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O一章 三面围杀，孤阵游弋

　　(一)
　　
　　2002年腊月的风裹着雪沫子，刮在窗棂上沙沙响。志愿者把电炉往床边挪了挪，红光映着我们的脸。王才通说起1941年高安那片丘陵地，声音突然就亮了，指节敲着缸壁，像当年扣动步枪扳机那样用力。
　　
　　“我1920年生在梅山村(浙江台州黄岩)，家里穷得连灶台上的陶罐都补了三回。”老兵呷了口热茶，哈出的白气混着煤烟飘向屋顶，“我是老二，上面一个哥早没了，下面俩弟才十岁出头。十三岁就去邻村地主家帮工，扛稻子、喂牲口，一天混两顿稀粥，哪敢想读书？”1939年初春，保长带着两个挎枪的兵进了村，门板上贴的“抽壮丁”告示被风吹得哗啦响。他看着母亲抹眼泪的样子，攥着弟弟冻裂的手，没等保长点名就站了出来：“我去，我是家里顶梁柱，我去了他们还能活。”
　　那天他揣着母亲煮的两个红薯，跟着二十多个后生往县城走，路上认识了同村的陈方岳——比他小两岁，是个爱说笑话的后生，裤腿上还沾着梅山村的黄泥。到了部队，两人被分到26师野补团2营，他在3连3排9班，陈方岳在2排，晚上宿营时，陈方岳总偷偷塞给他半块干粮：“我家比你家强点，我娘给我装得多。”野补团的训练只有两个月，每天天不亮就扛着步枪跑，枪托磨得肩膀红肿，练刺杀时刺刀捅进稻草人里，拔出来都带着草屑。他总练到最晚，陈方岳就陪着他，两人在月光下对着稻草人比划，嘴里喊着“杀鬼子”，声音在空地上飘得老远。
　　
　　可真到了前线，才知道战场比训练苦百倍。第一次作战在九江的苇竹山，山上的苇竹比人还高，风一吹就沙沙响，像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趴在战壕里，日军的子弹从对面山坡射来，穿过苇竹时带着“咻咻”的声儿，身边的战友突然就倒了，血顺着苇竹秆往下流，染红了脚下的泥土。“二十多个人啊，说没就没了，我们连鬼子的影子都没看清几个。”老兵的声音低了下去，“鬼子的枪打得准，炮也猛，我们的枪老卡壳，只能躲在石头后面，听着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心里窝火得像烧着了柴。”
　　那仗打完，部队渡过长江时，他看着江水卷着泥沙往东流，心里空落落的。陈方岳拍了拍他的肩膀：“别丧气，总有一天我们能把鬼子赶回去。”到了江苏，部队在一个破庙里休整，炊事班煮了锅糙米饭，他狼吞虎咽吃了两碗，感觉浑身又有了劲。1941年4月，部队从江苏退回江西，往高安开去。沿途的路上，能看到其他部队的士兵扛着机枪往前走，马蹄声、车轮声混在一起，尘土飞扬。他凑到陈方岳身边小声说：“这么多人，这次说不定能赢。”陈方岳笑着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个烤红薯，掰了一半给他：“赢了，咱们就回家吃娘煮的红薯。”
　　野补团赶到高安时，战斗已经打了近一周。丘陵地带没有大树，只有齐腰高的野草，风一吹就能看到远处的战壕。长官喊着“挖战壕”，士兵们立刻拿起洋锹、十字镐往下挖，冻土硬得像石头，洋锹挖下去只留下个白印子。他和陈方岳挨着挖，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冻土上，瞬间就没了痕迹。“要挖散兵坑，鬼子的飞机来了，能躲进去。”长官在旁边喊，他赶紧加快速度，手指被洋锹磨出了血泡，也顾不上擦。到了傍晚，战壕挖好了，他趴在战壕里，听着四周的炮声从东南西北传来——东边的炮声沉，西边的炮声脆，南边和北边也有枪声传来。他心里突然亮了，捅了捅身边的陈方岳：“我们把鬼子包围了！”
　　没多久，命令下来了，野补团编入一线围攻部队。他把刺刀上好，往枪膛里压了子弹，手指扣在扳机上，手心全是汗。可日军根本不恋战，一个个拖着枪往后跑，他们只能跟着大部队往前冲。子弹在耳边飞，他也顾不上瞄准，见着穿黄军装的就打，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震得耳膜疼。他看到一个鬼子倒在野草里，刚想冲过去，又有几个鬼子从旁边跑过，他赶紧开枪，看着鬼子一个个倒下，却分不清是谁打的。“我眼前至少倒了十多个鬼子，那是我第一次觉得，鬼子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会跑，也会怕。”老兵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
　　追击的时候，上级突然喊停：“留个缺口让鬼子跑！”他愣了一下，后来才明白，要是把鬼子逼急了，他们会拿着刺刀拼命，反而会造成更多伤亡。日军退一步，他们就往前冲一步，哪怕头顶有飞机轰炸，也没人敢停下。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炸弹落在不远处，泥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趴在地上，等炸弹炸完，又爬起来往前冲。“跑在前面的人反而安全，落在后面的倒有几个被炸弹碎片击中，没了气息。”他叹了口气，“战场上哪有怕的功夫？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冲锋就是最好的保护。陈方岳总跟在我后面，喊着‘老王，别跑太快’，我就回头喊‘快跟上，咱们抓个活鬼子’。”
　　这一追就是三天三夜。当官的不让问地名，他们就跟着前面的战友跑，渴了就趴在河边喝口河水，河水又凉又浑，喝下去肚子里直翻江倒海；饿了就啃口干粮，干粮硬得像石头，得掰碎了泡在水里才能咽下去。中途，他们看到日军来不及带走的大炮，黑黝黝的炮管对着天空，几个士兵跑过去，摸着炮身，笑得合不拢嘴。在一处凹地，他们看到个鬼子骑着七匹马逃跑，马背上驮着行李。几个人举着“快五”步枪射击，可射程不够，子弹落在鬼子身后的草地上，只能看着鬼子跑远。“倒是捡了条鬼子从马上掉下来的毛毯，深蓝色的，上面还有花纹，后来我盖了好多年，冬天裹着，暖和。”老兵嘴角往上扬了扬，眼里满是怀念。
　　追到南昌附近时，日军开来了一辆铁甲车。铁甲车浑身漆黑，上面有两个枪眼，黑洞洞的，能看到里面的鬼子在动。他们对着铁甲车开枪，子弹打在上面只留个印子，根本穿不透。“气得我们直跺脚，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多久，南昌方向又开来大批日军增援，黑压压的一片，野补团的冲锋被挡了下来。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喊“陈方岳中枪了”，转头一看，陈方岳捂着胸口倒在地上，血顺着指缝往外流，染红了胸前的衣服。他刚想冲过去，左脚突然一阵剧痛，低头才发现，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裤腿，打在了脚踝上，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想把陈方岳拉回来。”老兵的声音哽咽了，“可旁边的战友拉住我，说‘你也受伤了，再冲过去，两个人都得没’。”万幸的是，他只是轻伤，被送到团部医院后，医生用盐水洗了伤口，敷上草药，没多久就好了；陈方岳伤得重，被抬到了后方医院，临走前，陈方岳拉着他的手：“老王，等我好了，咱们还一起打鬼子，一起回家。”他点着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下火线后，师长集合部队训话。师长站在高台上，声音洪亮：“这次上高会战，我们八个半师一起作战，消灭了一万多日军！”士兵们立刻欢呼起来，掌声、喊叫声混在一起，震得空气都在颤。因为打了胜仗，每人多发了两块钱薪水，临川县县长还亲自送来毛巾，每条毛巾上都绣着“抗战必胜”四个字；连被子都补发了——之前五六个人挤一床被子，晚上冷得睡不着，只能互相抱着取暖，现在两个人就能盖一床，被子虽然旧，却暖烘烘的。他把毛巾和钱小心地收起来，想着等战争结束，带回家给母亲。
　　上高会战后，王才通跟着野补团回了浙江金华。在金华到陈家铺一带，他们和日军周旋。日军把江西那头的阵地占了后，连火车铁轨都拆走了，枕木被堆在路边，像一个个墓碑。到了诸暨，前方部队已经被打散，他们没开战就撤到了绍兴。在绍兴的日子，仗打得不大，却几乎天天有。有时是他们趁着夜色摸鬼子的岗，有时是鬼子找上门来，夜里都不敢睡踏实，总担心鬼子突然偷袭。“陈方岳从后方医院回来后，胸口留了个疤，他总摸着疤跟我说‘这是鬼子给我盖的章，以后我见了鬼子，就得让他们还回来’。”
　　
　　1943年8月，天气热得像个蒸笼。他和四十多个战友去摸鬼子的哨，哨兵坐在树下打盹，手里还拿着枪。他们悄悄绕到哨兵身后，一个战友猛地扑上去，捂住哨兵的嘴，一刀就结果了他。可没想到，不远处的鬼子营房里传来了动静，大批鬼子拿着枪冲了出来。混战中，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他的胳膊也被鬼子的刺刀划了一道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钻进芦苇荡，趴在水里，看着鬼子在芦苇荡外搜查，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天黑，鬼子走了，他才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透，冷得直打哆嗦——四十多个人，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跑了回来。
　　没过多久，在绍兴凤凰山，野补团被汉奸出卖。日军把他们团团围住，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2排的弟兄趁夜色摸上去，想撕开一个口子，可刚冲出去没多远，就被鬼子的机枪扫中，全排都没回来；3排也损失惨重，他和另外八个弟兄拼了命，才从鬼子的包围圈里冲了出来。“冲出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凤凰山的火还在烧，那是我们战友的尸体在烧啊。”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搪瓷缸里，溅起一圈涟漪。
　　绍兴战役后，部队里的人越来越少，派他去绍兴、诸暨接新兵。看着空荡荡的营地，想着牺牲的战友，想着不知道生死的陈方岳，他心里一阵发寒——他不想再打仗了，不想再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没了。于是，在接兵的路上，他找了个机会，偷偷跑回了家。母亲看到他，哭得说不出话，弟弟们围着他，拉着他的手，生怕他再走。家里人都说“活着就好，活着比什么都强”。只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听过陈方岳的消息，不知道那个总跟在他后面喊“老王”的后生，是活是死。
　　
　　新中国成立后，王才通在梅山村务农。他种了几亩地，养了两头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静。
　　2015年9月，村里的干部给他送来了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章。那天，他特意穿上了新做的衣服，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在村口站了很久。来来往往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都笑着点头，眼里却含着泪——这枚纪念章，是他和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是他一生的自豪和辉煌。
　　
　　(二)
　　
　　2005年的冬至，惠州的风带着潮湿的凉意，我坐在张泽老兵的书房里，看着他指尖在钢琴键上轻轻划过——那双手曾端着轻机枪横扫日军，也曾在战壕里攥着刺刀与敌人死搏，如今却能弹出流畅的《松花江上》。老兵头发梳得整齐，说起1942年揭阳大脊岭的184高地，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深夜。
　　
　　张泽是广东惠州市黄塘村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才十九岁，正在惠州中学读高二。“那天校长在操场上讲话，说北平丢了，咱们中国人不能再忍了。”老人停下弹琴的手，指尖轻轻敲着琴键，“我和几个同学连夜写传单，第二天就上街宣传，喊着‘抗日救亡’，嗓子都喊哑了。”1939年9月，他听说东江游击指挥所办政工培训班，揣着母亲给的两块银元就去报了名，没想到竟成了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的部下。当年11月，日军大举进犯粤北，他跟着香翰屏北上，火车上，香翰屏拍着他的肩膀说：“年轻人，国家能不能守住，就看你们的了。”
　　到了粤北，香翰屏收到消息：石龙外围的下南有支伪军，司令郎擎天态度摇摆，既不想跟着日军干，又怕国军打他。“谁愿意去劝降？”在政工干部会上，香翰屏的声音刚落，会议室里就安静了——谁都知道，这一去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张泽看着身边同事们低头的样子，想起街上宣传时百姓期盼的眼神，猛地站起来：“我去！”
　　他只身一人到了下南，郎擎天见他年纪轻，起初根本不待见，让他在客厅里等了两个小时。张泽没急，反而跟门口的卫兵聊起天，说日军在华北烧杀抢掠的事，卫兵们听得直咬牙。后来郎擎天见他，开口就问：“你就不怕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张泽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上面印着日军残害百姓的照片：“司令，您看这些，咱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帮外人害自己人？”两人聊了整整一夜，从家国聊到百姓，郎擎天终于松了口：“我再想想。”
　　可第二天，驻扎在博罗、惠阳的国军独九旅突然进攻下南，炮弹落在伪军营地附近，郎擎天气得拍桌子，指着张泽说：“你们这是耍我！”张泽急了，冒着炮火跑到前线，拦住独九旅的士兵：“别打了，郎司令愿意弃暗投明！”他又跑回伪军营地，跟郎擎天解释，“这是误会，我马上跟香主任联系，保证不再有炮弹过来。”那天，他在两军阵前跑了三趟，衣服被炮弹碎片划破，胳膊也擦破了皮。最终，郎擎天被他的诚意打动，乔装成商人，跟着他去见香翰屏，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月后，郎擎天带着一千多名官兵弃暗投明，成了抗日队伍的一员。
　　
　　1940年，香翰屏觉得张泽是个好苗子，保送他去了黄埔军校，成了第十八期学员。在军校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训练，射击、刺杀、战术样样都练，毕业时还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1942年4月，他被调到陆军独立二十旅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当排长，负责防守揭阳大脊岭的184高地——那是汕头、潮阳的接壤处，地势险要，是日军必争之地。上级把他的第二排扩编成加强排，一共五十五个人，还配了个重机枪班，张泽摸着重机枪的枪管，心里满是底气：“有这玩意儿，鬼子想上来，得先问问我！”
　　可没想到，危险来得这么快。1942年7月4日晚，营部突然派人来，说要调重机枪班和电话机回营部，说是要袭击梅花村的日军。张泽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服从命令，看着重机枪班的战士扛着机枪离开，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枪声突然响起——一百多名日军朝184高地冲来，黑压压的一片，手里的刺刀在晨光下闪着冷光。“扔手榴弹！”张泽大喊，战士们立刻拉开引线往山下扔，爆炸声此起彼伏，日军被炸得连滚带爬，暂时退了回去。
　　没过多久，一个从营部逃出来的战士跑上山，浑身是血：“排长，不好了！陈营长走私鸦片被发现，他怕被处置，勾结鬼子投敌了！”张泽脑子“嗡”的一声，难怪营部要调走重机枪和电话机，原来是早有预谋！他握紧拳头，对剩下的战士说：“兄弟们，阵地不能丢，咱们就算死，也要死在高地上！”战士们齐声喊“是”，声音震得山上的树叶都在晃。
　　接下来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一波又一波地冲锋，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战壕里，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张泽把轻机枪架在战壕边，哪里有鬼子冲上来，他就往哪里打。他带着一名叫小李的弹药兵，在阵地上游弋，小李总跟在他身后，不停地往机枪里装子弹：“排长，你放心，有我在，子弹管够！”可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落在他们身边，张泽只觉得眼前一黑，等他反应过来，小李已经倒在地上，胸口满是血，手里还攥着半盒子弹。
　　没等他伤心，一小队日军从后面摸上来，五个人端着刺刀，悄无声息地靠近。张泽赶紧调转轻机枪，“哒哒哒”一阵扫射，五个鬼子全倒在了战壕里。可他刚松口气，日军的炮弹又打了过来，阵地被炸得坑坑洼洼，泥土溅得他满脸都是。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一颗烟雾弹突然落在阵地上，白色的烟雾很快弥漫开来，战士们闻到味道就开始咳嗽，有的甚至喘不过气。张泽心里一紧：“是毒气弹！快，往衣服毛巾上撒尿，捂住口鼻！”可战士们打了一天仗，早就没了尿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毒气钻进喉咙。张泽咬着牙，勉强撒了点尿，把毛巾浸湿捂住口鼻，可还是觉得头晕目眩，没多久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浑身乏力地醒来，迷迷糊糊中，看到几个日军在战壕里走动，手里的刺刀正往倒在地上的战士身上捅——有的战士已经没了气，却还是被捅了好几刀，鲜血顺着战壕流下来，染红了脚下的泥土。日军越来越近，张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悄悄摸向身边的轻机枪，使出全身力气端起来，对准最前面的三个鬼子扣动扳机，“哒哒哒”几声，三个鬼子应声倒地。
　　剩下的两个鬼子愣了一下，马上端着刺刀冲过来。可就在这时，机枪“咔哒”一声，没子弹了！张泽心里一沉，第一个鬼子已经冲到他面前，刺刀直接刺向他的胸口。他来不及躲，被刺中后踉跄着倒下，又猛地翻身站起来，鬼子的第二刀又刺了过来，他赶紧用手抓住刺刀，两人开始推拉。张泽忍着剧痛，抬起脚往鬼子的裆部踢去，鬼子惨叫一声，两人一起倒在战壕里。
　　就在张泽翻身想站起来时，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后背。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两个鬼子围着他一阵乱刺，他能感觉到鲜血从身体里流出来，意识越来越模糊。“完了，这次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他想着，忽然感觉有人在解他手腕上的手表——那是母亲送他的成年礼，还有腰间的驳壳枪。没等他反抗，就彻底失去了知觉。
　　深夜，他在剧痛中醒来，胸口和后背的伤口像火烧一样疼。忽然，一束手电光在阵地上晃动，他赶紧闭上眼睛装死——是日军！两名日军距离他不过三米远，手里端着枪，一步步朝他走来。张泽的心跳得飞快，手指紧紧攥着地上的泥土。日军走到他身边，用脚在他腿上踢了两下，见他没动静，嘴里嘟囔着什么，转身走了。
　　
　　等日军走远，张泽才敢睁开眼睛，喉咙干涩得像要冒烟，每呼吸一口都疼得钻心。他抓起身边的一把青草，塞进嘴里嚼着，虽然又苦又涩，却能稍微缓解口渴。他慢慢从战壕里爬出来，每爬一步，伤口就撕裂般地疼，喘得像拉风箱。不知道爬了多久，他终于看到山下有一条小涧，溪水潺潺。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过去，趴在溪边喝了几口水，冰凉的溪水顺着喉咙流下去，他忽然眼前一黑，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子里，身上盖着干净的被子。一个护士见他醒了，高兴地喊：“张排长醒了！张排长醒了！”后来他才知道，是山下的村民发现了他，把他救回了家。简单消毒后，他被转送到旅部在汤坑的野战医院。动手术那天，没有麻醉药，医生拿着剪刀，一点点剪掉他肠子周围的坏死脂肪，再把肠子复位。张泽咬着毛巾，疼得浑身发抖，却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他怕自己一喊，就再也撑不住了。
　　手术后，医生告诉他，他身上有大小十八处伤口，最严重的是腹部那一刀，差点就伤到了内脏；胸部三刀，左腋下一刀，两手掌因为抓刺刀，血肉模糊；右小腿还有一块十平方厘米的烧伤，是被炮弹碎片烫的。在医院养伤期间，旅长亲自来看他，手里拿着战区颁发的嘉奖令，念到“张泽同志奋勇杀敌，坚守阵地，特授予二等功”时，张泽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那是为牺牲的战友掉的，也是为守住阵地掉的。旅长还带来了香翰屏的慰问信，信里写着：“你是黄埔的骄傲，也是抗日的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张泽正在惠州养伤，他拄着拐杖走到街上，看着百姓们敲锣打鼓庆祝，忍不住哭了——打了这么多年，终于赢了！后来他听说，那个投敌的汉奸陈光辉，想坐快艇逃离广州，结果在珠江口触到了鱼雷，被炸得粉身碎骨，也算是罪有应得。
　　新中国成立后，张泽从深圳回到了惠州家乡，先是在市第一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后来又去了桥西搬运站做工，不管做什么，他都踏踏实实。1982年，广东新会一家制衣厂请他去做管理，他把在部队里的严谨作风带了过去，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好。1992年退休后，他开始培养兴趣，书法、钢琴、篆刻样样都学，书房里挂着他写的“还我河山”，笔力遒劲，看得出来，他从未忘记当年的岁月。
　　2022年，志愿者再去看张泽老兵时，他已经一百零四岁了，还能自己拄着拐杖散步，偶尔还会弹弹钢琴。他拉着年轻人的手说：“当年跟我一起守阵地的弟兄们，都没看到今天的好日子，我得替他们好好活着，看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好。”
　　是啊，那些牺牲在阵地上的战士，那些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能做的，就是永远记住他们的故事，永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