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武乡潜伏，乐陵磨刀

　　(一)
　　
　　2005年秋，抗战研究院的银杏叶落了满地，我踩着碎金似的叶子走进会议室时，武福香已经到了。她坐在靠窗的藤椅上，身上罩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手里攥着块边角起毛的蓝布帕子，指节因为用力微微泛白。见我进来，她缓缓抬眼，眸子里忽然亮了亮，像是看见熟人似的笑了笑：“你就是李明吧？常听人说你收集抗战的故事，今天我就跟你唠唠我那点事，也算给后人留个念想。”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股韧劲，一开口就把我拉回了1938年的山西武乡县寨上村——那个藏着她青春与热血的小山村。
　　
　　“那年我刚满13岁，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丫头。”武福香手指轻轻摩挲着布帕，眼神飘向窗外，像是看见了当年的场景，“长乐之战打完，八路军把缴获的战利品全运到了我们村，大庙东侧的空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戏台是用门板搭的，上面铺着红布，底下摆着日军的步枪、军刀，还有几挺歪把子机枪，村民们围着看，啧啧称奇。红的、绿的标语贴得满树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字写得又大又有力，看着就提气。”
　　那天的祝捷大会，武福香挤在人群最前头，踮着脚才能看见台上的首长。“首长穿着灰布军装，袖子上还沾着泥点，说话却特别有劲儿。他说咱们歼灭了多少鬼子，缴获了多少武器，每说一句，台下就欢呼一阵。我跟着拍手，手都拍红了，喊口号喊得嗓子冒烟，心里头那股劲儿啊，就像要冒出来似的。”散会回家的路上，她拽着母亲的衣角，脚步都轻快了不少：“娘，我要当八路军！我要跟着首长打鬼子！”母亲笑着拍了拍她的头，眼里满是疼惜：“你才多大点，人家八路军收不收你还两说呢，要是真收，娘不拦你。”
　　从那天起，“当八路军”就成了武福香心里最坚定的念头。可村里有人劝她：“丫头，你年纪太小，扛不动枪，跑不动路，八路军哪会要你？”她却不服气，总想着能找机会证明自己。有一回，她去军属金女家串门，刚进院就听见两个女兵说话，小的那个一口一个“康大姐”，说得格外亲切。武福香眼睛一亮，立马凑到金女跟前，拉着她的袖子不放：“金姐，我想当八路军，你帮我问问康大姐行不行？”
　　金女叹了口气，脸上带着几分无奈：“我家那口子是决死队的连长，常年在外打仗，我一个妇道人家，哪能帮上这忙？不过你要是真想问，我就带你去见见康大姐。”说着，就把她领到了康大姐面前。康大姐穿着军装，头发剪得短短的，看着特别精神。她蹲下来，笑着摸了摸武福香的头：“孩子，你今年多大啦？”“十三！”武福香胸脯一挺，答得响亮。康大姐却摇了摇头，语气温和却坚定：“十三还是太小了。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打仗，要长途行军，你走不动路，掉了队可怎么办？听大姐的，先回村里好好念书，多给乡亲们讲抗日的事，等你长大了，身体结实了，我们一定收你当八路军。”
　　这话，武福香记了好些年。回到村里，她成了“小宣传员”，只要见着人，就把祝捷大会的场景、文工团演的抗日话剧从头到尾讲一遍。“我记性好，演员的台词都能背下来，‘打倒汉奸走狗’‘保卫家乡’，我讲得绘声绘色，老乡们都爱听，连村里的老秀才都搬着小板凳来听我讲。”后来，地下党和村里的老师教她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她学得快，唱得也亮，村里开抗日会时，她总第一个站起来唱歌，歌声能传到村头的老槐树下，引得不少人跟着一起唱。
　　慢慢的，武福香家成了村里的抗日宣传点。男女青年一有空就往她家跑，听她讲八路军的故事，跟着她学唱抗日歌，有时还会一起商量怎么给八路军送粮食、送情报。“我爹娘也支持我，我娘常把家里的红薯、玉米拿出来给来的年轻人吃，我爹还帮着我们做暗号，要是看见陌生人来，就咳嗽三声提醒我们。”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武乡县城，离寨上村只有十多里地，村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武福香心里急，琢磨着不能就这么等着鬼子来欺负人。她牵头组织了儿童团，带着十几个半大的孩子，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我们定了规矩，见着陌生人就查路条，要是说不出村里的暗号，就不让过。有一回，真拦下了一个假装卖货的特务，后来交给了区里的游击队，还得了表扬呢！”
　　可她的这些行动，却被邻村松树庄的特务魏三贵看在了眼里。“那魏三贵是个软骨头，早就投靠了鬼子，天天在村里转悠，看谁不顺眼就报告给县城的宪兵队。”武福香说起他，声音里满是恨，“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组织儿童团、宣传抗日的事全告诉了鬼子，还说我家是‘抗日窝点’。”为了安全，村里的抗日分子夜里都不敢住家里，大多在村外的野地里搭草棚过夜，铺着稻草，盖着薄被，夜里冷得直打哆嗦。
　　1941年10月28日晚，武福香和父母亲看着地里的小麦还没种完，想着第二天要起早抢种，最近敌人也没什么大动作，就冒险回了家。“那天夜里特别静，连狗叫都没有，我睡得沉，直到一阵‘砰砰’的枪声把我惊醒。”父亲反应最快，急忙摸黑穿衣，一边穿一边喊：“福香，快躲起来！”可他刚推开门，就被门外的乱枪打倒在门槛上，鲜血一下子染红了门口的青石板。
　　武福香吓得浑身发抖，刚爬下炕，就看见魏三贵领着十几个日伪军冲了进来。魏三贵手里端着枪，脸上挂着奸笑：“武丫头，没想到吧？跟皇军作对，没好下场！”日伪军上前把她绑了起来，绳子勒得她手腕生疼。她挣扎着回头，却看见魏三贵扑向母亲，母亲的哭喊声响彻了整个院子。“我当时气得眼睛都红了，想冲上去跟他拼命，可被伪军死死按住，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说到这儿，声音哽咽了，蓝布帕子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后来她才知道，母亲被魏三贵侮辱后，又气又恨，没几天就活活气死了。
　　
　　武福香被带到了武乡县城的日军宪兵队，关在一间黑牢里。“那牢里又黑又潮，地上全是霉味，每天就给一碗馊水似的粥。”鬼子见她不肯开口，就用鞭子抽她，用凉水浇她，逼她说出村里抗日分子的名字和八路军的据点。“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凉水浇下来，冻得我直打牙颤，可我心里想着康大姐的话，想着爹娘的死，怎么都不能松口。我跟鬼子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个普通丫头，你们抓错人了！”鬼子见她硬，打累了就把她扔回牢里，可她始终没吐露一个字。
　　后来，鬼子见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就把她转到了日伪警备队。就在武福香以为自己要被困在这里时，一个狱卒悄悄给她递了半块窝头，压低声音说：“组织让你假意归顺，留在警备队当眼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武福香攥着那半块窝头，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砸在手上：“我听组织的，只要能报仇，能打鬼子，让我做什么都行！”
　　没过多久，在组织的安排下，武福香通过金女认识了日伪警备队长宋书平。“金女是决死队赵润田连长的遗孀，赵连长在阳城跟鬼子打仗时牺牲了，留下两个孩子。组织为了保住烈士后代，也为了能在警备队安插眼线，就让金女嫁给了宋书平。”武福香说，组织给她改了个名字叫“林于”，让她借着宋书平的关系，在警备队里立足。
　　刚开始收集情报时，武福香特别小心。“宋书平疑心重，我不敢轻易记笔记，就把日军的布防、特务的名单记在脑子里，等夜里没人的时候，再偷偷写在纸条上，藏在鞋底或者头发里。”每次送情报，她都会借着去街上买东西的机会，把纸条交给地下交通员史春香。“史春香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婶，看着像个普通农妇，其实特别勇敢。我们约在菜市场见面，我把情报藏在菜篮子底下，她接过篮子，装作买菜的样子就走，从来没出过差错。”
　　有一回，武福香听说村里有个叫王二柱的青年在警备队当差，为人老实，就是胆子小，看着鬼子欺负老百姓，心里难受却不敢反抗。她找机会偷偷跟王二柱聊了聊：“二柱哥，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帮着鬼子害自己人啊！你想想，要是鬼子占了咱们的家，杀了咱们的亲人，你能甘心吗？”王二柱被她说得红了眼，后来偷偷偷了敌人的两箱弹药，趁着夜里送到了八路军的据点。“那回之后，二柱也加入了我们，成了暗地里的帮手，还帮我们传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1942年春，金女突然得了急病，没几天就病故了。看着金女留下的两个孩子——六岁的儿子赵小勇和四岁的女儿赵小花，武福香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那两个孩子可怜，没了爹，又没了娘，要是没人照顾，指不定会遭什么罪。而且要是我不接着盯着宋书平，情报就断了，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她找到地下党的同志，咬着牙说：“让我接着跟宋书平过吧，这样我能继续收集情报，也能照顾这两个孩子，两全其美。”组织考虑了两天，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
　　从那以后，武福香更小心了。白天，她要陪着宋书平应付鬼子的军官，陪着笑脸，听他们说些侮辱中国人的话，心里却恨得牙痒痒；夜里，她就躲在灯下，借着微弱的光画敌人的布防图。两个孩子睡熟后，她会坐在床边，摸着他们的头，想起自己的父母，眼泪悄悄流湿了枕巾。“有一回，小勇夜里做梦，喊着‘娘，我怕鬼子’。我抱着他，跟他说‘别怕，娘在，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了’。”
　　也是在武福香的配合下，武工队摸清了魏三贵的行踪。“魏三贵以为自己有鬼子撑腰，特别嚣张，经常夜里去村里抢东西。我们摸清了他的路线，武工队在他回家的路上设了埋伏，一晚上就把他处决了。”听到消息那天，武福香偷偷在院里烧了些纸钱，对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爹、娘，我给你们报仇了，你们在天有灵，就安息吧！”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渐渐传开。有天晚上，宋书平喝多了酒，嘴里嘟囔着：“不好了，八路军要打过来了，城防图都画好了……”武福香心里一动，趁宋书平睡着后，悄悄翻出他藏起来的城防图，凭着记忆，把敌人的炮楼位置、铁丝网布局、兵力分布都绘成了草图，连夜藏在给史春香送的腌菜坛子里。
　　出发去根据地的前一晚，武福香给两个孩子换上粗布衣裳，把他们的衣服、鞋子打包好，塞进一个包袱里。“小勇，小花，明天咱们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见好多好人，以后再也不用怕鬼子了。”她抱着两个孩子，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她脸上抹了些灰，穿上打补丁的衣裳，化装成四十多岁的农妇，背着包袱，牵着两个孩子，按照约定的地点，在城外的小河边见到了八路军的同志。
　　“见到他们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终于不用再装了，终于能回到自己人身边了。”武福香说，她跟着八路军的同志去了根据地，看着两个孩子被安排进了保育院，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开始攻打武乡县城。“我站在根据地的山头上，看着城里的炮火，听着枪声，心里又激动又紧张。”直到8月26日，传来了县城解放的消息——日军小队和宪兵队被全部消灭，宋书平被俘，被判处了徒刑。武福香跟着八路军的队伍回到县城，站在城门口，看着乡亲们举着红旗，喊着“八路军万岁”，突然就哭了：“康大姐，我做到了，我等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能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抗日的人了！”
　　后来，武福香在部队里认识了薛营长。薛营长是个老实本分的人，知道她的经历后，特别心疼她。“他说会跟我一起照顾小勇和小花，还说要跟我一起建设新中国。”1946年，他们结了婚，武福香也改回了本名，跟着薛营长四处征战，后来又一起把赵小勇和赵小花抚养成人。“小勇后来参了军，跟他爹一样，成了一名军人；小花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教孩子们学知识，学历史。他们俩都特别孝顺，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我，叫我‘娘’，我这辈子，也算有个圆满的归宿了。”
　　
　　武福香讲到这儿，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脸上，柔和了她脸上的皱纹。“我这一辈子，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当年那么多人牺牲了，我能活下来，能看到抗战胜利，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很幸运了。我就是想告诉后人，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可不能忘了啊！”
　　2016年冬天，武福香安详地走了，享年91岁。我想起2005年那个秋天，她坐在藤椅上，跟我讲起过去的样子，阳光里，她的眼神亮得像年轻时站在村口放哨的模样——她没正式穿上过八路军的军装，却用自己的勇气和坚韧，当了一辈子抗战军人。
　　
　　(二)
　　
　　2015年夏，我在乐陵抗战研究院的档案室里，见到了一份泛黄的手稿——那是关于刘焕卿的事迹记录。研究院的老张同志捧着一摞资料，坐在我对面，缓缓开口：“李老，您要听的刘焕卿的故事，得从1943年6月大常村那把锃亮的大砍刀说起。”他的声音带着岁月的厚重，我握着那杯温热的茶水，仿佛跟着他的讲述，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冀鲁平原。
　　
　　我最先听到的，是刘焕卿磨刀的场景。老张说，1943年6月的一个上午，大常村的过道口晒着金灿灿的阳光，刘焕卿就坐在道口的青石板上，“嚓嚓、嚓嚓”地磨着一把二尺多长的大砍刀。那刀身原本有些锈迹，被他磨得泛着冷光，连刀刃映出的人影都清晰可见。他磨得专注，连路过的赵景林搭话都没立刻抬头。
　　“刘二愣，你磨刀干么？”赵景林揣着口袋，语气里带着几分随意——村里人本就常叫刘焕卿“刘二愣”，不是说他傻，是说他做事冲得很，认死理，跟敌人硬碰硬的时候从不含糊。
　　刘焕卿这才抬眼，嘴角勾了勾：“砍你！”
　　赵景林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别开玩笑了！”他知道刘焕卿性子直，却没往真处想——毕竟前阵子他还跟刘焕卿一起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抽过烟，怎么看都不像要动刀的样子。
　　“真的，不跟你闹玩。”刘焕卿低下头，继续磨着刀，磨石上的水声“滋滋”响，阳光落在他黝黑的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
　　“俺还去赶集呢！”赵景林觉得没趣，转身就要走，想赶去朱集镇买些盐和布料。
　　“你去吧，回来再说。”刘焕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平平淡淡的，却让赵景林莫名觉得后背有点发紧——可他转念一想，自己不过是个普通村民，刘焕卿是区长，哪会真跟他计较，便甩甩头，大步走了。
　　
　　老张讲到这儿，喝了口茶，补充道：“李老，您可别以为刘焕卿真是‘愣’，他本名史仁儒，河北盐山张村店人，高小毕业，早年还当过村长，1939年入的党，1940年就调到靖远县二区当区长，还兼着县锄奸大队长。这人有勇有谋，最出名的一次，是在集市上独自揣着镰刀，趁着伪军队长不注意，‘唰’地割断了他的手枪枪带，硬生生把枪夺了过来——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就凭这股悍劲，让日伪军都怵他三分。”
　　我点点头，心里对这位“刘二愣”多了几分敬佩，可也纳闷：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跟赵景林说“砍你”？老张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接着往下讲——这磨刀的背后，藏着一桩让人心痛的告密案。
　　原来，那会儿乐陵县委组织部长常智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住进了朱集镇岳父母家。常智安为人和善，在村里口碑极好，可偏偏跟大常村的赵景林是发小——这赵景林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好吃懒做，天天跟村里几个小混混凑在一起耍钱赌博，输光了就四处找便宜占。
　　常智安刚住下没几天，就被赵景林知道了。赵景林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又想起日伪机关贴出的“悬赏令”——抓一个共产党干部，能得不少大洋。他咬了咬牙，趁着夜里偷偷摸去乐陵城，把常智安的藏身地告诉了日军小队长。
　　
　　第二天凌晨，天刚蒙蒙亮，乐陵的日伪军就带着枪，悄悄把常智安岳父母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八个日军端着刺刀，“哗啦”一声翻过院墙，一脚踹开屋门，冲进了屋里。常智安刚从床上爬起来，想摸藏在枕头下的手枪反抗，可已经来不及了——两个日军扑上来，死死按住他的胳膊，用麻绳把他捆得结结实实。
　　敌人知道抓了个“大官”，当场就开始审问。日军小队长端着军刀，先是假惺惺地许他高官厚禄，说只要供出乐陵县委的成员和住处，就能当“维持会”的副会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常智安梗着脖子，只说“我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半个字都不肯多讲。
　　小队长恼羞成怒，挥手让伪军扒去常智安的衣服，拿起皮鞭狠狠抽打。皮鞭上还带着铁刺，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痕，常智安疼得浑身发抖，却始终没哼一声。最后，日伪军把他押到村南的老枣树下，用刺刀连捅了十六刀——那棵老枣树，后来村民们都说，好多年都结着带红痕的枣子，像是在替常智安流泪。更惨的是，常智安的岳父母也被鬼子折磨致死，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没了。
　　而赵景林，在乐陵日伪机关领了赏钱，揣着大洋回了村，还跟没事人一样，天天去赶集、赌博，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没想到，地下党的内线早就盯上了他——没过几个月，内线就把“赵景林和他老婆密谋告密”的事，一五一十报告给了刘焕卿。
　　“刘焕卿当时就拍了桌子，说‘这等败类，必须除了’！”老张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他知道赵景林爱赶集，就特意在村口磨刀等他——那把刀，就是为赵景林准备的。”
　　果然，临近中午，赵景林提着赶集买的东西，哼着小调回了村。他刚推开自家院门，一转头就看见刘焕卿提着那把亮闪闪的大砍刀，跟在他身后进了院。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早上刘焕卿说的不是玩笑话，吓得脸都白了，手里的东西“哗啦”掉在地上，扭头就往屋里跑。
　　刘焕卿哪里会给他机会？他飞跨两步，双手握紧砍刀，朝着赵景林的后背狠狠砍去。只听“噗”的一声，赵景林应声倒地，鲜血喷溅出来，溅在院墙上，红得刺眼。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没了气息——这个出卖发小、害死革命同志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可这事还没完。老张说，没过多久，一个午后，赵景林的老婆骑着毛驴，从朱集镇的娘家回来，正好被刘焕卿撞见。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善茬，平时就跟赵景林的情妇常王氏混在一起，还经常给日伪军通风报信——当初赵景林决定告密，就是她在一旁撺掇，说“不拿白不拿，反正共产党也活不长”。
　　刘焕卿看见她，眼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冲旁边干活的老乡借了一把镐子，朝着毛驴追了过去。赵景林的老婆回头一看，见是满脸怒气的刘焕卿，吓得魂都飞了，“哎哟”一声从驴背上滚了下来，想爬起来逃跑。刘焕卿几步追上，手起镐落，一镐砸在她的后脑勺上，她当场就扑倒在地，没了动静。
　　
　　“除了这对汉奸夫妻，刘焕卿还收拾了一群危害百姓的败类。”老张翻了翻手里的资料，继续说。那会儿靖远二区的贾文会和另一名同志去某村侦察敌情，没想到遇上大徐据点的日伪军扫荡，两人被敌人围在了村里，很快就被抓住了。
　　敌人问他们是哪里人，贾文会镇定地说“我们是这个村的老百姓”。可跟在伪军身后的四个无赖——一个姓韩、一个姓楚，还有两个姓寇的，为了讨好日伪军，当场就喊：“他俩不是这村的！”还添油加醋地说“这两人看着就像八路，肯定是来探消息的”。
　　就因为这几句诬告，日伪军把贾文会和那位同志绑了起来，带回大徐据点，没过多久就杀害了。刘焕卿听说这事，气得好几夜没睡，他反复核实情况，知道这四个无赖平时就欺压百姓，还总跟日伪军勾结，要是不除了他们，抗日的局面根本打不开。
　　于是，他带着区联队的战士们，趁着夜色，把这四个无赖，还有另外五个为非作歹的土匪、地痞，一起抓了起来。几天后，他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当着全村人的面，一条条宣布他们的罪行——谁帮鬼子抢过粮食，谁告过密，谁欺负过老百姓，说得清清楚楚。村民们听得义愤填膺，纷纷喊着“杀了他们”。
　　最后，刘焕卿带着战士们，在韩家村砍了那四个诬告贾文会的奸徒，在大常村砍了三个给日伪军搜集情报的地痞，还处死了无恶不作的土匪张景增和张九。经此一役，二区的风气一下子就正了，百姓们都说“有刘区长在，咱们再也不怕汉奸欺负了”。后来，刘焕卿还带着十多个锄奸队员，伏击了日伪军的运粮队，用手榴弹炸死炸伤十多个敌人，还缴获了一把手枪、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一个掷弹筒——那支步枪，后来一直被区联队的战士们当宝贝用。
　　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英勇的区长，却在不久后牺牲了。老张的声音低沉下来，我也握紧了手里的杯子，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那是1943年夏的一个中午，刘焕卿带着警卫员李书海，还有战士苏东岭、王世臣、张德美等人，来到刘井村的地下联络点——老王家里。刚坐下没一会儿，就听见外面传来村民的哭喊声，还有伪军的叫骂声。老王急急忙忙跑进来：“不好了，伪军进村祸害老百姓了！”
　　刘焕卿立刻站起来，对战士们说：“走，去村东头伏击他们，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几个人悄悄摸出老王家门，准备跳上房顶，从高处伏击敌人。可就在苏东岭跳房的时候，不小心把手里已经拉开弦的手榴弹掉在了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炸了！
　　爆炸声一响，村里的伪军顿时乱了套，有的往东边跑，有的往西边窜。刘焕卿当机立断，喊道：“冲出去，打！”他带着四个战士，从巷子里直冲出来，举着枪朝逃跑的伪军射击。枪声“砰砰”响，当场就有五个伪军倒在地上，没了气息。剩下的伪军吓得魂飞魄散，有的藏进了村边的芦苇湾，有的躲进了坟地里。
　　刘焕卿他们追了一会儿，抓住了一个吓得腿软的伪军，让苏东岭押着他。然后他跟李书海继续往东追，想把剩下的伪军都消灭掉。可敌人毕竟人多，一个躲在坟地树丛里的伪军，趁着刘焕卿不注意，偷偷举起枪，朝他开了冷枪——子弹正好打在刘焕卿的胸部。
　　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灰布军装。刘焕卿踉跄了一下，倒在地上。李书海赶紧跑过去扶他，他却抓住李书海的手，气息微弱地说：“千万别说我死了……别让战士们分心……”说完这句话，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28岁。
　　李书海抱着刘焕卿的遗体，眼泪止不住地流。他让被俘的伪军背着刘焕卿，自己拿起刘焕卿的匣枪，又从腰间拔出另一把枪，双手持枪，一边射击一边往外冲。伪军们被他的气势吓住了，没人敢上前阻拦，李书海就这样带着战友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把刘焕卿的遗体运回了他的故乡——盐山县张村店村，好好安葬了。后来，那个开冷枪的伪军，也被锄奸队找到，处决了，算是告慰了刘焕卿的在天之灵。
　　
　　老张讲到这儿，停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李老，您知道吗？2021年5月，刘焕卿牺牲的地方——刘井村东边，被明确为乐陵市不可移动文物。老百姓们还在张村店给他立了碑，碑上刻的是他的原名‘史仁儒’。每年清明，都有好多人来献花圈；尤其是青少年，老师们会带着他们来听刘焕卿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好日子，是这些英烈用命换来的。”
　　我听着老张的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离开研究院的时候，我特意去了刘井村东边的那片土地——那里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刘焕卿牺牲地”。风吹过田野，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枪声，看见那个提着大砍刀的身影。
　　刘焕卿，他没留下太多照片，没留下太多文字，却用自己的生命，在乐陵的土地上刻下了不朽的丰碑。如今，他的牺牲地成了文物，他的故事被代代相传——这不仅仅是对一位英烈的纪念，更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铭记。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也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抗战的烽火中，有这样一位“刘二愣”，用热血和勇气，守护了百姓，守护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