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发阳扫射，正英投弹

　　(一)
　　
　　2012年底的四川南充，刚下过一场小雨，乡间小路满是泥泞。我和三位志愿者朋友开着面包车，按着导航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绕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新复乡蒋发阳老先生的家。那是一座青瓦白墙的老院子，木门外挂着两串晒干的红辣椒，院坝里的黄葛树落了满地枯叶。他正坐在竹椅上，手里摩挲着一个军绿色的旧水壶——壶身的漆皮已经掉得斑驳，露出里面的铁皮，边缘却被磨得发亮，一看就被珍藏了许多年。
　　“蒋爷爷，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同行的志愿者小陈递上带来的米和油。老兵浑浊的眼睛亮了亮，慢慢从竹椅上站起身，紧紧握我的手：“都进来坐，进来坐，屋里烧了炭火。”他的家人端来搪瓷杯，泡上本地的绿茶，茶叶在水里舒展，热气氤氲中，老兵手指轻轻敲了敲水壶，“这是当年部队发的，跟着我走了大半个中国，丢不了。”
　　
　　话题一转到抗战，老兵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自己是1939年10月参的军，那年刚满二十岁。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听到保长喊“招兵打鬼子”，扔下镰刀就跑了过去。“我娘哭着拉我，说我是家里独子。可我想啊，鬼子都快打到家门口了，哪能看着他们欺负中国人？”他揣着娘烙的青稞饼，跟着一百多个同乡一路走到南充县城，再坐闷罐火车去广西南宁，整整走了二十多天，脚上的草鞋磨破了三双，脚底全是血泡，晚上就睡在破庙里，盖着稻草抵寒。
　　到了南宁，他们被编入新编第33师机关枪2连。“一挺机枪要五个人伺候，规矩大得很。”老人伸出手指比划，“上等兵是射手，管打；一等兵管套筒，就是给机枪降温的；我们三个二等兵，就是挑子弹、递子弹的，像伺候老爷似的。”他第一次挑子弹箱，箱子里装着两百发子弹，压得扁担弯了腰，走了没三里地，肩膀就被磨得又红又肿，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一碰到就疼得龇牙。可看到射手抱着机枪训练时的模样，他又觉得浑身是劲：“那时候就盼着，啥时候我也能扛着机枪打鬼子。”
　　
　　1939年12月的一天，部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赶赴昆仑关。“连长吹着哨子喊‘紧急开拔’，我们连行李都没收拾，挑着子弹箱就跟着跑。”蒋老先生说，那时候天寒地冻，山路结着薄冰，有人走得急，摔在地上，子弹箱摔开了口。大家赶紧趴在地上捡子弹，生怕丢了一颗——那时候子弹金贵，丢一颗都要受处分。日夜兼程走了四天，终于到了昆仑关阵地。刚停下脚，连长就喊着“挖掩体”，大家拿着铁锹、洋镐，在石头地里刨，手指磨出了血泡，也没人敢停。
　　战斗打响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鬼子的炮弹就“轰隆隆”地落在阵地上。“射手趴在掩体里，抱着捷克式机枪，‘哒哒哒’地打，子弹打在敌人工事上，尘土飞得有一人高，把鬼子的火力全压下去了。”蒋老先生和另外两个战友守在射手旁边，眼睛死死盯着子弹箱，只要射手一抬手，他们就赶紧递上子弹带。“那时候耳朵里全是枪声、炮弹声，震得脑袋嗡嗡响，连战友说话都听不清，只能靠手势比划。”打了半天，步兵兄弟终于冲了上去，喊着“冲啊”，把鬼子的阵地攻了下来。他说，那天射手的棉衣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胳膊上流着血，却还抱着机枪笑：“怎么样？没给咱们连丢脸！”——这一幕，他记了七十多年，到现在想起来，还能清楚看到射手脸上的血和笑。
　　1940年1月上旬，国军收复昆仑关，他们33师没来得及庆祝，又奉命向甘棠前进，掩护桂林行营的左侧安全。“那时候部队缺粮，每天就吃两顿稀粥，掺着野菜，有的人饿得走不动，就拄着枪杆走。”到了3月初，部队北撤到湖南常德整补，这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蒋老先生没闲着，一有空就黏着射手，“李哥，你教我打机枪呗？”射手起初不肯，说“机枪是保命的家伙，不能随便教”，可架不住他天天磨，终于松了口。
　　从捷克式机枪到俄制重机枪，再到缴获的日制92式重机枪，射手教得认真，他学得更卖力。“射手对我严得很，架枪的姿势不对，他就用木棍敲我的胳膊；瞄准差一点，就让我对着靶子练一下午。”有一次，他练得太投入，忘了给机枪换套筒，机枪烫得厉害，射手一把推开他，自己徒手去换，手心被烫起了水泡。“他说‘机枪要是炸了，你这条命就没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打机枪不是光有劲儿就行，还得细心。”就这么练了两个多月，他的射击技术越来越熟练，连连长看了都夸：“蒋发阳这小子，是块当射手的料！”
　　1940年5月，部队进入湖北当阳、远安地区打游击战。“在山里转，今天住山洞，明天住破庙，鬼子经常来搜山，我们就躲在树林里，等鬼子过去了，再出来打冷枪。”蒋老先生说，那时候他跟着射手，学会了在树林里架机枪，在石头后面瞄准，“鬼子的巡逻队过来，我们就打几枪，把他们引开，掩护老百姓转移。”他第一次在游击战中递子弹，看着射手精准地打倒两个鬼子，心里又紧张又兴奋：“原来我递的子弹，真能打跑鬼子！”
　　
　　1940年6月初，枣宜会战第二阶段打响，他们新33师在安福寺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刚把工事修好，鬼子就来了，黑压压的一片，端着枪朝我们冲。”炮弹像下雨一样落在阵地上，机枪工事炸塌了，蒋老先生和战友就趁着战斗间隙，用铁锹挖、用石块堵，有时候刚补好，又被炮弹炸塌，“手上全是伤口，沾了泥土，疼得钻心，可没人敢停——一停，鬼子就冲上来了。”
　　打了三天三夜，每个人的眼睛都熬得通红，眼里布满血丝，嘴唇干裂得流血。第三天下午，蒋老先生正和同伴王二柱去团部领弹药，扛着沉甸甸的弹药箱往回跑，刚到阵地附近，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颗日军迫击炮弹正好落在机枪掩体里。“我心里一紧，扔下弹药箱就往掩体跑，只见掩体塌了一半，射手和管套筒的老张躺在里面，浑身是血，机枪也歪在了一边。”王二柱吓得脸发白，声音发抖：“发阳哥，这可咋办？”没等他们缓过神，远处就传来鬼子“嗷嗷”的叫声，一群鬼子端着三八式步枪，猫着腰朝阵地冲来，离他们只有一百多米了。
　　“不能让鬼子冲上来！”蒋发阳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他一把抓过歪在一边的机枪，抖着手架在掩体的断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当射手，之前练得再熟，真到了生死关头，心脏还是跳得像要蹦出来，手心全是汗，握枪的手都在抖。鬼子越冲越近，他能清楚看到鬼子头盔上的太阳旗，能听到鬼子的喊叫声，耳边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打鼓一样。
　　“别慌，按要领来！”他想起射手教他的话，深吸一口气，眼睛盯着准星，手指慢慢扣住扳机。“哒哒哒”，两发子弹打了出去，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应声倒下。鬼子愣了一下，大概以为机枪早就被打哑了，见没了动静，又一窝蜂地往前涌。“就是现在！”蒋老先生猛地按住扳机，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子弹像泼水一样扫向鬼子。他不知道自己打了多少发子弹，只觉得胳膊震得发麻，肩膀被枪托顶得生疼，眼里只有冲上来的鬼子。
　　三四十个鬼子接连倒下，剩下的鬼子吓得赶紧卧倒，趴在地上胡乱开枪，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二柱，快转移！”蒋老先生喊了一声，王二柱赶紧跑过来，帮他扛起机枪，两人猫着腰往旁边的战壕跑。刚跑出去没几十米，身后就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原来的阵地又塌了一块，泥土和石块溅了他们一身。“好险！”王二柱瘫坐在战壕里，大口喘着气，蒋老先生也靠在战壕壁上，浑身发软，手里还紧紧攥着机枪，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裤子被冷汗浸湿了。
　　没过多久，连长带着人赶了过来，看到阵地上倒下的鬼子，拍了拍蒋老先生的肩膀：“发阳，好样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正式射手了！”那天晚上，部队转移到后方，蒋老先生抱着机枪坐在篝火旁，看着跳动的火苗，心里又后怕又自豪——他终于用机枪打跑了鬼子。
　　这一仗之后，蒋发阳跟着部队移驻湖北建始。“建始是入川的门户，我们守在这儿，就是守住了四川的大门，守住了家乡。”他说，那时候训练更拼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瞄准、练换弹，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有一次，他练得太投入，忘了吃饭，炊事员把饭送到阵地，他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吃东西。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他们33师跟着第2军反攻宜昌。“从宋家嘴到丰宝山场，再到鸦雀岭、龙泉寺，我们一路打过去，机枪就没离过手。”在龙泉寺的一次战斗中，鬼子的一个小队躲在庙里负隅顽抗，蒋老先生架起机枪，对着庙门“哒哒哒”地扫，子弹打穿了木门，里面的鬼子喊着“投降”，举着枪走了出来。“那天我打死了二十多个鬼子，连长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当奖励。”可他也好几次差点丧命——有一次，鬼子的迫击炮落在他附近，他抱着机枪滚进战壕，刚滚进去，炮弹就炸了，泥土把他埋了半截，还是战友把他挖出来的。
　　部队攻进宜昌城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以为能把鬼子赶出去。可没等他们站稳脚跟，鬼子的援军就到了，部队两面受敌，打得越来越艰难。“机枪连的战友牺牲了一多半，小李子、王二柱……都没了。”蒋发阳声音低了下去，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小李子才十八岁，跟我一起参的军，牺牲前还跟我说，等打完鬼子，要回家娶媳妇。”他私下里跟连长说，觉得部队指挥有问题，几支部队配合得乱七八糟，有的部队冲得太快，有的部队跟不上，火力配置也不合理，可连长只是叹了口气：“你一个小兵，管那么多干啥？服从命令就行。”
　　“好多兄弟死得冤啊。”老兵抹了抹眼睛，“他们都不怕死，冲得比谁都猛，可就因为指挥不当，白白丢了性命……”那时候，他抱着心爱的机枪，第一次觉得无力——他能打倒冲上来的鬼子，却救不了因为指挥失误而牺牲的战友。
　　1941年11月，新33师跟着第2军奉命撤回四川整补。“部队像打了败仗似的，每个人都耷拉着脑袋，有的兵走着走着就哭了——那是想牺牲的战友了。”回到四川后，上级会给他们补充了不少四川新兵，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跟当年的蒋发阳一样，眼里满是对鬼子的恨。他主动帮着教新兵用机枪，“我把射手教我的，都教给他们，还跟他们说，打鬼子要勇敢，更要细心，别白白送命。”军政部送来大批新枪械，他抱着新机枪，摸了又摸，“有了新枪，就能多打鬼子了。”
　　
　　1942年9月，部队开往贵州，驻防晴隆；1943年3月初，又移到云南弥渡。在弥渡的日子，是蒋发阳抗战生涯里难得的“好时光”——部队全换了美式装备，“美式机枪比捷克式强多了，打得远、打得准，还轻便。”美国教官来教他们用新武器，虽然语言不通，教官就用手势比划，有时候还亲自示范，“教官拍着我的肩膀，竖大拇指，说‘good’，我虽然听不懂，也知道是夸我打得好。”
　　训练之余，他还加入了谍报队。“跟着教官偷渡怒江，要躲着鬼子的巡逻队，有时候要在水里泡半天，冷得牙齿打颤。”到了对岸，他们要侦察鬼子的阵地和地形，画成地图，还要跟当地百姓打交道，“百姓都恨鬼子，给我们送吃的，还告诉我们鬼子的动向。”他们在隐蔽的山谷里修小型飞机场，“用锄头挖，用手搬石头，修了半个多月，终于能让侦察机起降了。”每次把侦察到的情报送回去，他都觉得自己做了件大事——这些情报，能帮着大部队少牺牲几个战友。
　　1944年4月，滇西大反攻开始了。新33师初期负责上下江防，全师移驻耿马。“每天盯着江面，只要看到鬼子的船，就用机枪打。”11月，他们从滚弄上游渡过怒江，在腊戌、畹町之间活动，专门打击鬼子的运输队。“看到鬼子的卡车过来，我们就架起机枪，‘哒哒哒’地打，把卡车打瘫，再冲上去捡物资。”有一次，他们打掉了鬼子的一支运输队，缴获了不少粮食和弹药，“那天大家都很高兴，煮了米饭，还加了点肉，算是改善伙食了。”
　　
　　1945年2月上旬，部队转为在遮放、畹町之间修公路，“要把公路修通，让大部队能开过去。”他们一边修路，一边保护公路安全，清剿漏网的鬼子，“有一次，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两个鬼子，他们饿了好几天，看到我们就举手投降了。”那时候，蒋老先生心里已经有了盼头——他听战友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鬼子快投降了。
　　果然，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了。“那天部队里放鞭炮，大家都在喊‘胜利了’，有的兵抱着哭，有的兵举着枪欢呼。”蒋发阳抱着机枪，坐在地上，看着满天的烟花，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入伍快六年，打了无数场仗，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后来，新编第33师奉命和第9师、第76师整编。蒋发阳摸着自己用了好几年的机枪，突然觉得累了：“我想回家了，想我娘，想家里的田。”他找连长请假，连长起初不肯，说“部队还需要你”，可他坚持要走，“我已经打跑鬼子了，该回家尽孝了。”最后，上级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从云南到南充，他走了整整一个多月。“一路上看到不少返乡的兵，有的跟我一样，背着行李，有的拄着拐杖，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回到家的时候，他娘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他，手里的鸡食盆掉在地上，跑过来抱着他哭：“我的儿，你可回来了！”那天，他娘杀了家里唯一的鸡，煮了一锅鸡汤，他喝着鸡汤，觉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新中国成立后，蒋发阳就拿起了锄头，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很少跟人提起过去的事，“怕人家觉得我吹牛，也怕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直到我们找上门，他才把藏在心底的记忆，一点点讲了出来。
　　那天我们聊到夕阳西下，金黄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把老兵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家人请老兵和我们吃饭，我们道谢告辞，老兵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李明你也老了，难得你和年轻人来看我，要多跟年轻人讲讲这些事，别让他们忘了，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
　　蒋发阳在2015年3月去世，享年96岁。我常常想起那天的谈话，想起老兵说起第一次扫射鬼子时，眼里闪烁的光；想起他提到牺牲战友时，哽咽的声音；想起他送我们出门时，站在夕阳里的身影。
　　
　　(二)
　　
　　2013年底，四川仪陇下了场小雪，山间的路结着薄冰，我和两名志愿者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找到了中坝乡大仪村于正英老兵的家。那是一座土墙青瓦房，院坝里堆着晒干的玉米秆，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一位穿着深蓝色棉袄的老人正坐在火塘边，手里拿着一个缺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盛着热茶。看到我们来，老兵缓缓站起身，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些许炭火灰，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我听说过你李明，请坐，烤烤火。”
　　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暖意裹住了我们。于正英指尖在粗瓷碗沿摩挲着，慢慢开口：“我是1945年元旦刚过当的壮丁。那时候乡里喊着‘抽壮丁打鬼子’，我刚满22岁，没等保长上门，自己就背着包袱去了乡公所。”他说这话时，眼神亮了亮，“我娘哭着给我塞了双布鞋，说‘活着回来’，我揣着布鞋，跟着一百多个同乡一路走，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湖北前线，编入了第41军第125师第373团炮兵营——咱们营里十个人有九个是四川人，开口都是乡音，听着就亲切。”
　　到了部队没几天，于正英就听说了老河口的重要性。“那里有个军用机场，中美空军的歼击机、四川飞来的B-29轰炸机都在那儿停着，专打鬼子的运输线和阵地。鬼子恨得牙痒痒，制定了个‘五号作战计划’，非要把老河口拿下来，还要往四川打。”1945年3月下旬，日军真的来了——第110、115两个师团，再加上坦克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黑压压地朝老河口扑来。“咱们125师就守在这儿，全师才8000多人，要扛住鬼子这么多兵力，上峰只给了个命令：坚守3天。”
　　战斗先在塔子山打响。于正英跟着炮营，推着平射炮在阵地上转移，“鬼子的炮弹像下雨似的落，炸得泥土溅到脸上，又烫又疼。咱们团逐次抵抗，打了两天，实在顶不住了，才退守老河口城。”进城那天，他记得特别清楚，天刚蒙蒙亮，城门楼上的守军举着枪喊“快进来”，他们推着炮跑进城，城门“吱呀”一声关上，城门外就传来了鬼子的枪声。“那时候炮兵也发了步枪，营长周正林说‘咱们不仅要打坦克，还得守城墙’——周营长是南充人，跟我算半个同乡，说话总是笑着，没一点官架子。”
　　于正英和373团的任务是守北边的化城门，这是鬼子进攻的重点。3月31日那天，天刚亮，鬼子的炮火就“轰隆隆”地朝城门轰来。“城墙被打得掉土块，我躲在女墙后，能清楚听到炮弹炸在城墙上的巨响，震得耳朵嗡嗡响。没一会儿，就看到十辆坦克开了过来，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步兵，端着枪朝城墙冲。”步兵兄弟在城墙上开枪，可坦克的装甲太厚，子弹打上去只冒火星，不少战友被坦克上的机枪扫中，从城墙上掉下去。
　　“周营长喊‘推炮上去’！”于正英和战友们赶紧把平射炮推到城墙女墙后，炮口对准鬼子的坦克。“我蹲在炮旁，帮着装炮弹，心里又紧张又急——坦克离城墙越来越近，我能看到坦克上的太阳旗在飘。”“放！”周营长高喊一声，炮手扣下扳机，炮弹“嗖”地飞出去，正好击中最前面那辆坦克的履带，坦克“咔嗒”一声停住，冒着黑烟不动了。“好！”城墙上的战友们欢呼起来，紧接着第二炮、第三炮，又击毁了两辆坦克。剩下的鬼子坦克慌了，掉过头就往回跑，步兵也跟着退了下去。
　　可没等他们喘口气，城墙上突然传来一阵机枪声——鬼子的冷枪打中了周营长。“我回头一看，周营长趴在炮旁，头上全是血，手里还攥着指挥旗。”于老先生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们想把他抬下去，他已经没气了……那么好的人，说没就没了。”
　　原本计划守3天，可3天后，战区司令刘峙又下了命令：再守4天，要掩护机场的后勤物资转移，还要调整作战部署。“没人抱怨，都知道这4天有多重要。”于老先生和战友们趁战斗间隙，用沙袋、石块加固工事，“城墙上的缺口用木板堵，再填上泥土，我们连夜干，手冻得发僵，就搓搓手接着干。”
　　
　　4月初的一天清晨，鬼子又发起了猛攻。这次他们的炮火更猛，城墙被炸开了好几个大缺口，“缺口有两人多宽，鬼子架着云梯往上爬，最前面的鬼子都快爬到城墙上了。”陈文柯团长拿着手枪在城墙上喊“打！别让鬼子上来”，于正英和战友们举着步枪朝爬云梯的鬼子射击，“子弹不够了，就扔手榴弹，有的战友甚至抱着石头往下砸。”工兵连的兄弟扛着炸药包冲上去，把鬼子的云梯炸得粉碎。
　　就在这时，于正英想起了营里发的黄磷炸弹。“那东西装在铁皮罐里，一扔出去就会烧起来，粘到身上扑不灭。”他从战壕里摸出一颗，拉开引信，朝着缺口下扎堆的鬼子扔了过去。“只听‘砰’的一声，黄磷弹炸开，火苗一下子窜起来，粘在鬼子身上，他们尖叫着打滚，可火越烧越旺，没一会儿就没了动静。”他又接连扔了三颗，缺口下的鬼子被烧得乱作一团，再也没人敢往上爬。“那天打了一整天，短兵相接的时候，我甚至跟一个鬼子拼过刺刀，他的刺刀划到了我的胳膊，我也把他捅倒了——现在胳膊上还有个疤。”
　　可鬼子没善罢甘休。第二天，一小队鬼子从城墙的缝隙里钻了进来，摸到了城西北角。“陈团长带着我们增援过去，巷战打得更苦。”于老先生跟着部队在巷子里穿梭，“房子都被炸毁了，我们从断墙后探出头打冷枪，鬼子也躲在房梁上开枪。”打了两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把这队鬼子消灭了，还打死了两个鬼子中队长，可代营长杜德友也负了重伤，被抬下去的时候，还喊着“别让鬼子跑了”。
　　没过几天，一百多个鬼子从北城门攻了进来，躲进了一间大瓦房里负隅顽抗。“陈团长调来火焰喷射器，两个战士抱着喷射器，对着瓦房的门窗喷火。”于正英站在后面，看着火苗从门窗里窜出来，房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没一会儿，房子就烧了起来，里面的鬼子一个都没跑出来。”
　　
　　战斗中，陈团长发现了个问题：不少牺牲的川军，枪伤都在头部正面。“他带着我们观察，才发现鬼子躲在树顶上、房顶上当狙击手，专打我们露头的人。”陈团长立刻找了几十名枪法好的战士，“每人发了二十发子弹，专门打树上、房上的鬼子。”于正英也是其中一个，他趴在断墙后，瞄准一棵大槐树上的鬼子，“我屏住呼吸，扣下扳机，那鬼子‘咚’的一声掉了下来。”没一会儿，藏身各处的鬼子狙击手就被清除干净了，城墙上的压力小了不少。
　　这时候，援军第127师来了，带队的副师长何翔迥是营山县人，一见面就用四川话喊“兄弟们辛苦了”。“援军来了，我们更有底气了，跟着他们在城门和城墙后挖反坦克坑，坑有两米深，上面盖着木板和稻草，就等鬼子坦克来。”
　　4月7日那天，鬼子调来重炮，对着城墙猛轰，炸开了一个几米宽的大缺口。“几辆坦克一边开炮一边往缺口冲，我们炮营的炮弹早就用完了，大家都拿起步枪，当了步兵。”第一辆坦克冲过缺口，没注意脚下的反坦克坑，“‘轰隆’一声就栽了进去，车头朝下，怎么也爬不上来，正好把后面的坦克挡住了。”可还是有六七百个鬼子冲进了城里，“125师从师长到伙夫，都提枪上阵，到处都是战场，巷子里、房子里，到处都在打。”
　　于正英亲眼看到，团部伙房的三个师傅，正围着灶台做饭，两个鬼子窜了进去。“师傅们手里没枪，就拿起菜刀冲上去，一个师傅砍中了鬼子的胳膊，另一个师傅朝着鬼子的后背砍，可鬼子也开了枪，三个师傅都倒在了血泊里，那两个鬼子也被砍翻了。”说到这儿，于正英抹了抹眼睛，“都是好兄弟啊，没扛过枪，却敢跟鬼子拼命。”
　　4月8日，进城的鬼子越来越多，城里的阵地一点点被压缩。下午17时，陈团长召集剩余的人，说“突围”。“我们跟着团长，从城墙的一个小缺口钻出去，一路上躲着鬼子的巡逻队，走了半夜才到安全地带。”没来得及退出的战友，还在城里跟鬼子拼，“直到深夜，城里的枪声才慢慢停了下来。”这一战，125师伤亡了1000多人，连、排长牺牲了一半多，五个营长没了。“我们坐在地上，看着老河口的方向，没人说话，都在想牺牲的兄弟。”
　　好在1945年4月13日，老河口城被收复了。于正英说，能坚守13个昼夜，除了大家团结一心、敢打敢拼，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老河口是背水阵地，交通没被鬼子切断；二是老百姓帮了大忙，晚上他们背着粮弹、抬着担架过来，给我们送吃的，把伤兵抬下去，没他们，我们撑不了这么久。”
　　1945年8月，于正英和全团结束休整，又参加了湖北境内的反攻。“那时候鬼子已经没了往日的凶气，我们一路打过去，收复了不少阵地。”可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肩部被弹片击中，“疼得我直冒冷汗，被抬下阵地的时候，还看到陈团长在指挥战斗——可没过多久，就听说陈团长中炮牺牲了，他是四川仁寿人，到死都在喊‘冲’。”
　　四个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于老正英和战友们在阵地上欢呼雀跃，“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把帽子扔到天上。”后来他听说，日军115师团长杉浦英吉在河南漯河向五战区缴械投降时，承认老河口一战，鬼子死了上千人。“听到这话，我心里痛快，牺牲的兄弟没白死。”因为抗战有功，于正英还得了一枚“抗战胜利勋章”，他把勋章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跟娘给的布鞋放在一起。
　　
　　解放战争后，于正英被遣返，他背着包袱，一路辗转，花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仪陇老家。“娘看到我，抱着我哭，说‘还以为见不到你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在乡务农，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很少跟孩子们说打仗的事，怕他们害怕，也怕自己想起牺牲的兄弟，心里难受。”
　　那天我们聊到天黑，老兵的儿子煮了红薯粥，我们喝着粥，听他讲现在的生活：“现在日子好了，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打仗了，这就够了。”临走时，老兵送我们到门口，指着远处的山说，“那边就是我家的地，我还能去地里转转，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