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 炸掉炮楼，追死日寇

　　(一)
　　
　　2012年底的抗战研究院，院子里的银杏树落了满地金黄，风一吹，叶子打着旋儿飘到石阶上。我刚跨进大门，就看见藤椅上就坐着位张军——他在等看我，眼里似乎藏着说不尽的岁月沉淀。
　　张军往我这边挪了挪，打开《国民党抗战老兵口述史》，书内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年轻汉子穿着卡其色军装，肩章上缀着中尉军衔，眉眼间透着股不服输的硬气，手里还提着把步枪。
　　“这是鲍养玉，”张军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字字清晰，“1942年在汜水，他带着十七个人从鬼子的包围圈里杀出来，还活捉了两个俘虏。我跟他在道清铁路上共事过半年，他那炸炮楼的本事，全沿线没第二个人能比——鬼子见了他的名字，都得绕着走。”
　　我掏出笔记本，张军喝了口热茶，指尖在怀表盖上轻轻敲着，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硝烟、呐喊与热血，就跟着他的声音，一点点在我眼前铺展开来，仿佛我也站在了1942年的汜水河畔，看见了那个腰绑炸药、爬向炮楼的身影。
　　
　　张军说，鲍养玉是洛阳偃师县首阳山镇人，家里原先开着个小杂货铺，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全面抗战爆发那年，他刚满二十岁，在国立中学读高二，学校要往西边迁，他跟着老师同学挤火车，经渭南、西安到宝鸡。“火车走到渭南的时候，看见站台上贴着国民党军招兵的布告，上面写着‘保卫家国，参军抗日’，他没跟家里打招呼，背着书包就下了火车，报了名。”
　　后来鲍养玉进了汉中补充兵训练总处教导总队，因为肯吃苦、学得快，又被选进了黄埔七分校特种兵训练班。“那训练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射击、练爆破、练拳击、练劈刺，还要学目测距离、观察天气、医疗救护。”张老比划着拆卸枪支的动作，手指在空中模拟着拧螺丝的姿势，“不管是捷克式轻机枪、比利时造步枪（枪身上印着个‘B’字），还是苏联的转盘机枪，蒙上眼摸三分钟，就能拆得七零八落，再用三分钟装回去，装完还能对着百米外的靶心打十环——这手艺，整个训练班没几个人能比。”
　　夜里练瞄准更苦。“教官在远处插根香，点上火，让他们趴在地上，对着火香头开枪。刚开始的时候，鲍养玉总打偏，他就半夜不睡觉，自己抱着枪去操场练，胳膊肘磨破了，就垫块布接着练。”张老笑着说，“后来练手枪，教官教‘心思枪’——不用瞄准，胳膊手腕得绷成一条直线，扭头、甩手、扣扳机，动作要一气呵成。鲍养玉练了一个月，能对着十米外的酒瓶子，抬手就中，瓶底都不沾边。”
　　练劈刺的时候更热闹。“每人发一把木枪，枪头裹着橡皮，头上戴个铁面罩，身上穿件厚帆布‘卡子’（护具），两个人一组，直接往对方身上捅、扎、滑、拨、打。鲍养玉个子高，胳膊长，刚开始总被老兵欺负，后来他琢磨出窍门，专找对方的破绽，没两个月，班里就没人能打得过他了。”
　　
　　1940年，鲍养玉毕业，被分配到一战区第4集团军战干团当中尉连长，负责在荥阳汜水河口盘查往来人员。“那地方是交通要道，鬼子的特务经常混在老百姓里过卡，鲍养玉眼睛毒，看一眼穿着、听一句口音，就能猜出七八分。三年里，他抓了几十个日伪特务，还从一个特务身上搜出了汜水布防图——那回立了大功，上级还给他发了块怀表，就是我这只的同款。”张老晃了晃手里的怀表，表盖碰撞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可真正让鲍养玉在部队里出了名的，是1942年5月那场汜水突围战。
　　“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像是要下雨，他跟着3营去汜水北岸侦察，刚摸到河边的芦苇丛，就听见‘嗖嗖’的炮弹声——鬼子早就埋伏好了。”张老的声音突然沉了下去，手指紧紧攥着怀表，指节都泛了白，“炮弹一颗接一颗往阵地上砸，泥土和芦苇杆飞得到处都是，鬼子的重机枪‘突突突’地扫过来，子弹像鞭子似的抽在地上，溅起一道道土痕。到傍晚的时候，全营战死了一百多人，剩下的三十多个人被鬼子围在一个土坡上，子弹快打光了，粮食也没了，眼看就要被冲上来的鬼子包饺子。”
　　鲍养玉当时躲在土坡后的弹坑里，脸上沾着泥和血，耳朵里“嗡嗡”响，只能听见身边战友的咳嗽声和鬼子的喊叫声。他抬头看了眼，土坡下的鬼子正端着刺刀，一步步往上爬，眼瞅着就要到跟前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在这等死！就算死，也得拉几个鬼子垫背！”
　　鲍养玉爬着去找营长，膝盖在碎石子上磨得生疼，他也顾不上：“营长，不能固守！咱们人少，拼不过鬼子的火力！我带几个人绕到鬼子后面，您这边正面牵制，副营长带机枪往左侧冲，咱们里外夹击，说不定能冲出去！”他的声音喊得哑了，唾沫里都带着血丝。
　　营长看着他眼里的光，又看了眼身边剩下的弟兄，咬了咬牙，从腰里拔出枪：“你要多少人？”鲍养玉扫了眼——营部的副官、通讯员、甚至炊事员，只要能拿枪的，都还站着。“十七个，够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突围开始了。营长带着剩下的人在正面开枪，故意把火力压得猛些，还扔了几颗手榴弹，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副营长带着两挺转盘机枪，往鬼子左侧冲，机枪“哒哒哒”地响，制造佯攻的架势；鲍养玉则带着十七个弟兄，猫着腰往鬼子右后侧摸。
　　“地上全是烂泥和芦苇根，他们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生怕弄出声音。有个炊事员老周，年纪大了，爬得慢，鲍养玉就回头拉他一把，还小声说：‘老周，再坚持会儿，出去就能喝热汤了。’”张老的声音软了些，“四百多米的路，他们爬了快一个小时，中途有颗流弹擦着鲍养玉的头皮飞过，把他的帽子打飞了，他也没敢抬头，接着爬。”
　　摸到鬼子的侧后方时，鲍养玉听见了鬼子的说话声——原来这里有个机枪阵地，两个鬼子正趴在地上，对着土坡的方向开枪。他回头跟弟兄们比了个手势，然后猛地喊了声“扔”，十七颗手榴弹一起甩了出去。“轰隆”一片巨响，鬼子的机枪顿时哑了，硝烟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
　　不等硝烟散，鲍养玉抄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冲了上去。第一个扑到鬼子阵前的是个矮个子鬼子，刚从地上爬起来，鲍养玉的刺刀就“噗”地捅进了他的胸膛，又顺势一挑，把人掀翻在地。身后的弟兄跟着冲上来，刺刀捅、枪托砸、甚至用拳头打，短短几分钟就刺死砍死了七八个鬼子。
　　有两个鬼子想往后跑，鲍养玉眼疾手快，伸腿绊倒一个，又扑上去按住另一个，喊着“绑起来”。副官赶紧掏出铁丝，把两个鬼子捆了个结实，像捆粽子似的。“等他们带着俘虏冲回己方阵地时，营长都不敢信——十七个人出去，不仅没减员，还抓了两个活的！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鬼子是小队的通讯兵，身上还带着鬼子的部署图。”
　　这场仗打完，上级给鲍养玉发了枚银质勋章，勋章正面刻着“英雄银奖”四个字，背面还有他的名字。“鲍养玉后来跟我说，他把勋章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每次摸见，就想起汜水战场上战死的一百多个弟兄——他总说，那勋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那些没能回来的弟兄的。”张老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抬手擦了擦眼角，又把怀表紧紧攥在手里。
　　
　　1942年6月，鲍养玉因为汜水突围战的功劳，被任命为道清交通队队长，职级升成了少校营长。道清铁路从河南道口（今滑县）到清化镇（今博爱县），经过焦作、武陟、沁阳好几个地方，是鬼子运输军火、粮饷的重要线路，也是连接华北和中原的交通要道。
　　“交通队的任务有三个：一是负责战干团与太行山区四个军的联络，传递情报；二是搞敌后破坏，炸铁路、毁军列、端炮楼；三是收容北平、天津的知识青年，把他们送过黄河，去后方读书或参军。”张老解释道，“队里不到四十个人，全是从各个部队挑来的军官，个个都跟鲍养玉一样，是能打能拼、懂技术的硬茬——有会爆破的，有会侦察的，还有会说日语的。”
　　可这条交通线并不好走。鬼子和“皇协军”（伪军）在沿线每隔几里就设一个岗哨，要害地段还修了炮楼。“那些炮楼都是用砖石砌的，有两层楼高，楼顶有机枪阵地，楼里能住十几个鬼子或伪军。炮楼外挖了四米宽、四米深的壕沟，沟里还灌了水，沟边拉着铁丝网，布着地雷。夜里探照灯‘唰唰’地扫，跟白天似的，想过去比登天还难。”
　　1942年11月，鲍养玉奉命去黄河北岸的温县执行任务，刚到温县境内，就遇上了鬼子的封锁线——三个炮楼并排立在铁路旁的高地上，间距五十米，把通往黄河渡口的路堵得严严实实。“旁边都是开阔地，没地方躲，绕路的话要多走一百多里，还容易错过和接头人的时间。鲍养玉跟队员们商量，没别的路，只能闯炮楼。”
　　当天下午，鲍养玉带着两个队员，悄悄摸到炮楼附近的玉米地里，观察了一下午。“他发现炮楼里的鬼子每小时换一次岗，探照灯每十分钟扫一次地面，晚上十二点过后，鬼子会换班，那时候岗哨最松懈。”张老说，“回来后，他让队员们准备炸药包，还让人烧了锅黑泥——他说，夜里皮肤太白，容易被探照灯照到，抹上黑泥能隐蔽。”
　　当天半夜十二点，气温降到了零下，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鲍养玉叫上两个队员——一个叫王勇，会爆破；一个叫刘刚，当过侦察兵。三人把衣服全脱了，只剩下一条短裤，浑身抹上黑泥，连脸和头发都没放过，然后把炸药包（每个有十斤重）用布条绑在腰上，手里攥着把钢丝钳，往炮楼的方向爬。
　　“地上全是碎石子和冻硬的土块，爬一步硌得疼，可他们不敢停——探照灯的光扫过来时，他们就得赶紧趴在地上，屏住呼吸，连动都不敢动。”张老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仿佛在模拟当时的紧张，“有一次，探照灯的光停在离他们不到十米的地方，鲍养玉能听见炮楼里鬼子的笑声，还有酒瓶碰撞的声音。他趴在地上，心‘砰砰’地跳，生怕被发现。等探照灯移走，他才发现，王勇的手都在抖——不是冷的，是紧张的。”
　　四百多米的路，他们爬了快一个小时。摸到铁丝网前，鲍养玉用钢丝钳小心翼翼地剪断铁丝网，每剪一下都要停一会儿，听炮楼里的动静。刚钻过铁丝网，就听见壕沟里传来鬼子的咳嗽声——炮楼底下有个哨兵，正靠在墙边抽烟。
　　鲍养玉赶紧示意王勇和刘刚趴下，等哨兵转身的间隙，他猛地跳起来，捂住哨兵的嘴，另一只手用匕首抵住哨兵的脖子。哨兵想挣扎，王勇和刘刚赶紧上来按住他，没一会儿，哨兵就不动了。“他们把哨兵拖到壕沟里，然后搭着人梯往上爬——鲍养玉踩着王勇的肩膀，先摸到第一个炮楼的门，把炸药包塞进门缝，拉了引信，又赶紧往第二个炮楼跑。”
　　
　　张老的声音突然拔高，像是在还原当时的爆炸：“三声巨响几乎是连着的！‘轰隆！轰隆！轰隆！’三个炮楼‘唰’地一下就塌了，砖瓦和木头往下掉，里面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埋在了瓦砾里。有个鬼子从二楼跳下来，腿摔断了，刚想喊，就被刘刚一枪打死了。”
　　等硝烟散得差不多了，鲍养玉带着两人赶紧撤离，回到玉米地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们身上的黑泥都冻成了冰碴，嘴唇冻得发紫，可没人喊冷——鲍养玉看着塌了的炮楼，笑着说‘这趟没白来’。”
　　可这还不是最绝的。鲍养玉知道，光靠硬闯不行，得找个内应。后来他通过线人，找到了“皇协军”的头子李段章——李段章是本地人，家里有老婆孩子，不想跟着鬼子干坏事，可又不敢反抗。
　　“鲍养玉偷偷见了李段章两次，第一次李段章还很警惕，说‘你别害我’。鲍养玉跟他说‘我们只打鬼子，不打中国人，你要是肯帮忙，以后抗战胜利了，没人会算你的账’。第二次见的时候，鲍养玉还带了两袋面粉——那时候粮食金贵，李段章家里也缺粮。”张老笑着说，“李段章被说动了，答应当内应，给了鲍养玉伪军领章、少校副官的证件，还跟他说‘以后要炸炮楼，提前三天给我捎信，我让弟兄们找个理由出去’。”
　　
　　有了李段章的帮忙，交通队炸炮楼就顺利多了。“每次要炸伪军的炮楼，鲍养玉就提前暗地通知李段章，让炮楼里的伪军在炸楼前‘出去巡逻’，等炮楼炸完，伪军再回来‘假装救援’。几个月下来，他们炸掉了五个炮楼，没伤一个伪军。”张老说，“鬼子后来觉得奇怪，怎么炮楼总被炸，却没抓到人？查来查去也没查出问题，最后没办法，把这段的炮楼全撤了，换成了流动岗哨。”
　　鲍养玉趁机带着队员，把之前炮楼外的壕沟炸平了几段，在封锁线上开了个三里宽的口子。“往后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运粮食、运弹药，都从这走；北平来的知识青年，也从这过黄河——有次一下子送了五十多个学生，都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鲍养玉还跟他们说‘到了后方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国家’。”
　　只是代价也不小。有一次，两个湖南籍的队员在清理炮楼附近的地雷时，不小心踩中了引线。“轰隆”一声巨响，两个人直接被炸没了，只剩下几块碎衣服。“鲍养玉当时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手里的铁锹都掉在了地上。后来他跟我说，夜里想起那两个弟兄，就睡不着觉——一个才二十岁，家里还有老娘；一个刚结婚，老婆还怀着孕。可他知道，这路必须打通，不然更多人得死在鬼子手里。”张老叹了口气，又喝了口热茶，眼神里满是沉重。
　　
　　除了炸炮楼，鲍养玉的交通队还专找鬼子的运输队下手。道清铁路上的鬼子军列，只要被他们盯上，很少有能全身而退的。
　　“1943年春天，有次鬼子从新乡往沁阳运大米和弹药，要供给中条山的鬼子部队。鲍养玉通过沁阳的内线——一个在火车站当扳道工的老乡，摸清了军列的发车时间、车厢数量，还有押送的鬼子人数。”张老说，“他提前带着五个队员，在沁阳车站外一公里的地方埋炸药——那地方是个弯道，火车到这儿会减速，正好下手。”
　　那天早上，天刚亮，鲍养玉和队员们就趴在铁轨旁的土坡后，手里攥着引信的拉绳，眼睛死死盯着铁路尽头。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汽笛声，军列的黑烟在天边冒了出来，越来越近。鲍养玉压低声音：“都别急，等车头过了炸药点再拉！”
　　军列慢悠悠地拐过弯道，车头刚驶过埋炸药的位置，鲍养玉猛地拽下拉绳——“轰隆”一声巨响，铁轨像被巨手拧成了麻花，车头瞬间脱轨，重重撞在路边的土坡上，冒出滚滚浓烟。后面的车厢跟着连环相撞，大米从破洞里倾泻而出，撒了一地；弹药箱被撞开，子弹“哗啦啦”滚出来，有的还因为碰撞擦出了火花。
　　“打！”鲍养玉喊了一声，队员们的机枪、步枪一起响了起来。车厢里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东倒西歪。有个鬼子军官想爬出车外指挥，刚探出头，就被鲍养玉一枪打在胸口，倒了下去。剩下的鬼子躲在车厢里开枪还击，鲍养玉让队员们扔手榴弹，“砰砰”几声，车厢被炸得千疮百孔，再也没了动静。
　　清理战场的时候，队员们扛走了几箱弹药，还把没撒的大米分给了附近的老乡。“老乡们好久没见过白米了，捧着米哭，说‘谢谢你们，这下能给娃煮顿饱饭了’。”张老说，“鲍养玉看着老乡们的样子，跟队员们说‘咱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饱饭吗’。”
　　
　　1943年夏天，鲍养玉又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他从内线那里得知，有三辆汽车、三十七个鬼子要从怀庆府（今沁阳）往北去济源，车上还拉着武器和粮饷。鲍养玉立马联系了第4集团军打游击的何队长，两人约定在鬼子必经的王屋山道设伏。
　　“那山道窄得很，只能过一辆车，旁边就是悬崖，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张老说，“他们在山道中间埋了炸药，还砍了几棵大树，准备堵退路。何队长带游击队的人守在山道那头，鲍养玉带交通队的人守在这头，形成夹击。”
　　中午的时候，鬼子的汽车开了过来，第一辆车上的鬼子还探出头四处看，见没动静，就放心地往前开。等最后一辆车刚进伏击圈，鲍养玉猛地拉了引信，“轰隆”一声，炸药炸塌了山道，后面的退路被堵死；何队长那边也立马开枪，前面的汽车被打得冒了烟。
　　鬼子想下车突围，可山道两边的火力太猛，根本抬不起头。有个鬼子想往悬崖下跳，结果没抓稳，直接摔了下去。三十七个鬼子，最后一个都没跑掉，全被炸死、打死了。“他们缴获了三车物资，有步枪、子弹，还有不少罐头和饼干。鲍养玉把罐头分给了队员和游击队，说‘大家都辛苦，补补身子’。”
　　
　　1944年5月，洛阳失守后，鲍养玉接到命令，留守洛阳，负责和西安方面的联络，还要掩护地下工作者。他在洛阳西大街开了家金店，叫“宝昌金铺”，柜台里摆着金银首饰，伙计都是交通队的队员，对外装成做生意的样子。
　　“金店后面有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李家房里藏着八路军的电台，每天夜里，鲍养玉都会跟西安方面联系，传递洛阳的敌情。”张老说，“有一次，鬼子突然来查店，鲍养玉赶紧让报务员把电台藏在炕洞里，自己戴着金戒指、拿着算盘，装成算账的样子。鬼子翻了翻柜台，没发现异常，又问了几句生意上的话，就走了。等鬼子走远，鲍养玉的后背都湿透了——要是电台被发现，整个洛阳的地下工作就全完了。”
　　那段时间，洛阳各县都有鲍养玉安排的地下工作队员，有的装作货郎，有的装作农民，一有鬼子的动静，就赶紧通过金店传递消息。“有次队员传来消息，说鬼子要在洛阳抓青年去当劳工，鲍养玉立马联系游击队，提前把附近的青年转移走，救了几十个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时，鲍养玉正在金店算账。“伙计跑进来喊‘鬼子投降了！’，他一开始还不信，以为是谣言，直到看见街上有人举着小旗子欢呼，才敢相信。”张老笑着说，“鲍养玉关了金店的门，带着队员去街上，跟老百姓一起拍手、喊口号，有的人还哭了——打了八年，终于赢了。”
　　抗战胜利后，鲍养玉去了汤阴县，在孙殿英部队的军事学校当助教，教学员们射击和爆破。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路过汤阴时，鲍养玉带着几个学员，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他跟解放军的同志说‘我打鬼子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某个人，现在不想打内战了’。”
　　后来，鲍养玉被送到林县的军官收容所学习，学习结束后，就回了偃师老家，种起了庄稼。“他把当年的勋章和怀表收在木盒子里，藏在床底下，平时很少拿出来看，也不跟村里人说自己当年打鬼子的事。”张老说，“有人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就说‘在外面做点小生意，没什么特别的’。”
　　新中国成立后，偃师县公安局招人，知道鲍养玉有侦察和侦破的本事，就请他当助理员。“他没推辞，说‘能为国家做事，我愿意’。”张军说，“鲍养玉协助公安破了好几起敌特大案，有次还抓住了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缴获了特务的电台和情报。公安的同志都夸他‘眼睛毒，脑子活’。”
　　
　　张军最近一次见鲍养玉，他正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我问他‘鲍大哥，这辈子后悔吗？’，他笑了笑，说‘不后悔，当年上战场打鬼子，是应该的；后来当公安，保护老百姓，也是应该的。要是时光能倒流，我照样会选择上战场，就算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想起张军说的鲍养玉——那个腰绑炸药爬炮楼的少校，那个开着金店的地下工作者，那个种庄稼的农民，那个抓特务的公安助理员。
　　他只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中的一个，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每一个像鲍养玉这样的人，都是照亮历史的光，只要我们记得，这光就永远不会灭。
　　
　　(二)
　　
　　2019年底的南充，冷得透着股钻骨的湿意。我跟着志愿者小陈等人往高峰村走，田埂上的薄霜被鞋底碾出细碎的“咯吱”声，远处的山坳里飘着几缕炊烟，安静得能听见风刮过竹林的“沙沙”响。小陈指着前方晒谷场边的矮屋说：“那就是张顺修老兵的家，他原名赵顺修，当年在远征军里打过大大小小几十仗，救过师长，还追过鬼子的溃兵。”
　　我轻手轻脚走到屋前，看见门槛上坐着位老人：穿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袖口缝着块补丁，手里攥着个军绿色布袋——布袋的边角磨得发亮，上面隐约能看见个褪色的“军”字。他眯着眼晒太阳，左手的袖子空荡荡地垂着，风一吹就轻轻晃。听见脚步声，他慢慢抬了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警惕，随即柔和下来：“是李明吧？我们都是抗战老兵，进来坐，喝碗热茶。”
　　屋里陈设简单，靠墙的木柜上摆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年轻汉子穿着军装，肩扛轻机枪，眼神亮得像淬了火。“这是我25岁那年在怒江拍的。”老兵指着照片，声音轻得像怕碰碎回忆，“那会儿刚从美国学完火箭炮回来，还是个机枪排排长呢。”
　　我接过老兵孙媳妇递来的热茶，暖意在手里散开。他打开军绿色布袋，里面裹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美国军用毯子，边角绣着个模糊的“赵”字。指尖摸着毯子的粗帆布，老人的眼神飘向窗外的山，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枪声、雨声，还有战友的笑脸，就跟着他的声音，一点点铺展在我眼前——仿佛我也站在了1945年芒市的深山里，看见了那个扛着机枪追剿鬼子的年轻身影。
　　
　　1945年1月20日，芒市刚被远征军攻克，城里的断壁残垣还冒着青烟，赵顺修就跟着部队钻进了城郊的深山——上级命令他们追剿那些躲进老林的溃逃鬼子。“那些鬼子是真能藏，”老人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像是在模拟当年搜山的场景，“他们知道打不过正规军，就往没人去的密林子钻，有的爬到山路旁的大榕树上，用藤条把自己捆在树干上，再盖上树枝、树叶，远看就像个鼓起来的树疙瘩，连鸟都能落在他们肩膀上。”
　　头一天搜山，就出了人命。“我们班的小李，才18岁，四川巴县人，总跟在我屁股后面喊‘排长，啥时候能回家吃碗热汤圆’。”老人的声音沉了下去，指尖紧紧攥着毯子的边角，“那天他走在最前面，刚绕过一棵大榕树，树上突然‘砰’地响了一枪——小李‘哎哟’一声就倒在地上，胸口的血瞬间把军装染透了，他睁着眼睛看我，嘴动了动，没说出话就没气了。”
　　战友们都红了眼，赵顺修端起轻机枪，对着榕树顶“哒哒哒”扫了一梭子。树叶“哗哗”往下掉，一个裹着树枝的黑影从树上摔下来，落地时还攥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我走过去踢了踢他的尸体，看见他口袋里装着半块发霉的饭团——这些鬼子，都快饿死了还想着杀人。”
　　
　　从那以后，搜山成了提着脑袋的事。他们三个一组分散拉网，彼此用三短一长的哨声当信号，每走三步就抬头看树，连藤蔓缠绕的树洞都要捅一捅。“山里的日子苦啊，”老人叹了口气，“饿了就啃口干粮——那干粮是炒面混着杂粮，咬一口能硌得牙疼；要是运气好，能摘到野芒果、野山桃，酸得倒牙也得吃；渴了就捧口山泉水，有时候水里飘着落叶，也顾不上脏，猛灌几口接着走。”
　　晚上更难熬。他们裹着单雨衣躺在地上，山里的露水大，半夜能把衣服渗得湿透，早上起来头发上都挂着冰碴。“有次我们在山里转了三天，连个鬼子的影子都没见着。有个叫王大山的战友，河南人，蹲在石头上就哭了，说‘排长，咱们是不是永远出不去了？我娘还在家等我呢’。”赵顺修拍着他的肩膀，把自己仅剩的半块干粮塞给他：“别急，只要咱们不放弃，总能找到鬼子，总能回家。”
　　第四天下午，他们在一片竹林里闻到了烟味。“是鬼子煮东西的糊味，特别淡，要不是风往这边吹，根本闻不到。”赵顺修赶紧让战友们蹲下，自己猫着腰往前摸，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前面几棵竹子上挂着“树疙瘩”——三个鬼子正吊在竹枝上，手里的步枪斜挎着，枪口对着山下的路。
　　“我让两个战友趴在左边，用步枪瞄准鬼子的脑袋，自己扛着轻机枪对准中间那棵竹子，另外两个战友去搬平射炮。”老人比划着射击的姿势，眼神里闪过当年的锐利，“‘砰！砰！’两枪，最边上的两个鬼子先掉了下来，身体砸在竹林里发出‘噗’的闷响；我赶紧扣动扳机，轻机枪‘哒哒哒’的声音在竹林里回荡，中间那个鬼子的伪装被打烂了，‘啊’地叫了一声，从竹子上摔下来，腿还挂在藤条上，晃来晃去；没一会儿，平射炮也架好了，‘轰隆’一声，最粗的那棵竹子被轰得拦腰折断，藏在上面的鬼子直接摔进竹丛里，没了气。”
　　那次拉网搜剿，他们一共消灭了十七个鬼子，缴获了五支步枪、一挺轻机枪，还有三袋发霉的大米。“清理战场的时候，我看见有个鬼子的口袋里装着张照片，是个女人抱着孩子，背后还写着‘吾妻吾子’。”老兵的声音软了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可转念一想，他们跑到咱们国家来烧杀抢掠，多少中国人的家被他们毁了？这都是他们应得的。”
　　
　　赵顺修是四川南充南部县西河乡人，家里世代种玉米和红薯，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手巧，会绣虎头鞋。“我小时候读过三年多私塾，先生教我念‘天地君亲师’，还跟我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人笑着说，“那时候我就想着，要是有一天国家需要我，我肯定上。”
　　1939年9月，村里来了招兵的，布告贴在土地庙的墙上，红底黑字写着“保卫家国，参军抗日”。赵顺修看完，回家跟父母说了声就报了名。“我爹当时急得直跺脚，说‘你是家里的独子，要是出了事，咱们家就断了根’。我跟他说‘爹，要是鬼子占了咱们的家，咱们就算活着，也得受他们欺负’。我娘躲在屋里哭，给我缝了双布鞋，塞了个装着炒面的布包，没出来拦我。”
　　几天后，他跟着一百多个新兵，背着行李往重庆潼南走——要在那里进行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走了十多天，脚上磨起了好几个水泡，有的水泡破了，袜子粘在肉上，一走路就钻心地疼。晚上宿在破庙里，有的人想家，偷偷哭，我就给他们读我带的《论语》，其实我心里也想家，可我不能说——我是读过书的，得给大家做个样子。”
　　到了潼南，训练比走路还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绕着操场跑二十圈，跑完还要练队列、刺杀；中午顶着太阳练打靶，枪托抵在肩膀上，震得生疼；晚上还要学军事理论，认地图、算弹道，有时候学得太晚，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我因为识文断字，学理论比别人快，教官总夸我‘赵顺修，你这脑子，将来能当军官’。”
　　三个月后，他和另外三十多个有文化的新兵，被派到湖南沅陵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3期学习。“那里的教官都是从德国、苏联回来的，教我们射击、爆破、战术指挥，还有野外生存。我记得有次练爆破，我把炸药包的引信剪短了两厘米，结果差点没跑开，教官把我骂了一顿，说‘战场上差一厘米都能要命，你得记住，对武器要像对自己的命一样认真’。”
　　
　　1940年夏天，赵顺修从训练团毕业，回到重庆，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1军88师。“第一次见胡家骥师长，是在师部的操场上。他穿着跟我们一样的灰布军装，没戴军衔，跟战士们一起练刺杀，动作比谁都标准，汗水顺着脸往下淌，也没停下来。”胡师长看见他，走过来问“你叫啥名字？读过书？”，赵顺修立正敬礼：“报告师长，我叫赵顺修，读过三年私塾，还在训练团学过战术。”胡师长拍着他的肩膀笑了：“好，有文化又能吃苦，以后多学本事，打鬼子用得上。”
　　1942年5月，胡师长把赵顺修和另外七个文化高的战士叫到师部，说要派他们去美国学习新式武器的使用技术。“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能去国外。我们坐了半个月的船，到了美国的杜鲁门炮兵团，学了三个月火箭炮的使用原理和方法。”老人眼里闪着光，“美国人的火箭炮真厉害，一排能打十二发，射程能到三公里，爆炸的时候能把地皮都掀起来。我学得特别认真，笔记记了满满两本，想着回国后能用它多打鬼子。”
　　回国后没多久，赵顺修就升任了机枪排排长，带着三十多个战士驻扎在怒江一带，守着江防。“怒江的水又急又浑，对面就是鬼子的阵地，每天都能听见他们的炮声。我们在江边挖了战壕，晚上轮流站岗，生怕鬼子偷偷渡江。”
　　
　　1943年春天，88师在怒江西岸打了一场硬仗。鬼子的援兵来得快，装备又好，我军渐渐撑不住，只能往怒江对岸退。可没想到，江面上的桥被鬼子炸断了，备用的木船也被烧得只剩残骸，鬼子还在后面紧追不舍，枪声越来越近。
　　“胡师长站在江边，急得直跺脚。他的太太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脸色苍白，扶着树直喘气。”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危急时刻，“师长拉住我的手，声音都在抖：‘顺修，你水性好，拜托你把你嫂子送过去，我这辈子都记着你的情！要是你们出了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嫂子肚子里的孩子！’”
　　赵顺修看着师长着急的样子，又看了看师母颤抖的手，咬了咬牙：“师长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得把师母送过去！”他赶紧找了根粗麻绳，把师母的腰和美式帆布背包绑在一起——那种背包是空的，能浮在水上。“我把绳子的另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让师母趴在背包上，双手抓住背包带。江里的水特别冷，刚跳下去就打了个寒颤，水流又急，把我们往下游冲，我只能拼命往对岸游，胳膊划得又酸又疼，也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我们俩都得被浪卷走。”
　　游了大概三四里地，赵顺修终于把师母推上了岸。师母趴在地上，吐了好一会儿，缓过劲来后，拉着他的手哭：“顺修，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和孩子都活不了。你师长还在对岸，你可一定要把他也救过来啊！”
　　没等歇口气，赵顺修又跳进江里——他还要救胡师长。“江水比刚才更急了，有好几次，浪头把我按在水里，我呛了好几口浑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把师长救过去。”终于游到对岸，胡师长正趴在江边的石头上，看见他回来，赶紧伸手拉他。赵顺修用同样的方法，把师长拴在背包上，往对岸游。“师长在后面说‘顺修，要是累了就说一声，咱们歇会儿’，我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没力气了。”
　　到了对岸，师长拍着他的肩膀，眼泪都快下来了：“顺修，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不管你遇到啥困难，只要跟我说一声，我绝不含糊！”后来，部队找到了几只竹筏，陆续把剩下的战士送过了江。“要是没有顺修，我和你嫂子就没了，咱们88师也得损失不少好弟兄。”往后，胡师长总跟别人这么说，还把自己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了赵顺修——笔身上刻着“胡家骥赠”四个字。“师长说‘这支笔你拿着，以后不管是写字还是记笔记，都能用得上’。我把笔藏在贴身的口袋里，从来没舍得用过。”
　　
　　1944年6月初，滇西反攻战打响，88师在第8军荣誉第1师的支援下，进攻龙陵。鬼子在龙陵修了很多碉堡和战壕，依托防御工事，打得特别顽强；加上连日暴雨，山路又滑又烂，战士们爬一步退半步，我军久攻不下，伤亡越来越多。
　　“胡师长急得不行，在指挥部里来回走，说：‘不能再等了，再等鬼子的援兵就到了！咱们88师从来没有攻不下来的阵地！’”第二天一早，胡师长亲自带一个加强团，向鬼子的东老坡阵地发起冲锋。赵顺修的机枪排也跟着上了战场，他扛着轻机枪，走在队伍中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像潮水似的往阵地上冲。鬼子的机枪“突突突”地响，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有的战士刚冲出去几步，就倒在了地上。“我趴在地上，对着鬼子的火力点射击，想把他们的机枪压制住。没一会儿，我的左胳膊突然一疼，低头一看，子弹擦过胳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把军装染透了。我随便找了块布条，缠在胳膊上，接着打——我要是停了，后面的战友就得被鬼子的机枪扫到。”
　　打了半天，战士们终于冲到了东老坡的半山腰，可鬼子还在负隅顽抗，从碉堡里往外扔手榴弹，爆炸声在山坳里回荡。“胡师长拿着枪，冲在最前面，喊着‘兄弟们，跟我上！把鬼子赶下山去！’我们跟着师长，一起往上冲。我的脚脖子突然一疼，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低头一看，被子弹打穿了，血顺着裤腿流到鞋子里，走路一瘸一拐的。可我不敢停，要是我停了，就对不起师长，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终于，他们占领了东老坡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道路。可胡师长也中弹负伤了，子弹打在他的肩膀上，鲜血直流。被抬下阵地时，师长还在喊“继续进攻，别让鬼子跑了！一定要把龙陵拿下来！”。赵顺修被送到后方医院，医生给他的胳膊和脚脖子缝了十几针，养了一个多月的伤，才好利索。“出院的时候，胡师长来看我，还带了罐牛肉罐头——那时候罐头可是稀罕物，我舍不得吃，跟班里的战友们分着吃了，大家都说‘排长，这罐头真好吃，以后咱们多打鬼子，就能多吃几罐’。”
　　
　　伤愈后，赵顺修带着二十多个战士，外出执行搜索任务——要摸清鬼子的后勤补给线。有天下午，他们在一片玉米地后面，发现了一栋老百姓的土坯房：房子的窗户破了，门口堆着几支三八式步枪，还有两个鬼子背着枪，在门口来回走。“我跟战友们商量，先干掉门口的鬼子，再包围房子，别让里面的鬼子跑了。”
　　他和两个战友悄悄绕到鬼子身后，手里攥着匕首。趁左边的鬼子转身的间隙，赵顺修猛地扑上去，用左手捂住鬼子的嘴，右手的匕首“噗”地刺进了鬼子的腰里；另一个战友也同时动手，干掉了右边的鬼子。“我们把鬼子的尸体拖到玉米地里，然后把房子团团围住，朝天放了几枪——我们知道，鬼子听见枪响，肯定会以为我们要进攻，会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取枪。”
　　果然，没一会儿，房子里就冲出了十一个鬼子，有的光着脚，有的还没来得及系腰带。“我喊了声‘打！’，所有战士的枪一起响了，‘砰砰砰’的枪声在玉米地里响成一片。那些鬼子没跑几步，就全倒在了地上，鲜血渗进了土里，把周围的玉米叶都染红了。”赵顺修喘了口气，眼神里带着一丝沉重，“我让两个战友守在门口，自己端着轻机枪，从窗户往屋里扫了几个点射——里面没再传来动静，我们才敢冲进去。”
　　屋里一片狼藉，桌子被掀翻，地上散落着鬼子的军帽和弹药。“在靠窗子的床铺附近，我们发现了两具鬼子的尸体，看样子是被流弹击中的；走到房间角落，突然听见‘呜呜’的哭声，低头一看，是个学生样的日本兵，也就二十岁左右，抱着头蹲在地上，浑身发抖；再看床上，还缩着个年轻妇女，穿着老百姓的粗布衣服，脸吓得惨白，看见我们就往床底下躲。”
　　战士们把被俘的日本兵拉到房前，用绳子捆在树上。赵顺修走到妇女身边，轻声问她是哪里人。“她哭着说，自己是龙陵本地的，丈夫被鬼子杀了，她被抓来给鬼子做饭，已经在这里关了半个多月。”赵顺修心里一阵发酸，转头看了眼树上的鬼子，又看了看妇女眼里的恨，突然解下自己腰间的匕首，递到她手里：“要是想报仇，就自己了断他。”
　　妇女盯着匕首看了半天，眼泪越流越凶，突然一把抓过匕首，冲到鬼子面前。“她咬着牙，眼神里全是血丝，把匕首对准鬼子的胸口，猛地刺了进去！鬼子‘啊’地惨叫一声，身体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妇女扔掉匕首，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丈夫、我爹娘，终于能给你们报仇了！”
　　赵顺修让战友给妇女找了点干粮和水，又指了条安全的路，让她赶紧回家。“她走的时候，给我们磕了三个头，说‘谢谢你们，你们是好人’。”赵顺修叹了口气，“那时候我就想，打仗最苦的还是老百姓，我们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部队时，赵顺修正和战友们在云南的营地里擦枪。“有人从外面跑进来，喊着‘鬼子投降了！天皇下诏了’。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谣言，没人信——打了这么多年，哪能说投降就投降？”直到连长拿着印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报纸跑过来，把报纸举得高高的，营地里才炸开了锅。
　　“有的战士把帽子扔到天上，有的抱着战友哭，还有的拿出珍藏的酒，你一口我一口地喝。我也哭了，不是难过，是高兴——我们终于赢了，终于能回家了！”赵顺修笑着说，眼里却泛起了泪光，“那天晚上，我们围着篝火唱歌，唱《松花江上》，唱《大刀进行曲》，唱到嗓子哑了还不停。”
　　
　　没过多久，部队接到命令，乘飞机前往苏州，随后又移师上海江湾。到了上海，生活渐渐安定下来，赵顺修却越来越想家——他已经六年没见过父母了，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有天早上，赵顺修正在操场上训练，警卫员突然跑过来，说胡师长找他。“我赶紧整理好军装，跑到师部。师长看见我，笑着说：‘顺修，你跟我多久了？’我说：‘报告师长，快四年了。’他点点头，说：‘你有多少年没回老家了？’我一愣，说：‘六年了。’”
　　胡师长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年你跟着我，出生入死，也该回家看看父母了。我准你一个月假，回去好好陪陪他们。”赵顺修当时就懵了，反应过来后，“啪”地敬了个礼，眼泪差点掉下来：“谢谢师长！”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师长的警卫员就来叫他：“赵排长，师长让你跟他一起走，从上海乘飞机到武汉，再转车回四川——这样能省不少时间。”赵顺修高兴得一夜没睡，赶紧收拾行李，跟着胡师长去了机场。
　　到了武汉，师长太太拉着他的手，问他：“你回老家带了多少钱？”赵顺修摸了摸口袋，说：“有100元。”师长太太从包里拿出300元，塞进他手里：“拿着，路上要花不少钱，回家给你爹娘买点点心，再扯块布做件新衣服。”
　　赵顺修攥着钱，心里暖烘烘的。他跟着胡师长到了汉口码头，要分别的时候，师长拍着他的肩膀说：“顺修，放假结束了就赶紧归队，咱们还要一起建设国家，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赵顺修用力点头：“师长放心，我肯定按时回来！”
　　
　　赵顺修买了到重庆的船票，因为是逆水行舟，船走得特别慢，江风又大，他每天都站在船头，望着远处的山，心里盼着早点到家。“走了十多天，终于到了重庆。我没敢耽误，从重庆步行回南部县，路上走了二十八天，脚上磨起了好几个水泡，有的水泡破了，就用布条裹着接着走——一想到马上能见到爹娘，就不觉得疼了。”
　　终于到了西河乡，赵顺修远远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是他的爹娘！“我爹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我娘手里还拿着针线，看见我就哭着跑过来，抱着我说‘儿啊，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赵顺修跪在地上，抱着爹娘的腿，眼泪止不住地流：“爹，娘，我回来了，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那几天，家里天天都有乡亲来，听他讲打鬼子的事，爹娘看着他，脸上满是骄傲。
　　可没想到，到家刚两天，村里的邮递员就送来一封电报——是部队发来的，让他七天内返回，部队要开拔去北方。“我拿着电报，手都在抖。从老家到上海，就算骑马、坐船，七天也根本赶不到啊！”赵顺修急得团团转，想跟部队联系，可村里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娘看着我着急的样子，说：‘儿啊，实在赶不上就别去了，娘不想再担惊受怕了。’”赵顺修看着爹娘花白的头发，心里一阵难受——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让他们担心了。“那天晚上，我对着上海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师长，对不起，我没能按时归队。’”
　　从那以后，赵顺修就留在了家里，种地、养猪，过起了普通农民的日子。他把胡师长送的钢笔、军用毯子，还有那枚在龙陵战役中获得的军功章，都藏在木箱里，偶尔拿出来看看，就想起在部队的日子，想起胡师长的恩情。
　　半年后，赵顺修突然收到一个从上海寄来的包袱，是胡师长托人寄的。“打开一看，里面有美国军用毯子、军用呢子大衣，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顺修，得知你未能归队，我不怪你——回家孝敬父母也是大事。这些东西你留着用，天冷了，别冻着。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见面’。”赵顺修抱着毯子，哭了好久，“师长心里一直记着我，可我却没能再见到他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赵顺修搬到了高峰村，和邻村的姑娘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他从来没跟村里人说过自己是抗战老兵，也没提过救过师长的事——“我不想张扬，那些牺牲的战友都不在了，我能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
　　后来，赵顺修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胡家骥师长于1996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0岁。“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拿出师长送的钢笔，看了好久，对着香港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师长，您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您放心，咱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好了，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2015年，全国开展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志愿者找到了高峰村，才发现这个普通的老人，竟然是当年的远征军战士。“他们给我送来了纪念章，民政部门还为我落实了补助，每个月都能领到钱。”赵顺修笑着说，“我特别欣慰，没想到国家还记得我，还记得我们这些打鬼子的老兵。”
　　2021年10月，赵顺修的身体越来越弱，临终前，他让家人把胡师长送的军用毯子盖在身上，又让儿子把那支派克钢笔放在他手里。“他轻声说：‘我要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师长和战友们了。跟他们说，咱们国家的老百姓都过得很好。’”