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库伦扣河，晋城南岭

　　(一)
　　
　　2012年12月的呼和浩特，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窗棂上。我坐在内蒙古抗战研究院那间熟悉的小会议室里发呆，志愿者小陈捧着一摞档案进来，看见我就笑：“李先生，您又在想当年的事啦？朱启尧先生马上到，他要讲的库伦扣河子的故事，保准您听得入迷。”
　　我点点头，心里却早翻起了浪。自打离休后，我就想跑遍抗战老根据地，就想把散在民间的抗战故事攒起来——那些牺牲的战友、受苦的百姓，他们的事不能随着岁月淡了。
　　朱启尧先生推门进来时，我一眼就注意到他手里的牛皮笔记本，封皮磨得发亮，跟我那本记满老兵口述的本子一模一样。“李老，”他握住我的手，掌心满是老茧，“我爹当年是周荣九队伍里的通信兵，这些事他跟我念叨了一辈子，今天跟你好好说说。”
　　他翻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满是工整的字迹，还有几处用红笔圈出的地名。“1935年秋，扣河子镇的玉米刚收完，地里还留着秸秆，鬼子的汽车就来了。”朱先生的声音带着草原人特有的厚重，一下子把我拽回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仿佛看见五辆军车轧着土路驶来，车轮卷起的尘土里，伪警备军的皮靴声、枪托撞击声混在一起，惊飞了路边的麻雀。老百姓攥着刚收的玉米棒子，缩在门框后偷偷看，眼里满是恐惧——那是周荣九牺牲后的第二年，鬼子的报复比草原上的白毛风还凶。
　　“扣河子镇在库伦旗西南部，往南走三十里就是阜新。”朱先生指着地图上的红点，“那地方我去过，河边全是沙棘丛，夏天能藏人，冬天就光秃秃的，藏不住半点秘密。1934年春天起，那片就没太平过，周荣九的名字，是老百姓心里的顶梁柱。”他说起周荣九放马的事时，手指在纸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模仿马蹄声：“那年4月，周荣九在南山放马，听见鄂尔吐板街有吵嚷声，骑着马就往那边跑。到了街口一看，三个鬼子正把老乡按在地上抢羊皮袄，有个老太太趴在地上哭，鬼子还拿刺刀挑她的篮子。”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周荣九是个硬汉子，我听阜新的老兵说过，他能单手举着马枪打靶。”朱先生眼睛一亮，连连点头：“没错！他当时摸出腰间的‘马四环’，大喝一声‘住手’。头一个鬼子刚扬起刺刀，周荣九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他胸口穿过去，当场就倒了。剩下两个鬼子想跑，周荣九追上去，一脚一个踹在地上，用马缰绳捆了，拉到河南杖子村南的山沟里。后来老乡说，那山沟里的草长得比别处都高，说是沾了鬼子的血，长得疯。”
　　
　　讲到1934年7月23日那场战斗，朱先生的声音提了些，眼里闪着光：“我爹说，那天凌晨，天还没亮，救国军的人就摸进了八仙筒小镇。周荣九带着人从东门进，手里举着大刀，小声跟大伙说‘别惊动老百姓，专打鬼子’。”他顿了顿，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当时鬼子的参事官山守荣治住在公署后院，正跟指导官中根长一喝酒，听见枪响还以为是土匪，提着军刀就往外冲，刚出门就被周荣九的人堵了个正着。山守荣治想反抗，被周荣九一刺刀挑了手腕，军刀掉在地上，当场就被捆了。”
　　我攥紧了手里的搪瓷缸，当年打仗的场景在脑子里翻涌——夜袭据点最讲究快、准、狠，稍有不慎就会有牺牲。“后来呢？”我追问。“后来署官佐佐木正太郎、警长田金座还有盐务局长木村，七个鬼子全被活捉了！”朱先生拍了下桌子，“伪公署的卫队见鬼子被抓，有的扔了枪就跑，有的举着手投降。周荣九没为难他们，只让他们把抢老百姓的东西交出来。然后他让人把七个鬼子捆在十字街南路西的院子里，敲着锣召集老百姓开控诉大会。”
　　“我爹说，那天来的老百姓挤满了半条街，有个老大娘拄着拐杖来的，哭着说她儿子被鬼子抓去修炮楼，再也没回来。还有个小伙子，胳膊上留着鬼子刺刀划的疤，说要亲手报仇。”朱先生的声音沉了些，“周荣九站在台阶上，穿着打补丁的军装，声音响得能传半条街：‘乡亲们，这些鬼子害了咱们多少人，今天咱们就给死去的亲人讨个公道！’说完，他让老百姓轮流控诉，最后一声令下，七个鬼子全被枪决在院子里。之后他又让人打开监狱，把被关的老百姓都放了出来——有个老乡后来跟我爹说，出狱时周荣九还给他塞了个窝头，说‘以后好好过日子，有我们在，鬼子不敢再欺负你们’。”
　　可这样的英雄，结局却让人心疼。朱先生翻笔记本的手顿了顿，好一会儿才开口：“后来鬼子调集了大批兵力反扑，周荣九在一次掩护老百姓转移时，被鬼子的机枪打中了。他牺牲后，鬼子丧心病狂，割下他的首级挂在青龙山镇的树上，一挂就是七天。”我感觉眼眶发热，当年多少战友都是这样，为了保护老百姓，把命丢在了战场上。“我爹当时躲在树后面，偷偷看着周荣九的首级，不敢哭出声，只能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朱先生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七天里，青龙山镇的老百姓路过树下，没人敢抬头，有的偷偷往树上扔布条，希望能给周荣九留个念想。”
　　
　　鬼子没解气，又找了个汉奸当帮凶。“这人叫铁兴嘎，是阜新奈曼岗岗屯的地痞，平时就偷鸡摸狗，见了鬼子就点头哈腰。”朱先生说起这个名字时，语气里满是鄙夷，“他跟鬼子说‘我知道谁跟周荣九干过’，鬼子立马给了他一身黄军装，还让他戴上墨镜，跟着守备队去扣河子抓人。我爹说，铁兴嘎走在队伍前面，弓着背，手指乱指，看见谁不顺眼就说‘他跟周荣九有来往’。有个老乡只是去年给周荣九指过路，就被他指认了，当场被鬼子按在地上捆了，嘴里还喊着‘我没干过’，可鬼子根本不听。”
　　那次鬼子在扣河子抓了五六十人，全关在烧锅大院的临时监房里。“烧锅大院以前是张林阁掌柜的家业，有酿酒的大缸，还有放马车的屋子，”朱先生解释道，“鬼子来了就把缸挪开，用木板隔出小格子当监房，每个格子只能站两三个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这些被抓的老百姓，天天被提审过堂，鬼子的酷刑花样百出。”他掰着手指说：“‘灌凉水’是把人按在地上，往嘴里灌井水，灌到肚子鼓起来再用脚踩，有的人被踩得吐了血；‘灌洋油’更狠，灌的是煤油，呛得人满地打滚，有的人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还有‘开水洗头’，用刚烧开的水往头上浇，头发一烫就掉，头皮全烂了，疼得人直喊娘。”
　　我想起当年在战俘营里见过的酷刑，心里一阵发紧——鬼子的残忍，是刻在骨子里的。“有个年轻小伙，才十九岁，是来扣河子串亲戚的，被误抓了进去。”朱先生的声音低了些，“他扛不住‘灌洋油’，没几天就被折磨死了，鬼子直接拖出去扔到河套里，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张林阁掌柜的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他是个好心人，平时就常接济穷苦百姓，见鬼子这么折腾人，就想办法救他们。”
　　
　　到了7月底，鬼子从这五六十人里挑了六七个人，关在烧锅大门口西边的车屋子里，一天没给饭吃。“张林阁觉得不对劲，趁鬼子不注意，偷偷拉着小翻译问情况。”朱先生说，“小翻译是本地姑娘，叫春燕，才十六岁，被鬼子逼着当翻译，心里一直向着老百姓。她左右看了看，小声跟张林阁说：‘掌柜的，你别问了，明天这些人就没了——鬼子要割他们的头。’”
　　张林阁一听就急了，当晚就绕到车屋子后面，用手指敲了敲墙，小声喊：“里面的人听着，快逃，明天鬼子要杀人！”屋里的人一听，都慌了神，赶紧四处找能挖墙的东西。“他们都是庄稼人，有的带着镰刀，有的揣着瓦刀，夜里就用这些东西挖墙。”朱先生比划着挖墙的动作，“那墙是土坯垒的，干了以后脆，他们怕弄出声响，就用衣服裹着工具，一点一点刮。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挖出个能过人的小窟窿，大伙挨个钻出去，往河套的方向跑。”
　　可胡继昌没跑成。“他是达禄山屯的，快五十岁了，长得粗胖，膝盖还有老毛病，平时走路都得拄着拐。”朱先生叹了口气，“他钻到一半，肚子卡在窟窿里，怎么使劲都挪不动，急得满头大汗。后面的人想拉他，可刚一使劲，就听见外面有哨兵的脚步声，只能先跑了。等哨兵发现时，屋里只剩下胡继昌一个人，其他人早就跑远了。”
　　鬼子发现人跑了，气得直骂，折腾了一宿，也没抓到逃出去的人。“第二天一早，鬼子更疯狂了，又从剩下的人里挑了三个，连同胡继昌一起绑了。”朱先生念着这四个人的名字，每个字都咬得很重，“达禄山屯的胡继昌，唐家杖子屯的高玉彬——他是个瓦匠，之前给周荣九的队伍修过工事；阜新过来的马石得，是个货郎，常给队伍送情报；还有乌鲁木图山下王福来的远房侄子，叫王小柱，才二十岁，是来投奔亲戚的，也被抓了。”
　　鬼子让汉奸抓来四头毛驴，把这四个人的眼睛用布蒙上，架到毛驴背上，押着出了烧锅大院，往北拉到北河套的河滩上。“我爹当时躲在远处的沙棘丛里，看得清清楚楚。”朱先生的声音有些发抖，“河滩上早就挖好了大坑，有一人多深。鬼子把他们从毛驴上拉下来，推到坑边，让他们跪下。胡继昌还在喊‘我没罪’，可鬼子根本不听，举着枪就扣动了扳机。四声枪响，像炸雷一样，老百姓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只听见毛驴的嘶叫声，还有鬼子的狂笑。”
　　那四个人死后，鬼子把他们扔进大坑埋了，连块碑都没立。“后来老百姓偷偷去祭拜，在河滩上插了四根木棍，上面挂着布条，有的还带了馒头，放在坑边。”朱先生说，“剩下被关押的人，也陆续被鬼子折磨死，烧锅大院的监房里，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木板，还有墙上的血印子。”
　　
　　朱先生讲到这里，停了很久，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解放后，铁兴嘎被人民政府抓了，在扣河子镇开了公审大会。那天来了好多老百姓，有的扔石头，有的骂，最后他被枪毙在北河套的河滩上——就是当年鬼子杀老百姓的地方，也算是罪有应得。2021年5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周荣九为革命烈士，我爹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抱着周荣九的照片哭了半天，说‘你看，大伙没忘了你，国家也没忘了你’。”
　　
　　我在“库伦扣河子”这几个字下面画了条横线，又添上“周荣九、胡继昌、高玉彬、马石得、王小柱”这几个名字——这些名字，不能只记在朱先生的笔记本里，更要记在我的本子里，记在更多人的心里。小陈跟在我身边，说：“李先生，下次咱们去扣河子镇看看吧，找找当年的烧锅大院，还有北河套的河滩。”
　　我点点头，在库伦扣河子，在无数个像库伦扣河子一样的地方，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守住家乡，为了赶走鬼子，拼过命、流过血，他们的故事，永远不能忘。
　　
　　(二)
　　
　　2017年腊月的晋城，风裹着煤烟味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扎人。我跟着志愿者小周穿过五龙街道的胡同——青石板路结着薄冰，走起来得步步小心，就像当年在战场上蹚过敌人的封锁线。胡同尽头的红木门“吱呀”一声开了，郭胜迎了出来，眼角堆着笑：“李叔，可把你盼来了！我爹那点抗战的事，就等着跟您这样的老战友说道说道。”
　　进了屋，炕桌上摆着刚沏好的热茶，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上的冰花。
　　
　　“你爹当年参军，也是一股子冲劲吧？”我问。郭胜点头笑了：“可不是！我爹是泽州县万杴村人，1937年8月刚满15岁，听说鬼子占了北平、天津，天天在村里跟伙伴们说要去打鬼子。之前有国民党军路过村里，有个兵看他蹲在路边看枪，抬手就给了一棍子，打得他右胳膊青了半个月，连筷子都握不住。后来听村里的货郎说，八路军在土河招兵，对老百姓好，不抢东西不打人，还管饭，他当天就揣了两个玉米面窝头，瞒着家里跑了十几里地去报名。”
　　“招兵的同志看他个子小，劝他再长两年，说‘鬼子的枪比你还高，你扛得动吗’？”郭爱民学着他爹当年的样子，胸脯一挺，声音也拔高了，“我爹急了，当场就爬上村口那棵老槐树，还从树上摘了个槐豆扔到招兵同志手里，说‘我爬树比猴子快，能给部队送信；我还能扛枪，不信您看’！说着就去抢招兵同志的步枪，虽然没抢动，可那股子韧劲儿把指导员逗乐了，当场就说‘行，这兵我收下了’，把他分到团部当勤务兵。”
　　我听得笑了，想起自己当年参军时，也是因为年纪小被拒了三次，最后还是凭着会认几个字，才当了通讯员。“后来你爹从勤务兵做到警卫班长，这中间肯定吃了不少苦吧？”郭胜叹了口气：“苦倒是不怕，就怕没枪打鬼子。1942年他调到太岳区沁河支队，当了三中队中队长，全中队30来个人，枪很是寒酸——大多是老套筒，枪膛里的膛线都磨平了，打一枪就得用通条捅半天，有时候子弹还会卡在枪膛里，得俩人使劲拽才能弄出来。有次训练，一个战士的老套筒卡了壳，急得他直哭，说‘这枪要是打鬼子时卡了，不就是等着挨宰吗’？”
　　“好多战士连老套筒都没有，就扛着红缨枪、提着大砍刀。”郭胜的声音沉了些，“我爹说，有个叫小石头的战士，才14岁，天天抱着红缨枪练刺杀，枪杆都被他磨得发亮，说‘等我练好了，一矛子捅死个鬼子’。他们就这么憋着股劲，专挑黑夜出去找鬼子的麻烦——打鬼子的运输队，摸皇协军的岗楼，袭扰警备队的据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慢慢从日伪手里夺枪，后来队伍发展到五六十人，有了五六十条枪，胆子也越来越大。”
　　最让郭胜骄傲的，是他爹拼刺刀的事。“有次反‘扫荡’，部队在沁河边跟鬼子遭遇，双方弹药都不多，最后只能拼刺刀。”他撸起袖子，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我爹总把我的手放在他掌心，让我摸他手掌心那道疤——有一寸多长，是当年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他说，鬼子的刺刀比咱的长，力气也大，可他们的动作不灵活，就知道直挺挺地捅；咱八路军练刺杀时讲究巧劲，能躲能绕。那次他跟一个鬼子对上，鬼子第一刀就捅向他的胸口，他往旁边一躲，鬼子的刺刀扎进了旁边的树干里，拔不出来。我爹趁机举着刺刀，对着鬼子的腰眼就捅了进去，鬼子嗷的一声就倒了。可没等他把刺刀拔出来，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就划到了他的手掌心，当时血就流了满手，连枪都握不住了。”
　　我心里一紧，当年我也跟鬼子拼过刺刀，知道那种生死一线的滋味——刀刃碰刀刃的脆响，鬼子嘶吼的声音，还有自己粗重的喘气声，每一幕都像在眼前。“后来你爹的伤怎么好的？”我问。“部队缺医少药，就用盐水洗了洗伤口，包上块破布，他照样跟着部队行军。”郭爱民说，“伤口发炎了好几次，疼得他夜里睡不着觉，可他从来没喊过一声。养了半年才好，可手掌心那道疤一直没消，他说‘这疤好，能提醒我，跟鬼子的仇不能忘’。”
　　
　　郭胜又讲起北石店夺枪的事，语气里多了几分兴奋：“有一回，我爹带着30来人路过北石店，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一个挑着大酱罐的货郎朝他使眼色——那是咱们的地下党，姓王。货郎凑到跟前，假装给他们舀酱，低声说‘巴公镇的警备队驻了一个班，都在镇东头的大院里喝酒’。我爹琢磨着，这是个夺枪的好机会，可又怕有埋伏，就先派了两个战士，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去探路。那俩战士到了镇口，警备队的伪军看他们是农民，没当回事，挥挥手就放过去了。”
　　“后来我爹又派了半个班，六七个人，假装去镇上买东西，伪军还是没起疑心。等我爹带着剩下的二十来人过去，前头的战士突然掏出藏在怀里的短枪，顶住了伪军的腰眼，后头的战士立马冲上去，把大院的门堵了。”郭爱民拍着手说，“警备队的伪军正喝得晕头转向，听见动静想摸枪，可枪早就被咱们的战士收走了。那次一下得了二十多条步枪，还有两箱子弹，战士们高兴得连夜擦枪，擦到后半夜，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枪油，还舍不得睡觉。”
　　最惊险的，还要数1943年2月在晋城要粮食的遭遇。“那年我爹调到机干团特务排当排长，上级让他带着助理员和三个侦察员，去晋城附近的一个村子要粮食——那地方是沦陷区，老百姓虽然心向八路军，可日伪看得紧，粮食得偷偷运到根据地。”郭爱民的声音沉了下来，“他们进村后，先在村东面的土坡上放了个岗，然后把老百姓叫到村头的庙里开会。我爹站在供桌上，跟老百姓讲‘鬼子占了咱们的家，抢了咱们的粮，咱们得把粮食送到根据地，让八路军有劲儿打鬼子’。老百姓都愿意捐粮，有的抱出家里的玉米面，有的拿出藏在炕洞里的小米，正忙着登记，村里一个姓董的汉奸偷偷溜了出去，给日伪警备队报了信。”
　　“没一会儿，就听见村外传来枪声，岗哨跑进来喊‘敌人来了，把村子围了’！”郭爱民的手攥成了拳头，“我爹跑到庙门口一看，东西阙楼上架着两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庙门，南面是几间高墙房，根本没处逃。他心里急，可表面没慌，跟韩班长说‘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起来，你带七八个，我带七八个，咱们冲出去’。他还特意嘱咐‘等开门时，你往西扔，我往东扔，趁爆炸的烟幕跑，冲出去就往晋普山走，往西是平原，容易被敌人追上’。说完他就去拽庙门的插销，韩班长跟在他身后，俩人一起往外扔手榴弹。‘轰隆’几声，烟尘漫天，呛得人睁不开眼，他们就趁着这股烟，猫着腰往山上跑，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有个战士的帽子都被打飞了。”
　　到了山上，他们找了个石头缝躲了起来。敌人攻了两三次，都被他们打退了。“他们就带了两三条步枪，子弹也不多，只能轮流打排子枪，故意打得又快又密，还喊着‘打！往死里打’！敌人摸不清山上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有没有机枪，就不敢往上冲。”郭爱民说，“那天他们一天没吃饭，渴了就捡山上的冰块吃——冰块硬得像石头，咬一口硌得牙生疼，可谁也没喊饿。等到天黑，我爹看敌人没动静了，就把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从北面走，一组从西面走，说好到南岭的老槐树下会合。”
　　那会儿天寒地冻，他们还穿着单裤子，在山上跑的时候，树枝、荆棘把小腿划得全是口子，血渗出来，冻在裤子上，硬邦邦的，走一步都疼。“回到部队驻地，我爹一数人，发现少了个叫赵二柱的侦察员，当时就急得吐了血——他本来就有胃病，这一急，更是雪上加霜。”郭爱民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说‘不行，我得去找他，不能把他扔在那儿’，立马带上三个侦察员下山。在半道上的一个土坑里，发现了赵二柱，他中了冷枪，胸口全是血，手里还攥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老百姓捐粮的数量。”
　　“我爹蹲在地上，抱着赵二柱的尸体，眼泪止不住地流。”郭爱民抹了抹眼角，“后来他动员当地的老百姓，找了块木板当棺材，把赵二柱埋在了南岭的坡上，还在坟前插了根木牌，写着‘八路军战士赵二柱之墓’。他自己腿疼得站不住，心脏跳得像要炸开，就在坟前躺了好长时间，嘴里念叨着‘二柱，对不住，没把你带回来，等打跑了鬼子，我再来看你’。”
　　
　　听到这儿，我眼眶也热了。当年我也丢过战友，每次想起他们，心里都像针扎似的疼——战场上的兄弟，比亲人还亲，看着他们倒下，那种无力感，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你们又遇到敌人了？”我问。郭胜点头：“更险的还在后面。回来的路上，他们碰见两个警备队的探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在路边烤火。我爹想从他们嘴里套点情报，就假装是赶路的农民，凑过去跟他们套近乎，还把自己仅剩的半盒烟拿出来，给他们递烟。没成想，那俩探子认出了我爹的军装扣子，突然吹了声口哨，从树林里冲出来七八个敌人，手里端着枪，喊着‘抓活的’！”
　　“我爹反应快，掏出两颗手榴弹就往火堆里扔——火堆里有柴火，一炸就冒起老大的烟。‘轰隆’一声，炸死了三四个敌人，我爹的胳膊也被弹片划伤了，流了好多血。剩下的人爬起来就往山上跑，正好看见山上有个废弃的炮楼——是鬼子之前修的，后来撤了，还没拆。敌人的枪打得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打在炮楼的墙上，溅起好多土渣。我爹急中生智，拿起块白毛巾，从炮楼的枪眼里探出去，大喊‘第二排，快架起机枪，打这帮狗娘养的’！敌人以为真有大部队，吓得不敢往上冲，趴在地上瞎开枪。”
　　“他们趁这个机会，躲进了炮楼里，还把炮楼的门堵上了。”郭爱民说，“团部听到这边的枪声紧，派了一个连过来支援，一下就把20多个敌人俘虏了，还把他们抢老百姓的粮食、衣物都截了下来。那个姓董的汉奸，没蹦跶几天，就被武工队找到了——武工队的同志化妆成货郎，在他家里把他抓了，拉到他告密的那个村口处决了，老百姓都围过来看，有的扔石头，有的骂，说‘活该，这是报应’。”
　　郭济民当时伤得重，还吐着血，战士们把他抬到高会村的一个老乡家里休息。“老乡给我爹熬了小米粥，还把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拿出来给他盖。”郭爱民说，“后来他又被送到阳城、土岭的后方医院养伤，医院缺药，就用草药给他敷伤口，他疼得浑身冒冷汗，可从来没哼过一声。养了大半年，伤还没好利索，他就想归队，可医生说他得再养半年，部队就派了一个班，抬着担架把他送回了家，一养就是一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村里，郭济民高兴得从炕上跳了下来，非要去归队。“他回到部队，上级看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又考虑到他熟悉晋城的情况，就把他分到了晋城县公安局，从跟鬼子真刀真枪拼杀，转到了跟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的战线——抓特务、查汉奸，照样干得有声有色。”郭胜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84年离休，就住在这五龙街道。他离休后，总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每次讲完，都要跟孩子们说‘现在的好日子，是无数战友用命换的，你们得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国家，别让鬼子再欺负咱们’。”
　　“2015年，我爹走了，他活到92岁。”郭胜的声音轻了些，“临走前，他说‘我要去找老战友了，跟他们说，鬼子打跑了，咱们的国家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