去不是办法，万一鬼子绕到自己后面，把退路堵了，自己就成了瓮中之鳖。他悄悄摸了摸冲锋枪的弹夹——现在装的是二十发的，打起来肯定不够用。他赶紧从背包里掏出备用的三十发弹夹，快速换了上去，手指扣在扳机上，心里盘算着：三个土坡里，哪个最可能藏人？
　　三角区的顶点那个土坡最高，茅草也最密，从那里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刚才修线路的地方，要是他自己来偷袭，肯定会选这个点。汉忠把枪口对准那个土坡，调整好呼吸，手指猛地扣下扳机——“哒哒哒……哒哒哒……”冲锋枪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野里格外刺耳，子弹朝着茅草丛扫过去，一口气打了十五发。
　　可子弹打完了，对面还是没反应，连茅草晃动的幅度都不大。“咋回事？打偏了？”汉忠纳闷，难道鬼子不在那里？可他刚打完枪，自己的位置肯定暴露了，不能再躲在低洼处。他把枪背在背上，双手撑着地面，慢慢从土坑里爬出来，然后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匍匐——草叶划过脸颊，有点疼，他却顾不上，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土坡。
　　爬了大概三十多米，离那个顶点土坡只有十米远的时候，一只翻皮的皮鞋突然出现在他眼前——那是日本兵穿的“昭五式”皮鞋，黑色的鞋面，鞋底有防滑纹，他在战场上见过很多次。汉忠心里一紧，赶紧停下动作，慢慢端起枪，对准那只皮鞋，又扣下了扳机——“哒哒哒……”十五发子弹全部打了出去。
　　可那只皮鞋一动不动，连抽搐都没有。汉忠屏住呼吸，慢慢站起来，手里端着枪，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走到土坡跟前，他探头一看，差点松了口气——两个鬼子并排趴在地上，头靠在一起，像是在低声说着什么，可他们的脑袋上都有血洞，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染红了身下的茅草，早就没气了。
　　汉忠蹲下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左边的鬼子大概三十多岁，脸上还留着胡茬，头上中了五枪，子弹从不同的角度打进去，脸都被打花了，看不清模样；右边的鬼子年轻些，也就二十出头，下巴上中了一枪，子弹从头顶穿了出去，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原来第一波子弹就把他们打死了！”汉忠后知后觉，刚才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后背的衣服早就被冷汗浸透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
　　
　　鬼子的身边扔着一把手枪，枪身是黑色的，枪套上印着樱花图案——是日本的南部十四式手枪，俗称“王八橹子”。汉忠捡起枪，拉开枪栓一看，里面还有三发子弹。这枪他知道，射程只有三十米，而且容易卡壳，在战场上就是个“烧火棍”。他心里一阵后怕：幸亏这俩鬼子用的是这种破枪，要是他们带的是步枪，自己刚才在低洼处，早就成了靶子。
　　他猜，这两个鬼子应该是特务，专门来破坏电话线的。刚才看见自己修线路，想等着自己靠近了再开枪，要么活捉，要么近距离射杀，没想到自己先下了手。他们肯定以为，一个通讯兵没什么战斗力，可他们忘了，自己是打猎出身，眼里从不放猎物。
　　汉忠站起身，往周围的草丛里看了看，很快就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小李和老王的尸体。小李趴在地上，背上中了一枪，鲜血把军装都染红了；老王靠在树干上，脑袋歪在一边，太阳穴上有一个弹孔，是被手枪近距离打中的。他们的手里还攥着测线仪，看样子是刚发现线路被破坏，就被鬼子偷袭了。
　　汉忠的眼睛有点红，他蹲下来，把战友的眼睛轻轻合上，又在他们的尸体旁做了个标记——用石头摆了个十字，方便后续的战友来收尸。然后，他捡起鬼子的三角形枪套，挂在自己的腰上——这算是个战利品，也是对战友的告慰。最后，他背上电话机，不敢再多停留，猫着腰，快速往观测所的方向跑。
　　
　　回到观测所的时候，汉忠的衣服上全是泥和草屑，脸上还有几道划痕。他把经过跟张营长一说，营长听完，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胸脯，大声说：“好样的兄弟！你这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啊！刚才那情况，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活不下来，你硬是把那百分之一的活机会抢回来了，还接通了电话线，你立大功了！”
　　旁边的战友们也围过来，有的递水，有的拿干粮，都夸他厉害。汉忠喝着水，心里却想着小李和老王——要是自己能早点去，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牺牲了？那天晚上，他躺在观测所的土坑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起那两个战友的模样，还有鬼子头上的血洞。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多打鬼子，为战友报仇。
　　后来，密支那战役胜利了，王汉忠跟着孙立人军长北上，参加了更多的战斗。抗战胜利后，他又跟着部队去了台湾。这些年，他一直没忘了老家，也没忘了在密支那牺牲的战友。
　　
　　那天离开研究院的时候，夕阳把张军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站在门口，挥着手跟我告别，嘴里还念叨着：“别忘了这些人啊，都是为国家拼命的英雄。”我回头看了一眼，心里沉甸甸的——王汉忠的故事，就像那枚褪色的徽章，藏着太多远征军将士的热血和坚守。
　　2019年，王汉忠在台湾去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