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二章 九死一生，杀敌缴枪

　　(一)
　　
　　2016年腊月的漳州老城区，青石板路被晨雾浸得发潮，在志愿者陪同和护送下，我按着地址找到许益和老兵家。按过门铃，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老兵孙女陪着他亲自迎了出来。
　　“坐，坐！”许益和往沙发上让我，桌上摆着刚沏好的铁观音，水汽氤氲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1942年的中秋，我差点死在鸡笼山上。”
　　
　　许益和是广东潮阳平东郑厝地人，1925年生在一户佃农家里，打小跟着父兄在田里插秧、割稻，掌心的纹路里全是泥土的印记。1942年春天，日军的坦克碾过平东的田埂时，他刚满17岁，还在盼着秋收能多换两斗米。“那天我和大哥在村东头的水田里插秧，裤脚卷到膝盖，泥都没到小腿肚。”老兵的声音慢下来，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又看见当年的场景，“突然听见村口有人喊‘鬼子来了’，我抬头就看见三个穿黄军装的鬼子，扛着枪往田里走，为首的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看见大哥直愣愣地站着，抬手就用枪托砸——‘咚’的一声，大哥闷哼着倒在泥水里，脸朝下，嘴里全是泥和血。”
　　他说自己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看见鬼子的枪托一下下砸在大哥背上，大哥的挣扎越来越弱。田埂边有块拳头大的青石，是他前几天用来捶打稻穗的，他抄起石头，猫着腰绕到鬼子身后，趁着对方没回头，卯足了劲往那鬼子后脑勺砸去。“我听见‘咔嚓’一声，像是骨头碎了的声音，那鬼子连哼都没哼，直挺挺地倒在田里，黄军装瞬间被泥水染黑。”许老的手指猛地攥紧，藤椅扶手发出轻微的“咯吱”声，“我和大哥爬起来就跑，鞋都跑丢了，光着脚往山里钻，身后的枪响追了我们一路，直到躲进丰顺的山坳里，才敢停下来喘气——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把鬼子砸死了。”
　　兄弟俩在山里躲了三天，靠野果和泉水充饥，后来听说兴宁太平些，又一路乞讨着往兴宁走。到了兴宁水口镇时，远远看见一棵老榕树下挂着“国军招兵抗日”的红布横幅，几个穿军装的人正给报名的青年登记。“我跟大哥说，不把鬼子赶出去，咱回不了家，就算回去了，也迟早得死在他们手里。”许益和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少年人的执拗，“大哥拉着我的手哭，说我才17岁，可我当时就认准了，当兵才能报仇。”
　　
　　他在兴宁的新兵营练了8个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枪跑步，枪托压得肩膀又红又肿，晚上还要学拆手榴弹、练刺杀，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有次练手榴弹投掷，我没握稳，手榴弹掉在脚边，班长扑过来把我按在地上，自己的裤腿都被弹片划开了口子。”老兵笑了笑，眼里却有了湿意，“那时候才知道，打仗不是光有胆子就行，得有真本事，还得有兄弟帮衬。”后来他被分到独立20旅第1团2营4连2排4班，跟着部队开回了潮汕，驻防在揭阳炮台的桑浦山上——山对面，就是日军盘踞的鸡笼山。
　　“桑浦山和鸡笼山隔着条河，站在山顶能看见鬼子的帐篷。”许益和指着桌上的茶杯比划，“鬼子每天早上都打冷枪，子弹擦着树枝‘嗖嗖’响，我们也不示弱，晚上派侦察兵摸过去，偷他们的弹药箱。有时候双方隔着河对骂，鬼子喊‘支那人投降’，我们就喊‘你们迟早滚回日本去’，谁也不服谁。”这样的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1942年9月24日，中秋节的前一天，部队里传来消息：鬼子要在鸡笼山上过“十五夜节”，长官决定趁他们松懈，发动偷袭。
　　出发前，每个士兵除了随身携带的步枪和子弹，还额外揣了8颗手榴弹，用粗布带系在腰上，沉甸甸的，硌得腰侧生疼。“连长跟我们说，这次偷袭要快、要狠，扔完手榴弹就撤，别恋战，”老兵回忆道，“我摸了摸腰间的手榴弹，心里又怕又激动——怕的是说不定回不来，激动的是终于能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半夜时分，部队借着淡淡的月色往鸡笼山摸去。他们早就摸清了，鬼子占山后，强征了周围十几个村子的壮丁，在山脚下挖了条2米多宽、2米多深的人工河，河里灌满了水，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我们扛着竹梯子，悄悄走到河边，梯子刚放进水里就晃得厉害，我紧紧抓着梯子两边的横档，河水冰凉，顺着裤脚往上渗，冻得腿都麻了。”许益和说，“后面的战友踩着梯子过河，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弄出一点声响。”
　　过了河，更棘手的还在后面——鬼子在山脚下拉了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每道铁丝网之间都挂着空罐头瓶，只要稍微碰到铁丝，罐头瓶就会“哐当”作响。“我们趴在地上，从背包里掏出钳子，一点一点地绞铁丝，铁丝太硬，钳子把手上的皮都磨破了。”许老伸出手，掌心的纹路里似乎还能看见当年的痕迹，“从山下到山腰，一共过了14道铁丝网，过第14道的时候，我已经能看见山顶的篝火了——鬼子围着火堆坐成一圈，有的举着清酒瓶子喝酒，有的拿着军刀挥舞，嘴里还喊着听不懂的话，热闹得像过年。”
　　他们屏住呼吸，准备过最后两道铁丝网，只要过了这两道，就能摸到日军的营地。可就在这时，前面的战友小张没注意，脚踢到了地上一堆空罐头瓶——“哐当！哐当！”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炸开，像一道惊雷。山顶的篝火瞬间静了下来，紧接着，一道手电光扫了过来，照亮了趴在地上的他们。“不好！被发现了！”有人喊了一声，话音刚落，一挺机枪的“哒哒”声突然响起，子弹贴着地面扫过来，“噗噗”地打在泥土里，溅起的泥点落在脸上。
　　“我赶紧往旁边一块大石头后面躲，刚躲过去，就听见身后传来‘啊’的一声——是小张，他的腿被子弹打穿了，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染红了地上的草。”许益和的声音哽咽了，“全连一下子倒了10多个人，有的被子弹打中胸口，有的被打中胳膊，惨叫声、枪响声响成一片，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什么都听不清。”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连长的吼声从前面传了过来：“全体都有！扔手榴弹！”许益和立刻摸出腰间的手榴弹，手指颤抖着拉开保险栓，朝着篝火的方向用力甩了出去。“我一共扔了8颗，每扔一颗，就听见一声巨响，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他说，“战友们也都在扔手榴弹，100多颗手榴弹像流星一样飞向日军阵地，落地时的爆炸声震得山都在抖，鬼子的嚎叫声、惨叫声混在火光里，听得人心里又解气又难受——解气的是终于打疼了他们，难受的是我们的战友也在流血。”
　　所有手榴弹都扔完后，他们正准备冲上去，日军的迫击炮突然响了。“炮弹‘嗖嗖’地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我们身边，泥土和碎石子溅得满脸都是。”许老摸了摸自己的右肩，“一颗炮弹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弹片擦着我的肩膀飞过去，我只觉得肩膀一阵剧痛，像被火烧一样，伸手一摸，全是血，军装瞬间被染红了一大片。”
　　连长见伤亡太大，知道再打下去会全军覆没，当即下令撤退。“我们扶着受伤的战友，往山下跑，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有我们的战友，也有鬼子的。”老兵的声音低沉，“我当时肩膀疼得厉害，跑几步就喘不过气，但不敢停下来——身后的迫击炮还在追着打，炮弹落在身边，炸起的土块砸在背上，生疼。”日军摸不清他们的兵力，只敢用迫击炮轰炸，不敢下山追赶。他们躲在山林里，借着夜色往回撤，直到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才狼狈地跑到山下的安全地带。
　　“到了山下我才发现，全连100多个人，只剩下70多个，牺牲了20多个，受伤的还有30多个。”许益和叹了口气，“我的肩膀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医生说再深一点就伤到骨头了。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抬起来——现在阴雨天还会疼，一疼就想起那天晚上的篝火、枪响，还有小张倒在地上的样子。”
　　
　　许益和喝了口茶，缓了缓，又跟我说了1943年的两件事。1月的时候，日军攻了好几次桑浦山，都被他们打退了，后来干脆绕到北面，去打龙头山。“龙头山是我们的补给线，要是丢了，桑浦山的部队就会断粮。”许益和说，“我们接到命令，连夜赶去救援，从早上5点就开始打，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我的刺刀捅进过一个鬼子的肚子，那鬼子的血溅在我脸上，又热又腥。”打到中午12点，他们实在顶不住了，连长下令撤退到坎下村。“撤退的时候，有个连的战友没跟上，躲进了附近的甘蔗林里，想等我们走远了再撤。”老兵的声音又低了下去，“结果鬼子发现了他们，放了燃烧弹——那甘蔗林有半人高，一点火就着，火顺着风往四处烧，我们在远处都能看见浓烟，听见战友的惨叫声……最后只有连长几个人，在火刚烧起来的时候，跳过旁边的大干渠逃了出来，其他人都被烧死在里面了。”
　　还有12月的时候，他们跟着部队转到江西，在龙川山脚下遇到了一条小河。“那条河有三四米宽，水很深，河上只有一座石桥，桥面只有2尺宽，只能一个人走。”许益和比划着，“桥对面的山坡上，日军架了一挺轻机枪，枪口正对着石桥——他们早就等着我们了。”前面的7个战友排着队过桥，刚走到桥中间，对面的机枪就响了，“第一个战友被子弹打中胸口，从桥上掉下去，河水一下子就红了，后面的6个也没能幸免，全被打掉进河里，连个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们都急了，再这么耗下去，全连都会被堵在这里。”许益和说，“排长喊了一声‘跳河游过去’，率先跳进了河里。那时候是12月，河水刺骨得很，刚跳下去就冻得我牙齿打颤，手脚都快不听使唤了。”鬼子还往水里开枪，有个战友的腿被打中，顺着水流漂走，许益和想去拉，却被水流冲得更远。“好在一部分战友在桥头开枪，吸引鬼子的火力，我游到对岸后，连口气都没喘，摸出腰间的手榴弹，朝着机枪阵地甩了过去——‘轰’的一声，机枪声停了，我赶紧喊‘冲啊’，部队跟着我一起冲了过去。”
　　“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打仗不是光不怕死就行。”许益和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得会用装备，手榴弹该什么时候扔、怎么扔才能炸到敌人；得有好情报，知道鬼子的机枪阵地在哪、有多少人；还得有好指挥，连长、排长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撤——不然多少人都不够填。”
　　
　　抗战胜利那天，许益和正在潮汕的阵地上，听见战友们喊“鬼子投降了”，他还以为是开玩笑，直到看见日军举着白旗，排队缴械，才敢相信。“我当时抱着战友哭，哭了很久——终于不用再打仗了，终于能回家了，”许益和笑了，眼里却闪着泪光，“后来我们跟着部队回潮汕，接受日军投降，看着那些曾经凶神恶煞的鬼子，现在低着头，把枪放在地上，心里别提多解气了。”
　　1946年，许益和不想再打仗了，偷偷扒上一列往福建的火车，去了漳州。“我不敢回潮阳，怕被人认出来，也怕想起当年砸死鬼子、战友牺牲的事。”许益和说，“在漳州，我找了个种地的活，后来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平淡——我从没跟孩子们说过我当兵的事，怕他们害怕，也怕自己再想起那些伤心事。”
　　直到2015年，当地政府找到他，给他送来了那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才敢跟孩子们说起当年的经历。“孩子们听了都哭了，说我是英雄。”许益和摸了摸纪念章，“其实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回来的战友——他们才该被记住。”
　　那天我离开许益和家时，他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阳光穿过晨雾，照在他的白发上，像撒了层碎银。他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说：“李明兄弟，别忘了那些打仗的日子，别忘了那些牺牲的人。”我回头看他，看着他手里的纪念章在阳光下闪着光，突然觉得，那些在炮火里九死一生的岁月，从来不是旧时光里的尘埃——它们刻在老兵肩膀的伤疤里，刻在纪念章的纹路里，刻在每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名字里，也刻在我们该永远铭记的历史里。
　　
　　(二)
　　
　　2017年初春的贵阳，夜雨刚歇，青石板路缝里还沁着水，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我们按约定拜访孙景令家，他披着件深灰色羊毛衫站在门口，胸前两枚勋章——一枚二等功军功章、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
　　“快进来，刚煮的都匀毛尖，还热着。”他和儿子、儿媳引我们到客厅。坐定后，孙景令指尖摩挲着杯沿，缓缓开口，“13岁杀第一个鬼子那天，我穿的粗布褂子，被血浸得能拧出水来，到现在想起来，后背还会冒冷汗。”
　　
　　孙景令是1930年生在河南清丰孙庄的，两岁那年，父亲得了场急病，没钱医治，没几天就走了。母亲抱着他，牵着比他大五岁的姐姐，靠给地主家纺线、种地糊口。1940年秋，日军的飞机掠过村子上空，投下的炸弹把村口的老槐树炸成了焦炭，母亲连夜打包了几件破衣裳，带着姐弟俩往山东逃荒。“一路上全是逃难的人，有的拄着棍子，有的抱着孩子，饿极了就挖地里的野菜。有的野菜有毒，吃了就拉肚子，没几天就没了气。”孙景令的声音沉了下来，“有次在路边看见个老奶奶，怀里抱着个饿死的孩子，还在哼着哄睡的歌，我娘拉着我绕开走，走了老远，还听见她的哭声。”
　　逃到山东鄄城时，一家人只剩半条命。母亲在城郊找了间破草屋，白天帮人缝补衣裳换杂粮，晚上就借着月光，偷偷给八路军送信——她认识几个字，是当年父亲教的，后来被区里的干部发现，让她当了妇救会主任。“娘天天揣着个粗布包，里面装着军鞋和情报，有时候半夜才回来，鞋上全是泥，脸上还沾着草屑。”孙景令记得，有天晚上，母亲回来时胳膊上划了道口子，渗着血，却笑着从怀里掏出个红缨枪头：“给你，儿童团的同志送的，以后你也能站岗放哨，帮着打鬼子了。”
　　那年孙景令刚满10岁，跟着母亲加入了许黄店儿童团。儿童团有12个人，最大的15岁，叫王铁柱，力气大，能把红缨枪耍得团团转；最小的才8岁，叫李小丫，扎着俩小辫，站岗时总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他们的任务是在村口大槐树下放哨，见着陌生人就问“春播几亩地”，答对“秋收万担粮”才能过——这是八路军定的暗号。“有次我和李小丫站岗，过来两个穿灰布衫的人，说话带着外地口音，我问暗号，他们答不上来，支支吾吾的。”孙景令笑了笑，眼里闪着光，“我赶紧让李小丫去报信，自己拖着红缨枪拦在路口，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区里派来送粮食的同志，忘了暗号，把我吓得够呛。”
　　1943年4月，鄄城的梨花开得正盛，13岁的孙景令再也按捺不住，揣着母亲煮的两个红薯，跑到稷山区中队报名。中队长是个山东大汉，叫赵刚，见他个子才到枪托高，拍着他的头笑：“小鬼，你扛得动枪吗？”孙景令急了，抢过旁边老兵的扎枪，双手握着枪杆，扎得地上的土都溅起来：“我能！我天天练，能扎穿树干！”赵刚被他的劲头逗笑了，又看他母亲亲自来求情，才松了口：“行，留下吧，先跟着练，任务还是站岗放哨，别乱跑。”
　　
　　部队的日子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跑五公里，再练扎枪刺杀。孙景令胳膊细，练一会儿就酸得抬不起来，老兵张大叔就帮他揉肩膀：“刺杀要巧劲，不是蛮干，鬼子的刺刀短，咱的扎枪长，要等他扑过来，再趁势反刺。”孙景令把这话记在心里，每天对着树干练，树干上的洞越来越深，手上的茧子也磨了一层又一层。“有次练到半夜，赵队长过来查岗，看见我还在练，从口袋里掏出个烤土豆，递给我说：‘好好练，以后准能杀鬼子。’”
　　没过多久，实战的机会就来了。4月17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鱼肚白，孙景令扛着扎枪，跟着部队去二十里外的李家庄执行任务——护送几位干部转移。队伍刚走进一片高粱地，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高粱地里窜出五个穿黄军装的鬼子，举着三八大盖，朝着他们射击。“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只听见赵队长喊‘卧倒’，我赶紧趴在地上，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高粱杆上，高粱粒掉了一脸。”孙景令的身体微微绷紧，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清晨，“有个叫陈亮的战友，就趴在我旁边，刚想抬头，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鲜血一下子渗出来，染红了身边的泥土。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就不动了。”
　　战友们纷纷扔出手榴弹，爆炸声在高粱地里回荡，硝烟味呛得人直咳嗽。孙景令握着扎枪，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刚抬起头，就看见一个鬼子举着刺刀朝他冲过来——那鬼子个子很高，脸上留着小胡子，眼睛瞪得溜圆，刺刀上的寒光晃得他眼睛发花。“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想往后退，可脚像钉在地上一样，挪不动步。”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颤抖，“那鬼子离我越来越近，嘴里还喊着‘八嘎’，我突然想起张大叔说的话，赶紧拖着扎枪往后退，一步、两步、三步，鬼子以为我怕了，更凶了，举着刺刀就往我胸口捅。”
　　就在刺刀快要碰到他粗布褂子的瞬间，孙景令猛地停住脚步，双手握紧扎枪，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鬼子的胸口狠狠刺了过去。扎枪比刺刀长了半尺，一下子就捅进了鬼子的胸口，鲜血顺着枪杆流下来，溅在他的手上，滚烫滚烫的。“那鬼子‘哇’地叫了一声，眼睛瞪得更大了，伸手想抓我，我怕他没死透，又连着刺了三下，直到他倒在地上，身体抽搐了几下，不动了。”孙景令的手心沁出了汗，“我站在那里，浑身大汗淋漓，连手都在抖，扎枪还插在鬼子身上，我拔了好几次才拔出来，枪杆上的血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流，流到裤腿上，黏糊糊的。”
　　这时，赵队长跑了过来，看见地上的鬼子，又看了看孙景令，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真给咱区中队长脸！”孙景令这才注意到，鬼子的身边掉着一把三八大盖，枪身还带着体温，枪托上刻着几个日文。他捡起枪，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个宝贝，跟着部队撤出了高粱地。
　　回到营地后，孙景令第一时间就把三八大盖交给了赵队长：“队长，这是我缴获的枪，按纪律归公。”赵队长接过枪，掂了掂，笑着说：“小鬼，你才13岁，第一次上阵就杀敌缴枪，了不起！这枪，奖给你了！”指导员也走了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红星徽章，别在他的胸前：“景令，好好干，以后多杀鬼子，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孙景令摸着胸前的徽章，又看了看手里的三八大盖，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表彰，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是个能打鬼子的战士了。
　　
　　1944年秋，冀鲁豫军区八分区要从地方部队抽调兵力，孙景令第一个报了名。赵队长舍不得他：“你年纪还小，去主力部队更苦，还危险。”孙景令却铁了心：“队长，我不怕苦，也不怕死，我想跟着大部队，多杀鬼子，早点把他们赶出中国！”最终，他如愿加入了八分区七团一营三连——这是冀鲁豫军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连，曾在一次战斗中歼灭日军一个小队，荣获“攻坚模范连”的称号。
　　到了三连，孙景令才知道什么叫“硬骨头”。每天的训练量是以前的三倍，早上跑十公里，上午练射击、投手榴弹，下午练刺杀、爬铁丝网，晚上还要学文化。“我们班长叫李建军，是个老红军，打仗特别猛，他教我打枪的时候，把着我的手，说‘三点一线，呼吸要稳，扣扳机不能急’。”孙景令记得，有次练投手榴弹，他总是投不远，李班长就陪着他练，手把手教他发力，直到他能投到40米外的优良区，才笑着说：“这才像咱三连的兵！”
　　1945年初，部队接到命令，攻打河南南乐县城。盘踞在县城里的日军有一个中队，100多人，还有伪军300多人。他们在县城中心建了一座七层炮楼，炮楼墙体有一米多厚，上面架着四挺重机枪，周围还挖了两米深的壕沟，灌满了水，易守难攻。“首长开作战会的时候说，硬攻肯定不行，得挖地道，从地下摸到炮楼下面，用炸药把它炸了。”孙景令回忆道，“我们连负责挖地道，白天要躲着鬼子的侦察机，只能晚上挖，每人拿着一把小铲子，趴在地道里，一点一点地往外运土，挖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呼吸都困难。”
　　地道挖了三天三夜，100多米长，刚好通到炮楼的墙脚。进攻那天晚上，天阴得像块黑布，没有一点月光。孙景令跟着第二梯队，扛着梯子，猫着腰躲在壕沟旁边，等着第一梯队的信号。“突然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炮楼的门被炸得粉碎，木屑和砖块飞得到处都是，里面的鬼子被炸得鬼哭狼嚎。”孙景令说，“赵队长喊了一声‘冲’，我们就扛着梯子往炮楼跑，刚把梯子搭在炮楼墙上，就听见‘哒哒’的机枪声，我旁边的两个战友被子弹打中，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还有一个战友，刚爬上去一半，就被鬼子扔下来的手榴弹炸伤了腿，他咬着牙，还想往上爬，最后被担架队抬了下去。”
　　孙景令红着眼眶，顺着梯子往上爬，爬到三楼的时候，扔了两颗手榴弹进去，里面的鬼子惨叫声此起彼伏。他刚爬进炮楼，就看见一个鬼子举着刺刀朝他冲过来，那鬼子脸上全是血，眼神凶狠。孙景令握紧手里的三八大盖，想起李班长教的刺杀动作，侧身躲开鬼子的刺刀，反手一刺，就把鬼子捅倒了。“我接着往上冲，到了五楼，遇见三个伪军，他们见鬼子大势已去，赶紧放下枪，跪在地上求饶：‘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再也不帮鬼子干事了。’”
　　第三梯队的战友们在外围用机枪、步枪掩护，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向炮楼。到天亮的时候，炮楼里的鬼子大部分都被炸死或打死了，只剩下十几个鬼子躲在顶楼，负隅顽抗。孙景令和战友们架起梯子，爬上天台，扔了几颗手榴弹，把剩下的鬼子都消灭了。“那天早上，我站在炮楼顶上，看着太阳升起来，把红旗插在炮楼顶端，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们又赢了！”
　　部队紧接着攻打南乐县城，打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县城攻了下来，100多个鬼子和全部伪军都被消灭了。孙景令在这次战斗中，杀了两个鬼子，缴获了一把军刀，受到了连里的表彰。
　　
　　1945年3月，孙景令跟着部队攻打阳谷县城的伪军。伪军有一个营的兵力，躲在县城里，靠着城墙负隅顽抗。冲锋的时候，孙景令跑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三八大盖，朝着城墙上的伪军射击。“突然感觉左腿肚子一阵剧痛，我低头一看，鲜血正顺着裤腿往下流，把鞋子都染红了。”孙景令说，“我想接着冲，可刚走两步，就听见‘嗖’的一声，一颗迫击炮弹落在我旁边，弹片溅到了我的左胸口，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在后方医院醒来时，已经是三天后了。护士告诉他，是担架队把他从战场上抬下来的，当时他浑身是血，气息微弱，医生抢救了很久才把他救过来。“我问护士，战斗赢了吗？护士笑着说，赢了，部队全歼了伪军，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孙景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后来，连里的通讯员来看我，说我荣立了二等功，还给我带来了军功章，我摸着军功章，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在豫东北地区，滑县附近的日伪军还在负隅顽抗，他们躲在一个炮楼里，靠着充足的弹药，和部队对峙了两天两夜。孙景令伤刚好，就跟着部队上了战场。冲锋的时候，他又一次跑在前面，突然听见“啾啾”的子弹声，他想躲，可已经来不及了，几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脑勺和胸部，他一下子倒在地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像是要飘起来。“我当时想，就算死，我也是为打鬼子死的，不后悔，就是可惜，没能亲眼看见鬼子投降。”
　　再次醒来时，他又躺在了后方医院。医生告诉他，他的后脑勺被子弹擦过，流了很多血，胸部也中了一颗子弹，好在没伤到心脏。“医生给我做胸部手术的时候，还发现了上次负伤留下的迫击炮弹片，就一并取了出来，现在我家里还留着那块弹片，给孩子们看，让他们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孙老笑着说，“这次战斗，我又立了二等功，首长还亲自来看望我，夸我是‘勇敢的小战士’，说等我伤好了，让我当班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医院，孙景令和病友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有的还哭了——打了这么多年，终于把鬼子赶出去了！“那天晚上，医院里煮了饺子，我们一边吃饺子，一边唱《松花江上》，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家乡。”
　　
　　解放战争开始后，孙景令回到晋冀鲁豫军区，成了十一纵七团炮兵营三连一排的排长，跟着部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11月，他跟着部队转战贵州安顺，担任剿匪连连长，平定了当地的匪患。1952年，孙景令转业到贵州省电力公司工作，从基层员工做到了工会主席，1990年离休后，就一直住在贵阳。
　　“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孩子们能上学，老人们能安享晚年，再也不用打仗了。”孙景令看着窗外，眼神里满是满足，“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参了军，打了鬼子，为国家出了力。有时候晚上做梦，还会梦见和战友们一起站岗、一起训练、一起打仗，梦见赵队长、李班长、陈亮他们，要是他们还在，就能看见现在的好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